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然而真正的光明，只存在于心中。你的心光明，这个世界就不黑暗。

撇开什么“圣贤”，也不管“三不朽”，阳明拼尽毕生精力，只是做了一个“此心光明”的人。

当下的时刻，我们来研读阳明，主旨就是切身感受阳明所经历的，领悟阳明所领悟的，继承发扬阳明所留下的精神财富，成就自我，成就无悔的人生，做个“心中光明”的人。

此篇主要围绕阳明因何成功、阳明悟了什么、阳明留下什么的话题，谈谈自己阅读阳明的一些感悟和体会。

阳明的成功之道，可以说是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尤为紧要和关键者，莫过于志向的远大、内心的坚强、人格的独立与健全。

董平先生在谈到阳明学研究的启示时说，一个人在一生之中，的确应以“立志”最为重要，志向不立，则事业难成。

在《教条示龙场诸生》这篇纲领性文献中，阳明写下了“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条学规，把“立志”置于首位，开篇就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常言道：“有志者立长志，无志者常立志。”人不但要立志，而且要立大志。阳明所讲的“立志”，不是指当多大官、发多少财、出多大名，而是“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

据多种史料记载，阳明（那个时候更准确地应该叫他守仁）在十一二岁的时候，脑海中就有了“何谓第一等事”的思考。

这大概是少年阳明非常关注的问题。他向不少人都请教过，其中包括：家乡余姚的知县胡瀛，他的父亲王华，还有他的私塾老师。

核心内容是一致的：某一天，阳明心血来潮、突发奇想，劈头就问：“何谓第一等事？”这些人的回答大多是：“惟读书登第耳。”阳明却表示怀疑：“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何谓第一等事？”是说，何为人生的头等大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生何为？人为什么活着？做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人生的终极价值是什么？人该怎样活着才有价值和意义？

读书→登第→做官，封妻荫子、光宗耀祖，这是那个时代几乎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康庄大道。阳明的父亲王华就是最好的典范。

《年谱》记载阳明思考“何谓第一等事”的时间，是明宪宗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左右，而此前一年，王华高中状元，成为整个家族的荣耀。

阳明的思考，无疑是对这种浓郁氛围的一种反应。

需要指出的是，阳明所认同的，不是高人一等的“圣贤文化”，而是“人人皆可为尧舜”“个个心中有仲尼”，是饱含社会道德意义的远大抱负。与其说他提倡人们成为尧舜周孔那样的圣人，不如说是要成就自己，进而成己成人。

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成为合格健全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国民。

有了志向，更要付诸于实际行动。

阳明去世后，他的挚友湛若水在其墓志铭中这样总结：“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正德丙寅，始归正于圣贤之学。”

也就是说，在龙场悟道之前35年的人生，阳明历经了五个阶段的“沉溺”。这些似乎都是在走弯路。

然而，实情果真如此妈？

研究阳明的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认为，“沉溺”是“用情颇深”之意。此解很有些趣味。

14岁，学习弓马之术。以为当世儒生仅巧于章句，只关注科举及第，最大缺点是不懂兵法，一旦遇事就束手无策，实乃儒生之耻。

15岁，访客居庸、山海关，纵览山川形胜，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又出塞逐胡儿骑射，深慕豪杰行径，对立功绝域的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推崇备至。曾对父亲说：“愿得壮卒万人，削平草寇，以靖海内。”

17岁，举行婚礼的当天，外出向道士请教养生之论。洞房花烛夜，阳明与道士谈了一宿的养生术，个性之奇特，古今少有。新婚期间，潜心研究书法，大有长进。

21岁，与友人一起面对庭前之竹，以格其中之理。朋友格了三天，病了；阳明坚持到第七天，终因耗神过度病倒。

22岁、25岁，科举考试经历了两次名落孙山的教训。同考者皆以不第为耻，阳明不在乎，“世人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26岁，专研兵法，凡兵家秘书，莫不深究，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

30岁，游九华山，频繁出入佛寺道观，遍访僧道。

31岁，受李梦阳、何景明等明“前七子”影响，倾心于诗文创作，并与李、何等名流“以才名争驰骋”，足见其文学造诣已达相当境界。

从这份简谱中，我们可以大略地描绘出，阳明从14岁到35岁这二十余年的人生轨迹、精神历程。他一刻也没有闲着。他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足以表征他内心张扬的个性，急欲找渠道发泄出来。

为了实现“成圣”的终极目标，阳明总是试图找出一个不同于当时多数人的路径，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溺习”。但似乎总是不得门路，只能换来换去。

事实证明，当下的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

天下的事情，不仅没有终南捷径，也必定没有白走的弯路。所谓的弯路，都是抵达最终顿悟之前的资粮储备。没有这些弯路，或许就抵达不了想要到达的目标。

没有年少时积累的骑射本领，不曾学习兵法，怎会有军事战略家王阳明？若不是格竹失败，又怎会另辟蹊径？

没有对佛道有过精深地了解，《传习录》中那些类似禅语的经典论断又从哪里来？没有很高的诗文造诣，所谓“真三不朽”中的“立言”又从何说起？

说到阳明信念的坚定、毅力的顽强与内心的强大，不得不提到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传奇人物——唐伯虎。

