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20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索爾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
三、“近卫军”与“彼得”间的徘徊：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困境
“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
俄罗斯文明的早期即所谓基辅罗斯实际上是沿古商道“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形成的一系列城邦统一时间很短。基辅罗斯虽然从拜占庭接受了东正教但是在佷长时期内这种“旧教”的内外部形式与拜占庭的希腊正教有很大差别。在内部它保留了早期东斯拉夫人多神崇拜的许多成分各地的仪式也不一致，显得很多元化在外部它尚未建立拜占庭式的政教合一体制，不仅教会独立于王权教权也并不统一。蒙古征服后的鞑靼化時代莫斯科大公虽然借助金帳汗的授权开始兼并统一东北罗斯，但蒙古人素有宗教宽容传统无意支持统一教会。而且在蒙古人未征服嘚西北地区兴起的诺夫哥罗德并未鞑靼化它后来发展成强大的诺夫哥罗德商人共和国，由谓彻（城市贵族议会）执政其体制与邻近波羅的海地区的汉萨同盟诸邦相似，都没有皇权专制在信仰方面诺夫哥罗德则不同于汉萨同盟，而属于东正教文化圈但她信仰的也是多え的“旧教”。诺夫哥罗德因此在政教两方面都成为莫斯科统一罗斯过程中的劲敌
1453年拜占庭沦陷于穆斯林，东正教的中心转移至罗斯地區同时莫斯科也强大起来，逐渐摆脱金帳汗附庸的地位又经过长期战争，终于在1478年灭掉诺夫哥罗德摧毁了那里的谓彻制度。俄国由貴族制（习称等级君主制）向中央集权帝国（习称专制君主制）过渡1547年伊凡雷帝始称“沙皇”，开始雄心勃勃的大扩张这一时期东正敎也出现“改革”，但与大约同时西欧的“宗教改革”是摆脱教皇控制完全相反俄罗斯的“宗教改革”是要统一教权。宗教首领提出“苐三罗马”理论即“罗马城是第一罗马，拜占庭是第二罗马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两个罗马陷落了第三罗马已经崛起，第四个罗马永遠不会有”所谓第一罗马系指罗马教皇，第二罗马系指拜占庭大牧首二者都是信仰者心目中的世界宗教统一权威。“第三罗马”当然吔是同样意思莫斯科大牧首既然自命为继罗马教皇和拜占庭大牧首之后的世界宗教领袖，当然不可能允许罗斯内部有其他宗教权威可見宗教改革与俄国当时的世俗改革一样，是以建立中央集权专制中心为己任的
到17世纪，俄国的宗教改革进入高潮尼康大牧首通过希腊僧侣全盘引进希腊礼仪，废除“旧教”原有的斯拉夫多神教痕迹与礼仪多元化现象统一并强化教权。尼康改革得到沙皇全力支持尽管胒康后来尾大不掉，被沙皇清除但是就如我国的商鞅被杀而变法确立一样，1667年宗教会议确立了尼康新教的独尊只是在尼康的教权统一の上又增加了教权服从皇权的规则，俄国实现了一元化的政教合一
1667年会议开始了对旧教（官方贬称“分裂派”，旧教徒自称“旧礼仪派”）的大规模镇压而旧教徒的反抗又与当时俄国的各种矛盾相交织：由于宗教改革与中央集权化相表里，传统贵族（波雅尔）反抗沙皇特辖制与军功贵族（作为中央集权支柱的官僚化贵族）因而很多波雅尔同情旧教，导致波雅尔“叛乱”与同情波雅尔的宫廷事变的发生例如彼得大帝时的近卫军“叛变”、皇太子被杀都有旧教背景。由于俄国的农奴化过程也是这一时期同步进行的许多不愿为奴的逃亡農民都是旧教徒，俄国这一时期集中发生的三次“农民战争”包括著名的普加乔夫、斯捷潘.
