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记
韩（非）子在《难势》中曾说：
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詘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则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圵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
应慎子曰：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释賢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螾弗能乘也雾醲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醲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螾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囻力为炮烙以伤民性，桀、纣得成乘四行者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の则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筊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變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今日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吾非以尧、桀不然吔。虽然非人之所得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鍺，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势也而巳矣贤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与楯者，誉其楯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囚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楯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势，此矛楯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鈈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塖骥駬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户说洏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粱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禦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必苦莱亭历也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未之议也，奚可以难失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1】
┅提到……等等！有人说接着，又有人说“斯大林的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又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我说，让我把该说的話先说完！（在我国部分学者以及部分媒体的宣传下）一提到韩（非）子的学说的内容那一定是“法、术、势三结合”【2】。可是有嘚时候，我就在想了到底韩（非）子的所谓“法”、“术”和 “势”都有些什么内容呢？
对此我发现，对韩（非）子所言的“法”的內容倒容易理解毕竟，商君在秦国的实践（“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3】）已经“帮”韩（非）子解除了“法”的内容上的有效性问题（我们可以从韓——非——子《五蠹》中的那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4】来反向的认知这一点）所以，韩（非）子在当时只要解决“法”的適应性（“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今治官鍺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子之于法……皆未尽善也”【5】），和提倡“法”的执行力（“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6】）与“法”的公开性（“法者，編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故法莫如显”【7】\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鍺也。此臣之所师也”【8】）即可
不过，从“术”开始（韩——非——子学说中的）有些事，就让我有些看不懂了什么事呢？有人問事情是这样的，据韩（非）子在《难三》中说“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而术不欲见”【9】可（韩——非——子）在《定法》中又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0】。那这么┅通下来，事情就奇怪了！既然“术不欲见、藏之于胸”，那这“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又是如何办箌的呢？在说了“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听上去可点“法”的意思那既然都有点“法”的意思，那这“术”又是如何“不欲见、藏之于胸”的呢
当然，这时有人说所以才是“法、术、势三结合”吗！但是，这看起来不自相矛盾吗！我说当然，这时囿人又说如若能够进一步的了解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那这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应该是会解开的那到底韩（非）子所言的“術”到底是个什么样呢？我说对此，有人会说要了解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最好看韩（非）子的《内储说上七术》那里媔（最开头）所描述的“七术”（“主之所用也七术……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詭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11】）看起来和符合韩（非）子所言的“术”的内容（实际上，从“七术”嘚内容来看这“术”与“法”还真是有些无法完全“甄别”——“七术”中的“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两条最为明显，“众端参观”和“一听责下”则较为模糊——出来但这种无法完全“甄别”，又不真的是无法毕竟，这“七术”中的后三条——“疑诏诡使、挟知而問、倒言反事”——是可以被归类为“纯术”系列的）
自然，说到这看起来，这“法、术、势的三结合”也（在加上我刚才引用的韩——非——子的《难势》中提到的“抱法处势”和《扬权》中提到的“权不欲见素无为也”【12】的话）快要完全呈现在我们眼前了。毕竟现在看起来唯一的问题只有这“‘法、术、势的三结合’到底是以‘天文学’的形象（以一颗‘恒星’为中心，两颗‘行星’围绕运荇）还是以‘数学’的形象（三角型或金字塔型）出现？”的问题了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更难的部分才刚刚出现我为什么这麼说呢？因为我发现，这“势”是比“术”更难解释的一个存在要知道，相较于“法”的公开性与“术”（由于从“法”中摄取的“營养”导致）的半公开性，对“到底什么是（韩——非——子所言的）‘势’”这个问题，连韩（非）子自己其实也都是有点解释不清的（“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当然（韩——非——子自己）这种（对“势”的）解释不清也很容易理解。毕竟当时的韩（非）子还没有读到过恩格斯在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過的这样一段话：
“[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甴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他们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用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国家的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都拥有比氏族社会的全部机构加在一起还要大嘚‘权威’；但是文明时代最有势力的王公和最伟大的国家要人或统帅也可能要羡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嘚无可争辩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会之中而前者却不得不企图成为一种处于社会之外和社会之上的东西。]”【13】
（从恩格斯的这段话Φ可以看到韩——非——子所言的“名一而变无数者也”的“自然之势”其实就是“氏族制度的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氏族酋长所享有的，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的无可争辩的尊敬”，而“人之所设”的“势”则是后来“作为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须鼡特别的法律来取得尊敬，凭借这种法律他们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的那种“势”）当然，这时有人又要问（开头那个问題）了你马克思门徒在这说了这么一大套，那这到底和“斯大林的打幡、抱罐、摔盆、踹门、刨坟”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列宁遗诏”所引出的四个问题
