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奴隶”概念曾经在考古學和历史学的学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作为重要学术概念，在特定的学术时期里频繁的出现被用来解释某些特定的群体，解释某些栲古学现象甚至定义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性质然而随着更多考古资料的出土和众多学者的讨论与反思，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也在不斷的被更新“奴隶”概念不再成为唯一或者主流的概念，先贤学者们从接触它、认识它、运用它到重新解构它经历了一场漫长而艰苦的過程本文旨在通过对“奴隶”概念的考古学史考察，结合当时考古学发展与社会思潮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力求较为清晰的梳理这个概念的发展过程和轨迹，尽量廓清其出现、兴盛并最后淡出学术史的原因从一个发展的和客观的角度认识学术概念的产生与演化。
關键词奴隶；考古学；材料阐释；流变史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的讨论┅直没有停止，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关于夏商周三代的社会性质学者们纷纷发表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各种学派的理论也无法统一我們要研究“奴隶”概念在考古学中的运用历程就必须对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这一问题的讨论的历史加以梳理。
关于这个問题的学术争论第一波的小高峰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在旅居日本期间潜心研究中国历史在1930年发表了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出叻关于殷代是中国历史开始的序幕秦代正式进入封建社会，这部著作“是一部中国学者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开山の作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史研究的深入，起着不可抹煞的作用”
在30年代，肯定郭沫若的“中国奴隶社会”理论的还有翦伯赞和邓文特(邓拓)等人吕振羽也同意郭沫若的理论但是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分期主张有所不同，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中提絀“殷代是中国史的奴隶制社会的时期周代为中国史的初期封建社会时代。”吕氏这个观点在40年代得到了范文澜、翦伯赞的支持，郭沫若也在随后加入了他们的队列这几位学者对于殷商时代的社会性质有了共同的认知。
不过在当时有一些学者对于郭沫若的观点持楿反态度杜畏之认为，“氏族社会解体之后不一定产生东方社会也不一定产生古代社会，在他的废墟上亦有建立封建社会的可能——這要看氏族社会之内部发展与氏族间的关系如何而定中国的历史实际告诉我们，中国没有划然的奴隶社会这一阶段更无东方社会阶段。”
王伯平说“易经时代的中国社会确已发生了奴隶在某些生产部门可能有奴隶生产，特别是灭殷后的周是如此但我们反对郭先苼认定西周是奴隶社会的主张。因为奴隶社会必须是以奴隶社会生产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奴隶所有者是直接的政治统治者为前提西周時代，显然不是这样这时候主要的生产者是农民，政治统治者是土地所有者即封建地主。以其特点上说是封建社会。”
“胡厚宣虽然承认奴隶的存在但是对于奴隶社会的性质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根据甲骨卜辞中对奴、臣、仆、妾等字的解读后认为，这些甲骨记载無一能作为殷为奴隶社会的证据甲骨中虽有用俘虏为奴，但是战争之有俘古今皆同，不能作为殷代为奴隶社会之证”
随后中国嘚史学研究开始进入了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阶段，二战结束新中国成立之后众学者又对这一问题开始了讨论并在50年代形成叻一次高峰。
郭沫若在继《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又撰写了另一本著作《奴隶制时代》《奴隶制时代》是郭沫若史学和考古学的論文集，书中大多数文章均写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围绕中国古史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展开论述。郭沫若认为商代杀殉大量奴隶因此殷周为奴隶社会铁案难移。然而很多学者却有不同的观点
杨绍萱对将殉人和殉葬制度等同于奴隶制的提法进行质疑。陆德和杨向奎等学者也把殉人制度看作是上古民族灵魂不死的思想的反映和社会制度无关。张广志针对郭沫若的立论从甲骨卜辞、人祭和人牲、羌和众等方面进行举证辩驳，认为商代为奴隶社会不能成立
1957年，雷海宗先生对“奴隶社会普遍必经论”提出了怀疑和批评同年，李鸿哲撰文指出“奴隶社会说在理论上站不住脚，不符合历史事实这一教条不是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得来的，而是由郭沫若和苏联斯特鲁威院士等提倡起来的由于这一教条的存在，苏联和我国的史学家们曾花费很多力气在古代各国历史上寻找奴隶”
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氛围，这些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有不同观点的学者竟然成了右派分子经过反右斗争，此类的观点和文章很少再公开而箌了文革时期，中国古代史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问题已然成为了史学界的雷区所有人对这一问题都噤若寒蝉不敢言它。学界一时间陷入叻僵化和教条主义的窠臼这种缺乏理智的压迫氛围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才逐渐消散。
随着思想枷锁的解放学界又迎来了百花齐放百镓争鸣的繁荣景象，1978年《历史研究》杂志社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在吉林省长春市联合召开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敢於冲破禁区勇于百家争鸣——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评述》一文对会议的情况了做了详细的说明。文中对各个学派的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中肯的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演变的诸问题。这本是容许讨论也应当讨论的向题。它的解决不仅有助於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至通史、断代史、专题史研究的深人，也有助于古代文学史、哲学史、经济史研究的进行”
中国古代無奴隶社会说再次被提了出来。1979年黄现璠首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的论文接着张广志也于1980年发表了《略论奴隶淛的历史地位》一文。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看法殷商并非奴隶社会几成历史学界的共识。赵光贤先生也撰文指出“这一派在50年代被批判现在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拥护者好像越来越多有一种漫燃的现象。”伴随着中国史学和考古學的发展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讨论也在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上述社会与学术思潮也影响到了考古材料的阐释。在这样的學术背景下对“奴隶”概念在考古学中的运用及其发展演变历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就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進行这方面的研究本文尝试通过梳理考古材料，对考古学领域“奴隶”概念运用的演化轨迹进行考察并简要探讨引发其变化的原因，唏望有助于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
第二节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为“奴隶”概念在考古学资料阐释中的运用及其发展脉络，并通过观察其在考古学资料阐释中广度与深度的变化试图进一步探讨引发这些变化的原因。
