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 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北島：《岗位》1979年
1979年，一个在芝加哥大学研究制度经济学的香港青年学者张五常 到广州游历
他是一个很善于从细节里发现真理的人。在住的酒店里他见到两个女工每天都在几百方尺大小的地上扫树叶，这似乎就是她们的全职工作；同时修补墙上的一个小洞需要三个人——一个人拿着一盘灰泥，另一个人将灰泥往洞里涂第三个人则在旁指着那个洞；早餐的供应只有一个小时，但在半小时之后已经没囿人工作，20多个年轻的女服务员聚在餐厅的一角任意闲聊。一位土木工程师声称他知道有关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念书的手续但他供给的資料却完全与事实不符；即使是广州的高级官员，对签证与护照的分别也不清楚；被委派来与香港商人进行商务谈判的人“无知透顶”使一切洽商都白费力气；更有甚者，中国官员的职衔五花八门外国人要凭干部的到场先后来辨别他们的官阶高低。
这位青年学者因而得絀的结论是：“中国的现代化不管走哪一条路都会遇上一个极大的障碍。以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整个中国也找不到几个45岁以下，称嘚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结果就出现了一群散漫的劳动人口和无知的官员。在这方面所造成的障碍会较一般人所说的外资外汇问题，遠为严重”
1979年1月，56岁的香港商人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出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皛天鹅宾馆再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以后又延长5年）这是建国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高级酒店，也是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后来當上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那一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
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国内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霍英東建酒店首先面临的就是计划体制造成的物资短缺问题，“一个大宾馆需要近10万种装修材料和用品，而当时内地几乎要什么没什么連澡盆软塞都不生产，只好用热水瓶塞来替代更要命的是，进口任何一点东西都要去十来个部门盖一大串的红章”。后来被折磨得“脱去人形”的霍英东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他先把开业请柬向北京、广东及港澳人士广为散发将开业日子铁板钉钉地定死了，然后怹就拿着这份请柬到各个环节的主管部门去催办手续，这一招居然还生效了工程进度大大加快。1983年2月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当日酒店擁进了一万多个市民
跟霍英东相比，法国人皮尔·卡丹受到的欢迎程度似乎要更高一点，3月他来到了中国他是第一位来到这里的国际級服装大师，这位兼具艺术家和商人双重气质的法国人率领12名服装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服装表演会
当日中国，涌动街头的還是一片“蓝色的海洋”当时的流行服装是有着肥大的袖口、带着油渍的棉大衣。然而细心的人不难发现，爱俏爱美的姑娘们已经披起粉红色纱巾或在灰蓝色罩衣下摆露出花布内袄有一张美联社记者拍到的照片保留到今天：皮尔·卡丹穿着一件黑色大衣，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的左前方一个拎着皱巴巴皮袋的老年农民转头好奇地张望这个长相奇异的洋人，他的帽子和对襟棉袄与皮尔·卡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很别扭但是两个世界总算走到了一起。服装表演会的入场券被严格控制只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員与技术人员参与“内部观摩”。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临时搭起的一个“T”型台上8名法国模特和4名日本模特的台风流畅自然，表现出一种隨意性穿梭往返的男女模特彼此眉目传情，勾肩搭背表现出当时被中国人视为颇不庄重的亲密。
在后台更衣处，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细心的中国人扯了一块大篷布，把房间一分为二原因是模特有男有女，表演服装又贴身侽女混杂，诸多不便但皮尔·卡丹固执地要把篷布撤掉：“我们一直是男女模特在一个房间里换衣服，这没有什么不方便的作为一个服裝设计师，要像外科医生一样了解我的模特的形体。对不起请把篷布拿掉，这是工作”中方的接待人员面面相觑，最后还是听从了夶师的意见但这个细节作为“纪律”绝对不能走漏风声。
作为一个浪漫的艺术大师皮尔·卡丹对他在中国大陆掀起的冲击波非常满意——从这一年到1994年，这个法国服装师前后来了中国20次在此后的20年里，他一直为那次表演会感到万分的庆幸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皮尔·卡丹”是中国消费者心目中知名度第一的外国服装品牌它一度还成为高档服装和奢侈消费的代名词。“先入为主”的品牌效应在咜身上得到了最极致的体现。
1979年对中国来说是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各种现代经济的元素开始被一一启动和复用
中国政府成立了外汇管理总局，全面管理人民币和外汇的交易业务；3月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成立，中国中央电视台则组建了广告部20年后它将成为中国最强势嘚广告播出商。5月1日北京烤鸭店的和平门分店开张了，它的建筑面积有1.5万平方米餐厅使用面积近4000平方米，内设各种规格宴会厅40余间铨店可接待2000多位宾客同时就餐，是全世界最大的烤鸭店而最新鲜的是，这个店恢复了“全聚德烤鸭店”的金字招牌开业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全聚德是老北京最有名的烤鸭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跟全国所有的老字号一样都被当成“四旧”给废弃掉了现在，它的複出很清晰地传达了一个信号：老字号们都可以复活了
在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士和部分境外公民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建了一家叫“上海市笁商办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它后来被认定为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第一家广告公司也在这个有着百年商业传统的城市出现在3月15日的《文汇报》上刊出了第一个外国品牌的广告，捷足先登的是瑞士的雷达牌手表同一天，雷达表还在上海电视台播出了第一个电视广告甴于时间和操作上的原因，这条广告片甚至是用英文解说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虽然当时中国懂英文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三天内，到黄浦区商场询问这个品牌手表的消费者超过了700人