两人的相似点或者相联系之处实在太多。

地缘相近：王阳明，浙江余姚人；唐伯虎，江苏苏州人，两人的家乡相距不到200公里。

出身相似：两人皆出身书香门第，家庭条件优越，少有大志、饱读诗书，少年时代都是颇有才名。

生卒年相近：伯虎生于1470年，阳明生于1472年，阳明比伯虎小2岁。伯虎死于1523年，死时53岁，阳明死于1529年，死时57岁。

不止这些。1499年，两人同到京城参加会试。更加匪夷所思的是，两人皆与后来谋反的宁王朱宸濠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缠。

两人在现实中有没有交集，正史中没有记载。正如莎士比亚与培根，虽生活在同一时代，历史并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来记录他们之间的交往。

但是，即便在1499年的会试期间，两人或许相见不相识。但在二十年后的1519年，也就是阳明平定宁王叛乱的那一年，两人必定在某个时刻有过碰面的机缘。

当时，阳明是平定叛军的首领，而伯虎很可能就在被押解的俘虏队伍里。因为，尽管伯虎在察觉宁王叛乱端倪后，就装疯脱身了，但他毕竟与宁王有牵扯。

为什么相似的家庭背景，相同的时代，相似的才华，会走出如此截然不同的人生？

答案只有一句话：内心强劲，方能命运坚挺！

伯虎16岁考中府试秀才第一名，轰动苏州城。29岁到南京参加乡试再获第一名，人称“唐解元”。30岁到京城参加会试，遭遇科场“泄题案”，仕籍被削。

朝廷让他去浙江一个县衙充当小吏，伯虎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坚决不服从、不合作。你羞辱我，我就跟你对着干，看谁干过谁！从此放浪形骸、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破罐破摔，who怕who！

他是如此地痛恨被耻辱，却在以后的人生中屡屡被命运所羞辱，大半生糜烂落魄，终于在穷困潦倒中离世。

阳明虽然会试顺利考中，但不得不说，此后所遭遇的官场磨难远甚于伯虎。客观上讲，这主要是那个荒唐的时代造成的。

明武宗朱厚照是出了名的玩乐皇帝，他身边的刘瑾是出了名的擅权太监，这样一种污浊的政治氛围，能造就什么样的官场，就可想而知了。

武宗登基不久，内阁首辅刘健、阁臣谢迁等一帮正直的大臣纷纷被罢黜。身在陪都南京的户科给事戴铣等慷慨上疏，直言“元老不可去，宦竖不可任”。

刘瑾恼羞成怒，派遣锦衣卫，将参与上疏的二十一名官员悉数押解至北京，一一廷杖，戴铣更被活活打死。

阳明也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场大劫难。

35岁的阳明已然做了六年的京官。作为一名六品的兵部主事，他并没有向朝廷进言的义务，何况正是刘瑾专权跋扈已达顶点的时候。但他毅然写了《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

刘瑾大怒，阳明被当廷杖责四十，“既绝复苏”，打入大牢。刘瑾还不解气，又把他贬到万里外的蛮荒之地贵州龙场，任从九品的驿丞——掌管驿站车马迎送的卑微官职。

我们都说县令是七品芝麻官，从九品是个什么概念可以想象。大概与孙悟空被封的“弼马温”差不了多少。

刘瑾是非要置他于死地的。

廷杖是要打死他，没有死是他命大。贬谪龙场也是要他死，何以见得？且不说在去龙场的途中，刘瑾派了刺客，这太直接了。单就龙场的生活环境，就足以让阳明有去无回。

与伯虎坚决抵制的态度不同。阳明毅然选择了去赴任，而且是冒着在途中随时被刺客刺杀的风险去了。最终，阳明靠假装跳水自尽，躲过一劫，才有幸活着到达了龙场驿。

就是在龙场，阳明写下了被收入《古文观止》的传世名篇《瘗旅文》，作者埋葬并反复悲叹的，正是三个刚到此地便客死异乡的苦命人。

虽然阳明与他们素昧平生，但同是天涯沦落人，阳明心中悲叹的，又何止这三个异乡人呢！

悲叹归悲叹，“达观随遇”的阳明还是挺过来了。

龙场那个鬼地方，“蛇虺魍魉、蛊毒瘴疠，夷人鴂舌、无可与语”，不要说与京城相比，就是与阳明之前任何的经历相比，也没有比这更差劲的了。

没有房屋，只得亲自搭建了一个草庵；没有食粮，模仿着刀耕火种，干起农活来；言语不通，只能咿咿呀呀地用手比划；更令人沮丧的，是没有任何书籍可读。

刚到不久，阳明带去的三个仆人，都因水土不服，病倒了。他并不气馁，反主为仆，为三位仆人做饭、洗衣、熬药，直到他们的身体痊愈。

他还发现，音乐可以治疗人的病疾和对家乡的思念，他便想出用古诗歌及越曲调，杂以诙笑，带领他们唱歌跳舞，确实比刚来时欢快了很多。

没有书读也不要紧，他就凭着自己的记性，把先前读过的儒家经典默写出来，发现先前未曾领悟的，此刻反而能够理解了。同时，还根据风俗开化教导当地人，使他们也受到教化。

此时的阳明，确已达到了《中庸》提到的“素位”境界：“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要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来行事，而不要考虑其他不切实际的事情。

