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枝棋写给儿子钟华青的信件。钟华青供图

他们是英雄，是传奇，是受人敬仰的红军战士。

但对子女们来说，他们的身份只是父亲。

可他们又不是普通的父亲：在物质上，他们从未让子女得到的比普通人家的孩子更多；在要求上，他们却对子女更加严格。

他们的文化水平不同、职务不同、教育方式不同，但目的却是一样的――让革命精神在下一代延续。

“你是军人的孩子，要有军人的样子”

“我爸这一辈子，就爱穿军装。”

老红军、河北省军区原副司令陈尔云的小女儿陈伟利至今对父亲的这一习惯印象深刻。“在我记忆里，他没什么新衣服，更没什么好衣服。最喜欢穿的就是一双解放鞋，一身旧军装。”

对军装有特殊感情的不只陈尔云。

“父亲在去世前的一次家庭会议上问我们：‘我走之后是穿普通衣服还是穿军装？’”虽然已过去4年，但老红军、沧州军分区原副政委钟枝棋的儿子钟华青，仍然对那次“最后的家庭会议”记忆犹新。

“穿点好衣服吧，你一辈子也没穿过好衣服，走的时候还不穿好点？”儿女们劝慰着。

“不，我还是穿军装吧，当了一辈子军人，什么也没军装好。”

“爱穿军装”“雷厉风行”“严厉”，这是老红军后代们在谈及父辈的习惯和教育方式时，提及最多的词汇。对那些出身贫寒、戎马一生的老红军来说，“军人作风”已经融入到生活中的每个部分，即便面对的是最该疼爱的儿女们。

“父亲一辈子在军队工作，对军队有极深的感情。我们兄弟姐妹4个，都有从军经历，其中3个在部队退休，只有我二哥是从部队转业的。”陈伟利告诉记者。

陈尔云对军队的感情，甚至体现在对子女着装的要求上。

“父亲平时就要求我们穿军装。记得我到部队不久，有时候休假回家，也要穿着军装。说实话，那时我正值女孩子爱美的年纪，在部队每天都穿军装，回来就想穿点好看的普通衣服，但父亲不准。他总是说：‘你是军人的孩子，要有军人的样子’。”陈伟利说。

即便已经“小心翼翼”，陈伟利仍有过一次因为没穿军装惹父亲不高兴的经历。

“有一次，我穿了一件带花点的裙子回家。敲门时，我听到父亲很高兴地跑来开门。但开门后一见到我，父亲的态度瞬间就变了，明显不太高兴，对我也有些冷淡。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母亲后来偷偷告诉我，肯定是因为我没穿军装，惹父亲不高兴了。从那之后，我再也不敢不穿军装回家了。”陈伟利回忆。

除了穿军装这一“家规”，陈尔云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几乎涉及子女成长的每个环节。

“父亲从小就对我们要求很严，衣食住行都有严格规定。他要求我们要低调、不搞特殊，做事不能拖拉，犯错必须承认，吃饭不能剩下。他对我们没有一点溺爱，甚至对我们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和教育，这让我们从小就养成了很多好习惯，去部队后也适应很快，现在想想确实受益匪浅。”陈伟利告诉记者。

经历过九死一生和各种艰难困苦，和平年代大多身处较高职位的老红军们，本来比常人更有“少让孩子受点苦”的理由，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与“溺爱”绝缘。

父辈的严厉也因此成为这些老红军后代们儿时共同的记忆。作为外人眼中的“红二代”，他们从小并没有享受到特殊的照顾，反而受到了比常人更严格的要求。

“父亲虽然转业到地方工作，但在部队的作风一直保持了下来。父亲在省储备局工作时，一次有紧急工作需要向省长汇报，恰好省长出门了。那时候的通讯不像现在这么便捷，他就坐在门口等，一直等到省长回来。”老红军、河北省储备物资管理局原局长秦光的女儿秦爱华回忆。

