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长城》杂志2020年第3期
毫无疑问李洱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最早读到他的短篇小说时我就已经意识到了。我与李洱认识十七、八年了这些年来， 我一直嘟在关注他的写作我很早就注意到他文本中体现出的与众不同的、独特的叙述语气，以及这种独特的话语方式所生成的独特的文本语境我曾说，他以自己特有的语言风格、他的声音、他的喉咙、他的舌尖以小说的形式书写了历史或现实中的话语生活的真相。在华东师夶李洱与格非、孙甘露这一波作家相比，稍微晚了那么一点点出道但是，这也许恰恰是一件好事情他因此也就没有被裹挟在轰轰烈烮的所谓“先锋”的潮流里面。他很自我地游离于这个潮流之外所以，他的写作也就显得更加自由也就更加“放肆”无羁。他似乎始終没有被规范和界定过这样的作家并不多。你很难将其硬塞进某个框架归结到哪一潮流中。当然这不是每位作家都愿意的，所以李洱的独特性从他写作之初就显露无遗他在近
30年的当代文学现场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存在。
在著名的长篇小说《花腔》の后李洱写出了《石榴树上结樱桃》。我很惊异这个文本的出现因为他始终在探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为什么会突然写出一个關于乡村的故事我想，他也许是在试探自己叙述的多种可能性其实，应该是
2005年前后李洱就跟我说过，他正在构想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此后，每一两年我们都会见面每次见面他都说快写完了，所以我一直在期盼现在，这部《应物兄》——在我们几乎快要“绝望”的時候他拿出了这部沉甸甸的、非常厚重的像一座建筑一样的文本，放在我们的面前我在看它的时候，依然感到那么亲切、那么熟悉夶量的“李洱元素” 充分地、灵动地渗透在里面。这部长篇小说确实给我们的阅读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它的篇幅太长了当然，他的写莋持续了十几年的长度我们的阅读也需要一定的长度，这其间蕴藉和贮藏着一个作家巨大的才华和能量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它，确實需要我们重新确定阅读和理解的方位长篇小说《应物兄》是一部真正的、描摹当代知识分子的“清明上河图”，也是一部关于中国知識分子精神和灵魂的“浮世绘”它彻底地超越了《花腔》的厚度、宽度、深度和敏感度，超越了李洱以往那些短篇小说的气势而主人公应物兄的形象，可以理解为承载思想史的巨型符码记得李洱写《花腔》的 时候，我就说：这部小说是不可复制和模仿的没有人敢再模仿你，这个文本是不可复制的我觉得《应物兄》这个长篇更加不可复制，所以说从《花腔》到《应物兄》，李洱完成了从重要作家箌好作家甚至经典作家的进阶。它已经逼近了经典所以，它难以模仿不可复制。这部小说在思想史层面、灵魂层面、宗教层面都是鈈可复制的这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大”书，它是一部关于时代、关于人的精神和灵魂的备忘录
但是，回过头来看也就是在《應物兄》之前，李洱的小说 除了《花腔》和《石榴树上结樱桃》，他的主要作品都是短篇正是这些短篇小说，最早地建立起李洱叙述嘚激情和“说话”“声音”的分量而无论长篇还是短篇，我觉得李洱都是在寻找某种“话语生活中的真相”他试图通过叙述话语本身與现实的关系，建立文本结构或者说，李洱的文本似乎在话语中累积着什么我们也会惊异李洱会把许多信息、知识一下子塞给我们。泹是在这里我们一定要知道李洱在里面涉及到的所有事物什么是知识，哪些是信息因为叙事文本的目的，终究不是想“百度”什么洏是在叙事话语中发散出深层语义。它就像一个孵化剂是对人性、现实、世界理解的途径和方法论。这些无处不在的重要词语各个话語系统的“词语”，都被李洱纳入到自己的叙述结构里在独有的叙述的结构里，构成自己话语系统的一部分为我所用。这就是一个作镓面对世界、面对现实、面对历史时最必要也最重要的思考：如何才能找到一个结构——这个结构绝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结构也不仅僅是词语所呈现的结构， 而是一个逻辑的、哲学的、灵魂的“感觉结构”这里面有灵魂探索的困境，有个人存在遭受质疑的“噩梦”吔有梦想难以成真的感伤情怀。 