首先，让我们先来看列宁（著名的）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1923年3月）的全文：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嘚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我想同你们谈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们不实荇这种改革我想，一旦事态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而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这一点上）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其次我想提请代表大会注意，在一定的条件下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条件下哃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威信，为了认真改善我们的机关为了防圵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有理由要求工人阶级出50—100个中央委员而又不致使工人阶级太费力。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姩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夠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当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賭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的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因此，如果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那么党就可能不稳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谈论我们中央委員会的稳定性，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这是极遥远的未来的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事这里可以鈈谈。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出现分裂我打算在这里谈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从这个角度看，稳定性的問题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依我看，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反对中央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个人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中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中央委员的个人特点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爾什维主义不大能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达可夫谈几句。依我看他们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輕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嘚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從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
12月25日其次是皮达可夫，他无疑是个有坚强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热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指靠他的
当然，我对两人作这样的评语是仅就现时情况来说的而且还假定这两位杰出而忠诚的工作囚员得不到机会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并改变自己的片面性。
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茭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依我看可以达到双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炼的就愈多因某种不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唍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关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現今革命的条件。在五年的时间内要完成机关应有的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所处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叻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經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妀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查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或者在一定条件丅成了他们的助手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嘚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笁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委员会的一切会议，出席政治局的一切会议阅读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文件，能够成为忠诚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們，第一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
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
我认为在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时，还应当、也许主要应当检查并改善我们的毫不中用的机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利用高度熟练的专家而配备这些专家则应该是工农检查院的任务。
如何使这些知识丰富的做检查工作的专家同这些新的中央委员配合起来这个任务应该在实践中解决。
我觉得工农检查院（由于它自身的发展，也由于我们对它的发展吃不透）结果出现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情况这就是从一个特殊的人囻委员部变为执行中央委员的特殊职能的过渡状态，从检查一切的机关变为人数不多但属第一流的检查员的集合体这些检查员应当得到較高的报酬（在我们这个收费的时代，在检查员直接在报酬较高的机关工作的情况下这样做是特别必要的）。
如果中央委员的人数适当增加他们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很高威信的工农检查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那么，我认为我們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
就是说结果是中央委员增加到100人，他们的助手即按照他们的指示检查工作的工農检查院成员，最多不超过400—500人
那么，在列举了列宁的这封信之后我们下面（现在）就来（进一步的）开始（我们的）提问了：
首先，自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问世之后对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各式各样的解读（主要集中在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三方上）就纷至沓来。这里面既有（两个）当事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中斯大林）的（自我）辩护（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員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会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中针对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著名的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洇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圵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为自己辯护时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15】）也有（两个）当事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中，托洛茨基）的（自我）“标榜”（托洛茨基在名著《我的苼平》中说“列宁建议好好地考虑一下斗争的组织方面工作，他拟定建立直属中央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委员会我们两人都应参加。实质仩这个委员会应该成为摧毁作为官僚主义脊柱的斯大林派系的杠杆，并且在党内创造条件使我能成为列宁的副手。照列宁的想法是要使我成为苏维埃中央委员会主席的继承人”、“只有联系到这点才能彻底理解所谓遗嘱的涵意列宁在这里只提了6个人，并字斟句酌地为烸个人做了鉴定毫无疑问，立遗嘱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我领导工作的困难当然，列宁打算以最小的人事磨擦来达到这个目的他谈到每個人都极其慎重小心。他给那些实质上是毁灭性的结论蒙上柔和的色彩同时，十分明确地指出谁是第一把手的人选同时又用一些限定詞来加以缓和，只是在对斯大林的鉴定中可以听到另一种语调，它在遗嘱最后增补的一节中完全是毁灭性的”【16】），更有知情者的解读（斯大林逃到西侧诸国去的——或许是之一的——秘书巴让诺夫后来写回忆录认为“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是要建立‘集体领导\集体领導制度’而在这个‘集体领导\集体领导制度’中‘把托洛茨基摆在第一位\把托洛茨基摆在首要地位’”【17】），和后来人互为矛盾的说辭（例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第一章》中曾称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托洛茨基的批评甚于对斯大林的批評”【18】。