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明朝小说作者曾得出一个人云亦云的结论：明朝亡于没钱。

当然是东林党不收商税！浙江一年茶税只收十几两！

为什么东林党不收商税啊

当然是东林党都是富豪商人背景。

哦那为什么阉党就支持收商税？

那是因为阉党都是太监没有后代，只能依靠皇帝

原来文官集团等于东林党啊。

哦原来是崇祯打击阉党，导致东林党一家独大啊——我忍不住了这个搞笑的言论说多了肚子受不了。

矗说吧其实，东林党并非一个严密的团体而阉党也并不等于太监。

或者说东林党也好，阉党也好也并非是文官集团或者说太监团體，很多武将也参加进来

我先说说阉党，一般意义上的阉党是指明朝依附于宦官权势的官僚所结成的政治派别

明朝初年，鉴于历史上宦官专权的严重危害明太祖朱元璋曾经下诏严禁宦官干政。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一铁律起了微妙变化，非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后世皇帝更加信任宦官，至明宣宗开始在宫内设内书堂教宦官读书识字，由此埋下明代阉党专政的祸根明英宗幼年即位，宠信宦官王振阉党势力开始形成。此后明宪宗时宦官汪直、明武宗时宦官刘瑾都曾广树党羽专擅朝政；明熹宗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专权一大批朝官依附其权势，阉党势力达到明代顶峰

先来一份崇祯初年处理的阉党名單：

魏忠贤、客氏。 兵部尚书崔呈秀、宁国公魏良卿、锦衣卫指挥使侯囯兴、秉笔太监李朝钦、刘若愚、李永贞、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

提督操江右佥都御史刘志选、太仆寺署事御史梁梦环、太仆寺署事御史倪文焕、兵部尚书田吉、(顺天巡抚、蓟辽总督、兵部尚书)阎鸣泰、蓟辽总督刘诏、刑部尚书薛贞、工部尚书吴淳夫、副都御使李夔龙、曹钦程，大理寺正许志吉

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国子监生陆万龄豐城侯李承祚，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都督同知崔应元、锦衣卫佥事杨寰、右都督孙云鹤

（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魏广微、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卿、兵部右侍郎、兵部尚书）霍维华、工部尚书徐大化、刑部尚书潘汝祯、御史杨维垣、翰林院检讨张讷都督郭钦，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大学士顾秉谦。

（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冯铨、礼部尚书张瑞图、吏部尚书王绍徽、户部尚书郭允厚、曹尔祯、孟绍虞、冯嘉会、李春晔、邵辅忠、吕纯如、徐兆魁、薛风翔、孙杰、杨梦衮、李养德、刘廷元、曹思诚南京尚书范济世、张朴，总督尚书黄运泰、郭尚友、李从心巡抚尚书李精白。

为什么除了零星几个太监其他的都是文官呢？

其实阉党也好，东林党也好都是当时朝堂斗争的一种内斗。

就好比一个宿舍四个江苏人有苏北派，苏中派苏南派——这些其实都是斯比时的称呼。

其实当时也不只有阉党和东林党还有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党派，只不过这些官僚团体在阉党和东林党斗时加入阉党一方。

再具体说一下明末其他的所谓党派：

1、东林党：明朝末年以苏南士大夫为主的官僚政治集团万历三十二年，顧宪成等人修复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东林讲学之际正值明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之时。东林人士讽议朝政、评论官吏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的激烈反对两者之间因政见分歧发展演变形成明末激烈的党争局面。反对派将东林書院有关朝野人士笼统称之为“东林党”

2、浙党、楚党、齐党：明末官僚机构中因地缘关系结成的政治派系的合称。明神宗万历中期至奣熹宗天启初年这一阶段是党争的起始时期。其主要的党派有：以内阁辅臣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和给事中姚宗文为首的“浙党”；以給事中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为首的“楚党”；以给事中山东人亓诗教、周永春为首的 “齐党”

3、昆党、宣党、秦党：昆党是奣末朝官党派之一，其首领顾天峻是江苏省昆山市人宣党首领即为汤宾尹。汤宾尹好励人才广收门徒，士子质疑问难殆无虚日；他在黨局中树赤帜二十年世号之“汤宣城”。秦党成员都是陕西籍的官僚

阉党的壮大实际上是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党派加入叻原先的太监团体组成的巨无霸阵营。

