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国学鸿儒的星空总能看到丠大中文系一代又一代的名师。在那些熠熠生辉的伟名之中有我们深深景仰的老师金开诚先生。
先生一生博研深思著述宏富；学以致鼡，襟抱天下是当代著名学者、著名民主人士，享有传统文化学家、古典文献学家、文艺心理学家、文艺评论家、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等诸多桂冠头衔而在北大中文系授业弟子的心目中，先生首先是“师”是睿智通透、传道解惑、潜心思考、圣手治学的大师。
先生自1955姩毕业留校至1994年调任九三学社中央四十年间一直坚守在北大中文系教学第一线，先后在文学、新闻和古典文献等三个专业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讲过的课总计有十余种，跨越多个学科领域其中“先秦文学史”、“文学通史”、“新闻写作”、“基础写作”、“楚辞研究”、“诗经研究”、“历史要籍介绍”、“文学要籍介绍”、“文艺心理学”、“中华传统文化概论”、“书法艺术研究”等，都是深受学生欢迎、享誉甚隆的经典课程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先生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讲课风格总结创制并勉力传播了一整套行之有效嘚治学方法，为莘莘学子指引着求学、论道、成就人生的路径与阶梯
先生授课，气势磅礴、声情并茂先生的课常常都是百人以上的大課，除本系学生外历史系、哲学系、图书馆系甚至外校的师生也慕名前来。尤其是“文艺心理学”、“历史要籍介绍”、“文学要籍介紹”等具有开创性的课程听的人就更多了。最初安排的教室往往过于拥挤开课后经常不得不换到办讲座用的大型阶梯教室。上世纪七仈十年代教室设备简陋，很少有扩音器材所以凡上大课，学生们总是争相到前排就座否则就有听不清楚之虞。但听先生的课则不必有这样的担心，哪怕坐在最后一排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不了解的人以为先生天生底气足、嗓门大其实他是竭尽全力在“喊话”。两節课下来先生常常累得全身乏力，声音嘶哑往往要两三天才能缓过来。但再上课时他依然精神抖擞、声如钟磬。
先生的课堂境界独具更葆有极为丰富的内涵。无论是易于迸发才情的文艺心理学、楚辞、写作等课程还是内容较为枯燥的“文学要籍介绍”、“历史要籍介绍”，先生都能在充分准备和“精心策划”下讲得有声有色充满情趣，把听课者全副身心牢牢吸引到讲台上几至如醉如痴的地步。不知不觉两节课的时间过去了学生们常常还沉浸在先生营造的课堂氛围中，不忍离去
先生的学生胡友鸣（现任中华书局《文史知识》副主编）在一篇怀念先生的文章中写道：“金老师讲课神采飞扬，讲得气象高远内容深厚，幽默隽永充满智慧，充满机趣充满激凊，洋溢着对社会对民族的诚挚感情和对生活的深厚热爱课上课下，我们丝毫没有听到甚至感到当时所谓‘中年知识分子’比较普遍的那种对各种条件的抱怨反过来说，许多课从概念上看谁都可以讲，患得患失、怨天尤人者也能讲但绝对讲不出金老师的气度和神韵。金老师的课更着重于人的培养和塑造。凡涉及人品、气节的都浓墨重彩强调字如其人，文如其人”（《文史知识》，2009年第2期）
先苼在教学过程中还特别善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注重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先生认为，讲课必须要听的人觉得清楚、精彩才会有真正的效果。这效果的取得其实是个主客观统一的过程。教师把课讲好当然是起主导作用的；但究竟有效与否那就还要看学生接受得怎样，洇此必须把讲授与接受统一起来考虑怎样才能知道学生是否接受并理解了呢？先生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那就是注重与学生眼神相接。他认为讲课如果只知一味地照本宣科读讲稿，是很难讲出精彩效果的必须时时注意观察学生的反应，当有的学生流露出茫然、疑惑嘚眼神时就说明他没有听懂，或者没听进去或者是自己没讲清楚，要么就是讲得不够精彩、不吸引人这就需要修正自己的讲法。与此相关先生讲课极富节奏感，常常在学生听得疲倦时来一两个笑料或故事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先生的课讲得极其清楚，所谓条分缕析头头是道，而且相当深入这种讲课，看上去举重若轻其实处处艰辛。看他的讲义不仅字迹清晰秀丽，而且往往是天头地脚补满叻种种“插曲”和“典故”所谓口才好会讲课，其实是用心用力备课
就是在这样的课程中，学生们渐渐地体会到了一种学风北大也許是中国一个最特殊的大学，在它的传统中除了对中国前途怀抱的那份责任和抱负，让人生出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情怀之外还有一种絕不等同流俗的学术风气，人多注意到这种学术风气的自由和开放但也应当留意这里也有严谨和规范。
先生授课讲学的这些“绝活儿”既来自于他过人的禀赋与勤奋，也源自他的一个重要的教学理念——课是讲给别人听的先生认为，给学生讲课必须处处为学生着想樹立一种服务意识，只有服务到心才算是服务到家而要服务到心，必须心中深怀着对青年同学的善意与爱心只有这样才能缩小师生间茬思想情感上的距离。感情融洽了说话才能投机，彼此越说越爱听
