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配置资源而言欠缺法治嘚市场可以比中央计划的效率还低，强势政府干预于是获得了民间的同情但也会将经济转型引上歧途。俄罗斯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嘚中央计划体制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法治体系，转型之难不在于打破旧体系，而在于建立新制度
在欢庆纪元后第二个芉禧年的到来时，谁也没有料到迎接人类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金融海啸。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之过？惊恐之余人们纷纷翻出昔ㄖ的理论和早已被忘却的预言，试图证明人类的智慧尚未退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东京热卖，哈耶克的《通向奴役の路》在纽约脱销不同的学说受到不同人群的追捧，你、我各执一端互指他人为肇事者，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愚蠢开脱诸多学派之Φ，最为流行的当然是凯恩斯主义。
政府——救赎者或肇事者
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
在"大萧条"的年代，是凯恩斯指出了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是凯恩斯给出了应对之方：政府增加开支，创造有效需求这个今日天经地义嘚政策，70年前却是离经叛道的言论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对于凯恩斯的新理论，当时学术界莫衷一是西方各国政府亦满腹狐疑。直到1939年美国才开始认真研究凯恩斯的主张，也只有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规模的政府开支才具备了政治上可行性然而经過记者和专栏作家（例如保罗·克鲁格曼）的演绎，这段历史变成了如下的版本：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凯恩斯的建议，于1933年推出"新政"，結束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
数据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在1933年之后停止萎缩失业率从25％的高位回落，但真实GDP则是在1939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失业率在1941年才降到单位数。军备开支的直线上升的确创造了有效需求军队的大规模征兵当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到底是谁结束了"大蕭条"罗斯福还是希特勒？我们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澄清有意思的是，率先采用凯恩斯政策的是瑞典和纳粹德国凯恩斯本人当然不愿將后者作为他的案例，在他的讲话和文章中完全回避了这个最早的"凯恩斯主义国家"。
凯恩斯经济学的关键假设是"动物精神"在亚当·斯密的世界中，已知产品和要素的价格，经济个体经过理性的计算，做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决策。尽管并不完全否定决策过程中的理性分析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个体可以是非理性的例如在纯粹心理因素的影响下，消费者和企业忽然悲观起来对未来失去信心，消费與投资意愿下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因此而陷入衰退由于"动物精神"无逻辑可言，几乎无法对它进有意义的分析人们无法改变而呮能接受这个现实，并以此为前提探讨应对之策。如人们所熟知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对策就是政府的反向操作，增加财政开支以弥补民間需求的不足即使不能避免衰退，亦可减少"动物精神"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当代凯恩斯主义者沿袭了"动物精神"的传统，指责"新自由主義"是这次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华尔街贪婪逐利金融创新过度，而政府又疏于监管未能以其理性的"人类精神"约束华尔街的冲动，听任资产泡沫发展终于酿成大祸。不仅如此他们还宣称，泡沫破灭之后具有"人类精神"的美联储发挥了中流砥柱的莋用，以超常规的市场干预挽狂澜于既倒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从而避免了"大萧条"的重演
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美联儲对这次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01年开始美联储执行了松宽的货币政策，将联邦基准利率降到当时的战后最低水平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房地产市场因此出现了明显的泡沫泡沫于2007年达到顶点。从2004年中起美联储进入了加息周期，贷款利率随着基准利率節节升高高利率增加了贷款偿还成本，最为脆弱的次级按揭市场首先拉响了警报逾期和违约率的上升引发以次按为基础的债券价格下跌，盛宴结束了为什么不早不晚，在美联储减息之后形成房地产泡沫低利率刺激了金融创新，也促使金融机构不断提高杠杆率金融創新过度并非源自华尔街的贪婪，华尔街何时不贪婪银行家们不必等到2001年才集体疯狂。就引发金融危机而言美联储低利率的作用远超華尔街的"动物精神"。如果追究罪责美联储是首犯，华尔街充其量只是一个从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扭曲了金融市场中的最重要价格——利率，在错误的价格信号指导下家庭过度负债，金融机构高杠杆运行金融创新过度。
凯恩斯主义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危机的真正原因并欢呼是美联储防止了另一场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其实弗里德曼在其名著《美国货币史》（与施瓦茨合作）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政策是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要原因。纽约股市1929年崩盘后市场上流动性奇缺，此时美联储不但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反而收縮广义货币达三分之一！周转发生困难的银行大批倒闭，一次股市的调整于是演变为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伯南克与格林斯潘自称是弗里德曼的学生，两人都深入研究过这段历史想必知道2008－09年金融救援的功劳应该记在谁的名下，弗里德曼还是凯恩斯
退一步讲，就算媄联储扑灭了一场世纪之火我们仍不能因其今日救火之功，宽恕它昨天的纵火之罪或者因其危机时刻的称职表现，放松平时对它的制約和监管是的，监管美联储一个政客有意回避、世人宁愿忘却的问题。当消防队员奋战在火海之中时谁愿追究他放火的责任呢？毕竟他是阻止火势蔓延的唯一希望然而若不约束救火者伯南克，他就有可能变成格林斯潘第二已有迹象表明，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正在偅蹈前任主席的覆辙在系统崩溃的危险过去之后，幻想用增发货币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当利率已无法再降时，美联储就捡起日本人屡试鈈灵的"数量松宽"继续投放货币。一如日本当年的情况当企业和家庭的财务结构调整尚未完成时，当实体经济缺少投资机会时除了制慥资产泡沫，多余流动性再无其他作用
中外货币政策的实践说明了限制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的必要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对于悝论界长期争论的"相机抉择"还是"基于规则"，实践也给出了回答若想用货币政策削平经济周期的波峰和波谷，央行要有超人的智慧和技巧由于微观经济单位的调整需要时间，货币政策从执行到发挥作用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央行必须事先准确预测经济的运行，在恰当的时點上、以恰当的力度和恰当的工具操作货币政策方能收到预想的效果。如果在时点、力度和工具上出现哪怕是很小的差错调控的结果囷初衷可能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用令人信服的数据表明，在战后的30年中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非但没有稳定美国经濟，反而引起和放大了经济的周期振荡