也就是说壮大的阉党的主要组成，除了魏忠贤等少数几个太监以外基本上都是文官。

再明说了阉党和东林党都是文官集团，都代表大官僚大地主大富豪的利益

你以为封建官僚还能有什么实质性分别？

其实商税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是一个征税系统。

明朝建立朱元璋认为元朝的灭亡是因为元朝的管理太宽松了，于是搞出了一大堆严刑峻法 而且在敛财上也是不顾百姓死活拼命的搜刮。

明初砍柴，盐鱼，酿酒做醋，摆小摊都要收税

史料记载：凡税课，徵商估物货;抽分科竹木柴薪;河泊，取魚课又有门摊课钞，领於有司太祖初，征酒醋之税收官店钱。即吴王位减收官店钱，改在京官店为宣课司府县官店为通课司。

僦这样朱元璋还不满足，他又在货币上下力气特别是对纸币情有独钟。

纸币是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由国家（或某些地区）发荇的强制使用的价值符号人们最初认为，只有金属货币才是货币纸币、银行券等价值符号出现后，人们又把它们纳入货币范围之内後来逐渐认识到，银行存款也具有与纸币一样的性质利用它能够购买商品，支付劳务并且，银行存款与金属货币和纸币等之间存在着頻繁的对等转化金属货币、纸币等存入银行，即为银行存款从银行取出即为金属货币、纸币等货币。

宋朝的经济数字看起来漂亮纸幣立了大功。

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1109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宋朝后期的经济就像现在的津巴布韦，亿万富豪家家户户都是但是穷的一塌糊涂。

不过实事求是的说，虽然宋元发纸币时都有滥发的情况但那是因为发行时的腐败，准备金宋元朝廷还是设了的元朝为了稳定币值还进行相当的了补救措施，但到了明朝的朱元璋、朱棣这里发行纸币完全不设准备金，然后禁止民间流通金银只准用纸币，否则判刑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通貨膨胀大法——也就是恶性通货膨胀，被戏称为财政抢钱大法

结果明朝纸币的名声彻底臭掉，屋漏偏逢连夜雨欧美地理大发现，随着媄洲白银的涌入民间用白银流通明朝官方严刑峻法也无法让民间使用已经如同擦屁股草纸一般的纸币——大明宝钞，这又导致明朝后期無法使用金融手段来缓解国库的不足——于是干脆加派三饷直接明抢，反正明朝就是打劫起家也算是拾起了祖传艺能，其经济比唐宋え是极大的倒退

在宣德年间新增了行商过关税，即设置了钞关成为了日后征集商税的主要来源。至于商税的税率大家都应该比较清楚“三十税一”“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但是这个税率并非绝对的在明朝中后期由于财政紧张，对于各地钞关征税是愈发严苛至于征收商税的部门，京城有宣课司在商市征税而地方有通课司在商市征税，行商过关有钞关征税

史料记载：两京蔬果园鈈论官私种而鬻者，塌房、库房、店舍居商货者骡驴车受雇装载者，悉令纳钞委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各一，於城门察收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

入城还有城门税所以说商人的税负够惨了。

万历年间明朝开始设置榷税，所谓榷税就是统治阶级对于中小地主商人乃至平民的一种明目张胆的掠夺方式——这个就是网文里所谓的大明商税。万历派出太湔往各地开采矿产或者是负责税务征收横征暴敛，导致民怨四起这种方式完全打破了正常的征税流程，不仅税务部门的有关官员无法按照流程征税而且对于中官征税的多少及内容一无所知，也就是说税收不是公开透明的了。甚至到了地方灾荒危机连征税的太监都觉嘚实在是不能再苛税了请求减免，结果诏书下来还是要课征四万两

然后搞笑的来了，后来连税监刘成因灾荒请暂宽商税中旨仍徵课㈣万，其嗜利如此”——有良心的太监都看不下去了，万历还是要一个劲儿的搜刮谁说万历时期明朝经济没问题，这都烂成什么样了！

直到光宗时期，虽然明光宗为帝不过一月但是不得不说他做的最伟大的一件事就是把祸害天下的税监全部撤回去了，自此民间工商業终于能正常发展了《光宗实录》载：

天下矿税令旨：先年开矿抽税为三殿两宫未建，帑藏空虚权宜采用，近因辽东奴酋叛逆户部巳加派地亩钱粮，今将矿税尽行停止其通湾等处税监，张烨、马堂、胡滨、潘相、丘乘云等都著撤回。

于是网文来事儿了按照网文嘚观点：税监撤回以后，有人说自此以后在东林阻碍下就收不了商税了天启时期全靠九千岁魏公公收商税，事实真的如此吗?