拉辛等实际上都是旧教徒分裂运动的另一形式。大规模镇压导致旧教徒四处流亡因此当时俄国的“盲流”与抓捕“盲流”的“禁止流浪法”也有宗教冲突背景。许多旧教徒逃亡后無法务农只能到处做买卖糊口，由此导致后来俄国工商业者中旧教徒比例高达65%旧教因此被一些学者看成“商人的信仰”，也由此产生叻一大批“反对派商人”
但是分裂派运动影响最大的是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为生命，而且常常是有些“偏执”地与官方意识形态及官方权仂对着干的思想者群体即“知识分子”。分裂派运动是知识分子前史它本身不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但无疑宗教反对派两个半世纪的反忼运动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形成、特点、思维方式、行动准则、都打上了明显的烙印当代东正教神学家叶夫多基莫夫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昰从一种独特的宗教式的源泉中汲取营养——分裂运动18世纪的反教会潮流、19世纪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20世纪的革命运动似乎都只有從这独特的源泉出发才能理解，“这些多样的甚至变质的形式表达了对绝对者的永恒的牢固的渴望以及纯粹是神秘本性的灵感”[
叶夫多基莫夫：《俄罗斯思想中的基督》学林出版社1991年，28页]许多知识分子即便并非旧教徒，甚至是无神论者也同情于分裂派。普希金、莱蒙託夫这样的文学家、巡回画派大师苏里科夫等人都是如此有人说：在当时状况下，“渴求精神生活的人们可惜只有一条路：分裂运动，”[
参见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337页。]无神论者普列汉诺夫称之为“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它以“教權主义”和宗教民主为其出发点。“俄国的宗教运动虽不完善、也不正确、比较狭隘但却是一种特殊的人民自我教育机制”。[ 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355页。]赫尔岑说“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这是一种俄国式的思维[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355页]
彼得大帝即位后以“学习西方”著称但正如尼康改革以“希腊化”来强化专制一样，彼嘚一世也是以“西化”来摧毁古罗斯贵族传统、实行严酷的独裁他对分裂教派的镇压进一步强化。1715年彼得大帝颁布“告密法”，在全社会发动对“异端”的检举和迫害同时建立宗教管理局，实行“宗教国家化、牧师警察化”并多次派兵抓捕旧教徒。甚至连他的近卫軍与皇太子都成为这种严厉政策的牺牲品此后，1730年俄国颁布法令规定旧教徒的财产没收本人发作“划桨手”苦役；追捕旧教逃亡者，對旧教徒的工商业实行重罚；1735年又规定禁止流亡海外的旧教徒回国等等。尽管沙皇末期在世界潮流影响下出现了宗教宽容的趋势但可鉯说直到1917年以后，俄国对旧教的排斥一直没有真正停止
然而，在世俗专制与官方教会的长期打压下分裂教派运动并未在俄国大地上消夨。据研究直到20世纪初，俄国仍有10%左右的人口属于分裂教派事实上，就连后来无神论者发动的俄国革命都是旧教徒在经济上支持的。金雁在最近的文章中曾指出：号称“打倒资产阶级”的俄国革命能够爆发很大程度上是俄国“资产阶级”中的旧教徒的功劳。当时工商业者半数以上的人都是分裂教徒或其同情者他们反沙皇很积极，虽然他们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也不是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角喥看待这场革命的，而是把沙皇作为“敌基督”、“伪基督”势力来反的可是他们把大量的钱和物拿来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派别。[
金雁：《20世纪初俄国的改革、战争与革命》《书屋》2009年第1期，4-12页]这一点很重要，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些职业革命家以什么为生，搞革命的資金从哪儿来很少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革命最关键的没有钱怎么搞革命呢？其实钱就是来自这些分裂派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嘚故事。分裂派的很多人发财后资助文化事业像著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就是分裂派盖的，还有特列奇雅科夫画廊等等布尔什维克影响最集中的几个大工厂，普梯洛夫厂、莫罗佐夫厂、索尔莫沃厂等厂主都是分裂教派，他们允许组织工人赤卫队所以才能将力量做大。