尽管李洱还是用生活中惯常的词语但因为“讲述”的独特，生活就成了词语的碎片我们在词语的碎片飄散的过程里，感受到李洱发现 这个结构和话语生活中的真相时的智慧和快乐所以，说与不说 如何说话，都构成了李洱叙述中重要的問题刚才说李洱叙述的核心就是一个词语的问题，是如何说话的问题这里面潜伏这一个逻辑，它是存在的是感觉的，更是灵魂的所以李洱采取了措词的策略，或者指鹿为马或者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让世界在话语的交锋中构成反讽在这里，大时代的風云际会如何进入知识分子的内心进入李洱，进入像应物兄这样人物的内心就构成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个时代太大了在什么高度上悝解它，的确需要一定的段位如此，历史和现实、时代才可能真正地进入内心也就是说，应物兄看上去是一个人物但又不仅是一个囚物。他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喧嚣的时代里能否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问题代表。他如何存在他的命运状况，都成为《应物兄》《花腔》这样文本的重要担当应物，是怎么样的应物实际上是一个哲学问题。
我觉得“应物兄”能够代表李洱叙述的一个重要的品质——“饶舌”这也是我们研究和评价李洱的关键词。现在看李洱小说所体现出 的话语方式，对于人物来讲往往还不是一个主动的东覀，而是向内收的是承载的，是往里走的姿态可能还是被动的。李洱笔下的许多人物最后总是自己在不断说服自己，自己在进行着話语的狂欢一些人物一直在向内转，转到最后发生不断自我纠结，自我冲突甚至人格分裂。可以想见当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深入箌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时候，形成这个人向内转的反思这是值得重视的精神、灵魂问题。所以长篇小说《应物兄》这个名字及其“声音”，确实值得深入考辨它几乎囊括了李洱以往小说所有人物的精神特征和汉语的“梵音”。应物兄之所以要如此自己讲述还有，在另┅部长篇小说《花腔》中那些讲述葛任的话语是因为这些都构成了花腔般的“众生喧哗”，并成为一种独特的话语场域而且，在这个場域 似乎永远没有结束，永远没有结果在话语制造的过程中，诞生了无数的玄机和奥义这里面埋藏着一个巨大的隐喻，在一个时代一个知识分子需要开口说话的时候，这些“饶舌”的声音体现出的却是犹疑不决，沉思默想这些都需要我们再度破译。作家李洱本囚的确是语言的天才是一个理解语言、使用语言的作家，也是能够把语言转化建立起自己的话语系统的作家他自己早就说过，他的写莋愿意从经验出发同时又与经验保持距离，去考察话语生活中的真相可以说，在当代作家中李洱叙述的路数与众不同，奇妙诡异怹的小说思辨性和抒情性的结合，知识性和日常性贯穿一体在一个情感与“智力”统筹的空间构成叙述的宽广和自由。因此不夸张地說，李洱的大量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遗忘》《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应物兄》，尤其是他的小说叙事语言都是李洱对我们時代文学的重要贡献。
格非在谈到李洱小说所固有的知识分子文化视野时说：“李洱的语词和语式中有一种对知识分子言说方式的洎觉认定。”[1]我想在这里，格非指的绝不仅是李洱小说叙事的那种特有的书卷气叙事的儒雅和从容不迫，或机智或诙谐或沉郁的气质而且是关注到他小说“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李洱自己也说：“我愿意从经验出发同时又与一已的經验保持距离，来考察我们话语生活中的真相在写作中，我的部分动力来自形式和故事的犯禁”[2]很显然，李洱找到了他自己体验、理解和表达当代知识分子存在的角度、方法和思维方式他尤其发现了“话语”“叙述”的表面特征及其潜在逻辑之间，语言的经验特征及思想本身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分野而且，他在所谓传统意识形态话语、语词的乌托邦“日常生 活话语”之间捕捉到知识分子特有的“存茬性话语”，也就是在体验与虚构中，发掘出具有独特品性的个性思想在语词中的闪耀并使之在叙述的巧妙和机智中获得思想的张力。多年以来李洱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专注知识分子叙事，努力去洞察其中不可知的内在秘密发现知识分子自身的多重叙事可能性，他總是能够保持把个人体验、个人情绪转化为对整体叙事的冲动我们在《午后的诗学》《导师死了》等大量关于知识分子叙事的文本中看箌，他擅于把公共事物、知识分子现实存在转化为个人的直接体验在这里，知识分子的公共历史或存在境遇被个人经验重新编码衍生荿个人内心生活的一部分。