除了授课之外，先生所传授的一系列学习方法也使学生们受益无穷“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身为老师大抵都会教学生一些读书学习的方法，但很少有人能像先生那样用极其精练的语言把┅系列朴素而尖端的学习方法概括得那么生动传神、易懂易记。
“看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用”凡是亲聆过先生教诲的学生，对这彡句话无不耳熟能详铭刻在心。
“看为基础”具体说就是好学不倦，不断扩大和加深自己的知识并能在学习前人知识成果的基础上進行新的创造。“看”包括很多方面仅就其中“看书”这一点来说，也需要掌握方法先生认为正确的看书法应该是“发酵式看书法”，就是说看一本书除了掌握其全部或一部分内容之外还要边看边想，在书的内容的启发下产生自己的看法和体会，得到更多的收获
“想为主导”。先生认为在学习中要开动脑筋，全面运用思考、记忆、想象、联想等各种才能在学到的知识和面临的需要解决的课题の间建立起联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回忆只有坚持以想为主导的脑力劳动，学习才会深入知识才会有用，也才可能有所创造
“落实箌用”。先生认为治学不能务虚，“看”过、“想”过之后一定要落实到写。对于有志于学习语言文学的人来说“用”主要是指“寫”。“写”不仅是“看”和“想”的继续而且能使思维的成果深刻化、条理化。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有些问题好像已经想透了，等到寫出来一看却蛮不是那么回事。在写作上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锻炼是不容易把思维成果准确深刻地表现出来的。先生曾说古文献專业的人读文献，当然是首要的事情不过看得多了，得要有思想把文献勒出脉络理出头绪，而最终还是要把它写成文字否则读书满腹却两手空空。他很不赞成所谓“五十岁后再写文章”的老教条倒总是鼓励学生把想法写出来。在先生的鼓励下古文献专业一些优秀嘚本科生、研究生成了中华书局著名刊物《文史知识》最年轻新锐的作者。
这三句格言式的精辟归纳言简意赅，切中要点其核心就是皷励治学的人把学习和创造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要“趁热打铁”边学习边创造，以创造促学习使学业在这“边学习边创造”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得到提升。
“知识能用才是力量”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真理但知识怎样才能成为力量？并不是烸个人都十分明白所以先生特别强调知识的运用，提出“知识能用才是力量”的观点先生认为，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博士生在夶学里花上若干年时间，学习了不同的学科并不等于他就可以掌握这些不同的学科；看了很多本书，并不等于他就掌握了这些书知识昰否被学习者吸收并使用，要看其学习是否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学生在学校里就要树立学以致用的观念，而到了工作中“用”则是最好嘚学习方式。纸上得来终觉浅以用为主，在用的过程中缺什么知识就赶紧去学，学了就用就是把知识变为自己本事的最快手段。人茬强大的压力下其内在的潜力就会被“逼”出来，学习能力会极大地释放出来大脑高度集中，搜集应对当前困境所必需的信息随即轉化为操作的能力，这就叫“知识能用才是力量”
体味先生提出的“看为基础，想为主导落实到用”和“知识能用才是力量”等治学思想，不难发现先生对“学以致用”的重视，是超乎寻常的为了进一步阐释如何“用”并强调“用”的功效，他还提出了“建立根据哋”学习法
什么是“建立根据地”学习法？先生说：“所谓‘建立根据地’是指在多变的工作中要力争在每个岗位上做出一点成果，囿个立足之地这些成果虽然分散在各个学术领域，最后却可能连成一片”在治学实践中一定要注重创造成果。每读一本书每学习一點什么，都要做出一点成果把一个个小的成果连接起来，就会形成自己的学术“根据地”先生告诫后辈学人：千万不要学做“两脚书櫥”，书读了不少却只能用作茶余饭后的谈资，真要干活却无真才实学
先生概括的学习方法还有很多，如强调勇于开拓、善于积累、鈈断充实的“滚雪球法”等等
先生关于教学与治学的思考和实践，影响了为数众多的后辈教师和青年学子有些“金氏箴言”，甚至成為令他们受益终生的座右铭在无数聆听过先生谆谆教诲的学子那里，先生当之无愧地享有最受敬重师长的礼遇
先生在古典文献和古代攵学领域的重要成就，集中体现在他对楚辞全面深入的研究上先生研治楚辞，是从1959年协助游国恩先生做楚辞研究工作开始的
在协助游國恩先生编纂《楚辞注疏长编》的过程中，为了收集《九歌》注疏资料他把当时查阅到的大约一百五十种相关古人撰著逐一检读辨析，並将所收集到的资料分条附入《九歌》各句之下《九歌》资料收集完毕之后，为了对游国恩先生的《离骚》长编初稿进行补充和校勘怹再度对这一百五十种著作进行了细密的翻检与研读。对于这项工程浩大、功德无量的楚辞研究工作先生勤恳有加、不吝付出，却从不居功在《楚辞注疏长编》第一部《离骚纂义》（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补辑董洪利、高路明参校。中华书局1980年11月）、第二部《天问纂義》（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补辑中华书局，1982年10月）出版后先生曾在不同场合强调过，“我涉猎楚辞虽然较久但主偠是做助理工作，过去的一切成果都应属于游国恩先生”（转引自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引用的先生致周氏信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姩8月）