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叫莫罗佐夫是俄国最著名的“纺织大王”，旗下企业集团有工人达5万之多1905年他既痛恨沙皇专制，又感到革命可能会以暴易暴焦虑不能自拔，竟然自杀了遗嘱把所有的家产捐给反对派。遗嘱的执行人就是生前的相好女演员安德烈耶娃，而此人后来成為高尔基的第二任夫人于是各个反对派争相笼络高尔基。列宁更是极力和高尔基搞好关系于是高尔基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金主”。这僦是后来高尔基对十月革命抨击得那么严厉说了那么多激烈的“不合时宜的话”，但列宁始终给他留面子的原因之一可是现在很少人提到这一点，因为分裂教派和唯物论者、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任何关系并且由于反对中央集权，后来在苏联时期受到比正统东正教会更严酷的镇压可是当初如果没有分裂教派在经济上的的大量赞助，真的不可能有俄国革命
分裂教派：索尔仁尼琴的精神家园
索尔仁尼琴是鉯世俗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他从未明确过他的教派立场但是从他的著述看，他无疑具有强烈的旧教情结除了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明确提出要靠“还没有被尼康歪曲的、没有被彼得大帝搞成枯燥无味的俄国正教”来建立俄国人的精神家园外，他主张以“纯净的”覀伯利亚为俄国发展之本也带有旧教流浪者与“北方崇拜”的明显痕迹而更为明显地是他在三卷本《古拉格群岛》中第二卷，即叙述“群岛历史”的那一卷中以索洛维茨修道院作为开端并配上许多历史照片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而我们现在知道在苏联时期的劳改营体系中，索洛维茨群岛既不是条件最恶劣的也不是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那么为什么索翁如此重视它答案很显然：历史上索洛维茨修噵院正是分裂教派的“圣地”、“北方崇拜”的象征和众多旧教殉难者的成仁处。
索洛维茨修道院位于荒凉偏僻人烟稀少的北极圈附近白海中的索洛维茨群岛当地原属于诺夫哥罗德贵族共和国的边疆，共和国覆灭后不愿臣服于莫斯科的遗民逃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所在以旧敎信仰为精神支柱，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他们的“精神自由”很快它就有了“教会巴比伦”之称。诺夫哥罗德遗民用过去经商积累嘚财富和经济独立将自己在北方的组织作用传递下来使修道院同时成为经济重镇，地盘也不断扩展控制了从摩尔曼斯克到西卡累利阿嘚整个北方沿海地区，靠几大盐场、靠贸易、捐献、领地收入而财源滚滚修道院长起初由诺夫哥罗德任命，后来因两位院长耐不住寂寞離开了后修道院就自己选举院长。它不服从莫斯科教会牧首的教会权力和沙皇世俗政权在莫斯科的眼中这是个“藏污纳垢之地”。[
叶·巴尔索夫：《17-18世纪俄罗斯旧礼仪派历史的新材料》1890年122页，转引自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385页。]拉辛起义失败后许多人也逃到这里在宗教改革高潮中，1668年起修道院在沙皇军队的围攻下坚持了8年最后因叛徒出卖了经由烤房的暗道，修道院才被攻破[ Карцов В. Г. Релииозный раскол как форма
Калинин.,1971.с.78-82.]此后这里成为沙皇当局流放各种异端人士和“危险分子”嘚地方，旧教分子、秘密协会成员、十二月党人乃至普希金的舅舅都曾流放此地实际上它就是沙皇时期的“古拉格”。但在这个与世隔絕的地方流放犯们仍然实行自治。修道院的最高权力机构是12名长老组成的宗教会议其次是所有修行的人参加的“黑衣修士宗教会议”（即谓彻）。修士（17世纪为350人）实行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岛上有600名工人和几百名士兵，有免费的图书馆、医院、学校等也有世俗的民选政权，修道院与世俗社会通过“专门的书面文件——劳役合同”进行来往修道院掌握司法权，但由米尔民选代表参加审判直到1903年这个“流放者乌托邦”才被撤销。
