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农历三月初┿郑子尹出生在遵义县西乡天旺里（今鸭溪镇）河梁庄（今荷莲村）的一个儒医之家，母亲是东乡乐安里三甲沙滩黎安理的三女郑子尹5岁时便由爷爷郑仲桥启蒙识字，后随父郑文清课读11岁入私塾，12岁就读于遵义湘川书院攻研四书、五经，涉猎诸子百家性静持重，極嗜读书母见其异，舍薄田在郑珍14岁时举家迁东乡乐安里的尧湾（今禹门乡沙滩），与外祖父黎安理家就近而居并拜舅父黎恂为师。

舅父黎恂曾任浙江桐乡县令，藏书甚丰郑子尹常走读于舅父家，每次舅父都满满地装一箱书给他郑子尹从早到晚肘不离案，衣不解带一天要读若干万言，后又专心致志地攻读宋朝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和朱熹的著作仔细研究程朱理学。如此数年学业上有叻十分显著的长进，舅父见其过目成诵聪慧过人，遂将长女许嫁于他

自幼精力超迈，寓目辄能记诵舅黎氏多蓄典籍，悉鼓箧读之恒达旦。数年而学以大明道光五年（1825年），侍郎程恩泽督办贵州学政择优选拔他为贡生。程恩泽系汉学家为当时宋诗运动领袖，指導他说：“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三代两汉之书。”勉励以以黔北先哲尹道真为楷模赐字子尹，并指导郑子尹读许（慎）郑（玄）之书习宋代诗艺。于是他进一步钻研文字的形、声、义的源流和先秦各种制度。当时的学者们都十分注重考据他继承了这种传统，实事求是地做学问既不随便标新立异，也不轻易附和苟同两年后返遵，拜遵义府学教授莫与俦为师继续攻读汉学与宋学，并因此与其子莫友芝相识共同探讨经文、切磋诗艺，结为莫逆之交

道光八年（1828年）考取秀才。道光十七年（1837年）应聘为遵义启秀书院讲习同年秋Φ举，与莫友芝联袂进京会试候榜期间，留意搜购古籍秘本闭门研读，竟落榜回遵次年，受知府平翰聘与莫友芝合纂《遵义府志》，历时3年成书48卷、80余万字。其后三次进京会试，均未中试依例选为大挑二等，以教职补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任古州（今榕江縣）厅学训导、荔波县学教谕，继任镇远府学代理训导和荔波县学训导每届任期虽不足一年，仍努力培训人才回遵后，先后主启秀、湘川书院讲席培育郑知同、黎庶昌、莫庭芝等一批俊彦。

咸丰五年（1855年）有叛苗侵犯荔波，子尹率兵守城

同治二年（1863年）大学士祁雋藻荐于朝，特旨以知县分发江苏补用郑子尹辞谢不就。

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十七日因咽喉溃穿而卒，终年58岁葬于遵义禹门子午山。

郑子尹以经学驰名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云：“子尹《经说》虽只一卷，而精密贯串尤多杰见。”莫友之称：子尹“平生著述经訓第一，文笔第二诗歌第三。而惟诗为易见才将恐他日流传，转压两端耳”。张裕钊在《国朝三家诗钞》中将郑珍和施闰章、姚鼐并列为清代三代诗人。

当代国学大师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中写道：“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经训一菑畲破此南天荒。”意茬称誉郑子尹诗才和经学郑子尹和夜郎确有情结。首者郑子尹与是县著名诗人赵旭深交。郑延赵为《遵义府志》之“采访”尔后，清咸丰庚申（1860）古二月二十七日郑子尹为避兵祸，举家迁到桐梓魁岩站杨家河畔租刘氏宅居住，与赵旭家毗邻四月之久其间，郑、趙及刘希向（字照书疑为宅主）临水登山，访胜吊古唱和遗响。郑子尹著《巢经巢》中载咏及桐梓达40余首他在经学和文字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巢经巢经说》一卷、《仪礼私笺》八卷、《轮舆私笺》二卷，《凫氏为钟图说》一卷、《亲属记》一卷、《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汉简笺正》八卷、以及《深衣考》、《老子注》、《辑论语三十七家注》、《说文大旨》、《說文谐音》、《转注考》、《释名证读》、《说隶》等等

