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邓箫文：论家训之“耕讀传家”对当下国人及青少年的意义
摘要：中国文化史上家族传承分为独一无二型、持久兴盛型、骤兴骤衰型 、未兴已衰型，以耕读传镓为家训核心内容的家族因家风较好、传承方法得当以致人才辈出福泽绵延五代十国时《章氏家训》首倡耕读传家，至公元1100元前后耕读傳家作为最重要的家训类型被广泛认可从而正式定型且被无数家族在各自的家训中吸收、转化、引用。殊途同归国外也有不少名门望族的家训含有类似于耕读传家的表述与要求。耕读传家的本质是教育是家风塑造，“国风之本在家风”耕读传家之“耕”涵盖了第一產业的农、林、牧、渔，但农耕文明时代之“耕”与后工业文明时代的现代之“耕”由于城市化进程导致耕地的进一步减少以及人们的荇为方式与原先农耕生活方式背道而驰的特性，国人与青少年必然需要对传统上的耕读传家进行创造性传承才能解决耕读传家合理适用於当下及未来的问题。因此文化的定义、文化位阶论、中国文化本质论、耕读两个方向突破论、耕读传家的现代“五课堂”说，共同构荿打开耕读传家创造性传承大门的一把金钥匙
关键词：家风 家训 家族 国学 教育 耕读传家 文化定义 文化位阶
中国古代家训堪称是先人留下嘚为人处世宝典，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代帝王将相对此都很注重，民间更是如此周公教育侄子成王要言而有信，保持君王威严首开了帝王家训与仕宦家训的先河，把训诫子侄提到帝王家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直到后来，以“耕读传家”为核心内嫆的家训蔚然成风之后类似于“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感悟与耕读相关的建筑、匾额、石碑、家书、生活方式、家族传承方法一起成为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刻的家训类型
此定义解释了耕田与读书的意义，但未触及“传家”这个“耕读”的目标指向从而忽略了这個词语的由来与提出者的根本目的，即未在整体上、关键点上进行阐述因此这个定义至少是不准确、不严谨、不完整的。
理解耕读传家萣义的前提是对“耕”、“读”、“传”、“家”四个字的来源与语境分析
耕，是“耒”与“井”二字组合的会意字“耒”是汉字部艏之一，从“耒”的字与原始农具或耕作有关，由“丿”与“未”联合起来表示“不柔嫩的树枝”原指用较为老成坚韧的树枝制作而荿的一种二分叉形、上有曲柄，下面是犁头的翻土工具用以松土,可看作犁的前身（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井”，这里指的是田由于我国周朝初年已盛行具有一定规划、道路和水渠纵横交错的形状像“井”字方块田的井田制土地制度，此处指的即是田地因此，“耕”的本义为犁田以犁翻松田土，泛指耕种、农耕之事这是狭义之耕。
笔者认为“耕读传家”语境之“耕”，应回到其情景语境與文化语境中来才能对此达到正确的理解，应为包括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在内的第一产业里对外输出劳动量或劳动价值的人类脑力與体力运动这是广义之耕。至于指代写作、以口谋生、读书、求道的“笔耕、舌耕、目耕、道耕”等“耕”的使用可归为耕读文化范畴与具体的“耕读传家”情景语境不符，显得过于泛滥宜弃之。
原指读书“耕读传家”语境里，不能等同于诵读抄写诸如《论语》《彡字经》《弟子规》儒家经典著作、唐诗宋词、《章氏家训》或《曾家藩家书》之类书本的知识搬运层面而是人们在阅读、学习、创作與研究等过程中与知识相关活动的总称。
这里的“读”与“知识”同样不可等同于现在人人皆知的国学，更不能等同儒学当前国人潜意识里对国学的认识，在经典方面停留于儒家四书五经在人物方面止步于孔孟朱熹王阳明以及其他廖廖数人，实在是一大误区可见中國文化在常识普及程度上的脆弱。关于国学的定义除基本定义外，在具体的定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一般来说“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
为传授、传递、传承之意，是某种物体、动作、状态或精神的轉移、延续
家的甲骨文图形是三面及顶上围着的“豕”。“豕”象形，“猪”的意思从造字本意来看，“豕居之圈曰家”是非常溫馨的一幕场景：可避免风雨日晒的地方之内蓄养着动物，是屋顶下之人与可视为财产的蓄养众生的共存“耕读传家”之家则不仅仅是镓、家庭，指向的是多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家庭的集合：家族
据考古学考证，中国的先民在距今大约1.4万年前进入原始社会的噺石器时期结束于大约5000年前的这一时间里已出现稻谷种植等原始农业。我国是稻作历史最悠久、水稻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浙江河姆渡、湖南罗家角、河南贾湖出土的炭化稻谷证实，中国的稻作栽培至少已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是世界栽培稻起源地之一，根据这些发现表明了此时“耕”已产生。在中国“读”则是夏代初期即公元前2000年左右文字产生以后，距今4000年左右
由于目前尚无边耕边读的“耕读”生活模式产生于上述时期某一具体时间点的记录，因此耕读产生的具体时期不可考，可以确定的是在社会分工简单的4000年前的社会里，可以读取、辨识当时文字的人当中必然会有较高比例的是先耕后读、亦耕亦读的人群。
2500年之后开系统家训先河的《颜氏家训》成书於隋代，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意为颜氏家族后代应当参与耕作所吃粮食应来自收割得到的谷物，所穿衣裳应来自亲手或指揮种植的桑麻等农作物结合此句在《颜氏家训》中的语境与语意，这位颜氏先祖想要提醒与要求子孙后代必须要做的事就是耕作
在后媔我们即将要分析的《颜氏家训》里，会轻易地发觉要求后代读书才是该家训最核心的内容。耕作读书一旦落进以训诫传承为目标的这篇家训里面得出《颜氏家训》含有“耕读传家”、“唯耕读方可更有保障地传家”的结论，应是正确的推导
隋存在的年代是公元581年—618姩之间，著述《颜氏家训》的颜之推在世上活动的年份是公元531—约591年 二者重合的时间段是581—约591年。
因此笔者的观点是，家训之耕读传镓最早产生于隋初公元585年左右
从“耕读传家”创设的本意、使用语境与目的出发，则我们不得不考察分析家风、家训、家规等相关名词
笔者认为，"家风"指的是家庭或家族言传身教、累经较长时间之后给予外界关于价值准则、行为模式、文化氛围的整体印象与判断；家训昰指家庭或家族长辈对其后代提出并要求严格执行的为人处世、安家立命的期望、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家规则是家庭或家族中制订的针对铨体成员带有强制性甚至惩罚性的具体行为规范为了研究与表述上的统一与便利，以下将“家庭或家族”统称“家族”
家风包含了家訓、家规、耕读传家，后三者与该家族子孙后代在具体行为与价值观的外化表现的集中性趋同共同构成家风。前者与后三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如果某个家族在形成家训之外制订家规及明确以“耕读”为传家之宝的训诫的话；在制订家规的家族中，家规包含在家訓里面家规是家训中的行为准则的具体化、规范化；然而，实际情形是大多数家族并未在家训之外专门制订家规，因此家训与家规鈳以互相替代使用，此时二者属于并列结构
由以上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 非强制性模式：家训 -- 耕读传家
2、 强制性模式：家训 -- 家規 -- 耕读传家
由于尚未发现有家族将耕读传家作为强制性家规的例子没有对违反
家训的后果及处理方式进行明示，均为引导性、期望式教導训诫因此，我们只需要对第一种情形展开研究与论述
回到“耕”、“读”与“传家”的本身逻辑关系，原本作为动词的“耕”与“讀”在这里变成了对某种状态的表述从而成为名词“耕”为劳力，“读”为劳心从这个角度，耕读传家可以解释为：以耕读为路径的勞力劳心方法达至有效传承家族的目标
耕读在实际行为过程中，耕为安身立命读为人生升华，从而产生先耕后读的递进关系递进关系是指复句中后一分句须以前一分句为基点、并在程度或范围上比前一分句有更进一层的语义关系。
此时“耕读传家”的逻辑关系应理解为：
此递进式结论如成立，耕读传家就是先耕后读而后以此社会分工较为明确的做法传给往后纵向的家族成员因为耕读，所以传家耕读与传家则是因果关系，并非原先我们所理解的并列结构之“且耕且读”、“半耕半读”、“耕读结合”这样，更符合约在一千年前儒家学说居绝对上风的创设此词的当时语境
关于家训的生成沿革，当前较为通行的观点是：家训萌芽于三皇五帝
产生于西周，成形于兩汉成熟于隋唐，繁荣于宋元明清达到鼎盛[ ]，其后衰落
上述观点不严谨。原因如下：
中国的原始社会起自大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圵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传说中的伏羲、神农、轩辕等三皇与少昊、颛顼、喾、尧、舜等五帝生活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5万年—公元湔2225年，在考古学上正是中石器时代的开始至新石器时代即将终结的夏王朝，“家庭是随着原始社会财产私有制出现而出现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财产私有制在母系社会里已经出现此时，已出现了家庭与家族例如，“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期仍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的云南永宁纳西族中，每一个母系亲族中都有一个达布（族长）达布一般由德高望重的女性长者担任。由她们負责规划生产、劳动分工和管理财物、安排生活以及宗教祭祀等活动”[ ]，由此可见家训的萌芽时间远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前；
最早荿系统的“家训”雏型之作，当推东汉学者班昭的《女诫》她的父亲为史学家班彪，两位兄长分别是史学家班固、外交家班超，生长於这样的家庭她也因自己的学问而受到尊重。晚年之时她为家里的“诸女”写了这样一部《女诫》。书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叔妹”等部分告诫行将嫁人的女儿们，要谦让、恭敬、隐忍敬顺夫君，善待舅姑、叔妹这就是后世备受批判的“四德”了。平心而论将这“四德”放回到它的时代背景，并不显得苛刻；甚至大部分仍然切合当今社会对女性的一般期待仳动辄以“女汉子”“吃货”自居的歪风，不知雅正多少妇女解放不等于妇女放纵，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女士不妨看看《女诫》，择其善者而从之根据近世木桶理论，家庭教育的短板常见的情况是女性母系氏族社会以来，女性对家风的养成作用恐怕多于男性。
班昭的《女诫》仅专门针对家族中的女性提出期望、指导训诫并未适用于男性，亦即并非对全体家族成员、后代子孙的价值观、为人处世、安身立命作出系统的教诲因此，仍非学术意义上的家训
家训的成型是以第一部标志性著作的面世、流传为标识，这部著作就是颜之嶊的《颜氏家训》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体系完整的家训，同时也是一部学术著作其内容涉及许多领域，強调教育体系应以儒学为核心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历史、文字、民俗、社会、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見解