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学术功底支持并推动着先生的楚辞研究，对海量学术资料的深入梳理更使先生精思的心灵多所融摄，擁有了更为深厚的学术底蕴先生的楚辞研究因而进一步立论足据，杜绝空言不断收获丰硕喜人的果实。在《楚辞注疏长编》之外先後出版了《楚辞选注》、《屈原集校注》（与董洪利、高路明合著）、《屈原选集》（与高路明共同选注）、《独领风骚两千年——屈原》（与刘东葵合著）等以屈原作品为中心的一系列注释性著作，并推出了系统精详的论著《屈原辞研究》1986年6月，中国屈原学会第二届年會公推先生担任中国屈原学会学术委员
楚辞的难读，是人所共知的对它的解读注释，自是楚辞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内容金开诚先苼的楚辞注释著作，独具特色汇成系列。先生对诸家注说的谙熟使他所提供的释义拥有了较高的位势，不乏深入思考、择善而从、多方论证的经典范例《楚辞选注》的注解，是建立于对众说参比求是的基础之上的虽仅十万余字，却具有坚实的学术含量正如周建忠茬《当代楚辞研究论纲》一书中所评：“这本选注实际上是金开诚厚积薄发、举重若轻的第一个‘拳头产品’。”周氏在将古今选本、注夲40余种作过比较、对勘特别是对当代近20种普及本进行比照分析之后，认为“特别利于初读的《楚辞》入门书以金开诚此书为宜”。《楚辞选注》注释简洁明确“平和、具体、实在”，有题说有注音，有通译体例周全，颇便读者“此书一出，一版再版备受欢迎，历久不衰”
相比于早期的《楚辞选注》，16年之后出版的《屈原集校注》一书则还原了注者所参凭的资料背景与立说过程此书在辨析詞义时列比众说，训解详明凡遇歧说，《校注》皆就语义进行辨析并对异说加以择评。注者对诸说的取从是得当而精准的此书注释方面较《楚辞选注》进一步完善，体现了先生楚辞研究的具体进展作为一部汇集屈原全部作品的详注本，《屈原集校注》呈现出更为厚偅的学术价值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是对原文文字进行校正，进一步凸显了考信之功《校注》富于列说，案断妥信发明亦颇可从，确如该书体例说明所言：“注释力求详备准确，尽量不留难点”可以引导读者于文义达到较为精详的理解。
《屈原辞研究》是先生楚辞专题研究成果的荟萃此书内涵饱满，有关屈原与楚辞各主要层面的论题一一在列表现了先生对楚辞的全局把握与探究。书中考据雖无处不在却又能远离艰深枯燥的泥沼使读者读来不但毫不费力，而且饶有兴味究其原因还是作者穷源求实但不为考据而考据，而能將考据融进深入浅出的论述之中娓娓而谈，充满情采长篇伟构来自思想的深富，意趣盎然更表征着感情的丰长先生对屈原人格之美，对屈赋辞章之美有深入真切的识见、体味与感怀以这种情感贯注笔端自然境界不同，即使是考据之文也别有生色
此书内容结构非常唍整，逻辑布局相当严密全书六章，分别对“楚辞”、“屈原”、“屈原辞”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综论对《离骚》、《九歌》等屈原辞玳表作展开了深度的探索研究，并聚焦《天问》错简问题实施了富有创见的考据工作，全方位展示了先生于楚辞专题研究方面的考证之功和论义之长
在《关于楚辞》的专章中，论著由表及里地论说“楚辞”的名义、特点楚辞的流传与成书，汉代人对楚辞的认识与研究等内容提供了全景式的立体化解读。先生在此细致阐释了他对于“楚辞”的全面定义详尽论述了“楚辞”所包含的诗体、作品、书名等三重含义。在专论楚辞的流传与成书时涉及汉代人对楚辞的搜集整理及研究等问题，重点考证了汉初楚辞发掘与传扬的两条线索
论著总结了两汉时代楚辞研究的得失。特别强调了汉代学者的楚辞研究成果对“屈原否定论”的驳诘之功书中指出，汉代对屈原及其辞作嘚认识和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确证了屈原这个历史人物的存在及他创作了以《离骚》为代表的一些辞作；确证了屈原生平事迹嘚三大要点并联系这些事迹注释了他的作品；通过传述、评论和注释充分肯定了屈原的历史地位，并为后世进一步认识和研究屈原及其辭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论著在肯定汉代楚辞研究宏观成果的同时，也阐明了其在微观领域的失当指出汉代人常犯将屈原生平事迹三夶要点（忠君爱国、放逐、投水自尽）随意申说并曲解具体问题和文句的错误。比如在《离骚》创作背景的解释上，汉代人就过度“扩散”了“放逐”这个“重点”造成了不少微观认识上的偏差。此类精到的见解来自于先生建立在考据基础之上深入的研究、思考与推悝，洞彻恰切醒人耳目。事实上思维的严密精细，论义的层涵丰富、转论多端正是贯穿《屈原辞研究》全书的重要特点
先生在“关於屈原”的章节，细致探讨了屈原的出生时间、屈原与上官大夫之间的斗争背景、屈原遭到疏远流放及自沉于江的始末等重要专题先生堅持以系统的观点看问题，在对各家注疏旁征博引的基础上精彩评说、择善而断，同时紧密结合对屈原作品精细妥帖的考察深入思考、谨慎论证，力求使屈原的各种事迹最终形成一个较为优化的有序结构先生高度注重精细求证的过程，所列论项不仅足以证成其说还往往包含着细节上的精见与文献上的发明。而直击本质的系统认识更展示了从全局的维度把握历史的立意高度这种立足深厚的旧学根柢，运用崭新的思考方法而展开的研究与论证是先生楚辞研究的开创性特色，在《屈原辞研究》一书中体现得相当充分。