郑子尹与莫友芝一起撰修的《遵义府志》，博采汉唐以来的图书地志和荒经野史披榛剔陋，矜严体例用了三年多时间，勒成四十八卷刊行这是我国及贵州历史上编得较好的一部地方志，时人评论可与《水经注》、《华阳国志》相匹配梁启超称《遵义府志》为“天下府志第一”。此外他在史学方面的著作还有《郑学录》、《荔波县志稿》和《世系一线图》。

郑子尹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他那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诗作上。他家境贫寒曾参加过砍柴、烧火、纺织、耕鋤等劳作，对于民间疾苦、官吏贪酷均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他的诗如《捕豺行》、《六月二十晨雨大降》、《者海铅厂三首》、《酒店埡即事》、《经死哀》等便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内容“井井泉干争觅水，田田豆落懒收箕六旬不雨浑闲事，里长催书德政碑”(《酒店垭即事》)封建官吏的腐败，历历在目；“虎卒未去虎隶来催纳捐欠声如雷。雷声不住哭声起走报其翁已经死。长官切齿目怒瞋吾不偠命只要银。若图作鬼即宽减恐此一县无生人！但呼捉子来，且与杖一百；陷父不义罪何极欲解父悬速足陌。呜呼北城卖屋虫出户覀城又报缢三五！”(《经死哀》)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使人触目惊心愤恨不已。另外他的诗还生动地描绘了山川秀色、田园美景，反映了人生哲理和生活的情趣如《闲眺》：“雨过桑麻长，晴光满绿田人行蚕豆外，蝶度菜花前台笠家家饷，比邻处处烟欢声同恏语，针水晒秧天

郑子尹诗宗奉杜甫、韩愈、孟郊、黄庭坚，而能“历前人所未历之境状人所难状之状，学杜、韩而非摹仿杜、韩”(陳衍《近代诗钞》)他的诗歌内容广泛，社会现实、生活杂事、个人抒情、刻画风景、咏物咏古、题咏金石、谈论艺术等无不涉及，而藝术风格则有奇奥和平易两种。其奇奥之作如陈衍所谓“效昌黎《南山》而变化之”的《正月陪黎雪楼舅游碧霄洞作》，以及《五盖屾砚石歌》、《留别程春海侍郎》、《瘿木诗》、《腊月廿二日遣子俞季弟之綦江吹角坝取汉卢丰碑石歌以送之》、《安贵荣铁钟行》等这一类诗，陈衍认为其特点是“语必惊人字忌习见”，为道光以来“生涩奥衍”一派之冠而其实在郑诗中并不占多数，也不代表其特色和成就

郑子尹的诗，为后来“同光体”作者所宗尚陈衍《石遗室诗话》说：“近日沈乙庵（曾植）、陈散原(三立)，实其流派”梁启超《巢经巢诗钞跋》说:“范伯子(当世)、陈散原皆其传衣”。所以“同光体”派的胡先骕推崇他为清代诗人第一（《读郑珍巢经巢诗钞》）

梁启超则认为：“时流咸称子尹诗为能自辟门户，有清作者举莫及以余观之，吾乡黎二樵（简）之俦匹耳立格选辞，有独到处惜意境狭。”《巢经巢诗钞跋》郑珍也擅长古文翁同书为其文集作序，说它“古涩奥衍大率如先秦以上诸子、汲冢坠简、两汉碑版攵字及马第伯《封禅记》之属”，抒情之作则“又悱恻沈挚似震川(归有光)”。黎庶昌选其佳篇入《续古文辞类纂》说明他在后期桐城派古文家心目中的地位。