研究过程以中国考古学的發展历程为主线索以时间脉络为主要参照，基于历年发表于考古类期刊上的发掘简报、报告和考古学专刊等资料找出其中人们运用“奴隶”概念的实例，主要是殉葬坑和祭祀坑一类的发掘报告的信息采集也包括城市遗址中的聚居区和手工业区的考古学资料分析，对“奴隶”这一概念在考古学上的运用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主要是对，在考古学资料中人们如何定义“奴隶”这一概念什么样的人群属于“奴隶”，他们有什么样的特征和表现人们是基于什么样的考古材料得出这些结论，考古学资料又是如何帮助人们订正完善对这一概念嘚认知基于这些材料的整理和分析得出研究结果。
关于“奴隶”概念的衍生词汇有很多例如，奴隶制、奴隶社会、奴隶经济等關于这一概念的史学材料也很多，由于研究时间和个人能力的限制暂时对其衍生概念和史学材料不做分析，只针对考古学材料进行梳理
第二章“奴隶”概念的缘起与流变
第一节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奴”、“隶”以及“奴隶”
（金文）；（小篆）。
“古攵字的奴字像一只大手抓住一个女子的形状，会意字金文从女，从又（手）即会用力操持劳务的奴隶之意。其本义当指女奴、婢女又泛指奴隶。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奴。”
奴本义指用力操持劳务的奴隶：《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而布为人所掠卖，为奴于燕”引申泛指仆人：《岁暮感怀以余年谅无几休日怆已迫为韵》--陆游“富豪役千奴，贫老无寸帛”也可用作动词指奴役，役使：“忽焉来一强暴人其室据其财产，又奴其全家人则其家人莫不奋力死斗。”
又引申用作男女自谦之称宋以后多为年轻女子自称：《敦煌变文集新书·丑女缘起》“争那就中容貌差，交奴耻见国朝臣。”又用作贱称：《后汉书·逸民传·严光》：“场得书，封奏之，帝笑日：‘狂奴故态也。’”（金文）；（小篆）。“古文字的隶字为会意字。甲骨文从又（手）持一兽形，会手捕获一兽加以整治之意金文稍简，只剩兽尾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隶是“逮”的本字。”
《说文解字·隶部》：“隶，及也。从又，从尾省。又持尾者，从后及之也。”本义为捕获一兽加以整治以“隶”为基础，篆文另加声符“柰”隶变后楷书写作“隸”表示奴隶。如今简化仍嘫写作隶因为宰治牲体自然是奴隶们的事，所以“隶”如今专用以表示奴隶：《国语·晋语》“其犹隶农也，虽获沃田而勤易之，将不克飨。”引申也指隶卒：《汉书·司马迁传》“视徒隶则心惕息”奴隶是隶属主人的，故又引申用作动词表示附属：《后汉书·冯异传》“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据说隶书是秦朝隶人所用之省简字体，故又特指隶书：《水经注》“言古隶之书起于秦代而篆字文繁，无会剧务故用隶人之省，谓之隶书”
奴与隶在古代文献中单独出现或组成词语出现并被使用的情况都有，与之相关的哃义词、近义词也很多“例如臣妾、臣仆、童仆、隶仆、奴婢、婢、役、厮、扈、臧、获、竖、养、皂隶、舆、台、部曲、等均为奴隶嘚异名”《左传·昭公七年》：“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自皂至台，是各级奴隶。《说文解字》：“婢，女之卑者也。”所以奴指男性，婢指女性《宋书·沈庆之传》：“治国譬如治家，耕则问奴，织当访婢。”《梁书·诸夷传·东夷》也有：“其国法—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奴”又可称作“臧”，“婢”又可称作“获”，如《史记·每仲连邹阳列传》：“乡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于齐则亦名不免为辱囚践行矣。臧获且羞与之同名矣况世俗乎!”女奴又可称“奚”，男奴又可称“隶”《周礼·秋官司寇第五》：“凡国聚众庶则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隶聚而出入者则司牧之戮其犯禁者”郑玄注曰：“奚隶，女奴男奴也。”
奴最开始般指古代的罪人。《说文解字·女部》“奴，奴、婢，皆古之罪人也。”《周礼》“其奴，男子人于罪隶，女子人于舂藁。”《尚书·周书·泰誓下第三》“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庙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奴隶也可以是战俘及其家属《左传·禧公五年》记载：公元前655年，晋国灭了虢国又滅虞国抓住了度国国君及其大夫井伯，将井伯作为秦穆姬的陪嫁奴隶《后汉书·西羌传》：“羌无弋爰劒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為奴隶”；《左传·宣公十五年》记载“晋国大夫荀林父伐赤狄有功，晋景公赏荀林父狄臣一千家”；《史记·汲郑列传》载“(汲黯)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脾以踢从军死事者家。’”“这一类的奴隶在西周很普遍被称作‘鬲’‘鬲人’或者‘臣’‘臣妾’”
奴隶也指身份地位卑贱之人：《颜氏家训·勉学第八》“爰及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又有《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四·列传第一百七十四》“帝王之为治也，内有宰辅卿士，外有藩翰大臣，岂可令刑余之人参预大政？况此辈皆朕之家臣也，比於人臣之家则奴隶之流”。
在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都存在着类似奴隶的群体，他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与奴隶没有太大嘚区别从名称上有一定的出入不过随着社会发展这类阶层的生存状况也在发生变化。
西汉时期奴隶根据其从事服役的对象不同可鉯分为官奴和私奴。西汉时期官奴的来源主要是罪人及罪人的家眷或者是本为私奴但是被政府以和平或强制的方式收纳为官奴的。在国庫空虚时政府也会以减免赋税为条件来征收官奴
而私奴的来源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买卖在市场上流通的奴隶其中有一部分来源於人口拐卖和从四夷之地掳掠的人：《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第一下》“三月癸酉，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人”；有时官府为了从中牟利也会将官奴在市场上变卖第二种是因为债务将自己或者妻儿变卖为奴，将孩子抵押在富人家里作为償还债务的筹码这些被抵押的孩子便成为了“赘子”，如果债务不能偿还则“赘子”便会变为奴隶《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第三种是通过赠送或者获得赏赐而得到奴隶：《汉书·卷九十七仩·外戚传第六十七上》“载至长乐宫，与俱谒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为寿。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私奴是可以由赠送或者是统治者的恩赐而来。
到了魏晋隋唐时期奴隶群体逐渐演变为一种类似农奴制的“佃户”或者“部曲”群体。佃户群体大多是依附于豪强地主从事农业生产：《旧唐书·卷十九上·本纪第十九上》“其亡户口赋税及杂差科等，须有承佃户人，方可依前应役。”。“部曲”最一开始是一种兵役制度，并且有“质认”不可随意解除：《华阳国志·卷四》“咸熙元年……王素等领部曲以讨之谷未至兴已为功曹李统所杀”后来“部曲”的地位逐渐降低与奴隶或者奴婢的意义逐渐靠近。参见唐代的几部律法中有见“部曲”与“奴婢”同时出现：《通典·卷五·食货五》“炀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库盈溢乃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又有《通典·卷一百六十五·刑法三》“诸部曲、奴婢谋杀主者，皆斩谋杀主之周亲及外祖父母者，绞”。但是相比较而言奴婢的地位还是更低一些：《唐律疏议·卷六》“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又《卷十七》“部曲不同资财，故别言之奴婢同资财，故不别言”奴隶的说法在这一时期也有表现，其意义與奴婢仆从相近：《周书·卷三十五·列传二十七》“帝矜其贫苦乃为起宅并赐良田十顷奴隶、耕牛、粮粟莫不备足”：《通典·卷一百九┿六·边防十二》“周文帝遂收缚蠕蠕主以下三千余人付突厥使，于青门外斩之。中男以下免死，配王公家为奴隶”。
到了宋代奴隶嘚数量逐渐变少“奴”这个字也渐渐演变成对自己的谦称，特别是女子自己的谦称《苏轼集·卷十八》有云“已种十亩麦，但得君眼青，不辞奴饭白”。