等这些都安稳下来后，才有了所谓的“龙场悟道”。

我们真是由衷地钦佩阳明。上疏进言反映出他性格上的倔强与执着，他对成圣目标的渴求迫使他不得不如此；他在遭遇挫折后的应变，反映出他同时具备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超凡能力。

这两者的结合，便是成功的保障。

从根本层面讲，是强大的内心和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他，而这些遭遇和挫折，也反过来更加锻炼着他的内心。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35岁恰是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时候，遭贬龙场是阳明一生的大劫难，但龙场悟道却是其心学思想体系创建的起点。这是他的新生。

谁曾想，十多年后，一场更大的风暴几乎把阳明推向悬崖绝境。这一次他要面对的不是别人，恰是正德皇帝本人。

品味历史的细节，会发现，这俩人真是杠上了。正德登基之初就把阳明廷杖并贬谪外地，此后十余年两人相安无事，偏偏到正德在位的最后时间里，又成了死对头。

一个高居哲学思想的巅峰，握有“道统”的权威，一个高居世俗权力的巅峰，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可谓旗鼓相当，冤家路窄。

阳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平定宁王叛乱，本以为就此了事，江西百姓可以重建家园。但皇帝贪玩的瘾症犯了，他要“御驾亲征”。

哦，对了，准确地讲，不是“御驾亲征”。他下了道圣旨：“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镇国公朱寿统帅大兵前往征剿。”头衔好多！可朱寿是谁呢？就是他自己！

荒唐！自己怎么能给自己下圣旨呢？但正德的理由很充分：下圣旨的是皇帝，领圣旨的是朱寿，朱寿不是皇帝，他有职务，就是“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镇国公”。

可是，宁王已经被王阳明捕获了。怎么办？为了师出有名，更为了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平叛功劳记到皇帝身上，正德身边的宵小之徒江彬、张忠、许泰等人，让阳明把宁王重新放回，好让皇帝本人生擒他。

如此军国大事，竟等同儿戏！这一次，阳明坚决不服从指令，他心中想到的，是江西的百姓，是天下的苍生。

但阳明的处境实在是凶险万分。

阳明最渴望的，是将宁王当面献与正德皇帝本人，然后皇帝下旨停止南征，北返京城。但现在已属不可能。正德身边的许泰等人，派人前去押解宁王，并拿出威武大将军的令牌，阳明硬是冒着抗旨杀头的罪名给顶回去了。

他说，自己是朝廷的命官，俘虏要亲自献给皇帝。很显然，阳明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也知道，这终究不是法子。

那边，江彬等人因得不到宁王，已经开始散布谣言，说阳明原本是与宁王串通好的，一起谋反，只是看到谋反不会有好的结局，才转过头来平叛，这是阳明首鼠两端，足可见其奸诈至极。

这谣造得有板有眼、有根有据，与先前的刘瑾一样，这些人必欲置阳明于死地而后快。

阳明积极联络颇有政治头脑的宦官张永，说服张永体谅他的难处，激发他博取政治资本的动力，收纳宁王这块烫手山芋，并请他献与正德皇帝，转陈他的良苦用心。

阳明仅用35天（一说43天）就平定了宁王蓄谋达三十年的叛乱。但如何处理与正德皇帝、与朝廷上一干嫉妒之臣的关系，却远比平叛更为艰难。除得罪刘瑾外，这是阳明第二次遭遇生死关头的考验。

阳明有大功而见嫉，非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奖赏，反而被诬告谋反，“危疑汹汹，不保朝夕”。一般人处此环境，大多是会怨言满腹、忧愤难平的，就像屈原，不停地发牢骚，甚至选择以死明志，或者坐以待毙，无所适从，完全听从别人的摆布。

但阳明却能从容地将这些矛盾与冲突化解于无形。这无不源于他强大的自信心。

1520年，阳明抵达赣州后，即组织了一场大阅兵。江彬派人打探阳明的动静，弟子们担心这会更加刺激皇帝身边的那帮奸佞之徒。

阳明不为所动，一如平日泰然自若，丝毫未露危惧之情，并作诗《啾啾吟》：“君不见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报竿驱虎如驱牛。痴人惩噎遂废食，愚者畏溺先自投。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

了解虎患，积极防止虎患的老翁被咬掉了头，而不知道老虎厉害的儿童，却像赶牛一样，用竹竿赶走了老虎。冈田武彦先生认为，这篇《啾啾吟》，不仅阐述了乐天洒脱的儒者心情，更展现了阳明心学已经到达了纯熟的境地。

首先，我们来看阳明人格上的独立。

受客观时代条件的制约，阳明不可能明确地喊出现代意义上“自由、独立、平等”一类的政治口号。但不可否认，他已经做到了那个时代所能给予他发挥空间上的极致。

有人评论说，中国历史上达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人：诸葛亮、王阳明、曾国藩算半个。