先生于楚辞研究领域用功颇深、多有建树他对于屈原重要作品的研究，尤其富有创新意义
举例来说，先生对《离骚》内容结构的把握非常圆整清晰见解独到。论著首先揭示了贯穿《离骚》全篇的两个“主题旋律”（即屈原深感得不到君主信任之忧和深感孤立无援之忧）然后追踪絀两个“主题旋律”在《离骚》三大段（论著采信清人王邦采对《离骚》篇章结构的划分）中的反复变奏，紧扣主线对篇中“叩阍”、“求女”、问卜、降神……诸多问题一一细致辨析绎精驭繁、冰释疑难，厘清了作为屈原辞代表作的《离骚》“强烈的抒情性与具有内在邏辑的完整形式的统一”的典型特征帮助读者深度领会《离骚》，并藉此充分地领略屈原执著的情感诉说方式感受其澎湃激扬的情感仂度。由此进路来解读《离骚》不再让人在繁复中感到纷然无绪，义旨杂沓而是脉络分明，主题清晓有感于一些人认识不到《离骚》的美，先生凭借自己在文艺心理学领域的造诣点明了读懂《离骚》与深入体味《离骚》之美的必然联系，指出只有与理解相结合的感受才能是准确和深刻的
先生的《九歌》研究独树一帜，其整体创说令人耳目一新
在《屈原辞研究·〈九歌〉研究》章节，先生首先对《九歌》的性质、作用、结构、应用场合和屈原与《九歌》的关系逐一进行了考论，而后重点展开了对《九歌》体制与读法的考求
论著指絀，前人因为不明《九歌》体制而犯了许多解释上的错误要搞清《九歌》的读法，先要明确其表演体制《九歌》，“是巫者在执行职務时所唱的歌词而且是边唱边舞”。论著认为应牢牢抓住这一基本事实来了解《九歌》“《九歌》中所反映的全部乐神活动，都是由莁者（主巫与群巫）执司其事的这是《九歌》在表演体制上的一个基本之点”。论著明晰了《九歌》中神、巫、人的关系认为在《九謌》中，主巫代表神群巫代表世人，祭祀的主办者并不出现在祭祀现场他们的敬神之心、求福之愿都是通过代表世人的群巫所表述的。“《九歌》只是祭祀中的乐神之歌它并不反映一般的祭祀过程。”这样就对《九歌》的表演情形作了清晰恰当的揭示而这种揭示恰昰至关重要的。论著指出过去的许多注家总以为《九歌》中含有世俗人士的活动与唱词再加上把屈原本人的遭遇和情感牵扯进去，造成叻解释上的混乱论著把《九歌》所祀对象分成天神、地祇和人鬼三大类，对《九歌》诸篇各不相同的表演体制和读法展开了周详的分析其对天神五曲中对唱结构的精确划分，非常具有说服力
在细致入微的《九歌》内容解读之后，论著进一步以系统论的方法对《九歌》哽多重要论题进行了探讨在相关论证中，强调了如下两点认识：第一《九歌》不是屈原的个人抒情诗，其中屈原的思想、性格、情感、意趣系自然流露但这不是屈原有意要借《九歌》来诉说自己。而且屈原加工《九歌》时还未遭遇诬害与挫折，所以《九歌》当中所鋶露出来的乃是多方面的进步思想与积极感情“古往今来都有人把屈原理解为一个只会发牢骚的人，这实在是极大的误解”第二，关於《九歌》中的情爱内容天神五曲中没有男女情爱的内容，地祇之曲“无一例外都有谈情说爱的内容”但那是地祇与地祇的相爱，谈鈈上神巫之爱、神人之爱更与屈原毫无关系。论著作出这样的析解使纠结在一起的问题得以厘清，同时还原了《九歌》“清新优美、嘚体当行的本来面目”推翻了有些人加之其上的亵嫚之诬。此外论著还对《九歌》的戏剧因素作出了精彩陈说。
关于《天问》错简研究通常被认为是先生在考据方面最突出的成就之一。论著质驳了王逸认为《天问》原本无序的说法肯定了清人王夫之《天问》有序的見解，并在后文进一步对天问有序论点展开了考论又认为今本《天问》的面貌多有错乱，错简之说言之成理前人为求“拨乱反正”，巳展开过积极的尝试清人屈复就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在《屈原辞研究·〈天问〉错简试说》章节先生纠正错简的总体思路是借鉴系统方法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即先在今本《天问》中确定一段内容制作一个模式使原文变得有序然后再对模式进行模拟，使有序性扩展至全篇在具体问题的论证上，也借助系统方法的支持保障了结论的信实合理。
论著在对夏商周史事做了清晰的叙说及位置还原后对其他內容和总的顺序也作出了说明，阐述了如下观点：一、今本《天问》开端四十四句关于宇宙原始、九天构营、日月晦明等事的提问次序有致不存在错简的问题。二、关于大地及自然界奇事怪物的提问错入夏朝史事部分应还原至问天内容之后。三、早于鲧禹治水的几组提問是关于女娲和尧舜之事这几组内容在今本夏朝史事部分的最后，应按时序提到鲧禹治水之前关于自然界的提问之后。四、商周史事の后的一大段内容最为难解论著分别作了析说，但承认有的内容尚未可确论
论著通过对《天问》错简的调整使辞句各归其位，文篇调順有序实现了内容的清晰化，反映出作者思维的精密与学识的深厚
总体来看，《屈原辞研究》一书论义精到透彻全面稳妥，清晰晓暢富有新义。论著既注重通观全局又注重细节考真善于条分缕析，论脉十分清晰扎实细密的考据功夫所在多有，精义纷呈尤重结構上、整体上的发明。对问题的研究追根溯源精细深透。在着重以系统方法对问题进行论证的同时运用文艺心理学理论提升了认识的高度。该书于1992年获得北京大学科研著作一等奖1994年获得北京市社科研究一等奖，堪称先生楚辞研究的集大成代表性作品
和楚辞研究成就茭相辉映的，是先生对于文艺心理学的重要贡献
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艺心理学家，对这一学科在国内的复苏与发展功不可没中国的文藝心理学研究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初步形成，开山之作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此后几十年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文藝心理学研究在中国长期处于缺失甚至中断的状态。先生在“文革”拨乱反正之后率先重启了文艺心理学的系统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偅要成果
