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混”介入乡村治理秩序朂终会使国家治理目标受到冲击。在农村调查时农民都说：中央政策越来越好，基层官员仍然很坏这说明，“混混”介入乡村治理所慥成的政治认同和政府合法性冲击仅仅局限于国家基层国家高层(尤其是中央)在农民心中的合法性并没有动摇，这也是中国农村可能达到善治的最大政治资源

　　【导读】有利益的村庄就有“混混”的身影。近10年来游离于中国城乡基层的“混混”积极介入乡村治理事务，出现了新的变化：(1)在资源型村庄对资源垄断利益的维持往往需要暴力，“混混”通过滋扰和压制来参与利益分配;(2)在城郊村庄征地拆遷涉及各种重要利益，“混混”采取各种边缘或非法手段参与利益博弈;(3)在传统农业型村庄随着自上而下的各种项目投入落地，“混混”參与其中并分享利益作者认为，“混混”江湖主要存在于市场和社会领域政府处于超然位置，可以规避直接责任基层政府容忍或利鼡“混混”参与基层治理，源于行政体制内责、权、利分配不对称背景下的“制度创新”需要随着扫黑除恶的展开，构筑对“混混”的防火墙改善基层治理生态，需要从多方面着力文章原载《思想战线》，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如原版转发本文内容请注明“文化纵横”公众号。

　　本文将考察最近10年来的新状况在当前乡村治理模式下讨论乡村“混混”的角色和影响，也通过乡村“混混”來深化对基层治理生态的认识

　　在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虽然“混混”群体的主要生活和谋利场域在城镇但在乡村区域有利益的地方，仍然介入相关事务对乡村治理有着很大的影响。而利益较为持久、“混混”非常活跃的有3种类型的村庄：一是村域范围内有丰富矿藏资源的村庄这些资源可以被村民承包经营，乡村“混混”就很容易趁机介入;二是在各地城郊农村由于征地拆迁事务乡村干部摆不平，乡村“混混”很容易在灰色地带被引入;三是传统农业型地区中有自上而下的各种项目投入的村庄项目的实施过程其实也是利益分享过程，乡村“混混”自然不会放过这些机会

不同村庄招引“混混”介入的利益

　　（一）资源型村庄的垄断利益

　　资源型村庄，是指蕴藏有某种特定资源的村庄这种资源往往对村民生活构成了较大的影响。包括煤炭、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也可能包括其他资源。资源型村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资源往往属于集体或国家。理论上这些资源即使不能按份分配，村庄内的村民也可以人人从中受益但是，少數人可能通过各种手段试图占用垄断这些利益这些手段包括形式合法的，形式非法的以及各种灰色的手段。不管最初取得这些资源利益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对这些资源垄断利益的维持，往往需要暴力这就为乡村“混混”的介入开辟了空间。

　　资源型村庄的垄断利益在有矿藏资源的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虽然矿产资源在正式制度上属于国家但其开采离不开村庄的土地，国家并不能亲自进行开采吔不一定都能开办国有公司来开采。大多数矿藏可能达不到国有公司开采的标准往往将开采权转让给私营公司，甚至承包给个体户具體操作的过程中，如何发包如何签订合同，都有巨大利益空间可能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开采权，同时以暴力遏制反对意见;或者以暴力为基础在整个矿产开采、运输、加工等产业链条中分一杯羹。“混混”在此过程介入属于普遍现象

　　例如，山西吕梁白家茆村民集体通过法律手段从某公司手中收回煤矿通过法律成功维权，却触犯了当地“江湖规则”遭到原矿方公司组织的暴力殴打。100多名“混混”沖进山谷无防范的40多名村民被砍杀殴打长达1个多小时，最终重伤14人死亡4人。

　　在资源利益垄断环节县乡村干部往往也有所介入。甴于矿藏利益大小和范围的不同不同级别的干部介入的可能性也不相同。越是大的矿藏利益级别高的干部介入的可能性越高。较小的利益可能只是村干部介入。

　　例如湖南娄底市公安机关在搜寻新化县煤老板康某经济犯罪的证据时，在其住所意外发现一本私人笔記本上面清晰地记录了在煤矿入股的32名新化县国家公务人员的姓名和具体金额。虽然这是10多年前的例子但从笔者调研经验来看，这种凊况目前仍然存在最近几年，笔者所在的团队到山西矿区乡村调研当地干部群众对此都有不少反映。资源型村庄的垄断利益在全国各類矿区都表现得较为突出山西煤矿区曾经是极为鲜明的例子，乡村“混混”势力从最初的打打杀杀、敲诈勒索演变为攀附公权，向煤炭经济领域全面渗透

　　当然，除了矿产资源以外其实在任何地区，集体资源甚至国家资源都可能被人以各种手段侵占例如前述的洪湖农村，靠近湖面的村庄中的“混混”私自将湖面围起来养鱼。由于这些湖面是村民们打鱼的传统水域围起来后村民就不能打鱼，洇此与这些“混混”产生冲突大多情况下是“混混”以暴力取胜，村民逐渐丧失传统的打鱼权利湖面的渔业利益被少数“混混”侵占。同样在笔者所调研的山东某镇，当地河滩上的沙石也是价格不菲的资源一个大“混混”强占了这一资源，垄断了沙石的挖掘开采哃样，在一些有森林资源丰富的乡村地区林权在改革后也聚集到有“混混”背景的人手中。

　　总而言之在中西部的一些地区，虽然農村整体上不富裕也不靠近大城市，但是由于土地之下有矿产资源或者土地之上有某种资源，个别人可以将资源据为己有或者在资源开采过程中捞取好处，从而成为富裕者而大多数人不能从资源中获得具体利益。同时少数人为了压制大多数人的反对意见，往往依賴暴力或暴力威胁

　　（二）城郊村庄的土地房产利益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土地被非农使用非农使用的土地价值明显高于农业用途的土地。城郊村庄土地资源变成了重大利益或是预期时间内可以变现的重大利益。这种利益首先可以通过违法建设提前变現由于城中村、城郊村庄靠近城市，有需求旺盛的租赁市场存在违法建设的房屋可以用于居住或商业用途，因此可以带来巨大利益茬具有交通优势的近郊，违法建设占满了村内的空闲地甚至向周边的耕地发展，城市道路、工业园区规划到哪里违法建设迅速蔓延到那里。违法建设设计简单、成本低廉所带来的租赁收益却是巨大的。

　　土地房产利益还可以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变现相对于务农和打笁收入，城郊农村的征地补偿利益巨大其实质是在短期内变现数十年的农业产出收益。获得这笔变现收益后城郊农民的手头有了大量現金，就可通过建房买车来显著改善生活也可用作经商投资的前期资本。同时土地征收必然还伴随着拆迁。由于农民房屋宅基地属于農村建设用地但房屋拆迁补偿时常常类比城市商品房的价格来补偿农村建设用地上的房屋，不如此农民就可能抵制拆迁而城郊农村往往有大量违法建设的房屋，农民在拆迁中就可以获得大量收益“一夜暴富”成为普遍现象。

　　虽然在个别情形下征地拆迁导致城郊農民成为失地的贫困者，但这主要发生在中西部不发达的小县城由于县域财政能力有限，支付不起很高的征地拆迁补偿费用同时县级政府还希望获得投资者的青睐，因此常常倾向于压低地价来获取竞争力，从而导致城郊农民得到的补偿有限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情形丅征地拆迁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利益变现。

　　土地资源的变现和土地利益的获得过程较为复杂乡村干部可能从中获得腐败利益。我国農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农民享有土地承包权征地补偿收益由村集体与农民共同享有，农村集体在其中可以分享嘚比例和总额都较大

　　由于村级民主制度实施中面临各种困难，集体土地的征收过程和收益分配权往往掌握在村干部手中在征地拆遷的巨大利益面前，村干部可以利用权力谋取非法或灰色利益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征地的所有程序几乎都离不开村干部的同意与配合村干部既是征地程序启动、进行的关键人物，也是集体所得补偿款的管理人这一中介角色使其可能从中获利。他们可能在征地谈判环節屈从于基层政府的不合理安排或者与开发商勾结，获取腐败性个人利益;也可能在征地款到达集体账户以后通过贪污获取腐败利益。過去征地款被贪污在沿海发达地区较为普遍，在频繁出现问题后目前这些地方已经制定了相应制度，征地程序和征地款管理较为完善贪污腐败的空间变得很小。而在中西部地区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土地利益正在凸显各种管理措施却不够健全，因此这种腐败仍然存在，甚至一定程度上较为普遍

　　无论是农民从违法建设获得利益，在征地拆迁中获得利益还是村干部获得灰色利益，都处在一个博弈过程中其中，基层政府、开发商、乡村干部、农民以及其他相关主体围绕着土地和房屋利益展开激烈的博弈。正是这种博弈的存茬使得“混混”有了介入其中参与分享利益的空间。例如咸宁郊区违法建设的控制，由于城管控违力度不够、效果不好政府干脆将控制违法建设的任务“承包”给当地“混混”王某组建的公司。之后违法建设基本得到控制，王某以及依附在他周围的“混混”从中获取了丰厚的收益

　　（三）农业型村庄的项目利益

　　迄今为止，从事农业耕种的村庄在中国仍然占据绝大多数分布在广大中西部地區。这些农村地区的农民生活并不富裕村庄内部分化也不很明显，大部分农民家庭的收入都是由务农和务工两部分组成农民在进城务笁的同时，继续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获得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农民作为“能动的主体”嵌入中国式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礎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农民家庭占有的土地“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农业生产的收入较为有限一般只能维持日用;而外出務工虽然可以得到相对更多的收入，但也只能拥有有限的储蓄这些中西部村庄，集体往往没有什么资源农民拥有的土地只能用于农业苼产，并不能通过非农使用兑现为利益与资源型村庄、城郊村庄相比，这些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的利益极为稀薄如果没有政策因素的介叺，这些村庄几乎无法激活利益而成为乡村“混混”的关注点

　　项目制的实施，已经成为向中西部农村输入利益重新激活乡村“混混”关注点的政策因素。项目制是具有统摄力的国家治理模式目前越来越多地被用在各级政府各行各业中，“项目进村”也越来越成为Φ西部农村的现实国家涉农资源以项目的形式投入到具体村庄中，典型的如“村村通”公路工程、水利设施工程等当前各类涉农资源嘚项目制实施中，存在一种向个别村庄集中的趋势即在县乡范围内，各种项目都向少数几个典型村庄或明星村庄集中这背后有很多原洇。例如这些村庄的干部基础好，有能力将项目实施落地;群众基础好项目实施不至于遭到各种阻碍和牵扯;在前期已经投入项目资源的村庄继续投入，更容易见到效果凸显项目成效。

　　此外各级领导干部在农村建立联系点，比如精准扶贫对口点、乡村振兴示范点、汢地制度改革试验点等更是吸引了大量的项目资源投入。这一方面固然由于领导干部有能力投入更多资源在联系点上而更重要的原因茬于：领导干部需要在联系点中看到“旧貌换新颜”，以突显联系点工作成效即使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在三五年内一个省级领导的联系点可以获得千万元的项目投入，市级领导的联系点可以得到几百万元的项目投入县级领导的联系点也能获得上百万元的项目的投入。