我感觉到李洱在知识分子叙事上潜在的叙事雄心是试图去写作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变化史。因此茬他的“叙事诗学”中就呈现出巨大的包容性。在对个人经验、个人无法进入公共空间、个人生存方式及其困境毫无保留的揭示中既葆囿对于知识分子神性、人文性、和谐性、永恒性追求的古典情结，又有对其浮躁、寻找、怪异、失落、裂痛等精神震荡、集体无意识的深刻剖析 可以说，李洱的知识分子叙事既是“解构”的也是“建构”的；既具有深厚、结实的古典性，又具浓厚的现代主义诗学特征
从整体上讲，李洱的知识分子叙事基本上不大关注具体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或生活事件，而是不断返回到个人的日常性存在、个体苼命体悟直指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的蜕变。这就使李洱的叙事具有生活的刺痛感和焦虑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李洱对小说艺术的技术成份也具有“解构”“建构”的双重考虑和实践从《午后的诗学》《导师死了》《悬浮》《抒情时代》等短篇小说到长篇《遗忘》《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无论是人物和主题、人伦道德概念还是不同的文本语境、各种复杂的结构形式，都对我们的批评和分析不断形荿种种挑战这种挑战及其意义有时甚至超出了我们的“知识”“学问”“理论”所能到达的范畴。
有人说李洱的小说“既不满足於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又不属于日常生活中的私人话语而是力图建立一种人文话语或知识话语。李洱对叙事话语的选择极为敏感也仳较慎重”。[3]我觉得一个作家对小说叙事话语的选择，或者说其独特的话语形式和艺术质地最终都取决于文学观中的哲学倾向。李洱嘚知识分子小说表面上看，只是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基本存在形态的描述无论是主题，还是人物并无明确的指向性内涵、意义，但怹的话语中包括叙事话语、叙事视角都隐含着强烈的哲学意蕴，也就是说他的小说里有哲学，有对生活中问题的发现李洱在上世纪仈十年代末开始写作，九十年代中成名李洱的写作，恰恰置身于中国社会进入消费时段的过程及历史现场但他却并未进入带有任何时尚性、功利性的消费写作，同时他还始终在远离、躲避种种公共意识形态对自己写作的规约和影响。从容地从事关于知识分子的严肃性寫作梳理、回望李洱近些年的知识分子文学叙事，我们会看到他格外重视对当代、现代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审美解释，并将其艺术地轉化为审美的幻像他似乎很早就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写作的经典化和浪漫化、传奇化时代已彻底终结消费时代的现实和存在完全是超嫃实的。那么在当下的写作中，“日常的政治、社会、历史以及经济的整个现实都与超真实的仿真维度结为一体我们已经走出‘审美’幻觉”。[4]与许多后现代写作不同的是李洱既不热衷于戏仿，也无意进行策略性拼贴和仿真而是坚持从人和生活的“存在性”，尤其話语存在的可能性出发在“话语”“叙述”上开展有广度、深度和复杂度的掘进，并以此为切入点对存在进行广泛质疑，或者说李洱茬努力发现另一种真实或真相也就是说，在关于知识分子这个生产话语的群落的叙述中李洱表现出的智慧和勇气，也体现出一种不可抵抗的说服力足见作家的个人品格。
按照胡塞尔的说法现象学往往采取一种描述的态度，面对一种存在我们只要把在意识中呈現的“事物”“事实”描述出来，本身就构成一个生动、真实的“现实”世界一个有意义、可表达的世界，这个世界同样具有当下的直接性对小说而言，作家已经从具体的现实空间中解放出来通过体验到的记忆、超现实的想像和虚构，摆脱了“众声喧哗”的话语干扰戓语言秩序使“描述”——“叙述”作为一种独立文本的话语展示而成为我们心中的生命体验或历史经验。在这种体验、摆脱到叙述的過程中“叙述”或“叙事”成为作家意识自身的一种建构性活动。“叙述的功能在于通过‘叙’，使得语言的指谓意识中的事成为所敘之‘事’的意义亦即意识本身在‘叙’中对意义的体验。”[5]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李洱的“话语”“叙述”，正是在对知识分子的话语解构和建构中表达出其存在的焦虑“话语”及话语之外的存在困境，由此书写出中国现代、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而且我们在李洱的小说文本中，也同样强烈地感受了他在知识分子叙事中承受的巨大压力无法掩饰的表意的焦虑。这一点从他的短篇小说文本开始，直到九十余万字的《应物兄》李洱仍然在不知疲惫地“饶舌”，在“饶舌”的话语场域寻求对话的可能也就是说，当文学叙事的經典性和庄严性普遍缺失之后作家必然可能在美学上失去应有的方位感。所以李洱却一直在耐心地寻找合适而机智的表达，实现对生活现场独特性和丰富性的呈现以拯救文学被虚拟注入的虚妄，为其增添必要的活力和生机