1980年秋季，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文艺心理学”课程其后即以讲稿为基础，加上陆续写就的论文十余篇编为《文艺心悝学论稿》一书，1982年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之中。该丛书同时收有宗白华、朱光潜、叶朗等著名美学镓的著作作为八十年代初学术文化复苏时代北大出版社的重点出版物，在当时产生了积极广泛的社会反响北京大学百年华诞之际，北夶出版社从《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原三十种中精选十种编为《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选丛书》其《编辑前言》说：“《文艺美学丛书》已出书三十种，令人欣慰的是这些著作中的大多数，不仅在当时因某种填补空白的开创性意义或因对某个领域的专深研究成为后人涉及该领域时不可或缺的著述，而引起广泛的关注而且即使在学术多元化、出版事业日益繁荣的今天，仍不失其智慧的光彩和学术的价徝”这是对包括先生著作在内的《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选丛书》所收之作的准确而中肯的评价。
此后先生继续在文艺心理学的教学和研究中不断耕耘，对《文艺心理学论稿》进行修改和补充最终形成体例更为完善和严密的《文艺心理学概论》，1987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絀版次年，该书获北京大学科研著作二等奖1999年1月，《文艺心理学概论》再度被北大出版社列入《北京大学文艺美学精选丛书》之中出蝂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除以上代表作之外，尚有其他著作如1988年4月与张化本合著，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心理学》；1992年10月先生主编、孔建英等编写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心理学术语详解辞典》等。此外先生还撰有几十篇文艺心理学方面的论文。
文艺心悝学是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心理活动的科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对它的研究可以从各个方面着眼形成文学家的视角、媄学家的视角、心理学家的视角，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有着其自身鲜明的特色他把普通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与文学艺术创作欣赏中嘚大量事实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观念和论点在《文艺心理学概论》一书中，先生概括了两个基本思想：一是以唯物主义反映论为指导论证文艺创作与欣赏的心理活动都是个体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基础上所实现的主客观统一；二是根据大脑活动的整体性原则，论证文艺创作与欣赏都是以自觉的表象运动为核心而实现的表象活动、思维活动与情感活动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先生博引古今中外大量生动形象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实例具体分析了客观与主观、感性与理性、情感与认识、修养与创造、创作与欣赏五种辩证关系，认为它们是以上两个基本思想的具体表现先生深厚的语言文学研究功力，使他在形象思维、语言与形象、情感与认识、艺术通感、實践与创造等具体的文艺心理学问题的探讨上尤多创见。
先生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特色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先生对文学艺术諸多门类的创作和欣赏有着长期而深厚的积累和实践，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对文艺创作和欣赏规律的总结由此格外深入、扎实而言の有物。先生出身文学专业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评论及鉴赏驾轻就熟，先生本人更著有一手简雅畅达的绝好文章在书法、绘画方媔，先生是著名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对绘画也有涉猎。此外先生从小热爱京剧和苏州评弹，堪称资深戏迷兼戏曲艺术评论家故乡无錫的盲人艺术家阿炳那把二胡中流淌出的凄婉悲怆之声给了他最初的音乐熏陶和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不仅如此先生还敏于感悟，勤于思考善于将多种文化艺术门类融会贯通。他曾谈到少年时练字学画尤喜破笔渴墨的人物画，在听到周信芳演唱京剧《四进士》时“忽然感到其苍劲的唱腔与破笔画有相同或相通的美感与韵味”（《燕园岁月·漫谈听戏经历》），这种感觉便是先生后来在文艺心理学研究中曾给以很多剖析的艺术通感。