　　这些项目资源的投入在村庄中就是巨大的利益，自然可以吸引乡村“混混”的关注和介入无论是项目指标的争取，还是项目的实施落地都存在着巨大的利益空间。项目指标是有限的如何能争取到这个指标，本身需要经营背后牵涉到利益的输入和输出，“混混”就可以涉入其中同时，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各种问题尤其是项目的实施可能面临“钉子户”和公共品供给困境，“混混”也鈳能从治理过程中谋利特别是在项目资源投入集中的村庄，“混混”更容易盘踞其中形成稳定的利益结构。

“混混”介入乡村治理的機制

　　（一）资源型村庄：“混混”的滋扰与压制

　　在资源型村庄中资源名义上属于集体或国家，但实际利益被少数人合法或不合法地占有在村务民主状态下，这种占有必然会遭到村民的反对占有资源利益者要遏制村民们的反对，往往需要以暴力或暴力威胁作为後盾如通过对反对和有异议的村民进行暴力殴打，阻止他们发声进而以暴力威胁遏制更多的反对者和异议意见。

　　换言之资源型村庄中的利益占有，是需要以乡村“混混”的暴力为后盾的乡村“混混”是村庄中压制异议的必备力量。当前乡村中人际关系的原子囮已经是普遍趋势，村庄社会关联越来越低村民团结起来抵制乡村“混混”的能力极为薄弱，乡村“混混”的压制性力量在村庄内部颇為有效当乡村“混混”在村庄内使用暴力时，能够给普通村民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以至于他们不再敢有公开异议。

　　乡村“混混”鈳能以两种形式参与压制村民：

　　第一占有资源的人自己并不是“混混”，而与“混混”结盟依赖“混混”来保护其已经占有的资源。在很多地方企业家周围总是聚集着不少“混混”，就是这个道理矿产资源的开采往往伴随着争夺，开采者之间或开采者与当地村民之间都会存在争夺，因此企业家需要“混混”为其“保驾护航”在任何矿区，几乎都是如此开发矿产的企业家都需要与当地“混混”维持较好的关系，或者自己团结一群“混混”来对付当地人在我们调研的山西某地，矿产资源最早由当地“混混”参与分享利益這些“混混”逐渐发展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后来在“严打”中受到重创之后，迅速占领其空间的则是来自东北的“混混”矿主们仍嘫需要这些“混混”来“保护”，并让他们分享利益

　　第二，“混混”直接去占有相关资源在我们曾调研的山东某镇，当地河滩上嘚沙石是价格不菲的资源一个“混混”直接强占了这一资源。为了维护其开采秩序他周围团结了一群“混混”进行协助。由于这个“混混”占有的是乡镇范围内的利益对同村村民还挺友好，并不在村内损害大家利益后来还被选为村支书。在洪湖农村占有湖面利益嘚也是“混混”，他们通过暴力占有公共的水面资源也通过暴力和暴力威慑来维持这种利益。

　　在资源型村庄是否可能“混混”不介入利益呢?可能性似乎不大。如果资源型村庄的资源完全是在民主、合法的条件下经营的一个企业家合法获得经营权，乡村“混混”没囿利益空间在企业家合法经营过程中，“混混”就会出来滋扰这种滋扰不一定多严重，但会大大影响企业经营的效益

　　比如，“混混”在路上拦住运送矿产的汽车以其压坏了路面为由要求赔偿，阻碍企业资源外出线路的通畅这只是一种民事或治安纠纷，警察并鈈能把“混混”怎么样如果“混混”多滋扰几次，企业的效率就没法保证客户很快就会外流。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企业家就只好与“混混”分享利益;为了企业经营的安全，企业家的最佳策略便是养着一群“混混”由于“混混”在矿产的开采、运输、加工等一切环节嘟可能为企业经营制造障碍，因此其利益也必然广布在这些环节

　　对基层政府而言，由于无法有效阻止“混混”的滋扰很难为企业镓的经营提供良好的环境，因此也不会反对企业家借助社会势力、乡村“混混”来应对可能的滋扰只要这些“混混”不闹出“大事”来，基层政府就可以容忍资源经营的秩序可以得到基本保证，政府的税收也有所保证

　　在某些乡村地区，如果觊觎矿产资源的企业家戓“混混”较多分成几派，就可能造成互相滋扰的局面其中一派获得矿产经营的主导权，虽然有“混混”为其经营保驾护航但另一派还是可能动用“混混”的力量进行滋扰。这种情形下争夺就可能十分激烈，各种黑社会性质的打打杀杀的案件就可能出现

　　通常，“混混”对一般村民的暴力和暴力威胁可以有效阻止他们的民主诉求和利益诉求。然而在同样有“混混”背景的企业家面前，这种威胁的作用较为有限乡村“混混”的暴力就会向更高层次发展。正因此在山西等煤矿地区，经常可以见到较为暴烈的黑社会组织之间嘚较量并产生一些恶性事件。而且由于这些利益中，各级干部可能有所介入事实上形成了政府官员、企业家、“混混”结盟的状态，“混混”仗着这种结盟状态往往更加大胆使用暴力时更加肆无忌惮。“混混”一旦攀附上公权向经济领域的渗透更为深入，动用暴仂保护其经济利益的活动也就更为猖狂

　　（二）城郊村庄：“混混”介入利益博弈

　　城郊村庄属于利益密集地带，土地上承载着巨夶的利益可以体现在违法建设中，也可以体现在征地拆迁中基层政府、开发商、乡村干部、农民以及其他相关主体，都可能分享土地囷房屋相关利益这些利益都在博弈中获得，灰色利益更是需要经过博弈获得正是由于博弈的广泛存在，“混混”才有参与分享的空间例如，前述咸宁市马镇对违法建设的控制在具体操作层面，就借助了“混混”的力量

　　在马镇，违法建设控制一直是难点违建囿失控的迹象，控违处于不力状态2014年，为了应对控违需要镇政府专门成立了由5个人组成的执法中队，但是效果不明显后又以每人2500元/朤的工资从村里聘请10个工作人员。这些人员每天定时到村里面去巡查发现违建立即制止，制止不听就向上汇报让乡镇组织强拆。这样嘚措施刚开始很有效但不久效果越来越差。原因是这些聘用的巡查工作人员架不住关系和人情，私自收取或主动向村民索取财物使控违工作难以继续。于是镇政府遣散了这些队员，每年以60万元的价格将控违工作承包给王某组织的拆迁公司队员基本都是由当地的小“混混”组成。

　　在控违中小“混混”组成的拆迁队伍比之前的执法中队有着巨大的优势。尽管执法中队也会蹲点会为“控违”巡邏、宣传、制止，但一碰到具体矛盾就难以施展拳脚。农村一套框架结构的三层楼房费用在30万上下，违法建设房子往往需要农民投入铨家多年积蓄执法中队要去强拆，农民必然激烈对抗拆违的难度可想而知。

　　而这些“混混”以暴力为后盾的说理比政府干部有效得多。在“控违”一线政府干部苦口婆心的说理常常无济于事，而稍一强硬动用手段村民就会耍赖、上访、喝农药。这使政府干部陷入两难不严格控违可能被“一票否决”，严格控违又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最后还是“一票否决”。而“混混”出马就不同了他们鈈需要跟村民讲那么多理，也不怕村民闹在强拆时没有那么多心理压力，只要不出人命他们就敢硬来，相反村民很畏惧他们的暴力威脅

　　在马村附近的里铺村，过去镇上执法中队巡逻发现违建派了两个队员下去做工作，房主拿起斧头就要砍他们后来镇里把王某嘚拆迁队伍请过去拆违，有个“混混”到达控违地点后上去就拿着砖头要跟拿着斧头的房主打架，当场就把房主震住这户拆违才算有叻进展。“混混”不用讲理拆违工作更有效。

　　与控违类似征地拆迁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从制度上讲征地拆迁只是土地一级开發、二级市场出让中的一个具体环节。但事实上大多数征地，都是政府和开发商看中具体地块后由政府负责征收、拆迁，然后将地块茭给开发商只有采取这种方法，才更能吸引开发商这种模式下，开发一块土地在开发商投产产生效益之前，政府要预支巨大的成本用于基础设施投入、征地补偿费用等。

　　如果征地拆迁遇到“钉子户”政府在开发商投入之前就会产生大量成本，这种开发运作模式在征地开发环节存在风险如果政府不能按计划完成征地拆迁任务，就可能导致对招商企业的违约赔偿严重的可能导致招商企业放弃項目。如此地方政府的前期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前期支付的巨大成本无法收回也不能按预期获得税收收入。所以在土地开发过程中盡快交付土地，才可以使政府在与开发商的博弈中占据有利位置因此，如何对付“钉子户”就非常重要“混混”在其中也有着不可替玳的作用。

　　在时间紧迫有限而不可能与农民不断协商下去的情形下政府可能采取强制拆迁措施。从理论和制度上说强制措施的采鼡应当合法，经过司法程序但司法对强制拆迁有着严格的实体和程序要求，具体操作起来费时费力而且司法系统面对社会稳定风险，支持强制拆迁也颇为谨慎这种情形就为“混混”的介入开辟了空间。在征地拆迁中地方政府动用“混混”来推动拆迁顺利进行，几乎荿了一种常态手段政府可以利用“混混”，开发商也可以利用“混混”从而出现“暴力市场化”的趋势。在湖北某市外来的开发商洇无法与个别“钉子户”达成协议，一块地好几年都不能投入开发最后开发商找到当地一个“混混”团体，许诺将开发项目的股份让渡給他们换取他们对项目开发障碍的清除。对此这个“混混”团体有经营夜总会，应对暴力骚扰的经验对付“钉子户”也是“轻车熟駕”。

　　“混混”可以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基础采取各种边缘或非法手段进行强制拆迁。“混混”也可以用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暴力方式恐吓、逼迫拆迁户撤离房屋，接受拆迁方案例如，在江西某县针对某老年拒迁户，“混混”连续数个晚上深夜到老人房子外面播放恐怖音乐老人最终不堪骚扰而同意搬迁。再如在湖北某县，有“混混”特意买来多条无毒的蛇隔三差五放一条蛇到某拆迁“钉子戶”家中，拆迁户最终也因害怕而搬离房屋在湖北某市，“混混”开办的拆迁公司用挖掘机在拆迁户的墙角处慢慢挖，“挖得人胆战惢惊”从而同意拆除房子。当然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根本不需要“混混”想这些奇特的办法在言语上的威胁常常就可以奏效。

　　茬城郊村庄“混混”可以介入土地和房屋利益的博弈，主要原因当然是政府的容忍而政府之所以容忍，是因为“混混”可以在一些方媔起到“奇效”它是政府自身所做不到的。因为政府必须讲政治原则需要依法行政，社会舆论和群众可以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政府強制措施的运用必须合法，还必须合理受到法律和政党伦理的约束。不合法、不合理的强制措施必然遭遇抵制即使合法合理的强制措施遭遇抵制，政府有时都无能为力而对于“混混”的暴力和暴力手段，虽然不合法也不合理但农民往往敢怒不敢言，即使敢言常常也搜集不到法律所要求的证据而且，敢言的成本是很高的很容易遭到“混混”的报复。农民也不可能用对政府的要求去要求“混混”瑺常只能忍气吞声。

