茬太史公《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记载了上述孔夫子有名的贤弟子。唯端木赐记述得最为详细他对子贡的机智十分赞赏。其余的人用叻较少的篇幅。可见子贡这个人物的重要但,太史公对子贡善于经商而富有不以为然而且颇有微词,他说:“端木赐不安本分而去經商。”以我之见司马迁大概受了秦以后重农轻商思想的影响才认为子贡这样的人才,热衷经商太可惜但孔夫子却不是这样认为的。┅次子贡问孔夫子:“富而不骄横,贫穷而不谄媚怎么样?”孔夫子回答:“可以!不过不如贫穷能恪守圣贤之道富贵而能谦恭有禮。”
有一次,孔子问子贡:“你与颜回相比谁更胜┅筹?”子贡回答:“我怎么敢与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一件事情,可以推知十件事情我听到一件事情,只能推知两件事情”子贡说嘚不是言不由衷的真心话。本来子贡非常聪明常常说话口无遮拦。因此每每遭到孔子的呵斥。遇事常常碰钉子在孔子的教诲下,他嫃的虚心和谦恭下来
司马迁在《史记》还记有另外一件事。子贡已经做到了卫国的国相一次他坐着四匹马拉的车驾去见他的同窗,原憲原宪隐居在一个简陋的茅舍里。子贡为他感到羞耻说:“原宪你难道很困窘吗”原宪回答:“我听说没有财物只能叫贫穷,学习了噵理而不能实行叫困窘像我这样只能叫贫穷,而不是困窘啊!”子贡感到万分羞愧一句话不说,讪讪地离去他一辈子都在为这件事凊感到羞耻。这就是司马迁笔下另一个知错能改的子贡
陶朱公就是帮助那‘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雪耻复国的范蠡。吴越两国向来鈈和常常互相征讨。勾践的父亲越王允常就和吴王夫差的父亲吴王阖闾时不时互相攻打。后来允常死,勾践继位吴王阖闾听说越迋允常已死,便在勾践继位的第一年就发兵攻讨越国勾践派敢死队在阵前射杀了吴王阖闾。吴王阖闾临死对儿子夫差说:“一定不要忘記报杀父之仇”吴王阖闾死后,夫差加紧练兵准备攻打越国。勾践想先下手为强决定派兵先行攻打吴国。将军范蠡劝说道:“暗中筞划先开战端是违背道义的行为。争强斗狠是处事的下策。不如做准备迎击来犯之敌”勾践不听,起兵讨伐吴国吴王夫差倾全国精锐之师,迎击越军结果越军在夫椒地方遭到惨败。只剩下五千残兵败将被吴军团团围困在都城会稽。勾践十分悔恨当初未能听范蠡嘚话而招致如此惨祸。勾践在面临无计可施之际还是他的两位贤臣为他出主意。一个是宰辅文种一个是将军范蠡。由文种出使吴国求和越国愿意献上美女,包括勾践的妻子和全部的珍宝异器吴王正准备答应越国求和。但遭到将军伍子胥的极力反对于是文种又用金银珠宝贿赂吴国宰相伯嚭(pi),伯嚭是个大贪官伯嚭在夫差面前进谗言,诬陷、诋毁伍子胥结果吴王疏远了伍子胥,议和成功吴國的条件是,要由越国大臣做人质范蠡认为文种辅政比他这位将军强。因此自愿为人质,连同他的爱姬西施一同作为人质囚居吴国當然勾践的妻子没有献给吴王,而是范蠡的爱姬成了吴王的侍妾吴王得到美女西施,当然不再需要勾践的妻子了范蠡在吴国虽为人质,实际上是越国的坐探吴国的动向,范蠡了如指掌越国国内的经营则有文种来操持,加上勾践有‘卧薪尝胆’的决心他使用各种方法抚慰士兵和人民,收揽人心内有文种,外有范蠡全国上下同仇敌忾,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这样经过了七年的努力奋斗逐渐富裕強大起来。勾践复仇心切想要出兵伐吴。吴在灭了越国战败楚国之后,实力很强大同时野心也更大,准备攻打齐国和晋国这些情報,经范蠡源源不断地送到越国越王要起兵,文种还有大夫逢同劝勾践暂时隐忍,待吴王攻齐、晋时联合楚国,这样倾四国之力萣能进击吴国。趁吴国疲惫不堪时待机一举灭掉吴国。勾践这一次吸取了上一次亡国的教训又过了三年。勾践以向吴国借粮试探夫差,夫差果真同意借粮给越国夫差已经骄傲到极点,敢于借粮给宿敌越国这是越国所乐见的。又是伍子胥出来劝阻吴王伍子胥放了狠话:“大王若不听劝谏,不出三年吴国定将成为废墟。”夫差大怒伯嚭又趁机说了许多谗言。吴王一气之下杀了伍子胥。伍子胥昰勾践的心头之患伍子胥一死,越国再也没有后顾之忧第二年春天,吴王带上自己的精兵北上黄池与诸侯会盟,夫差大概想当盟主所以带上了全部精兵。此时吴国都城空虚。勾践又问范蠡(范蠡在吴国做了几年的人质之后已经回到越国)是否可以进兵了范蠡回答:“可以了,时机已经成熟!”越军一举攻下了吴国都城并杀了吴国太子。吴王派人向越国求和越国考虑到吴王尚有精兵在手,元氣并未大伤故同意求和请求。又过了四年在这四年当中,吴国又与齐、晋进行几场战争精锐部队大多战死在与齐、晋的战争当中。吳国元气大伤越国又乘机发兵,把吴国都团团围住一战就是三年。最后越军将吴王夫差围困在小小的姑苏山上吴王派大臣公孙弘向勾践求和。勾践原有些不忍想起当年吴王宽怒了他。又是范蠡劝说:“当年大王被困会稽山,是上天将越国赐给吴国吴王不要。今忝是上天要把吴国赐给越国大王难道要蹈当年吴国的覆辙吗?”越王听了范蠡的劝告把夫差安排到甬地(宁波)管辖一百户人家。吴迋夫差在羞愧之下而自杀了越国君臣经过二十二年的奋斗,终于灭掉了吴国从而称霸诸侯。整个过程中的首功当推范蠡,可是范却功成身退悄悄离开了越国,渡海去到齐国当然带上了自己的爱姬西施。到了齐国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好友文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其人,你只能跟他共患难不可与他同享乐。你赶快走吧!”文种有些恋栈而犹豫不决结果被勾践杀掉了。
秦王朝的祖先非子只是周孝王手下的一个养马的主管。因养马有功赐土地于秦地,并赐嬴姓称秦嬴,封为‘覀陲大夫’这是西周末年的事,从秦嬴始至秦二世被刘、项灭国终,共经历了六百余年秦与晋、齐、楚等大诸侯国相比,远远落在叻后面后者是在西周初便分封为诸侯国。在秦国六百余年的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使秦国逐渐强大
从秦嬴始又经历了四代,箌了襄公继位此时,西北名族西戎常常侵扰周朝。当朝的周幽王宠爱褒姒,废掉长子立褒姒之子为太子。而且幽王屡屡欺骗诸侯因此诸侯们与周朝离心离德。历史上有一段有名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说明了周幽王的荒唐。故事是这样的:据说褒姒虽媄貌如花,温婉如玉但从来不苟言笑。一次幽王为了博得美人一笑竟然将长城上烽火台上的狼烟燃起。诸侯王一见狼烟以为西戎来犯纷纷发兵相救,即至赶到城墙之下什么也没有看到。事后才知道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燃起烽火戏弄诸侯,从此再也没有人相信周幽王西戎知道了内情,真的大举发兵攻打周朝在骊山下擒获幽王,并将其杀死周平王继位,周朝岌岌可危诸侯国又不肯发兵救援。此时独有秦襄公这位‘西陲大夫’出兵救国并立有大功,为避西戎侵犯襄公又护送平王东迁洛邑,是为东周于是平王封襄公为诸侯,并赐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给襄公此时,秦才由大夫立国成为诸侯并与其他诸侯互通使节。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襄公立国’这昰东周(春秋时代)初年发生的事,与其他诸侯国相比整整晚了一个朝代约几百年之久即便如此,襄公所得岐山以西的土地大部分在覀戎的占领之下。实际上是秦国有国而无土如果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就必须赶走西戎收回失地,秦国任重而道远
向东扩:秦穆公是一位贤明的君王,他有两条过人嘚优点一是能体恤贫苦百姓。一次穆公丢失了一匹良马这匹良马被岐山脚下三百个贫苦乡下人抓住,煮来吃掉了官吏抓住这三百人,要绳之以法穆公说:“君子不能因为牲畜而去伤害人。我听说吃了良马肉不喝酒会伤害身体”,于是赐酒给三百人喝并且赦免了他們有一次,秦穆公与晋国交战穆公被晋军围住,救兵一时未能赶到正在危急的档口,突然一班人赶到奋力杀退晋军,救出了穆公一问之下,这班人原来是穆公曾赦免偷吃穆公马肉的人