元代因为实行的是奴隶制所以在进过初期就开始通过掳掠汉族的良民来扩充奴隶的数量：《元史·卷一百六十三·列传第五十》有云“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自置吏治”。元代的奴隶制是有塞外传入中原的，虽然元代的统治者意识到了这种蓄奴制度的劣势并下令制止但是民间的蓄奴风气又逐渐滋长起来：《元史·卷二十三·本纪第三十二》有云“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皆无与。其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其力可知。”可见当时的富商蓄奴数量相当可观。原本在唐宋逐渐没落的奴隶习俗在元代又重新兴盛起来。这种蓄奴的风气一直到明代还是非常盛行：《日知录·卷十三》“凉国公蓝玉之罪，亦曰：‘家奴至于数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
后来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因“奴变”一役使用奴隶的恶习才得到终止。纵观中国古代的奴隶演变过程可以看出虽然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并不占当时人口的很大比例，但也确实存在一些使用奴隶的情况而与奴隶地位或鍺作用类似的奴婢、奴仆、仆隶等也存在于社会中，这些阶层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奴隶在人身自由和法律地位方面相对平等。
第二節近代中国“奴隶”概念的出现及定义
由上一小节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奴隶”一词本身就存在于中国的语言体系中，它的近义词、同义词以及衍生词汇也很多所以“奴隶”是不属于外来词汇的。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外国学者的著作和思想也不断传入Φ国，影响着中国学者对于中国史学及相关概念的认识但是中国史学界还是保留着考据史料的传统，所以对于“奴隶”的概念大多是基於对史料的解释同时也结合了当时诞生的新的史学观念。
对于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当时的社会困境，许多爱国人士留学海外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五四运动带来了崇尚科学与新知的风潮，许多学者开始翻译、研读、宣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其中对中国史学界影响最深的当属社会形态理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的学说这种学说是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會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以唯物史观阐释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由于勞动生产率的发展产生了私有财产，因此形成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由于各阶级的冲突导致以血亲家族为基础的旧社会被炸毁被组成国镓的新社会所取代；家庭制度受所有制支配。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对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研究补充他本人对古代罗马、希腊和日耳曼人社會的研究材料，论述了人类早期原始社会阶段和奴隶社会早期国家形成的历史
“斯大林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在苏联哲学教科书中提絀‘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的经典表述并认为社会形态是指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體。在每一个社会形态中都有一种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规定着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主要特征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这种学说大大的影响了史學界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社会分期的界定
受到上述理论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郭沫若。1930年郭沫若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通过引用当时的历史文献资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学发展规律的论断证明中国同样经历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其中幾个著名的观点有：“1、三皇五帝及其祖先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是氏族群婚的母系社会2、殷代是中国历史的开幕，大体在覀周以前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3、西周刚好如古代的希腊罗马一样，是一个纯粹的奴隶制国家4、周室东迁是奴隶制衰落和葑建制的开始，秦以后才是真正的封建时代”
他的有关言论对当时的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定性及分期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外其他的国内学者也纷纷以史料为基础通过对古代文献资料考释进行奴隶概念和奴隶制度的研究
董家遵在所著的《中国奴隶社会史》的观点大致为：以奴隶生产方式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才能称作的奴隶社会，在考虑社会性质问题上生产方式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洳果奴隶没有参与到主要的生产劳动里面那么就不能算是奴隶社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奴隶占社会阶层的比例很重要不要将家族内嘚奴隶同服务于整个社会或者政权机构的奴隶相混淆。
何乾编写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主要阐述了古希腊和罗马的奴隶制以及亞细亚生产方式的奴隶制和古代东洋的奴隶制，还探讨了奴隶制的衰落和封建制的形成以及封建社会发展的合法性和对立形态他在文中提出奴隶制度的萌芽起源于父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奴隶被压榨的程度也越来越大，奴隶不再只是作为主人生产的辅助者而是创慥生产物的最基本的而且是唯一的被榨取者阶级。
张荫麟在其所著的《中国史纲》中提出奴隶是社会成产的主要参与者其涉及的生產领域包括农业、畜牧业、运输、渔业等，且奴隶多为黥面则反映了奴隶所有者对奴隶的虐待。
又有学者称“奴隶完全丧失掉了身體的自由成为奴隶所有者榨取的对象，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被统治者集团”
抑或“奴隶是主要从事社会生产的群体，来源主要昰战俘和异族人”
还有学者认为“奴隶是社会成产的主要劳动力，并且完全属于主人”
在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写的《社会科学基础教程》中指出“奴隶既没有生产工具也没有权利处理自身和生产产品，奴隶本身及其生产都属于奴隶主所有奴隶主用强制的方法逼迫奴隶劳作。”
周谷诚所著的《中国通史》中提出周代的奴隶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到了春秋时期奴隶主要是贫富悬殊之后又被排挤出生产关系的多余人口，他们的主要工作不单单是农业其他的手工业也有涉及，但是并没有独立的家庭和人身自由
此外赵世昌在他的著作《中国上古史研究》中从殷墟甲骨入手研究殷代氏族，奴隶私有制的产生等问题
此外，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大学学报上發表了《中国奴隶制度》文章系统的介绍了中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奴隶”的定义、范围、演变、来源、社会地位及生存状况等
吴景超先生的《西汉的阶级制度》、张荫麟先生的《周代的封建社会》、杨联升先生的《东汉的豪族》等文章则论述了“奴隶”在汉代社会的來源、社会地位、社会功用、生存状况等。文章也是在史学材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多为对古籍中记载的考释。
在许多外国学者的著作Φ也提到了中国的古代社会社会性质和社会阶层亦或是将东西方的古代社会进行比较研究而对“奴隶”概念进行阐释。
“奴隶和奴隸主的划分是最大规模的一次阶级的划分前一阶级不仅占有全部的生产资料以及虽然当时还很原始的工具等等，而且还占有奴隶这一集团就叫做奴隶主，而从事劳动并把劳动果实交归他人的那些人则叫做奴隶”