为什么阳明被公认为“真三不朽”，而曾国藩至多只能算是半个？我以为，最根本的，在于阳明有独立的人格思想，而这恰是曾国藩最欠缺的。

实在地说，曾国藩距离“奴儒”，仅有咫尺之遥。这绝不是污蔑或诽谤，而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需要在与阳明的比较中才能看得真切。

其一，思考的核心问题不同。

曾国藩是个典型的官员，终其一生，思考的核心问题，都离不开“怎样做官”、“怎样做大官”、“怎样做稳官”。读他的家书，固然满是父亲兄长般的谆谆教诲，但总感觉，身为国家股肱大臣，太过于眷顾家族私利。

阳明是个读书人，把讲学、发扬光大心学视为本职，他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对个人、社会、国家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的做官，是为实现理想服务的，一旦做官与理想有冲突，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这种情怀，从阳明与朋友、弟子们的书信中可以明确地感受到。

其二，对待皇帝统治者的态度不同。

满清是异族统治，汉人出来做官的大多战战兢兢。曾国藩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待咸丰、对待慈禧，曾国藩在他们面前只有当奴才的分，没有做臣子的分。不管是愚忠也罢，还是老谋深算也罢，曾国藩只能逆来顺受、听天由命。

阳明从来没有把当官当成人生目标，更不会为做官舍弃自己的理想和思想。对于正德在宁王叛乱已被平定仍然执意南征，他是有意见的，在献俘问题上，他甚至是敢于抗旨的；对于嘉靖发动的“大礼仪之争”，尽管其内心深处并不反对，并且只要他站出来表示肯定，他的仕途定会更进一步，事实上他也最有资格说这话。但他就是没这样做，而是保持了读书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

其三，是否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曾国藩几乎没有自己的学问，他的思想理论中，继承前人有余，而开创性明显不足，尤其是在中西方思想文化交流碰撞的大背景下，这种单纯地继承前人思想而没有任何独创性东西的现象，突出反映了他本人在思想建树上的无能力。

在程朱理学早已全面控制思想界的环境下，阳明能够冲破层层牢笼和藩篱，成功地构建了自己完整的心学思想体系，站在更高的平台看待儒道佛三家，成为融摄诸家的思想巨人，用“开创了一个思想迸发的新时代”来形容，没有丝毫过誉的地方。

其四，对待百姓的立场不同。

两人都是文人带兵征讨四方，都是因剿匪平叛有功而封侯的统帅。曾国藩带兵以杀贼为志，说什么“霹雳手段、菩萨心肠”，实则嗜杀成性，对待太平天国采取屠杀、屠城和焦土政策，残忍之极，留下了“曾剃头”的外号。

同样是剿匪平叛，阳明从来都是剿抚并重、恩威并施，既破“山中贼”，更破“心中贼”。细读他的《告谕浰头巢贼》这篇劝降文，字里行间流露出仁人君子对天下苍生的包容与哀悯，发自肺腑、催人泪下，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感人至深。

这种比较没有贬低谁、抬高谁的意思，只是想说，曾国藩虽生活在近代，但其思想上的传统与保守、人格上的依附与软弱，应予正视；阳明虽生活在旧时代，但其思想确有开创性的一面，人格确有独立性的一面，这是不能抹杀的。

其次，我们来看阳明人格上的健全。

在《中国的兵》一书中，史学大家雷海宗先生这样写道：

一般的说来，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这是武德的特征。偏重文德使人文弱，文弱的个人与文弱的社会难以有坦白光明的风度，只知使用心计；虚伪，欺诈，不彻底的空气支配一切，使一切都无办法。

我们看春秋、战国乃至秦汉、隋唐时期的人，多是文武兼备的，往往表现出一种刚毅不屈、光明磊落的人格，积极健康、阳光豪迈。

阳明年少时期就曾对边关进行过考察，凭吊古战场，思考安边策。刚到朝中为官，就写了一篇《陈言边务疏》，内陈“边务八策”，表现出了大战略家的眼光。终其一生，阳明都与军旅生涯脱不了干系，这在历代大儒中是绝无仅有的。

梁任公认为，“读《传习录》，可知王学梗概。欲知其详，宜读《王文成公全书》。因阳明以知行合一为教，要合观学问、事功，方能看出其全部人格；而其事功之经过，具见集中各文。故《阳明集》之重要，过于朱陆诸集。”

引申说，凡其一生主要是立言做学问的，如朱熹、二程、陆九渊等，要了解其人格、学问，大可只选其最有成就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来读，如《四书集注》《近思录》。

但若学问与事功等量其观，甚至事功反在学问之上，就不可只看他的著述。我们只有整体了解其人生经历、思想变化甚至宦海浮沉，才能对其学问人格有更深层的领悟。

康南海有言：“大儒能用兵者，惟阳明一人而已。”阳明是“行动圣哲”，是有信仰的行动者。阳明以一介书生，立下赫赫军功，这是他有别于其他大儒的独特之处，更是他人格健全的表征。

首先是提督南赣军务征横水桶冈三浰。1516年，由兵部尚书王琼力荐，阳明升任督察院右佥督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奉命剿匪。