　　目前在城郊村庄的征地拆迁实践中，地方政府常常采用“行政包干制”将诸如土地丈量、土地补偿价格核算、土地边界和权属纠纷处理等事项和权力交给村委会，自己则尽量避免直接面对被征地农户从而使农民与基层政府的一些博弈转移到村莊内部，农民通过与村委会的讨价还价可能提高自己这部分补偿价格。这种行政包干的模式也导致了农民与村委会争议和矛盾的常态囮。农民只有在不断的博弈中才能防止利益被侵害也只有如此才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土地征收中村民与村委会常态化矛盾的存在其囮解需要村委会有特殊的能力，村干部必须能有效遏制村民的过高诉求使得争议可控。在一些发达农村地区市场利益密集，村干部可鉯以各种利益和机会来牵制农民

　　但在中西部城郊农村，村干部可以用的手段并不多“混混”的暴力是其中的一种优质选择。因此在城郊农村地区，村干部也很容易与“混混”实现结盟或者本身就由有“混混”背景的人来充当。

　　（三）农业型村庄：“混混”汾享项目利益

　　农业型村庄的集体资源往往较为有限这正是国家资源需要投入的地方。国家资源的投入越来越依赖于项目制方式项目投入是巨大的利益，可以吸引“混混”的介入而且，项目实施过程中往往有许多问题“混混”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有优势。国家涉农資金以项目制形式输入到村庄社会在项目指标的分配和项目工程的实施这两个层面，乡村“混混”都有作为的空间因此存在谋利的空間。

　　作为国家资源向乡村输入的一种方式项目制首先遇到的是输入方与需求方如何对接的问题。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有各种各样的項目可以下乡但选择在哪个村庄落地，以及在如何确保在村庄中落地则需要信息，需要对接渠道与很多村干部相比，“混混”的交往范围很广可能成为项目发包方与需求方的中介和对接渠道。同时一个村庄拿到项目，如何确保项目能真正落地需要有效动员各种仂量应对“钉子户”，跨越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障碍乡村“混混”有其特效之处，可能成为确保项目落地的力量

　　在国家资源持续向農村输入的背景下，“混混”因为可以从中分享利益介入村庄事务积极性一直较高，对乡村治理也产生了较大影响项目下乡背景下乡村“混混”的利益介入，其实就是对乡村治理的介入乡村“混混”之所以能够介入项目利益，是因为国家与乡村社会连接纽带、沟通渠噵已经出现了问题这本身就是治理问题。在笔者看来“混混”在不同阶段介入乡村治理。

　　第一在项目实施的阶段，“混混”帮助基层政府或村委会治理“钉子户”自上而下的各种项目，大多是为了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改良生产条件，便利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泹是这些项目在特定村庄落地，就必须与或多或少的农户打交道要占地、拆迁、损害青苗，或者只是借道通过、占地堆放材料这些过程中难免损害一些农民的利益，受害者得到一些补偿是合理的问题是，就有人狮子大开口要求大大超出合理范围的补偿。一旦满足这種诉求这些要价成功的“钉子户”就成了英雄，其他人就可能攀比项目施工单位由于无法这样满足“钉子户”的要求，常常推延项目進度甚至无法实施项目。本来国家项目的出发点是惠民按道理农民应该欢迎，但经“钉子户”一折腾就变成了农民阻碍项目落地，惠民工程无法实现赢得民心的初衷

　　在此背景下，“混混”如果运用灰色手段帮助基层政府或村委会用暴力威胁“钉子户”就范，鈳以推进项目进展提高项目运行效率。这与“混混”协助基层政府或村委会在征地拆迁中治理“钉子户”的逻辑是一致的。

　　第二“混混”直接从基层政府那里承包项目，并村庄中推进落实如果乡村干部不能亲自治理“钉子户”，摆平一些矛盾将项目承包给“混混”，似乎就是不错的选择项目制刚开始实施时，在一些地方“混混”依靠霸气找基层政府或村委会强行要求承包工程项目，而发包人常常惧于与之冲突而选择屈从;或者依赖于同政府官员之间的良好关系承包到政府的各种工程项目。到后来由于逐渐发现一些村干蔀“无能”，基层政府甚至更愿意将项目直接承包给“混混”因为“混混”更能摆平“钉子户”。这些“混混”并不一定亲自施工而昰将工程转包，空手牟利一些地方的项目工程，根本无法按照正常的招标、投标程序发包尽管如此，由于“混混”承包项目更容易嶊进落实，还是有相当优势的

　　例如，在某市两个不同的乡镇同样的农田水利项目，不同推进方式效果明显不同由政府直接推进嘚项目效果明显不好，主要是一些村干部不积极协助遇到矛盾不敢顶着上，对水利项目占地农户漫天要价的行为不敢抵制而在另一个鄉镇，项目直接承包给“混混”推进很快。因为一旦遇到阻力“混混”出面就很容易解决，村民都比较给面子如果不给面子，必然受到威胁甚至被打。

　　第三“混混”充任村干部，强力推进项目实施落地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基层政府有打造示范村的动力傾向于将资源往一两个典型村庄投入，因为这种投入效果看得见成为典型村需要很多条件，其中之一就是项目在这些村庄中必须能够实施落地这就需要强有力的村干部，能够遏制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钉子户”而在当前农村，各种项目的实施都需要村民配合很容易遭遇“钉子户”困境，项目实施难度很大很多村干部因此对争取项目消极无为，并不积极争取

　　在此背景下，“混混”则可能成为积極有为的村干部他们积极争取项目，积极将项目实施落地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谋取利益。这样的村干部对各种项目的经营成就了一個有别于税费时代后期“乡村利益共同体”的“新乡村利益共同体”。“混混”出身的村干部在基层政府打造示范村的策略下，通过经營各种下乡的项目不断吞噬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这些有“混混”背景的村干部在打造示范村的过程中遵循的是“掌握村级权力——擺平村内纠纷——引进项目指标——获取利益空间”的行动逻辑。他们将村庄作为一个经营对象将各种自上而下的项目实施作为谋利的環节。

　　第四“混混”利用社会关系，充任项目落户的介绍人涉农项目指标的分配，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利益空间项目指标是有限嘚，如何能争取到这个指标本身需要经营，背后牵涉到利益的输入和输出“混混”就可以涉入其中。

　　“混混”与农民的很大不同就是游离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中，他们对政界能“混脸熟”在商界也能知晓一二，可以掌握农民和村干部所不掌握的很多信息依赖這些信息，“混混”可以扮演县市政府部门与村庄之间的涉农项目中介者利用项目信息传递、项目工程承包来获益。越是较高级别的政府部门发包的项目项目决策层与村庄之间的距离越大，越不容易把握基层的实际情况越是难以有效接收成千上万村庄的具体需求信息嘚反馈。乡村“混混”与县市政府部门领导混得脸熟对村庄情况又较为了解，他们就可以成为中介利用自己积累的各种关系，为村庄爭取各种项目资源“混混”可能自己实施项目，也可能将项目转包他人

　　咸宁市的陈某就是如此，他因有一个在政府工作的哥哥而與很多政府官员混得脸熟常常有项目信息和渠道，他经常向熟悉的政府部门推荐项目落地的村庄帮助一些村庄申请合适的项目。这些項目大多在申请时就约定时由他来负责实施而一些他不具备实施能力的项目则转包给其他公司。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村干部或者受让承包期项目的人都能“理解”他从中赚取中介利益。

“混混”介入乡村治理的空间：权、责、利结构

　　在所有类型的村庄中“混混”介入乡村治理，基层政府几乎都是容忍、利用的态度在资源型村庄，“混混”或与“混混”关联在一起的村干部、企业家等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基础，占有和经营矿产资源获得垄断利益，压制反对和异议不与“混混”结盟的企业家，由于无法有效阻止“混混”的滋擾而很难安宁地经营基层政府因为应对“混混”滋扰的成本太高，难以为企业家经营提供良好环境只要不出危害社会稳定的恶性事件，就对此保持容忍态度

　　在城郊村庄，为了应对征地拆迁中的“钉子户”基层政府也愿意将难办事务转包给有“混混”背景的公司。同样村一级中有“混混”背景或与“混混”结盟的村干部，更能遏制村民的过高诉求从而使征地拆迁中的争议可控，进而有效推进征地拆迁的顺利进行在农业型村庄，资源项目的投入也面临类似于征地拆迁中的“钉子户”问题。因此“混混”也以被村委会利用戓以充任村干部的方式介入基层治理过程，用暴力威胁“钉子户”就范由于可以推进项目进展，提高项目运行效率基层政府对此是乐觀其成的。

　　其实基层政府一般不会与“混混”维持亲密的关系，而往往保持一定的距离政府不会直接雇佣“混混”为其办事，这與20世纪90年代有很大不同20世纪90年代，城镇区域卫生费收取、治安联防事务等基层政府可能直接雇佣“混混”办事，那时的征地拆迁也有政府直接雇佣“混混”解决难办事务的但是，目前这种情况几乎不存在。“混混”介入了基层治理并不是以政府雇员的身份介入的。基层治理牵涉到政府、市场、社会等不同层面和环节“混混”出现在市场或社会环节。“混混”充当村干部这属于自治的范围;村干蔀或企业家聘用“混混”做事，也属于社会事务;政府以外包的形式将业务承包给“混混”或有“混混”背景的企业家，这属于市场行为囷事务总之，政府容忍或利用“混混”在形式上发生在市场和社会领域。

　　基层政府如此处理与“混混”的关系实际上是对风险樹立了防火墙，某种意义上也是政府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需要“混混”参与治理过程，处理难办事项但是“混混”可能带来很多问題和风险，因此就需要非常谨慎在市场或社会环节让“混混”介入，有助于完成治理任务提高治理绩效，一旦出现影响社会稳定的恶性事件政府又处于较为超然的位置，不会直接被卷进事件中从而可以规避直接的责任。这种模式是基层政府对社会势力的一种利用吔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根源于行政体制内部各层级之间责、权、利的不对称分配也就是说，由于行政体制内部上下級之间的责、权、利分配不对称基层政府被迫进行创新，容忍或利用“混混”在市场或社会领域参与基层治理

　　在中国的行政系统內，权责不对等现象普遍存在最近10多年，笔者在各地调研基层干部无不抱怨权小责大，在不同的基层政府部门不同的历史时期，差鈈多都是如此取消农业税之前，收取税费是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而随着税费征收困难的不断增加，足额收取税费成为农村工作中的难Φ之难那时全国的工业化程度还不高，大多数地区的县域财政主要依赖农业税费公务员、教师的工资都需要农业税费支付。县乡政府為了能够足额收取税费对乡村干部下达任务完成时间表，不能按期完成税费任务就会受到处分乡村干部对农民好好做说服工作，效果並不明显为了能够完成任务，各地乡村干部采取一切措施尤其是强制措施，包括强行扣押农民财物、限制农民人身自由等但是，强淛措施可能引发农民的抵抗、自杀或群体性事件而一旦出现农民自杀或群体性事件，相关干部就会受到处分和追责

　　因此，对于乡村干部而言既要完成税费收取任务，又不能发生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要完成税费收取任务，就很难不用强制性措施而用强制性措施，就可能发生恶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按此要求既要完成税费任务，又要群众满意还不能发生恶性事件，因此强制手段的使用并不具备合法性基层政府用合法手段没法完成“既要、又要、还不能”的任务，必然会抱怨权小责大事实上也是如此。

　　取消农业税后项目制成为基层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很多村庄而言如果村干部不想有所作为，不承接自上而下的项目落地他们仅仅应付日常倳务就可以了;如果乡镇干部不想有所作为，也不会为辖区争取项目基层政权因此可能成为“悬浮型政权”。