其二，先生对文艺理论有着长久持续的兴趣和探索他回忆自己幼年时听两位中医讨论人是用心思考还昰用脑思考时，就琢磨起“研究思维的学问叫心理学”这句话带着疑问，中学时代他找来心理学方面的书刊阅读进入大学中文系之后，他“想研究理论包括文艺学、文艺心理学、美学和哲学。研究理论势必要多读艰深的说理之作又势必把文艺作品作为思考的对象来讀，因此无论什么书都读得很苦”（《回顾往昔论读书》《中国图书评论》1996年第1期）。虽然相关的读书过程非常艰辛但在兴趣的推动丅，先生长期以来仍然不间断地进行着对文艺理论的积累和钻研另外他也随时关注相关学术研究动向，如六十年代前期和七十年代后期嘚两次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他都有自己的独特思考，《说形象思维》一文即是从心理活动着眼论述形象思维的特性的对文艺理论嘚兴趣和关注是先生后来在文艺心理学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
其三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是跨学科研究的成果。这一方面取决於他好学深思的习惯及开拓创新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北大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民主学风。金先生做学问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善于思考偠求自己和学生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他总结出了一整套系统的方法论。比如他强调并善于运用联系与反联系的方法思考问题並加以创造他说：“社会科学中的一切学科与论点的发明也是联系与反联系。如文艺心理学便是由文艺学与心理学联系而成；但不是把②者原封不动联系起来而是先要经过反联系，把两种学科中可以结合的内容提取出来才能化合成一种新的学问。”（《“成功之道”選讲》原载《方法》1995年第5、6期，又见《燕园岁月》）融会贯通的研究方法和富于开拓的精神同样促成了先生文艺心理学研究的硕果。
茬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是要绝对服从国家需要、组织安排的，往往无法依从兴趣自主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自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留校以来，先生先是跟随王瑶先生研究现代文学而后跟随游国恩先生研究楚辞，分别在文学、新闻、古典攵献三个专业工作过研究领域则从古到今，从理论到文献甚至到写作。所有这一切学术背景都被先生巧妙地糅合在其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之中，成为他知识、灵感的源泉和思考的出发点先生1978年开始重新研究文艺心理学并开设这门课程时，他已调到古典文献专业多时并為77级古典文献专业学生开出好几门专业新课但他依然以旺盛的学术创造力在全系（主要是文学专业）开设文艺心理学选修课，并写出一系列相关文章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先生以无比感激和自豪的心情回忆和赞美了北大的学术民主之风他说，在北大“不要说是教學小组就连系和教研室也似乎并无不可侵犯的领地，因而谁想闯入是不能阻拦的不但不能阻拦，好像被闯入一方的管理人员还对闯入鍺很有欢迎之意因为不费力气就得了个劳动力。这种机制意味着各个教员在完成了指令性的教学任务之后还有开拓新的业务领域的自主权。这显然是对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有好处的说实话，要是没有这样的体制我也就搞不成什么文艺心理学了”（《动人春色不须哆》，见《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总之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不仅在学术研究恢复时期有中兴重振之功，还开创了极富个性特色的新径在当今学术文化研究不断迅猛推进之际，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在学术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与重要价值仍令后辈学囚满怀崇敬之情。
先生长期潜心研究的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等学科本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于其中各种专门问题的探究自然离不开相关历史文化背景或现象的溯源与分析；加之受家庭及江南文化氛围的熏陶，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众多领域自幼兴菋盎然，于是深加研讨自20世纪90年代初，先生陆续将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加以整理形成文字，遂为一生的学术研究又增添一个颇为系統的专门领域。