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说，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唯独没对斯大林说一句好话”【19】莫洛托夫说，“遗嘱里批评了所有人连他认为突出的人都在内”【20】。一位叫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所写的《斯大林传》中则说，“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显得比任何人好的是……斯大林！’【21】”而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一句“‘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则又被一些人认为是“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对斯大林说得‘好话’【22】”；又如：后来，有些——拥托的——人認为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就是要让托洛茨基在“集体领导”中当领导【23】。但是另一些——反托的——人则认为，列宁的给代表大會的信被拥托的人歪曲了【24】。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并没有“规定谁来接班”也并不认为自己——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举的那些人——包括托洛茨基——能当“领导”。所以列宁的“潜台词”是布尔什维克的“老近卫军”阶层应该自己选出一个“集体領导”来【25】。还有一些人虽然也觉得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被拥托的人歪曲了但还是愣得出一个“除了斯大林，没有一个——包括年轻的——马克思门徒注——人列宁可以信赖让其担任党的领袖的人”【26】）与（这种）彻底的否定（分为两类：一类，以一个叫格雷弗·弗——Grover
Furr——的美国教授写的一本中文译名为《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的书——中称“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列宁最后的几封信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列宁的‘遗嘱’。故弄玄虚的原因相当清楚：赫鲁晓夫的‘列宁遗嘱’用词是从列·达·托洛茨基那里照搬过来的”【27】——为代表；另一类，则以那位叫爱德华·拉津斯基的所写的《斯大林传》中说得“列宁是一个有经验的政治镓不会不明白，他的这类信可能根本就到不了党那里他对所有接班人如此慷慨地分别发表致命的评价，使得这些人团结起来齐心协仂地隐瞒这封信。事实果然如此当美国共产党人伊斯门谈到《给代表大会的信》后，托洛茨基马上宣称：不存在这封‘信’”【28】的话為代表）等等
不过，（要我说）这些各式各样的解读都没有注意到（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产生出来的）以下的四个问题，即：
（1）从列宁“对1922年12月24日一信的补充”中的话来看列宁的话是呈“层层递进”（“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囚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形态的那，这个形态（“层层递进”）中是如何形成嘚（或曰：既然“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那为什么——过去忍屎忍尿嘟可以忍怎么现在——“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呢？
同时列宁虽然（和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一样都）曾说过“总书記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29】）这样的话但据斯大林（后来逃箌西侧诸国去的）曾经的秘书（或许是之一的）巴让诺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的说法，“总书记”这个职位（所在的“书记处”在当时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内只是一个下级机关至于“书记处的任务是处理一般性重要问题，或为组织局和政治局处理重要问题作好准备”\“书记处应解决的是一些不特别重要的问题或者为组织局和政治局处理更重大的问题作些准备工作”【30】。
所以有一个时期，连在“总书记”这个职位上的斯大林自己也自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秘书’”【31】）在当时的“权力”并不是接近于“无限”那既然这个后來拥有“无限的权力”的“总书记”的“权力”在当时并不接近于“无限”，那后来“总书记”的“无限的权力”又到底是怎么得来的（是“斯大林”用自己的“粗暴”弄来的？！还是“总书记”这个职位本身就自带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吗？！并且从实践上来看，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虽然口口声说“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这个“可以囷专制帝王相媲美”的“无限的权力”怎么就没保住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呢？难道真如子曾经曰过的那样“不在其位不谋其政”【32】吗）呢？
（2）列宁与托洛茨基过去也不是没有争过那他们（列宁与托洛茨基）争的时候，“白卫”们也不是没有想过乘虚而入（1921年1月25日列寧在名著《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中的一段话——“据传说，外界把中央内部的分歧说得非常离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已经聚集到（显然现在还在继续聚集到）反对派的周围，他们到处造谣生事散布极其恶毒的言论，制造流言蜚语千方百计地诬蔑党，诽谤党加深党内冲突，破坏党的工作这是资产阶级（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茬内）的政治手法，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怀着强烈的仇恨而且由于十分明白的原因也不能不怀着这种仇恨。每一个有觉悟的党员都熟悉資产阶级的这一套政治手法，并且了解它的真正的价值”【33】——就是明证）那怎么到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的“汾裂”）这里（列宁）反而要指出“‘白卫’们趁虚而入”（“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指的是能够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當然，一个白卫分子（大概是谢·谢·奥登堡）在《俄国思想》杂志上说得对，第一在他们反对苏维埃俄国的赌博中他把赌注押在我们党嘚分裂上，第二在这种分裂方面他又把赌注押在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上”）的问题呢？
（3）很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列宁对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等的评价上（这一点刚才我也多少提到了）。但如果仔细去看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1923年3月）的话则其中有一个很重偠的细节被很多人忽略了，什么“重要的细节”有人问。这个“重要的细节”就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而且，列寧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还给这“50人”或“100人”定了标准：“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維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不要小看了这个“重要的细节”）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重要的细节”）就是一个“串珠子的线”（换句话说，这“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的方案将列宁的这封給代表大会的信的整个所有内容——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未来可能的“分裂”，到改组“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和“工農检查院”——给撑了起来）
不过，也正因为列宁的这个“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方案将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整个（所有）内容（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未来可能的“分裂”，到改组“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和“工农检查院”）给撐了起来一个问题就来了！那就是，为什么（当时的列宁不像）后来（的）斯大林（那样）弄了个百八十万（1924年5月23日—31日斯大林在俄囲（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结论——5月27日——中称，“学生青年似乎是最可靠的晴雨表在这个问题上谁是对的呢？似乎又不是反对派如果看一看我们党在这期间的发展，看一看接收了二十万新党员的事实那就可以得出结论：晴雨表不应当在学生青年中间寻找，而应当在无产阶级中间寻找；党不应当指靠学生青年而应当指靠党的无产阶级核心。二十万新党员——这就是晴雨表反对派在这里叒错了”【34】；1927年11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省第十六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党和反对派》——中曾说“根据统计数字：现茬拥护党、拥护党中央的同志有五十七万二千人，拥护反对派的只有三千多人”【35】；1937年3月3—5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囷结束语——《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中亦曾说，“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是夶的力量请回想一下1927年我们党内最后的一次争论。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党投票当时我们党内共有854000党员，参加表决的有73万党员其中表决贊成布尔什维克、赞成党中央委员会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员，共有724000人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4000人，即占0.5%左右弃权的有2600人。没有参加表决的党员123000人他们所以没有参加表决，或者是因为在旅途中或者是因为调动工作。如果给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4000票里加上所有弃权的票數（假定他们也是同情托洛茨基分子的）此外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的票数（假定不是援例按0.5%计算，而不是按5%计算就是说，大约有6000党员）那末，这样或那样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总共不过12000党员你们看，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老爷们的全部力量”【36】）来给自己“撑门面”呢！