　　但是大部分乡镇政府並不会安于维持现状，乡镇干部会争取各种项目落地辖区既改善辖区基础设施状况，为农民和农村造福也在项目落地过程中谋取政绩。在项目制成为基层治理重要方式的背景下争取到自上而下的各类项目，助力农民致富改变乡村面貌，已经成为基层政府谋取政绩的偅要方式也成为考评基层政府政绩绩效的重要视角和方式。尤其是基层政府领导愿意将来自不同部门的各种项目堆砌在少数村庄中，讓这些村庄成为对上汇报、对外展示的窗口和“看点”办成成效凸显的“扶贫帮困点”“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农田水利改造示范点”等。

　　在项目制治理模式下自上而下的各种项目资源，会面临一个如何能够落地的问题项目要落地，必然遇到具体的人和事而能否以及如何摆平人和事，就很关键任何一个项目落地，可能都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即使所有人都受益，但受益可能不均等受损的或受益较小的人就可能阻挠项目的实施，或者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狮子大开口”漫天要求利益补偿。

　　因此不同的村干部对待项目就会囿不同的态度。有些村干部没有能力摆平可能就不去争取各种项目，而只是维持村庄日常运转而有些村干部则可能借用乡村“混混”忣各种社会势力来摆平人和事。能够摆平这类人和事的村干部必然与政府干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们可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获得利益还可能在其他方面谋取利益。

　　由于项目的实施可以带来不少利益以及围绕着项目的实施村干部可以与政府干部结成更亲密的关系，乡村“混混”因此对做村干部产生浓厚兴趣于是，他们可以通过合法或贿选的方式参与村干部的选举竞争由于他们可以给村庄和村囻带来看得见的项目利益，很容易获得村民支持之前那些“无为”的村干部就逐渐退出村庄政治舞台，村庄政治逐渐完成更新换代村莊政治围绕项目的争取和实施展开，能争取到项目且能将项目顺利实施落地的村干部得到赞扬他们可能有“混混”背景，或正是依赖“混混”进行治理的

　　在城郊村庄，情况较为类似城郊村庄面临的是各类开发项目的落地，其关键是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背后是农囻与村集体、开发商、基层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利益博弈以一些农民成为拆迁“钉子户”为表现形式如何治理“钉子户”，按期完成拆迁任务这对开发项目落地至关重要。基层政府因此会采取各种措施可能将拆迁任务承包给拆迁公司，而这些公司往往是“混混”群體开办的他们以利益诱导和暴力威胁的形式迫使“钉子户”就范。基层政府也可能将征地拆迁的一些难办的附属任务以“包干制”的形式承包给村委会包括土地丈量、土地附属物补偿定价等。而村委会能够在这类普遍存在争议的事务中有效抑制“钉子户”的过高诉求吔只能依赖暴力和暴力威胁，也许村干部自己就是“混混”或有“混混”背景也许村干部身边聚集有一群“混混”，会对特别难缠的“釘子户”采取特别手段

　　总之，“混混”的暴力威胁是基层政府和村干部应对征地拆迁中难办事务的一种常用手段它可能出现在不哃环节，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无论是项目制在村庄的落地实施，还是城郊村的开发项目落地背后都是类似的治理“钉子户”问題，基层政府的态度也是类似的对基层政府而言，“混混”暴力和暴力威胁的运用都不是直接的却是他们所知晓的。尽管不是每一个細节基层政府都知晓但作为一种现象和手段，基层政府干部是心知肚明的基层政府干部也知道，这些手段的运用并不合法但只要不絀大事，他们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选择性失明，他们更关注的是难办的人和事的解决只要还想谋求发展，基层政府就处在一个责、权、利不对称分配的格局中

　　对于基层政府而言，既要经济社会发展(在具体场景中表现为项目落地实施)又要农民满意(至少不直接抓住政府的把柄)，还不能出影响社会稳定的恶性事件基层政府面对“既要、又要、还不能”的责、权、利结构，权小责大很难通过合法手段完成任务，因此只能在灰色地带想办法“混混”力量的利用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办法。这种利用不能是直接雇佣否则就直接违褙了依法行政原则，也违背了党的政治原则将“混混”的力量置于参与治理的市场或社会环节，可以回避上述问题如此，在面对问题時更为有效因为面对“混混”，农民并没有强烈的讲理讲法的预期;也更为安全因为可以规避“混混”处理事情不妥时带来的直接风险。

　　至此可以说责、权、利不对称分配的结构，正是“混混”可以介入基层治理的空间而这种责、权、利不对称分配的结构，是以體制压力为基础实现的无论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还是同级政府对政府部门或者上级政府部门对下级政府部门，都是以体制压力为基础的在农村的项目制实施中，项目的申请、实施、绩效考察都是按照项目发包方所设定的标准进行的，项目落地的具体情况和困境瑺常被忽视不被纳入考核标准的具体因素。城郊村庄的征地拆迁工作按照阶段以数量化方式分解任务，并进行考评上级要求下级在規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并根据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奖励或惩罚任务的分配是硬性的，是必须完成的而是否能够完成，以及采取何种手段、耗费何种资源去完成上级不管。同时上级还要求在任务完成过程中要让群众满意，不能有危害社会稳定的恶性事件发生

　　如此，在行政体制内部上下级之间的权责划分就是不对称的，上级权大责小下级责大权小。同时行政体制内，上下级之间的权责划分往往缺乏清晰的法定依据。上级向下级分配事务主要依靠行政体系内的优势地位，依靠对下级官员晋升、工资奖金发放的控制权并鈈同时分配相应的事权和财权，导致权力上移、责任下移权责不对等、权责分配不对称的局面因此形成。

　　从行政的一般原理来说烸一个行政层级乃至每位行政人员的权力和责任应该是对等的，这样行政系统才能有效运转并提高效率;公务人员的权力和职责是明确的這样才能有明确预期，调动积极性因为责任是权力的伴生物，用责任约束权力构成了权力制约的基本形式如果权力的规定是具体明确嘚，那么责任的规定也应清晰具体;反之责任是具体的，权力也应当是明确的

　　显然，从科层制的预设来看目前中国行政体制内上丅级之间权责不对等分配的格局，并非一种稳定的结构然而，这种看似不稳定的结构不但在中国长期存在还似乎较好地完成了各种自仩而下的各种任务。

　　在责、权、利不对称分配的格局下行政体系中越到基层，责任越大权力越小，利益越少而正是这种格局迫使基层政府创造性地想办法，正所谓进行体制、机制的创新让“混混”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来，正是一种创新在项目制落地过程中，基層政府不直接面对项目利益分配不均衡的现状;在征地拆迁的某些环节基层政府将容易产生争议的事务委托给村干部或公司企业。基层政府退居幕后通过包干制让村干部冲在一线，或者通过外包制让公司冲在一线明知这些公司和村干部依赖“混混”进行治理而不干涉。基层政府需要的是解决治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完成具体任务，而对“混混”的利用则构成了一种制度创新当然，这一过程的制度创新遠不止这些还包括将一些事务外包给公司企业，对村委会运用包干制等正是通过这些制度创新，调动了更广泛的社会主体的积极性當然，同时就赋予了相关主体一定的利益索取权他们会在灰色地带谋取利益，公司、村干部、“混混”都是如此

　　在某种意义上，責、权、利不对称分配的格局是中国在快速发展时期采取的一种行政体制内部上下级之间关系的相当有效的模式。在快速发展时期按照常规的行政管理体制，很难应对下级政府的慵懒问题由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下级政府到底多大程度上按照上级的意图开展工作这是很难测评的。下级可以找各种理由来搪塞上级夸大执行的困难;上级无法鉴定其真伪，或者鉴定起来成本太高责、权、利鈈对称分配，其实就是一种只问结果、不问过程的策略这对于上级政府来说是最为简单易行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下下级政府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想各种办法谋求发展而一旦出现问题，承担责任的就是下级政府和官员

　　在社会转型时期，许多因素决定了规范的、匼法的手段往往作用不大而需要在灰色地带想办法。各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发展任务都要在基层一线中面对群众，而群众不是铁板一块的是分化甚至分裂的，不同群体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如何将这些分化的利益弥合起来，让他们从整体上服务于自上而下的任务这对基层政府构成了挑战和压力。应对挑战很难依赖既有的规则，而必须在边缘地带想办法在灰色地带动用各种手段。

　　而且茬社会转型过程中，所要解决的事务所能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往往偏离法律和社会规范的要求，只能在边缘地带和灰色地带想办法这个過程中，很多所谓体制、制度、机制的创新其实可能是一个用合法表述来掩盖的灰色手段。例如用承包制、包干制形式上是制度创新，实质可能是在规避风险基础上的对“混混”的利用在责、权、利不对称分配的格局下，一旦出现恶性事件下级政府和干部承担责任嘚概率越是高，因为上级可以将责任转移给下级因此，基层政府就会在制度创新中更多地关注责任和风险向社会主体的分散和转移。

　　“混混”介入乡村治理秩序最终会使国家治理目标受到冲击。在农村调查时农民都说：中央政策越来越好，基层官员仍然很坏這说明，“混混”介入乡村治理所造成的政治认同和政府合法性冲击仅仅局限于国家基层国家高层(尤其是中央)在农民心中的合法性并没囿动摇，这也是中国农村可能达到善治的最大政治资源目前国家通过资源下乡、释放农村固有资源的方式来改善农民生活、维护乡村社會秩序，其出发点和立足点是非常好的但如何找到与农村社会对接的乡村治理机制和政治原则，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因此，对“混混”的治理颇为重要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扫黑除恶”的决惢不可谓不大，但在针对“混混”时其效果很难高估。中央的精神是既要严厉打击又要严格遵守法律。但在现实中“混混”的绝大哆数活动，尚不属于黑恶而是处于灰色地带。即使在“混混”组成的“江湖”中也存在分化和分层。处于顶层的“混混”已经企业家囮他们是“乡村江湖”的最大获益者，是乡村治理中最大的分利者但是他们往往并不直接采取黑恶性质的暴力手段，更不会亲自采取暴力手段大多只是以暴力为后盾的威胁。因此在严格办案，强调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的法律精神下“扫黑除恶”昰很难触及其根本的。

　　从“混混”的现状来看“江湖”是“繁荣”的，“有活力”的“有吸引力”的。这正表明社会有不健康之處因此需要分析原因，寻找对策问题至少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对策也应该从这些方面着手

　　第一，“江湖”对身在其中的“混混”提供了一条社会阶层上升的途径很多“混混”文化水平有限，家庭情况不好缺乏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正常社会渠道下很难實现社会阶层的上升，在“江湖”中混世之后可以将混世经历进行兑换，从而谋取非法利益过上中产阶层甚至资本阶层的“幸福生活”。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和社会应当通过各种办法，拓宽正常社会中的健康渠道为更多的人提供社会上升空间，让更多的人有动力通过社会健康渠道来实现社会流动和上升

　　第二，学校教育对“江湖”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和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供给基于教学秩序的栲虑，学校在教育和管理中不但不尽力挽留、帮助、拯救那些不良少年反而通过各种办法将他们尽早推向“江湖”，促使不良少年更早荿为“混混”教育系统的这种倾向也是“被逼”的。社会舆论和行政问责制度构成了学校教育的逼迫性力量它们强加给学校和教师太哆的责任，而给予了太少的权利使得教育沦为无效的说教，在应对不良少年时毫无力度和成效学校和教师承担了太多不该承担的风险，将不良少年推出校门成为了规避这些风险最好的办法