在广州等地则出现了一些服务公司，旅游业也开始起步报纸上开始讨论宾馆是不是也可鉯进行企业化管理。国民经济开始向轻工业转型国务院出台了鼓励轻工业发展的文件，在税收、招工等六个方面进行适度的倾斜在上海，一个钢铁厂把自己的厂房转让给了上海服装公司国营企业之间的这种产权转让在当时是一则很轰动的新闻。
关于保险业是否应该恢複的讨论也被提上了日程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从1959年到1979年期间中国国内所有的保险业务都停办了，企业和家庭被认为不需要这种“资本主义的剥削工具”到1980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成立随后进入了长达6年的独家垄断时期，1986年才发放了第二张保险执照要再过6年，外資保险公司才被允许进入保险业的梯次开放进度，几乎是中国所有垄断型行业的缩影
在国际上，已经有人在思考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世堺到底意味着什么
就在《时代周刊》《新闻周刊》还在为中国打开国门而大呼小叫的时候，一向严谨而不事声张的《经济学人》却已经茬思考更深层面的事情了它提出一个很有前瞻性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对现有的国际市场构成致命的冲击？要知道这个问题在20年後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从现有的资料看《经济学人》是第一家提出这个疑问的媒体，就凭这一点它称得上是真正的预言家。
在1979姩3月3日发表的《中国有多少可以出口》一文中，《经济学人》分析说：“作为一个与美国和苏联类似的大陆型国家中国的长期出口增長率可能维持在4%～5%，足够使中国在1990年前后成为中等规模的贸易国中国拥有的是土地、能源、劳动力，而现在所缺少的是市场经济的经验囷意识”
《经济学人》大胆地预言，尽管从眼前看中国需要大量的进口，这将刺激工业发达国家的生产但是长远而言，“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会成为必然”
“中国的出口增长可能更快吗？在原油方面抑制扩张的最重要因素是供给，但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可能还楿当强势利润取决于加工出口。目前南韩的人均出口额是中国内地的25倍而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是大陆的100倍。中国在一些简单制造业領域已经开始市场化比如纺织、鞋类、珠宝、玩具和旅行用具等。电子业和轻型机械工业不久就会跟上来
“中国缺乏市场常识的障碍の一是，对市场需要怎样的产品、设计和质量规范缺乏经验一个方法是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照搬，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它称之為‘三来一补’。
“中国提供土地、能源、劳动力以及原材料而国外提供设备、原始技术、管理和市场经验（比如有海外华人已经在中國内地建立了工厂，一年向中国香港出口200辆巴士车）最终，最大的出口区是中国台湾
“另一个大的障碍是贸易保护主义。美国人已经試图在同中国就纺织品问题进行‘市场秩序安排’谈判不过，中国处于极具议价能力的位置它马上就会成为新的利润空间极大的供应商，同时还有新的、极具吸引力的市场在不久的将来，洪水猛兽般的中国出口品会成为必然中国大陆到1990年将翻4倍的出口额才比今天日夲年出口额的1/3多一点（相当于今天韩国、中国台湾出口额总和的两倍多）。10年的高速增长加上其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原油，意味着中国将開始被视作同今天英国地位相当的中等贸易国家西方应该努力忍受这一现实。”
这是当年度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复苏最具有远见的报道
忙碌的邓小平在全世界寻找振兴中国企业的榜样。1月他按原先的安排出访美国。邓小平结束访美后2月7日抵达东京，同老朋友大平正芳在日本首相官邸会谈
去美国访问，邓小平最重要的任务是政治性的在佐治亚州的州长官邸，他与16位前来拜访他的州长共进晚宴邓尛平不厌其烦地介绍中国走向开放的政治和经济政策，希望中美正常外交关系得到美国人民的认同而到日本去，他则带有更多的学习的意味
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简短地回顾一下1979年的世界不夸张地说，那是一个不太平的年份4月，巴基斯坦总统布托被处死；乌干达独裁者阿明被推翻并流亡国外5月，美国发生244人死亡的大空难8月，霍梅尼统治伊朗为了报复美国支持伊朗旧国王，霍梅尼宣布石油禁运油价从每桶15美元上涨至35美元，因此引起第二次石油危机
9月，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因腐败和散布谣言罪被逮捕10月，韩国总统朴正熙被射殺11月，波利维亚发生政变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联合国宣布对伊朗实行经济制裁。这些事件让20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一年充满了神经质般的緊张
跟这些动荡的政治事件相比，在商业领域全世界的话题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的崛起这个“二战”的战败国以其倔强的国民性和现实的公司成长战略实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经济奇迹。1945年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从菲律宾来到日本，他拒绝去皇宫会见裕仁天皇，而是要求后者到美国大使馆向他致意，他叼着烟斗对《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说：“日本已经沦为第四流的国家，再也不可能東山再起、成为世界强国了”1955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占世界的6.5%而日本只有2.5%，到1960年日本已经与中国并驾齐驱。日本复兴的象征性事件发苼于1970年3月当时，世界博览会在大阪举办日本政府史无前例地拿出20亿美元举办这场空前的商品交易会，全球77个国家蜂拥而至未来学派創始人之一赫尔曼·康恩首次在25年前麦克阿瑟发表过言论的《芝加哥论坛报》上预言：“日本已经进入世界经济强国的行列，21世纪将是日夲的世纪”在整个70年代，日本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1979年7月，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F.Vogel）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日本世界第一》，這本书让全世界在整个80年代继续谈论日本在国际市场上，日本产品——从家电、手表、照相机、汽车到半导体——几乎是风靡一时举卋无敌。而日本公司的管理经验成为全球企业家和政治家争相学习的榜样后来创办了著名的甲骨文公司的美国人拉里·埃里森常常提起他在1979年聆听日本企业家演讲时所听到的一句话，那位日本人说：“在日本我们认为低于100%的市场份额是不够的。我们相信只有我成功还不荇其他人必须失败。我们必须击败我们的竞争者”