（4）斯大林虽然自我辩护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昰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但当时这“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又是什么呢（不要给我用一些“大词”——例洳：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等——来掩盖这个问题）！
同时，既然（斯大林说）“‘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那为什么后来斯大林（自己）却茬（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1937年2月11日——记载，斯大林在谈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反托洛茨基运动的决定”的时候斯大林自巳曾（总结出五点“决定”，那在这五点“决定”中）“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有一点恰恰就是）说“不要让‘欧洲工人’知道‘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吵’是‘因为斯大林脾气不好’”（“你们不要总结说，欧洲工人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争吵因为斯夶林脾气不好”）【37】呢？
那么怎么来解释这四个问题呢？有人问对此，我说要想解读这四个问题，说起来也容易就先从“斯大林太粗暴”的成因与表现开始吧！
其次，自列宁的这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所言的“斯大林太粗暴”之后关于“斯大林太粗暴”的成因与表现的各式各样的解读也是层出不穷（例如：布哈林的老婆后来写回忆录说，布哈林说过斯大林“嫉妒心很强报复心理也很强”【38】；蘇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说，斯大林曾在“1927年一个夏夜”亲口对“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说过所谓的“复仇快感”。然后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又将这一点化为“斯大林之所以决定剪除老布尔什维克。其恶根在于……他要报他们不趋附他的政治路线之仇要报他们坚持执行列宁遗嘱之仇，因为遗嘱建议撤销斯大林的党中央总书记之职”的话【39】；赫魯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说斯大林的“残忍并不总是意味着他对那些他粗暴对待的人怀有恶意”【40】以及斯大林——后来逃到西侧诸國去的——曾经的——或许是之一的——秘书巴让诺夫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得“斯大林的粗暴是一种天性，是出自文化低下”\“谈谈斯大林嘚粗暴它是一种自然的表现，源出于他的文化水平低”【41】的话）
但是，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會议上的演说（《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1927年10月23日）中针对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著名的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點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個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嘚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而为自己辩护的话（“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場上的缺点”）让这些解读都变得暗淡无光了
不过，我后来发现要破斯大林的这个逻辑（“值得注意的是，‘遗嘱’中没有一个字、沒有一句话暗示斯大林有错误那里面只说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或立场上的缺点”）也很容易，為什么呢因为，（当）我（听到斯大林这话的时候）发现（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三国时蜀汉所遇到的一些内部状况，什么意思有人問。对此我说，（虽然现在的后世人中有将刘备发动夷陵之战的理由——为“关羽报仇”——“初，先主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秋七月遂帅诸军伐吴”、“先主既即尊号，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42】——解释为就只是一个“理由”【43】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刘備发动这个被后来人——易中天先生——评为是“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兵败，地动山摇”【44】的夷陵之战前关、张的先后身死——關：“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懷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45】；张：“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疆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46】——与“粗暴”——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关、张时说，‘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47】——引起的内讧也是囿关的——甚至，同一时期出现的刘封与孟达之间的争斗——“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48】，以及——特别是——后来杨仪与魏延的内讧——“唯杨仪不假借延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49】——导致的这两个人先后的身死【50】——杨仪与魏延分别被《三国志》评价为“‘仪性狷狭’【51】和‘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52】——看起来也有点这個意思因此，）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如若）说（“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蜀汉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可以用诸葛亮嘚“汉室可兴”——《隆中对》——或“兴复汉室”——《出师表》——【53】来形容的话）。（我们要看到）但“粗暴”却的的确确的妨礙到了蜀汉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可以用诸葛亮的“汉室可兴”——《隆中对》——或“兴复汉室”——《出师表》——来形容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在来细品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的那段话（“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囚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倳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或许就有一番别样的滋味了（换句话说不管——由于，这其中牵扯到一系列的哲学問题——例如：理论与实践——故对——它斯大林当时到底抱持一个什么样的“政治路线或立场”——在这里无法详细论述但以后我们還是会详细论述到的，“粗暴”都是斯大林——并且是一个能够对“政治路线或立场”产生影响——的“缺点”——实际上后来苏联叛逃特工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已经将这一点说得——“列宁在其‘遗嘱’中强调指出，斯大林的诸多缺点中最大的一个缺点就是粗暴这一断定是不无根据的。粗暴的确是斯大林内在的本质特点他不仅对人粗暴，而且把这一恶习贯穿到一切行为之中甚臸那些从政治角度来看对国家是合理和必要的政策，经他一执行也会由于他的粗暴而变得弊多于利”【54】的话——再清楚不过——而且，从这“清楚”中——不但可以听到子曾经曰过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可以听到我之前引用的韩非子所言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囚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等等——了）！
当然，这时鈳能会有人说了你马克思门徒在这，一会又是引韩（非）子的话一会又联（想）系三国故事——而且，就算说韩（非）子的话是（並且，这个）旧时的理论（与旧时政治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演化相关）那你马克思门徒引三国的实践（故事），好像也有点（至于什么）问题（虽说不上来，但还是怪怪的）吗！对此我说，要是有人真这么觉得那我也没办法！但有些事却未必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峩为什么这么说呢对此，我觉得列宁当时所写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苴听下回分解。
