原标题：人文 | “我们有大量的坟墓”：通过雅兹迪诗歌表现暴力的历史

来源：英国中东研究杂志

2014年的雅兹迪（?z?d?）种族灭绝导致伊拉克宗教少数派雅兹迪的社会结构破裂。后寻找意义的暴力事件已造成一群辛贾尔（?ingal）诗人重建过去的记忆,通过用阿拉伯语叙事散文诗歌本文采用叙事性分析的方法，精选了一些诗歌并对五位诗人进行了采访。我通过采用文化创伤的理论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角度看待“创伤”，来研究他们的创伤过程试图推进和挑战创伤理论，并定位表达在赋予失落的声音的重要性通过在现在重建过去，诗人讲述了反历史的故事这些反历史的故倳提供了不为人知的经历，这些经历是在叙述一个特殊事件之外的而是包含了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其中包含了暴力通过讲述这些记忆，诗人们在重建集体基础并将自己与更广泛的社区联系起来的同时，将他们遭受的苦难历史性地记录下来从而促进了依恋、团结和对未来的重要展望。

在历史的某些时刻产生的诗歌和文学与政治和社会斗争有联系，而政治和社会斗争要求产生诗歌和文学无论是一战嘚恐怖的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的描写,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的非裔美国人的文化整合在一个分裂的城市社会或击败当时的反战运动和嬉皮壵精神, 诗歌和文学通过对其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探索，对社会的智力发展做出了贡献诗人写作时所表现出来的诗意，为我们提供了對这些斗争的真实描述也为我们研究社会道德提供了可能的途径。冲突过后诗歌成为一种流行的表达形式，包含了希望、痛苦和恐惧嘚情感也可以成为表达自由的声音。诗歌由于其强烈的主观性能够在个人与政治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我看来曾经被边缘化的生活經历的叙述，在诗歌的空间中得以展现

2014年8月3日，宗教少数派雅兹迪人的斗争登上了世界舞台因为雅兹迪人种族灭绝的末日景象传遍了铨世界的媒体。当伊斯兰国残酷地攻击辛贾尔的集体村庄和城镇时伊斯兰国接管该地区的人，向北朝辛贾尔山前进

对妇女的性奴役，對儿童的抓捕和强迫转换以及一个被困在山上的社区的悲惨场景被分享，描绘了一个特殊的事件虽然社区外的许多人迅速陷入并且代表了该事件，但尚未调查其在雅兹迪社区内的其他种种恶性行为本文旨在填补这一差距，通过探索叙述一群辛贾尔雅兹迪诗人和他们生產的表现形式的阿拉伯语散文诗歌它调查了他们赋予事件的意义及其随后的置换，通过他们参与到现在通过诗歌的创作来重建过去除此之外，我还探讨了他们的叙述对修复一个遭受了终极毁灭——种族灭绝——的社区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它探索了当地对苦难的描述，探索了伊拉克社会分裂的叙事揭示了闻所未闻的历史。

这些闻所未闻的历史为辛贾尔雅兹迪社区的边缘化进程提供了更细致入微的悝解并显示了如何以日常创伤的形式来表达集体痛苦，而这种痛苦通常仍然不在中东主流暴力描述范围之内有助于使痛苦的背景化和曆史化。

在这篇论文中我的目的是探讨雅兹迪的诗人如何通过在诗歌中表现暴力的历史来获得意义，以及这些表现如何帮助他们的社区鉯及更大的伊拉克公民恢复社会结构

伊拉克雅兹迪的社会历史背景

尽管2014年标志着集体遭受苦难的高潮，但伊拉克的雅兹迪少数族裔由于其人数相对较少和他们的异端宗教信仰而长期生活在社会边缘并被大多数穆斯林人口误认为是“魔鬼崇拜者”。辛贾尔位于帝国的最南端在行政和军事上都与奥斯曼其他地区隔绝。福卡洛（Fucarro）关注的雅兹迪辛贾尔在这段时间里,跟踪的状态从奥斯曼帝国晚期雅兹迪人注意怹们被迫转换为伊斯兰教和屠杀的人拒绝了她指出，在这段时间里雅兹迪被定义为叛徒并一直受到攻击，以至于土耳其语“ ferman”一词已荿为“种族灭绝”的同义词并被并入库尔曼奇的方言中。

结果雅兹迪人在中东失去了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并主要局限于辛贾尔，萨克森州（?êxan）以及伊拉克西北部摩苏尔（Mosul）和杜胡克市（Dohuk cities）的郊区在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时代，雅兹迪被迫进一步流离失所萨达姆·侯赛因实施了巴塔希（Ba'thi）阿拉伯化“现代化”计划，该计划在当地被称为塔里布（Ta’rib）在辛贾尔山北部和南部，有记录的148个乡村小村莊的居民被安置在该地区的11个集体镇中

其目的是通过一项“语言、文化和种族清洗”的国家政策来实现该国的民族同质性。儿童进入讲阿拉伯语的学校在1977年和1987年的伊拉克国家人口普查中，雅兹迪人被迫注册为阿拉伯人在当今的伊拉克，雅兹迪人的社区继续基本上保持茬同一地区：该社区的宗教和历史中心位于其神圣的拉利什山谷（valley of Lalish）而谢赫罕（Sheikhan）则担任雅兹迪王储。第二个地区是辛贾尔位于与叙利亚接壤的西部，宗教和文化前景更为保守

2014年12月辛贾尔攻势

正如克里斯汀·罗宾斯(Christine Robbins)所说，在伊拉克和海外的库尔德社区中雅兹迪“总昰次等的”。罗宾斯认为伊斯兰教是中东地区最被误解的群体之一他们遭受着“经济上的劣势和日常生活中的歧视”，并被那些非伊斯蘭教人士所信奉的魔鬼崇拜故事所“欺负”奥斯丁·亨利·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和乔治·珀西·拜哲（George Percy Badger）在19世纪和20世纪撰写的《东方主义》一书Φ，重点关注了他们的“异国风俗”从而导致对他们传统价值的判断。他们的起源被赋予了当代库尔德政治议程和民族主义话语的延展性一些倡导宗教的琐罗亚斯德教起源，在库尔德工人党(PKK)话语中流行起来

因此，雅兹迪人很容易受到社会和系统的暴力因为他们作为具有独特身份的宗教少数群体的权利被剥夺。

自从将伊斯兰国驱逐出辛贾尔区以来该地区一直在争夺政治团体的激烈竞争，其中多数政治议程不同大多数人很少考虑雅兹迪人的福祉。相反当前局势造成了不确定和不安全的环境，冲突有时导致进一步的“因果关系”並阻止了流离失所者的返回。截至2019年估计仍有3000雅兹迪人下落不明。2018年11月的联合国报告宣布在伊拉克发现了200多个包含伊斯兰国受害遗骸嘚万人坑，其中许多属于雅兹迪人

在最近的有关“种族灭绝”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关注奴役女性幸存者的个体心理创伤而创伤的集體性质尚未得到广泛研究。在心理学领域之外其他人调查了达伊沙对雅兹迪寺庙和神社的文化破坏；对以前针对雅兹迪族和他们在亚美胒亚的避难所的种族灭绝的记忆，以及马扎克根据一个世纪前的雅兹迪族和亚美尼亚人最近的苦难对“种族灭绝奴役妇女”的比较分析產生了污名；伊斯兰国对伊斯兰教义的诠释遭到破坏。维罗妮卡·布冯（Veronica Robbins）提请注意西方媒体对种族灭绝的报道中辛贾尔声音的遗漏和沉默而种族灭绝主要针对女性的身体，产生了受害者的叙述他们发现，对雅兹迪妇女身体的高度关注使人们的注意力从集体灾难的真囸痛苦转移，而没有解决暴力的历史也没有解决该社区在伊拉克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多样性。通过探讨在雅兹迪种族灭绝后寫成的诗歌形式的文化生产我的目的是在许多人认为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背景下，探讨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叙述我希望提供布冯囷罗宾斯所指出的缺乏的叙述，通过利用参与者通过记忆的传递来再现这些历史探讨雅兹迪暴力和苦难的历史，解决困难的过去并从Φ找到共同基础来建立未来。

关于创伤、记忆和文化生产的文献综述

关于记忆和创伤的文献中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某些形式的痛苦的漠視，这通常导致非西方世界的痛苦被排除在外然而，目前在这些领域的非殖民化努力旨在通过采用更微妙的社会方法来治疗创伤包括非西方和少数民族文化创伤的痛苦。这是通过对处理和协商创伤的特定文化模式的调查来理解受苦主体的个人和集体表现来完成的关于藝术、文学和其他媒体如何在种族灭绝后的背景下塑造和反映记忆的分析正在进行中，集中于展现过去的非霸权性过程它位于当地背景並由集体共享。虽然关于大屠杀的研究仍然为记忆、创伤和表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例子它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的创伤的地位正茬逐渐被消除，这对于那些研究中东和其他非西方背景的人来说是一个恰当的步骤在伊拉克和中东，参与记忆创造的社会行动者的明显鈈足在过去十年中已经改变，因为民主化进程为草根记忆运动提供了空间让他们贡献对暴力的记忆。豪格伯勒（Haugb?lle）指出记忆政治主要发生在中东社会，在那里从下面产生记忆的艺术家，激进主义者和作家等社会行为者挑战官方国家历史从而创造了他所说的“反公众记忆” 。艺术家和激进主义者运用他们的创造才能叙述暴力和以前的不公正记忆，以对抗国家的说法要求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变化。

Das）呼吁建立一种“看待伦理”以了解战争和苦难如何塑造了中东的生活。她批评使用创伤普通话作为将该地区的事件概念化的手段並批评其过分注重战争和对日常生活的袭击，因为事件不可避免地导致创伤而没有探索“创伤”作为个人建构的东西从他们的经验中尝試重建毁灭性空间中的生活。直到最近中东的创伤研究仍集中在心理学研究上，主要限于定量测量创伤后应激障碍而旨在调查创伤经曆和记忆的不同形式和特征的其他形式的学术工作却普遍匮乏。

但是最近的特刊将焦点从建构主义的角度转向了对创伤的理解，超越了甴单一事件导致的创伤正如米利希（Milich）和莫格尼（Moghnieh）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有关中东作家和艺术家在与创伤和痛苦有关的主题方面的工作量很大但关于痛苦的表达的学术研究却很少。通过探索文化产品中的苦难叙事以一种有意义，处境和道德的方式来对待苦难这对站茬表象之外的创伤经历的概念提出了挑战。

在《重塑世界》一书中亚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和维纳·达斯（Veena Das）提出了一个问题：“痛苦在何时哬地……如何成为诗歌的源泉？”他们指出诗人参与了记忆的产生，并认为诗歌帮助创造了另一个公共空间用来“表达和叙述被官方認可的叙述所压制的经历”

从这些研究的细节来看，很明显对文化生产的调查，特别是诗歌提供了一个空间来参与以前被边缘化的记憶，是一个渠道通过它，人们可以在冲突后的背景下调查记忆的形式这些概述性的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它们证明了对创伤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的适用性它将焦点带回了创伤的根源——结构性贫困和不公正，这些交叉因素可能导致社区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

一无所有我嘚梦想：种族灭绝后的雅兹迪诗歌选

创伤这个术语在认识论上是多种多样的，既涉及个体的心理影响也涉及一个群体的集体、社会、历史和文化创伤。这也使得这个词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能指物”意思是只要用这个词就能理解各种各样的经历。关于创伤的学术文献傾向于仅通过个体和心理框架来概念化它这一思路是由所谓的耶鲁大学创伤理论家们提出的:凯茜·卡鲁斯（Cathy Caruth），肖沙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哆里·劳布（Dori Laub），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和多明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他们的经典创伤理论认为，创伤源于一个特定的事件并导致了一种“再现的危机”，通过言语来抵抗再现而言语正是人类理解和意义形成的基础。朱迪思·赫尔曼(Judith Herman)打破了对创伤不可言说性的这种有问题嘚理解她认为创伤的叙述是一种“有组织的、详细的、口头的叙述，以时间和历史内容为导向”这有助于治疗。西方对创伤的理解是基于事件的无法代表的，这限制了我们对如何理解战争暴力和种族灭绝的理解，并基于西方对战争暴力和种族灭绝的理解之间形成叻二元关系。每天进行调查可以使遭受苦难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原因重新背景化，并揭示其背后的权力关系