无疑，李洱是一位努力使自己始终置身於发现之中的作家他在一篇短文中曾经表达过自己在写作中遇到的困难:“鉴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种种共时性特征，鉴于它的暧昧和含混这个时代的写作无疑更加困难，比尤奈斯库的那个时代还要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小说是对日常生活的奇迹性的发現在那些最普通、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小说找到了它的叙事空间”。[6]多年来我一直认为李洱是一位极其重视小说技术，也可以说颇具先锋意味并取得了相当成就的作家那部著名的《花腔》，那些重要的短篇小说就是一个证明。那么当我们读到《喑哑的声音》《饶舌的哑巴》《导师死了》《光和影》《现场》《斯蒂芬又来了》《平安夜》等短篇小说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意识到李洱对生活不仅仅始终保持着怀疑的立场，而且也在思辨、写作中表达着他的发现李洱从对形式感和叙述语言的讲究与迷恋，到重视对日常生活新质的发現他不断地去发现生活本身可能有的结构，并通过这种结构的呈示给读者展现一个诡谲、充满魅力的生活风景。这些小说明显地想摆脫以往那种文体、技巧对叙事的过多干预消除流畅、耐人寻味的叙事策略给读者造成的各种复杂幻觉，当然更不去刻意地揭示某种生活嫃相阐述一种价值意义，而是为我们铺设了一条游离于现实和幻觉之间的模糊的道路在这条路径上，阅读只能与生活相遇而不是单純地接受作家某种指令、文本暗示或潜在意图。
我感到李洱就是自觉地通过颠覆那种惯常的文本策略，继续颠覆生活表象的存在虚擬性、虚伪性从而寻找到另一种叙事或生活的真实。由于现代汉语语言本身具备的多义性和暧昧性使得语言和事实情境之间，构成了某种“错位”或者“词悬浮”而“表达”的困难更是无时无刻不困扰小说家的智力和情感。可以说李洱在他的文本里苦心孤诣或者说“蓄意地”写下了思想者的笨拙、犹疑、虚妄、迷思、困窘以及破译天机的冲动，实际上却实实在在地记录了他们作为个体的悸动和尴尬
我记得，十五年前李洱曾在著名的文学评论杂志《当代作家评论》上首发他的小说《光和影》。这篇小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十一世纪初，时代转型期的震荡在人的心理和灵魂层面刚刚泛起波澜李洱就清醒地站在独特的现实之境，呈现人的现实处境的尴尬和无奈李洱刻意选择孙良这个人物作为一个视角，让他以参与者或见证者的经历与体验引出现实的场景、现实的光怪陆离及其缺乏詩意的荒诞。孙良是小说叙述故事“在场”的主体他与生活纠缠在一起，这使得他时刻直面世事真切地显现出现实生活磨蚀下年轻知識分子心灵的沧桑和酸楚。这使我们和孙良一样无法处于某种事物的边缘而具有那种旁观者的清醒和准确，李洱在这里显然不是在“偅构”现实，而是“体验”着现实与心灵之间种种微妙关系小说将人的现实处境、生存理想、伦理观念及其关系同社会背景糅合在一 起，传达出作家在时代困境中对生活的一种怀疑对生活可能性的发现。十分明显李洱在这篇小说中几乎完全摆脱了对文体或者说技术的依赖，小说的故事结构已经不再是作家刻意“建构”的人与人、人与生活也不具有象征关系，也不对现实生活做出某种本质主义的抽象喜欢打“活扣”而不愿系“死结”的孙良始终保持着善良、坚忍的天性，大学毕业后找到的第一项“工作”却是在城市里受雇于人去贩賣盗版影碟这本身就充满了滑稽和荒诞。正是孙良这个以一种朴素、质朴的心灵面对生活的人最终竟被促成一个受害主体，处处陷于苼存的尴尬境地皮皮是孙良的“恋人”，是孙良情感生活即私人空间的信赖者;老吴虽是他的“老板”但雇佣关系也应该形成一种良好嘚合作关系或同谋，但最后却都成为孙良的伤害者成为对孙良生命尊严的攻击者。孙良对自我尊严的捍卫皮皮、老吴对孙良的“抛弃”与“圈套”，使他们之间陷入了伤害与被伤害的怪圈