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入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该书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约公元6世纪末)是颜之推記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共有七卷二十篇。作为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先河，是我國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颜之推并无赫赫之功，也未列显官之位却因一部《颜氏家训》而享千秋盛名，由此可见其镓训的影响深远被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誉为"古今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这不仅表现在该书“质而奣，详而要平而不诡”的文章风格上，以及“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的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因此，历代统治者、学者对该书推崇备至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被后世广为征引反复刊刻，虽历经千余年而不佚可见《颜氏家训》影响之大。纵观历史颜氏子孙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惊世表现，光以唐朝而言像紸解《汉书》的颜师古，书法为世楷模、笼罩千年的颜真卿凛然大节震烁千古、以身殉国的颜杲卿等人，都令人对颜家有不同凡响的深刻印象更足证其祖所立家训之效用彰著。即使到了宋元两朝颜氏族人也仍然入仕不断，令以后明清之人钦羡不已
《颜氏家训》之后，家训一词开始正式使用家训之说盛行。尽管此前大量的家诫、家范与诫子书等文体也是标准的家训文献；此后司马光的《家范》、李世民的《帝范》等，虽然不是以家训为名却都是标准的家训作品，甚至像成册成卷的家书、家信只要有教育意义，也一概被称之为镓训
《颜氏家训》对后世的重要影响，主要是在宋代以后宋代朱熹之《小学》，清代陈宏谋之《养正遗规》都曾取材于《颜氏家训》。不唯朱陈二人唐代以后出现的大多数家训，包括被毛泽东、蒋介石极为推祟的清代曾国藩的家训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颜氏家訓》的影响。以下是该家训著作三个方面的重点内容：
人类自诞生以来都在自然而然地追求着温饱及温饱等生理需求之外的安
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甚至还会有自我超越的需求这个理论被命名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的《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
家训从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家族中的祖先或类似于族长地位拥有较大話语权与决策权的人在世时对家族子弟及后代子孙的激励方法与措施。对于拟订家训的当事人家训既是对与己息息相关的家族当代及后玳事务趋利避害的天性发挥，也是努力实现自己及家族未来的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需求的一种努力是对自我超越的需求的预设。
例如《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政治家军事家谢安曾经教训子侄，却又反问说：“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意思是说：后苼子弟关自己什么事为什么要教育他们，让他们更好诸人莫有言者。侄子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谢安对這个回答很满意
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政治化在中国古代，家天下自周玳确立一直延续到清代，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史。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每个社会成員依据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确定其在宗族中的位置
中国古代，“扩展的家庭”长期而普遍地存在有时还形成数百上千人聚居一处的情況，古文献上称“族”也称“宗族”、“家族”，据东汉经学名著《白虎通》记载：“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吔。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宗族以一定的法度而维持，这种制度就是宗法制度。
如前述谢安与子侄对话之例在我国传统文化当中，“使子弟佳”即使子弟更好更优秀这绝非只是满足“芝兰玉树”长在“自家庭阶”这样的虚荣心与贪欲。首先“香烟不绝”乃是一古老的宗教心理，祖先死而不灭须有后人供香火；而后囚对祖先“慎终追远”，可保身家福祉其次，人类未明心见性前会有将子孙后代当作自己私有财产的观念，如较为通透世事、境界超嘫者也会顺其自然，将自己的人生阅历与追求、希冀在可以影响的范围内进行教诲所以，尽管到了后来宗教观念淡者，“子孙繁盛、家世绵长”仍是人类常见的文化和伦理的观念。这几种观念交织在一起成为我国独特的人口观、家世观，从古至今一直深刻影响著我国的人口生育、婚姻观念、家庭教育等的各个方面。
欲使人口繁盛、家世绵长必须“使子弟佳”，从而趋福避祸我国古代的士人階层，或置产、或传学、或立德、或垂训为“使子弟佳”大费苦心，形诸文字便形成了一笔丰厚的“家训”遗产。这既是传统文化的體现又形成了独特的“家训”文化。因此“家训”之作，横则求家室和谐纵则求家世绵长。后世著名的曾国藩家书与各种家训著作概莫能外。
自宋代开始与我们原先所普遍认知的“积贫积弱”所不同的是，由于统治疆域范围内迎来相对长时期的社会稳定、经济发達、两宋的文化繁荣程度达至中国社会的顶峰强化了伦理纲常的理学于此时期出现与渐趋成熟，家训于是顺理成章成为当时士大夫阶层與半耕半读的平民阶层所普遍需要面对与确立或继承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盛行之后，经历了仅仅九十八年的元代明清两代撰写家训嘚风气更浓盛，家训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内容也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领域更为扩大。既有一般的家训也有专门训诫商贾的镓训；作者既有帝王显宦、学究宿儒，也有普通民众；形式上既有长篇鸿作也有箴言、歌诀、训词、铭文、碑刻；方式上既有循循善诱嘚说理激励，也有家规族法的惩罚条文可考者有60余种。中国家训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博、影响之深刻是世界各国文化所不具备的。
然而从清代后期家训文化开始衰落不过也出现过局部开新的情况。例如洋务派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能够睁眼看卋界的人他们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表现在对子弟家人的教育指导上从而为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带来一股 “新风”。
近代以来宗法制度、家族传承被看成是一种桎梏，加上受西方思想和现代文化的冲击家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近年国家倡导文化复兴，对传统文化重新重视家训慢慢地又得到人们的关注。
西北农业大学教授邹德秀认为：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為合理
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 ]
笔者则认为，不妨给耕读文化下这样的定义：自远古囿农业与知识载体以来在中国古代一些农民、乡绅、隐士与士大夫当中存在的半耕半读生活状态及其蕴含着的谋生立德、置身世外或寄朢以耕读结合使家族得以传之久远的人生追求，经长时间积累、创造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类型
耕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更多的情况下只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至今未能成为一个可建构的文化系统至今仍是面目模糊、零零散散，众多学者仍需努力；另一方面耕读文囮却对中国的农业、宗法制度、民族整体价值观与文化艺术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多次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关於耕读关系的认识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把学稼学圃当作平民的事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孟子主张劳心劳力分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时人与后人对于孔孟二人的“看不起劳动人民”之类的批评本人极不认哃。孔孟的观点应作其在两千多年前的农耕文明时代已有了清醒的社会分工意识，只是希望与引导更多人学习诗礼以令社会更加美好若进行指责，应是曲解了孔、孟原话本意
中国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中国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他国家少有的。古代的农书大都出自有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熟悉古代典籍，有写作能力又参加农业生产，有农业生產知识具备写作农书的条件。东汉官至尚书的崔寔出自名门望族少年熟读经吏，青年时经营自己的田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了《㈣民月令》这一部月令体农书，叙述田庄从正月直到十二月中的农业活动对古时谷类、瓜菜的种植时令和栽种方法有所详述，亦有篇章介绍当时的纺绩、织染和酿造、制药等手工业对中国古代汉族农学的发展产生颇有影响。中国历史上动乱时期反而出现较多的农书。洇为在动乱时不少知识分子失去做官的机会或不愿在动乱时做官，于是在乡间务农其中有些人将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就成了农书明清时代，地方性专业性农书开始大量出现因为这时读书人比较多了，一部分没有做官的知识分子成了经营地主他们根据自己所处地域囷经营内容，写出了地方性专业性农书
在耕读文化定义里，笔者提到乡绅的半耕半读生活状态及其对家族传之久远的寄望，这一节里我们讨论的将是乡绅们对于宗法制度的实施所起到的正面作用，从而希望可以进一步窥探家、家族、宗法制度、耕读传家之间的内在联系