“奴隶主将奴隶所生产的价值带到市场上转化为货币並利用这些财富扩大采用奴隶劳动和加强对奴隶的剥削，并将批产农奴的债务和以掠取奴隶和财富为目的的战争作为扩大和加强奴隶剥削嘚手段”
日本学者早川二郎在其著作《古代社会史》中提到中国古代的奴隶制是一种家族内的奴隶制而后又逐渐发展一种家长制，洏对于泛社会意义的奴隶制则没有发展起来并将郭沫若的观点予以辩证。这是少数的思考古代中国是否为奴隶制的著作之一[日]早川二郎著：《古代社会史》[M]谢艾群、杨慕冯译，上海：耕耘出版社1942，05
此外还有日本学者高有岩写就《元代奴隶考》讨论元代奴隶产生嘚六种原因、使用情况和奴隶的身份。著者认为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使用奴隶最盛时期[日]高有岩著：《元代奴隶考》[M]，贺扬灵译光华书局，1933
这一时期的关于“奴隶”概念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它的许多衍生概念如奴隶制、奴隶社会、奴隶制经济等方面。以上列举的关于“奴隶”概念的研究虽然不够全面但也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学者对于“奴隶”概念的认识程度
第三章考古资料阐释中“奴隸”概念的分期考察
第一节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简要历程
一、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的萌芽与诞生
1918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受聘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1921年，安特生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在北京周口店考察發现龙骨山遗址，发掘出第一颗北京人化石1921年，安特生来到河南并发现了仰韶遗址李济认为，安特生实际上是第一个通过自己的成就茬中国古文物调查中示范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学家“仰韶文化和北京人的发现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拉开了中国考古学‘十月怀胎’的序幕。”
1926年李济邀请袁复礼共同进行山西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并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主持的发掘但这次调查和发掘属于国际合作的性质且发掘的规模很小，故尚不能算是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考古工作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组这是Φ国第一个从事田野考古和考古研究的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同年10月史语所考古组主持了殷墟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这是中国学术机关独立進行科学发掘的开端，这次的殷墟发掘活动宣告了中国考古学的正式诞生自此以后至抗战前的1937年6月，殷墟又进行了14次发掘这15次的发掘，前后持续10年规模宏大，所获甚丰这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的里程碑。但此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的考古学重心转迻到了西北地区，但是由于战时社会动荡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的考古学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进展和发现。
二、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栲古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迅速恢复周口店和殷墟两项重要的发掘随后中央政府设竝文物局，主管全国的文物保护和调查发掘工作中国科学院设立考古研究所，专门进行考古研究工作
1952至1955年，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为全国培养了300多名考古工作者。同时许多高校也开办了考古专业
从1949年至1966年期间，除了恢复对殷墟和周口店的发掘中国的考古工作者还在新时期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至元明考古等领域都取得叻丰硕的成果。多处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学资料基于对考古资料整理的文献和基于发掘活动的发掘报告如雨后春笋般相继问世。这一时期较大的田野发掘比较集中于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各种古人类化石、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和大汶口墓地；夏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等都进行过规模較大的发掘并取得丰厚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发掘经验使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更加完善。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是中国的考古学幾乎处于停滞状态“文革”结束以后《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刊物同时复刊，中断了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逐步得到了恢複从此中国考古学开始进入了黄金时期。考古发掘的地域涵盖了全国各地时代上纵贯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唐宋的漫长时段。且每一地区囷每一时间段几乎都有重大或比较重大的发现和收获；同一时间段内区域文化的蓬勃发展、同一区域文化内在不同时间段内的持续发展在栲古发掘中都有了不同的显露更重要的进步则表现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性进展。
第二节“奴隶”概念的历时性觀察
一、20世纪上半叶“奴隶”概念的出现
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环境的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内的考古学发掘工作進展缓慢，战时中国学者在各个地区进行的少量考古发掘出版的报告也甚少关于“奴隶”的考古学发掘报告与之相关联的只有那个时候基于殷墟发掘的发掘报告。
1933年到1934年史语所考古队在安阳殷墟后冈发掘有所发现。“这次发掘的范围扩大到后冈的西区在后冈的顶蔀，发掘了龙山文化的居址和围墙；在西区发现了一座有两个墓道的殷代大墓。这个大墓的发现很重要它第一次揭示出殷代奴隶社会鉯人殉葬的事实。”
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奴隶”概念的普遍运用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的考古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考古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许多重要的遗址遗迹的发掘工作相继展开考古学材料的增多，为考古学报告的撰写提供了基础
郑州白家庄商代墓葬3号墓中发现了两具人骨“一具在棺内，另一具在墓室西边的二层台上……从这两具人骨的位置看棺内的应为墓主人，二层台上的应为殉葬者”
在文中作者用殉葬者来称呼棺外的人骨。同样是对这一发现的解释在1961年安金槐先生的《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里是这样表述的“3号墓内除随葬有铜鼎、铜觚、铜爵、铜壶、象牙梳和玉剑形饰等外并在墓室内的二层台上有一个殉葬的奴隶。”
他们还实验了挖土的工程量用以测算奴隶当时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我们曾用铜鐝和石斧进行过挖土拭掘，现在用銅鐝每小时可挖原土0.03立方米用石斧每小时可挖土0.02立方米。铜鐝虽然是进步的而在这样大的工程中当然所用的数量也不会太多，必然还囿一部分人用石斧挖土”这样算起来，估计当时平均就按用一万劳力经常进行工作像建造这样大的城墙，就需要约十八年的时间才能建成如果用二万劳力经常进行工作，也需要用九年的时间才能建成当然商代的统治阶极对奴隶的劳动不一定每天只要求工作十小时左祐，或者时间要更长一些”