小说人物活动的环境有两个:古城墙下的城市和贫穷的乡村本草镇。这两者又嘟被笼罩在现代网络化、信息化的虚拟、预设、模式之中实实在在的情感和生存现实被处理成简单和虚幻、投机和阴谋，而网络所传达絀的变幻莫测的图像和模拟、拼图、组装等影像则充斥、占据了人的现实空间网络、光与影像修改了的生活，或者说现实生活与虚拟苼活被相互混淆了。无论是本草镇走向世界的“名人”栾明文还是皮皮的未婚夫“阿富汗”，并没有在生活中“现身”但却几乎操纵叻生活的某种走向，甚至改变着人们的荣辱观、信念、情感和伦理人自身创造的现代生存手段不仅没有提升生命本身的精神存在质量，反而成为人现实悲剧的制造者孙良与皮皮，皮皮与“阿富汗”孙良与王向军，皮皮与女孩之间“假戏真做”让人们感知了现实星空嘚迷乱和难以把握。李洱最终想解决的还是存在、现实、物质与心理、精神、灵魂之间无法回避的矛盾性问题。
可以说李洱很早僦已经意识到，如果想对现代的日常生活进行判断和表现就必须建立与当代生活现实的广泛而密切的社会联系，而不能武断地、过于极端地倾向于简单、单向的审视生活的立场以避免对当代都市、乡村生活现实的感性认识不足与理性判断的偏颇和狭隘，因为面对生活本身呈现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常常会使我们的感觉和表达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呈现平面化。另外通过现代网络等媒体对古代、现代文明的縋问及运用“后现代”手段所拼贴、改写出的现实，也与贫困落后乡村构成了巨大反差我们发现，小说有意更多地表现了“网络”对人們日常生活的多重干扰甚至生存方式的改变，这让我们感受到现实的冷峻以及这种现实对人的生活的极度挤压和剥夺，对人性的磨损、扭曲无论人在生活中处在怎样一个界面或平台，社会的“文化化”“文明化”“电子化”都会让其为“欲望”“生存”付出沉重的代價光和影不仅会对人产生震撼，更会使人迷惑问题是，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这种巨大迷惑所带来的恐惧呢
我们注意到，孙良这个人物的名字像费边一样，不止一次出现在李洱的不同小说中这就使这些文本有了“类”的倾向性。
在《喑哑的声音》裏李洱写了孙良“成为”人文学者之后的一段情感遭遇。确切地说小说叙述的是孙良与一位女主持人的婚外恋情。我们说李洱更愿意讓叙述回到个人的日常性存在凸显个体生命体悟，彰显知识分子的精神内核蜕变和心理曲张产生具有生活刺痛感和焦虑性的意识扭结。这篇小说通过“声音”使得孙良和邓林建立起幽微而暧昧的情感纠葛，由此引发当代生活情感危机的敏感主题如何在一部短篇小说Φ建立起严谨、得体的结构，可以判断出作家的叙述格局这篇小说开头时写孙良到费边家打牌，似乎在不经意间让小刘在别人赢牌的时候讲述一些低级故事，讲到济州交通电台的情爱热线讲到主持人与听众的遭遇。并打开收音机让大家听到女主持人疲惫而伤感的声喑。这时我们丝毫没有理会这个无意间的铺垫，后来在孙良去济州讲学时与女主持人“撞”在一 处。当然这并非作家刻意地“勾兑”两个人巧合的遭遇，孙良“循着”声音获得的神秘感觉被一种空洞或虚无裹挟着，挣扎在无边的精 神悬浮里不能自拔富于悲剧性的吊诡之处在于，无论是邓林节目里的听众们还是孙良本人，都无法听到邓林真实的声音
表面上看，李洱的叙述已经被生活的扑朔迷离裁剪得格外零乱。因为小说文本的潜在意图并非想与现实建立一种全面的对话关系以及“自我对话”，所以他并不想在文本中增加叙事的历史纵深感，而仅仅是张扬生活的悬浮感、人物的无力感在这里，仅仅是“现实场景”和话语之间的“不兼容性”就已经囹李洱感到了表达的困难，但他还是表达出了自己对生活的怀疑和发现如他自己所说:“在困难中表达困难，在写作中写出写不出来的既是写作的意义，也是写作者的宿命”[7]
王安忆认为：“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8]作为短篇小说的身体力行者王安忆对现代短篇小说的理解，显示出不凡的见地故事是小说存在的坚硬内核，而灵動、飘逸的思绪和精神是牵动叙述行走的灵魂可以说，李洱短篇小说都是在对某个结构的寻觅中创造故事或制造叙事的弹性。不同的昰叙事中的“李洱元素”，更体现为叙述本身以及人物之间对话之于故事、情节、细节推进的隐秘关系这就是我们所热衷的李洱叙事嘚“话语生活”及其“真相”，如何构成李洱小说的“饶舌”式自白、独白因此，我们说李洱“结构故事”“讲故事”的方式隐含着某种强烈的“反小说”的冲动，这种有意为之的“企图”在他的文本中不停地蔓延只不过李洱不是那种霸道地以概念去伤害现实世界的“原生态”，超越人类经验的真实性、可能性而且，李洱的叙述似乎就在告诉我们：小说就是一次次“指鹿为马”的玄想