这次剿匪，总的用兵时间加起来不足七个月，纵横两三千里，跨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地，平定为患数十年的盗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名言，就是这个时候写给朋友的。

其次是巡抚江西征宁藩。1518年，阳明升督察院右副都御史。在平定宁王叛乱这场战争中，阳明把声东击西、围魏救赵、反间计、兵不厌诈等兵家密谋运用到了极致，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用阳明自己的话说，就是“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尔”。

正是在此期间，张忠、许泰之流不仅诬陷阳明，而且试图羞辱他，他们轻视阳明不过是个文弱书生，便想在三军面前让他出丑，故意与他比试骑射。

但他们的算盘打错了。这个怎能难倒阳明？阳明年轻时就善于弓箭。只见阳明从容起身离席，“三发三中，京军皆欢呼。”这场景使张忠、许泰等辈一脸的错愕。

最后是总督两广平定思田征剿八寨。1527年，广西发生叛乱，巡抚姚镆手足无措。朝廷想到了在家赋闲六年之久的阳明，命他总督两广军务，前去征剿。阳明短时间内就圆满完成了任务。

若是阳明不能用兵如神、剿匪平叛，字养生民、立功天地间，成就一番伟业，而只是嘴上鼓吹良知的功用如何，与平常的儒生有什么分别！

阳明天资聪明固然助其成功，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得益于其内心深处对事情和事理作出的精准判断，冷静的头脑，以及合理的分析、正确果断的行动。

一言以蔽之：“此心不动，随机而动。”这八字真言，便是阳明所理解的兵法要义。

“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心不动，一切都不存在。静养心性，做一切事情都心安理得，对待任何屈辱都处之泰然。时机来了，权术、智谋，独断、狡诈，无所不用其极。惟圣人能用权，极高明而道中庸。

阳明学博大精深、浩如渊海，这里只谈感受比较深的几个方面。

知与行的关系，这是阳明学的核心命题。

近年来，“知行合一”成为一个“热词”，常见于新闻报道、微信文章乃至公职人员撰写的学习心得体会。这应该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王阳明，尤其是“知行合一”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哲学上的知行观，主要围绕着知行的先后、分合、难易展开。

《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是说知易行难，告诫人们要重视实行。

程朱理学：知行二分，知先行后。把知行分成两截，重知而不重行，以知代行，“终身不行，也遂终身不知。”

王阳明：知行合一。实践哲学。

王夫之：行先知后，“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不力行不能知，未尝离行以为知。”如果说阳明的知行合一是对程朱知行两分的反动，那么王夫之反对知行合一就是对阳明学的末流“空谈心性”的反动。

孙中山：以“知难行易”替代“知易行难”。是针对革命党内出现各种异议，致使其主张遭到反对，革命党人“信仰不笃，奉行不力”提出的。

毛泽东：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重新审视知行关系。

让我们具体来看阳明的知行观。

从提出的时间顺序上看，阳明龙场悟道，认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明确提出“心即理”。此后不久，阳明便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到了晚年，揭示“致良知”。

从知与行关系的内容上看，大体上有这样几层意思：

第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与行是辩证统一的。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

第二，“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与行不可割裂，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一代儒宗冈田武彦先生说，与其把它称为“知行合一”，不如称作是“知行一体”。一字之差，意思已尽。

第三，真知即行，以行求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强调身体力行是阳明学的特征，事上磨练、注重实践，阳明学就是实践之学。记得友人曾告诉我说，他读《传习录》，感受最深的，就是四个字：“真知即行”。

第四，致良知。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词来概括阳明一生，无疑就是这三个字，这是阳明学精髓的全部。良知就是“知是知非”的知，致就是“必有事焉”，在事上磨练，见诸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

《中庸》关于治学有这样的名句，可谓耳熟能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通常的理解，“学问”是“知”，“实践”是“行”，但阳明却从另一个角度系统论述了“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学问”就是“行”，“行”也就是“知”的论断。

阳明在《答顾东桥书》中写道：

“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

“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

“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既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

这一段阐释“知”与“行”的关系最是透彻，简直痛快淋漓。

朱子以学、问、思、辨属“知”的领域，认为只有“笃行”才是“行”。阳明特重一“行”字，问、思、辨都只是“行”到滞碍地方，一种解决疑难的手段，并不是离“行”而独立的。学之始即是“行”，到最后仍是“笃行之”，真知即行。始于“行”，终于“行”，“知”只是“行”的一个过程。

“凡谓之行者，只是着实去做这件事。”

就拿读书与做事来说，现在许多人将读书和做事对立起来，以为读书仅仅是获得知识，做事才是真正实行，却不知读书也是实行的一种，也是一件必须下定决心实实在在去脚踏实地要做的实事。开始去读书便是开始去做一件事了。

钱穆先生说，在重视“行”这一点上，不仅显示出阳明的为学精神，其学说的全部组织，也集中在这一面。

顾随先生说，宋人性理之学，只做到孔门之学一半，是只知不行。到阳明识“知行合一”，始悟宋儒之弊，明清之能超过宋理学，即因知行合一。

大家都知道，《实践论》是毛泽东同志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代表性著作，但它的副标题有几人说得出来呢？