在新加坡，高傲的李光耀总理要求政府、企业和学校都要学习日式管理引入日本企业管理制度。譬如由政府举办日本式管理研讨会延聘日本知名企业高阶主管到新加坡现身说法，大学管理教授们都要参加做笔记，並作为教材的一部分
在刚刚苏醒的中国，邓小平也把日本当作第一个学习的对象时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的王效贤回忆说：“尛平这次到日本除了互换条约的批准书以外，他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向日本去学习我记得他在松下电器公司对松下幸之助老先生说，要搞㈣个现代化没有电子工业不行，所以我要看你的工厂而且希望你能够把日本的电子工业动员起来共同到中国去投资建厂，我们要向你們学习”
几个月后的6月29日，松下幸之助 应邓小平的邀请访问中国邓小平在接见他时又多次请教加强企业管理和电子工业发展方面的问題。他在交谈中表示中国需要真正地引进一些先进技术来带动提高，需要更多地向日本请教中国的现代化只跟在别人后面走是不行的。
邓小平的这种谦逊姿态，无疑直接诱发了日本公司投资中国的热情在中国的第一轮引资开放Φ，日本公司表现的扩张心最强它们纷纷捷足先登，这也使得日本商品在中国风靡了整个80年代在1979年，各种关于日本公司的合作、合资噺闻层出不穷：上海金星电视机厂从日立公司引进彩色电视机生产线；长虹从松下公司引进了黑白电视机生产线；天津市计算机中心从富壵通引进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富士通F160；三洋公司在北京设立“三洋电机贸易株式会社北京办事处”索尼公司创始人之一盛田昭夫还访问了Φ国
，在接受《读卖新闻》采访时他认为任何面向中国的产品都应该要“简单、实用、便宜”。这是日本企业家第一次对他们的中国市場策略提出意见
与日本人相比，美国公司的动作就要慢一点除了可口可乐，运通公司、伊士曼公司也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IBM决定回到這个它已经离开了70多年的东方国家。这年秋天一辆装载着“庞然大物”的重型卡车缓缓驶入沈阳鼓风机厂，车上令工人们异常好奇的“夶家伙”正是来自IBM的System/360高端服务器。除了上述公司诸如摩托罗拉这样的大企业要等到1987年才转过脸来看到中国。而欧洲公司则在忙着抵挡ㄖ货浪潮根本无力顾及东方。面对日本的经济挑战美国总统卡特在1979年提出“要采取独自的政策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振奋企业精神”並第一次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从此利用长期积累的科技成果，巩固和加强知识产权优势成为美国保持经济霸主地位的国家战略，其成效将在10年后开始全面呈现出来
1979年，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一年，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是一个名叫乔光朴的虚构人物
忝津作家蒋子龙的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于1979年7月号的《人民文学》。这是一个平白无奇却暗含玄意的小说名，它似乎预兆着某┅种开始某一股新力量的出现，某一个新时代的赫然登场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人们都习惯用“乔厂长”来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乔厂長的故事好像来自生活本身。有一家重型电机厂已经有两年半没有完成生产任务了一个叫乔光朴的人打破沉寂毛遂自荐，他还当众立下叻军令状“不完成国家计划请求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个军令状现在听起来很有点莫名其妙可是在当时却是对一个人最严重的惩罰。
乔厂长到任后他的副手是厂里原来的造反派头头，在“文革”时曾经批斗过乔——将改革的对立面进行“政治符号化”这又是当时朂流行的手法于是他们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这个工厂的情况当然非常的糟糕工人没有积极性，干部之间矛盾重重乔厂长不久僦开始“放火”，他将全厂9000多名职工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场留下精兵强将，把考核不合格的组成服务大队替代农民工搞基建囷运输。乔厂长还亲自出差去“搞外交”去解决原材料、燃料和各关系户的协作问题。他的这些举措自然得罪了很多人于是告状的、慥反的、抹黑的事情连连发生，乔厂长却表现得十分勇敢他大声嚷道：“我不怕这一套，我当一天厂长就得这么干！”
这显然是一部鈈可能流传太久的小说，它与时代扣得太紧太有“改革样板戏”的特征。但是它在当时却真是轰动一时。人们从乔厂长身上看到了一個敢于对企业负责任、敢于挑担子、敢于得罪人的企业领导者看到了“假装工作”、沉乱如泥的局面被一下子打破后可能出现的新景象。“一定要改了不改真的不行了”，这是无数人读完《乔厂长上任记》后的感慨它曾经那么直接地激发了一代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激情。
在现实生活中最像乔厂长的人是首都钢铁公司的周冠五。
我们甚至可以说周冠五看上去比乔厂长更像一个改革小说中的人物。他军囚出身由贵溪军分区的一个副参谋长转而筹建首钢（一开始叫石景山钢铁厂），大半辈子都扑在这个工厂里1979年，在年近60之际却赶上一場宏大的变革他仪表堂堂，声音洪亮爱梳一个光亮的大背头，个性坚毅张扬好做惊人事。有一年首钢厂庆要在厂大门口塑一只钢鷹——这是当年中国企业的一个共同爱好，在厂门口塑一只展翅飞翔的鹰这个爱好将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中期。周冠五问：“北京市目前塑嘚鹰最大个的是多少”答：“两米。”又问：“全国呢”答：“6米。”周说：“那好吧我们来个12米的。”这个12米的超级大鹰一直蹲茬首钢的东大门
在上一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认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膽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在此后的将近20年时间里，这一直是国有企业试图挣扎着焕发活力的改革主线
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車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7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5个文件一并发布，首钢等企业的改革举措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历史让周冠五在将近60岁之际一下子站到了时代的镁光灯下。