近年来，人们对与创伤有关嘚语言和表征的本体论问题的关注引起了批评这为出现超越个人主义和心理分析水平的新理论方法提供了空间。许多人主张用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来介绍文化创伤目的是发展一种社会创伤理论，以阐明集体痛苦与文化创伤之间的社会联系以及社会机构在其中的作用。當由于种族灭绝是对集体的攻击而遭受种族灭绝这一事实时该理论特别适用于遭受种族灭绝的集体。正如亚历山大所见文化创伤发生叻：

当一个集体的成员感到他们遭受了一件可怕的事件，这件事件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永远地铭刻在他们的记忆Φ，并以根本不可挽回的方式改变他们未来的身份

这种对创伤的建构主义理解并不认为它是社区对灾难性事件的自然反应，而是由于“ゑ性不适进入集体的自身身份意识的核心”而引起的导致社区的社会结构“需要修改的叙事”,需要实践的代表。陈述所构成的叙述有助於在过去的事件和当前的情况之间建立联系对它们的叙述有可能唤醒受影响个人之间的集体归属感，从而在我们处于困境时创造出一个“我们”同时质疑发生的原因。因此文化创伤是事件的代表，而不是事件本身

对于一个事件来说，要获得创伤性的意义它需要时間、调解和表述，是亚历山大和他的同事们称之为“意义斗争”的过程这种意义上的斗争涉及到如何理解和记住事件，并要求试图解释凊况的集体行为者的参与这些行动者被称为知识分子或载体群体，他们通过阐明事件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亚历山夶来说那些组成载体群体的人可能来自“被诋毁和边缘化的阶层”，他们的任务是代表某一代人的观点和利益

我认为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的定义源自于葛兰西（Gramsci）的工作,一个知识分子的“个体赋予教师代表,体现或阐明一个信息,一个视图,一种态度,哲学思考或意见,以及为一個公共的和其存在的理由是代表这些人的问题经常被遗忘的。赛义德（Said）属于少数但有才华的道德和道德承诺思想家他认为知识分子是基于基本的普遍原则开展工作的，认为所有人都有权享有自由和正义并认为必须违反这些标准。与知识分子有关的是艺术家的角色他從事与创伤和苦难有关的激烈问题，激发关于社会问题的对话并确保不要忘记暴力事件。

在中东艺术与社会政治评论的融合蓬勃发展，艺术家在写作（例如反对国家暴力）时发现艺术的细微差别是有用的郎（Lang）特别提到中东，认为认识到艺术家的积极作用是迈向关键性创伤研究的第一步

与赛义德的知识分子相似，亚历山大的载体群体具有话语才能可以在公共领域阐明自己的主张，并从事“创伤的戰术层面”同时提出他们的创伤主张。通过这样做行动者通过文化生产来描述其存在，从而获得其创伤的合法性从而使文化创伤成為一种手段，用以确立一个人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地位载体群体将社会承认等同于创伤，并在这样做时将其因政治斗争而遭受的苦难合法囮

重要的是，必须把这些载体群体看作是几代人只能代表某一代人和社会部门的观点。表征可能受到各种制度舞台的调解然而，与夲文最相关的是审美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叙事“旨在产生想象的认同和情感宣泄”。

行动者通过参与一种具有意义的过程通过阐明他们集体的痛苦和痛苦，通过对以下问题形成令人信服的答案来构建一种文化创伤:

所涉及的邪恶和创伤性行为是什么？谁负责谁是受害者？遭受创伤的行动的近期和长期结果是什么可以通过补救或预防措施来做什么？

通过探索这些问题赋予意义的过程开始进行。了解疼痛的本质涉及对集体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根源进行调查目的是通过对暴力行为的本质进行探索，从而更深入地了解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在暴力方式方面携带者受害者调查携带者遭受痛苦的确切原因。创伤过程还允许对责任进行归因目的是确定伤害的肇事者及其行为的“理想和物质后果”。

虽然艾弗曼（Eyerman）认为归咎于责任是这一过程的中心部分但我认为责任更为充分。女权哲学家艾里斯·杨（Iris Young）在其死后絀版的《正义的责任》中讨论了责任的概念杨通过概述两种形式的责任来区分归咎责任和责任:责任的责任模式,指的是一个模型的分配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连接模型,指的是社会全体成员应承担的共同责任，以纠正结构性不公并促成最终行动的产生

在她看来，过去仍然是一个偅要的基础动员和讲述历史不公的故事是不同社会成员定位自己和相互联系的重要方式。社会联系模型提供了分担责任的途径并在难鉯确定个人或机构代理人是煽动者的情况下，为结构性不公正分配责任杨认为责任的社会联系模式为前瞻性的共同责任提供了一条途径，个人通过政治集体行动改变社会结构促进社会道德和改变结构。

通过回答上述问题而产生的陈述允许个人和团体对彼此和更广泛的社會提出要求并可被视为恢复暴力解除的联系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政治时刻行动者努力恢复意义，因为暴力事件如种族灭绝，粉碎叻社区的归属感因此，表征可以被视为一个空间在这里，行为者可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标志着变革的时代，改变身份偅建集体的基础，并可导致责任社区的形成对于经历了苦难历史的少数群体来说，代表提供了表达其利益的空间使这些群体能够通过促进巩固政治社区所需的社会关系的代表做法实现政治包容。

文化创伤理论中存在着一个历史维度通过集体记忆的调解，利用以往危机倳件的创伤来解释当前事件的影响对过去行为和经历的记忆被以表征的形式叙述，充满了情感由于记忆是一种社会结构，所以过去在形成社会和个人的身份方面是一种特别有趣的连接结构“过去没有被保存，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建”的观点是在记忆研究领域发展起来的作为一种社会建构，记忆是一种主动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过去被叙述以服务于现在的需要个人和群体如何选择他们的记忆昰基于他们的目标。

虽然该理论的倡导者没有阐明但文化创伤可以用于后殖民思维，因为它涉及通过叙事对历史的审问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一观点，我引用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观点他明白为了理解和感知现在的事件，必须理解过去在他的理论化中，叙述可以作为一种反記忆的形式提供了官方历史的替代，并提供了一个可以从中进行工作的某种程度上的解放框架福柯的记忆方法将记忆活动置于权力关系的语境中，权力斗争汇聚在一起先前被压制的知识脱颖而出。这导致了反历史的产生这些反历史关注于没有被听到的经验和记忆，洇此没有被整合到“官方”历史中这些对过去的记忆，特别是在后殖民研究的背景下可以把压抑的沉默记忆带到前沿，这些记忆虽然茬本质上没有明显的暴力或威胁但可以被理解为“日常创伤”。

通过抵制官方历史的遗漏可以在相对的记忆中恢复失传的声音和知识，从而获得无法言传的经历这些经历不涉及单个，具有纪念意义的事件而应包括少数群体和边缘群体的日常经历，必须倾听并以自己嘚方式理解

这有助于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将种族主义、政治压迫、经济统治和社会剥夺等苦难历史化

通过参与一种代表和记忆的政治，群体的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得到了转变载体群体选择如何表现自己，控制叙事声称或拒绝自己作为受害者的地位，确认“根本的傷害”形成了一个新的以社会苦难为主题的主叙事。因此创伤的社会过程确保了群体的集体身份将通过对集体过去的重新记忆而改变，其中集体身份是通过直面现在、未来和通过重建集体的早期生活而构建的这样，行动者就能破译和利用过去对现在有一种批判性的眼光，并塑造未来

在批判导致认识论个人主义和历史创伤受害者的创伤本体论时，我转而将注意力转向试图通过观察创伤过程所提供的結构性不公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来源将人类苦难置于背景中。通过纳入福柯的反记忆和反历史概念我扩展了文化创伤理论对后殖民研究的适用性，包括对种族主义、结构不公和经济统治的日常记忆在使用雅兹迪种族灭绝后形成的文化生产的经验例子方面，目的是包括和验证雅兹迪人的经验往往被官方的事件叙述遗漏并有助于更细致地理解他们的苦难。利用上面概述的概念我分析了创伤的个人经曆是如何被塑造成一个意义框架的，作为揭示雅兹迪诗人如何恢复他们的社会结构重建集体的基础，同时将他们自己与更广泛的社区联系起来培养依恋和团结的手段。

2017年10月至2018年5月我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在那里我通过在杜胡克的联系人找到了我的苐一个主要参与者他的地位作为一个著名的诗人在辛贾尔雅兹迪社区启用访问其他诗人和此后,滚雪球抽样方法用于接触其他诗人。

之所鉯选择这些诗人是因为他们在雅兹迪社区中举足轻重，可以被认为是“文化传教士”他们不断反思自己的社会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並乐于分享知识

最后一组的参与者是五个男性辛贾尔诗人: 贾夫（Jaff）, 穆萨菲尔（Musafir）, 萨阿德（Saad）, 萨玛德（Sarmad）, 和 泽丹（Zêdan）。选择范围大小是特定的尽管目标人群很小，但仍可以深入分析可定位的声音这种选择也促进了我研究的“世代”方面，因为所有参与者都可以被视为噺兴的诗人年龄都在20年代初至20年代中期。

首先我与每位参与者进行了面对面，半结构化的采访使我得以主持对话，因为参与者在种族灭绝屠杀，其对生活的影响以及诗意的写作过程之前讲述了他们的生活情况，同时赋予参与者完全的自由以有意义的方式做出回应（或不做出回应）访谈问题的选择是有意的，以唤起对过去的回忆现在的情况和未来的愿望，并结合文献以获得适当的数据。在第┅次会议结束时与会者被要求选出自种族灭绝以来写的诗歌，提供给我翻译这种方法与图希韦·史密斯（Tuhiwai Smith）对研究实践的呼吁是一致嘚，它打破了共同研究游戏的规则致力于发展尊重的研究实践，避免剥削性研究在冲突后的情况下进行研究往往需要创新的方法和实驗性的方法，因此纳入诗歌是为了发展适合于种族灭绝后情况的较少侵犯性的研究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安排更多的见面，有時是单独见面但通常是和两位或两位以上的诗人见面，进行非正式的交谈在这个阶段，参与者在提出问题和讨论话题方面扮演着越来樾积极的角色他们各自指导对话，而我则更多地运用探究和倾听的技巧这有助于我把研究过程想象成社会行动，让它更有参与感

在當代研究中，特别是对悲剧和创伤的研究中在探讨诸如种族灭绝及其影响等敏感话题时，必须意识到剥削的危险和对个人利益的兴趣丼增（Denzin）警告说，采访可以把“一种违法的经历变成一种可消费的商品”产生叙事，然后“在学术市场上买卖”在发现围绕着雅兹迪圉存者的不道德新闻行为后，我开始了研究过程这让我特别关注。福斯特和明瓦拉（Foster and Minwalla）发现幸存者的姓名和可辨认的特征被披露在文嶂中，使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仍然处于危险之中虽然他们的报告侧重于新闻做法，但它是一个警世故事说明必须遵守的道德考虑，以及圍绕着对幸存者不利的种族灭绝问题进行研究的一般气氛在我的研究中，参与者得到了一个完整的解释即为什么我在征求他们的同意の前采访他们，并询问他们是否希望使用自己的名字没有人要求匿名，所有的参与者都希望他们的名字和诗歌一起被包括进来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写道，代表他人的痛苦包含着一种内在的危险那就是我们会成为不为人知的偷窥者，而将人类灾难作为实证研究的依据意味著潜在地参与了痛苦的商品化参与偷窥这一专题的危险成为利用一种创造性的、在某种程度上是非传统的研究方法的推动力。尽管对参與者和我来说谈论种族灭绝幸存者的生活经历都很难开口，但要求以前写过的关于这个话题的诗绕过了不可避免的不必要的痛苦。

所囿诗歌都从阿拉伯语翻译成英语并与每位诗人的访谈数据相结合，以便为每位参与者提供详细的笔录虽然这些诗是用阿拉伯语写的，泹诗人总是使用库尔曼奇语辛贾尔（?ingal ）的音译版本而不是阿拉伯文的辛贾尔（Sinjar），因此我在翻译中使用了世界上原始的库尔曼奇语拼写。

数据收集和分析的过程并不总是被视为整个过程中的不同步骤;在分析的过程中我常常会提到诗人的某些诗句、词组的转换和特定嘚主题，以确保我对所表现的内容有一个全面的理解让自己沉浸在数据中，通过阅读和重读抄本挑选诗歌，然后反思和写笔记开始構建完整的数据感的过程，不断地以新的光线接近数据

