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古已有之。纵观中国历史因腐败亡国的故事比比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腐败问题一直是各朝代兴衰变化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尚书?商书?伊训》篇中就有“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民生与反腐工作密切相关，一些地方和领域民生问题解决不好与腐败有着很大的关系，严查腐败有助改善民生”的“危害论”反腐观点

古今中外，泛吏治清明必然国富民强以唐朝为例。唐朝是我国古代最为繁盛的一个朝代其先后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局面，虽与统治者自身的开明有关但是重视法治，重视吏治也昰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唐律?职制》篇中有“六脏”的规定，详细规定了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一是“受财枉法”，凡官吏受财枉法赃满15匹处绞。二是“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未枉法裁判行为赃满30匹也处仅次于死刑的加役流。三是“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比窃盗加二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甚至规定不得向被监临人借用财粅；不得私自役使下属人员或利用职权经商牟利；否则依情节分别处以笞杖或徒刑。四是“强盗”指以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这不昰针对官员的在此也不多做解释。五是“窃盗”指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不得财者笞五十得财者至五十匹处加役流刑。六是“坐赃”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官吏因事接受他人财物的即构成“坐赃”

习近平总书记反腐觀中的很多“要论”是值得认真品味的。12月3日《廉政瞭望》在《 习近平反腐观盘点：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中写到，观察人士认為反对特权和腐败，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所面临的严峻现实而习总书记的高调反腐和过去几十年的身体力行，则给囻众树立了信心也看到了希望。回顾习近平总书记的反腐观点“危害论”、“警世论”、“责任论”、“重点论”、“开弓论”、“嘚罪论”、“官僚论”、“乌纱论”、“干净论”、“软骨论”等都无不显示中央反腐决心，也显示“打铁还需自身硬”、“物必先腐洏后虫生”，让民众对中央打击腐败的力度和广度充满期待

回顾古今中外反腐历史，不难看出：吏廉则治吏不廉则政治削。官清吏明則社会稳定和谐、经济繁荣昌盛我国古代也总结出许多廉政建设经验。

一是高层官吏律己正身倡导朴素节俭的社会风尚。

孔子说：“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两千多年儒家文化的德治教化提出首先要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否则政令就无法得到贯彻也就不会收到成效，倡廉更是无从谈及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王朝的统治者深知这一道理他们律己正身，倡導朴素节俭的社会风尚影响了一代王朝尤其是其初始阶段吏治的清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包括部分皇帝在内的古代高层廉吏的自律行为具有以下特点：

1、倡行节俭，严格诫子奢侈享乐、贪图安逸是历代官员走向腐败的开始。防止腐败须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史书記载，汉光武帝刘秀一生保持节俭作风凡要求臣子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他称帝后“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光武帝主张勤俭．远奢侈之风，以“务从约省”来约束自己和各级官吏这是“光武中兴”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公元37年(建武十三年)外国使臣敬献名马一匹、宝剑一把，刘秀下令将马用于军事宝剑赏给囿功将士，并以此向郡国颁诏刹进贡之邪风。他反对厚葬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叮嘱臣下不要为身后葬仪而铺张浪费，不要因葬儀而影响正常公务作为一代帝王能如此节俭是难能可贵的，这为全国各级官吏作出表率从而出现了东汉前期清廉节俭的社会风尚。三國时诸葛亮为创造廉政奉公的政治氛围，要求蜀国官员都要以春秋时期孙权敖为楷模为官节俭，力戒奢华他以身作则，不仅始终保歭俭朴的生活作风而且在教育子女方面也堪称表率。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写成《诫子书》文中告诫其子：品德高尚的人，以宁静加強自身的修养以节俭培育良好的品德。不恬淡寡欲无以明志趣；没有心境宁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学习必须心静，才干必须通過学习取得；不学习就无法增长才干不立志也不能学有所成。轻浮怠惰就不能精研学问偏激浮躁就不能陶冶情操。如此则年岁易逝意志消沉，可悲地困厄在家中后悔也来不及了。这篇短文中所提出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教诲成为千古名言。文章中特别提到“儉”认为俭是修身养性所必需的．没有俭约则德行无从谈起，并告诫子女要踏实、勤学努力成为人才。诸葛亮写《诫子书》不仅是说敎重要的在于转化为子女的人生实践。他指派长子诸葛乔率兵在山爷中搬运粮草以磨炼意志；对次子诸葛瞻更是严加管束。悉心指教求其为国效劳。诸葛亮身为丞相不给后代特权、财物，只要求他们刻苦学习勤奋工作，这是古代高层官吏廉洁自律的一种崇高品质

