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历史中的才女
西咸传媒网（作者周其运）
狄金森在诗中写，“如同亲人相见在一个夜晚，我们隔墙交谈，直到青苔爬上了唇际，将我们的名字淹没”。常说浮生若梦，若真能如是，宁愿长醉书山墨香之中，便可与你夜夜交谈，听你缓缓念诗，“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你就像那四月天，温暖宜人，把所有的美好留给世间。可是，人人只见你盈盈笑意、姿态芳华，又有几多人知晓这路途中的寂寞和挣扎。
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出生在浙江杭州的一个书香世家。因是家中长孙女，祖父林孝恂对其给予厚望，特于《诗经·大雅》中取象征美誉与美德的“徽音”二字为名，而她的一生似乎也是对此完美的践行。
然而，上天是公平的，他给你一些，便不给你一些。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堪称是民国政坛上的叱咤风云的倜傥人士，且很有文学功底，是个颇具文艺气质的人，他对林徽因的影响很大。文学上的启蒙固不可少，但感情上的伤害亦是有的。有如此优秀父亲的她，母亲何雪媛却着实是个很平凡的妇人。她是林长民的第二任妻子，在生下长女林徽因后，又生了一男一女，却相继夭折。在那个封建思想还未完全散去，仍是“母凭子贵”的年代里，这引起了公爹林孝恂的不满。出于子嗣方面的考虑，林长民后来又娶上海女子程桂林为妾，程亦无什么文化，可是性情乖巧，又一连生了几个儿子，颇得林长民的宠爱。自然另一方面也就冷落了林徽因的生母何氏，何氏长期幽居在冷僻的后院，过着分居的孤单生活，脾气越来越坏。幼小的林徽因随母居住在后院的小房子里，静静的等待着父亲的到来。可是，父亲常年的缺席，让她感到悲伤和寂寞，所以，她甚至会幻想起水痘，因为它像“水珠”，满身的水珠，多么浪漫。可这浪漫又多么脆弱和心酸。
往事成风，若干年后，梁从诫说他的母亲林徽因：“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这种说法不无道理。虽然最终，林徽因还是凭借自己的聪慧赢得了林长民的喜爱，然则纵使这样，当她在受到父辈们夸奖称赞后回到被遗忘冷落的后院，面对几乎被遗弃的母亲的凄凉景况，我想她必得拿出十万分的勇气和坚强，努力学习努力生活才能成就日后的她吧。
费慰梅曾描述那时林徽因的情状:“她的早熟可能使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成人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林徽因有童年么，或许有，但过的太快又有的太少，后之视今，也能尝到那些落寞的味道。许是少年时代品味够了冷清和寂寥，所以在能自主的青年时代，她才如此的喜爱群体活动，如此的热爱举办沙龙。
常有人说，时间在流逝。可是，时间会流逝么？时间不会流逝，流逝的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林徽因长到了16岁，这一年成为了她人生轨迹分水岭的重要一年。
1920年春，林长民赴欧洲考察西方宪制，特意携林徽因同行，旅居伦敦一年有半。而这次远行，也可是说是开启了她新的人生历程，也是这段经历，让她无论在学问上还是情感上都有了一次巨大的成长，就这样，林徽因从此都告别了她的少女时代。
林长民是一个爱交朋友的人，即便到了欧洲，都会有一些中国同胞、华侨以及外国友人来与他茶话聊趣。母亲不在身边，林徽因此时就扮演了一些母亲的角色，端茶倒水，偶尔与父亲的朋友交谈几句。那时的林徽因就开始接触一些名人： H·C·威尔斯、T·哈代、K·曼斯菲尔德、新派文学以及旅居欧洲的张奚若、陈西滢、金岳霖……林徽因并没有怯场，相反在一次次地与这些文艺人接触的时候，她认真学习虚心求教，反倒能深层次地懂了些，有时候还可以和他们对上很多话。
说来也巧，他们在欧洲暂住的房子，主人是一位女建筑师。女建筑师家里总会摆设一些“稀奇古怪”的建筑，各式各样的钱币等等，这让林徽因在好奇之余，诱发了她在建筑上的兴趣，这些神奇的建筑物，甚至让她有些许痴迷。在与女房东慢慢地接触下，她发觉自己深深地迷恋上了建筑美学。她也渐渐明白：建筑不仅是为了遮蔽风雨，也不单单是温暖的家，它也可以蕴含着各色文化与精神素养。