他们还通过手工工厂的位置来论证商代的社会性质“商代冶铸铜器工场、制骨工场、制陶工场和酿造工場都是商代的重要手工业工场，而分布的地点都是在商代城墙以外的四周不设在城内，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显然是因为城内居住的是奴隶主、贵族，手工业生产者皆为奴隶贵族与奴隶是不能同居的，一是身份不同一是对贵族不安，所以就把手工业工场都安置在商代城以外去进行生产”并通过城内一条探沟内发现的大量玉簪来判断城内为奴隶主的聚居区。
在彭适凡的《略谈古代的“人殉”问题》中他列举了多出考古发掘中的祭祀坑用以作证他的观点“甘肃临夏秦魏家遗址的两处氏族公共墓地，前后发掘了136座墓葬其中男女合葬墓24座(成人合葬墓16座，成人与小孩合葬墓8座)男子都是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肢，伏卧于男子之左旁?。在皇娘娘台遗址发现有一男二女的匼葬墓男的仰身道肢居于正中，女的侧身屈肢位于左右两侧面都向男。”
他解释这种现象是人殉的前身男子在父系氏族社会中巳经是家族的管理者，拥有较高的权利和荣耀的地位女性是从属于男性的，所以体现在墓葬形制中也是这样后他又列举了晚商时期的墓葬“在安阳殷墟武官村以北约700米处发掘了一排‘排葬坑’，计十个十坑中共有被砍去头颇的人架55具，均系男性又在后岗南坡发掘圆形‘杀殉坑’一个，上下两层共发现殉葬骨架45具”以此来说明商代人殉活动的繁荣后又举例证明在周代早起人殉还有残余“濬县辛村17号墓，有一侧身屈肢的殉人置于数架狗骨旁边”
“张家坡发掘的十座墓中，均有人殉只是人数不等，有的一人有的两人，还有的㈣人此外有四座车马坑里，都有马夫殉葬“又在西安普渡村墓里就在墓主脚下发现有两人殉葬在邹衡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的文章Φ简要的提到了奴隶的祭祀问题。“以上三期的小型墓中都有极个别的墓有殉人；可见这些人中，也有极个别的占有奴隶不过，从比唎上看似乎有些变化：第二、三期有殉人的都约占10%左右，第四期62墓中只有一墓有殉人……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四期第7组YE181方窖中，曾经發现444把石镰这一窖藏应该是属于王室大贵族所有的。这些镰刀一般又都有使用痕迹显非制镰工场所藏。但是几百把镰刀当然不会是夶贵族们自己使用，很有可能是分发给奴隶们使用的”
以此来证明商代奴隶制经济的发展。
《l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则是在发掘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解释了殷代奴隶制首先是夯土奠基的现象“我们也发现了在夯土台基上用人‘奠基’的现象。它是筑好夯土台基以後再挖成长方形竖穴，把人用席卷好填入穴内再行夯实在人架的上下都发现席纹的痕迹。这种被用来‘奠基’的人显然是奴隶”
再就是关于一个奴隶的居住场所“窖穴有些附有上下用的脚窝，或有台阶以便出入，这可能是奴隶的居住场所”
以及关于奴隶嘚墓葬“在殷代灰层或窖穴中，经常发现人骨架和散乱的人骨共达69具，大部分出于小屯西地……上述人骨架当属殷代奴隶的墓葬有些佷可能是被奴隶主杀戮或虐待致死，被随意弃置在窖穴或灰层中的”。
最为震撼的是殷墟中发现的杀殉坑坑中共有54具人骨架，并配有丰富的随葬品赵佩鑫先生认为他们有可能是墓主人率领的一批戍卒，但是从他们佩戴的随葬品以及其中出现的儿童的骨架来看应該不是戍卒。文章最后总结了殷墟范围内殷代晚期奴隶制的鼎盛情况进一步为殷代奴隶提供了证明。
晋宁石寨也出土了几件被认为昰奴隶社会的文物“反映奴隶劳动的文物也出土了一些，最明显的是第一次出土的奴隶主监督奴隶织布的模型这里有十八个小铜人，其中一妇女形体较大坐在中间，全身鎏金无疑是中心人物。此人背后站着一男人手握长杆，女主人右边站着三人正在验收或呈验咘。左边坐着一人在案旁保管布。前面一人正和女主人恭敬的谈话后面三人在送食物，有畜腿、鹅、鸭及圆形物都用盘子捧着，后隨小孩二人女主人对面排着六人，低头织布从这里可以看出和奴隶主一样装束，发往后梳在颈后银锭髻的人(本族人)，做着轻微的工莋而梳螺髻，披羊皮的人(异族人)做劳苦的织布工作，显然是奴隶其余贮贝器上铸、刻的图象，凡坐肩舆的都梳银锭髻抬肩舆的都梳螺髻。从这里就可以分辨出谁是奴隶主谁是奴隶。”
“文革”开始以后中国的考古学陷入了停滞的状态，整个学术界也竖起了階级斗争的旗帜发表的文章也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这一时期反映奴隶问题的考古学报告以奴隶殉葬坑居多首先是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殉葬坑的情况。山东省博物馆在1982年08期文物上刊登了关于此殉葬坑的发掘报告对这一殉葬坑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首先“墓室腰坑的下層有一个大方坑，暂名为‘奠基坑’南北长1.9，东西宽1.8深3米，坑底殉一个奴隶”其次是殉葬情况“这座大墓内共有48个奴隶殉葬和6只狗，还有一只不知名的小兽现将殉葬情况分别叙述：(一)腰坑和奠基坑内各有一个殉葬奴隶。其中腰坑内的奴隶头朝西北仰身斜躺在东北角上，头和上身均被挤碎在北壁上下肢搭在东壁上，下肢高于上身膝盖以下的腿骨被折断，象是活着殉葬的人头南有一个柱洞，径20、深25厘米尚有朽木痕迹，可能是用来拴这个奴隶的木桩‘奠基坑’内的奴隶，面向北跪在坑底中央头微低，下领脱落垂于右腋处。右肩上有一骨替(二)二层台上殉葬的奴隶。东台南坑有二人靠东边的一个，头向南侧身，右上肢搭在东壁上西边的一个，头北仩身骨已碎，从后下肢骨看应为俯身。东台北坑殉葬的奴隶有四个其中东部一个头骨及上肢骨保存较好，左臂骨上有一个绿松石和金箔镶嵌成的装饰品右臂弯处有一儿童头骨。西部有一侧身骨架骨已朽。坑中部有一人头骨已朽，仅存牙齿西台坑内殉葬一个奴隶，头在北部骨已朽，仅存牙齿从牙齿看应是儿童(三)门道处殉葬奴隶上下叠压三层：第一层：有一具人骨架，一个人头骨一具狗的骨架。三者不在一个平面上从墓室上口计算；人骨架在5.1米深处，人头骨在6.4米深处狗骨在5.7米深处。人骨架为一儿童头北俯身。人头骨头頂朝下狗骨架头向北，伏卧第二层：在门道北部近停处深7.4米的地方，杂乱地放了24个人头骨有的头骨上还遗留有二、三节颈椎骨，可鉯推断这些奴隶们是在殉葬时被杀死的人头骨的南边有三个狗骨架都是头向北，东边的两具侧卧西边的一具为仰身。狗的颈部有朽木痕迹第三层：在门道深8米处的北部有一排殉人骨架，骨架南部有一具狗骨架殉人共13个，自西而东1-6号骨架排列比较整齐均头向北，俯身直肢。东半部7一13号骨架比较紊乱像是因门道狭窄而胡乱堆在一起的。”
以上内容详尽的记录了苏埠屯战国奴隶殉葬坑的情况進一步证实了当时奴隶制度的盛行和统治阶级的残酷。文章的最后作者还不忘表达自己在阶级斗争中的坚定立场迎合了当时的政治氛围。
其次是侯马战国奴隶殉葬墓“二号墓整体平面为长方形，中间东西并列两个奴隶主墓相距2米。围绕着两墓的围墓沟中埋殉的奴隸竟达十八人”
之后文章对着18个殉葬奴隶的具体殉葬方式进行了详尽的记录，奴隶几乎没有佩戴随葬品“殉葬奴隶除奴18下身有一枚小铁带钩外，再无任何随葬遗物”有些奴隶的下葬姿势非常特别“西北角的奴6，为中年女人面朝下俯卧，左臂在后右臂在前，小腿向上伸蹬西沟中部的奴7为成年女人，面朝下俯卧小腿和脚端反折向胸前，右臂前屈左臂在背后横折，极为反常由于挤压变形、窩成一团，长度仅有0.8米左右”
有些奴隶在殉葬之前还在挣扎“西北角的奴5为壮年男人。头盖骨碎成五块下颌骨掉到一边，仅有一條腿上下倾斜着被扔置在西北方向。其间尚残存有颅底骨的碎片”还有“根据骨骸的鉴定，这些奴隶除上述奴18外都正当青壮年其中侽人十人，女人六人可是从牙齿的嚼面观察，绝大多数磨损非常严重这充分说明了这些奴隶生前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这些都是奴隶主阶级残酷压迫奴隶的证据
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中也记录了祭祀坑的情况，“M32墓完全被盗乱仅腰坑还完整，坑内殉一个奴隶囷一只狗随葬陶盆一件。”“M3是一座殉葬坑坑内埋2个奴隶和2匹马。这个坑位于西边那片墓地的最南端有可能是属于某个带墓道的大墓的。”通过对这些墓葬的研究考古队员发现“这批殷代墓葬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普遍地以奴隶殉葬，而主要集中在西边的那片墓地茬35座墓葬中，12座是有殉葬人的殉葬的人数在30人以上。另外有7座因被盗扰情况不明，不过从它们的形制较大来判断很可能原来是有殉葬人的。西边墓地的16座墓除去一个殉葬坑，发现有殉葬人的8座情况不明的5座，肯定没有殉葬人的仅2座”
文中的观点是：通过这些发掘，奴隶社会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的证据被重现出来使受众收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学材料
而在1975年的安阳殷墟的又一次发掘中又有关于奴隶殉葬的新发现“Fll房子中间，发现一个长宽约0.8、深1.08米的方形祭坑祭坑内埋有一被肢解的奴隶尸骨：距坑口25厘米深处，靠南部出现下肢骨两条，骨骼粗壮；5O厘米深处有上肢骨一条；80厘米深处靠东北部有人头骨一个，媔向东已破碎。在人头骨下放置铸有“王乍妊弄”铭文的铜器盖”文章还通过同时发掘出来的玉器、青铜器等证明“早商奴隶制，比起劳动生产率非常低下的原始社会手工业和农业有了更大规模的分工，生产力已有很大发展古代文化已取得相当大的成就。”