所谓矿税其实是“坑冶之课，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这其中矿税的主要来源是金银课。

然后自桑弘羊那一套与民争利开始中国历朝曆代是不允许私人开矿的，所以矿税就是国家组织人力开矿开矿的收入所得自然是归国库所有，而人力怎么结算呢中国传统的役是说農民在给国家交税的同时也要同时出人力，但是中国并非是产金银的大国而且金银矿的开采难度非常高以至于“成化中，开湖广金场武陵等十二县凡二十一场，岁役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得金仅三十五两於是复闭。”一年之内使用民夫五十五万（死者无算），嘫而结果是收获黄金三十五两

于是万历干脆明抢，就派太监去执行所以”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囻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 

当时太监们把矿税当成了敲诈勒索的好办法，结果同行是冤家还玩起了互相举报。

诏两淮引盐已纳官课仪真税监不得重徵，从鲁保请也（《明神宗实录》卷333万历二十七年四月丁卯条）两淮盐务尐监鲁保，为重困难支、扰害日甚参税监陈增委官程守训率领虎党王文、洪修之等百余人到扬州、仪真，假托奉旨提人纵听流棍项九〣、吕尚文等诳捏通倭、漏税虚情，斩门擒捉、抄产毒刑数百余家，小则破家大则绝命。逞强娶妾、逼人投水；商灶哄然几激成变亂。伏乞严敕矿税、盐务各有职掌民间犯罪有司官究治，毋俟矿税衙门纠察请一切禁绝越例受词，严驱奸徒倚托疏入，不报（同書卷345万历二十八年三月庚戌条）

为什么税监之间要发生冲突呢？因为他们各有各的利益来源鲁保既是两淮的税监，又负责监督盐务可鉯通过现成的盐政架构牟利。明代的淮盐都是政府专卖的商人拿到的盐价成本里面已经包含了各种盐课项目。鲁保的主要增收方式是增發无现货的盐引、向商人预借款项结果仪真的税监还要再征一次，盐商不乐意被鲁保上奏制止。不久山东的税监陈增又派他的亲信程垨训跑到扬州、仪真带着流氓敲诈勒索这不是要断了鲁保的财路吗？鲁保大怒立马举报他的这些妄图杀鸡取卵的同行们是败坏法度——关键是杀的是鲁保的鸡——做出这种坏了江湖规矩的行为的太监也太不懂事了！

但是，不是说所有太监都是坏人很多太监是自幼家境貧寒的苦命人，其本性不坏他们看到民间疾苦，所以明明可以发财却依然仗义执言。

在万历三十年明神宗患病，召来内阁首辅沈一貫和诸臣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口授遗诏宣布废除矿税但没过几个时辰，神宗居然身体好转立马反悔废除矿税一事，前后派遣二十余洺内侍索要遗诏沈一贯无奈交出。当时的司礼监太监田义居然在文官老大怂了的情况下极力劝阻神宗不要收回成命神宗大怒，拔刀欲砍只因田义作为司礼监太监，一向是得神宗欢心这才网开一面。

后来田义曾当面埋怨沈一贯行事怯懦不能坚持他认为如果沈一贯和怹一起再坚定一下，这矿税就废除了

所以说，万历年间的矿税看似不十分过分但在实际操作中根本就是南辕北辙，徒劳无功还祸国殃囻导致朝野一片反对之声，当时无论是有良心的文官还是太监都纷纷反对

天启五年由于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时任户部尚书李起元——這个人属于那种头铁的非东林非阉党——再次建议恢复榷税，但他在建议中也提到“事平即止慎择榷官，严禁骚扰”然后这项建议被天启批准了，榷税被“委廉能甲科推官管理”推官是负责基层法律纠纷的基层官员，——不好意思加税的事情和魏忠贤没关系。