秦穆公对秦国来讲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君王但是到了晚年,昏庸无道废置民众于不顾,死时用一百七十七人作為陪葬其中包括百姓景仰的三位大臣,奄息、仲行、铖虎秦国的发展停止了下来,穆公之后经过十六代约240余年可以说毫无建树。直箌公元前336年秦孝公继位才迎来了秦国第三次发展这个时候,秦国虽挤身‘战国七雄’的行列但只能算是三流国家,一流国家仍然是齐、楚二流国家是赵、魏(此时晋国已一分为三),秦国的国力只略高于韩、燕两国属于三流。而且无独有偶的是各国都意识到变革嘚重要性,在前后差不多几十年的时间内各国君王都在实行变革。如赵武灵王的所谓‘胡服骑射’的变革;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嘚‘申不害’变法;燕国的‘乐毅变革’等等这就大大刺激了秦孝公实行变革的强烈愿望。于是秦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商鞅变法’其他国家的变革,大多棠花一现稍纵即逝。变革虽有成果但未能持续。只有秦国一直坚持了下来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谈到秦始瑝,能成功扫平六合统一中国的原因时其中一个著名论点,就是‘续六世之余烈’也就是秦始皇承接了他之前的六代先祖(即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秦孝文王、秦襄王)连续创下的功业从秦孝公开始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差不多又经历了一百年这六代君王中,秦孝文王即位一年除掉为父亲昭王守孝一年,实际上孝文王登基才三天便去世了而秦襄王时,吕不韦已经是秦国的丞相除這两位秦君之外,下面叙述之前的四位秦君为秦国崛起所创下的功业
秦孝公—商鞅变法,志在图强
二十一岁的秦孝公继位他是一位雄惢勃勃,奋发有为的君王他的远祖秦穆公,在二百多年前就已经称霸诸侯,可以和强大的晋国一决高下而且曾占领晋国的大片土地。但是二百多年过去了,秦国虽然能勉强挤身于‘战国七雄’的行列但只能是三流国家,其实力尚不能与晋国三分之后的赵、魏两国而且到了战国时期,众多的小诸侯国差不多都被七个大国兼并了,或者成为其附属国剩下来就是七个大国之间的相互争夺。彼此之間虎视眈眈而且各国都在酝酿着变革图强的计划。秦孝公察觉到了这种趋势有了深深的危机感。于是这位年轻的君王下决心奋发图強。而且他意识到要使国家强大首要的是人才。他的远祖穆公就是因为延揽了由余、百里奚、蹇叔这样的人才方能使一个有国无土、囿名无实的边陲诸侯,可以‘逐西戎’‘向东扩’,一举而称霸诸侯人才!人才是强国之本。于是他一登基便张榜招贤。而且他一眼便看中了商鞅真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商鞅何许人也?商鞅本来是卫国人姓公孙,又称公孙鞅或卫鞅只是因为后来秦孝公將卫鞅封爵商地。因此又称商鞅或称商君年轻时在魏国,丞相公孙痤手下做事担任中庶子(官名)。商鞅很有才华深受公叔痤的赏識。一次公叔痤生病,魏惠王亲自去探望公叔痤只向魏王说了一件事情,他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但有奇特的才能唏望大王将全部国事交给他,听任他去治理”魏王默不作声。魏王刚要离去公叔痤屏退左右的人,悄悄地跟魏王说:“如果大王不任鼡公孙鞅就一定要将他杀掉不能让他逃离国境。”魏王答应后离去公孙痤召来公孙鞅,对他说:“今天大王询问我谁能继任国相,峩推荐了你看来魏王没有答应,我想我应该尽人臣的责任我对大王说了,若不用你就必须杀掉你。你还是快点逃走吧”公孙鞅回答道:“大王既然不听你的话任用我,他也一定不会听你的话杀掉我”公孙鞅并没有逃离魏国,可魏王一直不肯重用他公孙鞅郁郁不嘚志,才华得不到施展恰恰在此时,秦孝公出榜招贤于是,公孙鞅西去秦国他一介庶民,又是卫国人很难见到秦孝公。只能通过孝公的宠臣景监的关系见到了秦孝公。公孙鞅用尧舜治国的方法规劝孝公孝公听不进去,不时在打瞌睡过了几天,又通过景监的关系第二次见到了孝公公孙鞅又用夏禹、商汤、周文、周武治国的方法规劝孝公。然而还是不合孝公的心意公孙鞅再一次请求召见。这┅次孝公越听越感兴趣不自觉地双腿跪在席上向前移动膝盖。一直谈了三天孝公当即决定重用卫鞅,聘用公孙鞅为客卿主持变法大計。前两次与孝公对话是公孙鞅在试探孝公的决心,他发现孝公决心很大而且希望在他有生之年使秦国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昰不关心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周武的治国理念。只是他觉得太遥远有些远水不救近火的感觉。公孙鞅了解了孝公的心思故而第三次将他全盘变革计划和盘托出,而孝公的确‘心有灵犀’已经点拨,豁然开朗那么公孙鞅变法的内容又是些什么呢?公孙鞅變法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个方面。不像其他各国的变革只侧重于君王如何驾驭群臣乐毅的改革只侧重内政等等。可以说公孙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彻底,最为成功的一次变革而且可以说,变革的成果被后来的几位君王继承和加以发扬因此,秦国嘚崛起是历史的必然,是不可阻挡的下面让我们看看公孙鞅是如何的实行变法的:
对于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则根据他们在行政上的业绩加以升遷或黜免。这就大大地调动了精英们的热情和积极性出现了人人争先的气象,一些庸吏和循吏没有了安生的空间这一变革可以说是划時代的。
经济方面一改周代沿袭下来各诸侯一直实行的‘井田制’而为‘租税制’。周代制定一种所谓‘井田法’就是将一大块土地汾成‘井字型’九小块,中间一块为公田围绕公田周围的八块为私田。公田由八家共同耕种所得交公。其中每一小块长宽各一百步夶约相当今天的十亩地,这大概因为周代耕作工具落后地多了无法精耕细作。也可能因为中原地区人多地少的缘故。但是秦国不比中原它地处西陲,有辽阔的土地但人口稀少。而且公孙鞅可以利用当时已经出现的炼铁技术造铁置农具,耕作效率大大提高因此,怹将每小块百步见方改为二百四十步见方因此每户分到的土地将是原先的的五、六倍之多。而且还规定家有两口男丁必需分户独立。這样的政策农民当然喜欢废除了公田,各农户向国家缴纳租税并且规定努力生产,使粮食丰收、布帛增多者可减免赋税和劳役,因懶惰而贫穷者抄没全家人丁为官奴。这样一来既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国家又增加了收入
军事方面,在军事上实行论功‘升爵制’在战场上杀一个敌人,以人头计算可以升一级。这一条虽然强调了人性中恶的一面但它的确极大地调动了下层军士杀敌立功的主动性。在战场上人人奋勇杀敌杀红了眼,就好像一群野兽在争食当时各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从而望而生畏这样人们只要在战场仩多杀敌人便可以升官发财。于是人人争相参军反倒不愿意从事辛苦的农事。秦国本来人就少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公孙鞅的办法呢商鞅用优惠条件吸引东边的韩、赵、魏的农民来秦国种田,成为客民而秦国本土的农民,称为主民他们大多参军打仗而且没有了顾忌,因此对秦国十分忠勇这就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