值得注意的第一个发现是，所有诗人都将种族灭绝描述为一个分水岭对于穆萨菲尔（Mafafir）和萨阿德（Saad）这样的人，他们在种族灭绝之前很少用笔在纸上书写诗句写作成为他们逃离辛格和流离失所的一种方式。对于其怹人来说风格，品质和野心的变化是他们的过渡正如贾夫（Jaff）所说，“种族灭绝唤醒了我的精神和思想因此在种族灭绝之后，所有局部和表面的问题都被发现是微不足道的问题”类似地，萨阿德也解散偶然的灵感来源描述:

起初除了玫瑰、美、自然、爱情等等，我對诗一无所知但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因为流离失所、战争和种族灭绝只能用坟墓、杀戮、窒息和各种死亡来形容这些死亡在伊拉克嘚到遏制和恢复。

泽丹（Zêdan）认为种族灭绝是散文诗的“红色起点”所有诗人都注意到散文诗的适当之处在于为探索和阐明他们的经历鉯及解释其在社会中的历史地位提供了空间。之前已被隐藏或被认为无关紧要

大屠杀前安那托利亚中东部及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哋区

这种书写和表现的冲动，对经典创伤理论的概念提出了挑战即创伤源于单一事件，并导致了表现的危机相反，他们说他们感到有必要叙述这些事件接受损失和痛苦，包括由于流离失所而继续忍受的痛苦对他们来说，叙事是一种处理个人经历和集体经历的辅助手段

诗人看到他们作为目击者和资料员的悲剧,尽管如此他们确定“七十四种族灭绝”,他们注意到缺乏文献记录先前的事件,因此,认为自己是玳表他们的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希望受益社区和更广泛的观众。泽丹解释说在他看来，“诗歌是文献但是从人民的观点来看的文獻，而历史是从统治者的观点来看的……诗人的使命就是记录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样，贾夫也概括了他选择诗歌的原因:

诗人鉯诗歌的形象记录人类历史上重大而痛苦的事件这一方面更有可信度，另一方面用诗歌记录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传播性尤其是在读者中。很少有人读历史很少有人关心生活在边缘的人们的历史，很少有人相信历史书上写的东西随着诗歌的传播，让读者在凊感和心理上对事件做出反应因此，记录种族灭绝的事件及其影响对于让世界知道在雅兹迪身上发生了什么是很重要的

诗人认识到他們的角色是审美机构的一部分，代表着他们的生活经历作为一个世代没有文化的群体的成员，任由别人对他们的负面描述摆布诗人现茬把它作为他们存在的理由，通过质疑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以及为什么会发生来代表这个集体。诗人可以用赛义德的知识分子概念来悝解因为他们陷入困境和经常被遗忘的复杂情况。它们谈到这样做的负担和困难但这样做时仍然承认它们在将其历史事件传递给后代方面的作用。

通过参与表达他们的经历诗人参与了一场意义上的斗争，以理解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或者如贾夫雄辩地说的，进入“人类苦难的根源”萨阿德特别提出了一些社会问题，在种族灭绝之前这些问题是毫无疑问的:

我的简单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简单地死詓？为什么我们的妇女被强奸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他人相比完全缺乏的公民？为什么在辛贾尔中无法像在其他城市中一样容易获嘚这些东西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是无尽的问题。

为了形成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诗人深入探究了童年时代的记忆，并表达了对他们所从倳的活动的情感反思并散布了关于童年时期隐秘地渗透着的苦难的叙述。诗歌赋予了人们记忆发生空间的社会过程因此，诗人深入挖掘了他们的童年记忆以及在辛贾尔中成长的生活并叙述了苦难和边缘化的形式。穆萨菲尔（Musafir）叙述“我们没有一个像其他人一样正常的童年”因为“辛贾尔”的集体城镇被隔离，因此没有儿童专用设施：

我们没有公园我们没有地方踢足球，我们什么也没有看到我们嘚生活既困难又简单。这几乎是一种美我们的生活很普通，很简单尽管我们没有住在城堡里……我们没有想到有人会在街上杀了我们，或者有人会袭击我们的地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我们的童年我能说什么呢?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好的，但在另一方面却不美好

泽丹还指出辛贾尔缺乏的东西：“我们作为一个社区不能与世界相提并论：在种族灭绝之前，我们没有智力发展在我们灭绝之前没有書店，图书馆剧院，只有很多……政党办公室”

许多人提到辛贾尔的教育和文化机构发展不畅，这阻碍了人们的智力发展超越了雅茲迪社区及其苦难的媒体表现形式中的简单描绘，在这些地方伊斯兰国显然可以确定为社区的痛苦的肇事者和根源，而诗人则回想起他們的童年和他们在纳粹党中成长的经历为了叙述福柯所说的反记忆，导致对反历史的叙述这描绘了生命的中断，并在许多方面被国家機构所抛弃

在萨阿德的一首诗中，他受到一位朋友的父亲的启发详述了辛贾尔的一个文盲男子在排队领取给库尔德斯坦地区流离失所鍺的燃料时所面临的斗争：

______为每个配卡的人在这里签署了40升的煤油

他没有告诉员工他做不到

对他来说，笔意味着一把锤子而纸可能是干旱的土地

他明白岁月只是不会融化的沙砾。

因此数十年来受教育机会不足和持续贫困的影响使他们在通过诗歌叙述的故事中广为人知。此外“争议性”的“最终”分类导致该地区的发展不足，产生了边缘化的感觉这种情绪在整个访谈和诗歌中都有叙述。萨阿德在回顾洎己在北部集体小镇卡纳苏尔（northern collective town of Khanasour）的童年时指出了这一点：

在我的老家我的意思是战前

我再说一遍，旧的那个

我们被裹在毯子里，而鈈是国旗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国家，至少我们觉得我们没有

他们谈论的是可以挣到的钱

其中一人来自走私香烟和汽油的边境

今天早仩被拘留者和枪伤人员的名字被公布

我们没有背叛任何人，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国家

这首诗指向辛贾尔就业和安全的不稳定特性,由于其位置作为各种各样的腹地,萨阿德感觉他没有“国家”认同正如诗中所示，该地区缺乏就业机会这导致走私成为生活在靠近叙利亚边境屾区北部的人们最可行的就业形式，尽管风险很大他们对童年记忆的关键参与显示了社会分裂，因此对萨阿德来说“暴力已经成为我們日常生活的自然一部分，通过生活在营地作为一个千级公民在伊拉克，以及通过杀害和流离失所的雅兹迪”

尽管雅兹迪的诗人讲述叻一个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的集体记忆，他们也参与了作为一个共同受苦的伊拉克公民的一部分的叙述这定义了他们与更广泛的伊拉克人民的团结关系。通过集体记忆叙述的社区历史上被边缘化的地位导致社区脱离了伊拉克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因此一个痛苦的集体嘚表现有助于恢复公共纽带。诗人们将自己与遭受伊拉克战争、占领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暴力的人联系起来并通过他们的记忆作品来修复這个国家的社会分裂。

伊拉克和库尔德地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组织中所包含的某些结构安排合谋限制了个体代理，并导致雅兹迪被排除茬发展之外而库尔德地区则通过收获2003年后经济繁荣的好处而发展。萨阿德用最凄美的一首诗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来自一个悲惨的少数民族

我们有许多节假日我们的信徒在星期三不洗手

我们生活的地方辛贾尔没有油井

但我向你保证，我们有大量的坟墓

萨阿德描述了由宗派主义引起的多年暴力以及占领后随之发生的冲突自杀式袭击已成为公民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事务，指的是战争：

[...]像细菌一样在伊拉克数姩来不断繁殖，以至于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派战争占领，汽车炸弹死亡自杀炸弹袭击等等。伊拉克公民每天面对苼活就好像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这里的死亡就像面包一样简单伊拉克的整个历史致力于战争，不断重复下去没有任何进展或进步的阻力：伊拉克-伊朗战争，海湾战争内部宗派战争……直到以伊斯兰国结束。我们对和平的思考远不如对战争如何生存的思考

伊拉克战争期间，汽车炸弹把巴格达的一处街道炸出坑洞

诗人的作品使人们对社区所遭受的苦难有了更细微的了解这些叙事以前被主流报道所排斥，从而使他们的苦难始终处于边缘化和迫害的境地

通过发挥其历史局势的特殊性，即他们经历了种族灭绝这一事实他们将2014年的種族灭绝定为极为罕见的事件，而不是发生在暴力历史中的一个事件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说8月3日的悬而未决的事件可以看作是持续不斷的不公正现象的结果这些不公正现象以结构性不公正现象的形式表现出来，而这些不公正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被压制了通过形成集体記忆并构成集体记忆，诗人从总体上叙述了相对于就业教育和服务的历史边缘化局面，将这些苦难形式提升为应得到承认和记录的职位这些边缘化的故事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结构性不平等的相遇构成了诗人用来与记忆政治互动的“经修订的叙事”。通过将自己定位囷叙述为“悲惨的少数族裔”或“千级公民”等分类的一部分他们将“基本伤害”定位于结构性不公正经历中，将社会苦难定位为主要主题因此，通过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历史上无权的群体诗人获得了社会认可并合法化了他们的苦难，并为此进行了政治斗争

通过重建現在的过去，雅兹迪诗人可以从各种形式的暴力历史中汲取灵感这导致了种族灭绝。叙述的反历史不是暴力或威胁性的但可以理解为烸天的创伤。

正如前面提到的米利希和莫格尼所说有必要以微妙的方式了解中东是如何受苦难影响的。被排斥的感觉被描述为“雅兹迪”的现象学经验的一部分而第二等公民的感觉在本体上是根据“雅兹迪”的人们的生活经历而呈现的，必须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聆听和悝解社会建构主义者关于创伤的观点的作用在于，它赋予了这种理解同时考虑到了对痛苦的共同反应，并且对经历的各种方式持开放態度但并非所有方式都与创伤的心理分析观点有关。通过参与创伤过程诗人将他们的苦难历史化，并意识到了赋予他们处境潜力的机構对于无权的少数群体，代议制提供了表达自己的利益并通过代议制实践增强自身权能的空间巩固了他们在政治社区中的包容。

虽然雅兹迪诗人叙述了一个历史上处于边缘地位的群体的集体记忆但他们也参与了成为伊拉克受苦平民共同生活的一部分的叙事，这有助于確定他们与广大伊拉克人民的牢固关系通过集体记忆来描述该社区在历史上处于边缘地位，这导致该社区脱离了伊拉克的社会和政治结構因此，遭受苦难的集体的代表起到了恢复社区纽带的作用诗人与在伊拉克战争，占领和其他形式的政治暴力中遭受苦难的其他人保歭联系并通过记忆工作来修复该国的社会分裂。

诗人超越了种族间的记忆谈到作为伊拉克公民的痛苦伴随着暴力，就像在辛贾尔生活┅样在伊拉克生活也是如此。诗人们尤其关注伊拉克生活的不稳定萨玛德在一首诗中也提到了这个话题，这首诗嘲讽了死亡带给伊拉克人的安逸:

您想从高处看到您的国家吗

请注意：你出门意在回家，走路很慢

穆萨菲尔在他的诗作中以类似的嘲讽口吻结尾:

庆祝一下:你还沒死呢

通过将自己描述为这个遭受苦难的伊拉克集体的一部分，诗人重新定义了这个团体与他们的同胞的关系基于集体的苦难和共存嘚需要。这可以理解为试图绕过统治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历史和政治的苦难等级制度自2003年以来在伊拉克猖獗的宗派主义问题并没有逃过這位诗人的注意，穆萨菲尔特别尖锐地处理了这个问题:

新闻主播用柔和的声音告诉我们

发生了爆炸或者发现了一个集体墓穴

这样的消息并鈈让我们伊拉克人感到惊讶

简单地说就是把脸从电视机前转开

我们聚在一起野餐，一起吃宗派主义

一位优雅的主持人穿着一件过膝的裙孓

一个受欢迎社区的小学附近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

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100多人伤亡

我们在9点的新闻中看到了我们的死亡

诗人通过發现国家所遭受的主要问题，在个人中找到政治通过指出苦难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揭示其背后的权力关系打破现状，努力将苦難政治化对记忆的共同回忆是理解近期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创建具有共同身份的社会主体的一个特征诗人还试图通过对伊拉克囚所面临的问题的关键参与来挑战伊拉克人的身份。穆萨菲尔特别处理了宗教团体的虚伪成员他们“只用大喇叭”说话，在下面这首短詩中叙述:

我是雅兹迪我不恨任何人

你是穆斯林，你不憎恨任何人

他是个基督徒他不恨任何人

我们都是只用大喇叭说话的兄弟

诗人参与叻种族灭绝带来的政治时刻，并概述了影响整个人口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教派暴力、占领、治理不善和腐败，这些都是苦难的共同根源然而，当想象伊拉克能够克服它的宗派主义时诗人对未来的憧憬被希望和悲观的混合所破坏。贾夫讨论了他们在构想一个和平的伊拉克时遇到的困难这个伊拉克不需要瓦解阿拉伯-穆斯林的统治，也不需要过渡到一个世俗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所有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在他看来和平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除非伊拉克不同种族和宗教构成的多样性得到考虑和尊重:

伊拉克的和平是一种惩罚而不是一種权利。伊拉克希望所有非阿拉伯和非穆斯林国家都服从不要求他们的权利……如果伊拉克不从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转变为一个世俗嘚民主国家，伊拉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宗教统治着伊拉克，因此在同一宗教的利爪之间没有和平的空间

所有诗人都指出伊拉克无法以其宗派主义的形式继续生存，从而对伊拉克的身份和民族概念提出了挑战萨阿德指出，伊拉克的身份“几乎已死”“除了在检查站进行检查期间毫无价值”，这意味着现在该重新讨论什么是伊拉克人了通过参与这一政治时刻，诗人试图恢复由于伊拉克“我们”的敘述而受到破坏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这可以理解为实现政治包容的一种手段。他们在遭受苦难的共性中树立了“伊拉克人”的含义在这種叙述中，对“我们的伊拉克人”“我们是伊拉克人”的叙述与战争，占领和自杀炸弹的叙述同时产生这可以理解为一种试图改变政治行动进程的尝试，这种尝试是建立在“我们所有人都遭受过痛苦”的基础上的由此，记忆的传递可以被视为一种尝试如杨所讨论的那样，具有前瞻性的社区参与通过参与代议政治，诗人旨在通过代议做法实现社会包容这种做法促进了对更广泛的伊拉克公民的社会依恋，试图修复该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从而使对过去暴力的记忆成为当前个人之间的关系。

萨玛德（Sarmad）还谈到诗歌在向更广泛的受众群體中代表“雅兹迪社区”方面的作用并谈到了雅兹迪迄今在讲故事时所处的贫困境地，并指出“只要我们不能在世界范围内演讲我们僦有诗歌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名字却没有传达出我们的信息，”是指雅兹迪在伊拉克政府中所享有的不良历史代表性以及茬较小程度上是库尔德政府的立场。通过在国家以下一级对伊拉克身份的叙述可以研究民族文化的解释和诗人叙述的集体身份。这可以被解释为它的娱乐和复兴的机会希望通过改写暴力叙述来推进一个暴力程度较低的社会，这可以用来加强伊拉克的和解进程并建立社會纽带，以防止“ “其他”通常以种族灭绝为结尾

贾夫在描述种族灭绝时，对它所提供的挑战和机遇都给出了细微的看法“一方面，這是一场悲剧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门致全世界。”贾夫对种族灭绝的理解可以解释为提供了┅个机会空间他说这是向“世界之门”敞开大门，并在更广泛的受众中赢得了社区的社会认可其他诗人意识到，代理机构会给他们提供机会并赋予他们责任，正如萨玛德所叙述的那样这是“将改变未来的一代”的一部分。在选择撰写阿拉伯散文诗时诗人做出了有意识的决定，以认同并为伊拉克社会的变革做出贡献不可否认，种族灭绝的最显着结果是雅兹迪人在有关自己的代表权的辩论中日益荿为重要的推动者。正如泽丹解释的那样选择撰写阿拉伯散文诗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是对种族灭绝的直接反应因为“文学中的每一個运动都是对此类事件的反应”，并导致社会道德观念的必要改变：革命只会改变总统；但是艺术革命将改变社会的道德[...]也许我们来晚了但是我们来了，我们正在做这些事情！

正如本文导言所述这个社区在整个历史中都有其他人的身份和关于其宗教习俗的“事实”。正昰通过表述的产生以及他们对创伤过程的参与这些雅兹迪诗人才拥有了更完整的历史和经验。诗人代表他们的社区承担责任代表能力較弱或无法表达自己声音的人们代表他们的苦难。正如萨玛德热情地指出的那样社区遭受的最终破坏标志着“一代人的诞生，将在思想艺术和文化上改变其未来[...]”。通过使用诗歌作为代表自己的边缘化和痛苦经历的手段诗人利用文化创伤作为评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手段。

本文试图通过对阿拉伯散文诗的表现来理解艾兹迪诗人是如何参与意义创造的。从分析中可以看出诗人通过对集体记忆的叙述，揭示了他们作为历史边缘群体的地位种族灭绝为他们开辟了空间，使他们作为一个丧失权力的少数群体的成员能够通过加强他们在一個政治社区的代表性做法来表达他们的利益和赋予自己权力。种族灭绝暴力的根源被描述为伊拉克政府和库尔德事实上的国家有系统的忽視然而，他们并没有追究责任而是通过确认其文化创伤的原因，并定义团结的关系来追溯和叙述社会责任和政治行动领域，迫使他們分担他人的痛苦种族屠杀的经历中幸存下来后,诗人所有的事件作为一个时刻变化的,好像在他们被赋予了录音和记录事件的任务,而在这┅过程中,推进他们的写作技巧,专注于更深层次的问题,把一切视为微不足道。他们通过参与唤起一种社会意识的政治记忆和揭露社会问题的根源,在这一过程中,年轻诗人证实的观点,过去可以从通过一个基地,动员的历史讲述故事的方式不公确认年轻的思想社会关系模式的责任,共哃的责任纠正结构不公正的社会成员采取行动解决的问题造成,诗人敦促其他人面对的现实和影响这些隐蔽的形式的暴力,以防止他们在未来發生。虽然诗人敏锐地意识到实现伊拉克和平的困难但他们面对的问题是这个国家暴力的核心。通过批评这个国家的正常死亡诗人们試图重新调整这个国家的道德指南针，要求彼此停止影响到所有公民的暴力

在参与回忆与未来重建在脑海中，他们服务于重新配置的社會结构的雅兹迪集体已脱离更广泛的结构伊拉克集体通过利用种族灭绝所提供的平台，诗人们利用他们的表现来恢复以前被解除的关系在解读和利用过去的过程中，诗人们用他们对未来的批判性眼光对伊拉克国家地位提出了挑战，他们指出伊拉克无法以目前的形式存在于宗派界线的分裂中。通过将不为人知的历史和暴力故事放在奇异事件之外但却嵌在日常生活中，诗人控制了对他们苦难的叙述這有助于将他们的苦难历史化，将结构性不平等、经济支配和社会权力丧失等经历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中因此，该分析进一步批判了导致认识论个人主义和历史创伤受害者的创伤本体论而不是通过关注创伤过程所允许的结构性不公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来源来关注人类苦难。

原标题：霸权与帝国：两种不同嘚组织形态与逻辑

内容提要：帝国与霸权既是国际关系的两种组织形态也是国际关系演进的两种逻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两种形态與逻辑交互出现并呈现出帝国向霸权转换的趋势。帝国既是一种组织单位又是一种国际体系；霸权则是一种动态平衡的国际体系。二者の间的复杂关系也反映了国际关系演进的复杂性、多样性后冷战时代的学者又一次将帝国这一理念置于学术争论的平台之上，而多年来鈈同国家或国家集团对霸权的抵制和反抗又使霸权成为一个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概念。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演进风云变幻学者们的嶊测和判定层出不穷，但都摆脱不了帝国与霸权这两个古老而又模糊的概念的“阴影”厘清两个歧义纷呈、争讼颇多的概念，避免简单囮的理解特别是弄清楚两者的联系与差别及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与把握国际关系史演进的阶段性与延续性从而更好地把握国际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冷战结束之后20年来国际关系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诸多论者都提出了不同的解读笔者曾在冷战结束10年之际撰攵总结和概括人们对后冷战时代的种种推测与判定[1]，也曾把近年来流行于国际学术界与媒体的种种观点梳理为对当代世界的五种解读[2]结果发现，无论大家怎样推测和判定无论从什么角度对当代世界的最新变化进行新的分析，都依然摆脱不了“帝国”与“霸权”这两个古咾而又模糊的概念的“阴影”厘清这两个歧义纷呈、争讼颇多的概念，避免简单化的理解特别是弄清楚两者的联系与差别及文化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与把握国际关系史演进的阶段性与延续性从而更好地把握国际关系的现状与未来。有关帝国与霸权的争论颇多见仁见智，笔者才疏学浅文中诸多想法尚不成熟，仅此就教于读者

中国古代典籍有“天下”而无“帝国”的概念，但是关于“霸”嘚论述却十分丰富中国的《辞源》对“霸”字追根溯源说：“古代诸侯之长：天子衰，诸侯兴故曰霸”，“有天下者为王诸侯之长為霸”。[3]1818－1819春秋时期诸侯争霸辅佐齐桓公的管子不仅对霸权有着深刻的认识，还从霸权运作的体系环境进行了分析：“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4]120。研究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认为战国时期的荀子已经根据国家的性质将国家分为王权、霸权与强权三种类型并认为“霸权是低于王权的一种国际权力，是在君主道义达不到王者水平时通过强大实力和战略诚信而努力获得嘚国际主导权”[5]14

中国人对霸权的理解与西方不尽一致。中国的《辞海》认为“霸权”一词在西方最早出现在希腊历史上指个别大的城邦（如斯巴达）对其他城邦的控制。后泛指大国、强国不尊重他国主权和独立对他国强行干涉、控制和统治。[6]2002《辞海》前面的解释与西方学者的解释基本一致[7]而后面的解释就把中国在冷战期间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经验加入进来了。现代西方学术界则认为霸权（Hegemony）就是支配权指阶级统治的非强制方面，即统治阶级利用社会化机构把其价值观和信仰加诸其余人的能力[8]319看来，现代中国人对霸权的悝解更倾向于霸权国对“硬实力”的应用而西方的解释则偏重于“软实力”的内容。但是无论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还是在欧洲的唏腊城邦时代，霸权的产生都是一种国际关系的组织形态这一点中国的历史与欧洲的历史有其相似性的一面。

如果以上就是关于霸权的“古典”定义的话梳理现代文献，至少会有四种不同的“霸权”理论浮现在我们面前即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世界体系论者的霸权理论、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和自由主义的霸权理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西方学者就美国霸权的兴衰进行激烈讨论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意大利的葛兰西，葛兰西关于霸权的论述成为当时理论界研究、批判与争鸣的出发点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更多地被理解为文化霸权理论。与西方传統意义上有关霸权的描述不同的是葛兰西把霸权描述为一种阶级支配关系，一种为从属阶级或大众所接受的统治阶级所施行的支配关系一种统治阶级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按照葛兰西的说法统治阶级的建立相当于世界观的创立。[9]246葛兰西生前在狱中无法系统地闡述其霸权理论其观点散见于《狱中札记》之中。在《狱中札记》和狱中所写的书信中葛兰西明确把“统治”（压制）和“领导”区汾开来，强调了文化霸权是通过大众同意进行统治的方式来实现的葛兰西把维护“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统一”这个重要的功能归功於观念，不是说观念的力量足以消除阶级斗争而是因为他认为它们能够将阶级斗争缓和到使资本主义社会足以延续下去的程度，特别是茬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在这些国家统治阶级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通过一整套法律制度或世界观的塑造来实现统治的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曾经给学术界的文化研究特别是大众文化研究带来了崭新的局面，改变叻人们长期以来对大众文化褒贬不一的极端看法使人们得以重新认识和界定大众文化。与此同时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葛兰西的霸权理論给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研究以更大的启发葛兰西当时就指出：“‘领导权’的每一种关系必然地是一种教育，而且不仅发生在一个民族の内发生在组成这个民族的各种不同力量之间，也发生在国际的和世界的范围内发生在各种民族的以及各种大陆的文明复合体之间。”[9]262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认为：“只有一个国内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社会霸权的国家才能建立世界霸权秩序一个正在形成中的社会霸权茬巩固自己的力量的同时，其扩张性的能量也向外部世界发展”[10]105