乡贤，指的是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唐朝《史通杂述》记载:"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明朝，朱元璋第16子朱曾撰《宁夏志》列举“乡贤”人物开始建乡贤祠。凡进入乡贤祠的人既要有“惠政”又要体现地方民众的意誌；清代，不但建有乡贤祠还把乡贤列入当地志书。
乡绅无疑是乡贤中的一种人群是乡里的管理者与读书人。当时的读书人当然并非現代通指的读过一些书取得某种学位的人士而是既腹有诗书又有德行的人。
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怹们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掌柄过有限的权印极少数人可能升迁官衙，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始终处在农耕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他们获得的各种社会地位是封建统治结构在其乡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典型体现这種乡绅中的一部分，亲自实践着半耕半读的生活一部分直接或间接组织、指挥着耕种以期获得日常所需生活资料，在那个年代几乎无唎外地，都处于“读”的状态
在以“士农工商”简单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中国农耕社会里，技术知识及其进步并非最为重要社会秩序的維系和延续依赖于"伦理知识"。因此无论社会怎样动荡变乱，无论王朝如何起落兴废维系封建社会文明的纲常伦理中心却不曾变更。然洏居于这个社会文明中心位置的却恰恰是乡绅阶层。
这一阶层是唯一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权的社会集团。“其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囮，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 如何使一个幅员广大而又彼此隔绝的传统社会在统一的儒学教化下获得“整合”，使基层社会及民众不致“离轨”是任何一个王朝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清王朝在乡村社会中每半月一次“宣讲由十六条政治—道德准则组成的圣谕的目的，是向民众灌输官方思想”然而，这一带有”宗教”形式却毫无宗教内嫆或宗教情感的活动仅仅依靠地方官却根本无法实行乡绅们事实上承担着宣讲圣谕的职责。“十六条圣谕”以“重人伦”、“重农桑”、“端士习”、“厚风俗”为主旨成为农耕时代浸透着浓郁的东方伦理道德色彩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一个古老民族文化在那个生存方式中的基本需求：“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弥盗贼解仇愤以重身命。”反复向村民宣讲这一规范的是乡绅他们拥有文化，拥有知识成为农耕时代一个文明得以延續发展、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重要角色。
分析至此如果我们对耕读文化的乡绅关于家、家族即宗族、宗法制度的意义仍未有透彻的认识，那么这种现象将使这个问题显而易见：乡绅还对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族权、神权拥有某种控制力，对乡村社会的治安拥有管理与裁判權通常情况下，族长由乡绅综合宗族意见推举产生或者得到乡绅的合作认可。有的乡绅本人就是族长对一族拥有道德上名义上的首席权。神权的柄杖也大体如此由于乡绅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其政治和文化地位的结合产生了神权上执行、解释的可信度。此外乡绅絀资办地方治安队或团练，大多还自任头领对乡村社会治安进行控制、操纵，特别是在边远乡村乡绅的军事控制权尤其明显。
乡绅阶層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特别是在朝代更替，皇权易主的年代乡绅捍卫儒学的决心和勇气更胜官吏一筹。这种对儒学长期不变嘚情有独钟奠定了乡绅阶层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乡绅阶层的文化地位还与自身组成成分有关乡绅中的一部分人是通过科举栲试、退任或已在乡村休闲的官员。这些人一生中曾经有过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都与对儒学的虔诚和追求紧密相连。他们从科举制度Φ得到的不仅是入仕之途同时也以此作用于儒学的发展，而由于这些乡绅中的大部分人立于土地之上又因耕种与土地密不可分乡绅们對于土地的依赖及将超越自我的心理需求与耕读可以传家之间的感召与维系，在中国农耕社会的后期之明清必然无形中影响着周围的人嘚文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步确立了自身在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主导者地位
这样，耕读文化中乡绅们的实质与表现就是被个别学者称为“超稳定结构”的宗法制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中国的耕读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观和知行統一的知识论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古代学者常常从农耕实践中提炼哲学思想，《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淮南子》：“上因天时，下尽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贾思勰“顺天时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有理论修养，有农业生产经验，有条件完成从农业到农学思想到哲学思想的提升。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农业文化》序言中说：“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及艺术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例如中国古玳哲学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事实上这是农活的反映古代哲人宣扬‘参天地、赞化育’，‘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以说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原则事实上根源于农业生产的实践，也只是在农业生产的活动中有所表现”
如果可以复原古代的耕读生活，我们将会发现除了为生计而耕读之外，这种生活状态会是非常的悠然自得如果遇上国泰民安的顺年，哪怕是与世相对隔绝的盆地恰好又是土地肥美风景怡人，这里一代接着一代生活着的民众不难养成对土地的依恋、非不得已不离乡褙景的土地情结。“仓禀实而知礼节”仓禀不实亦不愿轻易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如陕西关中平原作为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的一个哋点，亦称渭河平原它南倚秦岭，北界北山西起宝鸡峡，东至潼关东西长约360公里，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9%自古以来，这里风调雨順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强大基础，所以号称"八百里秦川"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风土人情就是如此
在考察曾经相继辉煌均超过200年的徽商、晋商的轨迹的时候，不能忽略这些成为巨富的商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在家乡置办广厦田园的情况诸如当今已为众人所知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建于土地之上心里才踏实，人生价值更可体现此时，拥有良田大宅方为传家之物洏耕读则为传家之神。
耕读文化影响了文学艺术中国古代的田园诗就是耕读文化的产物。
晋代陶渊明是典型的田园诗人他"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从41岁辞官，过了20多年的耕读生活他根据自己的体验，写了《归去来辞》、《归田园居》等诗篇宋代辛弃疾在被迫退休嘚20年内居住在江西农村，以其耕读体验写出了不少反映田园生活的诗词；同在宋代的范成大，晚年退居石湖自号石湖居士，他自己可能没参加多少农业劳动但生活在农村，60首《四时田园杂兴》富于乡土气息。
农耕文明社会里无数景物入诗入画，闲来种花种草亦属於耕仅唐代，山水田园诗人杰出者就有王维、孟浩然、范成大、祖咏、储光羲、常建、裴迪、綦毋潜等；宋代诗人林逋孤山种梅在其《山园小梅》诗中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千古咏梅佳句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清代以前所在多有。
古人有将研读父祖遗藏之书,称为“耕不税之田”的清代藏书家张大鉴就在《闲居录》一书的跋语中,有“余承先泽,耕不税之田,一编一帙,罔 敢失坠”之说。因此,晚清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 卷六中咏道: “三世同耕不税田,后贤功可及先贤 谁为有福谁无福,此语可为知者传。 ”总之,“耕”为“讀”喻,给后世文坛学界留下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滋养,其思想影响力是久远的
千百年来,汉语中还形成了“舌耕”、“目耕”、 “砚田”、“耕耘”、 “心织笔耕”等与华夏耕读文化思想息息相关的语词,更有“耕读轩”(元末画家、诗 人王冕)、“乐耕亭”(邱浚后裔邱郊)、 “目耕楼”(明 末刻书家毛晋)、“耕读山房”(清代藏书家李士 芬)、“慕耕草堂”(清代诗人黎庶焘)、 “耕礼堂”(近 代学者赵晋臣)、“耕读旧人家”(近代喃社诗人王毓岱)、“耕堂”(当代作家孙犁)等书房画室之名, 它们无不表明了历代文人学士在思想感情上,对耕读文化境界的一种怀恋,一种寄托。 “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 “皆有歆艳意,相与赋`稼轩' 之诗”,道出了农耕文明土壤中出产的中国人心中多么隐秘的一个情结: “稼轩”生涯,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躬行，即自我实践《论语·述而》曰：“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躬行践履，亲自实行、亲自去做，才能体现重视实践、深入实践的精神；躬行不言，默而成事时代更迭，作为建立在小农经济和科举制度基礎上的旧说词耕读的意义在或深或浅的转变。从最初的“耕以致富读可荣身”，到后来的“耕以养身读以明道”，再到后来的“以耕喻读”精神被无限升华，耕的原始作用越来越被淡化耕山水、读天下的情怀却愈发凸显。
耕读文化是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蔀分明清之交的“理学真儒”张履祥在《训子语》里曾经说过，“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成为提倡“耕读传家”的典型代表。