这个副标题就是“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其中可以看出对阳明哲学的继承。甚至连所举的例子都有一定的关联和相似性。

毛泽东同志在文中写道：“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翻开《传习录》，我们会读到这样的话：“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自吃。”

不难看出，二者存在一定的传承性。

阳明的格局之大前无古人，阳明的治学气度前无古人。

阳明有言：“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这是何等的魄力！陆象山先生则说：“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二者一脉相承。

首先，在儒学内部，阳明折合心物、内外，折衷朱、陆，有意打通朱熹与陆九渊的关联之处。他虽毕生服膺陆子，却并不诋斥朱子，心学虽是程朱理学之反动，但在整体上仍属于理学范畴。

阳明以为，朱、陆皆为圣人之徒，皆有可取之处，但在现实中，朱子被封为正统，陆子却被视为异端，故而如欲发扬圣学，亟须侧重于发掘陆子的价值，但这并非意味着要与朱子决裂。

其次，在三教之间，阳明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平台来理智地评判佛教、道教。认为佛老“二氏之用，皆我之用”，仅因“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不但如此，“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这就是阳明的气度。

阳明在创建心学过程中，充分吸纳了佛教、道教、二程、朱熹等思想理论的核心要素，“取其精髓”，最后发展整合为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顾于中曰：“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起不敢当。先生曰：“此是尔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乃笑受。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们用扇。”省曾起对曰：“不敢。”先生曰：“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妆做道学的模样。”汝中曰：“观‘仲尼与曾点言志’一章略见。”先生曰：“然。以此章观之，圣人何等宽洪包含气象！设在伊川，或斥骂起来了。圣人乃复称许他，何等气象！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

一日，王汝止出游归，先生问曰：“游何见？”对曰：“见满街人都是圣人。”先生曰：“你看满街人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

近有乡大夫请某讲学者云：“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某答云：“除却良知，还有什么说得！”（《寄邹谦之》）这一问一答，像极了禅宗棒喝。更妙在一字未变，意思已然明了。

《让良知自由》，这是赵柏田一本著作的书名，内容是王阳明的自画像，通篇以第一人称来写作，都是阳明的自言自语，仿佛都是从他心底里发出来的一般。

阳明曾说：“而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准则是什么呢？康德有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经常、越是执著地思考它们，心中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

我的理解，良知便是每个人心中的道德法则。

阳明在前往贵州龙场的路上，写过一首名为《泛海》的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大意是：我根本就不在乎是顺境还是逆境，所有这一切都跟天空中的浮云一样，风一来，就被吹走了。月夜，我在静静的大海上泛舟三万里，那种痛快的感觉和我驾着锡杖、乘着天风，从高山之巅疾驰而下的感觉一样。（冈田武彦）

风是自由的，空气也是自由的。这哪里像是在逃难！简直就是灵魂已然找到了应有的归宿。

阳明到龙场后，又写下了“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的诗句，表明自己的心态，虽然被贬了，但却得到了自由，感觉很轻松，很淡定。

赵柏田这样形容阳明在龙场的生活：“远离王权中心，使他成了一个无所羁绊的政治边缘人，穷荒无书，又使他跳出了旧有的文化屏障。”

如果考证字句，阳明绝不是第一个使用“自由”这个词的，但可以肯定的是，阳明所使用的“自由”，内涵是最接近现代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阳明是真正活出了自我，成为能够认识规律、掌握命运的自由人，在那个时代绝无仅有，即便放到现代，也弥足珍贵。

“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现代社会，放眼望去，“身奴”已经不多，但“卡奴”、“房奴”、“ 车奴”仍为数不少。

说到底，都是“心奴”。

让良知自由，就是要坚持人格上的独立，就是要坚决不做“心奴”。

广西戡乱后，阳明一病不起，他知道自己生命将尽，屡次向朝廷告假回乡，朝廷就是迟迟不下旨意，他也顾不得这些了，急着往回赶，到达江西南安青龙浦，已病得卧床不起。弟子周积赶过去，问他有何遗言，阳明坦然地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此心”就是良知，“光明”就是良知的光辉。每个人心中的良知，就是永远不灭的光明。

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阳明“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遗言，既是一种自我的心境表述，也是给予世人一个做学问的全新标杆。

圣埃克絮佩里在《小王子》中写道：本质的东西是用眼睛看不到的，只能用心才能看到。

“光不仅在烛上。”真正的光明，只能在心中。

冈田武彦先生是国际阳明学大师，被杜维明誉为当代“儒学祭酒”。

先生68岁提笔撰写阳明大传，93岁完成，历时25年。从1986年至1996年，冈田先生以八十岁的高龄，亲访中国八省区八十余县市，跋山涉水，行程两万余公里，凡阳明足迹所到之处必做实地考察。

1992年4月30日，冈田先生在江西大余县青龙镇的章江岸边，面朝南，口吟诗，洒酒问苍天，吊慰阳明灵，泪流满面，令在场陪同人员动容。

冈田先生认为，阳明学是体认之学，是培根之学，是身心相即、事上磨练之学。

冈田先生用坚持不懈的努力诠释了知行合一的真谛，为中国人重新审视、重视、认识阳明，付出了巨大心血，厥功至伟，可谓阳明的异代知音。

冈田先生自己说：“当我站在章江岸边，遥想阳明当时的心境，一度哽咽。那种感动，终生难忘。”