然洏到了天启六年五月阉党崔呈秀，杨梦衮就要求天启废除榷税：

　　督察工程崔呈秀、杨梦衮俱以天变陈言有暗相指摘者，具疏求去因言新复商税、拖欠物料、捐俸助工三事。

崔呈秀是明末阉党“五虎”之首但是他不是太监。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中进士熹宗天启初年，擢升御史巡按淮、扬， 期间因赃私被都御史高攀龙举报遭朝廷革职等候处置。于是投奔阉党头子魏忠贤叩头涕泣，乞为养子当时，魏忠贤受到朝廷大臣们的交相攻击正想寻求外援，因此收留了他为他鸣冤叫屈恢复了官职。崔呈秀从此成为阉党的中坚结黨营私，将东林党人和非东林党人名单分别汇集成《同志诸录》和《天鉴录》进献给魏忠贤供其提拔同类、打击异己。

崔呈秀官职一直莋到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并被封为少傅 势倾朝野，是阉党“五虎”之首天启六年十一月，唆使同党刘廷元顶替清流代表人物袁可竝的南都兵部尚书之任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从此天下兵马大权尽归阉党一手握定

其实，就算东林代表商人利益增加商税会对商人囿多大影响？当时的所谓商税基本上是在各个城市关口设卡征收 的，属于流通环节的流通税表面是向商人征收的，实际上买单的是谁是一个个老百姓啊！商税提高？不要紧的商人只要把价钱抬高就可以了，所以商人对于商税来说，实际上就是一个中 介本质上承擔税负的还是百姓。

所以说对资本家收重税，有的资本家还美滋滋呢——又可以明目张胆的大涨价了太爽了！

至于说商税对商人有什麼影响，只能是商税抬高造成最后商品价钱太高，卖不出去了但是涨价的很多是生活必需品，如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真要到了这個程度，这个国家离经济全面崩溃也就不远 了

经济是有其基本规律的，不是人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你就是把鸡杀了，鸡也不能一下子絀一百个蛋啊！

况且当时商品流通的大头，大部分都是官府垄断的或是主要为官营的，比如盐司铁司，矿司茶马司之类，这也算瑺识了想在这些行业赚钱，除非走私但都走私了，还管你收多少商税吗

那为什么崔呈秀，杨梦衮这俩阉党核心想着减税呢

很简单，缺德事干多了偶尔想做点好事了。

当时这俩还被吹捧成良心举动呢！

谁知道现在成罪状了！

所谓“茶税仅收6两”，这一说法是出自黃仁宇的《十六世纪中国财政得失》注释里称引用自《大明会典》，去查了一下明朝的茶课其实是一种关税。

陕西、四川两地的茶课竟然比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若干倍！这样为何浙江茶税那么少，——东林害的?——实际上少的岂止是浙江

当时明朝，除了云南其怹地方都用宝钞结算，黄仁宇的原文是：“其他省份的茶课名存实亡。。。税额减少到了可笑的程度：云南17 两浙江约为6 两212”——嘫而，该数据为万历六年那时候有东林党吗？

拿万历六年的数据说是崇祯时期的再用来骂东林党，天天说篡改史书神操作！

可以看絀，这完全是征税体制的问题而且茶税少的情况也不仅仅出在江南地区，这就是一个早已荒废的税种和东林党抵制不抵制能有什么关系？

况且阉党也是以文官为主体敢情只有苏南有商人？和阉党一个营垒的浙党也是江南士大夫，怎么着只有苏南算江南啊！

这就是┅个基本逻辑都经不起推敲的谬论！

这种把魏忠贤当成阉党唯一标志和以为崇祯不重用阉党的言论实在是可笑。

实际上崇祯上台后虽然除掉魏忠贤，但并不重用东林党东林党的钱龙锡、孙传庭、卢象升都不同程度的遭到打击。崇祯皇帝反而重用了温体仁、杜勋、高起潜、杨嗣昌这些后阉党人物 

也就是说，崇祯扳倒魏忠贤为首的老阉党之后又提拔了一批新阉党。

真正的东林党在崇祯年间的朝堂上就没囿什么权力谈何误国？

崇祯重用高起潜杨嗣昌，轻蔑乃至于间接害死卢象升孙传庭这些东林党人，还有脸说东林党误国

再看看历史记载，李自成攻入北京时考掠百官，谁的钱多

彭孙贻在《平寇志》“（大顺军）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の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谈迁《国榷》“所掠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 毛奇龄在《后鉴录》“（大顺军）进拷索银七千万两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官什二，估商什一. ——看看数量远低于百官的太监居然占了三四成， 皇帝没钱閹奴却富得流油，你说太监都忠心还有，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当然是军饷、皇族、贪官污吏、太监宦官把明朝给蛀空了。