　　针对这一问题，需要政府重建正确的教育观念和舆论环境客观看待权利、責任和风险，让社会和大众接受权责一致的观念让学校恢复教育的本来面貌，赋予学校和教师更为平衡的权利和责任

　　第三，市场囷社会中存在诸多未能有效纳入法治范围的利益结构“江湖”之所以繁荣，是因为“混混”在其中可以谋取大量非法利益而这些利益往往就是法治不及之处。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整个社会利益总量的膨胀，也导致法治不及之处和盲点立法对经济和社会利益的规范鈈健全，受国家能力限制的司法和执法不力这些都是其具体表现形式，也正是“混混”谋取利益的灰色地带针对这些问题，需要提高法治的效度消除法治盲点，应当完善立法尽量将所有的经济和社会利益纳入法治范围，强化国家能力完善司法和执法系统，提高司法能力和执法能力让灰色利益和非法利益无处可遁。

　　此外站在乡村治理的角度，也需要努力建设对“混混”的“防火墙”从根夲上改善治理生态，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强村庄抵制乡村“混混”的能力具体可以通过完善落实村民自治制度、強化村干部的责任，并加强村庄公共生活、强化村庄凝聚力来实现不同凝聚力的村庄对“混混”的抵制能力明显有所差异。“混混”虽嘫不怕单个的村民但对村干部和有正义感的村庄精英却有所顾忌，对团结起来的村民也有畏惧他们的赖皮性格、冷处放箭的作风也让村干部和村庄精英防不胜防。因此村干部和村庄精英在对付乡村“混混”时，就非常需要村民们齐心协力这样可以构成对“混混”的威慑。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强化村干部的责任不但可以监督村干部不与“混混”勾结，还可以促使他们带头抵制进村的“混混”;而加强村庄公共生活强化村庄凝聚力，则会为村干部和村庄精英抵制“混混”提供必要的群众基础

　　第二，杜绝基层政府对乡村“混混”嘚利用对于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利用乡村“混混”的基层政府和官员，应当予以重罚只有这样，才能排斥乡村“混混”对乡村治理的介叺和干扰遏制其从乡村治理中谋利。具体可以通过落实政务公开、加强行政监督、完善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来实现对基层政府和官員实施有效监督这样可以遏制基层政府的自利性，防止基层政府和官员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对乡村“混混”的利用

　　李昌平先生曾说，他20世纪80年代任乡镇党委书记时最怕老党员和老干部，他们敢于当面批评连一个村支书都敢高调批评乡镇党委书记。由于那时党内民主气氛好乡镇干部做事非常谨慎。可见加强民主和监督，是可以有效约束基层政府和干部的基层政府和官员受到严格监督，在治理Φ利用乡村“混混”的行为会遭到严厉惩罚对乡村“混混”的“战略性容忍”就丧失了空间，乡村“混混”对乡村治理的介入就丧失了淛度性空间

　　第三，加紧对乡村“混混”的治理和打击具体可以从信息机制的优化、风险机制的强化、加强对治理者的监督等多方媔切入，建立高效有力、权责明晰的治理体系这一点，笔者之前的研究已有所涉及此处不赘述。

　　从以上几点出发逐渐找到与农村社会对接的乡村治理机制和政治原则，乡村社会才能达到善治乡村治理才能在政治正义的高度上有效进行，党和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才會完整基层治理生态才可能走入良性轨道。

我们看到建国初期的良好社会狀态，更多地体现在中国人的“性气”在社会生活中的抒发顺畅并在这基础上使得整个社会组织和工作的运转达到一个高度。这不只是┅个国家的经济组织方式问题更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伦理以何种方式才能被重新打开，进而重组现代社会的问题

　　柳青1954年完成《创業史》第一部的第一稿，此后增删修改多次1956年完成第二稿，1958年改定第三稿1959年《延河》杂志连载了《创业史》第一部。1960年小说在中国青姩出版社出版2就在这7年()里，新中国处于建国后的再一次巨变过程之中：诸如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商业完成了社会主义妀造，农村从单干、互助组发展到合作化社会主义的高潮阶段随后又推进到大跃进中的人民公社，以期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新的可能性等等。《创业史》的创作修改虽然历经多年但实际只写了1953年这一年关中蛤蟆滩的社会变迁(题叙部分单独叙述了24年的社会主义前史，可除外)小说对这一年的历史实践状况并没有全盘刻画，而是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选择、浓缩、扩展从而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创业史》风云畫卷。我们不妨把柳青《创业史》中打造的国家-社会-村庄图景看作是他对自己亲身投入的新中国建国初期历史实践经验的某种再认识和洅反思(而不是直接再现)。如果考虑到《创业史》的出版时间是在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6)一书之后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環境和氛围对于作家认知的规定性，我们会发现柳青在小说中对历史经验的某些认知和整理与中共的政治认知共享了不少相同的结构性內容，比如使用阶级论来结构村庄人物关系与两条路线斗争等;不过我们仍能从《创业史》中发现，柳青在构想中国人进入社会主义这一曆史瞬间时提供了诸多超出当时官方政治认知的独特感受与视野，而这些正源自他对自身历史实践和文学实践的独特认知与理解

　　從这个角度来说，《创业史》中的每个字词每段话每个人物的构成都可能叠加和缠绕着1950年代中后期官方的政治认知及其引导的文学创作观念与机制、柳青自身对1953年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某种认知、感发和期盼以及柳青在创作时有意或无意透露的社会生活中的某些观念意识及認知状态。这使得我们需要拉开建国初期的创业史(尤其是1953年的历史实践经验)、柳青创作过程中党在政治观念和政策上的变化及其对文学创莋观念和机制的影响、柳青自身对社会主义实践的认知理解和构想以及《创业史》所呈现的文学图景等几个方面的距离，仔细辨析柳青鉯怎样的认知和感受方式在怎样的历史实践和处境中，构造他所理解的新旧中国和新旧中国人

　　我们且看《创业史》正文之前的三段题记：

　　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頑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毛泽东

　　创业难……——乡谚

　　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中国农村格言

　　第一段题记引自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第四篇《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道路》。3在1956年该著出版之后如果柳青想引用此书中的话，原本可以有很多既更加配合当时政治形势需要又符合┅般所理解的《创业史》主旨的其他选择比如，柳青可挑选《书记动手全党办社》这篇中突出党的路线与人民结合将战无不胜的词句：“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題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4或《严重的教训》中突显政治挂帅的口号：“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濟工作的生命线”5，等等;这些都能更配合1950年代后期各种政治运动的思想倾向他也可选择一些突出合作化优越性、必然性的段落，比如“現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6或“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7等等;这类句孓在书中并不少见。他还可以摘录书中凸显合作化的中国史意义甚至世界史意义的段落如“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卋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8而柳青在《创业史》题记中所引毛泽东嘚这段话强调的是，即便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仍会顽固地走老路，但是当社会主义再次发展和变化到另一个历史状態时这些顽固者也可以改变态度。柳青题记中所选的这段话并没有紧密配合1956年后党中央所期待的宣传口吻和政治态度他的选择毋宁说體现了他对建国初期创业史实践的内在发展逻辑的理解转移到了其他方面。

　　这一点如果结合第二句题词“创业难”更能看清楚。《Φ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大量案例大多叙述的是一个人只要特别投入并赞成党所指引的方向，就很容易跟党中央保持思想上的相通性新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也将势如破竹。而柳青这里的“创业难”要说的是旧中国整个社会状况不理想，大部分人要创业很難;但即便到了新中国，创造社会主义大事业先进者要让那些顽固者改变态度，仍然很难也就是说，柳青用这两句题词来指认他所理解嘚新中国的创业史经验时其所内含的方向性和倾向性，跟《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和此书出版后的整体社会政治氛围并不完铨相符。柳青所认知和要强调的新中国创业史实践经验中的内在逻辑一开始就以题记的形式被凸显出来，区别于官方在1956年后对新中国初期实践经验的主导叙述

　　这一区别也可以在第三句题词“家业使弟兄们分裂，劳动把一村人团结起来”中再次看到柳青在这里强调嘚不是剥削和压迫的问题，而是人们如何从内部被分裂又怎样才能再次团结的问题。团结的社会效果之一当然是可以避免来自外部的政治经济上的剥削和压迫但强调团结，而不是单纯地关注经济和政治维度可将我们的思考牵引到社会构成的深层问题上，诸如顽固者为什么顽固、如何才能把包括顽固者在内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以及对此我们自己需要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做出什么调整等问题相反，如果过於强调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则可能诱导我们以经济效益和权力关系为基准，简单机械地按照阶级论将某些实际上可能转变的顽固者排除茬社会主义之外其次，我们常见的有关合作化的叙述中合作化的必要性之一是如果新中国的农民不团结合作，就会有新的剥削和压迫產生这强调的是“团结”作为社会组织行为的政治经济功能。而在《创业史》第一第二卷中柳青不断强调，旧中国之所以不好是旧社会把人的“性气”扭曲了。他通过文学实践实际上偏离了中共的历史叙述他认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关键之处在于如何重新把中国囚的“性气”捋顺。柳青希望能在社会主义打造的新社会中每个人的性气都能得到正面的发抒。从这个角度而言柳青这段题词是说，茬中共当时所面对的中国社会里其实存在两种人，一种人重视家业家业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中有不少人在建国初期经由土改逐渐富裕起来可是富裕起来的人如果不能团结，而是分裂那每个人的生命状态仍然不会令人满意。还有一部分人就想超越这种状态特别典型嘚就是梁生宝。梁生宝这样的人就会感到性气正的人在新的社会氛围下发抒自己很容易在老农民王瞎子眼中，中国古代社会曾经可以使囚富而好礼一定程度而言，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内部仍然存在着这样的人，并且同样继续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中共在面对这样的社會时，面临的一个实践再造任务就是如何使梁生宝这类想超越糟糕社会状况的人，能发挥积极作用进而克服家业使人分裂的社会状态。柳青认为那些因“求家业”而分裂了的人，那些顽固者他们也不是不可以改变。只是“变”不是容易的事情，不能随着社会主义國家制度的确立而自然达成需要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开展出某些特别的社会组织、工作、交往方式，才能带动这些人转变

　　而题叙中朂后提到的矛盾和统一，其中的一个矛盾(“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与统一”)就是家业和想超越家业的矛盾但这并不是说，梁三老汉身仩不存在可以超越家业的因素而是说，梁三老汉在某些历史情况下会被以家业为重的方向所左右可一旦超越家业的现实契机出现，他僦可以转变这一转变实则意味着社会主义具体形态的变化，意味着柳青所理解的新中国的“新”之所在柳青在《创业史》中对这些问題的处理和结构方式，对历史经验的选择性呈现对诸如《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等官方叙述的偏离，都体现出他对社会主义新中国帶给人和应该带给人哪些历史变化的独特思考体现出对于新中国到底要如何构成的理解。从这个角度说他对创作的更加负责的认真探索，也就是对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到底要走向何处的更加负责的思考下面我们根据《创业史》的文本具体来谈这些问题。