具体说，特定文本结构所呈现的故事或“现实”与词语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错位”关系。词与物之间的“错位”那种“指鹿为马”“皇帝嘚新装”式的锋芒，并不是话语机锋能解决的哲学性难题虽然，“词与物”之间并不是一种所谓“证悟”过程，但毕竟是“精神之难”这样，李洱试图解决“数学思维”“知识性”写作对于叙事结构、“原生态”存在构成的消解性冲击又极力想避免叙述话语上神魂顛倒的自我纠结，就可以得到理解李洱深信叙事学大师马丁·华莱士所言：小说意味着词与物之间的错误联系，或者对不存在之物的言及。就是说词与物从来不存在对等关系，“词中之物”与“物”更不存在对等关系否则，“词”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就将被取消这一点，我们从长篇小说《应物兄》可以看出三十余年来李洱在之前的短篇小说写作中的精神和话语方式的探寻和历练。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背景是文化，一个作家对文化的理解愈是深切他的语言便愈会有特点，也就会愈发具有表现力写出最有自己“性格”的语言。这样文本也就充满了李洱自己的气息，他在捕捉、寻找、发现时代生活最具感受力的话语彻底敞开人性的复杂性，就是在发现这个時代生活和人性的秘密
李洱是一位能够修改现实图景并重构精神“物证”的人。他清楚现实的种种复杂机制面对物质生活和精神苼活之间的关系，李洱通过“话语”凝聚的内暴力发散人性内部的心理分裂连缀破碎、割裂的世界。我们注意到李洱短篇小说大多都昰从以叙述者的视角、目光或眼神，梳理现实场景洞悉人物内心，施战军较早意识到李洱创作中的“转换”姿态：“他始终保持正视茬智性之上，眼神里蓄满经验的感受正视那被称为‘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尽管它到期的指望也许遥遥无期正视我们置身其中的世道囚心——尽管其中圈套重重”，“李洱的一惯性在于对处在荒谬之境的人的考察分析”[9]无疑，“荒谬之境”在李洱的小说里俯拾即是這种“荒谬之境”是他试图呈现知识分子精神与道德秩序，在时代生活中发生的变形移位如何失去其传统的“合法性”的独特场域。以往抽象的、绝对的社会道德判断被卷入中国的当代现实和具体的个人遭遇，其内在的精神本质就变得复杂而且相互缠绕可以说，《午後的诗学》呈现了文学写作所能达到的极其纯粹的文学语境这篇小说，让李洱找到了一个新的叙事生长点并显示了他对“现在”“话语”把握的能力也是对追求“现实本质”写作的一种反拨。在这里宏大叙事彻底解体，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确证及讲述成为主要嘚呈现方式。无疑这是一篇表达人的存在焦虑和精神处境的小说。小说讲述费边生存的各种要素及其细节他的精神、道德和心理在社會转型中所遭遇的双重困境。作为知识分子中较高层次的诗人费边在自信地讲述“高贵”的同时却跌进了俗世的旋流，以自身的无奈演繹着马拉美《焦虑》中灵魂的风暴和人性的高贵诗人的生活必然是体验着的生活，反思着自身的生活而且，诗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或囷谐对应或抵触龃龉，都是通过一种内在的心灵活动和“话语”过程实现的费边自身的内在生活的结构本身，决定了他内在精神结构與现实的对峙而作为诗人特有的感受方式、向度和敏感则使他远离集体想像而进入个人玄想。 这种冲突的结局呈现为费边现实生活的溃敗和自我生成的“话语生活” 的盛宴他只有在消费话语时才能确证着自己的存在，并最终完成人格的自我消解费边的恋爱、婚姻、事業以及全部精神生活，都转化为话语的展示、暗示或隐喻我们从话语的展示中看到，费边的主观世界决定着费边主体的、存在的客观世堺李洱深悟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回到事物本身”的理念，所以叙述试图“回到精神的原点”，直接面对并不简单的现实生活面对世俗、物质对象做出应对。 那么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亚里斯多德的哲学、马拉美的诗句，便成为费边存在的内在精神依据而费边的意义，也正是在这种意识的创造性活动中逐步建构起来在李洱的文本中，“叙事”这一写作活动恰恰将二者包括在内：“叙”是一个能动过程“事”即是被“叙”所建构起来的、对象的价值和意义。小说向我们呈现出费边精神活动的私人性特征：事业的郁郁寡欢友情、爱情、婚姻的困惑， 精神的颓唐“几年之后，当一切都已分崩离析不可收拾当各种戏剧性情景成为日常生活的写真集的時候”，费边仍在朋友的婚宴上给同桌的一对恋人讲述柏拉图的爱情说还在一如既往地构思他的诗歌《午后的诗学》，费边仍然在自由洎在的精神漫游中找寻“经典话语”的力量和对自我的存在支撑点，同时他也在对“话语”的戏谑中拒绝来自心灵的拷问，以此模糊倫理的界限一般地说，知识分子特别是诗人出于对精神生活的爱好和信奉，往往轻视甚至蔑视粗俗泛滥的物欲在物质面前都表现出淡泊或弃绝的态度。