阳明的思想是个开放体系，其中所探讨与论述的问题，大多关乎人的现实生存，具有强烈的当下和现实意义。有几点颇有人生启迪的价值，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即追求真知、注重实践、敢于担当和照顾本心。

阳明崇尚独立思考，孜孜以求探索真理，勇于打破权威束缚，突破个人成见局限。任何外在的权威，包括经与传、孔子与朱子，他都不认为具有绝对性。

他提倡为学当“务求其是”。认为“君子论学，固惟是之从，非以必同为贵”；“君子之学，岂有心于同异？惟其是而已。”“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矣。岂以一时毁誉而动其心邪！”这些都表现出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

那种把所有思想、哲学都简单地、机械地区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做法，那种认为唯物主义就是进步、唯心主义就是落后的想法，本身就不符合人类思想发展的实际，也就在本质上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

用佛家的话来说，这就是“著了相”，就是过于执着，就是“心中有挂碍”。

列宁同志曾深刻地指出：“聪明的唯心论比愚蠢的唯物论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论。”精致的唯心主义对人类思想史的贡献，恐怕要远远大于那些庸俗的、蹩脚的唯物主义，这才是哲学思想发展的实际情况。

因此，唯心主义不应当成为研读阳明学的“拦路虎”。马克思能够在借鉴黑格尔辩证法基础上发展了哲学思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充分吸纳借鉴阳明学中的有益成分，来发扬光大传统文化呢？

阳明探索追求真理的过程，就是阳明学的现代意义。

阳明是典型的实践派，阳明学以实践为根本，被认为是实践哲学，不论是以行为主的知行合一立场，还是省察克己的事上磨练，都是关于实践的。

阳明晚年最关心的，是“致良知”的道理已经说了、明了，就应该在实处用功，应该时时刻刻在事上磨练。

“良知本是明白，实落用功便是。”“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钱穆先生说：只要不曾忘记龙场驿的忧危和征濠后的馋讥交作，就会理解阳明“正要在此等时磨练”的意义和来历。

阳明所谓的“事上磨练”，就是“行事中进行省察克治”，就是通过具体事情来实现克治之功。

有官员常去听阳明讲学，一段时间后他说：“您讲得是很精彩，但我有多政事缠绕，不能每天都来听，不能抽出太多时间来修行，真是遗憾啊。”

阳明道：“我什么时候让你放弃工作来修行？”

该官员道：“难道在工作中也可以修行？”

 “工作即修行！”王阳明斩钉截铁地回道。

 “难道您让我一边工作一边温习您的学说？”该官员又问。

王阳明说：“心学不是悬空的，只有把它和实践相结合，才是它最好的归宿。我常说去事上磨练就是因此。你要断案，就从断案这件事上学习。当你判案时，要有一颗无善无恶的心，不因对方的无礼而恼怒，不因对方言语婉转而高兴，不因厌恶对方的请托而存心整治他，不因同情对方的哀求而屈意宽容他，不因自己的事务烦冗而随意草率结案；如果抛开事物去修行，反而处处落空，得不到心学的真谛。”

岂止是官场，但凡工作场所，皆是修行之地。服膺阳明学的稻盛和夫就曾说过：在工作中修行，就是努力工作，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眼前的工作中去。

岂止是工作，人生即是一场修行。

大凡有着坚定信仰的人，无不具有挺身而出的担当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一个人的才能可以有大小强弱之分，但只要有担当精神，敢于破除万难，有一分力气便使上一分力气，多少都能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就能够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运转，哪怕只是挪动一下，总比原地踏步强许多。

研究明史的方志远教授将王阳明的精神概括为：“心中有良知，行为有担当”。“夫惟身任天下之祸，然后能操天下之权；操天下之权，然后能济天下之患。”现实中，阳明也是这样做的。

阳明从来不逃避推卸责任，当刘瑾权势熏天炙手可热之际，是他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仗义执言，以明天下公道人心；在宁王谋反、四顾茫然的危难关头，是他挺身而出，率先举起平叛大旗；在边民叛乱、朝廷无人可用的情况下，又是他不顾自己羸弱的身躯，毅然踏上征程，前往数千里外的烟瘴之地。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阳明毕生以讲学传道、发扬光大心学为第一要务，终至于成己成物、全己全人，完成儒者使命。

孟子曰：“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意思是说，鸡犬丢失了倒晓得去找回来，但是生活中有比鸡犬贵重万倍的东西丢失了，却从来没有去寻找它。学问之道没有别的，不过就是把那失去了的本心找回来罢了。

苏轼词云：“此心安处是吾乡。”阳明亦有言：“此心安处是乐也。”

在人生这场修行中，我们虽然无法复制阳明悟道的过程，但阳明毕其一生对自我内心的关照，以及对于“心中贼”的勇敢突破，足以令世人警醒。

“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无论身处什么时候，无论外界有多少监督，没有人能替你看顾你的内心－－除了你自己。