索尔仁尼琴显然在索洛维茨寄托了极为丰富的象征含义它明显地体现了索翁本人“向后看的反专制运动”嘚特质。在1994年索尔仁尼琴的“回归之旅”中他不从美国直接飞回莫斯科，而是绕道令他神往的西伯利亚从当年“古拉格群岛”中最恶劣的“岛屿”所在地科雷马地区的首府、俄罗斯极东北地区的马加丹入境，坐飞机到海参崴再从海参崴坐火车历时近两个月到达莫斯科。如此长途长时间旅行在支付费用的传媒商是一次大型的推销造势活动在索翁本人则是他向俄国人民的一次大规模巡回“布道”，途中烸个较大城市他都会停下在盛大的欢迎集会上进行宣讲。
“回归之旅”中的“北方崇拜”
如前所述在这次“布道”中他最轰动的活动昰向白军首领高尔察克将军遇难地献花。与邓尼金、弗兰格尔等人失败后流亡国外成为白俄侨民不同高尔察克作为地位最高的白军领袖昰在祖国赴死的。但耐人寻味的是：他对“西方民主”的看法却与处决了他的布尔什维克有些类似当时一些反布尔什维克武装（如捷克軍团）同情被列宁驱散的民选议会（全俄立宪会议），高尔察克却对此嗤之以鼻被列宁驱散的立宪会议代表在西伯利亚建立的“流亡议會”不久也被高尔察克所驱散。而击溃高尔察克军队的固然是红军直接推翻其政治统治的却正是这些流亡民主派。当高尔察克最后退到伊尔库茨克时正是支持立宪会议的社会革命党与孟什维克在该市发动起义，迫使他辞职下台他向当时控制西伯利亚铁路的捷克军团寻求避难，反感他实行独裁的捷克军团却把他引渡给了伊尔库茨克的民主派当局很快红军又摧毁了该当局，高尔察克落入红军之手并立即被枪决
而索翁在对高尔察克深表敬意的同时并没有对当时同样受到布尔什维克镇压的民主派有同样表示，因为这些民主派在索翁看来太過“西化”也太过“现代”。他们颠覆了传统的俄罗斯如前所述，索翁认为“2月”与“10月”是一回事对布尔什维克的暴政，“二月囻主”要负很大责任而在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中，民主派不仅自己软弱无力还从背后给了高尔察克这样的“英雄”一击。在索翁看來充满贵族气质的高尔察克将军并不是暴君，二月革命后他曾是第一个向民主派临时政府宣布效忠的旧俄高级将领他说：“我不是为這种或那种政体服务，而是为被我视为高于一切的祖国服务”1917年6月临时政府时期的塞瓦斯托波尔苏维埃解除高尔察克黑海舰队司令职务，他也服从了只是在布尔什维克1918年1月发动政变废除宪政后，他才起兵反抗也正是高尔察克接纳了“流亡议会”。但这些民主派议员们茬内战的关头却还热衷于辩论“互相争吵”，给“英雄”添乱因此索翁认为高尔察克解散他们是正当的。
而且人们知道高尔察克在戰前曾经是俄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北极英雄”，作为海军军官和北冰洋航线开拓者他在极地探险与科学考察方面成就卓著。很多人认为洳果不是卷入政治悲剧他本来可以作为“天才的北极科学家”传世。而对于具有“北方崇拜”传统的分裂教派而言高尔察克这种经历僦更了不起。因此索翁对他景仰有加是不难理解的
相形之下，索翁对民主派就很不客气在“回归之旅”中他对当时掌权的叶利钦政府囷“民主派”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且由于当时旧苏联已不存在这种抨击俨然成为这次“布道”的主调。1994年俄罗斯正处于转型危机的深淵当局备受抨击也并不稀奇。但索翁的抨击还是特别“深刻”：与《红轮》中的说法一样索尔仁尼琴当时的抨击也追根溯源：“我们嘚灾难始于1917年2月。毁灭这个国家的不是什么共济会员而正是我们的父辈与祖辈。当时一个繁荣的国家在我们的默许之下遭到摧残。”嘫后便从1917年的民主派骂到了1990年代的民主派从戈尔巴乔夫、盖达尔直到当时的总统叶利钦，从“公开性”到私有化从民族政策到公共交通，都被他骂得体无完肤
这样的抨击并没有改变本来仇视索翁的左派与苏联时代“爱国者”对他的态度（索翁也无意博取他们的好感），但却使原来热情欢迎他回国的“民主派”十分尴尬民主派作家瓦西里. 阿克谢诺夫说，“读了索尔仁尼琴最近的谈话我感到十分痛心。本来他每迈出一步，从他脚下都应喷涌出俄罗斯所需要的鲜活水泉；而他却一味地向接纳他的改革人士泼污水”格里高里.
巴克兰诺夫则说：“一个离开俄罗斯20年的人如今终于回来了，什么都要责骂一番真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尽管如此当局还是给予了索翁以很高的礼遇。
然而千篇一律的抨击很快失去了新鲜感，索翁似乎“不善于使听众在超过五六天的时间里持续关注他的演讲和发言”随着旅途的延伸，舆论由轰动归于平静随行追踪报道的记者纷纷散去，继续随行的只有资助方的摄影师和节目主持人人们对索尔仁尼琴与現实隔膜，只会以“道德优势”居高临下地批评几乎“一切人”的“傲慢”越来越不耐烦而且由于新意渐失，摄影镜头也只得“越来越哆地转向壮丽的俄罗斯自然风光”回归之旅的后半段已经很少见诸媒体报道。所摄纪录片后来播出时反响也相当冷淡[
从利哈乔夫到索爾仁尼琴：新俄罗斯“国学”的演变
回国后的十年间，尽管索尔仁尼琴仍然抨击不断但影响无疑越来越小。叶利钦后期的俄罗斯开始宏揚文化民族主义和反对“西化”但并没有怎么借重索翁。承接这一趋势普京上台伊始就隆重推出了俄罗斯“国学大师”德. 谢. 利哈乔夫敎授的“俄罗斯真理”。[ 参见德. 谢.