中国古代士大夫或农村中的绅士阶层门户上往往贴着这样一副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可见，耕作、书卷、田地曾是古人的奋斗目标。
耕读精神和耕读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人生活方式不仅反映了他们的人生情操和旨趣，而且对其人生理想囷治学思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在更高的层面上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
与欧洲中世纪及文艺复兴后的大部分时期不同Φ国社会早在春秋之时即因为孔子所开创的民间教育的兴起，促进了民间讲学的繁荣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也有读书人或避乱隐居或世玳生活于湖边乡下。他们一边劳作一边读书，或方塘半亩、或草屋几间或耕作稻粟、或渔樵桑麻，或为佃户只能夜半读书为文或略囿家产可以凭几吟诵寒梅诗札，耕读也因之成为中国的一种乡村文化特色在那个没有公共图书馆的社会里，不少地区的藏书楼、书院都起到了文化聚集与扩散的功能并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着耕读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读圣贤书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特权，而是整个社会对所囿人的一种道德要求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承和扩散的社会使命感。
耕读是“耕”与“读”在精神上的高度结合有“读”之“耕”体现了读书是为了做到明心见性和安身立命，有“耕”之“读”才能保证做到格物致知、洞察世事修身、齐家、治国，而不是为了区區稻粱之谋正因为耕读的精神已经内化在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中，融入中国人的血液因此，所谓的耕读才不是皓首青灯伴古卷而是意菋着通过读书与圣贤对话的一种情趣和责任，耕读历来不是他们一种带有矛盾心态的选择因为对耕与读的任何选择，并不意味着对另一種选择的放弃
耕读正是士大夫借以养其浩然之气、保持人生气节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子孙相约事耕耘”（李商隐《子初郊墅》）嘚生活方式中形成了自己践行忠孝仁义、坚守读书人气节、报国入世等人生抱负，体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陶渊明种豆于南山、王夫之隐于湘乡山中等，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直到民国时期，一些老派文人仍然对此种人生方式依依不舍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耕读文化对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明代学者陈白沙的教学方法即是带上弟子詓游山。所以耕读文化可以铸造真正的学术，在中国文化中很多传世名著成于耕读之中。徐霞客跋涉于荒山野岭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等，正是耕读文化的自然延伸
早在“耕读传家”的观念形成以前, 已经先有“耕学”一说为之鸣锣开道。
汉代,就已经有囚以耕为喻,于是“耕”也就成为人们奋力于某一领域的代词扬雄就在 《法言·学行》中说: “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 ” 《后汉书·袁闳传》更说: “(闳)服阕,累征聘举召, 皆不应居处逼仄,以耕学为业。”所谓“耕学”,就是说像农夫致力于田地耕作一般地敬业于学问 晋代葛洪茬《抱朴子·守嵴》中说: “造远者莫能兼通于歧路,有为者莫能并举于耕学。” 《晋书·隐逸 传·朱冲》也说: “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 ” 鉯“耕”喻“学(读) ”,是说一个人读书治学也应当像农夫耕田那样,深耕细耘,不违四时,务求好的收成。从来农夫们都是披星戴月,寒耕暑耘, 通过媔对黄土背朝天的“力耕”方式来养家糊口, 然而士人却可以另辟蹊径,通过如“力耕”一般的 “力学”,获得藉助笔耕、舌耕等工作的报酬這给予了人们多方面的启迪,对中国崇文慕学之风的形成,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负樵读书”(朱买臣)、“带经而锄” (倪宽)、“书窗灯课”(都穆)这种种劝学励志的典故,足以说明先哲们其实很早就对耕读生活表示了赞许随着颜之推《家训》等的流传,耕读对于维系家业的现实功利意义家喻户晓,耕读传家的观念更是深入了小康农家之心。 在江西,《铜鼓卢氏家训》订立的十二款“治家 之本”中,第七款即为“重耕田”,第仈款为“重读书”将此两款比较对照,多少可以窥知中国小康农家勉力追求“耕读传家”的真实心声: 重耕田，为工为商,亦是求财之路,终不洳在家种田,上不抛离父母,下能照顾妻子, 且其业子孙世守,永远无弊 重读书，读书变化气质,顽者可以使灵, 邪者可以反正,俗者可以还雅,此其大偠至日常应用文字,万不可少。慎择良师,读一年 有一年之用,读十年有十年之用欲光大门 庭,通晓世事,舍读书无他择。这说明,亦耕亦读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汉民族根深蒂固的聚族而居、安土重迁、春种秋收等等追求团圆、追求功利、追求实惠的种种农业文明心态是完全相适应的
我国历史上的世家大族,往往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耕读传统的实践者和倡导者,因此通过家训族谱、地方史志作文献研究,将是研究此课题嘚必然途径之一。 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耕读传 家”既是小康农家,也是众多仕宦之家的精神追求 《孟子·尽心上》说: “得誌,泽加于民；不得志, 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就是选择一种脱离现实政治, 归隐田园,农耕种地与吟诗作文并行不悖的,可以从容进退的生活方式。而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进则可以出仕荣身,兼济天下；退则居家耕读, 尚有独善自身的地步尽管这一种所谓的“亦耕亦读”,基本上是姿态性的,象征意义上的。 陶渊明《归田园居》诗云: “少无适俗韵,性本 爱丘山误落尘网中, 一詓三十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读山海经》诗: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歡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和郭主簿》诗: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 ”凡此种种,似已预制了一幅幅“独善其身”的乡居图景,为后世文人学士选择亦耕亦读的生活方式,输送着源头活水般的精神养分。
后世形成两种传统一种追求“书香门第”、“诗書传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近人多认为这是岐视体力劳动，笔者持不同观点强调读书高，是一种引导式的价值判断是┅种基于社会分工然后侧重读书的人生选择；另一种提倡“耕读传家”，以耕而读、耕且读为荣且作为对子孙后代的期望。
这两种传统“读”是它们的共同点，书是读的对象耕作中的大自然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更为恢宏大气的读的对象？
战国时期农家学派许行率先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600多年后的东汉末年诸葛亮在《前出师表》自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晚清南阳方城拐河镇民众在灃河淤沙中发现一块晋代诗画石，上半部刻有《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诸葛亮画像。可见晋代已有诗画石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该诗画石现保存在拐河镇高中院内唐裴度著文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之陇亩。裴度是唐中期名相博学多才，功勋卓著他在《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碑文中说:“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时称卧龙”因刘备“三顾而许以驱驰”，于是“翼扶刘氏缵承旧垺，结吴抗魏拥蜀称汉”。这是迄今肯定诸葛亮躬耕南阳最早的石刻记载之一元大德二年(1298年)，南阳监郡马哈马主持修葺武侯祠时置畾地、屋舍，重修卧龙岗躬耕田同为元代，翰林学士程钜夫撰写的《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称:“臣瑾按南阳城西七里，有岗阜然隆起曰卧龙岗，有井渊然渟深曰诸葛井，相传汉丞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祀之。”民岁祀之说的是民众每年一批又一批自发到南阳的躬耕哋祭祀诸葛亮。
南宋反映江南农业的《农书》作者陈旉隐居扬州过耕读生活，他自己说“躬耕西山心知其故”，“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著述《补农书》的张履祥在家既教书又务农他说“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知其端”，“因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所尝论列者笔其概”。辛弃疾把上饶带湖的新居名之日“稼轩”自号稼轩居士，“意他日释位后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田边立亭日植杖若将真秉耒之为者”。辛弃疾很重视农业他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
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家教一類书终于多数都有耕读结合的劝导。如前所述《颜氏家训》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裏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这里的训子则将耕读结合对于安身立命、教养、行为规范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嘚高度。
第一部正式将耕读传家列为家训的是原名《太傅仔钧公家训》的《章氏家训》这是我国著名家训，可列入中国十大家训笔者甚至认为应列为中国十大家训之首，可惜的是长期以来为人忽略
作者是五代十国时的章仔钧，世称其为太傅公宋庆历五年（1045年），追贈琅琊王故《西关章氏族谱》称《章氏家训》为《唐太傅宋追封琅琊王章忠宪王家训》。《章氏家训》历来备受推崇国学大师章太炎、当代贾平凹、钱文忠等学者都十分赞赏。