最后，综合谈一下阅读阳明的切身感受：

阳明之学即是自我成就之学，阳明之路即是自我成就之路。

阳明自幼立下了远大志向，面对千难万险，他始终不屈不挠，探索追求真理，注重身体力行，最终达到成圣贤、建功业、著书立说的人生至高境界。

所谓的“成圣”，其现代内涵就是成就自己、成就人生。阳明拼尽毕生精力，只是做一个“心中光明”的人。某种意义上讲，这与现代社会所追求的“公民人格”并无二致。

尽管阳明成功了，实在地说，我们还没有在内心深处接纳他，或者说，还没有找到接受他的正确方式。要么把他当作儒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异类，要么将他的一生视作不可解、无法学、无从借鉴的传奇。

五百年过去了，我们至今仍然没有足够的信心、能力和勇气去平视他，去试着跟他对话，去走进他的内心，这不能不说是件很遗憾的事情。

阳明虽被尊为圣贤，但绝不是神仙。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真实人物。一切将他神化、圣化、神秘化的想法和做法，都无助于我们从这一“思想宝库”中汲取生活营养。

阳明学绝不是死了的过去，而是依然活着的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文化自信时指出，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

与阅读其他国学经典不同，读阳明总觉得一团活泼泼的，创新而不死板，开放而不教条，启迪而发散，激情而热烈。冈田武彦先生说，若读《传习录》，随处可见让人激情澎湃的问答；若读《朱子语类》，这样的感动就会很少，总感觉少了那份生命的跃动。

阳明学的核心主旨非常富有现代性，阳明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实践意义的鲜活文化，值得我们从中汲取生活的营养和继续前行的动力。

董平先生说，尽管有关阳明的著作越出越多，但要正确认知阳明和他的思想，在阅读之时就一定要选择值得信赖的好书，不要被跟风之作所迷惑。除了《传习录》《王阳明全集》这些原典著作外，现代人所写有关阳明的著述，特推荐以下几种。

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

2014年重庆出版社，上中下全三卷，88万余字。

冈田武彦先生是享誉世界的阳明学大师，这是先生写给大众的最全面、最丰富的王阳明通俗传记。

阅读这部传记就是真正精神上的享受。考证准确，完全可靠，著述之谨严，为阳明传记中少有。同时，并不晦涩难懂，虽然是翻译作品，但语言质朴通畅，十分耐读。由于作者本身即为一代儒学宗师，对儒学发展历程、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脉络的勾画，非常清晰。这部传记也被视为中日阳明学研究的集大成，同时也是《冈田武彦全集》的开篇。

杨东标：《此心光明——王阳明传》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300余页，29万余字。

这部传记在所有现代人有关阳明的著作中，是最与众不同，也是最值得一看的。作者杨东标是经典姚剧《王阳明》的创作者。该剧先后赴香港、日本等地演出，盛况空前。2011年2月，该剧赴台湾演出。祖籍余姚的洪秀柱一连看了两场，演出结束后登台发表感言，提出“人是要讲真话的！”“人要讲良知，知行合一”，并号召大家尤其是官员学习王阳明的精神。

作者以《王阳明全集》作为撰写传记的主要参考依据，将阳明全集“嚼个粉碎，消化成营养”，力争在心灵上实现与阳明的“接通”。全书文笔优美典雅，高潮迭起，势如江河，一泻千里，翻译古文严谨准确，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信、达、雅”的典范。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将阳明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深刻生动，对于阳明一生的经历有叙述、有评论，寓评于史、史论结合，达到了高度融合的境界。

王勉三：《王阳明生活》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出版，全书不足200页，8万余字。

作者生卒年不祥，是民国时期研究阳明的学者。该书十分清晰地描述了阳明一生的经历，尤其是龙场悟道之前的青少年生活，更是下了十足的功夫。虽然出版年代较早，但此书并不过时，而且开风气之先，有着异乎寻常的价值。

该书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是文笔简洁凝练，绝没有闲言碎语；情感炽热奔放，常常直抒胸臆；条分缕析鲜明，逻辑思路清晰，可称得上是“大家小书”。如果打算以最短的时间，了解王阳明一生的梗概，则非此书莫属。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出版，全书约200页，18万字。

此书是献给余英时的。作者是研究中西方哲学宗教的大家，1978年起执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该书不是阳明的传记，对于阳明的人生经历很少提及，往往是一笔带过，但在介绍阳明学的书籍中，最为简洁明晰，通篇讲述心学体系，并不觉得枯燥乏味，完全没有现代博士论文的感觉。如果已经看过了一些阳明的传记，想再深入了解一些心学的东西，此书会是不错的选择。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出版，全书仅100余页，约7万字。

本书原名《王守仁》，是先生1928年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邀而作，初版于1930年。1950年先生将原书略加改定，并改书名为《阳明学述要》。这本书是要解决阳明学的几个核心议题，把阳明学的纲、目讲得清清楚楚，起到了确定是非曲直的作用。

此书语言极为精炼，俨然有一字一句不可更改之意，不建议作初读时的选择。可在阅读了一些阳明学著作后，再来看它，或许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这部书把细枝末节全都勾去了，剩下的全是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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