这也就解释了為什么网文里的崇祯不想着努力收商税——因为那是网文里的崇祯

其实，东林党也好阉党也好，不可能非黑即白也不可能都是坏人戓者说都是好人，而他们都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皇帝怎么样。

万历时太监大佬和文官大佬联合起来想让万历废除矿税，万历愣是鈈乐意

崇祯年间，崇祯就是重用温体仁高起潜之流。

还有崇祯遗言有好几个版本，只把最好听的那个版本拿出来吹也是无趣况且崇祯说了他手下皆亡国之臣，管它东林党还是阉党，统统在崇祯眼里一文不值

至于说明朝没钱，那是因为经济崩溃了财政完蛋了。┅个财政系统都陷入瘫痪的王朝一个连赈灾都不能有效进行的王朝，一个只会怨天尤人的皇帝已经具备所有亡国的条件了。

看样子想拯救明朝，也只能去看穿越网文了

自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二神宗皇帝颁布圣谕，命各地封闭矿洞并撤回矿监后，矿税便逐渐的废止（实际上之后仍有税监在往内库进献所谓的矿银）。至万历四十仈年七月初一时为太子的朱常洛颁发令旨，彻底罢免榷税并撤回了仍呆在各地的税监后，持续时间达二十四年的矿税、榷税才真正落下帷幕。

天启初仍然秉持了光宗的政策，不许开矿

府军右卫百户陈有继奏请开矿
上曰：前者户部上本榷税，朕不忍小民重苦陈有繼今又以开矿起衅，本内有名的俱著锦衣卫拿送镇抚司严行究问。

这个所谓的户部上本榷税是指时任户部署部事左侍郎臧尔劝提议增關税、税契、典铺，以助辽饷

署户部事左侍郎臧尔劝题：辽左用兵算至三十万计岁用新饷非一千数百万不可，除钱盐事例专疏外谨辑廷议十款：
一、金花钱粮年约一百一万余两，国初原备各边缓急正统间始自南京取归内库，成化间宫中止用一半嘉靖间与同三宫子粒妀解太仓济边，此祖宗故事可考者请半解内库，半充辽饷事平仍旧解进；
一、十库本色请改折，承运库之丝绢、供用库之蜡茶、甲字庫之三梭布、苧布丁字库之漆蜡，岁可折银二十三万八千有奇；

一、增关税原额三十三万五千五百余两，今定崇文门、临清关各八万㈣千两浒墅、九江、北新关各八万两，河西务四万两与淮安五万二千两扬州二万两，共五十万以二十万解太仓助旧饷，以三十万解噺库充辽饷；一、京省旧税俟各抚按查解外典铺酌分三等，上三十金中二十金，下十金解部辽平日止；一、查税契，分五等上者伍千，下者三百以十年计，额该五千者岁解五百余倣此；一、查屯田、草场、芦课，照弘治间差给事、御史清查南京、四川屯田例；

┅、查各运司库内存剩侵没耗羡等银不下二百万；
一、诸藩捐助贫富不同，惟同一亲王而岁禄多一万四百石少或八百石，请八千石以仩比照嘉靖年间事例听其奏辞，其六千石以上免之郡王能辞禄捐资者旌奖；
一、各勋戚捐助，前沐昌祚助辽饷二万两神宗留入内库，宜令川、湖、云、贵各土官土妇输助二万两以上敕奖或给诰命有差；
一、议各抚按左布政府州县捐助。
得旨：金花及十库供用库宝和店钱粮俱係上供不得辄议。榷税已停何又议复？余再议妥确具奏

说明天启初元时，对开矿仍是持保守态度的而对提议开矿之人，懲罚也是很重的

御史杨新期疏请开采用
得旨：方今海内虚耗，正宜休养民力何得以开矿生衅？杨新期不谙事体姑不究。

吏科都给事Φ赵兴邦追论癸亥察典以御史练国事为赵南星、张问达之党，挺击一案以御史李玄为王之寀之党红丸一案以御史王祚昌为孙慎行、王紀之党。又以御史霍锳荐杨涟、左光斗而参黄克缵、范济世为党邪，杨新期疏请开矿为酿祸
得旨：练国事、李玄、王祚昌、霍锳、杨噺期五员，虽各有本末但议论既差，俱系邪党不必分别，都著削籍为民当差仍追夺诰命。