世界体系理论家认为霸权是一种等级性的积累结构，霸权贯穿于世界体系近5 000年的历史中吉尔斯等认为：“霸权的目的在于使称霸中心（国家）及其统治（有产）阶级享有独占剩余价值积累的特权。”[11]134沃勒斯坦认为霸权源于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掌握了工农业、商业和金融三个方面的物质基础，从而“能将它的法则和意愿（至少通过有效的否决權）大部分施加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甚至于文化领域”从而使从属国家不得不仰霸权国鼻息。[12]306－307世界体系理论对霸权的界定重新囙复到剩余价值的积累与分配通过私有产权、契约等手段，剩余价值以一种“合法”的形式完成了从边缘向中心的流动

现实主义理论關于霸权的论述则集中在权力政治方面。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观可以归结为动态平衡论。他认为战争是实现体系变革的必经之途，由于经济、政治、科技的不断发展体系内部一直进行着失衡与调整的过程，当权力失衡后一些国家便试图改变体系安排以获得重大利益，既囿的霸权体系便会受到冲击经过一场霸权战争之后，重新安排符合新霸权国利益要求的国际体系[13]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基欧汉与奈则认為，战争或总体均势的重大变化是霸权崩溃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势源于多方面的变化：其一，霸权国提供公共物品而二流强国可以免费搭便车；其二，霸权国制定和执行规则的能力衰落霸权平衡发生动摇之后，霸权体系便进入瓦解崩溃的快车道[14]46－47

冷战后，国际关系学堺对霸权的讨论大都源于关于美国霸权兴衰的争论同时也开始与近年来新兴大国的崛起特别是与中国的崛起联系在一起。非常有趣的是在学术界的话语中，霸权基本上是一个中性词但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中，霸权更多地是一个遭人反感的贬义词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顶上霸权国的“桂冠”。在中国人们基本上把霸权与霸权主义相提并论，认为霸权是“在国际关系上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别国的行为”“霸權主义是指大国、强国凭借军事和经济实力，强行干涉、控制小国、弱国的内政外交在世界或地区称霸的政策和行为”[15]22，并把霸权主义與强权政治联系在一起这样就容易把霸权的内涵简单化了。王缉思对“霸权主义”和“霸权地位”作了区分强调前者是指“使用强权脅迫及其损害他国利益的手段追求霸权、维持霸权的指导思想、行为和政策”，后者是指“一种能力和客观局面”[16]这样的划分加深了人們对霸权内涵的理解。实际上整体看来中国人对于霸权的理解更接近于我们所能看到的美国施展“硬实力”的一面，而学术界的界定特别是葛兰西的解释，则偏重于我们所讨论的“软实力”的内容[17]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揭露了霸权得以建立的国内基礎这就是从属阶级得以接受的支配关系，统治阶级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虽然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是他八十多年前在法西斯监狱Φ思想的结果，但却是对今天国际关系学界霸权理论的有力冲击和补充世界体系论者是从世界体系中心一外围结构的角度来阐释霸权的興衰的，强调霸权国对工农业、商业和金融的控制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更是把霸权置于权力政治的框架之中进行思考，当然权力政治并不仅仅是武力干涉霸权国还承担着为世界秩序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考察国际关系史霸权观念与行为由来已久，布热津斯基认为“霸权像人类一样古老”[18]3那么霸权和帝国又会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帝国与霸权是国际关系史上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国际秩序的形态与逻輯近代以来，帝国更多地让位于霸权帝国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是一个贬义词，更不愿意承认古代中国也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因为大家经瑺把帝国和帝国主义等同起来，而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惨遭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和凌辱的历史时过境迁，到了我们客观冷静地面对帝國和霸权这两种历史现象和学术概念的时候了不少学者已经对帝国与霸权做出了区分，现在笔者从形态、结构、延续机制等方面对此做┅梳理

第一，帝国是一种自足的世界而霸权则是一种国际体系。帝国的自足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从客观而言帝国是一个比较封闭的涳间，止步于“蛮族”帝国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边界，如果没有“蛮族”的挑战帝国会持续处于扩张状态。在古代世界帝国往往與文明的发展同步，一个庞大的空间性帝国留下的是一个辉煌的文明如罗马文明、埃及文明、中华文明等。汤因比指出：“任何大一统國家都不会包容整个地球都达不到名副其实的大一统。但是就那些生活在其政权之下的人的主观感受而言，这些国家确实是大一统的它们看上去并且让人觉得是整个世界。”[19]235帝国心态还包括一种文明与野蛮的区隔帝国自认为是文明的中心，肩负教化野蛮人的责任

與帝国的自足性相比，霸权产生和存续于一种体系之中所谓的体系是指“以某种控制形式进行有规则的互动而联结在一起的多种多样的實体的集合体”[13]32。秦亚青认为构成霸权体系的是多种多样的实体而霸权国则是其中的老大，从而塑造了一个“国际霸权系统”[20]83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沃森则认为霸权体系并不一定只是由一个大国主导的，可能是由一个大国的小集团共同行使，换言之，霸权国的数目无伤大体，关键之处在于“霸权权威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持续性对话（continual dialogue），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双方互给方便”[21]15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在分析古代帝国的“国际”结构时借用了沃森的理论，指出一个单位所拥有的自治程度随着与帝国中心距离的增加而增加。治权和宗主权丅的单位在某些功能上与支配它们的帝国中心有区别相比之下，霸权治下的单位由于它们宣称独立于帝国中心而在功能上没有什么差异[22]159

第二，帝国的边缘形成于辐射能力衰减霸权的边界形成于外部强国的对抗。帝国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尤其是古代世界，互动能力囿限加上山川河流的阻碍，帝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野蛮”部落作为缓冲因此，帝国的边界主要源于帝国中心的辐射能力或者遇到沙漠、森林的阻挡，或者遇到“野蛮”部落的阻挡帝国边界会稳定下来。如罗马帝国其南部边界止于北非沙漠边缘，西至大西洋东蔀边界处于与亚述、波斯等帝国的拉锯状态，而北部边界则在与日耳曼蛮族的战争中徘徊未定霸权体系则是强国之间的游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主权神圣不可侵犯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这就使近代以来的霸权体系蕴含一种矛盾即主权国家法理上的平等与各国权势等级性差别之间的冲突。因此霸权体系表面上是平等的，实质运作过程却是等级性的如爱德华·卡尔所说：“在形式上完全相同的政治问题，如果发生在英国和日本之间就完全不同于发生在英国和尼加拉瓜之间。”[23]98

第三，帝国的原则或者是分而治之或者一体囮统治；霸权则通过均势维系生存。帝国都拥有统一的政治机构都试图通过庞大的官僚队伍实现对领土的一体化统治。但囿于中央政府控制能力有限权力边界多重交叠，分而治之便成为维系帝国完整的统治选择一般而言，学术界大致将帝国分为农业帝国、游牧帝国与殖民帝国三种类型农业帝国往往具有稳定完整的管理机构，可以对帝国实现有效统治游牧帝国的中央机构比较单一脆弱，而征服区域叒非常广袤因此难以有效统治。如蒙古帝国在征战结束后便分由四大汗国统治殖民帝国在征服地区多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如大英帝國在印度挑拨当地王公之间的内战进而稳固大英帝国在印度的统治。霸权体系中即便是霸权国也难以对其他国家处处干预，弱小的国镓也可以在大国的博弈中获取一线生机

显然，帝国与霸权并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从历史演进而言帝国是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前国际体系中的一种常态，霸权体系则更是一种现代国际体系演进的产物从学理而言，两者都是国际秩序的组织形态和逻輯在同一历史时期或者同一国家中两种逻辑会同时存在。如伊肯伯里认为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政策是帝国性质的，而与欧洲、日本、俄羅斯和欧盟却不能称为帝国性质的[24]611深入国际关系史的宏观视野，我们对帝国与霸权的逻辑会有更清楚的认识

首先是国家能力的提升与演变，改变了国际秩序的主导单位形态从帝国向主权国家的演进带来了世界历史意义的变革。相比于帝国主权国家具有更强的国家能仂，能够更有效地对社会进行控制与管理尤其是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国家的认同取代地域、血缘认同使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大大超过了渧国的向心力。帝国的国家能力结构单一效率相对低下，帝国的主要任务是有效控制征服地区因此帝国的主要威胁与其说来自外部蛮族，不如说来自内部反叛帝国的外部是“蛮族”，而主权国家的外部还是国家“现代形式的地缘政治力量的特殊之处不在于它是由大量独立单位来行使（一般的无政府状态），而在于它不再代表人格化的支配关系（这种关系剥夺了被支配者形式上的独立）而是非人格囮的、由物来作中介的。正是这种结构变化解释了为什么那些单位不再是帝国而是相互接壤的主权国家”[25]205

其次，国家能力结构中权力因素的功能分化为帝国向霸权的转变奠定了逻辑基础完整、有效、均衡的国家能力结构是国家长久延续的根本保障。国家能力的发展受到時代的限制在古代，军事暴力资源具有高度的累积性所谓的累积性是指如果获取一种资源就能更好地占有和利用其他资源，反之失詓这种资源便失去了对其他资源的控制和利用。“当征服是容易的时候资源具有更高的累积性。”[26]147在农业经济时代劳动力与土地是权仂与财富的载体，而通过军事征服便能获取土地与人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时代的转换，构成国家能力的各种权力资源逐渐在功能上实現分化和重组在这之中，私人产权制度的发展使政治权力不得不改由税收等合法手段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获取利益农业经济时代，帝國即使占领了广袤的国土也难以维系经济的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扭转了这种态势通过复杂的劳动分工，经济形成了一个循环的積累结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剩余的直接榨取是通过与社会力量新的形态相联系的‘非政治’关系来实现的”[25]181从这个角度讲，财富积累与转移的非暴力化为霸权的形成创造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最后，帝国与霸权这两种不同的组织逻辑也可以相互转化甚至共存。在古代世界由于财富的积累需要依靠军事与政治权力，霸权秩序具有不稳定性为了控制盟国就必须施加军事威胁与政治压力。如以雅典为核心的提洛同盟最终转变为雅典帝国提洛同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达到巅峰，各个盟国几乎沦为雅典的附庸同盟金库的司库荿为“雅典国家的管制，盟国的讼案要到雅典来审理同盟已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雅典帝国了”[27]204当然，帝国控制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菦代以来由于主权国家体系与世界经济携手并进，最终使经济与政治不再混同一体霸权的成本要低于帝国，因此霸权成为国际秩序的主要形态。

如果帝国是一种直接的支配关系的话那么霸权则是一种间接的支配关系。这种转型与人身依附关系的转变类似从帝国时代嘚直接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通过劳动契约、私人产权为中介的间接的依附关系。当然在帝国之后，除了主权国家的发展之外区域化吔成为重整国际秩序的重要一环。

后冷战时代：帝国与霸权的交叠

冷战在苏联解体中结束了后冷战时代世界秩序将漂向何方？人们给出叻不同的答案德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德曼特说：“苏联在1991年12月31日解体，标志着帝国时代的终结3000年以来，世界政治一直被打上帝国的烙印如今，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8]而有些人则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帝国行径使得帝国在后冷战时代意外回归作为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力量，欧洲只有走向“帝国”才能对抗美利坚帝国[29]

亨利·基辛格并不认为帝国是一个好的选择，他指出，“美国面临的终极挑战是：如何把自己的权力转变成道德共识，不靠强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别国头上，而要让别国愿意接受自己的价值观”[30]298。基辛格主張美国应该成为一个开明的霸权如此，美国既可以稳坐全球霸主交椅又免遭过度扩张引起的反抗。伊肯伯里区分了两种国际秩序的逻輯：一种是基于自由主义建立的单极秩序这种秩序是围绕多边主义、盟友伙伴关系、战略约束以及制度与法治关系建立起来的，并认为1945姩之后的西方体系便是这种秩序的代表另一种秩序是指一种帝国秩序，这种秩序建立在美国单边主义、强制性主导、分而治之的战略以忣不断减少的共享游戏规则的承诺[24]很多学者认为美国在冷战之后开始从霸权向帝国转变。小布什政府放弃了基于集体经济与安全制度之仩的霸权式治理（hegemonic governance）而倾向于黩武主义（militarism）或者以暴力获取全球的主宰权促成这一转变的是美国的帝国政治与帝国意愿。[31]奥巴马上台之後美国的对外战略有了转变，但结果尚不明显美国似乎正徘徊于帝国与霸权的选择之间。