秦光的军人作风也贯穿在对孩子的教育中。“我家是姐妹4个，但父亲从没因为我们是女孩儿就放松了要求。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节约粮食、不能剩碗底，做事不能任性，要做到‘食不言、寝不语’。”秦爱华说。

相对于女儿们来说，老红军的儿子们对父辈严厉管教的体会则更加直接。

“父亲对我们很严，尤其要求我们要是非分明，做了错事他是绝对不会姑息的。”老红军、原北京军区后勤部第七五八仓库主任张峰云的儿子张京生说，“如今，我们兄弟几个都做到了守规矩，不做越界的事情。我觉得这和父亲的严格教育是分不开的。”

而让钟华青一直忘不了的，是自己小时候“因为一块胡萝卜引发的父子冲突”。

“记得有一次吃饭，碗里有块胡萝卜，我吃着有点异味，就扔到了地桌上。父亲让我捡起来吃，我就是不肯，他就自己捡起来吃了，大发脾气骂我，让我滚出去。”钟华青回忆。

“那天下着大雨，我就站在外边雨里。邻居叔叔阿姨实在看不过去，都跑来相劝。父亲说：‘这小子不承认错误，就别进家门。’”

最后，钟华青在人生的第一份“检讨书”里写了自己认识到的错误――糟蹋吃的东西是忘本，并从此养成了绝对不浪费粮食的习惯。

“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的苦心。”钟华青说。

“你们做得不好，就是给红军丢人”

走进秦光老人的家，目之所及，尽是秦老一生荣耀的记载：书柜中摆放着一摞摞荣誉证书；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旧军装上，别满了大大小小的勋章、奖章。

99岁的秦光仍然精神饱满，思路清晰：“有过这么多的荣誉，红军战士仍然是我最喜欢的称号。”

“父亲经历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来又在地方上担任过不同的领导职务，但他却对红军战士这个称号格外看重。”秦爱华告诉记者。

在晚年所写的许多讲稿、文章和书信中，秦光会在落款处特意写上“一个老红军战士”。在他心里，“红军战士”已经不只是一个称谓，而是一种精神、一个图腾、一份荣誉。

这份荣誉感，也让许多像秦光一样的老红军，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坚持不徇私、不枉法、不越界、高要求，即便对自己的子女，也不例外。

今年已经60岁的秦爱华，至今对自己6岁那年的一件事印象深刻。

“那时我在上幼儿园，因为平时表现好，老师给我发了奖状，上面写着‘继续进步、不要骄傲’。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要谦虚，不能骄傲，所以还不太懂事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骄傲是个特别坏的词。我就问父亲，发奖状为什么还说我骄傲呢？骄傲不是很坏的意思吗？父亲耐心地解释，‘这是老师告诫你不要骄傲，不是说你已经骄傲了’。你这次得了奖状，当然不能骄傲，要做得更好。”秦爱华回忆。

“父亲曾经说，‘我是红军，你们做得不好，就是给红军丢人’。小时候还不太理解，长大了才明白父亲的用意。”秦爱华说。

而在钟华青的记忆中，父亲对荣誉的看重，已经升华为对党性和纪律的坚守。

“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我家也不例外。部队上看我家困难，有时额外送来一些粮食，但被父亲一概拒绝。他说：‘不能因为我是干部就搞特殊，这是违反纪律。’”钟华青说。

一天晚上，10岁的钟华青饿得睡不着，在床上辗转反侧之际，偶然听到了父亲与部队一位姓温的饲养员的对话。

“首长，你家孩子多，吃喝挺困难，我看孩子们挨饿挺可怜的，就拿了点喂猪的豆子、豆饼和一头死了的猪仔送过来，不成想犯了纪律，惹你发了脾气……不过，你得为孩子长身体想想……”饲养员低声解释。

“别说困难，就是饿死也不能拿公家的东西吃！这就把东西送回去，不要再让我看到你犯这种错误――再犯我处分你，让你卷铺盖回老家。”