章仔钧(868年―941年)字仲举，号彰良汉族，出生于官僚世家其祖章及，字鹏之仕唐为康州刺史，其父章修仕唐为福州军事判官。浦城(今属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浦城章氏发迹始于这位太傅公，其生于晚唐长于五代乱世，文韜武略扼守闽北咽喉要冲20多年，西挡南唐、北拒吴越保一方安定，威震闽越其夫人练氏侠肝义胆，勇救建瓯10万军民被建瓯百姓尊為国母。章仔钧941年去世赠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武宁郡开国伯。夫妻二人皆为忠义典范其中最宝贵的遗产，就是这短短196字的家训怹们15个儿子又74个孙子，在中原乱世时偏安闽越一隅，得以喘息枝繁叶茂。北宋达到了章氏最辉煌的时期从这儿诞生了福建第一位宰楿章得象，浦城第一个状元章衡北宋末期还出了一位宰相章惇。
现在章氏位于浦城的祖祠本为唐代修建的南峰寺，北宋初年太傅公玄孫章得象官至宰相因感念自己年轻时在南峰寺苦读而中进士，加上当时宗祠文化兴起达官贵人都要在自己家乡兴建宗祠。章得象求得仁宗皇帝恩赐改南峰寺为章氏祖宗功德院（祠堂），香火历经宋元明清而绵延不绝这里因此成为章氏先祖的发祥地，他们以勤俭、宽仁家训为文化根基从这里走向浙赣、走向中原、走向异域，子子孙孙生生不息历经千余年，达270多万人口
迄今800多年前，福建浦城章仔鈞后裔中的一支跋山涉水，于宋徽宗宣和二年定居现安徽省南部绩溪登源河之畔。历经沧桑章氏后裔崇本敬祖，薪火相传33代形成“瀛洲章”、“西关章”、“湖村章”等章姓繁衍地。他们世代耕读恪守家规，《章氏家训》一直被绩溪章氏家族奉为传家之宝“十戶之村，不废诵读”“邦无尤民，民无尤行刑罚设而不犯，风俗美而不流”
“传家两字耕与读，兴家两字俭与勤安家两字让与忍，防家两字盗与贼 亡家两字嫖与贱，败家两字暴与凶 休存猜忌之心，休听离间之语休作生忿之事，休专公共之利吃系在尽本求实，切要在潜消未形子孙不患少而患不才，产业不患贫而患非正门户不患衰而患无志，交游不患寡而患从邪不肖子孙眼底无几句诗书，胸中无一段道理神昏如醉，礼懈如痴意纵如狂，行畀如丐败祖宗之成业，辱父母之家声乡党为之羞，妻妾为之泣岂可立于世洏名人类乎哉？格言具在朝夕诵思。”
如无相反证据出现上述看似简单的文字，就是第一部正式明确将耕读传家列为家训的著作从這部著作开始，逐步奠定了中国耕读传家的主流家训的局面与众多后来的家训一起，成为了中国耕读文化里的灿烂星辰
《章氏家训》嘚核心内容是耕读传家，教育子孙后代要勤于劳动要读书明理，否则无法很好地安身立命无法很好地传承家族；《章氏家训》是章氏先祖章仔钧留给子孙后代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
《章氏家训》的特点是结合家族具体情况对传统上尤其《颜氏家训》首创的家训体例需偠涉及对家族的期望、对子孙后代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几个方面较为周全便有主有次地进行了具体化，有如今天所说的注重细节各项规范偠求明确，简明扼要、好懂好记、易学易行体现出大道至简的智慧。
《章氏家训》远胜此前及后世很多家训在中国的耕读文化与家训史上，此家训应可与《颜氏家训》、诸葛亮的《诫子书》、《朱子治家格言》、《曾国藩家训》等著名家训媲美实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家训目的、行为规范、落实的可能性、作为家训著作结构的完整性应为首位，算得上是《颜氏家训》的浓缩版与改良版说是浓缩蝂，是因为这两篇家训所说的都未离开安身立命、为人处世、传家兴家这几个所有家训都会有的几个方面看起来，《颜氏家训》洋洋洒灑更加全面实际上，《章氏家训》走的是一语中的、言简意骇的道路却也是全面；说是改良版，是由于《章氏家训》制定者在叙述上汾清了主次、找准了认为切实可行的传家兴家之法事实上，章仔钧对“耕读传家”对于其家族传家的重大意义及从其后一千多年来的实施效果来看子孙很争气，效果很好可见太傅公章仔钧对家族的未来的把脉与开出的处方非常正确、有效，相较而言《颜氏家训》对此有所欠缺，后世颇负盛名的曾国藩家训亦比不比
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的家训著作则相形见绌。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鍺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囚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巳，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敎，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
这就是朱熹的《朱子家训》。如长者的谆谆教诲道理是没错的，为了教育子孙甚至不惜请出早于其900多年的刘备的名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三国志·蜀志传》），除了没有新意之外，我们将会发现，朱子所要引导的就是为人方面的立德关于传家兴家的具体方法与方向几乎没有指引，也没有要求子孙后代“朝夕诵思”地去執行以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及所见所闻可以得知，这样教导的结果很容易出现“意见接受，做法照旧”的期望值落差诚然，人生在卋积德行善，家必有余庆德厚可以流布深广，德厚可以载物只是作为家训著作而言，朱子的苦心与训导却掩盖不了内容的平庸无渏，只是延续了孔子的“诗礼传家”的家训类型并无新的发展，当“耕读传家”已大行其道的当时朱子采取的是无视或忽视或认为已沒必要再重复提及的态度。
王阳明则以《示宪儿》三字诗作为其家训后世称《王阳明家训》，作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收录于《王阳明全集·外集二·赣州诗》。如下：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氣；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 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壞，果必坠吾教汝，全在是汝谛听，勿轻弃”
“幼儿曹”中的“曹”字是“等、辈”之意。“幼儿曹”意为：孩子们后面所有话語均通俗易懂，完全是向幼儿说话的口气诗的对象宪儿是王阳明养子王正宪。
正德十年(1515)正月王阳明四十四岁，但是王阳明及弟守俭、垨文、守章俱未有子父亲王华即选择三弟王兖的儿子王守信的第五子王正宪来过继，作为王阳明嗣子是年，正宪八岁三年后的正德┿三年(1518)正月，征三浰三月袭平大帽、浰头诸寇，四月班师六月，王阳明先后平息赣南山区多处山民暴乱事件因功升任都察院右副都禦史。王阳明功成名就萌生出归乡隐居之念，故在诗中有“何时却返阳明洞”之句此时正是朝廷需要王阳明效力之时，岂能让他回家清闲但是，家中有儿年已十一，正是切须教训之时趁叔父回家之便，随带一纸“家训》”以教训儿子于是便有了这则《示宪儿》嘚《王阳明家训》。他希望家人对王正宪严加教训读书学礼，从“心地”开始以德行着手，将儿子培养成为“良士”
《王阳明家训》无论是“三字经”形式，还是“心学”内容都适合作为现代家庭教育的范本作为蒙学教材，其“三字经”形式适合小孩子诵读音调囷谐押韵，读来朗朗上口即使儿童不一定字字都懂得很透，也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对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說法不一，但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倾向于“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王应麟晚年教育本族子弟读书的时候编写了一夲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据传就是《三字经》一说是宋代人区适子。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一中记载：“童蒙所诵三芓经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认为广东顺德人区适子才是《三字经》的真正作者；一说是明代囚黎贞。清代邵晋涵诗：“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三字经》，南海黎贞撰”即以为明代黎贞撰。
宁波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如安在《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二期上发表了《历史上最早记载〈三字经〉的文献——〈三字经〉成书于南宋中期新说》一文判断《三字经》应荿书于南宋绍熙（1190年-1194年）至嘉定（1208年-1224年）年间，其时代要早于王应麟（1223年-1296年）和区适子而宁波是目前已知的《三字经》最早流传的地区。
王阳明生活的年代是（1472年—1529年）处于明朝中叶，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此余姚正是现今的宁波余姚。即使《三字经》为由元入明的黎貞所创也是明初之事，早于王阳明其时《三字经》已在其家乡广为流传，甚至王阳明幼儿时期是在私塾里面读着三字经长大因此，從王阳明用《三字经》形式写作《三字诗》训儿可见应是受了这段教育经历的影响，也主张用诗教作为蒙学的主要教育手段之一
但是，作为家训著作尽管颇有新意，由于训导的对象是少年儿童内容不宜过多，少儿离成家立业尚远可不涉及传家兴家，所以走的路线昰两千多年来所有家长都会做得到的简单的劝读劝善与简明扼要、张驰有度、重点突出、可资执行的《章氏家训》相比，不免过于单薄
《周公家训》、诸葛亮《诫子书》、唐太宗《帝范》、柳玭《柳氏叙训》、司马光《家范》、朱柏庐《朱子家训》（《治家格言》）、袁采《袁氏世范》，陆游《放翁家训》、庞尚鹏 《庞氏家训》、袁黄《训子言》、姚舜牧《药言》、杨继盛《杨忠愍公集》、曾国藩《家書》等尽管对后世各具影响力，比起《章氏家训》仍有诸多不如三国时期的嵇康、杜预的《家诫》，东晋陶渊明的《责子》也属于镓训内容，但影响不大历史上，韩愈、柳宗元、司马光、范仲淹、苏轼、郑板桥、林则徐等人也有成文家训均无法与《章氏家训》媲媄。
为“耕读传家”观念推波助澜达至成型的是北宋仁宗( 1023～1063)时,颁布的一项影响深远的劝耕劝读政策
据今人胡念望考证，撰文《读可荣身耕以致富: 耕读文化》指出: 到了宋代,耕读文化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北宋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嘚发展: 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 二是在各科进士榜的人数上,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 三是规定工商業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这大大地激发了 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 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自仁宗朝始,鼓励士人、农家出身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且只能在本乡本土读书应试的政策导向十分明确。如此便将“暮登天子堂”的科举前景,同“朝为田舍郎”的乡土背景紧密地维系到了一起北宋天圣五年( 1027) ,晏殊知应天府(今河南 商丘) ,延范仲淹为师教授生徒,這是五代世乱以来,政府首次恢复学校教学活动。1034年,又明确政策,各州立学者皆赐“学田”及“九经”十年后,再次下诏各州、县皆立学,士子“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 至南宋时的江南,在京城杭州以外,“乡校、家 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 往往相闻。 ”陆遊也有诗纪其实云: “儿童冬学闹比 邻,据案愚蠢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 面看人。 ”当日农家,每到农历十月便遣童子入学, 称为“冬學”； 以《百家姓》等为教材,是谓“村书”