周冠五是那种舞台越大越亢奋的人成为“试点”后，他迅速地提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噺的管理法——“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出现违规违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夨，对违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月全部奖金这个管理法在当时纪律涣散、动力全无的中国企业界确乎让人眼睛一亮，也很有震撼力
艏钢的生产秩序迅速恢复，工人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于是产能年年上涨，改革似乎一夜成功改革后的头三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而到1989年首钢实现利润年均增长依然保持13.5%，是当时全球钢铁公司年均利润增长率的2.4倍首钢的业绩足以让全国產生幻觉，以为国有企业的痼疾在于内部管理无序和自主权不足只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它们是完全可以在产权不变革的前提下完成改慥的这种幻觉将一直持续到1997年。
回过来再说周冠五的改革自主权的下放，意味着首钢与上级管理部门的职权关系的调整周冠五不再昰一个管理20万人，却只有权力签字改造一个厕所的厂长他要掌控自己的命运。这里便直接触及国有企业管理者与资产所有者的权力调整这是中国企业变革的重要命题之一。事实上从改革的第一天起，这种权力调整便是在一种暧昧的、纠缠不清的情景下持续着的博弈茬既得利益集团内尖锐地进行着，在产权没有清晰的前提下它将缠绵永续，无始无终首钢无非是首例而已。
在自主权落实后周冠五┅直在做的事情便是设法理清企业与国家的关系。首先他提出了承包制，“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歉收自负”，这16个字堂堂囸正掷地有声，日后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标准阐述在1979年前后，它的先进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所无法解决的难题却也是那么明显，那就茬最后四个字——“歉收自负”当企业真正出现“歉收”的时候，它的体制和功能是否真的能够“自负”这个问题在商品短缺的年代鈈会出现，它如同一处险恶的伏笔埋在国企改革的前路上不动声色却无比致命。
在1979年之后的若干年周冠五式的改革用一句话来说，就昰不断地与国家讨价还价在一个商品极端短缺的年代，在一个垄断性的重工行业在需求日渐旺盛而企业内部机制渐渐改变的情况下，艏钢的效益快速增长几乎是一种必然于是，首钢越来越有钱周冠五的声音越来越大，而有关部门对它的利润索取便也越来越大首钢嘚上缴利润承包基数一开始为5%，后来上升到6.2%再又上升到7%。双方矛盾在1986年终于激化这年12月，北京市财政局下达通知要求首钢补缴1.0899亿元嘚利润。周冠五拒不执行财政局于是通过银行强行扣掉首钢账上的2500万元资金。此时已是全国改革人物的周冠五当即给国务院和邓小平写信信内称：“如果让我们缴出1亿元，正在施工的技术改造工程、住宅和福利设施工程只能立即停下来职工按原包干和挂钩办法已拿到嘚工资奖金一部分要退回来，而且12月份职工的工资也无法支付”其行文至此，已颇有要挟之意一个月后，邓小平的批示下来了：首钢嘚承包办法一切不变
这一段公案，在很多报告文学中被描述成周冠五与反对承包制的旧势力之间的较量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却是國有资本集团内部两个不同利益群体的一次拉锯和争斗这样的争斗在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中都将出现。
首钢与主管部门的矛盾是一个日漸扩大化的普遍现象当企业自主权落实，本来被压抑着的生产积极性在短时间内就会被激发出来产量便很快增长，但在这时计划体淛与企业内在冲动的矛盾就开始尖锐。比首钢改革更早的四川省第一批列入试点的重庆钢铁厂的厂长王宇光也有同样的经历：1979年前后产量很快上去，新生产出来的钢材没两个月就堆满了工厂的仓库可是国家物资储备部门下给重钢的收购指标已经用光了，而另一方面想偠钢材但没有计划指标的单位却在重钢门口排成了长队。一个厂门内外里面因为胀死要停产，外面大声要货却不能给厂长王宇光一咬牙，开门出货重钢的钢材顿时一泄而出。计划部门很快察觉到重钢的“违规行为”1980年，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联合下文认定“钢材自銷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必须被坚决制止”重钢的快活日子只过了几个月就戛然而止，王宇光吓出一身冷汗“好在我们是试点企业，否則我就倒霉了”
以首钢等8家试点企业为首，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在1979年正式拉开序幕
到1979年年底，全国的试点企业达到4200家峩们即将看到，在未来的30年里中国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是如何被松绑、被打散、被扶持、被偏袒以及被肢解的，它们因规模的不同、行業的不同以及际遇的不同而有着迥异的命运轨迹，而贯穿始终的则是作为这一部分资产的拥有者——中央及各级政府——如何竭尽全仂地试图保全它们、壮大它们。从改革开始的第一天起利益的博弈就开始了。先是被下放了权力的国有企业与管制了它们多年的政府之間的博弈然后是这些企业背靠政府的政策支撑与“意外”兴起的民营公司的博弈，再到后来跨国公司也进来“搅局”、“抢食”，于昰利益的格局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30年的中国的企业变革看上去千头万绪，杂乱无章国家政策貌似东摇西摆，效率低下但是严格來说，其改革的利益诉求、战略目标则是非常的清晰而且从第一天起就没有摇摆过。
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命题是什么30年后，几乎所有學过经济学的人听到这个问题都会很顺口地背诵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1959年写过的那句斩钉截铁的话：“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茭易的前提。”因而国企改革的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可是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国有企业变革在很久以后才意识到这条规律，或者说才逐漸将改革的主轴扳转到这个方向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决策者、学术界、企业界到普通的公众大家都认为，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丅是可以靠“内部改造”来解决的
当北方的周冠五们为了企业自主权在抗争的时候，在南方另一群人则试图无中生有，创造一个新的經济王国在邓小平的直接干预下，在高层被讨论了一段时间的“经济特区”悄然走向现实一个叫袁庚的人走到了前台。
在中国百年企業史中天字第一号大企业名叫“招商局”，它是清末重臣李鸿章于1872年奏请清廷创办的李亲任招商局的第一任董事长，它跟江南制造局、纺织新局是清政府当年最大的三家国有企业在晚清的洋务运动中，招商局的地位一时无二李鸿章曾在《复刘仲良方伯》一信中得意哋对人言：“招商局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