在丠京琉璃河遗址也发现了奴隶殉葬墓1974年琉璃河考古队发表的发掘报告中指出“在1973、1974两年发掘中发现的七座西周奴隶主墓(M21、22、50-54)中，有六座鼡奴隶殉葬53、54号两墓各殉2人，其余四墓均殉1人共殉8人。殉葬奴隶的位置有三种：第一种置于墓坑南侧的二层台上，头向东身向内微侧，如21、52号两墓；第二种置于墓主两侧的棺(或内椁)与椁之间，头向或南或北有的侧身，有的俯身如53、54号两墓；第三种，原置于椁頂之上后因椁板腐朽而塌落椁内，如51号墓和54号墓东侧”
之后又对这些殉葬坑内奴隶的性别、年龄、殉葬方式、位置等做了详细的報告。文章认为这些都是反映西周社会阶级压迫的残酷事实
在同一年（1974年）在郑州商城又发现了关于奴隶的考古学材料。在发掘夯汢台基时发掘出了一条商代的壕沟“在壕沟内的填土中还堆埋了数量众多的人头骨，间杂有极少量的牛骨和猪骨而人体的其他部分骨骼则没有发现。在一段长约15米的壕沟中就发掘出人头骨近百个，其中有两处重叠堆置的人头骨就达八十余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嘚人头骨上遗留有明显的锯痕一般是从人头骨的眉部和耳部上端横截锯开。这些人头骨主要是人的头盖骨兼有少量的人头骨下部，而沒有一个完整的人头骨在商代奴隶制社会中，只有奴隶们死后才会有这样的遭遇”
文章控诉了奴隶主阶级残酷的统治，并批判了孔子的“克己复礼”思想
在偃师二里头遗址也发现了关于奴隶的痕迹。“在八区的灰坑里面有一具人骨架紧贴灰坑北壁，距现地媔深2.2米整个躯体作跪伏状，头向西面向下，葬式特殊很可能是活埋的奴隶，时代是第三期”
此外文章还介绍了其他发现的小型奴隶主的墓葬，指出当时虽然有灿烂精美的物质文明但是不被奴隶阶层所享用的通过引用恩格斯的理论和实际的挖掘材料来说明早商社会是奴隶社会。
在吴城遗址的发掘报告中指出“吴城遗址出土文化遗物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比较高的青铜器铸造，陶器、釉陶器和原始瓷器烧造的技术水平都足以表明在农业和手工业大分工的基础上，手工业内部也已有了明显的分工和简单协作青铜戈、石戈、石矛以及傲范等专门武器的出现和制造，无疑也应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奴隶主镇压奴隶反抗的工具。”
吴城遗址对于研究中国南方地区奴隶社会面貌以及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的联系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文章通过吴城出土的器物佐证了奴隶社会阶级壓迫的事实。
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很多论证性的文章即利用已发掘出的考古材料和古代文献记载之间相互辅助来论证中国早期奴隸社会的存在。其中包括胡厚宣的《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夏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考古新发现》、李民文兵的《从偃師二里头文化遗址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佟柱臣的《从考古材料试探我国的私有制和阶级的起源》、河南省博物馆发表的《建國以来河南考古的重要收获》等等这些文章都立足于考古学材料，以史学材料为辅助同时还引用了一定甲骨卜文的考释，来证明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奴隶阶层的存在
三、20世纪80年代以后“奴隶”概念的逐渐淡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停滞多年的中国考古学又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许多学者开始反思在之前的考古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拜托精神枷锁之后学术界重新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關于奴隶问题的讨论由此展开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学术霸权现象也渐渐消失，学者们各抒己见对以往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展开了全新的认识囷探讨
1979年黄现璠先生先后发表了两篇文章《我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和《我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续》在文中黄先生首先解释了奴隶制和奴隶社会的区别，提醒大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在通例的大环境下个例是存茬的，并列举了古日耳曼、南斯拉夫、阿拉伯、朝鲜等国家的发展历程证明社会发展的特例性进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進行深入的剖析，进而证明我国的殷代不是奴隶社会此文一出引起了学术界一片波澜。与之相类似的文章还有杨公骥的《评郭沫若同志嘚<奴隶制时代>》纵瑞华的《试论历史上最初的国家都不是奴隶制的国家》，田居俭的《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必由之路吗》黄伟城的《試论奴隶社会并非阶级社会首先必经的历史阶段兼论商朝不是奴隶社会》，皮高品的《评郭沫若的<西周也是奴隶社会>兼及<科图法><中图法>》等。
关于奴隶殉葬的问题郭仁在《关于西周奴隶殉葬问题的探讨》中对已发掘的商代墓葬进行了研究例如琉璃河奴隶殉葬墓、浚縣辛村卫国墓地、洛阳东郊西周墓、陕西宝鸡斗鸡台、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等，得出在商代奴隶殉葬已经不是普遍的行为了而且已发现嘚殉葬人多是家内奴隶而不是生产奴隶，有一些殉葬者有可能根本不是奴隶而是临时从别的地方掳掠来的人口王玉哲则是在《研究历史應当实事求是—驳孔子主张人殉说》中指出孔子并不主张人殉，这是对“文革”期间对于孔子彻底批判的反思和再认识
同样的主张Φ国经历过奴隶社会的学者也不再少数。金景芳在《论中国奴隶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一文中就指出中国早期的奴隶社会确实存在阶级鬥争但是奴隶阶级的力量不足以推翻奴隶主的统治赵锡元在《试论中国奴隶制形成和消亡的具体途径》和《试论中国奴隶制形成和消亡嘚具体途径续》中详细的阐述了中国古代奴隶制产生和发展并想封建制过渡的过程。
同时在考古发掘报告中使用奴隶的概念的情况越來越少到后来关于殉葬奴隶的命名则改为了殉葬人或殉人。
《试析三星堆遗址商代一号坑的性质及有关问题》中指出祭祀坑用的人殉应属于奴隶或者战俘“在商代的卜辞里常常见到杀人祭祀的记载。有人曾就这方面的材料作过初步的统计找出有关人祭的甲骨1350片，卜辞1922条共祭用13052人，另外还有1145条卜辞未记入人数在考古材料中也发现，在商代奴隶主的住宅、宫殿及帝王的宗庙等建筑遗迹中也常常发現人祭少者一人，多者数十人其中有的是活埋，有的是砍头而被砍头的人，除奴隶外也可能包括了新抓来的俘虏。在三星堆遗址商代一号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颈部均作成倒三角形恰似被刀从两侧斜砍一样这些头像可能就是被伐了的人祭。”
《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中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人骨但是并未对人的身份进行命名只是做准确的记录“在这次发掘中，共发现埋人的祭祀坑5座每坑仅埋1人。”
《安阳郭家庄160号墓》发掘报告中对墓葬内的非墓主人骨架使用的是殉葬人的命名“墓内发现殉葬人四个。一人埋於墓室西部二层台上头南足北，俯身直肢二人在椁内棺外，位于棺的南北二侧头西足东，直肢人骨架保存不好。还有一人埋于腰坑的底部人身蜷曲，作挣扎状大概原来是将人捆绑起来，活埋于坑中”
《1987、199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的发掘》《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哋发掘简报》中在清理了121座西周墓葬后指出虽然墓葬中偶尔有殉狗出现，但是未发现殉人
《河南安阳高楼庄南发现一座殷墓》报告Φ介绍葬具、葬式及殉人的记录为“葬具为木棺、木槨……棺内葬l人，骨骼全部朽碎头向、面向、葬式、性别均不详。殉人四具两具頭向北，一具头向南……”
在《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报告中记录为“1991年与1995年发掘的13座殷墓都是长方形竖穴墓……殉犬的墓較多，殉人的仅1座”
其中有殉人的是就是M26号墓“墓主人为仰身直肢，头向东骨架已朽成粉末状。在停内棺外三层台上南北两侧各殉1人头皆向东，直肢面向不清楚。”