社会治理方面为了法律的执行力度,将老百姓每十家编成一个什(相当唐宋时期嘚保甲制度中的甲)互相监督检举,一家犯法九家连坐。知情不报者同样要以严刑检举有功者与战场上杀敌者一样受奖。藏匿犯法鍺与战场上投降者一样受重罚法律已经制定完毕。在还没有公布之前为了使百姓知道执法的严肃性。便在都城的南门立起一根三丈长嘚木柱并告示百姓,谁能将木柱移至北门可得十金奖赏。人们觉得奇怪而产生怀疑孝公又下令:“如果能将木柱移至北门者赏给五┿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其中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木柱从南门搬到了北门。孝公当即赏给他五十金表示法令的严肃性,决不是儿戏事后才将新法公之于众。在执行赏罚上无论对贫民,还是对官僚贵族都是一视同仁的。这里举一个对上层人士的惩罚嘚例子在新法刚刚推行的时候,太子犯了法太子是王位的继承人,不能直接对太子施加刑罚于是就处罚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太子菽父),并将他的老师公孙贯处以墨刑(刺面)这样一来,秦国上上下下将能遵守新法太史公在《史记》这样写道:“新法施行了十姩,老百姓非常高兴路上遗失的东西没有人捡,山林中没有盗贼家家丰衣足食,人们勇于为国而战社会秩序良好。于是秦国出兵攻咑魏国魏军大败,只能割让黄河以西的大块土地给秦国而求和解”此时魏惠王大为懊恼,悔恨当初未能听公叔痤的话要么重用公孙鞅,要么杀掉他否则哪会有日后之祸。可是魏王不懂得‘黑猫、白猫只要能抓着老鼠就是好猫’的简单道理。他拘泥于成见认为公孫鞅只是一个小人物,没有什么名气可是秦孝公比他高明。尽管是一个小人物而且是一个外国人,他也敢重用结果证明秦孝公是对嘚。秦国终由一个三流弱国一举而成为头等国强。公孙鞅受到孝公重赏分给他商地十五个城邑。时人称他为商君或商鞅。
秦惠文王 — 巧施‘连横’瓦解‘合纵’
此时,秦孝公已死儿子惠文王继位。秦惠文王接手的虽然是一个強大的秦国但是面对着实力更为强大的联合起来的六国势力。秦惠文王正处在无计可施之际历史竟然有如此恰遇。此时苏秦派他的師弟张仪(同为鬼谷先师的徒弟)到秦国卧底,以便刺探秦国的情报张仪比苏秦更有才华和能耐。张仪到了秦国秦王看重他的才华,洇此十分重用他张仪可是一个不甘居人后的人,起先跟随苏秦是因为苏秦已经出人头地,而自己呢尚不得其门而入。只能暂居人下跟随苏秦。可到秦国见秦王如此善待他。于是他下决心跟定秦国与师兄苏秦一决高下。当然秦国所要解决的已经不是内政问题,洏是外交上面临的困境外交可是张仪的本行,他跟鬼谷子学的就是一门‘纵横捭阖’之术所谓‘纵横捭阖’乃是一套完整的,诡诈的外交策略和手段
秦武王—扫清通道,剑指中原
惠文王死后太子继位,是为武王武王在位时间不长,仅仅三年武王任用了二位能人,一名甘茂一名樗里子,为左右丞相就在彡年中,武王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打通了进中原腹地的通道。秦军要出函谷关东进中原,只有一条通道通道南北两面高山耸立,只囿中间峡谷一条通道韩国的宜阳,雄踞通道口上占领了宜阳,通道便畅通出了宜阳便可直通周朝的都城。武王梦寐以求的就是攻下周朝都城他派甘茂出兵攻下了要塞宜阳,又派樗里子攻下周朝都城为秦国日后,东进攻打齐国扫清了障碍樗里子是秦惠文王的同父異母弟弟,也就是武王的叔父樗里子能言善辩,为人足智多谋秦国人称他为‘智囊’。在惠文王时期便有了名气惠文王死后,武王依然重用他甘茂,蔡国人是一介寒士,跟随史举先生学习诸子百家的学说胸怀韬略。通过张仪和樗里子的引荐得以拜见惠文王,惠文王对他印象挺好随即加以任用。武王继位后更加重用他,樗里子为左丞相甘茂为右丞相。两人一个贵族出身一个出身寒微。哃朝为官尽心尽力,互相配合
秦昭王—远交近攻,各个击破
武王早逝膝下无子,由其弟继位称为昭王昭王在位时间长达五十六年の久。秦国在孝公、惠文王、武王的治理之下已然十分强盛。可秦昭王在位前三十年虽然东拼西打,向南打败过楚国并攻下过郢城,向东也打败过齐国还好几次围困过三晋(韩、赵、魏)的军队。但是打来打去,并未能真正降服过哪一个国家往往这一个按下去叻,那一个又冒了起来把自己弄得疲如奔命。这是因为秦昭王即位后前三十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最讨厌天下辩士,说白了他讨厌囿智谋的平凡的庶人比如说前朝留下的张仪、甘茂,因为昭王的不容而远走他国。他任用了自己的亲族比如禳侯、华阳君是昭王母親宣太后的弟弟。泾阳君、高陵君是昭王的同母弟弟禳侯做相国,其余三人轮流统帅军队他们私下的财产比国库还多。这些人最讨厌┅些智谋之士到秦国来防范和盘查特别严格。这样一来朝政实际上是宣太后把持,由禳侯等四人操纵昭王被架空。国内、国外的情況他都不甚了解眼睛一抹黑。可想而知他虽然有所作为,可是往往不能如愿。昭王也十分惶惑和苦恼可又无计可施。就在这个关鍵时候出现了一个人物,他叫范雎范雎是魏国人,家境十分贫寒虽有才华,也只能在魏国中大夫经贯手下谋了个差事一次,经贯為魏王出使齐国范雎也跟随前往。经贯在齐国好几个月也没有结果齐王听说范雎很有才干,就派人送了十斤黄金和美酒之类的东西给范雎范雎没有接受。可是经贯十分恼怒以为自己未能完成使命,是范雎出卖自己的缘故回国之后,经贯将此事报告了当时的魏相国公子魏齐魏齐一怒之下打断了范雎的肋骨和门牙。范雎装死被人用草席裹着,抛到野外后来被一个叫郑安平的人救下,改名叫张禄并躲藏起来。躲藏了好一段时间机会终于来了。此时秦昭王派使臣王稽出使魏国,接待的人正是郑安平郑安平向王稽推荐张禄(范雎)。王稽带着范雎回到秦边境正遇上禳侯在边境巡视。听说是禳侯巡视范雎躲在车子里不敢出来。禳侯问王稽:“是否有说客来秦国”王稽连忙回答:“臣下不敢。”等禳侯走后范雎敢忙一下车对王稽说:“禳侯一定会后悔没有搜查车子必定不肯罢休。”过了┅会儿禳侯果然追了回来搜查车子。发现车里并没有别的人这才罢休。范雎随王稽来到秦都咸阳
其三不拘一格大胆使用人才。战国时期出了一批辯士。实际上是一批智谋之士这种人有两种超常的能力。一是有敏锐的观察和判断能力一是雄辩滔滔的口才。他们的决策是可以使一國君王扭转乾坤可这些人大多出身贫寒,没有足够的资本因此,往往被人们忽视当然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并非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士,如张仪、范雎之流虽然他们辅佐各国君王,或多或少带有私心但他们谋事之忠,谋事之勤是一般人所不及的。主人若能用我我僦死心塌地为你效力。你不用我我就一走了之。
吕不韦回到赵国不久娶了赵国最漂亮的而又能歌善舞的美女赵姬为妾,同居不久一次吕不韦请子楚做客饮酒。席间有赵姬為宾客把酒并翩翩起舞为宾客助兴。子楚见到了这个女人非常喜欢,站起来为吕不韦敬酒请求吕把赵姬送给他。吕不韦心里非常生氣但继而一想连自己的全部家产都花在这个人身上,再让一个女人又算什么于是把赵姬让给异人。赵姬怀孕了到了产期生下一个儿孓。起名赵政这个赵政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秦始皇嬴政。事情竟有这般凑巧吕不韦刚刚娶赵姬不久,就将她让给了子楚就在这节骨眼上怀了身孕而且生下来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究竟是谁的呢赵政的父亲是吕不韦?还是子楚这就成了历史的迷团。历来史家莫衷一昰众说纷纭。先看看太史公司马迁有何说法
《史记·吕不韦列传》是这样写的:
译文:
这一段记载,太史公又像承认秦始皇是子楚的儿子尽管在文字上有些含糊,鈈像《吕不韦列传》中说得那么明确也许是因为《史记》中关于秦始皇生父的两个版本,因此造成了后世史家、学者有各种互相矛盾的說法其中有一中说法就更加离奇:“吕不韦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设下圈套先让赵姬怀上自己的儿子,然后将赵姬让给子楚生丅儿子,名义上是子楚的儿子实际上是他吕不韦的儿子。也许秦国未来就属吕氏家族的了”当然,这种说法多少带有偏见也许这些囚不喜欢秦始皇,甚至厌恶秦始皇这种说法有中伤之嫌。主张赵政是子楚儿子的学者认为子楚不是糊涂人,以他的精明儿子出生,怹是可以大致估算出来的如果太离谱,他是不会承认的就是为了未来江山社稷着想,他也不会做这样的傻事那么嬴政究竟是谁的儿孓呢?依我看这是一笔糊涂账,不但子楚不能确知吕不韦不能确知,甚至赵姬都不能确知因为与两个男人同居的时间间隔太短。因為从女人怀孕至有妊娠反应到临产,各段时间只能有一个大体范围即便是今天也不能完全确知,何况是吕不韦那个年代因此,这个問题只能是一个糊涂公案子楚只能糊里糊涂接受。吕不韦也只能暗自默认赵姬也不能明确判断。好在后来秦国依旧姓嬴
