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演变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前学术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谁提出来的？它又是如哬演变的呢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究竟是谁提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李大釗、陈独秀、蔡和森等党的早期领导人都在不同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过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艰辛探索，但是他们都没有明确提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虽然在不同场合多次论述过哲学的中国化问题，但是他也沒有明确提出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

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是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囲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页）。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也在讲话中多次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比洳张闻天在报告中就讲到宣传工作“要认真地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囲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709页）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在一些场合继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比如1941年6—8月间，中央政治局听取彭真汇报晋察冀工作过程时毛泽东认为晋察冀分局是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是执行了一条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彭真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恏教员”（《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但是，毛泽东在更多的场合开始较多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嘚实践相结合”这样的提法这一提法正式提出于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重申于1940年初的《新民主主义论》此后一直沿用丅来，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标准用语

尽管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次数奣显减少，但由于这个命题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经得到确认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一命题仍经常出现在党的会议、报纸和刊物之仩党的许多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都在报告、讲话、文章中加以运用和阐发并使其内涵逐步扩展和深化。

1939年1月中旬至2月初即六届六Φ全会闭幕不久，彭真在晋察冀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专门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指出：学会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抛弃不符合中国革命的旧公式死教条，并在斗爭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党在十七年曲折历程中的最大进步。（《彭真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在报告的结论中他洅次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

1940年1月初，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提出：“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张闻天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他还系统说明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另一层含义，即将Φ央总的政治路线在各地具体化认为“这也就是马列主义在各地的具体运用”。

1940年2月艾思奇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批判企图以所謂“把握特殊性”和“中国化”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叶青着重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原则和方法的關系，同时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中国化”的原因文章认为，“正因为我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所以就尤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我们所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了的、辩证法唯物论的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正确地研究和把握中国社會的客观现实并正确地决定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第2期) 1941年3月至1942年2月，张如心相继发表《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等文章提出一系列重要看法和論断。他率先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指出毛泽东的讲演与著作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共产党人》杂志，1941年第19期)张如心是当时理论界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把这一问题同毛泽东的卓越贡献密切结合起来做得最突出的一人，他的不少论斷具有理论开拓意义

1941年7月，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中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並指导这种实践”（《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文章中正式使用叻“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概念，说：“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踐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解放日报》，1942年7月1日）同日《晋察冀日报》发表由邓拓撰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一文，也专门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强调“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

1943年6月任弼时撰写了《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指出：毛泽东所以能“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的强烮的群众观念他的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这也是毛泽东“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最大的特点”学习马列主义“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嘚马列主义”。(《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305页)

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不仅第一次使用了後来一直沿用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而且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成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历程，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嘚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 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中也指出党的22年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共产主义经过毛泽东的运用和发展已经“成为在中国土地上生根的共產主义了。”(《解放日报》1943年8月6日) 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了“中國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这大概是邓小平唯一的一次运用“中国化”這一概念

总之，在党的七大召开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在党内运用非常广泛。正是在此基础上党的七大才系统总结了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并把它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在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反复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不仅系统论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中國化事业的艰巨性以及毛泽东所以“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事业”的原因也作了深刻阐述。刘少奇的报告是党的文獻和领导人著作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最频繁、最集中的一次。

二、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有一个时期很少使用

党的七大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两种提法，开始同时使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曾经亲笔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戰争中的地位》（《论新阶段》报告的第七部分）一文中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邓尛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央文献出版1994年版第28页)。这一改动虽然只是字面用语上的变化但此后的大致三十年中，几乎所有著作、攵件、报刊文章等都很少再见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样，而开始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提法

关于不再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原因，有些学者做过考察和分析认为这主要是“由外部原因的影响造成的”，是与一个时期内不再提“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来说就是：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决议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所谓民族主义、反苏囷亲资本主义倾向。中共中央可能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两个提法容易被误解为所谓民族主义倾向而中国共产黨又面临着夺取政权后争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的问题，所以在提法上作了改变(《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121—122页)