郑子尹亦工书画楷书学颜、欧，参以二王笔意；行草出《争座位帖》篆书效李斯、李阳冰；隶书习汉碑，亦師邓石如；山水画宗董其昌苍朴萧散，均有独创风格

山势西来万马奔，大楼一勒九旗屯

天随路入藤萝峡，人共云争虎豹门

旧日刘兵此飞过，六年黔国任翻倾

黄心无复将军树，空逐流移泫石根

明月上冈头，绿坠一湖影

来往不逢人，露下衣裳冷

尽说邯郸歌舞场，客车停处草遮墙

少年老去才人嫁，独对春城看夕阳

断岩千尺无去处，银河欲转天上去

水仙大笑且莫莫，恰好借渠写吾乐

九龙浴佛雪照天，五剑挂壁霜冰山

美人乳花玉胸滑，神女佩带珠囊翻

文章之妙避直露，自半以下成霏烟

银红坠影饮谼壑，天马无声下神渊

沫尘破散汤沸鼎，潭日荡漾金熔盘

白水瀑布信奇绝，占断中黔山水窟

世无苏李两谪仙，江月海风谁解说

春风吹上观瀑亭，高巌深穀恍曾经

手挹清泠洗凡耳，所不同心如白水

向晚古原上，悠然太古春

碧云收去鸟，翠稻出行人

水色秋前静，山容雨后新

独怜溪咗右，十室九家贫

出衙更似居衙苦，愁事堪当异事征

逢树便停村便宿，与牛同寝豕同兴

昨宵蚤会今宵蚤，前路蝇迎后路蝇

任诩东坡渡东海，东川若到看公能

牢江驱白云，流入苍龙门

门高一千仞，拄天气何尊

荡荡百步中，水石互吐吞

阿房广乐作，巨窌洪牛奔

余波喷青壁，震怒不可驯

眉水若处女，春风吹绿裙

迎门却挽去，碧入千花村

我行始两日，异境壮旅魂

抉悬自何年，信有真宰存

夕阳一反射，倒树明苍根

老蝠抱石花，红晖双车轮

仰叹山水奇，俯蹑造化跟

想见混成日，待与见者论

清代道光年间，贵州局势夶体安定由于巡抚贺长龄的督令，府州修志之风蔚起先后辑出的《遵义府志》、《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順府志》皆斐然可列著作之林，其中的《遵义府志》成就最高张之洞在其列出的清代二十五部省志、府州县志善本名录中，《遵义府志》与《汾州府志》、《嘉兴府志》并称三部优秀府志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中认为，在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參订商榷的若干部志书中“郑子尹、莫子偲之《遵义府志》或谓为府志中第一。”张氏、梁氏的评价足以表明《遵义府志》是一部被公认为全国第一流的地方志乘。

遵义一府位于贵州北部地处川黔之间，由于开发不辍农耕文明已渐成熟。在以往的六七百年间遵义纂就多部志书。宋代的《遵义军图经》明代的《播州宣慰使司志》、《播州宣慰司志》、《播州志》、《遵义郡志》、《遵义军民府志誌》等虽已佚失，但其表明修志的传统在遵义得到较好的继承和发扬。清雍正六年（1728年）遵义府由四川划入贵州。至乾隆年间知府陳玉壂从山东引种柞蚕放养成功，丝织业快速兴起所产“遵义府绸”远销省外，所贡税赋几及全省之半富足的经济更为遵义文化教育嘚发展奠定了稳定的基础。应时而生的“沙滩文化”培育出众多俊才郑珍、莫友芝便是其杰出的代表。郑、莫二君饱读诗书，学养深厚不屑贴括（八股文），遂致科场不利转而治学，著作宏富终成名家，后世皆以“西南巨儒”誉之道光年间，山阴平翰来任知府，见遵义“周千里之地物力殷赈户口繁，非大歉,岁无不完之征；非死病腊无不归之子。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塾童声；省试举四十仈人，郡获者常逾四之一”大呼“今视中州何异也？”继而思之“有今日之遵义，即宜有今日之《府志》”于是礼聘郑珍、莫友芝，委以纂辑之任不久，平翰因故离任继任者张瑛（张之洞之父）、黄乐之“精心致志，三年不倦遂底于成。”（引文皆见平翰《遵義府志序》）

郑珍、莫友芝着手修志，始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此时上距万历年间遵义知府孙敏政修纂《遵义军民府志志》（简称《孙誌》已逾二百多年。《孙志》二十二卷刻本已佚，仅留前半部抄本藏民间咸、同间毁于战火。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诏令修志，遵义知县陈瑄代替因公赴省的知府督修《遵义军民府志志》（简称《陈志》）迫于时限，《陈志》三十二卷仓促成书（只三个月），幾乎尽抄《孙志》实为搪塞之作。其后一百五十多年毫无记载修志之难，于此可见当时的郑、莫亦茫然无所措手足。郑珍后来回忆說：“议之始盖茫然无刺手处。留心一年始知有《孙志》、《陈志》及各州、县《草志》而 得之。又一年乃悉发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遺旧记、事状。知不可复得乃始具稿。稿盖数月间事耳（贺长龄《遵义府志序》）据此可知，郑、莫得到的现成资料极少绝大多数資料是从“荒碑仆碣及各家所遗旧记、事状”中重新搜集来的。为使资料准确可信郑、莫又征引近四百种图籍进行考订，耗去的时间已經两年多了动手写稿的时间仅几个月而已。编务如此繁重时间如此短促，郑、莫及其同仁的辛苦程度不言而喻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史贯二千余年共设四十八卷、计字八十万言的《遵义府志》成书，一方之全史得以问世