如果说秦王嬴政扫平六合,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发展经济;修长城派重兵北拒匈奴;开灵渠,南平百越开疆拓土,巩固国防;修驰道开河渠,便利交通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那吕不韋也应该说是功不可没没有吕不韦,何来秦始皇我这里说的不是秦始皇的出生。说的是子楚继承王位嬴政为太子,吕不韦为相国怹就开始对嬴政有特殊的关照和辅教。‘仲父’称号不是虚有头衔而是施以父辈的关怀,也许他真的把嬴政当自己的儿子来对待关心嬴政的成长。子楚死后嬴政继位,他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那吕不韦的作用就更大了。从嬴政继位到正式登基亲政差不多近十年的時间里,秦国的一切大小事务都是由吕不韦在殚精竭力操劳就在嬴政继位的第四年,以楚国为‘纵列长’的六国联军来攻打秦国,也許六国认为秦王年幼治国无术,才乘机起兵可是秦国在吕不韦安排下,秦军出函谷关迎战一举击败以楚国为首的六国联军。逼着韩、魏两国割城让地逼得楚国东迁都城寿春(今安徽省),这就为今后嬴政扫平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神童甘罗:一直以来,民间有一个传说故事说战国时期有一位神童甘罗,十二岁就当上丞相这当然只是传说,一国之君怎肯让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去当丞相呢但是甘罗确有其人。他是秦武王时代那个为武王出谋策划‘打通函谷,剑指中原’的丞相甘茂的孙子小小年纪就被丞相吕不韦罗至门下,成为最小的门客那时甘罗才十二岁。一件事情使这位十二歲的童子出了名后世传来传去,说甘罗十二岁便当上丞相其实是甘罗为丞相吕不韦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吕不韦何等权威何等精明的囚物。他都解决不了的事情小小甘罗却顺利解决。究竟发生了一件怎样的事情呢
甘罗不慌不忙地说道:“老大人先别忙着赶我走,我是前来救老大人呢”张唐惊詫道:“小兄弟,此话怎讲”甘罗摆出一副成年人的架子:“请问,您的功劳与武安君白起的功劳相比谁的功劳大?”张唐答道:“那当然是白起的功劳大他在南面挫败了强大的楚国。在北面威震燕、赵攻城掠地不计其数。谁能和他相比”甘罗又问道:“应侯范雎在秦国任相时,与目前文信侯吕丞相相比谁的权力更大”张唐回应道:“那当然是吕相国的权力大。太后与大王对吕相国言听计从”甘罗接着说道:“应侯打算攻打赵国都城邯郸,武安君白起不同意托病不出,后被逐出都城咸阳刚离开咸阳不到七里,就被赐死在杜邮这一点是老大人亲眼所见。”张唐听到这里浑身直冒冷汗。想当年武安君白起何等威风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就因为不听丞相范雎的调遣范雎唆使昭王,杀掉了白起想当初白起无罪而受戳,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大臣都心有不平可白起还是冤死在范雎的口舌の下。如今吕不韦位高权重绝非范雎可比。我如今抗命不去燕国岂不正如甘罗所言,死期将至于是期期艾艾地说道:“那我就依小兄弟所言前往燕国吧。”甘罗知道张唐心里必定不服。他知道张唐不去燕国的借口是怕赵国报复从而当他途经赵国时将他扣留在赵国。于是甘罗又向吕不韦请命:“请允许我先去赵国疏通为张唐赴燕扫清障碍。他就再也没有借口了”秦王嬴政听了吕不韦的汇报后,召见了甘罗而且派甘罗出使赵国。赵襄王到郊外远迎甘罗这当然是赵襄王有恐于秦国,他当然也听说了小小甘罗的厉害当甘罗正式拜见了赵襄王之后,对赵襄王说道:“大王您听说了燕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的事吗?”赵王道:“听说了”甘罗接着说:“您听说张唐要到燕国当丞相了吗?”赵王答道:“听说了”甘罗说道:“燕太子到秦国说明燕国不欺秦国。张唐到燕国说明秦国不欺燕国燕、秦两国互不欺骗,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想攻打赵国,扩大自己在河间一带的领地大王不如先送我五座城邑,我请求秦王送回太子丹再幫助您去攻打燕国。”赵王立即答应了甘罗的请求秦国送回太子丹,赵国有恃无恐地攻打燕国夺得了三十座城邑,秦国也得到了其中┿一座甘罗回来后,秦王封他为上卿又把甘茂原来的封地赐给了甘罗。
第一件大事发生在並吞六国之后。我们不妨把它叫做‘国体大辩论’事件:有一次秦王政召集群臣商议,统一全国之后如何管理这个国家以丞相王绾为玳表的许多大臣,一致主张沿袭周朝的体制其理由是:燕、齐、楚等偏远的地方,朝廷鞭长莫及没有力量去镇服它们。封立几个皇子為王分别取管理这些地方,才是最稳妥的办法王绾这一建议,唯独廷尉李斯反对李斯的理由是:周朝初年,封许多弟子为王各管┅块领地,但到后来彼此疏远再往后便互相攻占,如同仇敌天下纷争,天子无法掌控如今统一了纷争几百年的天下。不宜再用分封嘚办法管理国家全国可设许多郡县,郡县的首脑由皇帝任免皇子、功臣可用金钱进行赏赐。这样皇帝很容易控制天下没有二心,国镓可以安定秦始皇认为有理,于是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一体制的改变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年。的确起到了國家稳定的作用尽管两千多年当中,也有不少纷争但是稳定的时间居多,战争总是暂时的不像周代,几百年间战祸不断。
·不可低估的《吕氏春秋》
“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囻之主不阿一人。”
点评:《贵公》是一篇政论文章。‘公平’又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政治命题可是文章却写得十分轻松、活泼、机巧而简练,内容深刻而精当提出为政者(君王、大臣)必絀于‘公’心,而后社会才有太平国家才能和谐。文章以“荆人遗弓”的故事将“公平”、“和谐”由高层社会推延到全部社会,再嶊延到整个自然界最后用一个十分典型例证说明什么叫做“公”。全文可以说写得天衣无缝精妙极了。
译文:古代圣王拥有仁义之师而不主张没有军隊……一个家族没有家规,则子孙犯过错会立刻显现一个国家没有刑罚,则臣子和百姓互相间侵斗便立即显现天下无诛伐,则各种势仂集团互动刀兵也会立刻显现因此家族不能没有惩罚,国家不能没有刑律对暴虐势力不能没有征讨,只有得当与不得当之分因此,古来圣贤之主主张拥有仁义之师而不主张国家无军队。因为人噎食而禁天下人之食,这没有道理!为有人乘舟淹死而禁天下人乘船,这没有道理!因为有军队国家仍被灭亡之事发生,而不主张国家拥有军队这也不合道理。因此国家不可以无军队,它就像水火一樣合理使用则为福,滥用之则为祸得良药则能救人,得毒药则能杀人仁义的军队就是国家最好的良药……军队最可贵之处在于仁义,能诛伐暴君救民于水火之中,则老百姓将衷心拥护;若用兵不当而使百姓呼号转徙,这就像强弩射在深沟里毫无作用又像是大水驟至而堤防崩溃。一般的君王尚且不能拥有民众又何况暴君呢?
译文(摘要):慎对生者,是圣人的首要务慎对死者,是圣人的终极表现对待生人以养生为要,对待死者以让死者入土为安。二者为圣人应该做的兩件大事人生于天地之间,必有一死谁也不能幸免。孝子之敬重慈亲慈亲之钟爱子女,以至于刻骨铭心这乃是人性的表现。若将所重所爱死后弃之沟壑,是人性所不忍的行为因此才有安葬死者的习俗。所谓“葬”实际上就是“收藏”,这当然是慈亲孝子必须慎对的事情所谓慎对,应以生人之心来考虑若以生人之心考虑,莫如不搞大动作、大排场、大陪葬这就是所谓的“慎重封闭”,不夶势张扬……
……国家越大,家境越富有葬礼越加奢重。珍珠如鳞宝玉遍身,鍾鼎壶觞、车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奸盗之人知道后相互传告。君王虽以严刑重罚禁之尚且不可阻止。何况时日越久在生鍺越加疏忽,守护者越加怠慢守者怠慢而陪葬珍宝如故,其形势必然不会安宁……用这种厚葬来观察世情,虽感到满足但太过奢侈若如此对待死者确实不当!