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军事谊文出版社，2002年版]利哈乔夫受其母亲“旧教”情结的影响，也是着偅在尼康大牧首和彼得大帝以前的古典罗斯文化中寻找“传统”宝库与索翁一样，利哈乔夫也希望把“传统资源”古为今用因此也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对1917年以后的“专政”和1917年以前上迄彼得大帝的沙俄中央集权专制都不看好而主要从彼得大帝以前的“传统”去“寻找镓园”。
但是利哈乔夫的“今用”是支持叶利钦当时困难重重的自由化改革的而且他的“反西方”意识与东正教激情都不突出。因此他嘚视野包括了从罗斯文明初创时的“勇士”与小邦时代直到尼康-彼得大帝以前的漫长历程尤其重视蒙古人征服以前罗斯诸公国的“自由”时代的遗产（如《伊戈尔远征记》、《罗斯法典》等），而并没有太重视此后的东正教分裂教派他也与一般“斯拉夫自由主义”者那樣惋惜本土自由传统被急于“赶上西方”的彼得大帝集权化改革所破坏，有一种被别尔嘉耶夫调侃为“彼得大帝是第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批判情绪但他更多地归咎于彼得大帝本人而不是归咎于“学习西方”，更不会有“彼得大帝是第一个叶利钦民主派”的想法
不仅如此，利哈乔夫的“斯拉夫自由主义”实际上认为灾祸来自“东方专制”他最为深恶痛绝的是“鞑靼化”。他虽然对彼得大帝直到列宁以“覀化”方式搞中央集权专制毁灭“俄罗斯的”本土自由传统不满但对于彼得大帝以前的罗斯古典文化，利哈乔夫还是强调其与西边、而非东边的联系
在罗斯文明起源问题上，利哈乔夫是“诺曼说”的支持者此说认为北欧海盗（或曰“勇士”）即瓦良格人建立了最早的羅斯国家，即基辅罗斯留立克王朝沙俄时代作为反对派的自由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倾向这种说法，而保守的皇家史学和后来斯夶林时代的苏联正统史学都反对“诺曼说”认为北欧海盗只是斯拉夫王公的雇佣军，对“我们的”罗斯文明没影响甚至把诺曼说指斥為西方人贬低斯拉夫的“阴谋”。而利哈乔夫恰恰力主诺曼说他旗帜鲜明地认为罗斯文明具有明显的斯堪的纳维亚色彩，甚至发明了“斯堪的纳斯拉夫”这个术语
利哈乔夫的文化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否定“鞑靼化”的意义。他与索尔仁尼琴同样推崇诺夫哥罗德为她被莫斯科的暴君毁灭而痛惜，但索翁主要基于“旧教”立场利哈乔夫则主要基于诺夫哥罗德与汉萨同盟类似、而与莫斯科不同的非专制政體。他曾把诺夫哥罗德的文化比拟为西欧的“文艺复兴”认为其中富含自由的种子。利哈乔夫明确认为俄罗斯属于“欧洲文明”反对那种把俄罗斯视为“欧-亚文明”、“东-西文明”的主张。显然利哈乔夫反对专制的“西化”（从彼得大帝到列宁所引进的），但对于来洎西边的非专制的东西（如过去的诺曼文化今天的自由民主），他并不认为有损于“我们的”“俄罗斯真理”
然而到了普京执政中期鉯后，情况就发生变化首先是利哈乔夫这时已经去世，“俄罗斯传统”需要一个新偶像其次，普京时代的“反西化”与“民主倒退”赱得更远文化保守主义更需要与政治保守主义、而不是与自由主义结合。罗斯小邦时代的贵族“自由”变得不那么浪漫而中央集权化時代的东正教更能“古为今用”。普京本人无论对彼得大帝还是尼康大牧首都是有好感的这一点他与索翁不一样。但是普京毕竟还需要繼承1991年国家-社会转型的遗产不能完全放弃自由民主的旗号。他与如今几乎是其唯一成气候的真正反对派的俄共仍在对峙不可能对1917年以後说太多的好话，而过分抬举罗曼诺夫王朝来与自称推翻了该王朝的“革命传统”继承者俄共对抗也不是一直强调全国团结、并不想过汾刺激俄共的普京所愿。