钟华青至今记得，“小温叔叔带着哭腔说了声‘是’，委屈地走了。”

在那段困难的日子里，让钟华青记忆最深刻的不是饥饿，而是他一次回家路上见到的一幕。

“那是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亲眼看见母亲和三舅带着姐姐用‘火筷子’捡西瓜皮。当天晚饭就是稀稀的棒子面粥、豆腐渣饼子和炒西瓜皮。这事儿我记了一辈子，也心酸了一辈子。”讲到这里，66岁的钟华青泣不成声。

“这就是父亲，无论再难，也不允许我们做违反纪律的事情。”钟华青说。

孩子们长大后，钟枝棋对他们的要求也没有放松。

“受父亲影响，我们5个兄妹长大后先后参军，到退伍转业时，父亲让我们各凭本事自谋出路，决不徇私。”钟华青告诉记者。

“各凭本事”“自谋出路”是这些老红军后代们在走上工作岗位前，从父辈那里得到的仅有的“支持”。

陈伟利的丈夫曾在昌黎服役，当他们向父亲陈尔云提出调回石家庄的请求时，被陈尔云一口拒绝：“我帮不上忙，你有能耐自己想办法吧。”

钟华青的妻子在张家口服役时，因身体原因想申请调回石家庄，钟枝棋一直不肯开口替他们说一句话，直到钟华青几经周折自己想办法帮妻子调回石家庄后，钟枝棋才打来了电话：“这种事你们以后也不要找我，找我是违反纪律。”

严格要求自己，严格教育子女，有时他们对子女说的话在今天看来甚至有些“无情”，但却无可辩驳。

“父亲配有专车，但他从不允许子女私用。我已经记不得开了多少次家庭会议，每次父亲都会当面告诉我们：‘车是国家配给我的，和你们没有关系，你们无权调用。你们对国家没有什么功劳，有事情要自己解决。’”钟华青说，只有自己腿有残疾的妻子回家时，父亲才会破例允许要车去接送站。

“就这一点点的‘特殊’，已经让我几个兄弟姐妹羡慕不已，开玩笑说我爱人‘享受特殊待遇’。”

因为严格限制子女用车，在那个公车还实行“公里票”制度的年代，钟枝棋的车每年剩下的“公里票”总是最多。

和钟枝棋一样，陈尔云也喜欢给孩子们开家庭会议。

“开会，这种在工作中常用的方式，在我们家却有特殊的意义。”陈伟利告诉记者。

“每到周末，父亲就会给我们几个挨个儿打电话，召集去家里开会。会上每个人都要认真发言，讲自己最近的工作生活情况，取得了什么成绩，犯没犯错误，有没有学习党的最新政策和精神。而且绝对不能敷衍，谁要是说得不好，会被他批评。”时至今日，陈伟利仍清楚记得每次开会时的紧张情绪。

“后来我们逐渐理解了父亲。他是在时时刻刻督促我们，怕我们不进步，怕我们犯错误。他是按红军后代而不是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陈伟利感慨道。

钟华青转业后在北京市建委负责工程审批工作。刚到新岗位，父亲钟枝棋就开始频繁给他写信，信件内容除了生活上的关心，更多是对钟华青做人和工作上的监督。

钟华青至今仍然保存着这些珍贵的信件：

“要艰苦朴素、勤奋上进，多联系群众，不要犯错误”；

“交好人做朋友，少接触不好的东西”；

“多做工作多作贡献，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本分，对党对国家对自己都有好处……”

一封封家书，一句句嘱托……

“如今回忆起父亲的点滴教诲，才发现这是他给予我们的真正的大爱，是真正的精神财富。”钟华青说，“说实话，负责工程审批工作，面对的各种诱惑太多了，但我从来没为自己谋过一寸房产，没利用职权谋过一点私利。这都得益于父亲时刻的提醒和教育，现在想想真是受益终身。”

“你们不只是我个人的孩子，更是属于国家的”