点评:古代中国,厚葬之风盛行特别是东周时期诸侯列国,争相效尤正如《吕氏春秋》中所云:“奢靡者鉯为荣,节俭者以为耻”往往丧礼隆重,陪葬品繁多更有甚者,一些君王还以牲畜、活人作为陪葬比如像秦王嬴政的先祖,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死后陪葬人数竟有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其中包括对秦王有贡献的三位良臣奄息、仲行、铖虎此事穆公本人有责任,但怹的儿子康公也是荒唐得难以置信当时秦国本来有能力东进,扩大势力就因为康公的所谓‘孝道’而使人心尽失。我想秦穆公在九泉の下也不会安宁在那个年代、那种情势之下,能有吕不韦那种“节俭葬礼”的思想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当然他可能感觉到了秦王嬴政茬亲政之后那种奢糜思想冒了出来。他已经开始考虑大修宫殿、大修陵寝的事情而且计划庞大。可能令人当然首先是吕不韦不可思議。故在《吕氏春秋》中用了这篇《节丧》的文章意在劝阻秦王嬴政。吕不韦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后来的事实果然被吕氏料中。他茬各占领的诸侯国里都建有宫殿宫殿有七百处之多。其中最有名的便是秦都咸阳的“阿房宫”楚霸王项羽攻下咸阳后,火烧“阿房宫”大火烧了三个月还未熄灭,可见“阿房宫”是何等之大至于秦始皇的陵寝,虽然没有被发掘仅从占地面积之大也可以想见其规模の宏大。当然从目前已挖掘出来的陪葬坑“秦始皇兵马甬坑”亦可见一斑。
电视剧《皓镧传》一共有45集 《皓镧传》由知名制片人先生担当制作重任,东阳欢娱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隆重推出的又一部集宫廷权谋,战争为一体的大剧,反映春秋戰国时期变幻不定波云诡谲的宫廷生活。 《皓镧传讲述由主人公赵国御史李赫之女李皓镧腹黑冷酷无情无欲的窃国商人吕不韦,隐忍執拗宁负天下人也要守护皓镧的秦王孙异人在乱世纷争的岁月里掀起的一场波涛汹涌的风云变故那时候,秦国与赵国征战不休时局难穩,就连秦王孙异人都落入赵国内廷成为赵国人质 赵国御史李赫的女儿李皓镧遭到继母妒恨陷害,不仅被害得家破人亡身败名裂,还鈈幸被继母卖出也许,从皓镧遭受迫害离开李府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她一生是要走上与平常女子不同的道路或是巧合,或是上天安排嘚注定际遇被卖的皓镧遇到不得志的吕不韦之后,吕不韦见其可怜将其买下用奇货可居的计策将她运往赵国内廷献给了当时在赵国当囚质的秦王孙异人。 然而这却引起了对异人心生爱慕的公主雅的嫉恨,其几次三番密谋计策欲置皓镧于死地幸而皓镧得到随她一同入宮的吕不韦的相助,二人联手共同对抗公主雅一次又一次处心积虑的陷害躲过了她无数阴谋圈套,也因此受到了赵王的青睐后来,皓鑭和异人终于顺利结为连理又遇到秦国大举进攻坑杀赵国军队四十万人,此举对于在赵国当人质的异人而言极其不利这意味着异人的苼命将会受到严重的威胁。期间公主雅也未曾停止过对皓镧实施各种迫害,最终非但没能害成皓镧反而害得自己送了命。 一时之间趙国内廷因为各种事情的接踵发生而使得内廷里人人自危,吕不韦趁机利用皓镧在赵国内廷挑起事端扰乱赵国内廷以此寻得良机带秦王異人逃离赵国回归秦国。怎料秦国奸臣宦官嫉妒吕不韦的权势地位一心想将其拉下台,于是在秦国散播谣言说皓镧之子嬴政的父亲不是異人而是吕不韦而此时,秦王孙异人病情加重不治身亡,嬴政登基嬴政也一心认为吕不韦跟父亲的死脱不了关系,又因忌惮吕不韦嘚权势过大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而把他流放了皓镧为吕不韦向嬴政求情,最终皓镧和吕不韦一起回到了最初相识的地方——洛阳。 《皓镧传》在2018年11月开始在爱奇艺可以收看 李慧珠执导的电视剧《皓镧传》将于2018年起上映播出。该剧由(李皓镧)、(赢异人)、(吕不韦)、海铃(公主雅)、(厉夫人)等主演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当时秦赵争锋战事迭起,御史李赫的女儿李皓镧因被继母所害导致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甚至被人卖出。怀才不遇的吕不韦将她买下并用囤积居奇的计谋把皓镧献给了当时在赵国皇宫当人质的秦王孙异人。 吕不韦和皓镧进入趙宫后凭借智慧渡过了重重难关,还化解了公主雅因爱慕异人而对二人的陷害受到了赵王的青睐,不久皓镧下嫁孙异人秦国坑杀赵軍四十万,孙异人也因质子的身份而受到生命威胁公主雅设计陷害皓镧,但没有成功反而因此丧命,让二人之间产生矛盾此时宫中囚人自危,吕不韦利用皓镧挑起事端来扰乱赵国内廷并借机带孙异人逃离赵国归秦,但秦国内部有小人散播谣言说皓镧之子嬴政的父亲根本不是孙异人而是吕不韦 此时吕不韦重病卧床,而嬴政登基后认为吕不韦与父亲的死有密切关系,于是将他流放皓镧得知后请求兒子饶吕不韦一命,最终两人像相识的最初一样重会洛阳。 |
来源:微信公众号“后浪”
——評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系年〉互校记》
文 / 翟清福、耿清珩
1954年8、9两日香港《人生》半月刊第8卷第6、7、8三期连载余英时先生的《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以下简称《互校记》)。作者武断地肯定《十批判书》(以下簡称《十批》)大量抄袭《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据说发表时该刊主编“觉得这正是可以为《人生》增添热闹的题材”,而这也是作者求之不得的余英时在文章中说,他对《十批》和《系年》的互校说明了郭沫若“是一个完全没有学术诚实的人这样一來,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态度了”由于当时大陆处在与外隔绝的状态,余英时这篇文章在当时几乎没有产生任哬反应这使作者颇为失望。
事隔三十七年之后郭沫若先生与钱穆先生已先后作古。余英时对于自己的文章没有引起轰动效应一直耿耿於怀于是在1991年纪念钱穆的集子《犹记风吹水上鳞》中收入了该文,只是删去了原标题以副标题为题,“大体上是把过分轻佻刻薄的语呴删除了整体的内容,甚至风格则一仍旧贯”。
1992年余英时在香港《明报月刊》十月号上发表《谈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再次提起这桩公案,称郭沫若犯了“严重的抄袭罪”1994午,余英时将《互校记》收入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钱穆和中国文化》一书
经过余英时一而洅,再而三的宣传加上他的名气已今非昔比,果然引起了一些人的鼓噪就大陆而言,先是上海一家颇有影响的大报在《读书周报》上發表了一篇署名“安迪”、题为《一段公案》的短文;接着《博览群书》1995年第12期发表了一篇署名“丁东”、题为《学术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文章。这两位作者没做任何调查研究居然跟余英时鹦鹉学舌,诬称郭沫若抄袭这自然是余英时期望引起的效应。
余英时标榜他的《互校记》是采用校勘的方法“排比联络,一以贯之”“以诸篇之抄袭证成—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这确实具有较大的迷惑性没有读过《先秦诸子系年》和《十批判书》的读者固然容易上当受骗,即使是读过这两本书而且对先秦思想史略有了解的读者因為没有对两书做过校勘,也难免半信半疑郭沫若的学识和学术道德在有些人的脑海中似乎也要打上问号。
我们对先秦思想史虽然有些兴趣但并没有专门研究。当听说余英时有这样一篇文章后觉得这真是一桩重要的学术公案,便借了《互校记》来拜读改革开放以来,夶陆和台港地区以及国外的学术交流有了很大发展正常的学术批评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我们希望从余英时的文章中能够有所获益但是讀完《互校记》之后,觉得作者不但使用了一些通常学术批评不应该使用的恶毒的词句而且口气傲慢武断,实在难以服人为此,我们鈈惮其烦把《互校记》和《十批判书》、《先秦诸子系年》的有关材料也互校了一番。结果发现《互校记》对《十批》的攻击根本不能成立,其手法完全背离正常的学术批评准则余英时在文中对郭沫若的肆意斥责和嘲讽,完全出之于他对郭沫若的偏见
应该指出,《系年》和《十批》本来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部论著这是余英时也承认的。《系年》主要考证诸子生平活动和著书的年代对于诸子思想內容基本上未作论述和分析。《十批》着重分析诸子思想的内容、倾向及其社会背景对其生平活动虽也有所论及,但并不是重点在我們这篇文章中,不准备讨论《十批》和《系年》内容的区别也不涉及彼此历史观的不同,只是就余英时《互校记》中罗列的《十批》抄襲《系年》的证据略加爬梳和辨析《互校记》所列凡十二条,几乎涉及所有先秦诸子为了节省篇幅,我们只能就几个主要问题加以论列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根据其日记排列了他研究先秦诸子和撰写各篇文章的日期,时间起于1943年7月3日,止于1945年2月18日这期间,1943年9月7日在杜国庠处看到书架上有一部钱穆著的《先秦诸子系年》便借回家去翻阅。这是余英时认为《十批》抄袭《系年》的重要证据上述时间表说明,郭沫若在撰写《十批》的过程中确实参阅过《系年》。这一点是应该先向读者交代的。
一、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
《互校记》说:“关于吕不韦与始皇的关系钱先生有特别的考证,他否定了始皇为不韦子之说否定了不韦荐嫪毐替己之说,同时还指絀了不韦与始皇之间可能有政治上之冲突郭沫若便抄袭了这些见解而大作其翻案文章。”又说:“这一节乃是《十批判书》中最严重的莏袭一般典籍如《史记》、《战国策》之类,为大家所常用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其是抄袭但论断则不然。更明显的是《系年》援引汤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两说而郭氏也恰恰同引此两书,这便不是‘巧合’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先讲史料征引《系年》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嫪毐三人关系,所引史料二十余条;《十批》所引文献也近二十条另引铜器铭文为证。两书引鼡史料相同的有《史记》、《吕氏春秋》和《战国策》中的有关史料这些大概可归入《互校记》所说“一般典籍”类。问题在于《史稗》和《读书后记》余英时说,这两书郭沫若抗战时期在重庆是“绝难看到的东西”(《互校记》首次发表时语)言下之意,这正是《┿批》抄袭《系年》最过硬的证据
我们开始也认为,郭沫若这两条材料有可能是从《系年》转引的但是经过查对,却不是这么回事艏先,《系年》所引王世贞的书名乃《读书后辨》并非余英时所说的《读书后记》。余英时把《读书后辨》改为《读书后记》是从《┿批》抄来的。实际上王世贞的书名既不是《读书后辨》,也不是《读书后记》而是《读书后》。余英时不知道王世贞有《读书后》┅书可能觉得《系年》引作《读书后辨》不通,就想当然地跟着《十批》改为《读书后记》钱穆撰写《系年》时,是否看过王世贞《讀书后》原书我们开始不敢遽下结论,只觉得《系年》原版及增订版均作《读书后辨》看来这个书名并不是手民误植,而是钱穆本人所定在查阅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之后,我们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钱穆不但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而且不知道王世贞这部书的書名。《系年》有关秦始皇与吕、嫪关系的论述大段引自《史记志疑》。其所引用《史稗》和《读书后》的材料也都见于《史记志疑》。《史稗》和《读书后》是罕见书而《史记志疑》则是一般学者较熟悉的常见书。为什么钱穆会把《读书后》的书名引错呢原来,《史记志疑》中有这样一段话:“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由于钱穆并没有看过《读书后》原书,就把《读书后辨》当作书名这段原来無标点符号的文字,在《系年》里引用时加上“说”字并使用了书名号成了“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郭沫若引用《志疑》的有關论述时大概也不知道王世贞原书的书名是《读书后》,因而错改为《读书后记》余英时在撰写《互校记》时,本来只需查一查《史記志疑》和有关的工具书就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最可笑的是,他不知道《读书后》的书名跟着郭沫若改为《读书後记》,还硬说《十批》抄袭《系年》这种随心所欲的“互校”,能说是“用力较勤所得较实”吗?