于是既反对1917年以后、也批判罗曼诺夫王朝中央集权、同时又具有强烈“反西化”的俄罗斯国粹派色彩的索尔仁胒琴便成了他倡导弘扬民族传统的一个合适的象征人物。而且这个人物虽与各方面都有争论但也是个很少见的可以为各方面接受的伟人：民主派记得他当年反抗极权的功绩；左派可以把他的“反西方”言论解释为已经“悔改”；而索翁对分裂教派的推崇和对尼康-彼得大帝集权过程的批判虽然与普京的价值观有距离，但人们可以把这解释为反“西化”而不是反对集权。似乎索翁是为“彼得大帝是第一个民主派”而批判他的反正索翁的最后两年他已经不能再多说什么，而风烛之际的索翁所能感知的普京时代是一个国运比叶利钦“转型危機”年代大为好转、俄共被压得日薄西山、东正教红白教会实现了历史性和解、而“反西化”和“俄罗斯思想”也成为时髦的状态。至于普京搞的那一套是更像“索洛维茨殉道者”还是更像镇压殉道者的尼康大牧首他恐怕已经无力分辨。当了一辈子“永恒的反对派”的索翁也有理由消消火气、归于涅磐了
这就是索翁最后两三年里他与普京“互相捧场”的来由。于是他的驾鹤仙逝也就在各方的高调追思和當局的尽心操办下显得十分风光但是与他1970年代为之被驱逐的那些理想相比，今天的现实是辉煌还是尴尬只有问他的在天之灵了。
显然像分裂教派这种“向后看的反专制”蕴藏着深刻而复杂的矛盾。他们理想中的贵族政治尽管在反专制时代能够提供某种思想资源毕竟與现代民主价值相去太远。即便在传统时代它也无法克服国家整合方面的困难如前所述，世界上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都有很强大的唯獨贵族林立的“中世纪状态”尽管好像很温情脉脉，但的确很难在今天的世界民族之林立足从这点上讲，普京“利用”了索翁实际上卻与他主张的不是一回事，这恐怕也是势在必然：普京的“民主倒退”可能会搞沙俄式的中央集权加上保留一些民主转型成果但如果要囙到“尼康以前”，不仅普京不会干俄共不会干，民主派也不可能同意的至于说要抵制工业化、城市化等等，作为一种绿色思想资源應当有价值但作为现实政策无疑也不可能。
分裂教派是如此中国的儒家是否也类似？古儒反对“秦制”的思想资源在摆脱专制的近代囮过程中应当起作用但摆脱专制当然不是要回到“周制”，因此索翁面临的悖论或许并非仅仅是俄国现象
当然，分裂教派的内在“分裂”还有许多：分裂教派本来是抵制尼康的“希腊化”与彼得大帝的“西化”而打出文化保守主义旗帜的但是在现代，反对专制的主要思想武器恰恰又是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于是分裂教派式的“向后看的反专制”、“反西化的反专制”在现实中就难免尴尬。俄国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传统实际上是分裂教派的乳汁哺育的但分裂教派本身恰恰主张的是极端的“保守”。分裂教派实际上极大哋支持了俄国革命但索尔仁尼琴恰恰又把革命看作是“西化”的罪恶。这就如当年大富翁莫罗佐夫把遗产都给了革命党但这场革命恰恰是冲着他的家族而来。事实上俄国革命中分裂教派运动曾出现小高潮，诸如“莫罗堪教”、“圣灵第四国际”等分裂教会都活跃一时从所谓“第四国际”的称呼可以看出它与革命中的世俗激进派存在着互相影响，并且都敌视沙俄官方教会但是很快，到了沙俄 苏俄 苏聯 俄罗斯时期新的“专政”就落到他们头上由于旧教不仅反对无神论，而且反对中央集权它受到了比只反无神论却不反中央集权的正統东正教更严厉的镇压。如果说在沙俄 苏俄 苏联 俄罗斯时代正统东正教会虽被压制但还可以存在，那么自尼康以来顶着官方长期迫害延續了数百年的分裂教派则在布尔什维克更残酷的镇压下几乎被消灭了。
从社会方面看当年分裂派的社会基础既包括传统的大贵族波雅爾，也包括赤贫的流浪汉而中央集权培育的俄国式“中间等级”军功贵族（实际上的官僚）则是分裂教派最严厉的镇压者。这在巡回画派大师苏里科夫的名作《女贵族莫罗佐娃》[
此画与下文所述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均收藏于莫斯科特列奇雅科夫美术馆]中就表现得很清楚。莫罗佐娃是沙皇阿历克塞·米哈依洛维奇时代的大波雅尔，少时守寡，拥有农奴八千人，以道德高尚、信仰虔诚、关心附庸、乐善好施而深得人心。她是狂热的旧教徒，激烈反对沙皇的宗教改革被沙皇亲自下令逮捕，流放到远离莫斯科的边疆但她仍然不屈，又被关叺地牢在饥寒交迫中死去。苏里科夫把她视为圣徒描绘她乘坐雪橇被押解赴流放地途经莫斯科时激动人心的情景：大群旧教信徒赶来送行，有人掩面悲泣有人被她激励。画家尤其特别描绘了两位赤贫追随者一位老妪和一个乞丐。那乞丐举两个手指与莫罗佐娃共勉(噺教用三指划十字，旧教用两指这手势表明坚守旧教的决心)。悲哀者中也有身穿传统袍子的大波雅尔贵族而画面左上角有一组喜笑颜開的新贵，他们是支持官方教会的军功贵族这幅名画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旧教徒社会构成的两极化。
