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谴责八国联军前，看看清朝侵略了多少国家？哈佛教授看不下去了
清代中国不只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受害者，它自身也参与了帝国主义的竞赛，而且至少在18世纪末之前非常成功。在清朝的前150年，领土较明帝国增加了一倍多，并且大部分遗留给了20世纪的后继者，被视为今日中国的疆域。和同时期在欧亚大陆兴起的莫卧儿帝国、莫斯科罗曼诺夫王朝、奥斯曼帝国与大英帝国一样，清帝国的扩张也是一幅血迹斑斑的画卷。
这是哈佛中国史第六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所传递给我们的迥异于中国传统史学界的对清帝国的认知。它并非该书作者罗威廉的创见，持此观点的西方学者已成主流，哈佛中国史只是将最新的汉学界观察融会在这一部通史中。
因为事实真相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很难辩驳。如果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看，清帝国的盛极而衰，只是它未能适时进化与迭代，终至被崛起的“他者”淘汰与清洗的演化过程而已。民族主义者固然容易悲愤，但公允而言，谴责西方侵略者的发声，如能在面对清帝国侵略周边疆域时亦能保持逻辑的一贯性，才不失为知识分子本色。
和其他西方汉学界的佳作一样，哈佛中国史的作者能最大限度跳脱出民族主义的窠臼，以“他者”的视角来审视中华历史。这常带给我们启发。
当然，西方汉学界也并非铁板一块。此前长期执中国近现代研究之牛耳的费正清，所创建的“冲击与回应”模式，主导了美国汉学研究很多年。他的那些弟子们，近年则以挑战和修正此一学说为乐。这是自由学术语境下必然的结果，沿袭成说的学者是没有地位的，所以研究者要不断设法从前辈设定的框架中突围，但新观点的提出又必须有理有据，能接受住严苛的考据与诘问。没有政治的干预，学术舞台上百花齐放乃至优胜劣汰，于是顺理成章。这是中国的近现代史研究，西方却总能带给我们惊喜的根本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哈佛中国史的《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摈弃了费正清欧洲挑战、亚洲回应的二分法，强调欧亚大陆整体的不同部分沿着可相比较的发展轨迹而有不同的历史进程。以此视角看，1911年清帝国的覆亡正当其时。罗曼诺夫帝国在6年后的1917年瓦解，再过6年，奥斯曼帝国正式结束，而在其结束前十多年前已现行解体。
罗威廉说，在20世纪科技转型的世界，这些以近代早期模式建立的政治组织，在遭遇其他挫败之际，似乎都蒙受了严重的“规模不经济”。
相较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这套由卜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篇幅明显小很多。这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字数大抵还不及剑桥清史的五分之一。这反映出该书的节制性。相较于半个世纪前编写的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的优势是，汲取了更多最新的学术成果和考古发现。但就体例而言，我更喜欢剑桥中国史每一章节都由不同专精作者撰写的分工合作，这会比一个作者执笔一个朝代的通史更为可取。
在中华帝国的漫长历史中，大清是曾立基其间的的政治实体中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也是最庞大的一个。比起其在1644年取而代之的明帝国，清朝的疆域扩张了一倍多，人口则增长三倍。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是，这个满人统治的帝国，在18世纪最具边疆扩张野心之际，内部的反对者常常是汉人文臣，他们认为兴兵征伐将影响和忽略了内政需求。
有所谓的“康乾盛世”，那恰是穷兵黩武大肆扩张的年代。我们盛赞的“盛世”，如果以那些在军事扩张中的受害疆域的视角看，应该也会被加诸“侵略”字眼，一如我们作为19世纪后半页殖民侵略受害者在评判西方帝国主义荣光时，所不能自抑的悲情与愤懑。
民族国家是一个“想像的共同体”，但这个依凭想象而终在现实中落地的共同体，却常常牵制我们对历史的不同评判。研究者需要超脱的准上帝视角，也因此成为一种必须。
如同罗威廉在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的导言中所说，大清帝国是个不停移动的目标，大清帝国在中国历史脉络或广阔的欧亚大陆有何无与伦比的独特之处，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民族问题在清末颇为敏感
和其他帝国一样，清帝国曾经荣耀一时，也架不住天演的侵蚀。它有自身无与伦比的独特性，但主轴仍逃脱不了大时代的共性。如果你不抱民族主义的狭隘定见，你会从清朝及其同代的世界历史中洞察更多。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罗威廉著，李仁渊、张远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版，6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