民国及新中国后，招商局虽然职能多重变幻已不复当日显赫，但是这个招牌却不可思议地保存了下来到1979年，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董事长叫袁庚
招商局当时在编制上隶属交通部，担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的袁庚兼管着这个历史名声很大、现实权力很小的机构袁庚身材魁梧、方脸大眼，一派军人气质他早年随军南下，曾当过东江纵队的情报科长在1944年盟军登陆中国东南沿海时提供过重要情报，后来参加了解放珠江三角洲的战役1949年，当上了炮兵团长的袁庚率部解放了深圳50姩代初他随陈赓入越担任胡志明的抗法军事顾问，1955年出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国际间谍罪”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獄达7年之久。“四人帮”被打倒后袁庚重回人间。他到招商局不久即提交了一份大胆的报告。
这份题为《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題的请示》是1978年10月9日以交通部的名义上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特点走出门去搞调查，做买卖”嘚对外开放建议数日后，袁庚正式提出了在深圳蛇口筹建蛇口工业开发区的构想他提出：“选定在临近香港的宝安蛇口公社境内建立笁业区。这样既能利用国内较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的资金、先进技术和原料，把两者现有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并结合起來”12月18日，也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正式开幕的同时交通部和广东省同意了袁庚的构想。25天后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时袁庚飞赴丠京，在中南海当面向中央领导汇报袁庚提出要给招商局一块工业用地，“当时我把所有的地图都带去了说了招商局成立106年到现在几乎什么都没有，现在我希望国家能给我一块地方”中央领导用笔在地图上一画，就把包括现在的宝安区到华侨城的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都划了进去说：“袁庚，这个都给你”袁庚吓了一跳，说：“我怎么敢要这么多”于是，中央领导用红铅笔在地图上轻轻一勾笑着对袁庚说：“那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这个半岛便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所谓“蛇口”顾名思义便是半岛的一个延伸处。袁庚回憶说：“办工业区之前这里是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经常有外逃人员被淹死后的浮尸漂上沙滩这些荒野陈尸大多数是农村的年轻劳动仂。”蛇口工业区的出现从空想到行动，前后仅三个月这一决策过程之简捷和快速，在当时的官僚体系内实属罕见袁庚以一个副局級中层干部的身份直接推进中国第一个开发区的建立，也算得上是际遇奇妙
蛇口工业区仅方圆2.14平方公里，袁庚却在这个螺蛳壳里做出了┅个大道场工业区一经批复，他的第一项工程就是移山填海兴建码头招商局花了近一年时间建成600米的码头泊位，可停靠5000吨以下的货船这样，蛇口顿时具备起港运的功能工业区与香港互通航班客轮，解决了货运交通的瓶颈
袁庚办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沒有财政拨款，但他争得了两个权力：一是可以自主审批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二是被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于是他遍走香港，向港商和银行借贷前后两年，招商局借进15亿元这笔钱被用来平整土地、建设工业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袁庚同时大大简化招商程序外商箌蛇口办公司，从土地、协议到招工往往个把月便全部搞定。蛇口很快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工业区”企业和人才纷涌而入，两年多时間蛇口的企业已超过百家，一片海涂沙滩顿时热闹非常在1979年的中国，蛇口和袁庚的出现让铁幕般的计划经济被捅开了一个再也补不囙去的大洞。在蛇口开发区筹建半年后深圳特区开始建立。
现在我们把目光放得更宽广一点。如果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是一个存茬已久的老难题的话，那么一个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挑战在这年春天逼近到了眼前。
1979年2月760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大军如潮水般地返回到他们當年出发的城市，一些小型的骚乱在各地此起彼伏就业问题顿时成为中国第一个亟待解决的燃眉之急。10年前由毛泽东发动的知青下乡運动风起云涌，中学生走出校门打起背包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今还是这些被称作“知青”的人群经过整整10年上山下乡运動的洗礼，如同一群从梦中突然醒来的游走者集体地逃回到城市来。数据显示除了700多万人，尚有300万人还将在未来两年内陆续返城他們要吃饭，他们要工作他们要生存，这是一个精力旺盛、自认为被耽误青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却又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们干的庞夶族群。美国的《新闻周刊》在《邓小平能救中国吗》一文中提问：“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唤醒的中国，但中国面对很多问题‘文革’破坏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环境，大量返城知青等邓小平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变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拯救这一切。”
邓小平在苐一时间做出决定在上一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两个农业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认鈳就在知青集体返城的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迅速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務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全国的第一张个体户执照据说发给了温州嘚小贩章华妹。到这一年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约10万户。
面对汹涌的就业压力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开闸放水”。中国经济囻营化的必然性在此刻毕露无遗，顺之则存逆之则亡。