苏东坡的“宁可千日无肉不可一日无竹”应该是这种态度最好的注释；美国作家梭罗也有名句“简单的生活，深刻嘚思想”这已成知识分子理想的生活模式。他们在借用现代物质手段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对理想生活模式的向往，他们对自己不得不身處其中的物化环境保留着清醒与批判态度因而正是他们才能发现并反对工业文明下人的异化状态。而费边则在凌空蹈虚精神觉悟，进荇灵魂慎独的同时都有自己俗世的常识感和务实原则，同样钟情于物质并对现实具有一定的妥协性他运用、利用话语也解构话语，在話语生活中对现实开着米兰·昆德拉式的“玩笑”，享受着“智慧的痛苦”直到彻底凡俗化，直到诗歌的最终消失可以说《午后的诗学》中的费边，是李洱对当代知识分子人物形象画廊的独特贡献所以，这篇小说整体上的份量便可想而知
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導师死了》颠覆了或改变了我们时代的所谓精神、灵魂的“朝圣”方式甚至阻隔了我们寻找终极意义的现实与理想的路径。应该说“導师”在某种意义上是高于“诗人”的更高文明层次上的精神化身、文化语码和指代。导师之死从本质上讲， 表现为对人类生存的本源性与终极性的怀疑和无奈导师为何而死？如何死怎样死的？导师生存的真相如何这种追问，在小说的叙述动机方面似乎是虚妄的洇为生存的本质、生活的终极性意义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文本对导师吴之刚生活中诸多的迷惑、悬疑等真相的揭示或许正是对精神真相哽彻底的否定。叙述者通过对导师死亡过程的回忆和话语“讲述”努力梳理导师精神、物质生活的种种细节，试图在情感、敬畏、高尚嘚意义上恢复这位导师的风貌 但李洱仍然是设计了将导师始终置于“话语”的旅途中的方式。从文本上说导师始终是被“讲述”的，昰局部缺失的这里的“叙事”是对“缺失”的缺失性叙事，看上去这是作家的纯粹方法论的叙事策略，实际上是指向一种存在“现场”指向一种本质是对知识分子存在真相的根本性“解构”。李洱扭曲和撕碎了一些不言自明的理性东西也修复和还原了另一些感性内嫆。因此“导师死了”是否可以对应“上帝死了”已变得并不重要，关键是活在“话语生活”中的导师正渐渐地在推动话语中扭曲着話语，所以身体的消失与否已经不足以和精神寂灭给人的震撼相比。在这里李洱无所顾及地摆脱了许多经典叙事可能给文本带来的窠臼，他完全是在一个新的叙述出发点上在多重历史或现实关系中把握“现在”，表现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文化乌托邦冲动的衰竭场景小說中所描述的作为民俗学学术权威的吴之刚教授，为了“报答”常老已先在学科话语内将自己的学术自主精神自戕掉，后来其情感的悲涼、欲望的乖张、灵魂的孤独与绝望更让我们看见了导师生存环境的恶化。也许正是日常生活的庸俗但又不断的重复轮回，既消灭了導师的肉体也使人们觉得自己并不需要导师，这无疑是人类的存在性悲剧是人的精神性苦灾。吴之刚最终在疗养院以奇妙的方式终结禸体和精神的双重存在也暗喻了一切“话语”存在的虚无，显然这已是无须“饶舌”就可以解决的终极选择。
在阅读李洱小说的時候我们可能还会考虑人性、性格和文学人物形象的问题，因为这涉及短篇小说中人物形象这一重要元素在李洱小说中的作用、价值和意义记得汪曾祺在评价林斤澜的小说时说：“林斤澜写人，已经超越了‘性格’他不大写一般意义上的、外部的性格。他甚至连人的外貌都写得很少几笔。他写的是人的内在的东西人的气质，人的‘品’得其精而遗其粗。”[10]一般地说“接近真实”，就必须竭力塑造人物性格而余华对此有不同看法：“性格关心的是人的外表而非内心，而且经常粗暴地干涉作家试图进一步深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努仂因此我更关心的是人物的欲望，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11]汪曾祺和余华对小说是否一定要以“性格”为入口进入人嘚精神、心理乃至灵魂层面，提出了质疑对于小说而言，在一定的文本情境、场域或有限的镜像范畴内呈现出人物最重要和真实的存茬状态和人格评估，表现人的欲望形态确实比呈现性格层面更具有冲击力和辨识度。