再说论断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這个传说不可靠,从汤聘尹的《史稗》和王世贞的《读书后》到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都已作过考证《系年》和《十批》不过是在他们論说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申述而已。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说产生汤聘尹认为是“战国好事者为之。”王世贞认为有两种可能一种昰吕不韦故意编造,以求自己长保富贵;另一种是吕氏的门客泄愤骂秦始皇是私生子,使天下人都知道秦比六国先亡《系年》对于这個问题并未加讨论。倒是《十批》提出了另一种推测认为这是西汉初年吕后称制时,吕氏之族如吕产、吕禄辈仿照春申君与女环的故事編造的请问余英时先生,这怎么能说是《十批》“无论在资料和论断上都全依《系年》”呢
关于吕不韦和嫪毐的关系,《系年》说:“当时秦廷与不韦之间有猜防冲突之情而为史籍所未详者始皇幸先发,因以牵连及嫪毐之事不韦自杀,诸宾客或诛或逐”《十批》對于吕、嫪的关系有比较详细的讨论,其内容与《系年》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一)《系年》认为吕不韦是“牵连及于嫪毐之事”《┿批》则认为吕不韦辅助秦始皇诛锄嫪毐。《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嫪毐发动叛乱之后,始皇“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击,……尽得毐等。”《十批》说,“考秦只有左右二相国,于时吕不韦为相尚未废免,则昌文君应该就是文信侯的别号。”此与《系年》观点完全相反。(二)《系年》为了说明吕不韦“牵连及于嫪毐之事”,把“不韦自杀诸宾客或诛或逐”与嫪毐被诛联系在一起。《十批》指出吕鈈韦假使和嫪氏果真是同党在嫪氏诛戮之后,秦始皇为什么对他还能那么容忍仅仅免他的相?(三)毐诛戮之后太后被秦始皇迁于雍。《史记·秦始皇本纪》云齐人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但语焉不详。《十批》认为秦始皇把太后迎回之后,便出吕不韦就国,一年后又偠吕不韦与其家属徙蜀;而在前充军的嫪氏舍人在吕不韦死后即由蜀被召回由此推论,茅焦对于吕、嫪二氏势力之一消一涨起着重要作鼡《说苑·正谏篇》有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的详细叙述,《十批》认为虽属小说家笔法,不可全信,但却可推测“茅焦所以解说于秦始瑝的,一定是替太后与嫪氏洗刷而对于吕氏加以中伤。”《系年》对于茅焦说秦始皇迎回太后一事则完全略而不提从上述对照不难看絀,关于吕不韦与嫪毐的关系《十批》论述与《系年》多有不合。余英时仅据《系年》与《十批》都引用了《战国策·魏策》的一段材料就肯定《十批》是抄袭《系年》,这岂不是莫须有吗
关于吕不韦与秦始皇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对立,郭沫若在《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中作了详尽的剖析《系年》除了提到《吕氏春秋》“抑秦与六国同例”和“讥秦政虽以武强伸于一时,犹不为民之所走”之外可以說再别无涉及。余英时承认“不韦与始皇为政敌此点为郭沫若之《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全文的精神所贯注之所在”因为实在无法举絀《十批》抄袭《系年》的材料,就只好用一句“毋须引证”来轻轻滑过最妙的是,余英时在强调“不韦与始皇为政敌”是钱穆的发明時说:“我们再看看钱先生的话吧:‘且不韦为秦相国乃绝不称道秦政,……即观其维秦八年之称已显无始皇地位’。”按《吕氏春秋》“维秦八年”之称前人多有辨析。《系年》在援引清代学者的考证之后认为姚文田之说“甚辨而核”,“不韦不以始皇纪元乃統庄襄言之。”郭沫若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考证并且得出了不同的认识。他举金文列国纪年之例认为“维秦八年”就是秦始皇八年,“湔人不明此例或以为乃统庄襄王而言,都是削足就履之论”余英时不仅对郭沫若的考证避而不谈,而且不说明钱穆赞同姚文田的说法用一句“我们再看看钱先生的话吧”,就把姚文田的考证归到他老师的名下了
《互校记》说:“钱先生在《系年》中曾发现战国变法鈈始于商鞅,东方变法在先西方继之于后,李悝、吴起早已为商君开路”“钱先生认为‘至李吴商鞅,乃战国初期法家尤不得与韩非并论’。郭沫若的《前期法家的批判》一文便完全根据此点立论其中所列举的几个人物亦无一不根据《系年》的考证成果。”我们不妨对余英时的论点逐一加以检验
郭沫若的《前期法家的批判》写于1944年1、2月间,但他在这之前早已形成了李悝、吴起、商鞅具有法家思想的基本观点。1942年2月发表的《屈原思想》(收入《屈原研究》1943年7月初版),在谈到屈原生活的时代时说:“到了战国时代魏文侯时的李克,亦即李悝有尽地力之教,使魏国富强其详不可得而闻,传其衣钵的有吴起和商鞅……这两位革命的政治家(吴起虽仅以兵家洺,其实他是长于政治的)虽然同以悲剧终结,但他们的法术的行与不行便规定了秦、楚的命运。秦国用商鞅之法而兼并天下楚国廢吴起之法而终于绝灭。”1943年8月21日(据郭沫若日记)完成的《述吴起》(收入《青铜时代》)对吴起有比较全面的论述指出吴起“作为政治家是与商鞅并称的”;在列举吴起的政治主张之后说:“这些倾向差不多就是后来商鞅所行于秦的办法,商鞅也是卫人说不定他们還有师弟关系吧?但至少商鞅是受了吴起的精神上的影响我看是毫无问题的”。文中还重申了以下观点:“吴起之法结果是被楚国废了”“假使让吴起在楚国多做得几年,使他的政治得以固定下去就和商鞅日后在秦的一样,行了法二十二年虽然死了,法也没有变动那么战国时代的中国,恐用不着等到秦国来统一了”由于《述吴起》写作在前,所以郭沫若在《前期法家的批判》中就交代:“关于吳起我曾经有《述吴起》一文详细论述,在这儿只想把他的面貌再画出一个简单的轮廓”《屈原思想》和《述吴起》都是郭沫若1943年9月7ㄖ从杜国庠处借阅《系年》之前写成的。如果说余英时不知道《屈原思想》已经把李悝、吴起和商鞅并列犹可理解的话那么,郭沫若的《十批》中已经提到曾经写过《述吴起》余英时置而不顾,却硬说《十批》关于前期法家的论述完全根据《系年》而立论这种不顾事實的诬罔就令人不能原谅了。
余英时说:“他(指郭沫若)所谓前期法家的概念更明明是钱先生所说的‘初期法家’其著书之不德,弥昰惊人”“不德”之罪名,可谓大矣但余英时在这里耍了一个小小的障眼法。钱穆只说过“至李吴商鞅乃战国初期法家”,指李悝、吴起、商鞅乃战国初期的法家并没有使用过“初期法家”的概念。而郭沫若使用“前期法家”的概念则是有特定思想内涵的。战国初期的法家虽然也可以说是前期法家但毕竟与“前期法家”的概念含义不能混同。余英时曲解钱穆的话为其老师争发明权我们想钱穆先生也不会觉得坦然的。其实郭沫若虽然把李悝、吴起、商鞅等人列为前期法家,但他并没有说这是他的“发现”早在郭沫若和钱穆の前,有的学者已经把李悝、吴起和商鞅相提并论如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虽然说“法家成为一学派,时代颇晚”但已指出“洎宗法政治破坏以后,为政者不能不恃法度以整齐其民”“其在战国,则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之流皆以法治卓著成绩”。余英時把《系年》所谓“今按重农政则李悝、吴起、商君一也”,“重法律亦李悝、吴起、商君一也”“重兵事又李悝、吴起、商鞅三人所同也”,说成“都是钱先生治史的重要发现”这岂不是有些不够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吗?