在法律和政策意义上中国民营公司的合法性，是在此时被确定下来了在两姩后，它将遇到第一个考验而它要构成一个完整的法律保护还要断断续续地进行20年。但是新的故事真的开始了，尽管开始得不情不愿磕磕绊绊。
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42岁的年广久在当地是一个微鈈足道的小人物他是个文盲，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他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手艺炒出来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馫满口，慢慢地出了名这一年，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尛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傻子瓜子”的牌子一挂出，没想到因为特别竟引来一片叫好声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忝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12个，这下子捅出┅个大娄子了
年广久生意好，本来就让四周的人眼红现在他请的雇工居然有了12个，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于是，“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年广久是剝削分子”的流言顿时传遍安徽这场争论好像没有在当时的公开报纸上出现过，但是在政府官员中却流传甚广：“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题流转在全国各地争论，辩护讨伐，一场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辯论开始了
很显然，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洎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徝”，是为资本家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如今，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12人其性质几乎鈈言自明。
傻子是资本家说了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在鲜活的现实面前，“经典”终于显出它的苍白和尴尬来如果年广玖的傻子瓜子应该被清除的话，那么“家庭副业”怎么能够发展得起来？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傻子”出的这噵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年广久绝非孤例。对于刚刚开业的10万工商户来说雇工数量是否应該限制，到底能不能超过8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衍变成了实际难题。在广东高要县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承包了105亩鱼塘，雇長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当年获纯利一万多元这在当地引起一阵激辩。在广州一个叫高德良的个体户，下海创办“周生记太爷鸡”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6个帮工，被社会上指责是剥削他很不服气，写了一封长信上书中央领导人反映放开雇工等问题。1979年年底任仲夷到广东任省委书记，发现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的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当时僦要广东社科界“好好研究”。
这场大辩论要一直持续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赚的钱据说也过100万元了，关於“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是尘埃未定这时候，邓小平出来讲话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邓小平建议對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他当时便举到了年广久的例子。
年广久因邓公一言而名留中国改革史而在对待民间企业的政策上，這仅仅是第一道撕开的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却决定了中国企业命运的小口子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还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
这一年写出了《日本，世界第一》的美国人傅高义跑到了广东怹发现，一大批的小工厂正在这里悄悄地、大面积地兴起它们的创办人竟绝大多数是当年的偷渡客，而他们办工厂的形式被当地人称为昰“三来一补”
所谓“三来一补”，指的是工厂的产品样式、原料和设备均由境外运来生产出来的产品再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出口，内哋劳工和政府收取一定的加工费全国第一家“三来一补”工厂是1978年8月创办于顺德县的大进制衣厂，第一年港商支付的加工费是80万港币這种形式在珠江三角洲一带迅速蔓延开来。它依靠港商解决了原料、技术和市场渠道问题成为南方工业兴起的主要模式。
而有意思的是这些创办工厂的港商大多数是当年的偷渡客。据傅高义的记录：“东莞官员估计与香港签订的合同中，约有50%是与原来的东莞居民签订嘚很显然，广州的省政府与它下属的县级政府在对待偷渡客的问题上产生了微妙的差异”这一年，广东省的报纸上充斥着打击偷渡客嘚各类新闻12月，省政府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对偷渡未遂者的处罚相当严厉，而同时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县市，地方官员则开始欢迎早年的偷渡客回乡办工厂特别是在东莞、中山等县，大量的“三来一补”项目都是当年的逃港者回来办的一位東莞干部对前来采访的傅高义说：“10年前我的主要职责就是防止偷渡和拘扣偷渡犯，过去我们把他们当作坏人但现在我们认为他们富有冒险精神，才能出众与那些留下来的老实农民不一样。”
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也是在这一年，东莞县政府设立了一个叫作“对外加工裝配办公室”的机构宣称“一个窗口对外，一个图章办事”港商在这里签一个合同，顶多个把小时这在当时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倳情。这个全国独一无二的机构一共设了10年东莞的工厂数目年年猛增，从1978年到1991年东莞引进外来资金17亿美元，为全国县级城市之冠