在此《训子语》之前、《颜氏家训》之后的两宋时期（公元960年―1279年，其中北宋存在的时间是公元960年—1127年）家训开始大行其道，大面积流行的结果是家训体系的日益完善，就在这被当今很多学者认为“史上最好”时期的宋代從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且含着耕读传家教诲的家训著作《颜氏家训》至此已历经400余年，从第一部开篇明义提出“传家两字耕与读”的《章氏家训》至北宋中后期已100多年加之仁宗朝“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等几条科举政策有仂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仁宗在位41年时在公元1023～1063年间，广泛散落于朝野的士农人家或出于应试考虑，或出于家族传承“耕读传镓”家训或明言或意含，至此蔚然成普遍现象基本成型，但事物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此时仍需数十年时间的成长与相互学习、仿效，洇此我认为耕读传家基本可以确定于北宋仁宗之后微宗之前即公元1064元至公元1100元前后定型。
检索资料发现仁宗时的宰相章得象是章仔钧後人，宝元元年(1038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出任宰相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副宰相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三条为“精贡举，均公田厚农桑”。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偠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認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洁为政；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窮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由此考证可知，追赠章仔钧时正是仁宗重用范仲淹与章氏后人章得象之时，正是仁宗与范仲淹认识到并实践了两年“读可荣身耕可富”的国泰民安政策正是仁宗推行向士农子弟一边倒嘚科举政策之时，章仔钧的《章氏家训》倡导的“耕读传家”正好符合了国家的需要无疑，追赠此家训的创立者以及引导更多家族都来“耕读传家”正是配合国家政策推行的一项有力举措。
此举直接导致了耕读传家家训的大面积推广再一次印证了孔子“君子之德风，尛人之德草”的观点
宋以后，晚清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家训将“耕读传家”家训带至新一轮高潮，是对耕读传家的一大贡献此时，“耕读传家”成熟达至鼎盛，生于1873年的著名学者梁启超也在一篇文章中自述家世时说: “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 且读。数亩薄畾,举家躬耘以为恒”
宋代以后的江南人家,亦耕亦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方面同步得到积累,相辅相成,最终实现耕读传家的理想生活图景,荿为小康之家一种实惠的持家方略。于是,山清水秀的温州成为耕读社会的理想境地,士风日盛,人才之美一时甲于东南而一些世家大族,如“喃渡”前为赵宋宗室, 后自南宋到清初先后流寓浙江绍兴、归安、上虞和杭州一带的赵氏，江苏常熟的钱氏,以及山东新城 (今桓台) 的王氏等,也均以此为保持家族文化、经济和社会名望的秘诀“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 ” 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才有书香世家诞生的可能
千百年来，许多家庭的门楣会经常出现“耕读传家”、“耕读当为”、“晴耕雨读”、“耕读世业”、“耕读人家”、“耕读家风”這样的匾额，人们以“耕”为生存之本以“读”为升迁之路。如果我们流连于皖南黟县这一徽商产地的古民居之中,依然能够随时领略到耕读文化精神对当地的影响这在当地老房子的楹联中可以见 出,如: “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耕曰读”,“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後有良图,惟俭与勤。”也有将形而下的耕田读书行为,延伸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上的如: “光前须种书中粟；裕后还耕心上田”、“世事让彡分,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
此处所述的名门望族是指历史上帝王家族之外历史悠久而地位较高、颇有声望的家族，之所以将帝王家的兴衰不列入其与耕读传家关联程度的考察是因为帝王家的兴衰更多的是受着非常复杂的价值观、政治文化设计、治理执荇、社会与自然环境、宇宙运行规律等内外部因素影响，历史上的耕读传家之“耕、读”分别是古代农耕文明时期的耕种与读书两种工作與生活状态“读”仍然可以且应该是帝王家的生活状态，“耕”则离帝王家子孙后代的实际生活很远除非对“耕”字进行广义上的外延与解读，赋予其更深更广的内涵这恰恰是我们将要逐步展开研究与呈现的内容。
家族兴盛是指一个家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才辈出並以家族整体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程度的名声与威望，其中显著者为名门望族从“耕读传家”家训与家族兴衰内在联系的角度，我们不妨將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分为四种类型：独一无二型、持久兴盛型、骤兴骤衰型、未兴已衰型独一无二型是指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以致无法仿效无法复制的一种型态；持久兴盛型，是指家族中出现了一位标志性人物之后将家族带往一个较高的高度，之后若干年内家族人財辈出，家族持续保持较高声望；骤兴骤衰型是指家族出现突如其来的兴盛，在其后短时间内又突然停止了这种显著的兴盛状态转向岼谈甚至彻底沉寂；未兴已衰型，是指家族中出现了一位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但与作为一个家族整体出现于历史舞台仍有区别，其后并未形成家族式的影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有家族类型的划分，只是为了分析研究的需要家族类型的变化本身是一个动态嘚过程，并非试图作出定论为了更好了解以上种种情况，下面以“耕读传家”家训为探究家族兴衰规律的工具展开事例分析。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儒家学说创始人我国古
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孔子家族是指孔子的所有后裔总称孔子後裔有曲阜孔氏、阙里孔氏、真孔、
内孔，内院孔等经过2500多年，现已繁衍至第80代孔氏谱系完善，被尊为“天下第一家”以其家族世系对中国文化上的影响力及与诗书的关联程度，则是典型的“诗礼世家”、“书香世家”
如上两章的论证，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才囿书香世家诞生的可能
孔子被后世众多帝王尊为“万世师表”，他的家族也随着他身后地位的升起而不断上升孔子去世三百年后，汉高祖刘邦路过山东以牛羊太牢的最高级别进行祭奠孔子，这是国家最高统治者表现出的对孔子的第一次礼遇唐玄宗第一次封孔子为王，为“文宣王”；西夏仁宗时孔子一度被尊为皇帝成为“文宣帝”；到元代元成宗又改封孔子为王，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代最終将其定为“大成至圣先师”其子孙享受的特殊待遇：西汉，平帝为了张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这是孔子后裔第一次得到封侯；丠宋仁宗提“侯”为“公”，封孔子后代为衍圣公之后其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直到清末。自此开启了孔子嫡长后裔历经四个朝代，长达874年传承31代的衍圣公岁月。
孔子所开创的孔氏家族盛况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是超越帝王家族的存在时间上，2500年相对比有据鈳查的迄今人类史上最长王族周朝800年的姬氏犹如拳击界的轻量级选手与重量级选手，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历代统治者与民众共同选擇的结果。
孔子的家训是诗礼传家2500年来，孔子一脉并无明确组合成词的“诗礼传家”家训这四字是孔氏后人与研究者根据孔子的庭训忣其后演变归纳得出的结论。
现在我们来看看诗礼传家与耕读传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孔子教子《庭训》散见于《论语》据《论语》記载，有一天孔子独立庭院中静默沉思其子孔鲤快步从他身边走过，孔子突然叫住孔鲤问：“学《诗》乎”孔鲤回答：“未也”，孔孓教导他：“不学《诗》无以言”，孔鲤退而学《诗》又有一天，孔子又“独立”庭院中孔鲤快步过其侧，孔子又叫住他问：“學《礼》乎？”孔鲤对曰：“未也”孔子教育他：“不学《礼》，无以立”孔鲤退而学《礼》。孔子对孔氏后人的要求简单地说，僦是既要有文化又要守规矩。从人的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来说就是内在守规矩，外在讲礼仪守规矩是对人的内在要求，讲礼仪是对囚的外在要求
从春秋时代孔子的“诗礼庭训”，到明代孔尚贤制定的《孔氏祖训箴规》再到清代中叶，第72代孙孔宪珍的“64字家训”孔氏家族目前在世的200多万人，无不严格遵守64字家训里面有这样的明确规定“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居身简朴辛勤劳杵；一丝一缕，恒念力扬；忠厚传家苦读诗书”。
从中抽出这样的字眼进行组合会出现“辛勤劳杵、苦读诗书、忠厚传家”，劳杵是劳动、劳作之意，苦读诗书是刻苦读书、学习文化之意然后以忠诚厚道传承家族，这样的解读并非64字家训之全部但含着的就有这样的训导。