英伦是个充满魅力的地方，悠久的历史文化，整洁的街道，碧蓝的天空，还有和大师们畅快的精神交流，这样的日子无疑是快乐的，但第一次出门在外的寂寞也必不可少，父亲林长民毕竟有公务在身，常常要去欧洲大陆开会，林徽因只好从早到晚孤单的打发漫长的二十四小时。后来她回忆那时情景:“我独自坐在一间硕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能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硕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
直至认识了风趣的徐志摩，寂寞的时光少了，但林徽因却实在不像他人所言，就此对徐志摩萌生恋情，但如此才子佳人能够相遇，已然是人间一道风景。可是，若人生若只如初见，那该多好。
初次相遇，林徽因才16岁，正值妙龄，而徐志摩已然23岁，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可是，爱情萌生的时候，一切也无法阻止，这个身着白衣、容貌纤丽的少女随即成为他的女神，他心里永恒的素材，一个被他无数次理想诗化的女子，于是他便展开了惊动世人的炽热追求。1922年3月，徐志摩在德国柏林写信给原配张幼仪提出离婚，可即便这样，徐志摩还是没有赢得芳心。徐志摩浪漫、飘逸、一身才气，可是诗人的爱像是悬崖峭壁，她的家庭背景，她的教育教养，她的理智学识都不允许她再向诗人跨出一步，徐志摩迷人的部分同时也是令人无法把握的部分，以至于林徽因终究无法用同样的激情去回应这段“爱情”，终究没有许给徐志摩一个未来。
林徽因对徐志摩的感情是一种矛盾的结合体，一方面有很多好感，他的出现是她生活里的一个奇遇，林徽因遇到徐志摩的时候，她只有十六岁，还处于涉世不深的阶段，处于青春期的少女可能会被徐志摩的浪漫与直接所感染，是对浪漫与文学的追求上的志同道合的知己关系；一方面又心存芥蒂，不会背弃家里为她安排的主流的人生道路。徐志摩是有妇之人，善良的林徽因不想成为第三者破坏他的家庭。更重要的一点是林觉民有许多妻妾，而林徽因的母亲受到很多冷落，她小时候也被父亲冷落很久，甚至一度不得不与祖父母居住，虽然后来凭借聪慧的天分和后期的努力在林觉民的子女中脱颖而出，得到林觉民的格外看中和赏识，可是内心始终有一个心结，所以又希望选择一个对感情踏实的人。因此她需要的丈夫应该更是一个对待生活浪漫不枯燥，对待感情却专一不移的人。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她逐渐明确了婚姻的选择方向，在文艺的浪漫与建筑的踏实中，她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踏实的生活，而浪漫只是一种生命的调味品，却不是自己的主食。
不过平心而论，徐志摩对林徽因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可以说，他是林徽因在文学道路上的引路人。林徽因的朋友费慰梅女士曾说过：“徽音对徐志摩的回忆，总是离不开那些文学大家的名字，如雪莱、曼殊斐儿、吴尔芙。我猜想，徐在对她的一片深情 中，可能已不自觉地扮演了一个导师的角色领她进入英国诗歌和英国戏剧的世界……同时也迷惑了他自己。我觉得徽音和志摩的关系，非情爱而是浪漫，更多的还是文学关系。 在我的印象里，徽音是被徐志摩的性格、热忱和他对自己的狂恋所迷惑，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世故。他不过是父亲身边的一个女学生而已。徐志摩的热烈追求并没有引起这个未经世事女孩子的对等反应。他的出现只是她生活里的一个奇遇，不至于让她背弃家里为她已经选好的婚姻。”
多年以后，林徽因也曾对自己的儿女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或许，在逐渐加深的交往中，林徽因清楚徐志摩想要的是他理想中的英国才女，是曼殊菲儿和布朗宁夫人，可自己并不是，如此，倒不如让自己永远理想的存活在诗人的梦里。
1921年，林长民公务结束准备离开欧洲，林徽因与建筑美学的缘分似乎在这一刻戛然而止，而她与徐志摩的这一场曾引起众人瞩目和议论的“情缘”似乎也就此画上句号。“你曾经容颜夺目，我曾经努力，用古老的爱情方式来爱过你”，叶芝给他爱慕了一生的女人这么写，而这句，又何尝不是徐志摩的写照，他的一生从未忘记过这个女子。不过，该结束的始终要结束。林长民带林徽因回国，继续她正常的学业，进入培华女中学习。培华中学是英国教会在北京开办的一所贵族女校。也许，这所中学并没有给林徽因带来什么建筑美学上的营养，但是却让林徽因滋长了其它方面易于今后发展的各种素养，诸如语言的沟通能力。教会学校的特色就是 “中英文并进”，这对林徽因的语言美学的启蒙是有很大影响的。中西女中会教导学生“要秀外慧中，有严格的教养和坚强的性格”，“一生年轻和愉快地生活”也是他们给予的许诺。