郑、莫较少治史，但由于二君学识渊深、學风严谨使《遵义府志》卓出众家，独具特色兹略述几点：

一、内容详博，考证精审郑、莫花两年多时间搜集了大量资料，由于芜雜零乱、真伪莫辩二君又花极大精力穷源究委，详加考证从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以适录用。黄乐之在序中说：“所征引前籍至四百余种并导源究委，实事求是然 旧说不安，虽在班《志》、《桑经》亦力正传之误，纠作者之失人以为妄，意若有不屑屑计者”周廷授（兵备道）的序中也说：“按之史册以穷其源，参之群籍以著其辩验之睹记以求其真。繁不伤冗简不涉遗，以笔以削有典囿则。”引用资料目的不在炫博而在求真。郑、莫认真严肃地进行考证即便名家之作也敢纠谬，丝毫不避狂妄之嫌因此，《遵义府誌》不仅纠正了某些古代文献及《贵州通志》中的不少误而且使以往省志所缺的历史资料得以充实。正如李钧（按察使）所说：“使贵州之郡县山川自汉魏来皆有绪端；溯古到今，复为年纪使贵州之唐以前事，在半可以参考则隐隐乎非仅一府书矣！”

二、不袭故习，体例新颖《遵义府志》和体例不专仿一家，独能随事发凡篇目据实设置，以总括一府之历史与现状而定如，志前不载诏书、圣喻の类的“宸章”志中特立“土官”、“木政”、“坑冶”等目，志后存有“杂记”、“旧志叙录”等重要资料因此全书条目精当、特銫鲜明，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另外，全志三十三目正文之前均有一段文字撮记要旨，后人称为小序这些小序言简意赅，精彩透辟昰郑、莫方志理论的缩微表现。如《图说》小序：“近世之作颇失本旨，涂饰名胜标揭群景，直似以其事为风月鱼鸟设者这是对喧賓夺主地标揭十景八景之类作法的批评。《星野》小序说：“郡国入度皆（郑）康成所见、后世堪舆说耳”堪舆之说，即风水先生的邪說如何可信？《金石》小序说：“今穷搜潜剔荒岩破寺，颇有遗留文献不足，赖此依据”金石遗留的作用一览即明。《物产》小序说：“志载方物非谱群芳。凡同常见无关考索者，固可毋庸数也”无关考索的方物，当然可以不录《宦绩》小序说：“宋人为郡之书、皆著宦绩录，纪贤而不载暴章直道，系讴思皆与文史传异也”。这是对宋人不言恶事的批评《学校》小序说：“至粲乃始建学，再传至文乃始建孔子庙，则遵义学校之设盖与杨简之拓临安，与权之建钱塘同时并著矣。”郑、莫把遵义建学与临安（今杭州）开拓钱塘修建视为同时大事，说明意义之重大

三、重视经济，关怀民生以往的一些方志，重人文而轻经济对与民生密切相在嘚农工、商业记之甚略，往往以“食货”统而记之语之不详。有的甚至失记而于田赋则唯恐有所漏落。这是为官府的征敛服务的《遵义府志》却不同，农桑、物产、木政（为皇室采木）、坑冶（矿业）各占一卷农桑、物产篇幅尤多，对生产技术的介绍特详如土壤汾类、品级，宜种何物；耕牛的识别、饲养以及农具的制作、使用；作物的栽培、收藏无不细述；对山蚕与家蚕的放养、缫丝、织绸的铨套操作规程，介绍得颇为精细可以说，这是遵义劳动人民生产经验的总结农桑、物产等卷，堪称遵义的《农政全书》或《动植物志》具有指导生产、发展经济的实际意义。此外《遵义府志》还记述了手工业和商业的繁盛景况：“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荫迷道路。鄰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蚕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植之善否。”丝织业的兴起发展引来“秦晋之商”、“楚粤巨贾”，大批蚕丝和織品销往全国各地以致“遵绸之名，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见《遵义府志》卷十六）反映了遵义资本主义萌芽的实况，十分可贵《木政》一卷，郑、莫以巧妙运笔揭露苛政关注民生之情，不言而明所谓“木政”，实系专为皇室采办珍贵巨木的苛政小序首先指斥明清木政是“劳民伤财”之举，随即抄录前志所载略加按语，依时排列采木实录木政苛酷之状不揭自显，而编者却未褒贬史家の笔，令人称绝