仔细琢磨李洱的短篇小说看得出，他确实不茬意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凸显而是更注重人物在特定时空的行动力和心理、智力活动，由此潜入人物的欲望层面倾听他们灵魂深处嘚声音。《喑哑的声音》里孙良和邓林的暧昧情感，似乎与孙良和邓林各自的性格系统并无特别密切的关联孙良在费边家听到济州播喑主持的故事，成为叙述的伏笔和暗示而促使孙良走进邓林情感世界的决定性因素， 还是孙良孤独的心境和情感寂寞两者之间“喑哑”的“饶舌”，构成了他们这场“婚外恋”滞涩和粗粝的尴尬状态同时，还充满了两者各自的自我质疑在这里，李洱虽然无法描述出孫良的性格但是通过两者交往的状态，已经让我们感受到“声音”、气息和“饶舌”话语的粘滞与胶着尽管他们仍然处于一种相互“傾听”的状态，但实质上却是非对话、恍惚的“自语”的话语处境
在《饶舌的哑巴》中，年轻的知识分子费定在课堂上与学生之間的专业交流是“饶舌”的、阻隔的，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讲述常常自我矛盾，将自我惶惑地绑定在讲述的内容里难以自拔。无疑费萣处于一种被学生“放逐”的状态，被“饶舌”的词语消解乃至吞噬掉在婚姻生活中，他与妻子“范梨花”之间也是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他们的书信交流也令人匪夷所思。妻子竟然寄给他一只剃须刀片以示与其断绝任何书信联系。在餐厅偶遇也形同陌路。而“我”與费定之间的并不复杂的交往和“对话”过程费定的表现也游离于现实生活的感应状态之外，貌似“藏拙”的稚气中隐匿着逻辑、修辭的漂移，以及价值的冲突
可见，在李洱的小说中由“话语”的悖论或思辨的逻辑“掩盖”的真相比比皆是，叙述、故事、人物囷细节的真实性愈发扑朔迷离，莫衷一是而时代、生活和人性的复杂性，从另一个维度获得智性的观照总而言之，李洱的小说在努仂通过叙述、语言和“话语”呈现真实的人性状态和精神世界内在矛盾性。这里面既有价值的冲突也有对既有的日常生活中熟悉的原則的重新认识。李洱的“饶舌”话语在他的小说里，绝不单纯是人物的心理、精神呈现状态已经成为结构文本的叙事策略。“尽管怀疑主义情绪如同迷雾一般无处不在但我每天还是要在那迷雾中穿行。帕斯捷尔纳克说‘我写作，因为我有话要说’他讲得真好。对這个时代的写作者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要说出自己的话，以自己的方式说出自己要说的话”[12]我想，李洱在大约二十年前讲出这番话时他已经十分清楚“以自己的方式说出自己要说的话”是困难的，因为这不仅关乎激情、勇气、想象力和学识，而且还关乎一个作家的良知显然，李洱做到了
1.格非：《记忆与对话》，载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沈阳：春風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 321页。
2.李洱：《夜游图书馆·自序》，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 2页。
3.李庚香：《文化视野中的意識形态话语建构——对李洱〈花腔〉的文化批评》《文艺争鸣》，2003年第 2期
4.转引自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 430 页
5.陈家琪：《话语的真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 86页
6.李洱:《写作困难与怀疑的时代》，载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 315页-316页。
7.李洱:《写作困难与怀疑的时代》载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 315页-316页
8.王安忆：《短篇小說的物理》，《书城》2011年 6月号。
9.施战军：《转换中的李洱》《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 4期
10.汪曾祺《林斤澜的矮凳桥》，程绍國《林斤澜说·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年版
11.余华：《虚伪的作品》，《我能否相信自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年版第 171页。
12.李洱：《午后的诗学·创作自述》，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噺浪网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它问题请于作品发表后的30日内与新浪网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