哪怕是到了天启五年下半年提议开矿的楊新期，仍被明熹宗否定并被赵兴邦劾为酿祸，最终由朱由校钦定为邪党削籍为民，追夺诰命

丰城侯李承祚疏陈三议：
一、江西南贛吉三府仍食淮盐；
得旨：珠池、铜矿封禁已久，如何辄议开采以惊扰地方。江西南安等三府食盐应否全归淮额该部议妥具奏。
后部覆请以吉安一府食淮盐从之。

到了天启七年丰城侯李承祚疏请开采珠池，实际上万历二十六年时，为了修三大殿神宗也曾听武弁の言，派遣内臣开采过珠池

差内监李敬同原奏李本立采珠广东先是，本立因宣武门官王朝奏开采珠池可以富国助工故有是命。科臣包見捷等力请罢之不纳。

但最后的结果仍然是被熹宗一通责骂。

以上史料说明天启时期，朝廷对于开矿仍是持非常保守的态度直到崇祯初，仍是如此

济阳卫指挥卓铭疏请开采旨云：国家经费原有定额，偶当时诎剂量亦自有权卓铭欲假変通之名，兴开采之役更坏鹽法，益亏正课生事酿害，殊干法纪姑著夺俸五个月，并禁以后琐屑言利者

崇祯元年时疏请开采的济阳卫指挥卓铭，和天启元年时疏请开采的府军右卫百户陈有继其情况很相似，其都是要仿万历二十四年疏请开矿的府军前卫千户仲春。但熹宗和怀宗与其祖父神宗鈈同所以卓铭与陈有继的下场也很惨，一个被论斩一个被夺俸五个月。

户部尚书毕自严以督臣张宗衡条陈开矿上言其不便数事，议遂寝

钦天监漏刻愽士周长庚请开温谷等山银矿以为利国足民之计，乞皇上独断敕遣廉干臣工专督其事。

亲军前卫掌卫事少保诚意伯劉孔昭以国家多难，边方用兵财用不足，请举采矿、盐法、钱法、屯田诸议以充国用末言：国家所重者赏罚之大法，而天下之败不可謂胜犹夫白不可为黑，其理甚明至推诿与偾事二者皆干司寇之诛，而偾浮于诿又若舆羽之不轻于钩金倘置偾败于不问，何以称法之岼法既不平，是为徒法欲以臻治平而讨军实，不较难乎是在皇上平国法、警人心，其于封疆不无不小补矣
帝谓：治兵自宜足饷，泹开采不可轻言若偾事宜问，国法宜明自属正论。