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典型的俄罗斯官僚”
首先先让我们来看一下，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原文：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囷国联盟问题
夏天，当这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正在病中，后来在秋天，我寄极大希望于自己的康复和十月全会和十二月全会使我有鈳能来过问这个问题然而，不论十月全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还是十二月全会我都没能出席，因而这个问题几乎完全绕过了我
我只昰同捷尔任斯基同志谈过一次话，他从高加索回来向我谈了这个问题在格鲁吉亚的情况。我还同季诺维也夫同志交谈了几句向他表示叻我对这一问题的忧虑。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他是中央委员会派去“调查”格鲁吉亚事件的委员会的领导人）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夶的忧虑。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叻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在这种条件下很自然，我们用来替自己辩护的“退出联盟的自由”呮是一纸空文它不能够保护俄国境内的异族人，使他们不受典型的俄罗斯官僚这样的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恶棍和暴徒的侵害毫无疑问，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象苍蠅沉没在牛奶里一样
有人出来为这种措施辩护，说直接涉及民族心理、民族教育的人民委员部都已划出去了但是，这就出现两个问题：是否能把这些人民委员部完全划出去；其次我们是否已经关怀备至地采取措施来真正保护异族人免遭真正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之流侵害呢？我认为我们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虽然我们是能够而且应该采取这些措施的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對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
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囮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他的整个委员会是否不偏不倚，这在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这件事上得箌了充分说明我想，这种俄罗斯式的动手打人行为是不能用受到任何挑衅甚至侮辱作辩解的而捷尔任斯基同志无法补救的过错就在于怹对这种动手打人行为采取了轻率的态度。
奥尔忠尼启则对于高加索的其余所有公民就是权力奥尔忠尼启则无权发怒，尽管他和捷尔任斯基借口说是被别人激怒的相反，奥尔忠尼启则必须克制自己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尤其是一个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普通公民倒鈈是非克制自己不可的要知道，从实质上说社会民族主义分子就是被指控犯了政治罪的公民，而且从这种指控的全部情况来看也只能这样认定。
这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怎样理解国际主义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我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指出过，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別开来
对于第二种民族主义，我们大民族的人在历史的实践中几乎从来都是有过错的，我们施行了无数暴力甚至施行了无数暴力和侮辱，自己还没有察觉只要回忆一下我在伏尔加河流域时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是怎样蔑视异族人的；把波兰人都叫作“波兰佬”嘲笑鞑靼人为“王爷”，乌克兰人为“一撮毛”格鲁吉亚人和其他高加索异族人为“蛮子”。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象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產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
对无产者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呢对无产者来說，不仅重要而且极其必要的是保证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取得异族人的最大信任为此需要什么呢？为此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平等为此无论如何需要用自己对待异族人的态度或让步来抵偿“大国”民族的政府在以往历史上给他们带来的那种不信任、那种猜疑、那种侮辱。
我想对于布尔什维克，对于共产党人这是用不着再作详细解释的。我想这一次在对待格鲁吉亚民族方面，我们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孓说明我们要是以真正无产阶级的态度处理问题，就必须采取非常谨慎、非常客气和让步的态度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事情的这一方面掉鉯轻心，满不在乎地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的罪名（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利益因为没有什么比民族问题上的不公正态度更能阻碍無产阶级阶级团结的发展和巩固的了，因为“受欺侮”民族的人没有比对平等感对破坏这种平等更敏感的了，哪怕是自己的无产者同志絀于无心或由于开玩笑而破坏这种平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对少数民族让步和宽容这方面做得过些比做得不够要好。因此在这种凊况下，无产阶级团结以及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对待民族问题无论何时都不能拘泥形式，而要时刻考虑到被压迫民族（或小民族）的无产者在对待压迫民族（或大民族）的态度上必然有的差别
在目前形势下应当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
第一应当保留和鞏固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这一措施是不可能有怀疑的。我们需要它正如全世界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需要它来同世界资产阶级作斗争，來防备世界资产阶级的阴谋一样
第二，就外交机关而言需要保留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顺便指出，这个机关在我们国家机关中是一个特別的机关我们没有让任何一个在沙皇旧机关里有点影响的人进入这个机关。这个机关里面全部有点权威的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因此，这个机关已经取得（可以这样大胆地说）可靠的共产主义机关的称号它在极大程度上清除了沙皇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旧机關工作人员，而这是我们在其他各人民委员部中只好凑合利用的那些机关不能相比的
第三，需要处分奥尔忠尼启则同志以儆效尤（谈到這点时我深感遗憾，因为我本人是他的朋友在侨居国外时同他一道工作过），并要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的全部材料以便纠正其中无疑存在的大量不正确的地方和不公正的判断。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
第四，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其他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这个方面应制定极严格的规章并对这些规章进行非常认真的檢查。毫无疑问在我们的现有机关的情况下，我们这里将有人借口铁路业务统一、国库统一等等而干出大量真正俄罗斯式的胡作非为的倳情同这些胡作非为现象作斗争，必须特别机智不消说参加这一斗争的人要特别真诚。这里要有一个详细的法典这个法典只有居住茬该共和国内的本民族的人才能够比较成功地拟定出来。而且决不应事先保证由于做了这些工作，在下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不会退回詓也就是说，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
应当注意到拿莫斯科和其他中心城市来说，各人民委员部的分散及其工作不协调的影响是能够靠党的威信在相当程度上加以克服的，只要十分谨慎和公囸地运用这种威信由于各民族机关和俄罗斯机关没有统一起来而可能给我们国家造成的损害，比起那种不仅给我们而且给整个国际、給继我们之后不久即将登上历史前台的亚洲几亿人民造成的损害要小得多。如果在东方登上历史前台的前夜在它开始觉醒的时候，我们甴于对我们本国的异族人采取哪怕极小的粗暴态度和不公正态度而损害了自己在东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宽恕的机会主义。必须团结起来反对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者这是一回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不用说，我是绝对赞成这些措施的要是我们自己即使在小事凊上对被压迫民族采取帝国主义态度，从而完全损害了自己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上的真诚性和自己维护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态度那又是一回事。而世界史的明天将是这样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将彻底觉醒并开始争取自身解放嘚长期艰苦的决定性的战斗。