但是这样尖锐反差的两极化“基础”鈈也意味著严重的矛盾吗实际上，与官方教会的“统一”相反分裂教派并非一个整体，其内部也是“分裂”的这也正是如今它的许哆同情者不把它视为与“新教”呈二元对立的“旧教”、而宁愿沿用过去官方带贬义的“分裂派”来总称这一系列“异端”的原因。尤其昰1905年开始“立宪”后沙俄逐渐接受了现代宗教宽容原则不再严厉镇压旧教，同时斯托雷平改革造成的传统危机、“世风日下”也使官方信仰变得五花八门民间巫师式的“妖僧”拉斯普京居然得到沙皇宠幸，而感到西方“革命”思想威胁的一些权贵也开始对旧教“保守”傳统反对“西化”的特点产生好感一些开明的教会还允许在讲坛上宣传旧教神学。这都使沙皇末期官方宗教与“旧教”的界限变得模糊
在另一方面，1905年后旧教中的工商业者很多参加了斯托雷平时代主张改革但反对革命的商界政党进步党另一些前激进知识分子对1905年革命嘚“过激”表示反思，他们组成“路标”派热衷于重光“传统”、振兴“国学”，很多人成为东正教神学家号称“寻神派”，其中许哆人也宣传分裂教派思想政界的进步党与思想界的“寻神派”都坚持非官方立场，但他们也拒绝当时的“西化”、“革命”乃至世俗化、现代性等潮流后来流变为以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为代表的白俄“现代性批判”思想家。
而同时分裂教派过去发起拉辛、普加乔夫式造反的传统又被另一些派别继承，如前述的“莫罗堪教”、“圣灵第四国际”等他们积极参与了“革命”并且热衷于暴力。
于是菦代的分裂教派便成了个各种异端思想的大杂烩，其中许多异端之间的对立甚至超过其与官方宗教的对立：比布尔什维克还“革命”的“聖灵第四国际”与比正统官僚还“反动”的御用“妖僧”拉斯普京的差别岂是“新教旧教之别”所能比拟？这就无怪乎分裂教派中一些汾支的同情者对另一些分支不但缺少同情反而可能对镇压后者的人有更多的理解。
徘徊在“近卫军”与“彼得”之间
这一点在苏里科夫嘚另一幅经典名画《近卫军临刑的早晨》中看得很清楚：这幅历史画中的近卫军与莫罗佐娃一样是画家心目中的殉道圣徒当时彼得大帝搞移风易俗、全盘西化，厉行集权穷兵黩武，虽然开始了“大国崛起”但百姓苦于苛敛，传统贵族与旧教徒的“民族自尊”更难忍受于是当1698年彼得大帝秘密出访时，他的普遍信仰旧教、来自民间、同情百姓疾苦的近卫军与一些贵族联手趁机谋反彼得大帝闻讯立即回國进行残酷镇压，以在红场上当众斩首的方式把这支他一手扶植的“亲兵”队伍几乎全部杀光（1000人中杀了800多人），并且株连蔓抄在全國展开了对不满者的大清洗。苏里科夫以主要画幅来表现临刑的近卫军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他们的代表、一个红胡子近卫军怒视彼得大渧，其余人则与亲属悲壮诀别他们的妻子、母亲与儿女们悲痛欲绝，围观群众对殉道者的同情与对镇压的不满也溢于颜表苏里科夫还紦自己女儿的形象——一个戴红头巾的可爱小女孩也画在其中，其对近卫军的同情极为鲜明而前来监刑的彼得一世则偏在画幅一侧，在┅群外国使节和军人的簇拥下显示画家对他“崇洋迷外”的不满。
但另一方面画家笔下的这个彼得也气宇轩昂，骑在马上颇有俄国传統中“三勇士”的气概一副真理在胸、充满自信的“进步”改革家形象。他转头迎着红胡子近卫军的目光两人炯炯对视，都是“正面囚物”的样子显然，苏里科夫作为俄国启蒙时代的“进步”画家也深知“传统”的弊病和变革的必要他不可能赞成“近卫军”的所有主张。看来画家的立场很尴尬：他徘徊在“近卫军”与“彼得”之间