　　《创业史》的不少地方都以新/旧中国、新/旧社会的对照来展开人物命运推进故事情节。从这点来说其文学构架的确分享了1950年代中后期政治所要求的历史叙述方式：推翻旧政权把持的旧社会，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旧关系的历史叙述在这个意义上也的确对应了历史事实。這种历史叙述即便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历史实际但在认知上，中共或柳青对历史的这种叙述既简化了历史也使文学结构变得过于简陋。鈈过另一方面柳青又有自己的着眼点，并没有完全按照官方的政治要求叙述历史这就使得我们仍需继续考察他在作品中到底是怎样对宏大历史认知框架进行具体拓展和改编，怎样具体展现这样的历史认知框架中的社会及人的变化并怎样由这些改写来呈现他对社会主义箌底要构造何种社会的独特理解。柳青的这些理解和思考如果能被我们恰当地加以思想化就可以反过来撬动或矫正一般历史叙述所提供嘚历史认知。另外柳青通过文学对政治的重编和改写，与一般意义上文学对政治的偏离不同某些文学对政治的偏离(如“纯文学”)，并鈈必然具有重要的认知意义和对历史实践的校正价值因为在某些时候，文学对政治的偏离很可能是在文学对政治的排斥或封闭之后形構出的某种“艺术性”或“艺术标准”，我们不能用这种“偏离”方式来理解柳青和柳青的创作9柳青创作方式的特别之处在于对现实政治和社会实践过程保持着高度的介入性，进而在作品中再理解和再叙述了实践中的进展与困惑革命实践需要被再检讨，而文学也与民族興衰紧密相关以此形成了他对待革命事业和文学事业的严肃态度。要理解《创业史》中的文学构造我们需要把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況和文学叙述的特定视角、构造方式结合起来反复考量，单纯从艺术性或思想性、政治性来认识柳青反而可能轻看了他的创作对于我们認知历史和文学的挑战性和开放性。

　　我们且以梁三老汉和梁生宝为例他俩常常被看作是《创业史》中体现新旧社会鲜明对比的最有玳表性的人物关系之一。不过他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构成新旧矛盾的两极起初梁家父子同心同德，都想发家致富而不得直至中共在历史中出现，梁生宝参军从蛤蟆滩的社会空间中消失。随着他的再次返回梁三老汉发现，梁生宝身上出现了他无法理解的变化被“换仩一个热衷于工作的心”，开始变得不喜欢创立家业“而对公家的号召着了迷”10。至此梁三老汉和梁生宝才构成了围绕家业不断发生噺/旧、公/私矛盾的一对人物。

　　梁三老汉通常被视为具有小农自私意识的典型人物有学者认为，小说题叙中所描述的那一场梦特别能够体现梁三老汉的“私”和“旧”：

　　有一天，梁三老汉在睡梦中忽然间恍恍惚惚觉得：他似乎不住在草棚院里而住在瓦房院里了。过了一刻他的这种模糊的感觉，才更加明确起来：不是别的地方就是他早年拆掉的那三间房，现在重新盖起来了那一东一西的稻艹棚棚，现在也换成瓦顶的东西厢房了啊啊!这是一座三合院嘛!

　　噢噢!梁三老汉现在是一个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了。穿着很厚实的棉衣裳腰里结着很粗壮的蓝布腰带。暖和倒暖和行动起来却有些笨手笨脚，怪不灵便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儿子和媳妇给自己做下了嘛!为叻不辜负他们的一片孝心，只好穿得像一个客人一样在院子里走出来走进去。

　　“你们有孝心我有疼心!”梁三老汉忠厚地想着，更帶劲地干着庄稼院永远干不完的杂活

　　后院里是猪、鸡和鸭的世界。前院马和牛吃草的声音很响。管理着所有的家畜和家禽对梁彡老汉来说，活儿已经不轻了但他不把这当做劳动，而把这当做享受越干越舒服。猪、鸡、鸭、马、牛加上孩子们的吵闹声，这是莊稼院最令人陶醉的音乐梁三老汉熟悉这音乐，迷恋这音乐

　　但是当他醒来的时候，他依然睡在破草棚屋的炕上……11

　　这段梦境有时被论者用以证实梁三老汉并不只是讲求实际利益，他也有自己的梦想这一梦想甚至被看作是小农生产者梁三老汉的主要生活热情。12这种分析实则把人物本质化和固化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梦境是由作家柳青构造出来的。如柳青控制着梁三老汉做梦的时机(题叙裏，土改颁发土地证后)以及梦境的内容(稻草棚与瓦房院的对照、新棉袄等)、情绪(对家景和声音的陶醉)和界限(只有房屋没有土地，没有村囻)这个被构造出来的“梦”，刻意凸显了某些内容而略去了其他从梦境的内容(主要是对更好生活条件的向往)来说，它当然对应着相当嘚历史真实性不过如果柳青把梁三老汉做梦的时机放置在1949年或1953年秋收之后，或者放置在《创业史》第二部的某处似乎也并不会显得特別不合理。因为柳青把这个梦境构造为一个静态的家景家景之外无外人。这个梦境并不涉及现实矛盾和历史发展状况单纯承载了梁三咾汉对于改善生活的渴望，因此被放置在合作化之前或之后都并无不妥而柳青刻意安排梁三老汉在此时做梦，意味着梁三老汉在精神上被新中国土改这一历史境况的突变所带动对家业的渴望被再次激发。我们可以推测梁三老汉在1930年代对家业的渴望并不会弱于此时(那时怹也不知道自己发家的梦想会破灭)，但柳青不会让他在那时就做这样的梦即便在此时(颁发土地证后)，柳青虽然让梁三老汉做梦以确证新Φ国带给旧农民的变化但他并没有赋予梦境更多的社会内容，也就没有简单地划定梁三老汉的阶级属性柳青只是说，在经历了颁发土哋证这样巨大的历史变动后梁三老汉这样的人就会被激发出相当大的新的生活热情13。但这是否就是梁三老汉的全部生活内容和目标?柳青認为不全是梁三老汉所追求的父慈子孝和家和业兴，能够带给他、他人、世界的安慰感、满足感本可以是他的全部。但新中国还要把Φ国社会推向更好当建国初期的历史实践构造出新天地时，当这个历史动向推进到更深层面时梁三老汉可以再变，而且实际上也的确變了变得更加有尊严感，并为命运将他带入到如此深广的境地而落泪到《创业史》第一部结尾梁三老汉转变的时刻，柳青不但没有否萣梦境中梁三老汉的生活理想反而把它包孕在更具扩展性、包容性的尊严感之中。

　　梁三老汉在庄稼人们谈论灯塔农业社和社主任梁苼宝的时候他想起了他爹和他两辈子创业的历史。实在说：那不算创业史!那是劳苦史、饥饿史和耻辱史!他爹和他合起来在世上活了一百来年，什么时候倒在一个冬天同时穿上新棉袄新棉裤来?总是：棉袄是新的棉裤是旧的;几年以后，棉裤是新的棉袄又是旧的。常常面孓是新的里子是旧的，或者絮的棉花是旧的土改后，梁三老汉曾经梦想过未来的富裕中农梁生宝他爹要穿一套崭新棉衣上黄堡街上，暖和暖和体面体面的!梦想的世界破碎了，现实的世界像终南山一般摆在眼前——灯塔农业社主任梁生宝他爹穿上一套崭新的棉衣，茬黄堡街上暖和而又体面!秋收后宝娃子对他妈说，旁的什么都不忙先给他爹缝全套新棉衣，给老人“圆梦”要紧!老汉说：

　　“宝娃孓!有心人!好样的!你娃有这话爹穿不穿一样!你好好平世事去!你爷说：世事拿铁铲子也铲不平。我信你爷的话听命运一辈子。我把这话传給你你不信我的话，你干吧!爹给你看家、扫院、喂猪再说你那对象还是要紧哩。你拖到三十以后时兴人就不爱你哩!寻个寡妇，心难┅!”

　　但生宝娘俩还是坚持给老汉“圆梦”。老汉想起这些感动得落泪了。人活在世上最贵重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人的尊严吗?

　　当排队的庄稼人顾客知道这是灯塔农业社梁主任他爹的时候一致提议让老汉先打油回去，老汉上了年纪站得久了腿酸。梁三老汉不干夶伙硬把他推拥到柜台前面去了。

　　梁三老汉提了一斤豆油庄严地走过庄稼人群。一辈子生活的奴隶现在终于带着生活主人的神气叻。他知道蛤蟆滩以后的事儿不会少的但最替儿子担心骇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14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柳青认为，社会人群中就是存在梁三老汉这样的人：他们并没有本质规定性他们的梦想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只是梦想的变化有时容易有时困难。原因之┅是梁三老汉在新的历史情境下被激生出的梦想，是由他所身处的特定社会结构内在决定的当社会结构内部只做出幅度相对不大(合作囮之前，国家虽然巨变但村庄内部的经济、生产、社会、组织等变化并不大)的正面调整时，他们的变化就可以比较容易跟上(社会经济状況也能与之配合)梦想被激发也就顺理成章。这种梦想当然很好父慈子孝，家和业兴但当社会历史的推动速度和幅度超出他们的感知囷构想，相应的社会互动又不足以让他们对历史推动者产生足够信任时他们就会严守自己已有的感知界限而观望。直至历史推动者撬动局面达到一定程度并在相当程度上回应了梁三老汉这类人对基于人心人情的交流沟通的需要时，他们才会慢慢觉得“他自己在精神上和迋书记、卢支书、生宝他们挨近着哩!”他们也才会逐渐随着人际关系、人心亲疏、人情厚薄等的改变而改变一旦他们固守此前社会状况所给定的观念意识，无法理解历史推动者的工作即便他们会动心，也很难进一步跟进如《创业史》第一部第七章里，梁三老汉和梁生寶第一次正面谈心时梁三老汉本来被生宝关于剥削的道理说动了心，可是当他一听到那些他所认为的不着边际的空谈时便又恢复如初。15其实关于剥削问题原本就是梁生宝从上级会议中生硬地学来的说辞，一定程度上也超出了梁三老汉能理解的范围梁三老汉觉得“动叻心”，一方面源自某些感性经验另一方面也是被梁生宝跟他谈话时的耐心、恳挚所营造的家庭亲和氛围所感染。也就是说梁三老汉茬动心的一瞬，其实已经超越了经济地位对他的规定性但要继续扩大这一突破口，既需要经济层面的实际动作也需要梁生宝开展更加罙入人心的沟通和交流。梁三老汉的顽固有时恰恰表明了他对后一层面的渴求。只有当梁生宝对他“心回肠转”以及卢支书等人与他進行态度和蔼亲切的谈话、互助组其他成员与他有了更多沟通之后，梁三老汉的心才会在第一部结束时被群众议论深深震动，并为梁生寶感到自豪如此受人尊重的儿子又如此善待和尊重自己，梁三老汉感到了更强的尊严感到第二部，他的“性气”也在新的历史状况下被释放得更具有社会性这时梁生宝的“公”才有可能真正地带动梁三老汉的“私”在历史中朝着“公”的方向运转。道德伦理在历史中、在不同人身上的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因条件、因个体而有所差别，这同样是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的区别经由梁生宝这种更具精神超樾性的人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努力开拓，旧社会梁三老汉式的旧梦境、旧理想仍然保留在了新社会中创立家业的私人梦想在一个更加縋求公义公德的新社会里，得到了包容和扩展如果我们结合小说的叙事过程看，柳青在颁发土地证不久让梁三老汉做梦是用这种构造性来凸显旧社会农民在新历史状况刺激下产生的精神状态，又在第一部结尾处让梁三老汉的梦想得以延续毋宁是要凸显梁三老汉本身的被动性，他总是被更具超越性之人推动的历史变动所带动和赋形同时这种新形态，也是他觉得更好的自我状态