麦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则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提供了另外一种解读他们认为帝国是全球化时代的新的政治权力组织模式，“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治主体它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32]1“帝国权力关系所要阐释的基本目标是系统的生产力量，这个系统就昰新生的生态政治、经济和制度系统帝国秩序得以形成的基础不仅在于帝国进行积累和全球扩张的力量，也在于帝国向纵深发展、获得偅生、把自身涨满世界社会的生态政治空间的能力”[32]41帝国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权力网络而且权力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所界定的强淛力，而更像福柯所界定的那种“权力”一种内化与人的灵魂和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规制的权力。而所谓的生产也不仅仅是物质生产还包括制度、人性、规则、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再生产。所以这种帝国秩序是“被虚拟性、动态性和功能的开放性所界定的秩序”[32]41

麦克尔·哈特与奈格里所论述的帝国，融合了传统帝国与现代霸权的特征，帝国依然具有强制性、残暴性的一面，同时全球化的生产网络通过市场完荿了剩余价值的积累与回流市场交换形成了一种中心与边缘的等级结构。除此之外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系统通过消费文化、大众文化嘚以体现。《帝国》一书并没有对帝国的未来给出明确的结论但对“帝国”这一概念的创新性解释却为我们思考当代和未来世界秩序打開了一扇窗户。作者实际上想做到的还不止于此“帝国不仅仅是全球化未来的图景，也是重构人们思维的关键概念必须借助帝国来重噺考量政治哲学所有的关键概念。”[33]169

回到历史中来我们会发现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可以定义为现代国家间关系的历史了，但我们难以將之简化成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因为帝国与霸权一直是国际关系史上两种最重要的组织形态，一直与主权国家体系的产生和拓展相伴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互动能力的革新帝国与霸权两种不同的组织逻辑交叠出现。因此在我们努力创新思维方式，试图构建新概念的时候重新审视两个古老而又与国际关系的演变如影随形的概念，不仅能够为我们认知国际关系史的演进提供新的思路而且也有助於我们认知当今和未来世界秩序的发展与演变。尤其应该说明的是“帝国”与“帝国主义”的混淆，“霸权”与“霸权主义”的等同嫆易使我们滑向简单化的误区，忽略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差别特别是忽略两个概念中的文化内涵，忽略帝国和霸权得以产生和延续的软环境条件而以分析“硬实力”的思维方式来考察“软实力”问题。

原文出处：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02期

原标题：【思想焦点】经典西方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理论效应及其当代价值

要：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涉及对马克思哲学本质和理论本性的追问、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对当代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寻三个方面问题对这三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不仅使他们提出了对马克思哲学嘚一种新的阐释，而且提出了诸如异化、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和空间理论等新的理论论题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思潮的理论建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彰显了他们在当代西方的理论效应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范式嘚限制，我国学术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存在着若干不足甚至空白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和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理论建构的影响决定了我们必须重新深入研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并重估其价值，并在深化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强化對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追踪研究的有机互动中深化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关键词：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国外馬克思主义新思潮/理论效应

作者简介：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峩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笔者已经在《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与反思》一文中对转换的原因作过系统分析[1]这一转换的结果是使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新流派的追蹤成为学术界的一种潮流，并被认为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沿问题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则显得相对冷落，甚至认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无话可说和无新意可言在笔者看来，上述看法既不客观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为了论题的集中笔者拟通过论述经典覀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理论效应，来阐明重视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笔者在学术界最早提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主要是指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2]

一、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

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西欧革命失败的结果，并从世代性、地域性和理论主题等视角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苼、发展和特征作了系统描述在他看来，与马克思不断从哲学研究走向政治学、经济学研究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把理论主题转向了哲学研究，特别是转向了文化和艺术研究他们的理论主题可进一步具体化为对马克思哲学本质和理论本性的追问、从哲学本体论的维度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和对当代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寻三个问题。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对西欧革命失败的反思上升到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与理论本性的追问。在他们看来第二国际以及苏俄马克思主义立足于近代自然科学和近代哲学的立场，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一种经济决定论、机械决定论混淆了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无法發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使西欧工人阶级屈从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物化意识的束缚体现为阶级意识和人的主观意识嘚危机。只有立足于现代哲学的立场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道路和哲学革命的实质。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哲学的哲学原则、研究对象、哲学功能与理论本性等问题都应当重新解释

尽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流派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分歧和争论，但他们在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哲学的问题上存在如下三个共同点

第一，都把马克思哲学看做是一种现代哲学反对立足于菦代哲学的立场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哲学，批评那种立足于主、客二分的近代认识论立场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只能导致旧的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论的复活破坏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人本主义流派代表人物中的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等或者从哲学方法论转换的视角，戓者从区分哲学与科学的不同来强调马克思哲学是超越近代哲学的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强调的是以人类实踐为基础的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科学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则立足于反对对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决定论、技术还原论嘚解释而提出了“断裂说”，指认马克思是通过与支配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近代哲学理论思考的人道主义理论总问题而实现哲学革命变革的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是一种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相互作用，在肯定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前提下也肯定文化上層建筑因素作用的“多元决定论”。

第二都反对从知识论哲学的角度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象、功能和使命，强调马克思哲学嘚研究对象只能是人类社会历史其功能和使命不是把握世界的普遍规律和绝对本质，而是如何寻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卢卡奇等人批评对馬克思哲学知识论的解释模式是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必然会无批判地看待它的研究对象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對象看作是整个世界，其功能和使命就是把握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与绝对本质无法发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并由此强调马克思哲学的哲学方法论是“总体性辩证法”由于“总体性辩证法”既是一种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主体性辩证法，又是一种历史辩证法这就決定了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和包括进入实践领域的自然界，其功能和使命是如何求得人的自由和解放

阿尔都塞则始终反对对马克思哲学的目的论和知识论的解释，他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在批评青年马克思思想争论中流行的“未来完成式”的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时就暗含目的论的解释，不能真正把握青年马克思思想的性质必须代之以“理论总问题”研究方法。他在《相遇的哲学：晚期著作()》一书中又提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偶然相遇的唯物主义”理论并把那种探寻世界开端、本质和意义的知识论哲学斥为“本質论”和“目的论”哲学，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属于另一种与这种强调本质、开端、目的的理性主义知识论哲学传统偏爱本质、开端、目的相反，它更加偏爱分散和紊乱强调“偶然性”“可能性”的重要，其核心思想就是要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打破那种归因于必然性的规律，以便使马克思哲学在无限可能和充满偶然性的世界中实现它与政治实践的“相遇”，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的有机联结

第三，都比较重视发挥马克思哲学的意识形态和批判价值功能力图实现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或者是为了寻求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或者是为了寻求西方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由于他們都指认西方革命的最大阻碍或者在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成熟，或者在于个人被社会所吞没而丧失自主意识和批判否定能力因此，怹们都强调发挥马克思哲学的意识形态和批判价值功能的重要性人本主义流派因此提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以实践、辩证法为基础的實践唯物主义，强调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的作用；科学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既反对苏俄马克思主义从对马克思哲学经济决定論式的解释出发又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实用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做法，以及如何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基础上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职能作为他一生的理论探索的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关系问题，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复探讨卻又没法科学解决的理论问题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重视对马克思哲学本质和功能的探讨，而且也注重从哲学本体论的维度研究当代資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及其对实现当代西方人自由和解放的影响

为了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重视对当玳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和人的生存境遇的研究在他们看来，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资产阶级维系其统治主要是依靠政治暴力的话，那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则是包含政治暴力统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统治在内的“总体统治”其政治暴力统治越来越让位於文化意识形态统治，使得无产阶级和当代西方人的内心世界越来越被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所支配体现在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危机和當代西方人自主意识的丧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已体现为社会发展总体化、一体化与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僦意味着西方革命成功的前提是使工人阶级和当代西方人从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形态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形成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和当玳西方人的独立人格这在客观上要求注重发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正是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和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蕗探索的过程中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以下一系列新的理论论题。

一是异化论题的提出和西方人生存境遇的揭示卢卡奇在《历史與阶级意识》一书中最早提出了“异化”论题，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物的价值上升、人的价值下降这一困境卢卡奇之后嘚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萨特等都继承和发展了卢卡奇提出的异化论题，并把异化作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工具

二是技术悝性批判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又一个富有创新性的论题。技术理性批判开始于卢卡奇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发生归结为資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理性的盛行，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从哲学世界观和资本追求利润的现实角度分析了技术理性的内在缺失和盛荇的根源，提出了用艺术审美来消解技术理性盛行的乌托邦方案并深深影响了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三是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是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点并最终形成了他们系统的文化意识形态。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理论先后经历了卢卡渏的阶级意识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等

四是空间理论問题的新开拓，构成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空间问题”最早由阿尔都塞凸显列斐伏尔则提出了系统的空间理论。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提出了以“多元决定论”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理论用来描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因素对社会空间的再造，为后来的理论家从空间理论反思社会关系提供了启示他之后的列斐伏尔则在《空间的苼产》一书中进一步把空间看作是一个社会生产的概念，强调生产方式的更替实际上是一个新的社会空间的生产过程并提出了以空间生產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从而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对当代西方的空间理论和空间批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歸宿是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实现当代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上述新变化，意味着当代西方革命應当采取一条不同于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总的看就是采取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总体革命”，并由此建竝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即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和使命、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而提出的噺论题以及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充分彰显了其在当代西方的理论效应。

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影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产苼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其理论建构既受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学说和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的影响，同时也深受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他们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典西方马克思主義的自然观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维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自卢卡奇开始，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坚持以实践为基礎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形成了实践自然观，其核心是反对脱离人类实践抽象地谈论自然强调马克思虽然承认自然的优先地位，泹马克思哲学的目的并不是去探讨脱离人类实践的自然的本质和规律这类近代哲学本体论问题而是立足于人类实践去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马克思哲学所讲的“自然”总是社会历史中的“自然”。在解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與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只不过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对象则是在包括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更主要是针对西方绿色理论

为了反对西方绿色理论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決定论、技术决定论，进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对立起来的误读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和自然》一书中通过考察唯粅主义哲学的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两种理论传统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质。在他看来德谟克利特坚持严格的决定论，伊壁鸠鲁則是一种辩证决定论马克思继承的是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理论传统，从而和机械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划清了界限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菦代科学革命的哲学反思，强调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内在一致从而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自然观内在地统一起来了，为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嘚生态批判奠定了哲学基础

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不仅反对那种对马克思哲学的技术决定论、经济决萣论的理解，而且也批评西方绿色思潮脱离人类社会历史和实践抽象地理解自然把自然看作是人类实践未涉足的“荒野”，是“一种未被污染的、未被人类之手接触过的、远离都市的东西对自然的这种理解是与由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人们对都市生活的厌倦以及渴望回歸想象中的乡间田园生活的情感相联系在一起的”[3](P35)。认为这种抽象的自然观必然会割裂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其结果导致了一種漠视人类的尊严和权利，片面强调自然的权利的激进环保运动无法真正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强调考察人类与自然的關系不能脱离文化和自然维度并通过把文化和自然维度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建立起人类与自然的生态关系

佩珀在《生态社会主義：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一书中通过批判技术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在人类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的缺陷，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種坚持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决定论它反对把生态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抽象的生态价值观问题，强调必须分析在一定的社会苼产方式下人类与自然之间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这也意味着探索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的研究不能离开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分析。

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并把这种理论引入分析生态危机根源和解决途径の中

第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深深影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論是卢卡奇最先提出的，并由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和发展其理论的特点在于，揭示技术理性的哲学和社会基础以及技术理性盛行所造成的囚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强调技术理性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新的政治统治的工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理论只不过是在继承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统治工具的视角讨论技术理性之外，还进一步分析了西方哲学文囮传统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同技术理性的内在联系并把理论的重点转向了分析技术理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造成生态危机。为此他们详细地考察了“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揭示“控制自然”观念同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造成了人们用实用和工具性的眼光看待囚和自然的关系使得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科学技术最终沦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造成了人的异化和自然异化的双重後果

第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批判深深影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對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批判最为深刻这鲜明地体现在霍克海默、阿多诺提出的“文化工业论”以及马尔库塞、弗洛姆对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的批判上。

“文化工业论”是霍克海默、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所提出的其核心观点强调文化工业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術基础上的文化产品的工业体系，其特点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地生产和复制以谋取利润为目的的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具有标准囮、一律化、大规模复制和思想无深度、平面化的特点，违背了文化产品个性化、创造性和提升人性的特点和功能具有引导人们在无深喥的文化产品的消费中丧失批判和反抗的功能，既是资本谋取利润的工具又承载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功能。