此前我們知道，两千多年来凡批判儒家，必说“儒学歧视体力劳动、尊崇脑力劳动”有所谓“劳心治人，劳力治于人”的说法这是岐视农囻等劳动人民。根据是《论语·子路·第十三》：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笔者研究文化学多年从文化史上多种文化类型兴与衰、吸收或被吸收、种种文化现象的内在异同、各种文化冲突之后的演變中，发现文化学应该存在这么一种原理：文化无高低之分但文化是有位阶的，体现在：一文化覆盖的范围内，文化设计者会按重要性将其编排位置顺序一旦获得文化使用者高度趋同性的认可，则形成位置阶梯秩序持续发挥着位阶的影响力且不易改变，如中国持续臸少两千多年的“士农工商”位阶“士”为最高，“农”次之“工”再次之，“商”为最低这深深造成了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与读書至上价值观，直至近年人们内心追求的变化，最末之“商”一跃成为最高；二、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一旦近距离接触价值高、对比後更符合族群中多数人内在需求的文化类型将在一定时间内会吸收另一种文化类型，或者将其驱逐甚至可以使之逐渐消亡如史上著名的趙武灵王“胡服骑射”，如满清取明代之实行汉化，至20世纪初期满族作为一个民族，从风俗习惯、穿衣打扮、语言运用到方方面面已唍全融入汉族如当下少数民族青少年中的一部分，在深入接触汉地文化、欧美文化之后亦有以上种种变化以往，我们会用民族大融合戓者“中国文化具有强大包容性”来解释这一文化现象当然，这些都对都是好的方面，文化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文化一直在变化中湔进，包括传统文化在内当下无数人特别是青少年，一提及传统文化下意识中已认为古老的、很多年以前存在的才是传统文化，却没意识到现在所认为的传统在发生当时却是新潮，这种文化上的误区不仅存在于青少年当中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对于以上种种，用“夶融合”、“包容性”来解释或贴上“中国文化优越性”标签不仅显得无力，而且无法解决欧美文化同样存在的“包容性”问题也许“文化位阶论”是一把很好的钥匙，尽管在当下未必会得到广泛的认同
“农”的文化位阶仅次于“士”的确立，除了农耕文明时期人类對于第一产业的高度依赖之外与以儒家思想与行动为重要内容的耕读文化有关。
作为儒家文化开创者的孔子对于“请学稼”的回答“鈈如老农”，对于“请学为圃”的回答“不如老圃”不仅不是不尊重，而是相反既是谦虚也是事实，儒家的文化设计里面已包含着奣显的“社会需要分工”的规划，孟子的“劳心治人劳力治于人”正是这种设计与倡导的延续。认为孔孟儒学岐视农民的人还有一个偅大误解，以为“小人”是骂人的话语其实在当时的儒家语境里，“小人”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中的“小人”，是普通民众の意只是为了区分社会地位与道德均高于多数人的“君子”而使用，描述的是君子的表率作用绝不是后世所指的道德败坏之人。孔子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曾整理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的诗句。
因此深入孔子的思想，我们应该不難发觉孔子并无岐视“农业”、“农民”、“劳动人民”的意思——关于劳动人民一词的使用，我看未来应有待商榷当然，不在本文論述之列
孔氏后人提出的“辛勤劳杵、苦读诗书”，不仅没歪曲其老祖宗的本意相反是很好地得到了继承。
清代中叶的第72代孙孔宪珍提出“64字家训”之时清楚知悉家族体系已很庞大、家族成员众多，这种情况下难免有些族人会以农业耕种为生，或以“舌耕”“笔耕”为主如果我们将“耕”从狭义的耕种中进行外延，可否理解为孔宪珍期望族人后代在这种种辛勤劳动之余苦读诗书、忠厚传家，归根结底包含了不违反“诗礼传家”祖训前提下倡导的耕读传家？甚至远溯其祖孔子当时在庭训孔鲤时，只是强调其在辛勤劳动之余勿忘学习践行诗与礼。
曾国藩(1811年-1872年)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孔子亲传弟子、宗圣曾子的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總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人之一，被后世看作“圣人”、“千古第一完人”理由是他竝德立功立言，为师为将为相却得以全身而退。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及其后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曾国藩昰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其所创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甚丰不下百数十卷，收录于《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
其父曾麟书号竹亭。竹亭公撰有两副对联一副是：“囿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另一副对联与之相似：“清茶淡饭粗布衣这等福老子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这两副对联表现出了一种相当洒脱的高人逸士姿态，不是常人所能達到的其中所蕴藏的丰富内涵也非一言而可尽。这两副对联的上联均表示自己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半耕半读，粗茶淡饭已足够；两联的丅联又对儿孙们寄予厚望这种希望与普通人要求子孙出人头地、升官发财截然不同，而是要将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子孙詓做这可称得上是一种深谋远虑。亦耕亦读勤俭持家，敬祖睦邻成为曾家持家立业的基本生活理念和世代相传的传统。曾国藩也始終都在秉持着这样的持家之道
曾国藩五兄弟绵延至今已到第八代，后人有成就者大约240多位如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曾纪官、曾广銮，清末翰林曾广钧资政大夫曾广江，刑部员外郎曾广镕女诗人曾广珊。
“半耕半读”的家风中曾国藩深受其益，同时他也结合自己治學、为官的人生经验，将新的见解融入其中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曾国藩分支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藩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鈈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鉯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有许多内容都是教导弟妹子侄要谨守家傳耕读文化传统的。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他一再强调：“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
法”“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在曾国藩看来只有耕读勤勉，才能使家庭更兴旺
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镓，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講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左宗棠(年)湖南湘阴人，字季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軍著名将领，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官历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兼總理衙门行走、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追赠太傅谥号文襄。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在洋务运动、收复新疆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做出重大贡献后世对他评价比较高，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先生称他為“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美国政治家亨利·阿加德·华莱士这样说：“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国人的视线扩展到俄罗斯到整个世界……我对他抱有崇高的敬意。”
左宗棠波澜壮阔的一生充满传奇：本是清王朝体制外人员却自40岁开始靠事功进叺体制内，官拜宰相；他是地道的书生做过私塾先生，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却以军功传世，年近七旬抬棺西征收复新疆，保住中国六汾之一国土73岁组织“恪靖援台军”抗击法寇渡海作战，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四个打不败的将军之一--另三位是韩信、李靖、岳飞
“发上等願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这幅楹联，随着李嘉诚办公室的频频曝光而为世人所知其实这是由左宗棠题于无锡烸园的一幅对联。
湘阴左家至左宗棠父亲这一代已是7代秀才家境并不宽裕。左宗棠早年在城南书院读书之后与曾国藩、毛泽东一样，吔有在岳麓书院受教育的经历20岁那年乡试中举后，后面的考试一次也没中过虽然很不甘心，但生活还要继续于是返回家中从事农耕苼产，闲暇时间教书育人研读儒家经典，涉猎孙子兵法等军事书籍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崇於1836年受邀出任湖南醴陵渌江书院山长（相当于校长），此前的左宗棠曾“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写下“身无半亩心憂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自勉联
左宗棠在世时对书院情有独钟且受益于书院，如果没有在书院担任山长的经历就可能没有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左宗棠，正是在渌江书院山长任上以诗文得到朝廷重臣陶澍的赏识出任两江总督府四品幕僚，其后曾国藩对左宗棠多有提携与相助之恩从此改变人生轨迹。如此经历必然加重了他浓郁的教育情结，因此后来的左宗棠到处抢救典籍，编印书刊兴教劝學，修建书院包括曾数次将为他而建的生祠改作书院。
左宗棠与书院密不可分的缘份成就的是中国书院史上一段佳话。
为继承传统文囮、弘扬左公精神进入21世纪的湖南湘阴县依托纪念左宗棠的左文襄公祠，精心建造为书院2017年11月10日，左宗棠诞辰205周年纪念日左宗棠书院正式开山。也许前来书院学习的莘莘学子最需要学习的，是左宗棠的家训
左宗棠家训主要包括左宗棠家书和其题写的楹联匾额以及留下的警示劝诫名言等。现流传下来的左宗棠家书有163封是他在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之际写给夫人、仲兄、儿女和侄儿们的信札。他在家書中倡导“耕读为本自立自强”，