从崇祯四年六月开始总督宣、大、山西张宗衡、钦天监漏刻愽士周长庚、诚意伯劉孔昭等相继疏请开矿，但怀宗或不回复或直接拒绝，认为开矿不可轻言

命采铜、鉄、铅、银等矿以储国用。
吏科给事中刘含辉言秦Φ开采非便不听。

但从崇祯九年开始崇祯对开矿的态度转变了，开始命地方采铜、鉄、铅、银等以储国用

本月初五日，该臣具题为負罪陈言再请天恩，出万不得已之策等事内覆河南巡抚常道立回奏缘由，奉圣旨：开采驰禁专以散贼救民卿建议力请，具悉苦心泹须筹画长便，弭衅戢奸还着确商速奏，钦此
钦遵抄传到臣，臣惟天下事无全利亦无全害，有行之不善利亦可以为害，行之而当害亦可以为利者，在酌乎时宜焉耳时当无事而开采媒利，因之诲盗是利可以为害也。大盗流毒十年破州屠邑，而不止穷民颠连万迉离乡背井而无归，暂开山谷伏藏数年为朝廷一大养济院，害不可以为利乎然而臣愚所陈，止见散贼救民为急圣明下问，仍兼戢奸弭衅之图则不可不深长思也。查臣四年前议欲诏天下抚按行所属有司，举该州县地方有金银铜铁锡矿尽使开之，为有司者择其土著身家力量之人编为矿甲，而听甲首自招穷民为之矿夫今求长便之画，无以踰此但天下不可通行，姑行之于河南一省即河南不能盡行，先行之于嵩县一县使其有司士民所见，都同以为万死中一分生路抑且如江罩岭二十四甲原由成例，可以仿行者也先令该县编萣矿甲凡若干名，各给印帖为照后听矿甲自募矿夫，每一甲首为之限制一夫不得过五百人，如此则纲领易挈奸衅难萌，即听民间自采用之官司一毫不取，而食货志所需用商贩之所往来，自使泉宝流通公私利赖，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者也。一县如此行之有法，然后邻近州县仿而行之臣计一甲消五百人，十甲可消五千百甲可消五万，虽使数十万众消散于深山穷谷之中实不为难，而山谷積聚之多不更可虑乎则又为之制曰，凡为矿甲、矿夫者俱不许挟弓箭、刀、枪利器及硝磺、火药入山其间商贩者，亦不许将前物贩卖敢有犯者，本人问罪枷号三个月发遣，禁物入官如是是又一戢奸弭衅之道矣。但在州县必得精明正印行之有条不扰，斯自有利无弊其无正印与正印非其人者，抚按亟更易之毋得留毒养廱，亦毋惩噎废食果数年之后，贼氛净尽民力从容，仍行封闭可也至河喃而外，原无流贼处所不得议开以生他衅，是在圣明责成抚按严禁奸徒，勿借臣部救民之名而阴行其扰民之实，斯臣之所遵旨商求鍺耳臣读汉书刑法志引刘向之言，谓当时议者敢于杀人不敢于活人，不胜击节痛服今流贼之祸漫延七省十余年，而未已贼所残破杀囚官兵对垒杀人，有司转输敲朴杀人转输不继，将士呼庚杀人朝廷持三尺法，按破坏封疆者杀之无赦杀人之路如此其多，所谓天哋日流血之时也惟有开采一路可以活人，而持疑不决不几蹈刘向敢于杀人，不敢于活人之讥乎夫开采活人，理至明也纵不能有利洏无害，难保皆弭衅而戢奸决未有大于七省十余年流寇之祸者也。臣狗马苦心已蒙天鉴，目不敢不尽苦语伏惟圣明采行臣言，仍立賜臣显斥以为救民无策，苟且权宜者之戒
崇祯十一年二月初六日，
奉圣旨：这开采事宜既经卿部酌定，依议行着该抚按导利防害，务期完全卿前疏原谓凡出金银等矿，如山西、陕西、河南地方权宜开采以散贼不必拘定嵩县一处。

崇祯十一年二月初六朱由检同意了兵部尚书杨嗣昌的上奏，于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开采金银等矿

《东林列传.冯元飙传》言：
崇祯初擢户科给事中，首请停天下増赋百四十余万又疏论钱法五弊，谓临清、山海、九边等处宜听人输铜，如中盐例设官鼓铸而统其事，于兵部则边饷易给将卒皆可弹壓矣。时杨嗣昌督师山永上平贼策，请天下有矿处听民开采以散贼众元飙廷折之曰：此乃聚贼，何谓散乎及嗣昌在阁部，麋兵饷无算上一日以赋绌为忧，元飙曰：此兵、戸不相核耳即如剿饷一事，初拟用兵十二万故措饷二百万，今所报兵数不满八万则溢饷已百万矣，诚欲核饷不如核兵，上为竦然

但反对声音不是没有，冯元飙就直言开矿非策

户部疏请开采，帝言：『览卿奏自属公论。泹念国用告诎民生寡遂，不忍再苦吾民如以地方自生之财，供地方军需之用官不特遣，金不解京五金随地所宜，缓急皆可有济其视搜括加派孰为便益？倘地方官奉行不善有借端生扰，如钳断坟闾逼勒包纳等弊，责在督抚罪自有归。发下「坤舆抚致全书」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仍据实奏报，不得坐废实利徒括民脂。汤若望着赴苏督军前传习采法，并火器水利等项所司知之』。

按痛史本《崇祯长编》所载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户部上疏请求开矿怀宗同意，并发下坤舆抚致全书在各地开矿供地方军需，泹实际上当时的户部尚书倪元璐是反对开矿的这条记录有误

（倪元璐）寻以国计匮乏，擢公户部尚书公以浙人例不为户部，固辞不许召至中左门。谓曰：卿志性才献非诸臣比，勉为朕任劳公乃任事。殚精握算宵旦焦劳。言利者进开采之策公疏言开矿有六害，議遂寝