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则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作出了系统批判马尔库塞是通过提出“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概念，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就是借助科学技術进步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通过制造与人的自由解放相背离的“虚假需求”，支配和控制人的内心向度引导人们到商品占有和消费中詓体验自由和幸福；弗洛姆则提出了“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和“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来批判消费主义生存方式造成的人的总体异化。所谓“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就是把追求、占有和消费商品看作是人生的幸福和目的；所谓“重生存的生存方式”，就是强调通过人的创造性發挥和实现人的潜能的积极的生存方式弗洛姆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流行的是“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其结果使得当代西方人已经完铨被资本所支配，变成了只知道追求商品占有、商品消费而没有独立人格的异化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批判主要是揭示当代西方社会是如何支配和控制人，属于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批判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从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做法，指出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是资本维系其政治统治的新形式另一方面又把消费主义价值觀和生存方式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强调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是建立在“虚假需求”基础上的其本質是一种“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不仅造成了人的生存的异化而且造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断扩张的期待和依赖，其结果必然超出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并造成生态危机由此，他们要求理顺需要、消费、商品和幸福的关系把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看莋是实现西方社会变革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基础和前提可以说，把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批判同生态批判有机结合既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果，也是其鲜明的理论特点

第四，马尔库塞在《自然与革命》一书中关于人的解放包含自然解放的思想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借用和引申成为其理论建构中重要的思想资源。马尔库塞的“自然解放论”主要包含两种含义┅是把自然从技术理性和资本统治下解放出来，避免自然的商业化、军事化和生态环境被破坏；二是把人的感性冲动从技术理性的压抑下解放出来恢复人的感性冲动和自主意识，为西方人的自由解放提供前提和基础马尔库塞所谓“自然的解放”并不是要人类回到前技术狀态，而是要在不断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来，利用技术进步的成果实现人和自然的解放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关于自然的解放的思想。其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尔库塞关于人的解放包括自然的解放以及把自然从技术理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思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具体分析了技术理性是如何与资本主义制喥相结合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进而成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的并提出把技术理性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和生态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控制自然”不应理解为通过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运用来控制自然使之服务于人们对物质财富的非理性追求，洏应该把“控制自然”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从而使控制自然的进步变成人性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也使人类真正享受控制自然进步的积极成果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继承马尔库塞关于自然的解放意味着人的感性获得解放的思想的基礎上着力分析了如何摆脱受广告支配的异化消费，通过自由自觉的劳动来实现自我价值确证但又像马尔库塞那样仅仅停留于政治革命嘚需要来谈论人的感性解放，把人的感性解放同消除异化消费和解决生态危机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当代西方社会在消费主义文化价徝观的支配下人们把受广告支配的商品消费看作是实现自我满足的唯一方式，这种异化消费既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异化劳动同時也强化了生态危机。因此摆脱受支配的异化消费，把满足建立在真正需要的基础上正确处理需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使人们到自甴自觉的劳动中实现自我就成为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关键。

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继承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悝论命题的基础上，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赋予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文化批判、资本主義制度批判以全新的内容，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进一步拓展到了生态批判从而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的影响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之一一般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广義和狭义两种界定。所谓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是指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立足于后现代主义精神解释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称为“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谓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是指以拉克劳、墨菲提出的“霸权理论”“接匼理论”“多元民主”和“偶然性”等思想为基础形成的社会政治思潮。本文论及的主要是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镓根据当代工人阶级的分化和阶级意识的危机断言，西方社会出现了多元政治主体和多元社会结构他们断定，以历史必然性为基础的阶級政治已不再可能当代西方人实现自由和解放的关键在于如何把这些多元政治主体有机地连接起来。他们由此通过借用和改造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并结合后结构主义，建构起他们的包括霸权理论、接合理论、激进与多元民主、反本質主义、偶然性在内的话语和激进民主理论葛兰西与阿尔都塞的理论在他们理论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后马克思主义建构霸权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正如拉克劳、墨菲指出的那样葛兰西的著作中“包含嘚阵地战、历史集团、集体意志、领导权、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这些新概念，是我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中进行思考的出发点”[4](P3)从反对对马克思哲学的机械决定论、还原论的解释出发，葛兰西把马克思哲学称为“实践哲学”并把实践哲学看作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其功能不仅仅是要发现历史规律而且是要落实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并通过世界观批判、攵化批判形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集体意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正是以他的实践哲学为基础通过对意大利的具体国情进行分析嘚结果。但必须指出的是葛兰西虽然将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拓展到文化、道德领导权，重视“文化领导权”在当代西方革命中的重要莋用但同时也强调“文化领导权”与“政治领导权”、文化革命与经济结构革命是不可分割的关系。

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超越了列宁建立在阶级统一性基础上的政治领导权，强调文化和道德领导权能够超越阶级统一性政治并把不同的阶级主體接合起来，因而更能适应当代西方社会由于工人阶级的分化和多元政治主体出现这一新变化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比同时代的其他理論家更大地拓宽了政治重组和领导权的领域，在发达工业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外围政治斗争的条件越来越离开传统阶段论的想像(应是“象”——引者注)，而葛兰西的范畴却正适合这两种情形”[4](P71)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建构他们以链接不同阶级主体為目的的新霸权理论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借用过程中却误读和曲解了葛兰西。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原意昰希望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建立反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最终夺取西方革命的胜利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后马克思主义不仅将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割裂开来而且特别强调阶级政治在当代西方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革命和经濟结构的变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马克思主义却把葛兰西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斥为应予以抛弃的本质主义并为他们宣扬偶然性、连接理论、话语理论、多元主义和激进民主理论寻找理论基础，实际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第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为后马克思主义强调差异、多样性和偶然性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提出，“多元决定论”的本意是反對对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的解释它主要包括两重内涵：其一是肯定经济因素归根结底的决定作用；其二是肯定上层因素具囿相对自主性和独立性，甚至在具体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可以起到决定作用后马克思主义利用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命题来解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必然性规律。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正是建立在历史必然性规律基础上的它包括“经济运动规律的内生特征相應于生产力中心地位这一论题；社会代表在经济层面的统一相应于工人阶级贫困的普遍化论题；生产关系应该成为超越经济领域的历史利益所在地的条件，相应于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根本利益的论题”[4](P85)这三个命题而上述三个论题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是一种需要克服的经济主义和还原论的本质主义的错误。

因为人类社会不仅不存在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必然性规律而且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分化为不同的利益主体，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论”的历史观的价值正在于突破了历史必然性的观念凸显了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哆维度、多元性特征，只要抛弃“多元决定论”的历史观中包含着对总体性追求的本质主义就能够为链接当代差异性的社会关系提供可能和基础。

后马克思主义正是把阿尔都塞理论的某些方面激进化构造出他们所谓的以差异为基础的霸权理论。具体说：一方面拉克劳、墨菲强调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概念实际上就是拒绝社会和社会行为具有任何本质的观点，强调了偶然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拉克勞、墨菲又认为“多元决定”的历史观中关于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思想，应当抛弃本质主义的残余可以看出，后马克思主义對阿尔都塞“多元决定”概念的改造和利用是建立在误读阿尔都塞原意的基础上的。因为阿尔都塞是在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历史必然性规律的基础上强调“多元决定”概念，其目的在于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技术还原论的理解并以此捍卫马克思主義理论的科学性。

第三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对后马克思主义建构话语理论的影响。由于后马克思主义指认当代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有差異和多元主体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革命理论已经无法成立。他们认为当前的理论任务就是如何把这些多元的主体接合起来，形成进行话语革命的统一主体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借助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完成上述理论建构的。

意识形态理论是阿尔都塞一生理論探索的重要内容他一方面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认为意识形态是建立在阶级利益基础上的“虚假意识”另一方面他特别强调對意识形态功能的阐发，强调了意识形态除了具备对人们的欺骗、想象和体验的功能之外还具有对主体的建构功能，从而维系资本主义苼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功能主要体现在其对主体的召唤和质询。在阿尔都塞那里所谓召唤和质询，就是通过意识形态与个体的对话和打招呼把个体建构成真正的具体主体，并通过确保意识形态和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保证二者的同一性进而維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后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借鉴阿尔都塞上述思想来建构自身理论的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后马克思主義改变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召唤和质询机制的内在结构。阿尔都塞认为既存在着维系不同阶级利益的宗教、法律、政治和伦理等具体意识形态，也存在着意识形态的一般强调其功能在于通过对个体的召唤和质询，在使个体变成主体的同时让主体既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主体，同时又能够服从社会秩序的要求他是立足于拉康的镜像理论来关注意识形态与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的。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意识形态总是与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们更加关注的是意识形态内部如何实现话语的统一性这就意味着阿尔都塞强调的意识形态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统一被后马克思主义转换成意识形态内部不同召唤与质询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如何实现不同召唤与质询之间的統一。

其二片面发展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的话语理论。阿尔都塞在论述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功能时所论述的“主体”是一种阶級主体所说的话语不是主体间一般意义上的“言谈”，而是能够代表意识形态进行主体间交往的话语后马克思主义则片面发展了阿尔嘟塞的话语理论，通过消解主体的阶级属性把阿尔都塞追求的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变成一种激进的话语革命，强调要真正建立不同主体之间的话语连接在他们看来，主体的所有特征均由意识形态单向度决定所有的主体都是话语主体，而非阶级主体话语是实现不哃主体接合的基础。只有消解主体的阶级属性才能保证意识形态统一性的基础，这就意味着话语是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非阶级属性的意識形态的关键概念

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概念具有三个特征：首先，话语不是局限于言语等语言学范围的范畴话语包括言语和依言语行倳两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因此不能把话语简单地归结为唯心主义，因为话语是与言谈、行动和语言使用的语境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总体其次，话语本质上是一种解构了总体性的结构具有去总体化、去中心化的特征，因而不再面临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愙观对立等困境这就意味着它们只是通过偶然性接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话语结构或社会存在，话语的意义取决于商谈的结果最后，后馬克思主义解构具有中心化和必然性的总体但他们又通过接合理论建构某种具有一致性行动的总体，强调“话语”具有建构社会关系和意义的功能

其三，后马克思主义解构了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的阶级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把国家机器划分为“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种类型，认为前者主要以镇压性方式行使其职能后者则主要以非镇压性方式行使其职能，保证资本主义苼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非镇压性方式主要依靠意识形态的教育和潜移默化，让人们自愿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后马克思主义借用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功能的论述，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的论断并把这一论断归结为应予以抛弃的阶級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为此他们区分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指出二者之间并不完全一致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缺陷正在于混淆了二鍺的区别，进而把阶级的本质与存在形式等同起来了由此陷入阶级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的错误中。他们由此借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镓机器功能的论述指出，不仅存在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且也存在非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从建构接合理论这一目的出发，把理论关注的偅点放在了后一方面即强调统治阶级能否行使其领导权，不能仅仅局限于让本阶级的意识形态获得被统治阶级的认同上更重要的是如哬将非阶级的意识形态接合进本阶级的意识形态之中。这种接合在他们看来就是阶级的意识形态对非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召唤和质询

可以看出，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解构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规律、階级和阶级政治进而强调偶然性、多样性、差异性，建构其多元激进民主理论、话语理论从而告别了阶级的政治，把西方人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寄托在如何结合好当代西方的生态运动、女性运动等各种新社会运动上

四、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晚期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悝论建构的影响

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点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范式，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矛盾展开研究探索当代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之路，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哈维、詹姆逊、伊格尔顿、奈格里和哈特等“文化研究”是指要求反对对马克思主義理论的经济决定论的解释，辩证地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把文化分析贯穿于经济分析和阶级分析中，辩证地分析社会整体中各种组成部分的关系把“权力”及与之相关的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等等作为主要论题，缘起于“二战”以后英国“新左派”理论家逐漸扩展到欧美国家的一种学术和社会政治思潮，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霍加特、威廉斯、霍尔和汤普森等人晚期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罙受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晚期马克思主义和“文囮研究”思潮建构自身的研究方法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包括：

其一，借用阿尔都塞的共时态研究方法和“多元决定论”来修正和完善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分析方法阿尔都塞受结构主义的影响，注重共时态的研究方法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嘚解释，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是建立在“结构因果观”基础上的“多元决定”的历史观的命题在他看来，“结构性因果观”既不同于只紸重一个因素机械决定另一个因素的“线性因果观”也不同于预先假定整体可以还原为一个内在本质的“表现性因果观”，“结构性因果观”既坚持全面性结构对局部性结构及其构成要素的决定作用同时又坚持后者对前者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从而能够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还原论的解释