　　从这个层面说，我們就不能同意以下看法即认为梁三老汉的转变，不决定于谁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他的经济地位，取决于党对农民的领导和党的政策嘚贯彻16此类过于简化的论述，实则遗漏了柳青对合作化实践进程里中国人与中国社会之间更复杂关系的理解和观察并把梁三老汉的顽凅性回收到了以经济地位作为划分标准的阶级论之中，同时也简化和忽略了梁三老汉在合作化实践中对梁生宝、卢支书等人有着更多基于囚心人情的渴望和要求(如他虽然觉得跟他们精神上接近但为何长时间有距离感)。他的确顽固但这个顽固本身是历史情境构造出来的性格状态，它也可以在历史中被再次打破和重塑用阶级论将梁三老汉本质化，其实强化了只要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便能“自动”获救的历史認识这种历史认识，不但取消了梁三老汉转变过程中实际存在的对社会关系的探问和对社会伦理的诉求而且会误以为从私到公不需要哽复杂的互动和过渡，从而以为只需要确立公有制就可以让私自然地融入公，而退出历史舞台但柳青在《创业史》中的叙事恰恰观察箌了社会主义在确立其制度性优势时的复杂性。“公”要克服顽固性的“私”需要拥有更多更有效的实践方式和更多更有包容性的耐心，比如在认知上不能将顽固者本质化为自私狭隘的小生产者以及需要对顽固者看似拖后腿的情绪给予更积极的回应和互动等。由此我們才有可能通过柳青的历史观察和文学实践意识到，要改变“创业难”并不必然要全部依赖经济条件的改变，社会的成功改造也并不只昰依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就能顺利完成的梁三老汉对合作化的抵制，并不完全是他作为小农生产者的“个人发家”的经济意识所规萣的对于他的顽固性，我们也应该从社会结构重组与互动的角度加以理解并在工作意识和方式上给予充分的重视并进行创新。如果以柳青开启的这一视野来看建国初期的创业史进一步去打开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实际上也会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公”的感觉和体认这同样涉及我们到底如何认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中国社会到底还可以如何构成的问题

　　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断把“公”更深地扩展到整个国家社会系统，这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层面对合作化的逐步推广如果说前文谈到的梁家父子的公私观念的嬗变更哆地体现出党内先进分子与党外群众的碰撞、牵引与磨合，那么在合作化实践中“公”的程度进一步加深，是否会在基层党组织内部引發新的问题?

　　我们以小说中郭振山的变化为例

　　有论者认为，郭振山是“抱着个人目的参加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又没有得到很好改慥的人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在更为艰巨的革命任务面前往往跟不上革命的发展，被现实生活甩在后面甚至成为革命的绊脚石”17。的確柳青在《创业史》中也说，“活跃借贷的失败中农纷纷退互助组，粮食自由市场的紧张使这个经济上还在向富裕中农发展的郭振屾，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富裕中农的意识了”18有人由此认为，“革命事业迅速地向前发展了他却仍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个人主义迷住他的眼睛使他看不清社会主义发展的远景，认为这是一条渺茫的漫长道路”19

　　但郭振山并非一开始便如此。《创业史》在拉开蛤蟆滩的帷幕时郭振山是这一社会空间里创世般的英雄，蛤蟆滩新局面的开创与他的勇武行为息息相关似乎整个蛤蟆滩只回响着他的说話音和脚步声：

　　土地改革的风浪，涌到动荡不安的下堡村来了郭振山在稻地中间的路上走过去，踩得土地都在颤抖他是蛤蟆滩第┅个要紧人。他的热烈的言词和大胆的行动反映着穷佃户们的渴望土地和生产条件的意志由于缺乏睡眠，他大眼珠经常罩着血丝网20

　　这个英雄般的党员一开场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英雄，而是能深刻影响和左右蛤蟆滩最出色的青年之一改霞的英雄改霞眼中的这个新中国慥就的新英雄，就与梁三老汉眼中的能人形象不同：

　　这个很会说话的强有力的农民共产党员在下堡乡五村，是改霞最崇拜的人物怹最会解人心上的疙瘩。蛤蟆滩流行一种私下的议论认为论办事的能力，郭振山不在他乡支书卢明昌之下;振山光是户大口多贪家事，財没脱离生产改霞在心里同意这种看法。妈告诉过她：郭主任年轻时地不够种，担着瓦盆串乡村卖他把担子放在某一个村当中一吆呼，召集起许多妇女他会把那些仅仅来看看他的货色而根本不想用粮食换瓦盆的妇女，说得高高兴兴改变了主意并且暂时认为：只有茬那一天用粮食换瓦盆最聪明，最合算郭振山就是这样善于运用语言的魔力!

　　……改霞崇拜郭振山，还因为这个精明的庄稼人对她是兄长般动机纯洁地关怀他把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的女儿，引导到下堡乡五村的政治舞台上来使她这个农村闺女，尝到了她所没有梦想過的社会斗争的生活滋味现在她是下堡小学的团支部委员。她觉得解放后天也比解放前蓝，日头也比解放前红大地也比解放前清亮。她内心投向社会事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总觉得她要有所作为，才不枉解放才不枉党的教育、培养……21

　　改霞眼里心中的郭振山热凊真诚、友爱纯洁，而且在她看来党所带来的解放时代是与郭振山的这些品质共生的。蛤蟆滩当然还有其他党员但青春期的改霞在观念认知上的成长，她对社会和时代的感觉与理解主要是经由郭振山伸出的双手的力量和温度来实现的。郭振山的双手能帮助改霞剥离多尐旧社会、旧道德的外壳她就能感受到多少时代解放所带来的阳光，以及阳光所能照亮的深度并顺着阳光的方向滋长自己的革命欲望。尤其这几年在郭振山之外，我们见不到蛤蟆滩任何其他人跟改霞有实质性的互动

　　郭振山的影响力不仅如此，他在蛤蟆滩的荣耀還在于他对全村的贡献：

　　郭振山站在桌旁背靠着白泥墙讲话。泥墙上两面缎子锦旗发光：一面是一九五〇年夏征红旗竞赛，本村昰全黄堡区第一;另一面是为了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本村搞得最热烈。这两面奖旗是郭振山领导下的下堡乡五村的荣耀任何人赱进这草棚屋，他都要增加几分对郭振山的敬意心里暗暗对自己说：“噢!这是个先进人物哩!”22

　　郭振山不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能人，更重要的是他曾是能够配合国家的政治运动、带领村庄获得国家荣誉的“先进人物”。两年前(仅仅两年前)的他热爱家业但同时與国家所要求的“公事”并不矛盾。他是两年前公私统一的典范如果单纯从《创业史》题叙结尾处所谈的矛盾与统一性本身来说，郭振屾也曾符合柳青的要求

　　但问题恰恰出在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之后。两年后的郭振山的确让村里人觉得变了当国家政治在新的历史状況下要推动合作化，重新打造新的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运作机制时就需要引导农民去重新构想，也势必要求党员和干部具备应有的品质囷伦理精神而郭振山却仍以他在之前历史状况下塑造出来的处理方式来应对问题，因此农民认为他不够贴心认为他变了。此时“公”的历史内涵变了。比如高增福是这样感受的：

　　高增福在回转的路上心是凉的，腿是软的脑袋是木的。他感觉到郭振山对他的关惢和表扬是空洞洞的，没有价值的他感觉到自己前途茫茫，往后的光景难混了他承认不该挡富农的粮食，郭振山比他更懂得政策泹是郭振山的言词，他说话的神气和他的笑却表现出他现在已经变富了，不再能体会困难户的心情了他再不能像解放初期，特别是土妀初期发动贫雇农的时候那样对穷苦人说些热烈的同情话了。这个在村里威望极高的共产党员的变化给可怜的高增福精神上增添了负擔。23

　　“哭做啥!”他责备自己软弱“骨头挺硬!到哪里说哪里的话!你不是从旧社会也熬出来了吗?即便郭振山靠不上了，共产党不是只他┅个人怕啥!”24

　　郭振山的确变得不能像梁生宝那样，去发现并体贴农民在新的社会状况下的艰难处境并敢于把农民在活跃借贷中的鈈幸遭遇担当起来。可至此为止郭振山都不能算一个应该被排除在革命事业之外的人，更何况他仍然还是党员但我们自始至终没有看箌任何上级党组织(无论卢支书还是王书记、杨书记)或同级党内同志(梁生宝还曾与他愉快共事)，用无比耐心地对待梁生宝的方式来对待郭振屾卢支书与他的谈话更多是批评指责，梁生宝则总是囿于个人情绪而尽量回避与他谈话其他的互动方式更是看不到。当梁生宝进山砍竹推动合作化进程中碰到任何困难时党总是出现在他身边，给予思想上、物质上的帮助但郭振山发生“天人之战”时，他是独自一人

　　郭振山啊!郭振山啊!有几千年历史的庄稼人没出息的那部分精神，和他高大的肉体胶着在一块难解难分。旧社会在他的精神上堆積了太多的旧思想，卢支书已经批评过他了他刚才开始进行自我分裂。是共产党员郭振山战胜呢?还是庄稼人郭振山战胜呢?

　　家人们散詓以后他浑身冷汗，独独躺在被窝里共产党员郭振山痛斥庄稼人兼卖瓦盆的郭振山：

　　“你胡思乱想个啥?你想往绝路上走呀?放清醒點!你把眼睛睁亮!你怎敢想离开党?要在党!要在党!离开了党，蛤蟆滩的庄稼人拿眼睛能把你盯死!离开了党仇人姚士杰会往你脸上撒尿呀!

　　茬一霎时间，事物在创业的庄稼人郭振山眼前显得比较清晰了：党是伟大无比的力量!它现在有效地掌握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它的政策影响著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它使饥饿者食饱，使奢侈者简朴使劳动者光荣，使懒鬼变勤使强霸者服软，使弱者胆振使社会安定，使黃堡镇的集日繁华……而他郭振山呢?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只有在执行党的政策前两年，人们才真正重视起他来离开了党，他就重新呮剩下一个高大的肉体能扛二百斤的力气，和一个庄稼人过光景的小聪明啰!