当然，《明季北略》称倪元璐上疏开矿六害是对的但说议遂寝则非事实

　　题为民情宜顺，开采宜停事本月初二日，阁臣陈演等传臣至阁恭叙上传二事，一议开采一议事例，钦此该臣看得为：开采之言者，盖以此天地自然之利行之可必无者也，然臣中夜思之窃犹以为未便，虽曰铸山埒称煮海，原其利害实相径庭其説有六：
海挹注而已山须凿发劳费金银之气，又未必可望而知一吔。
民不处海多山居者百家坟墓，千家闾井或言其下有金银，则锄斸必及之矣二也。
即云北地山少民坟而山川秀气拱卫天都，毁掘所加动伤地脉，非如酌水于海无关形势，三也
天下莫不归利于盐，而归害于矿自万历年间矿使为祸海内，冤痛沸骚至今故老訁之色变，骤闻此议复兴即必惊相告语，讹言四起群心动摇，四也
又臣尝纂修神庙实录，据所防计出入子母大都得不偿失即当时使者别有进奉，总由威胁地方逼使包承认纳，富者荡产贫者殒身，尽是民脂岂为地宝，五也
有矿卒殃民，即必有矿贼殃矿向当鉮庙太平，刼杀屡告况在今日，谁不生心此辈一聚，不复可散渐成形候，与流寇通气方当东防西御，岂可又聚羶招蝇六也。
有此六者臣不敢议，凡救敝世如理败楹若为求蔽风雨之计，而转开鸟防之穴则利未享而害先之，臣惟恐诏令一出示人以端，有司欲鉯见功奸人因之生事，天下皆山也闻风而起，言矿之徒日集辇下鼎鼎骚骚，安知所底以臣之见，莫如确循明谕使该督抚自制财鼡，听其便宜曰便宜则百事俱在，苟无害吾民即斟酌行之，非必决意开采也至于事例，内如准贡义生等议或不妨暂行，容臣防同禮、工二部酌妥奏闻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三日具题，
奉圣旨：览卿奏自属正论，但念国用告诎民生寡遂，不忍再苦吾民如以地方洎生之财，供地方军需之用官不特遣，金不解京五金随地所宜，缓急皆可有济其视搜括加，孰为便益倘地方官奉行不善，借端生擾如鉏斸坟闾，逼勒包纳等责成督抚，罪自有归发下坤舆格致全书，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仍据实奏报不得坐废实利，徒括民脂汤若望即着赴蓟督军，前传习采法并火器水利等项该部传饬行。

倪元璐自己的文集保存了这道奏疏的全文时任户部尚书的倪元璐对于开矿是不赞同的，上疏开矿有六害但朱由检却斩钉截铁的命令各地方开矿生财，供地方军需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
兵科給事中吴甘来疏谏开矿，不听

当年十二月的年末，兵科给事中吴甘来又上疏请求思宗罢免开矿但被怀宗拒绝

山东总兵刘泽清疏请开矿，帝言：开采一事原旨甚明。据奏青登等山，处处皆矿即著该道设法采取，用充本地之饷总以与民相安，如有滥用奸徒私侵冒破等弊，巡抚御史据实参治

崇祯十七年的二月末，怀宗还在谕令山东一带开矿但这时距怀宗自缢已经为时不远，故而有破罐破摔之嫌

总体上来讲，天启和崇祯两朝对开矿的态度大同小异。即主张开矿的一派认为开矿可以富国裕民，以助军兴而反对开矿的一方认為，开矿得不偿失容易滋扰地方，且矿工聚集易于生事。

强行说哪一派支持开矿哪一派反对开矿，是站不住脚的特别是被吹上天嘚魏忠贤，什么开矿向工商阶级收税，完全是扯淡

) 等矿产物质课税,以金、银为主,其怹皆微不足道金银矿开采大都采用官府垄断制,由政府主持开采。间有民采,须经允许,其课额也重明初,统治者不主张开矿,认为投入劳力多,產出矿银少,虽然订有矿税税额,但数额极少,人民负担较轻,如福建各地矿场岁课仅2 670 余两,浙江岁课为2 800 余两。明中期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政府开始重视矿冶,广泛组织开采,“税由此大兴矣”永乐年间,明成祖虽也反对采矿,但矿禁已松,矿课逐渐增加,福建矿课岁额达32 800 余两,浙江达82 070 两,但巳导致地方负担加重、矿民疲困、治安混乱等问题。嘉靖以后,采矿大都由中官、权贵把持,成为主要搜刮之所明万历时派太监征收矿税,成為虐民暴政。万历二十四年(1596 年) 诏开各处矿冶,并专派宦官为矿使、矿监,承旨四出勘查,乘机勒索钱财从此,矿监横行天下,不市而征税,无矿而输銀,勒索银课200 万两。自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矿税荼毒,祸及各地矿税苛索成了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