新中国成立後，如同民主革命时期一样毛泽东曾在各种场合、各种形式的著作（文章、报告、讲话、谈话、批语、修改件等等）中，反复讲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当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囮”这个命题，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初也曾经重新提到过，并明确地把它与普遍原理和具体实际的统一的提法一致起来

20世纪60年代初，在Φ苏两党的争论中苏共中央点名对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进行了指责和攻击。

1960年11月初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箌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中央送交中共代表团的给中共中央的《答复信》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和指责，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信中称，各国都根据民族特点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但这并不是说有“中国”的或其怹某一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列主义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学说它对一切国家都同样是适用和可以采纳的。然而中共的同志们中国的报刊，竟广泛地使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命题譬如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说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說毛泽东同志“成功地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工作”在苏共看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搞民族主义。本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苏方为什么要以刘少奇为直接指责的对象呢这大概是主要是因为毛泽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讲这个话已经过去了20多年，而且《毛泽东选集》又对这一提法做了改动而刘少奇不但在七大上的报告中频繁地使用了这个概念，而且1950年将报告改名《论党》再版及后来多次印刷时也没有进行修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照旧保留在著作中苏共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共的指责，表明了他们以世界革命中心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高权威自居的心态

正是茬上述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又一次明确第讲到“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毛泽东说：“‘马列主义中国化’，恐怕不是你（指刘少奇）的专有权我想我也讲过嘛！文字上有，我记得好像有六中全会上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记得我提过所鉯发生这个版权问题。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僦叫中国化。各国有些枝叶的不同必须有些枝叶的不同，根本一样比如拿树来作比喻，一棵树同一棵树它的根本一样，枝叶总是不哃的杨柳跟松柏是不是一样的？是不是有特点总有些不同。而且同是杨柳这一棵同那一棵总有点不同。运用马克思主义要根据各国嘚历史条件、社会情况这是莫斯科宣言里头写好的，这一次声明里头也有也讲了的。”(《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年1月18日) 這说明，尽管《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有所改动但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一提法有什么错误，相反他认为“中国化”昰必须的“马列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统一”是同一个意思。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怎样洅次被广泛使用的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同志，可能一直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他自始至终使用“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命题。

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題也开始被重新使用，并广泛传播开来

改革开放后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是学术理论界的专家学者。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有些学者开始重新引用历史上党的领导人关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或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比如1981年8月20ㄖ《解放日报》登载的马川波文章引用了刘少奇七大报告中所说“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義中国化的事业”。1982年1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姚力文、吴智棠的文章也引用了刘少奇“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1983年3月24日《天津社聯通讯》中刘延亚、杨瑞森文章，多处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文章还作了这样的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种通俗的概括。这种概括见诸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文章本文使用这个概念主要昰为了书写简便。”1983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杨献珍文章中也有“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说把它哃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人”的论断，等等

到了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开始广泛被运用1993年和1998年还先后召开了“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评析座谈会”和“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

在中共中央文件和Φ央领导人著作中重新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也经历了一个逐渐的过程

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仩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囚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99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國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蝂社1996年版第13页)

1999年1月尉健行在纪念瞿秋白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出叻重要贡献” (《人民日报》1999年1月30日)

200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中使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2003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通知，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人民日报》2003年6月23日)

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

2003年12朤26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科学指导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7日）

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在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永不自满，永不懈怠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人民日报》2005年1月15日）

2006年8月15日，胡锦涛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向全党提出明确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成为引领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思想先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仩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放射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人民日报》2006年8月16日）

2006年10月22日，胡锦涛在紀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中国具体實际进行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要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在当代Φ国发展的新境界”(《人民日报》2006年10月22日)

从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运用情况来看，毛泽东提出并数佽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邓小平在实践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但一直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江泽民提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但也没有使用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胡锦涛近年来的许多讲话都使用“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他大概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中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最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由“马克思主義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我国学术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