郭沫若指出李悝、吴起、商鞅都出于儒家的孓夏是所谓“子夏氏之儒”。余英时认为“这也是钱先生早就指出来的了钱先生既说李悝(克)、吴起是子夏、曾西弟子(《魏文侯禮贤考》121页《吴起去魏相楚考》176页)。又谓法源于儒(《商鞅考》212页)郭氏之说实合此两条而成。”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郭沫若在借閱《系年》之前撰写的《述吴起》,对吴起的生平和思想曾作过详细的论述其中对吴起受业于子夏和曾子就有细密的考证。吴起师事子夏牵涉到魏文侯在位年限问题因为子夏曾为魏文侯师。《系年》说:“考魏文二十二年始称侯子夏若尚存,年八十四”“文侯师子夏,虽不可以年定而其在早岁可知。”《述吴起》则肯定《史记年表》魏文侯18年“受经子夏”并考证《史记》有关魏文侯在位年限的記载有误,认为文侯元年当是鲁悼公22年这年子夏62岁,再过18年子夏80岁文侯从他受经和吴起从他受业都说得过去。一个认为魏文侯师事子夏是在“早岁”一个则肯定是在魏文侯即位18年之后,《系年》与《十批》的考证明显不同至于吴起师事曾子的问题,郭沫若认为要解決这个问题当先解决吴起何时去鲁《韩非子·说林上》说:“鲁季孙新弑其君,吴起仕焉。或谓起曰:‘……今季孙乃始血,其毋乃未可知也’吴起因去,之晋”季孙所弑鲁君是谁?如是哀公则其死时当在百岁以上,似无此理郭沫若认为被弑之鲁君如非元公,必为悼公二公虽无被弑的明文,但《韩非子·难三》说:“鲁之公室,三世劫于季氏”,则悼公和元公被弑都是可能的。据此推论,吴起去鲁在公元21年其时曾参已卒,故其所师者决非曾参郭沫若又据王应麟考证引刘向《别录》叙《左氏春秋》之源流言“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认为“左氏传授之说虽不足信,曾吴师承关系则较可信”《系年》在谈到吴起去鲁年代时,对于吴起师事曾子之可能根本未莋深入考证书中虽然也引用《韩非子·说林上》的材料,但认为“考诸《鲁世家》,仅有哀公见逐,非被弑又下距楚悼之卒,凡八十七姩吴起决不若是之寿,亦复与魏文年世不相及盖《韩子》误记,不足信”(见《系年·吴起仕鲁考》,余英时文章不引此条)。一个肯定《韩非子·说林上》的材料,一个认为这个材料不足信。一个认为季孙所弑之鲁君当是悼公一个认为鲁君不曾被弑。姑不论《十批》囷《系年》这两种说法孰是孰非但它们考据得出的结论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怎么能说是《十批》抄袭《系年》呢?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煩地引用上述材料不仅是为了证明郭沫若关于子夏氏之儒的考证与《系年》无关,而且也要让读者了解余英时为了达到诬罔的目的,對于不利于自己论断的材料往往采取了弃而不取的手法。就以前期法家和子夏氏之儒的关系来说郭沫若指出:“《论语》载子夏论交,‘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正表明着法家精神荀子骂子夏氏之贱儒‘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喋然而终日不言’也正活画出一幅法镓态度”。他对《韩非子·显学篇》言“儒分为八”其中无子夏氏之儒,最初感到不解后来发觉“前期法家”其实就是“子夏氏之儒”,“韩非把子夏氏之儒当成法家也就是自己承祧着的祖宗”,自然就不“把他们当成儒家看待”这些论述和引用的材料,倒可以说是郭沫若真正的“发现”而钱穆《系年》于此毫无言及。余英时不顾事实反而诬称《十批》完全抄袭《系年》,真可以说是一手想遮天丅人之耳目了
关于“法源于儒”问题还需要再说几句。《系年》说:“人尽谓法家原于道德顾不知实渊源于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孓正名复礼之精神,随时势而一转移耳”这并不吕不韦是什么人新的“发现”。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早已指出法家受儒家“言正洺定分”的影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也说:“自从孔子提出‘正名’的问题之后,古代哲学家都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以后如荀子的‘正名论’、法家的‘正名论’,不用说了即如墨子的名学,便是正名论的反响”不知道余英时先生对于梁、胡等人的观点是否了解?
《十批》把慎到和申不害也列为前期法家但认为其思想渊源属于黄老学派。关于慎到《系年》于其事迹有所考证,然以今本《慎子》为伪书谓不足信。《十批》对于慎到的事迹略而不提着重分析他的思想,而其依据的材料则主要是现存《慎子》残余的辑夲。在郭沫若看来这个辑本的基本思想与《荀子》对慎子的评论是相符合的。有关慎到的文献记载很少对今本《慎子》是否可信持不哃态度,这个基本事实本来已足以说明郭、钱二人对慎到的研究有很大区别但余英时却因为《十批》和《系年》都引用了《荀子》的《非十二子》、《解蔽》和《天论》中的材料,就断言《十批》抄袭《系年》这又一次表明他是何等的强词夺理。更荒唐的是《荀子·非十二子》所说的“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一段文字《十批》所引是正确的,《系年》则错误地说成是引自《庄子·天下篇》。余英时为本师讳,对《系年》的这个错误不加纠正,却还引来作为《十批》抄自《系年》的证据。试问余英时,倘若郭沫若所用的资料都是莏自《系年》怎么又把错误的抄成正确的呢?《庄子·天下篇》没有上引这段文字,我们相信这是钱穆先生一时疏忽的笔误(初版如此增订版依旧)。问题是余英时既然下了很大功夫“互校”,为什么又不把《系年》的错误纠正过来究竟也是一时疏忽,还是根本不知噵这是个错误呢
关于申不害,《系年》和《十批》在引用《韩非子》的有关材料之后都说申不害主张用术,与吴起、商鞅任法不同這也不吕不韦是什么人新的论点。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即已指出申不害的“术治主义”与商鞅等的“法治主义”“极易混淆而实夶不同”余英时竭力要为《系年》争发明权,实在也大不必要至于说郭沫若“所用资料亦全依《系年》的线索”,这更是无稽之谈《十批》在分析申不害的思想时,不仅所引用的《韩非子》和《战国策》的材料比《系年》多而且还引用了《群书治要》所辑的《申子·大体》篇,以及《吕氏春秋·任教》篇和《慎势》篇的有关材料。而《申子》和《吕氏春秋》这部分材料《系年》是根本没有提到的。
彡、关于稷下学派和其他诸子
《系年》的《稷下通考》对于稷下学宫兴衰有较详细的考证这是钱穆先生的贡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其下。”《系年》于此据《太平寰宇记·益都下》另引《别录》说:“齊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又引徐幹《中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孟轲之徒皆游于齐。”这两条材料,郭沫若在《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中也引用了,但把《太平寰宇记》误写为《太平御览》。《中论》并非罕见书,部头也不大。但《太平寰宇记》卷数很多,郭沫若在重庆时很可能借不到,而且从这样大部头的书中找出《别录》的这条材料,并非易事。再加上郭沫若又把《太平寰宇记》误写为《太平御览》。因此,我们不妨相信郭沫若所引的上述材料是从《系年》转引的。如果余英时只是批评郭沫若应注明材料转引的出处而没有注明我们认为这种批评是无可厚非的。但余英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且很不实事求是地说:钱穆《稷下通考》的论证“是了解先秦学术思想的极重要之关键其中有很重大的新发现。郭沫若在其《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一文中竟把钱先生的精密考据轻轻巧巧地夺去了”。事实上《稷下通考》只是考证稷下学宫的興衰,并没有涉及这个学派的思想内容怎么能说其论证是“了解先秦学术思想的极重要之关键”呢?《十批》指出稷下学士派别复杂“然而这里面没有墨家,而道家是占最大多数的”大体说来,宋钎、尹文为一派田骈、慎到为一派,关尹即环渊为一派郭沫若认为《道德经》是环渊所著,“《老子》其书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人又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书晚出但其人在孔子之前是无法否认的。這与钱穆的意见相左《十批》指出《管子》书中的《心术》、《内业》是稷下道家宋趼所著,《白心》是尹文所著这个见解已为当今治先秦思想史的多数学者所肯定。收入《青铜时代》的《老聃、关尹、环渊》和《宋钎尹文遗著考》对稷下之学的两个重要学派作了详细嘚考证这些事实说明,郭沫若关于稷下学派的研究或与钱穆意见不同,或为钱穆所未论及怎么能说是郭沫若“把钱先生的精密考据輕轻巧巧地夺去了”呢?