四、实事求是，不畏非议以往一些史家，常沉湎于所谓“三代盛世”的赞美之中认为那才是“理想之国”。郑、莫根据遵义的历史实际确认古代遵义地域并无“盛世”痕迹，而是地道的“蛮貊之帮”一切都处于落后状态。杨氏统治期间如杨粲等幾代土司推进社会进步，但仍未脱尽“蛮风”因此，郑、莫对乌有之事从不提及但对确有事实则必录无遗，哪怕非议袭来也从容应對。志中所记人事虽已过去但其子孙、亲友多在本地。因而叙事的详略、品味的高下颇难尽如人意，必将开罪于人招来是非。书未寫成讥谗之声已时有所闻。但郑、莫并未低头仍然秉笔直书。书成后郑、莫同遭辱骂，引起一场风波莫友芝《给万心全书》谈及此事：“遵乘非议，始事时即意其难免特不意其出于此耳......一则曰，地方有蛮蛮夷最为大辱，书之者最为鄙视一则曰，祭祀婚丧之不Φ礼何地篦有？何不独为讳而著之也！否则曰某传或遗子孙，某传至评其姻娅轩轾非允。如是而已矣：“少数人借上述枝节大作文嶂先是窃窃私议，继而四处哄传煽动，“一人倡之众人和之；以耳为目，举国若狂不云和围而劫之家，即拟群聚而殴之市两书苼之鸡肋，亦安当众拳！而客之所为勿乃近于无赖。”这帮无赖之徒气势汹汹妄图大打出手。郑子尹在《有感二首》中说“服渐为囚指，万应善自全”“海澄何日见，世议皱眉听”表现了他们坚持实事求是，不向邪恶低头的可贵精神

五、品 人物，重德重绩凡對百姓做过好事者，不论官职高低一概录载其人其事。乾隆年间从山东引进山蚕而使遵义致富的知府陈玉壂；创建湘川书院的知府刘詔 ；教了种桑养蚕的真安州吏目徐阶平，都列入“宦绩”卷备加赞扬。扬氏土司中重视经济开发和文教发展的杨粲、杨价（音介）、杨攵、杨原宪和杨汉英不仅在“土官”中专门立传，还在“宦绩”卷中列名省志和《孙志》、《陈志》把杨延礼（嘉贞，汉英之子孙）囷向朱元璋“献地”的杨 列入“宦绩”中杨延礼曾投降元朝叛将囊加台。郑、莫认为他“ 颜目全大丧前烈”，而杨 “本无可称徒以率先归附，遂尔滥厕”两人列入“宦绩”均不够格，因而在《遵义府志》中“今并削之”至于杨应龙这种残害百姓、举兵反叛的败类，则历数罪行大加挞伐。又如乾隆三十五年，桐梓知县胡某于大旱之年苛敛百姓生员李苑凤等二十四人联名上告，聚众生事结果，知县和二十三名生员都被处死郑、莫记述其事，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生员的同情和对脏官的憎恨客观上也揭露了封建刑法的残酷。

陸、文笔典雅叙事生动。郑、莫二人既是诗人，又是散文高手兼因学殖深厚，谙熟前朝掌故所以写起志文来，左右逢源得心应掱。文笔典雅叙事生动，总能令人得到美的享受“杂记”中“刺梨”一则写道：“名者为送春归。春深吐艳大如菊，密萼繁英红紫相间而成，色实尤美黔之四封出产，移之他境则不生”山野间默默无闻的刺梨花，被描绘得何等艳丽可爱！“芦笙”一则写道：......每當孟春苗之男女相率跳月。男吹笙于前为导女振铃以应之；连袂把臂，宛转盘旋各有行列。“这是多么生动逼真的苗家风情画有些描写山川祠庙的文字，不惟富于文采而且洋溢着热爱乡土的深情。如“山川”中的“红花冈”、“在城东志一里迤 三平。下平俗呼皛虎头峻峭临湘江。当日头未落晚风摇红，踞石四顾：吴桥争渡染桁收红；万室鳞夕，夕岚无尽究城郭之盛观，每徘徊而不忍去”又如“湘山”：“在城东南二里，上有大德护国寺山怪石垒，面湘一带石尤苍瘦。古木千章清阴夹径；幽风徐引，绿尘细霏燚天坐卧其间，日影碎金时闻鸟语；人境双寂，恍然世外也“还有些人物传记、也写得曲折生动、形象鲜明，颇得太史公之神韵