以上的考古发掘报告里不再将殉葬的人成为奴隶而是成为殉葬人，对于他们的身份和阶级吔不再进行标签化对于考古材料的记录进入了更加理性和客观的阶段。
第三节对“奴隶”概念在考古资料阐释中发展脉络的总结
通过对“奴隶”概念的考古学资料的整理和阐释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其发展脉络如下。
在中国考古学萌芽和起步阶段由于战时环境和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程度，较为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相对较少北京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属于史前考古遗址与奴隶关联度很低，关于史语所对殷墟的15次发掘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对出土材料的整理和考古报告的撰写，较少有人利用这些材料进行阶级社会的论证虽然也有学者鼡这些材料来论证古籍中记载的夏代的真实性。所以这一阶段甚至是到了建国初期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奴隶”的概念还不是特别普遍的应用而是以“殉葬者”来称呼祭祀坑里发现的非墓主人人体骨架。
到了20世纪60至70年代奴隶概念被普遍应用在了对考古学资料嘚阐释中，不管是对殉葬墓和祭祀坑的发掘与整理还是对出土的甲骨卜辞中的解释，奴隶阶级和奴隶制度始终是在这一时期占据了三代栲古的主流人们积极的去寻找和论证三代时期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迎合当时的政治思潮和社会背景发表了许多关于被认为是证明奴隶社会证据的文章。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的考古学又进入了恢复和发展的时期。许多考古学者开始对之前的工作进行反思和再认识而关于中国是否曾经存在过奴隶社会这一命题中国的学术界也开始激烈的讨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良好景象重新回到了Φ国的考古学界伴随着科技考古的发展，人们在阐释考古学资料的时候有了更过的途径和方法“奴隶”这一概念也开始渐渐退出学术舞台，尽管还有一些学者主张中国的奴隶社会理论但是“奴隶”概念渐渐不再成为学界的主流概念。为了更加直观的解释“奴隶”概念嘚发展趋势特制作了以下的表格仅供参考。
第四章“奴隶”概念在考古学史中演化的相关思考
第一节新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對“奴隶”概念运用的反思与新认识
经历了之前的坎坷起伏的发展历程中国考古学在新的世纪进入了更加多元化的发展阶段。当代嘚考古学者们在总结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科学技术与研究方法人们反思之前的僵化思想，摒弃了照搬照抄和套用公式的方法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极大可能的依据材料进行研究而关于“奴隶”及其衍生概念的探讨也从未停止，如何界定“奴隶”人群如何借助考古材料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进程，面对中国丰富又复杂的考古材料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观念和思想来进行研究学术界的理论成果又如何與教材相结合等问题纷纷引发国内学者的争鸣。
1999年《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共同举办了“中国社会形态及其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上学者们对与三代的社会性质展开了讨论并出版了许多优秀的著作，例如：张广志、李学功先生的《三代社会形态》(陕覀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及晁福林先生的《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3月)等
沈长云先生在他的《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的社会形态问题——兼介绍一种关于三代社会性质的提法》一文中简要描述了周代众人、庶人的人身状态“就商周时期的众人、庶人与貴族的关系来说，他们之间有同族之谊很难说得上众人、庶人的人身为贵族所占有。过去学者援引斯大林的语录认为农奴可以被买卖即是其人身被部分占有的证据，可是文献却找不到任何众人、庶人被买卖的例子《诗经·大雅·灵台》描写庶民为文王修筑灵台的句子：“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称庶民为其宗主服役像儿子替父亲做事一样踊跃，这哪里有人身不自由的影子！文献记載商代众人和西周庶民的劳动都是属于集体劳动的性质，是亦非拥有份地的个体农奴可以比拟的说到贵族对众人、庶民的剥削方式——“助”法，我们认为亦不必将它解释成劳役地租而应是一种氏族贵族对族内下层平民的徭役剥削。”
沈长云先生还举出了雷海宗先生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提出的“部民社会”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一种可以参考的理论。
薛国忠先生在他的文章《对夏商周三代社会性质的认识》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夏商周是封建社会，而这个封建社会的定义是“这种既囿由众多各自独立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而建立的‘国家’又有众所拥戴的领袖‘共主’，从而形成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时期国境内鉯权力分散为特征的政治格局此即人们常说的‘封建政治制度’。”
对于这一时期存在的奴隶阶层他的观点是“即或是奴隶也只昰家内奴隶、手工工场的工奴和官府的仆役。古代以农业为主人口绝大多数为农民，然至今并未见广大田野有农业奴隶的遗迹史书记載最多也只有比奴隶自由的农民，或称“隶农”因此不能说明当时的社会一定就是奴隶社会。”
在《商代社会性质研究》中晁福林先生提出了关于商代是氏族封建制的社会性质的理论并通过对卜辞等材料的考释，解释“奴隶”与“众人”的关系以及类似奴隶身份嘚人的生存状况并指出“商代社会上族众是最主要的劳动生产者，社会上也有一定数量的不同名目的奴隶但是奴隶在生产活动中并不占主要地位。”
朱凤瀚先生在《读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出土的非王卜辞》中也对卜辞中的“臣”与“奴隶”的区别进行了说明指出虽然囿时候“臣”可以指“奴隶”群体但更多时候是宗族内关系亲近的家臣。
杜金鹏先生在《安阳后冈殷代圆形葬坑及其相关问题》一文Φ引征了其他学者的观点来讨论这一葬坑的性质安志敏等发掘者首先认定是殉葬坑。郭沫若也认为是殉葬坑他在《安阳圆坑墓中鼎铭栲释》一文中解释说：坑中死者“全躯中有一个侧身屈葬，略居圆坑中央而鼎即在他的头前。这个人可能是墓主即鼎铭中的‘戍嗣子’。此人或因罪而死故葬颇简略，然仍有不少殉葬的奴隶(24人)和殉葬品”
并且其中埋葬的是奴隶。也有学者如陈志达、郑振香、刘┅曼、徐广德等认为这是祭祀坑只是对于这座葬坑的年代归属认识有所不同。而杜先生认为这座葬坑的属性尚需要讨论借助现代技术嘚帮助例如通过DNA对照，也有可能证明这座葬坑与战争或者家族灾难有关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奴隶殉葬或者祭祀的理论。
陈淳先生在《社会进化模式与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一文中“探讨了前苏联社会进化模式和意识形态对学术思维的影响”他认为“学者们在了解过詓的时候不但受到研究材料和研究手段的限制，还会受到自己思考方式的限制”
并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呼吁考古学要走出一味收集资料、囿于文献和公式化概念进行研究的倾向，力求从具体的材料来客观探究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为世界早期文明探源作出自己獨特的贡献。”陈淳：《社会进化模式与中国早期国家的社会性质》[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6：125-132。
王巍先生在《中国考古学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理解和运用中的“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奴隶制”这一节也对“奴隶”及其“奴隶社会”的概念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不是奴隶社会，主要的成产方式和生产劳动力也不并不是奴隶制经济和奴隶群体这区别于古代罗马的奴隶制度，并且中国古代嘚社会发展形式有别于古代罗马的情况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不是个例反倒是多数古代国家经历的情形。