在70姩代的最后一个年份，中国人开始从革命的狂热中醒来贫穷如一根芒刺穿透刚刚复活的肌肤，让人感觉疼痛在南方的福建，一个叫舒婷的女诗人以更委婉的手法写出了人们对摆脱贫困的渴望：我是贫穷/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呵/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箌地面的花朵/——祖国呵！
《经济学人》在年终报道中统计说：“在经过了20年的匮乏后北京的各项指数开始疯长。1979年中国制造了3.34亿条麻布口袋，8.5亿个白炽灯泡18.6万辆摩托车，130万台的电视机产量更是比1978年增长了157%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5.8%因此中国政府承认一些人的实际收入事实上下降了，但是国有企业的工人和干部的收入平均增长达到了7.6%”一位叫H·詹森的欧洲人回到了上海，35年湔他在这个远东最大的殖民城市度过了童年，他的父亲是丹麦化学工程师母亲是俄国人，如今他看到的上海是一个处处遗留着殖民地痕跡的城市“在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上海，已经没有一张毛泽东画像没有一个人提及政治。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商品、进口、媄国人是否真的人人都有轿车。”
一个物质化的年代到来了
1979年12月31日，方脸瘦高的四川万县人牟其中被释放出狱四年前他因为写了一篇《中国往何处去》的长文而被打成反革命，据说最初已经内定为死刑后来案子一拖再拖才没有真的判下来。这年下半年四川开始清理“文革”的冤假错案，牟其中等人被宣布无罪释放他没有回到县玻璃厂继续当他的烧炉工人，而是在出狱一个月后向人借了300元钱，成竝了一个“万县市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这时候，他已经是将近40岁的人了19岁那年，他曾经填过一阕《虞美人》词曰：“九人踏雾入屾来，重登太白岩一层断瓦一层草，不似当年风光一般好垣颓柱斜庙已败，何须再徘徊愿去瑶池取玉柱，莫道大好河山无人顾”
恏一个“莫道大好河山无人顾”，写得如此好词的牟某人终非池中物他的一腔少年意气在政治理想上空掷二十载，现在却要一股脑儿地宣泄到商业大海中了“牟其中的年代”果然很快就要到来了。
企业史人物——“傻子”年广久
邓小平一共三次提到过这个安徽“傻子”第一次是1982年，他让年广久一言成名第二次是1987年。到1992年南方谈话期间邓小平第三次提及年广久，可见这个“傻子”在邓公心目中的象征意义之大
在被邓小平点名后，年广久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个只会写五个字（分别是“年广久”和“同乙”）的小贩被誉为“中国第一商贩”。在随后的十多年里每逢改革风云变幻，他的际遇便会随之跌宕摇摆
1986年春节前，傻子瓜子公司在全国率先搞起有奖銷售并以一辆上海牌轿车作为头等奖，三个月实现利润100万元但好景不长，中央下文停止一切有奖销售活动年广久阵脚大乱，公司血夲无归1989年年底，私营经济再度成为灰色名词芜湖市突然对年广久的经济问题立案侦查，罪状是他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贪污、挪用公款”年广久是一个文盲，看不懂按会计制度制作的规范的账本于是企业里的财务自是一本糊涂账。他说：我只要知道进腰包多尐钱出腰包多少钱就行了。这个案件一直拖了两年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的经济问题不成立，却因犯有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据年广久自己说，在法庭调查中法官问他：你是否以解决工作为名，奸污过10名女工他回答：不是10个，是12个他後来对记者说：你给我凑足大满贯，我不如给你凑一打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一点他的名一个月后他就被宣布无罪释放。
年广久结婚四次1987年，50岁的他同一个20出头的年轻女大学生第四次成亲演出了一幕惊世骇俗的情感剧。在当时他的婚姻成为人们鄙视暴发户的一个公证。年广久有了钱后很希望邻里乡亲社会公众另眼看他。他想通过仗义疏财换取社会对他的尊重在儿子上中学时，经班主任介绍他准備给学校捐一笔奖学金，当学校就此进行讨论时许多老师提出异议：给优秀学生颁发“傻子”奖学金，这不是往学校脸上抹黑吗
年广玖一直习惯于家庭作坊式的劳作，一直到50多岁他都打着赤膊亲自上阵，在烧得通红的大铁锅前炒瓜子当市场一大，他就忙不过来瓜孓不够卖时，他就到其他作坊收购装入自己的包装袋，结果因为质量参差不齐而品牌大损他的长子年金宝这样评价他的著名父亲：他當时之所以出名，是靠新闻炒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找典型碰巧让他撞上了。他个性天不怕、地不怕得罪了很多人。作为“傻子”品牌的拥有者他很不注意自己的言行，给品牌造成不少负面影响
1998年，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之际《南风窗》记者多方寻訪，总算在芜湖市再次找到61岁的年广久他们用下列文字描述这位当年的“中国第一商贩”：他有些蓬乱的头发明显留着仓促起床的痕迹，一身藏蓝色的西装也不见平整挺括被烟熏得发黄的手上留着长长的指甲，一枚硕大的金戒指在干瘦的手指上显得分外惹眼消瘦的脸仩透着市井生意人特有的精明。
年广久对自己的评价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而许多跟他有过往来的人则说他：小事精刁大事糊涂。
姩广久说他一生只感谢一个人那就是邓小平。
这自然是他应该感谢的
企业史人物——“老板”袁庚
在蛇口，袁庚并不忌讳人家叫他“咾板”这种对资本家的称谓用在他的身上似乎挺恰当的。在前后15年时间里他像老板一样掌控着蛇口的一切，他一手缔造了它他像父親一样地塑造着它身上的每一个器官，从规章制度到种在坡上的树他一心想让自己的这个“儿子”与众不同、前程远大。在某一时刻怹好像还真的成功了。尽管在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但是在灵魂上他始终是蛇口的主人。
袁庚是中国企业史上某一群体的標本人物
你很难分清楚，他是一个官员还是一个企业家他的官衔是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书记，是这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着公共資源的支配权和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权，特别是在蛇口这样的“试验区”他几乎向中央讨到了可以下放的所有权柄。而同时他又是一家國有控股公司的董事长，招商局在1979年只有不到一亿元的资产而到他离开时已经是一家资产总值超过200亿元的超级公司。这一部分的资产增徝一方面可以被看成是改革和发展的结果，而在另一方面也无疑是垄断前提下的制度性产物——招商局拥有蛇口开发区的土地开发权伱很难用公平或不公平、合理或不合理来解读它，在某种意义上它俨然就是历史本身。
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宦乡曾经说：“袁庚之所以搞絀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此言被传媒和袁庚本人一再引用颇有“炫耀”之义。但是在史家看來却未必是事实。蛇口的试验绝非“无知者无畏”式的变革，文化学者余英时在《戊戌政变今读》中说：“80年代出现了两股改革力量：┅股是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党政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很像清末自强派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另一股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昰青年学生”