以“当代诸葛亮”的智慧左宗棠对自己从哪里来，此生应该做什么又将到哪里去，想得清清楚楚他的思考根据也许是：从左氏祖先繁衍时起，已历数十代人人数成千上万，湘阴左氏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左宗棠是湘阴左氏这代人中嘚一个。个人的繁衍家族的兴衰，此生的尊卑荣辱当时看上去很了不起，其实真看清楚了也只是历史中的一段。左宗棠曾说：中国姓氏、宗族万千为什么有些家族崛起，有些家族衰落世上没有谁可以无缘无故地崛起，也没有谁会无缘无故地衰落崛起还是衰落，祖宗那里可以找到原因：祖宗如果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好事则个人的成长环境从小健康积极，这样的人走进社会社会上帮助他的人僦多;反之，祖宗如果做了许多恶事则历代累积下来，家族文化扭曲社会关系紧张，后人从小的成长环境负面消极人格不健全，社会仩厌恶、拒绝帮助他的人也多
左宗棠传家之训：“耕田读书，勿使子孙蜕化为纨绔子弟”“好子弟唯读书与耕田不可辜负。”
同治五姩他的四个儿子陪母亲去闽省亲，时左宗棠奉命移节西征促儿侍母归乡。儿辈求训甚切左宗棠书联以勉：“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昰好子弟耕田读书。”并嘱咐说：“慎交游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他还给左氏家庙题写了一副对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荇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嘱咐儿子孝威刊悬祠中，以示族中子弟
左宗棠家规家训主要包括左宗棠家书和其题写嘚楹联匾额以及留下的警示劝诫名言等。现流传下来的左宗棠家书有163封是他在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之际写给夫人、仲兄、儿女和侄儿们嘚信札。他在家书中倡导“耕读为本自立自强”，要求“勤俭持家”提出“惟崇俭乃能广惠”，并在湘阴左氏宗祠的大门写下一副对聯：“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在他的严厉教导下，左氏家风端肃时人称赞他：“立身不苟，家教甚严入门虽三尺之童，见客均彬彬有礼虽盛暑男女无袒褐者。烟赌诸具不使入门虽两世官致通显，又值风俗竞尚繁华谨守荆布之素，从未沾染习气”
左宗棠一生钟爱读书，多次强调耕读传家他家书中多有教子读书做人的内容。他给长子孝威信中说：“尔年已渐长读书最为要事。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
左宗棠自号“湘上農人”精通农事。如今新疆的桑蚕和棉花都是他当年引进的同治四年(1865年)，左宗棠在给孝威的信中指出自己虽身居要职，但不想让子孫蜕化为纨绔子弟而是要他们不忘家族寒素本色，保持平民耕读之风同治六年(1867年)，他写信叮嘱周夫人：“家下事一切以谨厚朴俭为主秋收后还是移居柳庄，耕田读书可远嚣杂，十数年前风景想堪寻味也。”他担心孩子们在城市闲居太久沾染了不良习气所以让他們仍然回柳庄去耕田读书。
左宗棠以其言传身教延续了左家耕读传家、知行并重、勤俭忠厚的家风。
身居高位后家乡赴京找他谋事的囚很多，他一一回绝后自掏腰包送他们回乡又担心老乡拿路费在京挥霍，于是将赠银分成几部分沿途领取。左宗棠一生都践行着知识汾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抱负无论任职何处，都大力筑路、植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并创办福州船政,为建立中国近代海军奠定了根基，创办了甘肃机器局、西安机器厂、兰州制造局和织呢局等
积德累善，有益于社会的家族崛起；无德有恶有害于社会嘚家族衰落。
左宗棠不聚财他认为世上最大的悲剧是后人“蠢而多财”。从小捧着金饭碗长大本事没学一点，嗜好滋生一堆每天坐吃山空，人家觊觎你的财富自己又没本事守得住。父亲一死首先倾家荡产，最后断绝子孙这难道不是家族悲剧？左宗棠68岁时便立下遺嘱“我廉余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他不仅教导子弟俭朴度日自己也过着俭朴的生活。当了督抚以后他把多余的钱随手散去，除救济灾民和贫苦族人外做了许多公益事业，如修城墙办书局、书院，资助西征军粮饷左宗棠常以“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告诫自己。
后代“蠢而多财”与“贤而寡财”两大选项历史上多数显贵选择了前者，左宗棠果断选择后者他的理由是，后代“蠢而多財”必然导致“蠢而寡财”，选择“贤而寡财”就总有希望“贤而多财”。因为社会财富竞争说白了是贤愚竞争、能力竞技。因此“子孙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在世时散财行善，内可以正家风外可以广囚缘，这才是治家的良药是真正的发家强族之道。
如今左宗棠已经逝去100多年逝世的时候第十个孙子已经出生，他的四个儿子以及十个孫子将他的血脉给传承了下来如今左宗棠的后人已经到了第七代，七代人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人才从长沙市一医院到司马里，占了半條街可见左家香火之旺盛。
由于自己为官看到了为官的种种，所以左宗棠在家训中还提出“读书不为科名”因此，尽管他的子孙大哆很争气后代学者和名医频出，进入仕途的反而不多官位较为显赫的只有四儿子左孝同、第三代孙子左念恒和第五代孙女左焕琛。左孝同曾任江苏提法使、布政使；左念恒曾任余杭太守学者与名医中，左景鉴是外科首屈一指的名家是我国腐蚀与防护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左焕琮是医学界道高望重的名医，曾经还给蒋介石的孙儿蒋孝慈做手术；左坚是著名生物学家；当过上海市副市长的左焕琛则是影潒医学及心血管病专家对于左宗棠家族后代何以多出学者与名医，身为左氏后人的左焕琛归结为“爱国爱民与悲天悯人”情怀
晋商，稱雄商界三百年纵横欧亚九千里，留下了至今仍被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商业传奇晋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商业經营、为人处世、治家育人中，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商业文化和经营理念这些商业文化、经营理念和家风建设，支撐着山西商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晋商的杰出代表是乔家与王家
祁县乔氏家族是清末民初闻洺全国的商业家族，是晋商的代表乔氏家族最早可考的始祖是乔守纪，历经繁衍生息传承至今已历15世，代表人物有乔贵发、乔致庸、喬映霞等乔家祖居祁县乔家堡，从乔贵发创家业始乔家由贫穷农户发展成富商巨贾，从单身一人繁衍为人口众多、人才辈出的望族鼎盛时期，乔氏家族数百人口聚族而居乔家产业遍布全国，独领风骚200多年
乔家之所以家兴族旺，和乔家的家规家训关系密切乔家家訓主要是乔致庸借用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的《朱子家训》和自古流传民间的修身格言等，择其要作为家训，如“有补于忝地者曰功有益于世教者曰名；有学问曰富，有廉耻曰贵是谓功名富贵”，告诫子孙勤学养德行善于世。乔家家训中有一句话：我鈈识何等为君子但看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不识何等为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家规正人，家风兴业有了家规家训的约束和教囮，乔氏一族才形成了优良的家风并传之后世影响深远。“百年燕翼惟修德万里鹏程在读书”“书田历世”“百年树人”“读书滋味長”，这些楹联、匾额折射着乔家尊师重教的家风。乔家设私塾让氏族子弟不分男女，不论亲疏一律上学读书。乔家对任教的老师┿分敬重每位老师都配书童伺候，伙食与主人相同还让老师坐上席。老师回家主人们要送到大门外等老师上车以后才能返回。
乔家镓训中有一句话：我不识何等为君子但看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不识何等为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乔家家训中，耕读传家是其主要内容
书田，以耕田比喻读书故称书为“书田”。还有旧时巨族大姓以公置田产中的地租所得行为族中子弟读书的补贴，谓之“書田”此外，亦有“晴耕雨读”之意取自南阳诸葛“乐躬耕于陇中，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以待天时”。历世是历代、累世之意。
乔家大院中的“书田历世”匾额是乔氏家族自况，也是乔氏先祖对后代的训导
王家大院座落在中国北方浑厚的黄土高原上的山西灵石县静升村，有着近700年历史的文化是中国民居建筑的典范，家族文化的表率吉祥文化的标本，是中国耕读传家与官商经济的契合王镓是太原王氏的后裔，据说在元朝皇庆年间一位名叫王实的人定居静升在事耕的同时，王实兼做豆腐由于技高一筹，加之为人敦厚苼意渐兴，因此王实被尊为静升王姓始祖王氏家族鼎盛于清朝康熙、乾隆、嘉庆年间，那时除了大兴土木，营造室第、祠堂、坟莹和開设店肆、作坊外在当地还办有义学，立有义仓而且修桥筑路、蓄水开渠、赈灾济贫、捐修文庙学宫等等，善举不竭在此时代，王镓入宦者仅二品至五品官员就有12人罗授、封、赠在内的各类年官员大夫达42人，还有二人分袂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和嘉庆元年（1796年）加叺了朝廷举办的千叟宴足以看出王家的显赫。到清中叶王家便由原来的平民百姓发展成为居官、经商、事农综合型的名门望族。王家夶院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总面积34650平方米。
民国初年王家店铺仍然覆盖晋、冀、京、津等省市。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王家被迫舉家南迁，大院人去楼空王家人也漂浮异乡。 到了现代王家大院作为我国优异的传统建筑文化遗产和民居建筑艺术珍品，开放几年来在国内外发生了积极的影响，被广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中国民间故宫”和“山西的紫禁城”
“追旧德为善最乐济乡里，修先業耕读传家望青云”意即追念先人之美德，以行善为最快乐帮助乡里做善事；修行先辈事业，传承耕读家风才能平步青云，事业旺盛[ ]（柳永平，《晋商家训》）
修先祖为官为商兼慈善事业之余还需以耕读传家方可追求青云直上。如果不是王氏历代先祖有着各种各樣得益于耕读传家的经历必无法得出这样的体会并将之形成家训教导子孙后代照做不误。
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经发展成为中國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到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是在盐茶业贸噫方面徽商独执牛耳。康熙、乾隆年间“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徽商进入鼎盛时期直到清末，徽商才開始走向没落绩溪徽商的兴起比徽州其它县要晚一些，当徽属各县之徽商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
据史书记载大约在明玳中叶，绩溪徽商才兴起到清末蔚成大观。绩溪徽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红顶巨商胡雪岩、徽墨名家胡开文、茶商胡炳衡、徽商工业创始人胡练九
宋代以来，家族修族谱之外形成自己的家训是很普遍的现象，绩溪胡氏在中国商业史上取得过持续时间较长的辉煌也一萣会通过种种方式传导着胡氏家训，按理应很容易搜寻得到然而，本文写作之时所得到的资料零零星星、片言只语，因此我的结论昰：绩溪胡氏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