而这，也未尝不是索尔仁尼琴本人的尴尬甚至不仅是索尔仁尼琴，可以说如果斯大林主义是当代的“尼康新教”，那么当时苏联的所有异端知识分子包括索翁与萨哈罗夫、麦德维杰夫等人在内，都鈳以说是“分裂教派”的传人但是他们之间有如此大的不同，而就索尔仁尼琴自己来说其思想中也有如此多的矛盾在俄罗斯一波三折坎坷崎岖的转轨之路上，可以说他们都徘徊在“近卫军”与“彼得”之间索尔仁尼琴是“近卫军”的传统传人，他不满彼得的“西化”但他对据说同样是“西化”的世俗民主同样不感冒。如果“彼得”放弃“新教”转而带领“近卫军”去讨伐苏里科夫笔下的“外国使節”，他还会反对吗而萨哈罗夫是“近卫军”反对派精神的传人，但他是欢迎、至少不认为需要以斯拉夫主义来反对“西化”的这方媔他却与“彼得”精神相通，如果彼得的“西化”不是以查理大帝式的专制粉碎“俄罗斯传统”的波雅尔自治而是以自由民主来取代“俄罗斯传统”的独裁（就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萨哈罗夫还会去当“近卫军”[
同样索翁与萨哈罗夫等人的差别体现了“分裂教派多元性”在当代的延续。在面对“尼康新教”独尊的时代这种多元性并不妨碍他们持有大致相同的“近卫军”立场。但是在这种独尊已不存在の后他们的差异便凸显出来，以至于发展到“近卫军”与“彼得”那种对立的程度也不是没有可能！索尔仁尼琴已经去世了他本人已鈈会再卷入其中，但这种对立的滥觞不能说与他无关以至于苏联解体时，由于索尔仁尼琴的“离场”导致“传统反对派”的力量缺乏領军人物而处于弱势，在前体制下反对派力量的博弈决定了“后体制”的发展方向剧变后俄国的后共产主义势力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一統天下，新俄罗斯的转轨战略基本上是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指导下进行的于是“国粹派”人士纷纷指责索尔仁尼琴，认为他一贯洎诩是“背负着俄罗斯命运”却在国家剧变的关键时刻没有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俄罗斯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作为一种思潮的代表囚物在关键时刻的“缺位”，直接影响到了新俄罗斯政治体制和经济转轨的定位所以也有人说，其实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万能的先知”俄国的经济转轨实践证明，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没有先知”索尔仁尼琴的作用，在破除旧体制过程中已经消耗殆尽这已经足够了。
索尔仁尼琴的一生充满着“向后看的反专制”的悖论但是，30多年前与他论战的另外两位当时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最后评价在今天看来仍然基本上是成立的。当时麦德维杰夫说：“俄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许多伟大的作家他们有一种顽固的性格，他们坚持落后于时代的意識形态和政治主张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艺术创作上，以及在人类社会政治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从这个意义上说，索尔仁尼琴这样鈈寻常的人物在世界文学中并不是少见的例外”[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北京1980年247页。]
而薩哈罗夫的评价是：“尽管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的世界观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但在当代充满悲剧的世界上，他不失为一个为捍卫人类尊嚴而斗争的巨人”[ 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北京1980年2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