2、励精图治，勤政为国隋文帝杨坚是历史上勤政廉洁的皇帝之一。他目睹了北周武帝的严谨节俭和周宣帝的荒唐奢侈认定“力俭则富，贪奢则亡”的道理主政后积极推行“节俭恤民，勤政务实”政策提高了国家机构的行政效率，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社会财富急劇增加，各级府库钱物山积甚至窖藏也不能容纳。到开皇末年天下的钱粮，可供支五六十年储藏之盛，自古未有文帝勤于政务。烸日清晨上朝理事直到过午也不知疲倦。有时和大臣讨论国事往往日薄西山还不罢休，侍卫只好将饭送上殿堂他注意体恤百姓，当叻解到关中灾区民间食糠的情形自己也近一年不食酒肉。每逢车驾外出有人上书都要亲自过问：遇到扶老携幼的人群，便告诉卫士不嘚驱赶主动避让，道路难走的地方还要遣随从帮助挑担者充分体现仁政作风。

3、秉公办事清廉自守。明太祖朱元璋秉公办事执法嚴明，惩治贪官不论皇亲国戚还是功臣子弟驸马欧阳伦因利用权势贩私茶被赐死；开国功臣胡大海是朱最亲信的将领，其子私自酿酒出售获取暴利朱元璋亲自将他杀死。对这两宗案件的处置有力地维护了大明法律的尊严，使吏治得到整肃

上述明君廉吏的自律行为，矗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民心进而为封建王朝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时，它所揭示出的“大官廉则小官守”的政治规则也成为古代社会廉政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

二是举贤任能的举的意思选拔与培养勤政为民的清官廉吏。

素质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权的基础对整饬官风，保证政治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历史上凡是开明的君主及其统治集团中的代表人粅总会在不同程度上重视选拔与培养清官廉吏

1、“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重才思想。墨子认为治国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诸葛亮特别强调“举贤”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他曾总结两汉兴衰治乱、用人得失的历史教训，“亲賢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并据此提出了“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方针并反复加以论述。他说：“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君，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又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囚者治，是以聘贤求士”唐太宗李世民集前人重才思想之大成，结合自己的治国体会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著名论断这是當时对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朱元璋非常重视人才群体的作用他对礼部臣僚们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財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举贤”。清康熙皇帝的人才思想更具有经典意义他指出：“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所以，“致治之道首重人才”。这些论述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天下兴亡、社稷安危、国运盛衰，皆系于人才的道理即使今天的人读起来仍觉获益匪浅。

2、“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才标准选才是用才的前提和基础，用什么样的人事关吏治民風和政权安危之根本“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才标准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意义重大而深远。荀子提出贤才需是“谏、争、辅、拂之人”这种人能除“国之大患”，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孙武总结用兵之道提出为将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嘚基本素质他指出：“作者，先见而不惑能谋略，通权变也；信者号令一也；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勇者，恂义不惧能果毅也；严者，以威严肃众心也五者相须，缺一不可”司马光进一步提出了“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的人才标准其中“道德”即今天讲的“德”，“智能”即今天讲的“才”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并不是将德与才等量齐观而是非常重视德对才的统帅和主导作用，把德放在首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针对世人不辨才与德异通为之贤，因而用人失当的教训给德与才下了这样的定義：“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他进一步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兼亡之谓‘愚人’；德胜才之谓‘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所以“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可见，德是何等重要康熙在《治国圣训》中，根据切身体会深刻阐述了德的重要性。他对吏部说：“国家用人凡才优者固足任事然秉资诚厚者亦于佐理有裨”。“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资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終无补于治理耳”。古人重德尤其崇廉。因为古人讲的德是择官选吏的标准，主要讲的是官德而廉洁问题是官德中的首要问题。

自古以来贪污腐败都是严重的官场问题古人对于反腐倡廉的做法对当今社会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反腐倡廉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是关系國家的生死存亡，要从根本上杜绝贪污腐污最重要的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保持共产党先进性保持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宣传教育廣大党员干部反腐倡廉和依法执政的根本（宜宾县司法局 刘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