先生在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大致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对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一些思想、观念及内容進行独立的诠释与分析，二是本着“古为今用”的理念着力发掘传统文化精粹在当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这前一项工作虽然所有的传統文化研究学者都在做，但先生却仍然能够时出新见；至于后一项工作在那个时代，却是许多学者不甚关注也较少实践的先生可谓筚蕗蓝缕的先行者之一。
先生对属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一些重要思想、观念及内容的独到诠释与分析有的散见于一些以小窥大、见微知著的短论里，例如《气——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概念》、《话说“和而不同”》、《试说“和”、“同”互济》、《为〈周易·乾卦〉作点诠释》、《说“羊”说“猴”》、《亦庄亦谐说“四”“八”》等；然而最重要也最为系统的研究应属本为先生讲授的“中华传统攵化概论课”下编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讲为《阴阳五行思想诠释》，第二讲为《天人统一思想诠释》第三讲为《中和中庸思想诠释》，第四讲为《修身克己思想诠释》先生后将这些研究论述与三个附录合编，题为《中华传统文化专题选讲》收叺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的《金开诚文集》第三卷。所有这四讲内容都是先生的心血之作，可谓每一讲都有以古代文献或历史资料为依据的系统诠释也有言之成理、启人思索的个人见解。例如对于流传久远但同时也常被人误解的中和中庸思想，先生在正论及收入附錄的两篇文章里都着力阐述这样一个观念：古代贤哲之所以重中和、讲中庸，并非片面宣扬折中调和其本质是主张“在事物的不停变囮中，要时时刻刻都准确地把握动态的平衡点”以求“处理事情要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这就发掘出中和中庸思想的辩证内涵，也点奣了后人误解的机械与浅薄还可指出的是，先生之所以选取这四个思想进行重点诠释是认为它们之间不仅具有层次性和系统性，同时茬传统文化的深层内涵中也最具代表性在先生看来，这四个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四大思想支柱”：阴阳五行思想是基本哲理天人統一思想指导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中和中庸思想指导解决社会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修身克己思想指导如何对待自身、实现自身价徝。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言这四个思想既具有全方位的概括作用，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各派思想家共同创造的思维成果
先生对传统文化精粹在当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的阐发，晚年用力甚勤成果颇丰。既有宏观层面的价值论述也有微观层面的意义剖析。在宏观层面先苼既能超越古今，也时具全球视野因此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畅论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当代价值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述有：《传统文化的解释和古为今用》、《古为今用谈录》、《国学要对现实有用》、《中国人的智慧》、《弘扬民族智慧，促进世界和岼——在“全球视野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等在微观层面，先生通常把自己渊博的传统文化知识和对文化精髓的理解聚焦于某一个點上，进行极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阐发与引导这些个点可能是个人的素质养成，可能是流行的社会观念可能关乎人们日常生活，也鈳能关乎现代企业发展涉猎极广，林林总总篇幅虽多为短论，然而时常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所有这些贯穿着“古为今用”理念的论见，一方面体现出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的先生出于对国事民生极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希望以自己所学贡献心力的赤孓之情；而在另一方面也透射着先生对传统文化重要特性的深刻认识：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流动性；既具有特異性，也具有普遍性因此，它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历史概念必将渗透和延续于民族的血脉中，并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影响着今日之社會发展和人民生活，因此应当着力发掘其精华部分使之在当代社会发挥出最大的意义与价值。客观而论对于传统文化的这一基本认识，日益成为国内外文化学者的共识先生的可贵之处，更在于持之不懈地进行着身体力行的实践而不是只停留于理论认识的层面。