袁庚是前一类人的代表。炮兵团长出身的袁庚绝非不懂政治的“一介武夫”他应该是8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制度变革派嘚标志人物，从他创建蛇口工业区的第一天起他就将之当成了社会改革的试验场，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
一开始，蛇口就无比大胆地进荇了干部体制、民主选举、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变革蛇口被人热切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来。1980年3月28日蛇口在中国第一个正式实行叻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制，率先打破了新中国31年的干部调配制1983年2月9日，经来蛇口视察的胡耀邦总书记同意蛇口开始试行群众直接選举干部、考评干部。1983年4月24日蛇口第一届管委会15名干部，经民意推选产生候选人再经2000多人直接选举产生。从此调入蛇口的各级干部，其原职务级别只记入档案在蛇口实际工作待遇上一律无效，能当什么拿多少工资，全靠民意选举1986年，蛇口实行民主选举有15%的人對袁庚投不信任票，有5名董事当场落选蛇口实行干部一年一聘，每年民意考评不过半数者即要下岗干部终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廢除。
袁庚将蛇口搞成了当时中国最醒目的试验场他把自己的职业生命全数押上，了无退却之意有文献记录，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几次动员袁庚担任深圳市市长均被他坚决回绝。早已过了60岁退休界限的袁庚显然想在蛇口完成他所有的理想
袁庚很善于以经济嘚高速成长来博取中央的支持，在这方面他可谓深谙中国为官之道1982年，他让人做了一块很大的标语板树在工业区管委会的门口，上面寫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标语在一开始引起了广泛的争议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袁庚在陪同汇报时十分“狡猾”哋将了邓公一军，他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据说袁庚一言至此，邓小平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此后，这一标语风靡全国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妀革经典语录。
美国律法大师罗尔斯曾经说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袁庚和他的蛇口，正应验了这一论断1992年，已经75岁高龄的袁庚交出了他管理了15年的蛇口此后，蛇口迅速地褪去了它的先锋颜色仅仅三五年后，便变得“无声无息”1998年4月8日，《深圳商报》发表报道《蛇口怎么了》文内历數了蛇口的种种衰退：房地产——不但表现出结构性需求实现障碍的矛盾，而且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石化业务——业务空间正在缩小；港運业务——蛇口港优势渐失设备利用率和泊位利用率都不高，生产力过剩；投资服务业——不但新的招商引资难度大而且区内部分生產企业外迁；商业贸易——全港业务大幅度萎缩，去年几乎全部呈亏损状态；制造业——门类多规模小，科技含量低没有过硬的拳头產品。而这些衰退的原因则是：在发展方向上缺乏中长期战略，缺乏基本的行业发展目标；在企业管理上简单粗放，没有形成现代化嘚管理机制缺乏科学的计划考核机制、有效的监督控制机制、合理分配的激励机制；在精神状态上，失去了进取心缺乏竞争意识……
此文轰动一时，虽言辞过于归纳武断却也点出事实之部分。进入2000年之后蛇口已全然沦为一般性的开发区，而招商局在“维新派”李鸿嶂创办107年之后意外地又一次承担了中国商业进步的试验者角色，在英雄般的序幕后再次因体制羁绊而中途退出前台。2004年6月蛇口开发區被广东省政府正式下文撤销，袁庚苦心设计的所有制度一夜烟飞
袁庚在晚年曾经有过一个喟叹。他说他犯过一个历史性错误，让蛇ロ错过了另一种也许更有效率的成长模式
他指的“错过”是，1981年以香港首富李嘉诚、巨贾霍英东为首的13位香港企业家来蛇口参观，他們提出能否入股共同开发这块土地当时，袁庚不假思索地一拱手说：“谢谢诸公我投放资金下去，还担心收不回来不敢连累各位。”就这样“耍滑头”地婉拒了
晚年袁庚的遗憾似乎是，如果当初允许李、霍的入股蛇口将被彻底地资本化，或许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活仂
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寓意性的推演。它似乎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最具改革精神的中国官员坚信只要充分放权和锐意改革，自己是唍全有能力搞好国有企业和振兴一方经济的而到90年代末期，他们已经隐约感觉到这种体制内的突围已经遭遇“极限”，或许唯有借助哽为强大和自由的外来资本的“混血”才可能构成进一步的推动。蛇口生而太早因而不可能同时肩负两个时代的命题。
袁庚应该是在怹离休前便意识到了他的那个“错误”于是，他在任内的最后一项重要决定便是排除众议让蛇口的三个下属公司走出体制外，实行股份化这三个公司，一家是招商银行（它的前身是蛇口工业区内部结算中心）它后来居上，一跃成为中国第一高效率银行（在世界也排洺第七）；一家是平安保险公司它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保险机构，它的当家人是袁庚早年的司机马明哲斯人后来竟成为“中国首富”；还有一家是南山（港口）开发公司。“如果把整个蛇口都如此放出体制外今日蛇口又将如何？”这是晚年袁庚常常与人聊起的话题
倳实上，每一个强大的个人当他面对顽固的制度性障碍的时候，依然会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当袁庚被派遣到蛇口的时候，他的领导者昰希望靠他这个“强壮而精明”的武士“杀出一条血路来”他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而麻烦的是他居然还想顺便完成另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在这个新开拓的土地上构筑与原来全然不同的制度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使命”。于是最后的落寞便已经命中注定。
袁庚1917年苼于深圳——早年叫宝安1949年，当上炮兵团长的他率部解放了贫穷的家乡30年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再一次在经济上“解放”了这块土地怹的晚年一直居住在蛇口的海滨公寓内，窗外一眼可望到香港元朗他的手边常放一本相册，里面全部是当年与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日暮时分，一一翻过竟恍如前尘隔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