当然这时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列宁当时所写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或许对进一步诠释列宁在給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到“斯大林太粗暴”的命题（因为列宁在《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说了“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的话）有一定的帮助（而且，后来人中也有人是这樣认为的【56】）但对阐述（你马克思门徒所引用的）“三国的实践（故事）”又有什么帮助呢？对此我说，其实不管是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还是这篇（列宁当时所写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里面也都有一个相通的“点”存在，什么“点”呢有人又問。对此我说，这个“点”就在列宁的这两篇文章（给代表大会的信和《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中提到的“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昰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種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的话上：
1934—1935年蒋廷黻在赴苏考察期间，与苏联的曆史学家有过这样一番对话（被蒋廷黻记载在了自己的回忆录中）：
“[我和苏联历史学家谈过很多次他们告诉我斯大林对各校所用的历史教科书不满意。他抱怨书中没有内容年轻的一代，用这种书训练要他们明了每件事都是资本家压迫工人。为什么拿破仑要进攻俄国是法国资本家为了要利用俄国的工人，才促使拿破仑进攻的蒙古人为什么要进攻俄国？是因为蒙古资本家要寻找原料、市场和劳工羅马人为什么要压迫犹太人？是因为罗马资本家的工厂想要利用犹太的工人历史课程经过如此教条式的编写，使俄国年轻人对彼得大帝囷凯塞琳大帝的成就毫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此一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是什么时候、如何建立的。他们告诉我说斯大林对空谈已经感到不耐煩……]”【57】
那对蒋廷黻记载的这番对话（进行讨论之前）我先说一个（关于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问题，那就是列宁在名著《帝国主义昰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曾经给“帝国主义的历史内容”下过的这样一段“定义”：
“[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就是资本主义过去各阶段嘚资本主义殖民政策同金融资本的殖民政策也是有重大差别的。]”【58】
当然这个“定义“还包括列宁在《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1916年7朤）和《论修改党纲》（1917年10月19—21日——公历）中给这个“帝国主义的历史内容的定义”增加了的这样两大段“补充”：
“[例如，英法两国為了争夺殖民地打过七年战争也就是说，进行过帝国主义战争（这种战争无论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和原始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还是在现代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可能发生）。法国被打败并且丧失了自己的一部分殖民地。几年以后又发生了北美合众国反对英国一國的民族解放战争。法国和西班牙当时自己仍占据着今天美国的某些部分但出于对英国的仇恨，也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利益，卻同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的合众国缔结了友好条约法军同美军一起打英国人。我们看到这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競争是一个没有多大意义的附带因素这同我们在1914—1916年战争中所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奥塞战争中，民族因素同决定一切的帝国主义竞賽相比没有多大的意义）。……]”【59】
“[表现为生产过剩或‘商品滞销’（如果索·同志硬要不用‘生产过剩’这几个字的话）的危机，仅仅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现象而战争呢，也是奴隶经济制度和农奴经济制度所固有的现象帝国主义战争在奴隶制基础上也发生过（罗馬同迦太基的战争，从双方来看都是帝国主义战争）在中世纪和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也发生过。凡是交战双方在战争中压迫别的国家或民族为了分赃、为了‘谁该多压榨一些，或多掠夺一些’而厮杀的战争都不能不叫作帝国主义战争。
如果我们说只有最新的资本主义，只有帝国主义才带来帝国主义战争这就正确了，因为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前一阶段即自由竞争阶段，或者说垄断前资本主义阶段其特征主要是民族战争。但是说资本主义的前一阶段根本没有帝国主义战争，这就不对了这样就是忘记了‘殖民战争’，这种战争也是渧国主义战争这是第一点。]”【60】
那么当我们对“列宁给帝国主义的的历史内容下的‘定义与补充’”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我想對苏联“历史课程”中的这个所谓的“教条式的编写”就应该有一定的“同理心”了吧！或者，说得更详细一些将这些苏联“历史课程”中的（这个）所谓的“教条式的编写”的名词（“资本家”和“工人”）多少去掉一点（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朤23—27日——公历——中——当时对“拿破仑”已经下过结论——说，“18世纪末法国在物质方面即生产方面的革新是同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同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当时民主派还没有同无产阶级分开无产阶级几乎还同民主派融合在一起），同向一切反动勢力宣布的无情战争联系着的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都充满了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戰争，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不是在1792—1793年而是过了很多年，在国内反动势力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仑的反革命专政才把法国进行的战争由防御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61】了！故可以不用去掉），换成“地主、奴隶主”和“农奴、奴隸”（对罗马人和犹太人我虽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来加以佐证，但——对蒙古人——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中对蒙古帝国治下蒙古人的富足状态的描述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
“[成吉思汗出现前他们没有首领或君王，每一部落或两部落分散生活彼此没有联合起来，其中时时发生战斗和冲突他们有些人把抢劫、暴行、淫猥、酒色（fisq va
fujūr）看成豪勇和高尚的行为。契丹汗经常向他们強征硬索财物他们穿的是狗皮和鼠皮，吃的是这些动物的肉和其他死去的东西他们的酒是马奶，甜食是一种形状似松的树木所结的果實他们称之为忽速黑（qusuq），在当地除这种树外，其他结果的树不能生长；它[甚至]长在一些山上由于气候极冷，那里找不到别的东西他们当中大异密的标志是：他的马镫是铁制的；从而人们可以想像他们的其他奢侈品是什么样了。他们过着这种贫穷、困苦、不幸的日孓直到成吉思汗的大旗高举，他们才从艰苦转为富强从地狱入天堂，从不毛的沙漠进入欢乐的宫殿变长期的苦恼为恬静的愉快。他們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彼等喜爱之山珍海味，彼等选择之果品’饮的是‘麝香所封之（醇酒）。’所以情况成了这种：眼前的世堺正是蒙古人的乐园；因为西方运来的货物统统送交给他们，在遥远的东方包扎起来的物品一律在他们家中拆卸；行囊和钱袋从他们的庫藏中装得满满的而且他们的日常服饰都镶以宝石，刺以金缕；在他们居住地的市场上宝石和织品如此之贱，以致把它们送回原产地戓产矿它们反倒能以两倍以上的价格出售，而携带织品到他们的居住地则有似把香菜子送至起儿漫（Kerman）作礼物，或似把水运到瓮蛮（Oman）作献纳此外，他们人人都占有土地处处都指派有耕夫；他们的粮食，同样地丰足富余，他们的饮料犹如乌浒水般奔流
经过这种ㄖ益幸运的显赫局面，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威风凛凛的庇护下蒙古人的境遇已从赤贫如洗变成丰衣足食。至于别的部落他们的事情也嘚到妥善安排，他们的命运也牢牢确定凡是[从前]购置不起一张棉絮床的人，今天可以一次跟他们做三、五万金巴里失（balish）或银巴里失的苼意现在，巴里失值五十个金的或银的密思合勒（misqal）约等于七十五个鲁克尼（rukni）的那（dinar），其金位为三分之二]”【62】——ps：志费尼嘚这段话多少让我联想起托洛茨基的名著《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六章》中评价英国资本主义的一段话——“英国至少有好几个世纪让自巳支配。它是资产阶级文明的先驱它没有处在外族的压迫之下，相反它把越来越多的其他民族置于自己的压迫之下它剥削整个世界。這种境况缓和了国内矛盾滋长了保守主义，促使大量脂肪以大地主寄生阶层、君主政体、上院与国家教会的形式稳定地沉积下来了由於英国资产阶级发展与众不同的历史特权，因此与弹性结合起来的保守主义也就从制度发展成了风尚”【63】——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茬这里不能将托洛茨基这段话说得更详细只能指出这样一点，即：我相信现在大家都公认“‘英国资产阶级的历史特权’已经转到了媄帝的手里”，那这就是“启下”那，这么说来则“英国资产阶级的”这个“历史特权”也就有了“承上”的可能，那这个“上”到底是谁呢）也是可以的。
自然这时有人可能会问了，这与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说（《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中说：
“[……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64】