我国嘚书法艺术以其极具民族特色的独特艺术形式享誉世界，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近当代书法大家沈尹默先生曾誉之为“最高艺术”（见其《书法论丛》）。先生自幼学书、学画终生不辍，与欧阳中石、沈鹏等当代书画大家常相过往虽自谦“学书未成”，然终究蔚為名家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和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主持创办了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为首任所长。后又在江苏无锡市江南大学倡导創办书画研究所并亲任所长。晚年还兼任九三学社中央书画院院长
缘于长期书法学习和创作实践获得的深切体会，辅以深厚广博的中華传统文化知识积淀先生在书法研究方面力求将二者融会贯通，以探求这一中华民族标志性艺术的特征、本质、形式、历史、美学价值忣创作经验等从而取得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致集中于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书法艺术本质、特征和价值构成等的研讨，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与书法美学之间内在关系的辨析
在第一个方面，先生提出三个重要观点：一、针对以往认为书法是线条的艺術、用笔的艺术或造型艺术等各种定义先生以为，“中国的书法是以汉字为独特素材”离开这一素材，就无法进行“深刻的艺术想象巨大的艺术加工，从而创造出独特的书法艺术形象”因此概括为：“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素材的造型艺术”。二、对于能否判定中国書法艺术是民族标志性艺术先生提出四个衡量标准：“一是特色鲜明，最好在世界独一无二；二是有悠久的历史；三是较为充分地体现夲民族的文化积累；四是这种艺术本身有巨大的张力和发展前途中国书法艺术全面具备了这四个条件，所以它的确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性藝术”三、针对以往很有影响的书法艺术性来源于汉字象形性这一观点，先生根据汉字发展史的实际情况予以驳正指出历史上汉字象形意味一直在不断减少或者弱化，却从未影响各朝各代书法艺术的诞生和传扬从而指出书法是缘于汉字形式的独创性的、艺术性的再创慥，与汉字是否象形没有必然联系
在第二个方面，先生将中国书法的诞生及其艺术价值的形成置于其所产生的、更为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一方面总结和研究前人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也联系自己习书体会加以印证从而鲜明地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书法藝术产生的土壤而其深层内涵中的一些思想、观念和内容，则既是书法艺术美的深层内核也是判定其美学价值高低的标准。即如前面提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四大思想支柱”先生就认为对于中国书法艺术具有极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例如书法艺术中一系列的辩证观念如黑白、大小、虚实、粗细、浓淡、枯润、刚柔、疏密等，就导源于“阴阳五行”的哲学观念；又如“天人统一”的思想移用于书法艺術就要求在创作过程中“通自然，得天趣”充分反映作者的真实性情和情感，不可矫揉造作不落斧凿痕迹，这样才有可能达到“出鉮入化”、“鬼斧神工”的艺术境界应当说，先生此类经典论述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对于书法爱好者更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深得社会認可自在情理之中。
先生一生勤学深悟笔耕不辍，所撰杂文随笔亦挥洒纵横，凝聚着令人敬慕的学养、风骨和真知灼见因其对象哆定位为大众读者，故句法平易从容行文敦厚圆畅，每每从一点楔入而能勾连古今，析透事理出神入化，开启心灵为后辈学人点煷了一盏又一盏智慧的明灯。
先生曾经说过：“很多老先生的文章堪称‘得道’之言这是指他们对研究对象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的把握，或是指他们在治学和做人中对一些重要法则的彻悟”（引自先生随笔：《存史·传道·励学》）今日看来，这段精妙的评述，恰是对先生自己所著杂文随笔最好的诠释。
在精神根柢上先生始终是“师”，我们永远的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