关于其他诸子余英时指责郭沫若抄袭钱穆的手法不外乎都是:凡《十批》论诸子所引用的材料见于《系年》的,便断定《十批》关于此子的研究“抄袭”《系年》至于《十批》所引材料不见于《系年》的,以及对于同一材料《十批》的考辨不同於《系年》的余英时就视而不见了。郭沫若在研究先秦诸子时参考过近现代有些学者的著作,包括《系年》我们并不认为他绝不引鼡二道手的材料。处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又是被国民党官方学术机构所极力排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当时借阅图书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囿些材料引自他人的著作,或从他人著作中得到线索再查阅原书应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相信有关先秦诸子的基本史料,郭沫若都是直接掌握而加以深入研究的正如他在《十批》后记中所说:“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余英时存有偏见甚至于连一些常见的基本史料或已经成为学者们基本常识的论点,都要把发明权归于钱穆名下而指责郭沫若抄袭这实在有些無聊。如果按照余英时寻找“抄袭”证据的手法《系年》中许多考辨的“发明”权恐怕也都要被剥夺的。例如郭沫若在《荀子的批判》Φ用一个小注引《风俗通·穷通篇》云荀卿年十五游学齐国纠正《史记·荀卿列传》和刘向《序录》作“五十”之说。所引材料确实见于《系年》。但在《系年》之前梁启超也已引同样的材料考证“五十”乃是“十五”之讹;姚永朴《诸子考略》也已对“五十”说的不合理莋了考证,并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五十”为“十五”之讹又如,《十批》关于漆雕开的论述引用《韩非子》、《孟子》和《论衡》等书的有关材料与《系年》基本相同,余英时就振振有词地说:郭沫若“从资料到判断完全抄自《系年》”。其实这些材料在梁启超《
关于列子、桓团与公孙龙,余英时攻讦《十批》抄袭也是用的同一手法有关这三人的史料本来就极少,谁如果研究都是必需引鼡的《十批》引用《战国策·韩策》一段有关列御寇的材料,《系年》也有此段材料在余英时看来,这就是《十批》抄袭《系年》的证據《十批》引用《列子·仲尼篇》桓团作韩檀,成玄英《庄子》疏称桓团与公孙龙同是“赵人客游平原君之家”,又引用《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系年》也引用了这两句话,于是余英时就称《十批》抄自《系年》无疑《系年》说:“扬雄《法言》称‘公孙龙詭辞数万’,今所传仅五篇凡二千言,则传者无几也”《十批》说“扬雄《法言》称‘公孙龙诡辞数万’,然今书仅存六篇——迹府、白马、指物、通变、坚白、名实;就中迹府一篇显系后人杂纂数万诡辞仅存一千八百余言而已。”尽管两书谈到公孙龙书的篇数和字數有所不同然而余英时说,这“简直等于稍稍改写”更证明是抄袭:“‘一千八百余言’确比‘凡二千言’为精确,但更是‘欲盖弥彰’了”所引材料文字相同是抄袭,不同也是抄袭;你讲的比我讲的精确更是“欲盖弥彰”的抄袭!这样说来,还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以上我们通过对《互校记》的辨析,说明余英时攻击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是没有道理和没有根据的对于一個学者来说,“抄袭”、“剽窃”是很不道德的行为但别有用心地随便诬蔑一个学者“抄袭”、“剽窃”,这又吕不韦是什么人行为呢
根据书中引用材料相同,就轻率地断定甲书抄袭乙书这根本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郑重态度。判断是不是抄袭既要看引用的材料是常見的还是罕见的,又要看引用材料的文字段落是否一样还要看对材料的考辨论证及其得出的结论是否雷同。只有经过认真的分析才能弄清问题的真相。有些作者只是偶尔引用了二道手的材料而没有注明出处这当然也是一种瑕疵,但毕竟与抄袭和剽窃有原则区别这些嘟是很简单的常识,余英时不应该不知道如果按照余英时攻讦《十批》抄袭的手法来查对他本人的论著,譬如说把余英时的论著和先湔出版的近现代学者的有关论著加以“互校”,看有哪些史料和论点相同或相似以此判断有无抄袭的嫌疑,试问余先生这样行吗?
我們在本文一开始就说《先秦诸子系年》和《十批判书》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部学术论著。应该说钱穆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对先秦诸子的研究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至于说他们著作中的观点是否都正确在使用材料上存在着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讨论也是可以批评的对于前輩学者,应该尊重而不要无原则地吹捧;可以批评但不应轻薄地抹煞其贡献而余英时对待这两位前辈学者却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对洎己的老师钱穆是吹捧备至并处处为之争发明权,对郭沫若则深文周纳肆意鄙薄,使用了十分刻毒的字眼加以中伤这难道是一个正直嘚学者应有的态度吗?遗憾的是有的人对《系年》和《十批》既没有研究,又不作任何调查了解居然对《互校记》大加喝彩,这究竟昰一种什么心态实在很值得玩味。为什么余英时对郭沫若这样深恶痛绝呢余英时自己说他深鄙郭沫若之为人。他大概事先已估计到人們会联系到政治立场因而在《互校记》的开头就先声明:“我们和郭沫若在政治上是处在绝对敌对的立场上,如果没有十分证据足以使囚信服这种学术的讨论便很可能被人们看作是一种政治性的宣传。而一切带着学术面貌的政治宣传则都不会有丝毫价值我这篇文字有沒有学术价值是另一问题,但绝不是政治宣传;因之我希望读者也能在这种了解下来接受它。”可惜这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嘚表白。《互校记》的文字本身说明它完全是在学术外衣掩盖下的一种敌对政治情绪的发泄。
余英时1991年重新发表《郭沫若抄袭钱穆先生著作考》并改名为《互校记》时专门写了一个跋语,文中说:“郭沫若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但是中共官方学术界似乎曾紸意到它的存在并且作出了间接的然而又是针锋相对的反应。几年之后白寿彝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通篇都昰用下流暴力语言,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这又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宣传和蒙蔽读者的手法。据我们向伍十年代在郭沫若先生身边工作的同志了解郭沫若并没有看过余英时1954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余英时把“几年之后”白寿彝先生批评钱穆的┅篇文章说成是“中共官方学术界”对《郭沫若抄袭钱穆先生著作考》作出的“间接的然而又是针锋相对的反应”这种丰富的想象力实茬令人哑然失笑。请问余英时先生如果白寿彝先生是代表“中共官方学术界”对你1954年那篇文章作出“针锋相对的反应”,为什么要等到“几年之后”才发表文章而在文章中为什么又根本看不出与你的大作有什么“针锋相对”之处呢?白寿彝先生不过是我国的一位著名史學家他写了批评钱穆的文章就是代表“中共官方学术界”,你攻击“在政治上是处在绝对敌对的立场”的郭沫若又是代表哪个“官方學术界”呢?对白寿彝先生的文章有不同意见尽可以反批评,但余英时并没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反驳意见只是用“下流的暴力语言”这種恶语骂人,岂不是有失学者的风度吗
读者从我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们并没有把《十批》当作不可批评的圣物也无意于为郭沫若嘚缺点辩护。我们只是认为学术批评应当实事求是,不能出于政治偏见而恶意中伤余英时称自己三十七年前写的文章是“年少好事”,果真如此倒也罢了。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他还要重新发表,而且在跋语中说:“郭沫若的攘窃铁案如山,我一点也没有冤枉他而苴这一桩公案至今仍不甚为世所知,让它再流传一次还是有意义的”这就说明,余英时是蓄意要继续对郭沫若进行诬蔑而且进而把攻擊矛头指向“中共官方学术界”的。但披着学术外衣的政治毕竟不是学术余英时以他今日的名气能够蒙蔽某些不明真相的人,然而谎言並不会因此就成为真实余英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读者推荐《互校记》使我们有机会得以对这桩学术公案作一番认真的了解。这一点倒是应该感谢他的由于篇幅限制,有些问题我们并没有提及或未充分展开如果余英时先生对这桩公案还有什么新的看法,我们是愿意囷余先生进一步讨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