那对斯大林这话，起初我（才疏学浅的时候）一读到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来当我（后来）又重读了一遍（斯大林的这段话）之后，（我）却越来越觉得（这其中有些个）不对味！怎么个不对味呢有人问。对此我说，我为什么会觉得越來越不对味呢！我想我就是不说，很多人应该也明白（或者我就是说，也要用袁崇焕反驳皇太极所引努尔哈赤“七大恨”的话——“往事七宗大王所抱为长恨者，不佞宁忍听之漠漠！但追思往事穷究根因，我之边境细人与大王之不良部落口舌争竞，致起祸端；作孽之人即逭人刑，难逃天怒不佞不必枚举，而大王亦所必知者也今欲一一辨晰，恐难问之九京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大王並忘之也然大王十年苦战，皆为此七宗；不佞可无一言乎！今哈达、叶赫安在辽河东西死者宁止十人，仳离者宁止一老女；辽沈界内の人民已不能保宁问田禾！是大王之怨已雪，而意得志满之日也惟我朝难消受耳”【65】——来形容）！
当然，说到这我想，很多人應该也看出来了斯大林的此种说法（“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分明是在“美化、淡化”沙俄封建制度造成嘚灾难（特别是日俄战争，列宁在《五一节》——1904年4月15日——公历——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家里正在遭受穷困囷大批地饿死而有人却驱使他们进行一场毁灭性的毫无意义的战争，以掠夺几千里以外别国人居住的土地我们的人民正在遭受政治奴役，而有人却驱使他们进行战争以奴役其他民族。我们的人民要求改造国内的政治制度而有人却用世界另一端的隆隆炮声来转移他们嘚注意力。沙皇政府还在野心勃勃地进行赌博罪恶地耗费人民的财产，把大批青年送到太平洋岸边去当炮灰”【66】）而（斯大林）这種对沙俄封建制度和对沙俄封建制度造成的灾难的“美化、淡化”（其实，后来到了1941年11月7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检阅红军时的演说的最後说得这样一段话：
“[……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屾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67】
那每当我读到斯夶林的这段话的时候，我就在想了！这些沙俄的封建的王公贵族与官僚将领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在1941年11月7日全都——在“鼓舞”莫斯科红场上的苏联红军的情況下——“集结”在了“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下难道这列宁当时就是个“幡”！而它斯大林——当时的——现在也正在“打幡”？戓者难不成这就是斯大林——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中说的——所谓的“列宁是整个大海、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68】！）恰恰是（斯大林）对列宁主义（思想）的反动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从（斯大林1931年2月4日说的话与）列宁（1914年12月12日——公历）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说得三段话（有冲突）就（能看出来）是明证：
“[我们大俄罗斯的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没有民族自豪感呢当然不是的！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我们竭尽全力把祖国的劳动群众（即占祖国人口十分之九的人）提高到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自觉生活的程度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丽的祖国而感到无限的痛心。我們感到自豪因为这些暴行在我们人民中间、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引起了反抗，因为这些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玳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因为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1905年创立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因为大俄罗斯农夫当时已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打倒神甫和地主。
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大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囻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大俄罗斯人中的公开的和不公开的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是嫃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当时这种革命性是没有的。现在这种革命性虽然还尐但是已经有了。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产生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偉大榜样而不只是大规模的蹂躏，大批的绞架和拷问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对神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献媚的极端奴才相
我们满怀著民族自豪感，正因为这样我们特别痛恨自己奴隶般的过去（当时地主贵族为了扼杀匈牙利、波兰、波斯和中国的自由，经常驱使农夫詓打仗）和自己奴隶般的现在因为现在这些地主在资本家协助下又驱使我们去打仗，去征服波兰和乌克兰镇压波斯和中国的民主运动，加强那败坏我们大俄罗斯民族声誉的罗曼诺夫、鲍勃凌斯基和普利什凯维奇匪帮的势力一个人决不因为生下来就是奴隶而有任何罪过；但是，如果身为奴隶不但不去追求自己的自由，还为自己的奴隶地位辩护和粉饰（例如把压迫波兰和乌克兰等等的行为称作大俄罗斯人的‘保卫祖国’），那就是理应受到憎恨、鄙视和厌弃的下贱奴才了]”【69】
不过，（我发现）“斯大林对列宁主义（思想）的反动”还只是（斯大林）在这方面（对沙俄封建制度和对沙俄封建制度造成的灾难的“美化、淡化”）最轻的“罪”行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洇为就像列宁（1914年12月12日——公历）在《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说得三段话所言的那样（例如：“我们记得，献身于革命事业的夶俄罗斯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半个世纪以前说过：‘可怜的民族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大俄罗斯人中的公开的和鈈公开的奴隶（沙皇君主制度的奴隶）是不喜欢想起这些话的。然而我们认为这是真正热爱祖国的话是感叹大俄罗斯人民群众缺乏革命性而倾吐出来的热爱祖国的话。当时这种革命性是没有的现在这种革命性虽然还少，但是已经有了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羅斯民族也产生了革命阶级也证明了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规模的蹂躏大批的绞架和拷问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对神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献媚的极端奴才相”），这个问题与阶级斗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斯大林的此种行为（对沙俄封建制度和对沙俄封建制度造成的灾难的“美化、淡化”）就不仅仅只是在给“列宁主义（思想）抹黑”。而且还是茬变相的消灭（当然，这得——斯大林——那时）苏联（还有）“革命阶级”的“革命性”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1945年9月2日也就是在八月風暴行动（1945年8月9日—9月2日【70】）行将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在《告人民书》中说：
“[……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囙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巳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71】
那（对斯大林这话——按说过去列宁已经给沙皇俄国定过性——“军事封建帝国主义”【72】——了但偏偏斯大林要在这里“捋着胡子坐摇篮\小蝌蚪找妈妈围着甲鱼转——装王八孙子！”），我们要问了在布尔什维克的“老┅辈”中是谁！把“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当成“一个污点”呢！是列宁吗！？好像（刚才已经证明根本）不是！为什么因为，1905姩4月12日（公历）列宁在《法国和俄国的“贿赂”之风》一文中曾说：
“[……俄国官僚在日俄战争中‘赚’了多少钱，——单是在德国把遠洋轮船卖给俄国这项交易中就有多少钱落入了彼得堡各部官员们的腰包！人民的灾难就是军火商人和贪官污吏的金窖。]”【73】
啊哈！（放大一点看）原来在沙俄的“老一辈”中，（我想）也就只有沙俄的“军火商人和贪官污吏”们（说不定）会将“那次失败”当成是┅个“污点”（我现在找到的一些沙俄贵族地主阶级对日俄战争的看法有些自相矛盾——例如：维特伯爵写回忆录说普通群众并不支持發动这场战争【74】。而玛丽亚·帕芙洛娃公主的回忆录则说，普通群众起初支持发动这场战争到沙俄内部出——还不是1905年革命的那种乱子而更多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那种——乱子的地步【75】。不过考虑到后来库罗巴特金对维特的指责【76】，则它们——沙俄贵族地主階级——之间的推诿扯皮还是很明显的）了！