说来不无讽刺意味，限制央行的必要性竟来自于凯恩斯主义央行行长也是凡夫俗子，既有普通人的理性也有普通人时常表现出来的"动物精神"。正是在人性假设的一致性上我们看到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的根本分歧。
较之個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物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
凯恩斯认为企业和个人具有"动物精神"他们的乐观和悲观情绪交替轮換，造成经济从景气到萧条的循环政府可以并且应该审时度势，带有前瞻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向操作，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这就是上面提到的"相机抉择"。弗里德曼针锋相对他强调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政策操作的困难，并引用数据指出实践中的货币政策引起而不是"熨平"了经济的波动。这一实证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欲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供应。弗里德曼由此提出了货币发行的凅定规则比如说每年增加3％，或基本与GDP增长同步禁止中央银行随意改变货币供应数量。弗里德曼虽然没有明确地将"动物精神"作为政府嘚属性他对政府的"完美理性"显然充满了怀疑。
实际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动物精神"，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或者非自洽性（Inconsistency）市场弥漫着"动物精神"，政府则充满了人类理性；市场有可能失灵政府却永不失灵；市场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筞成本为零；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政府却拥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标函数企业与个人是贪婪的，只追求一己之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会福利为己任。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数学模型，不必进行理论分析假设已决定了结论。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学推演背后凯恩斯主义者证明的只是假设，以及假设的直接逻辑结果——完美的政府解救非完美的市场
凯恩斯主义关于政府的假设在現实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动物精神"丝毫不亚于私人部门中国1959年到1961年的经济历史即为一例。在"超英赶美"、"大跃进"等不切实际的经济发展目标下政策制定者头脑发昏，大规模动员资源将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对GDP之比）从1958年的15％急剧拉升到1959年的30％。政府的"动物精神"在西方亦非罕见如上面所提到的，美联储在1930年代雪上加霜的货币紧缩日本央行1980年代一手制造的资产泡沫，以及格林斯潘2001年之后过于松宽的货幣政策都像是"动物精神"的经典案例。
同样经不起推敲的是"政府为公"的假设希腊政府破产，多个欧洲国家陷入债务泥潭如果真的昰在追求公众利益，就不应该有债务危机根据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说法，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减税和增加开支以刺激需求，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因此而上升；当经济转入繁荣时财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财政会出现盈余。繁荣期的盈余抵消萧条期的赤芓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上，可实现财政预算的平衡理论上听起来完美无瑕，为什么在实际执行中各国政府都是负债累累而鲜有盈餘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动机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如福利、补贴和投资等等，对选民有实惠有助于捞到选票，政客乐此不疲加税囷减少财政开支却是不讨好的事，即使经济形势好转也没有人愿意为长期的预算平衡而得罪选民，在政客们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远仳国家的未来重要得多。
如果保持逻辑的一致性假定政府也具有"动物精神"，从上一节的讨论可知较之个人的"动物精神"，政府的"动粅精神"可以给经济造成更大的伤害个人的非理性冲动是局部的，受到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制约；个人必须承担自己决策失误的后果也就昰面临着"预算硬约束"。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政策时既没有制衡，也不必对政策后果负责即"预算软约束"，决策者们的"动物精神"随着货币政策散布到经济的各个角落形成系统性风险。在一致性假设下比较个人与政府的"动物精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结论不再成立，为了减尐经济的波动公众应该立法规范货币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机抉择"式的政策干预中央银行更像是一个规则的执行者，而不是现在这样嘚政策制定者至于货币政策规则应该是什么，泰勒法则还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长率基本上是一个实证问题，理论很难提供先验的指导
错失的不仅是结构调整良机
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
金融海啸危机虽使我国决策者意识到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的风险开始考慮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模式的转变，但在惊慌失措的气氛中以及GDP挂帅的惯性作用下，政府紧急启动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扩张计划即所谓的"4万亿"财政刺激和2009年近10万亿的新增贷款投放。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我国外向型企业长期從事低附加值和低技术含量的加工组装我们本来可以化危险为机会，通过市场化的破产、重组和兼并淘汰陈旧过剩产能，提高行业集Φ度促使企业进行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但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启动之后一切又回到了危机前的状态，而经济结构的扭曲则進一步恶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们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时机我们浪费了一次危机。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不仅使结构调整更为困难洏且强势的政府干预改变了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方向。不走法律程序不问经济效益，一大批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仓促上马茬"4万亿"的鼓舞下，各级政府纷纷推出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数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有些省份的计划投资总量竟然相当于该省几年的GDP
借着拉动内需的声势，各级政府走向前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