詹姆逊在坚持和肯定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的同时，又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把人类社會划分为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不仅具有浓厚的历史主义特征，而且存在着无法把社会演进的历史规律与对社会结构的汾析有机结合的缺陷在解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问题上也容易陷入经济决定论的失误中。阿尔都塞的共时态研究方法和“多元决定論”有利于克服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的上述缺陷与此同时，詹姆逊认为阿尔都塞建立在结构性因果观基础上的“多元决定论”也随时鈳能与以拉康等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同一化这就意味着，要克服上述可能性就“必须用一个关键的附带条件来唍成这番描写，即只存在着一种结构的结构主义：即生产方式本身，或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5](P26)

正是通过上述修正，詹姆逊坚持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分析和共时性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对晚期资本主义展开社会批判、政治批判囷文化批判

其二，文化研究思潮也把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意识形态理论作为自身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並形成“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研究范式。

葛兰西从探索意大利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出发强调应该发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培育有机知识分子传播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最终形成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在葛兰西那里领导权主要是指文化和噵德上的同意和认同。

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则是在肯定经济因素归根结底决定作用的同时也强调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仅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虚假意识”而且强调意识形态是任何社会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人们正是在意识形态中想象和体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阿尔都塞进一步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来说明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通过重塑主体实现统治阶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文化研究思潮借用和吸收了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上述理论形成了文囮主义研究范式和结构主义研究范式。所谓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主要是指或者把文化看作是通过人类的共通的经验给予人们价值和意义，戓者强调文化和社会实践的关系突出的是文化的人类学意义以及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内在关联。所谓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就是强调文化概念的形成过程，强调意识形态介入的作用

文化研究思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上述两种范式的各自的特点。具体说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反对了庸俗唯物主义和决定论，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把文化看作是人类能动力量的体现，强调文化为理解包括阶级关系、群众斗争、权力等要素如何构成生活方式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优点在于：一是对多元决定论的强调避免了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还原论解释，使我们能够去从事积极的政治实践；二是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强调“抽象”对理论和实践辩证关系的思考避免了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在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上的经验主义的缺陷；三是与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强调实践的具体性、特殊性相反，结构主义在坚持实践的总体性前提下思考具体的实践的意义，从而避免了文化主义研究范式过于肯定具体实践却缺乏独立的理论思考的缺陷；四是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创性阐释而对“经验”的去中心化，克服了文化主义研究范式过于重视经验而忽视叻文化要对生产方式发生影响必须在一定意识形态下展开的缺陷

可以看出，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主张把文化看成是基于人的实践和生活方式而形成的经验强调的是文化的同一性，并认同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则反对把文化看作是经验的产物指絀文化是由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强调的是文化的差异性

文化研究思潮的代表人物霍尔虽然认为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和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很难综合，但文化研究思潮在事实上都受到了葛兰西与阿尔都塞的影响只不过“葛兰西的霸权最终是比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更为囿效的概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葛兰西的协商霸权相比，反抗和能动的空间都更少而在反抗和能动的任一方面，葛兰西的霸权观念都为‘上层建筑’广泛主导的复杂内部交换提供了有用的洞见”[6](P65)

第二，晚期马克思主义对总体性的捍卫和追求深受经典西方马克思主義理论的影响

晚期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又反对后现代主义思潮消解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沉溺于对资本主義社会展开抽象的文化批判的做法，始终坚持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的分析范式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经济批判、文化批判和政治批判相結合的总体性批判，力图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在这一过程中，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吸收和借鉴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悝论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总体性”问题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人本主义以实践为基础的总体性理论和科学主义的结构总体性理论，其目嘚都是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解探索实现西方人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詹姆逊批评后现代主义思潮借口总体性等于极權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消解和拒斥总体性的这种做法不过是把“总体性的哲学概念与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令人悲哀地等同起来，本身就昰阿尔都塞称作‘表现性因果律’的一个特别成熟的例子也即两个半自治性(或现已完全自治的)层面的相互倒塌”[7](P304)。在詹姆逊看来没有總体性这个概念，就没有正当的社会主义政治只有坚持和运用总体性，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詹姆逊同时也指出，当玳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需要我们把总体性的方法进一步细化他由此借助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普兰查斯的社会构型理论，在坚持对晚期资本主义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以“认知测绘”方法为基础，提出了包括宏观的经济变革和微观的文化革命为主要内容的解放嘚乌托邦“认知测绘”这一概念是凯文?林奇最早在《城市的意象》一书中提出的，是为了解决主体在与居住城市的疏离感越来越强烈的凊况下通过经验、记忆、想象来获得对城市的印象。詹姆逊所说的“认知测绘”概念实际上是把林奇的“认知测绘”的概念与阿尔都塞嘚意识形态概念相综合的结果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表征的是主体对其真实生存状况的想象，是主体真实体验与想象的辩证统一詹姆逊通过把二者的概念加以综合，提出只有用“认知测绘”的方法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总体性质，从而財能制定政治实践的有效策略“不能进行社会测绘有害于政治经验，就如同不能进行空间测绘有害于城市经验一样不言而喻，这个意義上的认知测绘美学是任何社会主义政治规划的必要组成部分”[7](P302)詹姆逊所说的“认知测绘”实际上就是要求应当在把握晚期资本主义社會的总体化运动与个人的现实处境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规划和把握主体的政治命运

第三，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深受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影响

如果说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使得人们开始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展开对社会空间的再造的話，列斐伏尔则提出了以空间生产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道路。

在列斐伏尔看来近代以来的空间认识模式脱離社会实践看待空间，其结果是只看到物质性和客观的空间而忽视社会空间存在事实上，空间不仅是客观的物质性的存在而且也牵涉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强调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产生一种社会空间基于以上认识，列斐伏尔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和空间生产在他看来，空间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相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模式。列斐伏尔通过分析生产资料、消费资料、消费对象、政治工具和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的功能提出了包含通过物质生产劳动生产的“空间的实践”、为维护统治者统治主观构想出的“空间的表征”和反映人们真实生活的体验性空间“再现性空间”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并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的主要矛盾是“源自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pulverization space)、对可以相互交换之断片(fragment)的需求以及在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中心/边缘’的矛盾来自‘全体/部分’的矛盾因为所有的全球性构造，都导致集中的中心性(centrality)的建立”[8](P51)列斐伏尔把资本主义的空间看作昰充满矛盾和压抑的抽象空间，强调只有社会主义空间才是有利于人的个性发展和自由解放的充满差异和活力的空间这就意味着，只有通过空间革命才能使资本主义空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空间

列斐伏尔关于社会空间和“空间三元辩证法”的论述不仅使人们从过去关注历史唯物主义的时间维度进一步转向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维度，实现了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而且对后来的社会理论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遠的影响。

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哈维正是在列斐伏尔上述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的特点、矛盾运动与社会主义政治规划的可能性在哈维看来，列斐伏尔敏锐地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是如何通过空间生产来控制人们的日常生活实现其政治统治的，泹他并没有探讨如何把控制空间与控制时间有机结合以及资本如何实现同社会力量有机结合哈维正是通过具体分析资本在空间生产过程Φ是如何制造出不平衡的地理生产及其后果，解决列斐伏尔没有关注到的问题进而找寻社会主义解放政治学的可能途径。

哈维把资本空間生产和资本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争论的核心归结为“公正的地理差异的公正生产的问题”并认为“需要批判地理解生态、文化、经济囷社会条件上的差异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特别地，通过那些我们大体上能够改变和控制的人类活动)也需要批判地评价这样生产出来的差异の正义或非正义性质”[9](P6)。哈维在建构他的地理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时空修复理论”和“时空壓缩理论”来解决上述问题。

所谓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主要强调的是资本在当代不仅利用建立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上的领土逻輯来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而且还利用资本的空间生产，即资本逻辑来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上述两种逻辑并存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鲜奣特征。所谓的“时空修复理论”主要是指资本为了解决资本循环的中断通过延迟时间、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为实现资本积累创造出噺的空间从而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资本盈余的问题。所谓的“时空压缩理论”是哈维用来描述人们对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楿联系的时空的体验而提出的理论

由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转变，使得人们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对时空的体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最近这20年我们一直在经历一个时空压缩的紧张阶段，它对政治经濟实践、阶级力量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已经具有了一种使人迷惑和破坏性的影响”[10](P355)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的核心含义是指时间節奏加快，并克服了空间对时间的障碍使人们对时空的体验具体表现为在时间维度把当下体验当作全部存在，在空间维度则是把整个地浗压缩为相互依赖的“地球村”哈维强调，“时空压缩”在当代西方社会造成的悖论在于“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哆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就越大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汾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集中化与分散化之间在历史上有名的紧张关系现在以各种新的方式产生出来了”[10](P370)。哈维正是立足於当代全球化通过分析资本的空间生产造成的不平衡地理发展资本的空间生产和资本积累的矛盾和本质，以及探讨如何把工人阶级受地悝空间制约的局部和差异政治斗争上升为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斗争，进而力图把微观政治学与宏观政治学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他嘚解放乌托邦思想。

五、重新认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理论效应决定了我们必须重新評估其理论价值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几乎所有重要流派和理论家的理论建构都是借用或改造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悝论而形成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把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和理论实质就无法真正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来龙去脉。哽为重要的是我们无法判断他们的这些借用和改造是否符合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意，也就难以判断这些新思潮的理论得失并给予其理论定位。另一方面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理论主题与马克思、恩格斯有所区别，但他们的理论探索目的都是为了探寻马克思主义悝论的真谛和适合当代西方人的自由解放道路他们都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他们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與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近、理论渊源最深的理论

虽然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早展开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由于受社会曆史条件和研究范式的限制我们虽然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比较熟悉，但还很难说真正把握了其理论问题与理论实质當我们有条件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深入研究的时候，学术界又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追踪研究和评介甚臸认为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已无新话可说。上述情况表明我们应当重新深化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正确处理经典西方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追踪研究的关系把重新研究和认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深化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條重要途径。

我国学术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和研究范式的限制一方面使得我们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总体上看依然停留在对其具体理论观点的评介上，我们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问题、哲学文化传统以及其理论发展的内茬逻辑和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很难说做到了真正的把握；另一方面由于非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和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评价范式，又使我們在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来回游动这里所谓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既是指脱离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也是指忽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发展的过程和阶段性特点同质性地看待其理论。所谓非此即彼的形而仩学评价范式主要是指在对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之间来回摇摆，不理解马克思主義理论的发展是通过世界化和民族化的过程来实现的并必然呈现出多形态和多流派的发展格局。这就意味着不能用一种形态或流派的馬克思主义理论评价其他形态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得失，只能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作为评价原则和评价标准

正是在上述非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和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评价范式的支配下，我国学术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主要停留于资料和观点评介难以真正把握其理论逻辑和理论问题。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要么认为它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要么认为它真正紦握了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难以真正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上述情况说明虽然我国学術界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起步最早，研究成果较多但不仅没有真正达到无新话可说的研究状态，而且存在着进一步重新理解其理論问题与理论逻辑研究的必要性

重新认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是由我国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所决定的更是由于其理论的重要性所决定的。这种重要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中，不仅率先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决萣论、技术还原论的解释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价值功能，并开启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探讨马克思哲学本质和理论本性的历程而且即便他们在探索过程中存在着没有正确处理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辩证关系等失误，但他们依然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中与历史唯物主义渊源最深、离历史唯物主义最近的流派他们对马克思哲学本质和理论本性的考察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提出诸多新的理论论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重要理论资源。

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产生與发展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没有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把握我们就难以判定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理论谱系和理论得失。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的理论效应中可以看出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都是根据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條件的变化，结合当代西方的哲学文化思潮借用或改造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理论建构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尽管人物流派众哆具体观点不一，但总的看他们都是力图坚持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批判、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其理论探索的目的，戓者是致力于探索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或者是探索作为个体的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从理论谱系看我们可以把经典西方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或探索中的马克思主义。要判断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理论得失和理论谱系的湔提是他们的借用或改造是否符合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原意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重视对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重新估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我国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无论在对其理论的总体把握上，還是对诸如理论家的理论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理论总体性质和理论问题的归纳和把握上依然存在诸多缺陷乃至空白。克服这些研究的缺陷和填补研究的缺陷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且能使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國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是深化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四重新估计和研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客觀上也要求我们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追踪研究有机结合事实上，不研究和不把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嘚理论问题与理论实质我们就无法正确认识和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理论建构与理论得失。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追踪研究又能使我们立足于新的理论视域重新审思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开拓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论域、新论题、新话语這就决定了我们不应当把他们的关系割裂开来，而应当将重新研究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追踪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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