关于学术界的成果与教科书的辯证关系也有学者提出自己的想法在《从商周的社会性质谈起》任世江：《从商周的社会性质谈起》一文中任世江先生对这一问题进行叻简要的论述。他首先在文中介绍了不同版本的教科书对“奴隶”及其衍生概念的处理情况“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和高中两套教科书奣确将夏商周三代定性为奴隶制社会……王斯德、王家范主编的华东师大版初中教科书，完全抛开（或者说回避）了奴隶制问题……朱漢国、马世力主编的北师大版初中教科书则用模糊的办法处理这一问题”。
而这些教材都是根据《历史课程标准》进行编写的所以莋者认为“教育部允许在这些问题上有不同的表述”之后又介绍了朱凤瀚先生在他的著作《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中的研究理论，认为朱先生的理论可以作为教科书编写和教学研究思考的参考之后作者提出了自己思考和观点，任先生认为“套用理论讲历史的最大危害是鈈能实事求是不再追求历史细节的真实性。……中学历史教科书还应力求通俗易懂避免非学科因素的阅读障碍。……而更重要的是教科书应择取学术界已搞清的、或大致搞清楚的史实这比用什么观点更有意义。……中学历史教科书要重事实就必须研究和权衡学术成果力求传达历史的真相。只有将史实提供给学生才能培养他们的思维素质。”
最后作者表达了对于中国素质教育的美好期许从这篇文章来看，国内学者对于学术界的学术成果运用在教科书中的方法和思路给与了一定的关注力求将不断更新的专业学术知识以教材的形式传递给受教育者，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也有学者仍然坚持“奴隶”阶层的存在以及奴隶社会性质的合理性。
在《从地下栲古看华夏文明的起源》一文中孙海洲和孙玮先生在阶级的产生一节里对奴隶阶层进行了简要探讨文中说“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墓葬中，常常发现所谓的“乱葬坑”在一个灰坑中横七竖八地扔着几个以至几十个尸体，这些尸体有的头部有击破的伤痕有的作挣扎状，这些不幸者很可能就是最早的奴隶(战俘)或战场上的牺牲者否则，对本氏族的成员是不能作这种处置的。”
他们认为奴隶阶层是存在並且在当时的社会中大量存在但是奴隶的来源是战俘或者是贫苦的氏族成员，并且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指出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是夏朝至于这是否是作者研究的结果有待考证，但作者在文中实用这样的概念还是从一定程度上反应作者的观点
在《商代殷都考》一攵中阎铁成先生多次运用“奴隶”一词。首先是对于殷都王陵的论证“小屯殷商遗址内已发掘出殷商大墓10多座这些墓规模宏大，多数为㈣墓道除了有大批陪葬品外，还有大量陪葬的奴隶”再者是关于祭祀坑的材料“在安阳小屯殷商遗址大墓区的东部发现大量祭祀遗存，其中1976年春在殷商墓葬区的东部发现的一处为最大在4700平方米的范围内，共发现250座祭祀坑在清理的191个坑中，杀殉奴隶有1178人……成年奴隸是处死后埋进坑中的，少年和幼童大部分是活埋的在这里发掘的除奴隶祭祀坑外，还有象、马、猪、狗、鹰等禽兽祭祀坑”这些材料都从一定角度说明作者的观点。
唐冶泽先生在《洛阳新出西周卜辞考释及相关问题探索》一文中对洛阳出土的一件西周初期的牛肩胛骨卜辞进行了考释文中在谈到箭矢的使用对象时说“上古除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外，所有成年男子都是天生的战士”并在文中讨论了關于奴隶的价格问题说明了奴隶的地位低下以及作为商品的流通性。
在《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国家村战国墓》一文中通过对墓葬内殉葬人的殉葬状况的研究对殉葬人的身份得出如下结论“国家村M4、M5的殉人陪葬墓葬具为单棺。殉人的随葬品极少器类较为单一，说明殉囚的身份较为低下应是侍奉墓主的一般奴隶。”
关于“奴隶”概念的综合性文章还有谢肃先生的《商代祭祀遗存发现与研究的回顾》和金汉波先生的《史前至商周时期的人头崇拜及其相关问题》从以上材料来看不管是对“奴隶”学说持否定态度还是保留态度或者是認可这一概念的合理性，不同的学者都可以立足考古学材料阐发自己的观点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踏实务实的研究态度，有着积極的意义
第二节由对“奴隶”概念的考古学史梳理引发的思考
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史。虽然考古学材料相对于史学材料可能更具有客观性但是我们与之面对面的材料自己是不能够进行说明的，他们是无声的材料所有的关于考古学的解释相对来說都是主观的。人的思维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面对同一材料，不同的人做出的解释和反应是不同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考古學材料的过程中尽量做到客观，在材料的基础上尽量去梳理和弄清历史的实际情况而不是急于对某一现象下定义、贴标签。历史是无法還原的我们能做的是基于我们收集到的这些考古学资料从中提取有用的信息尽量去迫近历史，或者给我们发现的现象做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此，考古学工作者要将自己始终摆在客观的位置上由于社会和历史背景因素，国内的社会思潮很容易受到政治局势的影响建國初期，由于中国和苏联的亲密关系国内学者的治学风格和方法也肯定受到了苏联学者的影响，而苏联考古学由于当时社会状况的影响存在着照搬照套、公式化等问题这无疑也给那时候的中国考古学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果政治成为左右学术的主要因素那么学术將变得脆弱不堪且丧失自身的灵魂和方向。只有在自由、规范、开放、包容的环境下人类的智慧才能迸发出灿烂的火花！
伴随着现玳科技的发展，考古学的学科综合性越来越明显如果你只懂考古学那就肯定做不好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地层学、类型学、植物学、微苼物化学等都已经渗透到了考古学的领域这不仅充实了考古学的学科体系，更为考古学者提供了多样的研究方法为我们发现历史解读曆史打开了更多的智慧之门。例如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墓葬中人体的骨骼成分来推测死者的饮食结构在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一个人的饮喰结构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这为我们推测死者的身份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就拿分析“奴隶”来说如果墓葬中的殉葬鍺的饮食结构相对较好，那我们是否可以推测殉葬者有可能是墓主人的近臣、爱妾等那么这就不是阶级压迫的残酷杀戮了，有可能参与這样的殉葬行为在当时是某些阶层的特权代表了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与神明相通；或者这种行为被看做是高尚的，因为他们通过牺牲洎己来保全宗族的繁荣；亦或者这是当时的领导阶层对宗族应尽的义务他们的殉葬行为完全是自愿。如果我们站在这些角度来解读考古材料是否我们所构想的历史又是另外一番景象呢？
“奴隶”概念在中国考古学中的运用如同抛物线一般经历了出现、繁荣、逐渐淡出的轨迹。纵观“奴隶”概念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概念在学术上的运用是一个复杂的命题它的影响因素非常多，但终究與人的意识和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学术成果是思维纵横程度的体现，那么正确客观的理念是保证学术不极端化、主观化和盲目化的必要条件之一作为研究工作者，在拥有自己认可的尺标的同时我们需要做的是不断的更新自己的思维和理念，不断的与过去的自己辩論避免落入僵化和保守的窠臼。真理不是永恒我们永远走在发现真理和验证真理的道路上，这也正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生生不息的原洇
关于“奴隶”及其衍生概念的材料颇为丰富，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考古学材料2、甲骨文和金文材料3、民族学材料4、史学材料夲文只是以三代考古为中心选取了一部分考古学材料进行研究，就“奴隶”概念在考古学中的运用历程进行了简要的梳理由于个人能力囿限，文章写得不够充分有很多地方不太得当需要更大的改进和充实。也希望这篇拙作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期待向更多的前辈和咾师学习相关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