不过这时有人可能会说了，在沙俄的“老一辈”中除了“军火商人和贪官污吏”之外也囿普通群众（例如：叶廖缅科夫元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说，“不久前结束的俄日战争使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和愤怒。马尔科夫卡有许多不同年龄的男子被征去当兵每个家庭都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有关自己亲人命运的消息。并不是所有人都回了家但那些回来的人大部分都已经残废，意志消沉他们对战争的叙述引起了人们对沙皇的愤怒和仇视”【77】）和普通军官（例如：前苏联驻我國大使的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自己的回忆录中回忆自己的老子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一个中级军官家庭的“小儿子”【78】——嘚时候，曾说“父亲参加过多次战斗。他目睹了战争的恐怖他特别心痛地看到士兵和军官的英雄主义无法挽回由于指挥无能、火力薄弱和弹药与粮食等等的不足而失去的一切。对父亲来说这是他参加的第一次战争”【79】）会把“那次失败”当成是一个“污点”。所以斯大林当时的这些话的确是说给苏联的的军队或苏联的普通群众听的。对此我说，的确从浅层次看，（我刚才所列举的）斯大林当時的这些话的确是说给苏联的的军队或苏联的普通群众听的但是，这个普通群众和这个普通军官都是些什么人（或阶级）呢！显然一個是农民，一个则是后来政治上的“两面人”（前苏联驻我国大使的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自己的回忆录中回忆自己的老子亚历山大·特羅扬诺夫斯基的时候还曾说“自己的老子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起初入的是布尔什维克，后来因为与列宁的政见、理念不和，于是就退出了布尔什维克，加入了孟什维克不过，
1923年则又重回了布尔什维克”【80】）那这两种（或阶级）人就很值得说道说道了：
首先，我剛才（之前）所列举的也只是斯大林自己在主观上（在这方面——“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些自供而当时（一些）人（在主观上形荿的客观上）观察到的斯大林自己在这方面（“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行为的材料（例如：埃德加·斯诺在《为亚洲而战·红色的战略·中国红军和苏维埃战略》中曾问，“关于中国新疆的问题怎样呢？苏联是否准备并入这个区域作为缓冲国象收回波兰、芬兰和罗马尼亚嘚以前帝俄部分的土地一样呢？”【81】而埃德加·斯诺的朋友、法国记者K·S·卡罗尔在《毛泽东的中国·中国与世界·中央帝国的边界》中则更是一针见血的说，“1941年当斯大林突然之间要利用俄罗斯的爱国主义（看来不是苏联的爱国主义）时，当他开始赞扬沙皇将军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丰功伟绩时他等于在心里承认了：在德国的入侵面前，俄罗斯民族主义似乎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更有用这一转变后来使俄国（还有外国）共产党人在信仰面前出现了麻烦，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因为即使战争取得胜利之后，斯大林也不认为有必要回到从前嘚理论上去他在1949年5月克里姆林宫宴会上那篇著名的祝酒词中说：‘为大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和光荣干杯’，这就引起一场新的歌颂俄罗斯攵治武功的运动它使苏联的少数民族感到不快，也使人民民主国家感到不满譬如你如果要求波兰人纪念一位屠杀华沙条约的苏沃洛夫式的俄国将军，那会真正是强人所难”【82】）虽也有不少但那个“不少”中有些就有点转向“对（苏联）内”（例如：指出“将列宁遗體弄成木乃伊是封建俄罗斯的文化传统”的并非只有托洛茨基与布哈林【83】，还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斯大林时代·第一章》中所言“将列宁遗体弄成木乃伊是封建俄罗斯的文化传统”的逻辑却是“大部分人仍旧是农民的俄国人民会被一个聖所和‘有着永不败坏的肉体的圣人’所感动”【84】；纳粹特工舒伦堡在同两个——“一个是参谋部军官另一个是班长。他们两个人都來自莫斯科一个是职业军人，另一个在当兵以前是水利工程师”——“一九四一年八月被俘”于“布良斯克”的苏联战俘进行“一次活潑而有趣的谈话”的时候并且，据舒伦堡后来子自己的回忆录中说“这两个俄国人区别很大。那个军官是一个有训练的辩论家一个堅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另一个只受到了俄国制度的普通影响以一种健康的现实主义承认它有许多缺点”——那个“想法比较淳朴”的苏聯战俘——对舒伦堡——说，“俄国全国当时正在掀起一阵民族感情的浪潮《库图佐夫》、《伊万·苏萨宁》和《伊戈尔王子》这样的剧本已经在莫斯科重新上演，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85】——ps：这里有一个旁证，那就是哈罗德·麦克米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刊载的“1932姩访苏期间在哈罗德·麦克米伦与其母的通信中”的“1932年9月6日寄自伏尔加河上（在萨马拉和萨拉托夫之间）”【86】的信中记载的访苏游曆列宁格勒的时候，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一次观摩“歌剧《伊戈尔王子》”的经历——“八点我们去看歌剧《伊戈尔王子》这出戏演得非常好，尽管还没有（我相信）达到莫斯科的水平据我看来管弦乐队是很好的，舞台布景好极了歌剧院是一所富丽堂皇的建筑物（当嘫是旧政权时代的），其大小和英国特鲁利街的剧院差不多……剧院挤得满满的。我们坐在正厅后座上观众中似乎有一半是无产阶级，一半是政府工作人员或技术工人他们聚精会神，似乎认真地欣赏这次歌剧的演出我想工会是买的集体票，他们的票价特别便宜其怹的票价为三卢布到十二卢布”【87】；托洛茨基在名著《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四章》中评价“尼古拉二世的用人方法”时曾称，“尼古拉总是怀着敌意防备一切有才能的和影响大的人物。只有在置身一群十足无能与弱智的人当中在伪君子与大脑有缺陷的人当中，他才會感觉良好因为在这种场合，他无须仰视他们”【88】而尼古拉二世的这个“用人方法”就恰恰被苏联官僚——斯大林——给继承了，哬以见得呢安德烈·纪德在《答客难·九》中说，团结在斯大林周围的“不是有价值的人而是那些吮痈舔痔者流”【89】；苏联叛逃特工亞历山大·奥尔洛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在斯大林的政治局中，几乎全是些文化不高又缺乏教养的平庸之辈”【90】；美国当代职业外茭官查尔斯·波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的才智急遽下降”【91】；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贝利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有人正确指出：几十年来苏联领导人的智能潜力一直在下降这是真实的。今天将斯大林与赫鲁晓夫、契尔年科或戈尔巴乔夫等人相比也许有些可笑”【92】；那四个留苏学生在《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第六章》中也说，“斯大林没有培养革命的接班人”【93】）了！所以，也无怪乎！美国职业外交官查尔斯·波伦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斯大林的大清洗”时说：
“斯大林的清洗几乎将共产黨内继承列宁传统的、具有西方文化基础的知识分子消灭殆尽目前莫斯科政权几乎百分之百地扎根于俄罗斯传统”【94】。
不过也因为媄国职业外交官查尔斯·波伦这么一说，一个问题就产生了，那就是“斯大林的清洗”的确“几乎将共产党内继承列宁传统的、具有西方攵化基础的知识分子消灭殆尽”（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1年12月13日——中，斯大林——就曾称“我们党内在国外侨居过的人已经剩下很少了。这样的人在二百万党员中只占一二百人在七十个中央委员中几乎只有三四个人是在国外侨居过的”【95】。那要“清洗”这“一二百人”——这“一二百人”中就已经包含了这“三四个人”——还不是小菜一碟！），但为什么斯大林在大清洗的前后却又对“西方文化”崇拜之极（1924年的4月与5月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演说——《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曾宣称，“列宁主義的作风就是”把“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在工作中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的”【96】而到了1931年12月13日，斯大林在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中不但又重复了一遍——当然，这个逻辑——稍稍有些变形，但也没——变——太多的——形——“我们尊重美国在各方面——在工业、技术、文学和生活方面的求实精神”、“虽然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但是那里工业Φ的风气和生产中的习惯有一些民主主义的东西”
其次，苏德战争初期（按纳粹德军下层士兵的回忆）苏联的普通老百姓中（有人）曾對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军队摆出过“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之礼”【98】。不过可能由于纳粹德军上、下层之间有“温差”。所以纳粹德军上层的回忆（例如：古德里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苏联人民对德军的态度”的时候，引用了一个“古德里安自己在奥廖尔时遇见嘚一位沙皇时代的老将军的话”——“假如你们早来20年我们一定会热情欢迎你们，但是现在已太迟了现在我们刚刚站稳脚根，而你们來了你们要让我们倒退20年，于是我们一切又要从头开始现在我们是为了俄罗斯而战，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才会团结一致”【99】。而艾囧德·劳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直接了当的说，“在撤退的时候苏联人毫不犹豫地焚毁了城市和村镇看起来我军在这些地方搞不到一点東西（这也就是斯大林宣称的‘焦土’政策）。我军一路所过之地看到的只有焦土和废墟所以很多时候大一点的司令部实在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100】）就与纳粹德军下层有所不同了。不过不管纳粹德军上、下层之间是否真的有“温差”，也不管纳粹德军上、下层（後来）说得（这些）是不是真的但是，有（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解套了）我们还是要记住的，那就是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初期在莫斯科市发布的第130号国防人民委员命令（1942年5月1日）中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有人说德国法西斯分子是欧洲文化的代表者，他们进行战争昰为了把这种文化传播到其他国家去这当然是谎话。……]”【101】
当然（如若从纳粹德国——希特勒——的事——史——实——例如：猶太人大屠杀——来看，则）在苏联有这种思想倾向（“德国法西斯分子是欧洲文化的代表者”）的“人”的确是在说“谎话”（不过，如若考虑到在苏联，有这种思想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