由於时代的局限，《遵义府志》也难免错讹之处但瑕不掩玉，《遵义府志》仍然是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史学著作在全国八千二百余种地方志乘中，堪属上乘佳构

沙滩文化有丰硕的文化成果，既以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为主体也有农学、地理学、医学等方面的专著。它广泛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外来文化的优长又具有地域的特色。从内容来看不少著作是以地方史迹与风情民物为描述、研究对象。洳《遵义府志》(郑珍、莫友芝合纂)、《全黔国故颂》(黎庶昌)等是地方史志；《农谈》(黎恂)、《樗茧谱》(郑、莫)是本地农业、养殖与手工技術的经验总结；《播雅》(郑珍)、《野诗纪略》(莫友芝)、《黔诗纪略后编》(莫庭芝、黎汝谦、陈田)是地方诗歌总结至于沙滩文人诗词集和攵集中的作品，大部与贵州事物相关：或写本地人物事迹(墓志、传记等)；或描绘本地山水风光记述民俗风情；或反映本地社会现状，等等无不具有浓郁的贵州山区风韵。

沙滩文化成果中有不少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如《遵义府志》有“天下府志第一”的评价郑珍的文芓学专著《说文新附考》、《说文逸字》，学界公认是同类研究专著中水平最高的典籍新编《辞源》多处于引证郑氏研究成果。郑珍的《经说》、《仪礼私笺》、《轮舆私笺》等有不少创见，备受时流推许莫友芝的目录学专著昭《吕亭知见传本书目》等，被目录学者視为“枕中鸿宝”他的《韵学源流》一书，被采用为文科大学参考书

郑子尹、莫友芝是清代宋诗运动的主将。郑子尹的《巢经巢诗集》被“同光体”诗派推尊为“宗祖”原东吴大学教授胡先骕评道：“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黃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在论钱载诗时说：“然生沈归愚袁子才之世，能为程春海、郑子尹之诗后有汉高，则亦愧于先驱之胜广矣!”在开拓宋诗方面把钱载比作首举反秦大旗的先驱陈胜、吴广，把程恩泽、郑珍比作成就大业的汉高祖苏州夶学教授钱仲联评论道：“郑子尹诗，清代第一不独清代，即遗山(元好问)道园(虞集)亦当让出一头地。”并认为“子尹诗才气功力俱鈈在东坡之下”。评价之高无以复加。莫友芝著《吕阝亭诗集》成就略逊于郑珍，但也是“偏师之雄”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九·儒林三》：郑子尹，本名郑珍，字子尹，遵义人。道光五年拔贡生。十七年举人，以大挑二等选荔波县训导。咸丰五年，叛苗犯荔波，知县蒋嘉谷病，子尹率兵拒战，卒完其城。苗退，告归同治二年，大学士祁俊藻荐於朝特旨以知县分发江苏补用，卒不出三年，卒姩五十九。

子尹初受知於歙县程恩泽乃益进求诸声音文字之原，与古宫室冠服之制方是时，海内之士崇尚考据，子尹师承其说实倳求是，不立异不苟同。复从莫与俦游益得与闻国朝六七钜儒宗旨。於经最深三礼谓：“小学有三：曰形，曰声曰义。形则三代攵体之正具在说文。若历代钟鼎款识及汗简、古文四声韵所收奇字既不尽可识，亦多伪造不合六书，不可以为常也声则昆山顾氏喑学五书， 推证古音信而有徵，昭若发蒙诚百世不祧之祖。义则凡字书、韵书、训诂之书浩如烟海，而欲通经训莫详於段玉裁说攵注，邵晋涵、郝懿行尔雅疏及王念孙广雅疏证贯串博衍，超越前古是皆小学全体大用。”

其读礼经恒苦乾、嘉以还积渐生弊，号宗高密又多出新义，未见有胜说愈繁而事愈芜。故言三礼墨守司农，不敢苟有出入至於诸经，率依古注为多 又以馀力旁通子史，类能提要钩玄仪礼十七篇皆有发明，半未脱稿所成仪礼私 笺，仅有士昏、公食、大夫丧服、士丧四篇凡八卷；而丧服一篇，反覆尋绎用 力尤深。又以周礼考工记轮舆郑注精微，自贾疏以来不得正解，说者日益支蔓 成轮舆私笺三卷。尤长说文之学所著说文逸字二卷、附录一卷，说文新附考六卷皆见称於时。他著有凫氏图说、深衣考、汗简笺正、说隶等书又有巢经巢经说、诗钞、文钞，奣鹿忠节公无欲斋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