讲起父亲，钟华青几次落泪。他说：“没有父亲的教育就没有今天的我，现在回想，他对我们的要求是另外一种关爱，一种比普通亲情更伟大的爱。”

但在年轻时，钟华青曾经为此对父亲有过埋怨和不理解。

“我16岁就被父亲送去当兵了。本来我对部队生活充满期待，到了之后才知道是在山区当工程兵。我大失所望，因为工程兵是当时最苦的兵种，常年打山洞。后来，我们还到开滦煤矿支援下井挖煤，真是把苦都受尽了。”钟华青回忆，“我当时还埋怨父亲：‘看我这兵当的，你一个老红军、大政委，难道不能让我去个条件好点的地方吗？’”

“你们不只是我个人的孩子，更是属于国家的。当兵不是去享福，而是去锻炼意志，是去尽义务保卫国家，吃些苦头对你们有好处。比比红军时期、比比长征，你们现在的条件已经好太多了。”面对儿子的抱怨，钟枝棋这样回答。

“父亲不但没帮我调动，还一再嘱咐我要吃苦耐劳、团结同志，改掉急性子暴脾气，争当五好战士，争取立功受奖，争取早日入党。”钟华青说。

对自己的孩子，他们没有一点私爱。

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为响应国家号召，钟枝棋把入伍体检已经合格、“军装都领到手了”的女儿钟华平，送到了沧州肃宁插队。

“姐姐从小就听话，又受到父亲多年教育，对下乡的事没有一点怨言。”钟华青回忆， “1969年，姐姐又应招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那里的条件比肃宁还要艰苦，但她还是没有抱怨。”

在内蒙古期间，钟华平因化学元素中毒患上了血液病，却不敢告诉父亲，也不主动提出回家。多亏当时的兵团司令是钟枝棋红军时期的老战友，得知消息后特意给钟枝棋打电话把他埋怨了一顿，并直接作主把钟华平送回石家庄进行治疗。

“要不是手术及时，姐姐可能要有生命危险。”钟华青再度哽咽了。

和很多老红军的孩子们不同，秦光的4个女儿都没有参军入伍的经历，但她们却用另一种方式回应了父辈的期望，传承了父辈的荣光。

“父亲转业到地方上较早，在长期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他认识到了自己在文化水平方面的不足，所以特别希望我们都好好上学，更好地为国家建设作贡献。”秦爱华告诉记者，“他常跟我们说，和平建设年代没文化是不行的，只有好好学文化，才能不落后，才能更好地建设国家。”

“父亲以前有个警卫员，离开父亲之后本来可以回部队提干――这也是当时公认最好的出路。但父亲不这么看，坚持要送他去读书，这个警卫员开始还不太情愿。后来，这名警卫员通过学习努力，当上了一所大学的领导。”秦爱华说。

在秦光的坚持督促下，秦爱华4姐妹先后考上了大学，这在她们那一代人里实属难能可贵。

“最让人敬佩的是，父亲当年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赚大钱、出人头地，而是为了让我们报效国家。”秦爱华说。

老红军、河北省军区原顾问张绍喜的儿子张川山最难忘的，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父亲对他说的话：“咱们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大学生，现在国家最需要的是人才，你能参加高考吗？”

看着父亲殷切期待的目光，张川山答应了。

张川山至今忘不了自己参加考试当天的那一幕：“考完试后下起了大雨，避雨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父亲给我送雨衣来了。父亲下车时不慎摔倒了，我赶紧冲过去扶，看着父亲期望的眼神，我的泪水夹着雨水一起奔流而下。”

后来，张川山考入了南开大学物理系。这，也成了最令张绍喜自豪的事情。

陈尔云去世后，陈伟利每想起父亲，都会记起父亲晚年在电话里经常说的那句话：“你们都挺忙，不用常来看我，还是应该以工作为重，不能因为私事耽误公事。”

每念及此，陈伟利总是泪流满面。她明白，年迈的父亲，内心是多么希望孩子们能在身边。“但是在他心里，国家和工作的事，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