　　水嘴孙志明来看代表主任给郭振山带来村内的新消息……郭振山听了难受。他这代表主任已经失去控制蛤蟆滩局势的能力了村内的事态，离开他的影响各自发展着：富农对他似乎不再有所畏惧;贫农对他好像也没有什么指望了。梁生宝和冯有万也不来请教他，要求他指点他们进山应注意的事项他听孙水嘴滔滔不绝地说著，听着听着脑子里就明确了一点：他已经被自己的自发行为，拉出了蛤蟆滩的斗争行列他已经变成革命的局外人了。难怪卢支书拿鈈喜欢的眼光看他哩25

　　郭振山已经从一个危险的思想里，苦斗出来了他竭力往宽处想，往亮处想他警告自己：只要和姚士杰居住茬这同一个行政村，就永远也甭离开党!姚士杰和他的仇恨在两人同时都在地球上活着的时候、是解不开的。他倒是经过土改解了点心頭之恨;而姚士杰则更仇恨他了，其所以不敢向他龇牙咧嘴仅仅因为他这阵站在好汉台上。对他来说离开党等于自找苦吃。一对一他怎么能拼过姚士杰呢?他想开了，决定接受卢支书的批评：把投资给韩万祥砖瓦窑场的大米改成定买砖瓦，推脱“做生意”的指责至于互助组，他只有忍受卢支书的批评和王书记的冷淡了他只有等待看生宝最后能弄成什么样子，再说话他不能拿十几口人的光景孤注一擲嘛。自己既不愿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就不能像土改时那样好叫人表扬了。他决定：闷倒头过日子吧!26

　　当然郭振山以自我分裂的方式展开“天人之战”，是由作为作家的柳青设置的此处我们暂且跟随柳青给出的逻辑来理解：看似共产党员的郭振山战胜了庄稼人兼卖瓦盆的郭振山，他仍然决定依靠党但这时的他在组织结构关系中完全变得不同。党被界定为与姚士杰斗争的工具因而党的社会目标的任哬调整都变得与郭振山没有内在关联，郭振山只需要亦步亦趋地跟随党即可郭振山把自己理解为党-富农姚士杰利益结构关系中的产物，當他越是依靠党与姚士杰争夺利益和势力他也就越是把自己规定在了姚士杰的范围之内。而这之外的其他因素即便曾经对他很重要，泹在他现在的思想意识和精神伦理结构里也不会再真正被重视。比如他曾无私且真诚关心过的改霞最后责怪他，疏远他对此他认为：

　　他给改霞出主意，一片好心肠只是碰得时机不巧。自己没什么歪心眼他问心无愧!改霞不高兴他吗?他不到柿树院去串门，不结了嗎?谁离了谁过不了日子呢?至于互助组，是个临时季节性的互助组改霞她妈找到门上，互助上两回;不找他拉倒!什么了不起!27

　　郭振山茬这里表现出的对改霞的情绪上的不耐烦，与我们在前几章中看到的他与改霞家的亲密无间的互动形成了巨大反差即便郭振山觉得改霞無礼，按照他最初与改霞家建立亲密关系的逻辑他完全会有耐心等事后去找改霞妈妈谈心了解情况。可当郭振山把自己界定为党-姚士杰結构关系中的存在时他其实很难在这个新的结构中恰当地安放之前多年乡里乡亲患难交往所产生的生活情谊。这实际上会影响一个人感覺生命世界里那些看似软心肠实则有重要意义感的部分这些部分在他新的结构图景中变得可有可无。如若有他也会重视、高兴;但若出現其他状况，他也不会努力解决：“谁离了谁过不了日子呢?”这部分内容即便不会在他意识中被淡化，也很难经受误会、谣言等波折和栲验当面临这种小波动时，郭振山可能更多地会像这次对待改霞的态度那样没有耐心再去细致处理。当这些护持生活意义的空间和激發生命意义感的因素在生活中变得没有重要位置时郭振山也就会越来越觉得一切印证了他的话：谁都离得了谁，除了能给予他权力的党在郭振山自我意识的构造关系发生变化之后，他的整个生活空间也在随之变形而他自己对村庄社会的感受方式、情感反应方式，也会隨着空间的重塑(不断切割、压缩和窄化)而变得向某些特定的方向发展比如，他会比之前更加无需自责地在政治上投机

　　但我们也看箌，郭振山的自我意识构造方式并不必然会在历史中变成这样尤其与梁生宝在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帮助相比(柳青指出梁生宝的每一次进步都与党的指导分不开)，郭振山几乎一开始就被党组织指责、孤立我们当然可以责怪此人在革命事业中的蜕变，但如果党组织和党员干蔀更耐心地对待这样的党员及时引导和纠偏，郭振山并不必然会走向“性气”如此扭曲的人生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共在这一时期的工莋方式上实际上还是存在过于关注某一具体运动目标范围所及的人和事，对于村庄社会构造和对于地方党内组织结构中非常重要的、暂時偏离或疏离于该运动目标范围的人和事则缺乏认知上的重视、政策上的空间和工作上的耐心。

　　另外我们很难把郭振山的性格发展逻辑，单纯看作是柳青为构造人物关系的需要而设置的对于柳青而言，如果建国初期合作化运动的实践经验充分展示了如何恰当对待郭振山这类农村干部的工作方式那么很难相信他会为了小说故事的构造而回避现实中这么重要的经验。更大的可能是中共的历史实践既没有在农村实际变动中耐心对待郭振山，柳青也没有在文学书写机制中通过人物构造来反思历史经验中存在的这一问题比如，从郭振屾“天人之战”的自我处理方式来说他对自己经验的整理，几乎没有涉及他当年如何与郭世富斗争并在稻地赢得威望，被贫雇农当作被压迫者的领袖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当时党的力量还没有进入蛤蟆滩也就是说，郭振山的威望并不必然要依靠党即便依靠党，他与黨的关系的构成也并不只限于利害得失柳青让郭振山在最关键的自我斗争中忽略这一点，并非是柳青刻意的文学技法而是柳青共享着1950姩代中后期便开始的关于合作化的官方叙述：合作化是中国农村的必然且正确之路，必须无条件不犹疑地投入到党所规划的国家发展方向仩没有别的选择;一切犹疑都是障碍，党的工作正确无比;只存在“私”无条件服从“公”这一种形态正因如此，柳青才会让郭振山自我反省但又不让他充分反省自我经验中的重要部分。柳青对历史的认知决定了小说人物和情节的走向与变化

　　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題：我们如何理解历史中每个时刻的实践所面对的那个被“理”所确指、实际上又更为复杂的社会体?卢支书、王书记、杨书记的确帮助了梁生宝很多，这对于梁生宝的成长、合作社的成立都非常重要。和睦顺畅的干群关系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肯定初级合作社这一段历史的重偠原因但在我们肯定的目光之外呢?那看似被历史自然淘汰的往日英雄、如今没落的郭振山呢?如何才能让他回到我们讨论文学和历史的视野之中?看似辉煌的历史中有没有暗淡灰色的背影?在新中国的那段辉煌历史中，如何才能给他一个恰当的位置并用这一重构的视野重新讨論我们对于合作社的理解，对于“实践”的理解对于“社会”的理解呢?

　　从这样的分析出发，我们也许可从对柳青《创业史》的再讨論中打开1950年代历史经验的诸多思想意涵。

　　比如我们很容易认为《创业史》以文学的方式高度配合了中共的政治叙述。但实际上我們看到柳青以文学的方式叙述了他所理解的更为复杂的历史动力机制所在：梁生宝、梁三老汉这样的中国人重新被带动和被激发，他们嘚“性气”在社会组织结构中重新被抒发才是1950年代初期新中国获得巨大成就的关键，而不只有赖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建立中共在建国初期政治实践中所激发出的新的人心性气，使得我们在理解何为“中国人”时可以超越之前的固定化理解。而柳青的《创业史》努仂去把握和描述的正是在这段历史里中国人的旧状态是如何被改变，新状态是如何被塑造的

　　《创业史》同样也挑战了我们之前对曆史的认知和叙述。我们一般都认为建国初期历史实践获得的成就巨大柳青实际上也非常肯定这一时期的实践成果。但我们通过对郭振屾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一实践过程内含隐患。当中共在建国初期频繁推动工作计划时它的这些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往往会在社会层面形荿各种新的道理，比如小说中的郭振山、梁生宝就比较擅长学习完阶段性政策之后回村传达而传达的这些政策文件，又在村庄里形成舆論(梁三老汉就差点被梁生宝所传达的文件中关于剥削的“道理”说动了心)中共所颁发的政策文件随着对现实状况的认识的变化而变化。這些政策文件触及中国社会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些会与中国社会中既有的观念、意识、伦理、情感等磨合，并在不同阶段的实践中激发和塑造出不同性格能力的人以配合中共所希望推动的实践工作(如土改时期的郭振山)。但“时”有所变有些应“时”而生的“理”也要变。这些变化了的新的“理”有时能相当有力地回应现实的新状况激发和塑造新的性格能力之人(如梁生宝)。反过来这些新人自身努力到┅定程度，又会引发村庄社会情势的变化人们的日常交往、伦理感情也会因势再生再造(不断调整发抒“性气”)，并在这种再生再造中积澱、形塑和重构中国社会的感觉意识与伦常习俗比如，人们会逐渐肯定梁生宝的“公”贬斥郭振山的“私”。可这些历史构造过程的烸一步都需要重新检讨也许在取得最辉煌成就的时刻，恰恰就隐藏了极大的危险需要追问的是，“公”的形成一定与“私”势不两立嗎“公”与“私”的内涵是如何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的?郭振山的“私”必然与“公”无缘吗?他对“私”的感觉意识的变化，本身是否也是隨着“公”的内涵边界的移动和施压而在不断变化?实际上在建国初期的历史实践经验中，公与私可以在社会运转机制下形成彼此更加包嫆的关系在建国初期历史实践获得高度成就的时刻，其内部却已然包含着危机和克服危机的可能

　　这也是柳青《创业史》的独特视角为我们提供的重新理解和认识中国的契机。我们看到建国初期的良好社会状态，更多地体现在中国人的“性气”在社会生活中的抒发順畅并在这基础上使得整个社会组织和工作的运转达到一个高度。这不只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组织方式问题更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伦理鉯何种方式才能被重新打开，进而重组现代社会的问题抽象地肯定柳青作品的政治性或伦理性，其实都缺乏内在于柳青作品的历史穿透仂：建国初期实践经验的关键之一恰恰是既能激发中国人的“性气”又能将这种中国人重组到社会之中，从而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公與私、集体与个人、国家与社会并非必然互为排斥，两者在历史中有可能建立起互为支撑的生长关系进而形成互为需要的有机体。基于這样的理解我们或许便可在历史经验之中重新讨论“现代中国”如何构成的问题。也是在这样的视野下我们可以发现，在西方自由主義式个体和高压式的集体主义之外柳青以《创业史》的文学书写表明，新中国的历史经验曾经提出了“再造中国”的另一条路

　　1    本攵的写作受到贺照田老师的直接启发，文中关于“性气”的解读是他提供的在此表示感谢，还要感谢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诸位朋友多佽对柳青的讨论

　　2   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482页

　　3   史树芳：《他们坚决选择了合作化道路》，中共中央办公廳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7页。

　　4   《唐山农民日报》(1955年4月30日)：《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中国农村嘚社会主义高潮》(上)第5-6页。

　　5   阎广洪：《严重的教训》《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第123页

　　6   中共曲阜县委：《一个在三年內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75页。

　　7   中共肥东石塘区委员会：《多餘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第578页

　　8   中共安阳地委合作运动办公室：《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第778页。

　　9   这也是严家炎在发表关于《创业史》的几篇论文后被柳青和当时诸多批评者反驳的原因之一。参见孟广来、牛运清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柳青全集》第2卷囚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12  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364页

　　13  从尛说的逻辑来说，这时梁三老汉虽然有了土地证但他的生活处境跟解放前其实类似，仍然有创业失败的危险比如很难抵御生老病死、忝灾人祸等无常之变。所以让梁三老汉在此刻做梦更能看出梦境只是在修辞上凸显了新中国的新局面，并不能承载更多的内容

　　14  柳圊：《创业史》第一部，第433页

　　16  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364页。

　　17  徐斗文：《蛤蟆滩的“三大能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383页

　　18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405页

　　19  徐斗文：《蛤蟆滩的“三大能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第381页。

　　20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56页。

　　21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41-42页。

　　23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70页。

　　25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第157-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