忍耐和坚持虽是痛苦的事情，可是却渐渐会为你带来好处，林徽因也逐渐迎来了生命中的四月天。
林徽因与梁思成订婚时，金岳霖曾题“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对联赠与他们夫妇，贴切天成，而《林徽因传》里也有一个比喻形容他们夫妇情深：“如果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俩的组合，那么，梁思成就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 徽因则是那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镂空的门窗和美丽的阑额。他们是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
他们常被人形容为佳偶天成珠联璧合，他们的婚姻也常被世人艳羡当作典范。但是，殊不知这一段完美的感情并非上天赐予而他们只需坐享其成。这段婚事，从被提起到最终完婚，差不多历时10年，其间的又曲折自然不少，只不过对他们而言，这一路虽长而劳累，却不苦涩。
一段幸福的婚姻必是得到父母祝福的。事实上，梁启超很早就有打算让林徽因做自己长子梁思成妻子的打算，而梁、林两家无论从门户、地位、学识还是其它方面来看，他们都非常匹配，以至于当林徽因和父亲林长民从欧洲回来时，梁启超似乎就有意将二人的婚姻提上日程。梁启超十分满意这门婚事，曾经专门写信给大女儿梁思顺，将自豪之情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老夫眼力不错吧？”可是，如此晶莹剔透的才女亦要经历浊浊人世的淘洗，无奈她未来的“婆婆”李蕙仙并不喜欢她，很是反对林徽因嫁入梁家。这么好的女子，她为什么会拒绝呢？有人怀疑是出色女子对更出色女子的本能的嫉妒，实则不然。真正缘由应该是与两个女子家庭背景有着极大关系，李蕙仙是顺天府尹李朝仪之女、清末著名维新派大臣、礼部尚书李端棻之堂妹，受到的是完整系统的封建礼教的教育与熏陶。因此，在她心目中更喜欢那种大家闺秀，林徽因虽然也是大族家庭，可是到处结交各种人士，出尽风头，显得过于张扬，而梁思成看起来却安分许多，甚至近乎木讷，所以有很多担心，甚至直接写信给梁思顺表明担心和态度。
这下梁启超开始为难了，这个结发妻子与直接一起经历了清末民初政坛、文坛的惊涛骇浪，她总是给梁以安慰和鼓励，助梁施展才华，替梁抄录文章，做梁文的第一位读者。李于她病逝后，梁启超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可见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因此出于对妻子的敬重，只能好言劝说，可是却无法改变李蕙仙的态度。没有母亲祝福的婚姻是不幸的，而对于梁启超，老婆不认可的婚姻，是棘手的，于是这件事暂时陷入僵局。
然而至于1923年5月7日，事情又有了进一步发展，1923年5月7日是国耻日，梁思成骑摩托车上街参加游行示威，不幸被汽车撞倒，住进医院，绷带一直缠到腰间。林徽因不避嫌疑衣不解带的在病床前照顾梁思成，逗他开心，安慰他，还帮他翻身擦汗，无微不至的关怀让看在眼里的梁启超甚感欣慰，也让二人的心走的更近。此时，梁思成和徐志摩之间也发生了这样一件小事，由于车祸的原因，梁思成左腿比右腿短了小小一截，脚略有些跛，而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追去又传的很是沸沸扬扬，梁思成尽管和林徽因的感情很深也感到很多的压力，以至于感到无法承受，打算放弃林徽因，这时徐志摩却突然很奇怪的对他说了一番话气：“你不能放弃，因为徽徽要你；你不能放弃，因为我也从未放弃！”每次看到这里，我都觉得无论后人怎么诟病徐志摩的感情史，他在我心里都是一个谦谦公子，赤诚如婴孩。
福祸相依，次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婚姻也发生了转机，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病逝于北京，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最大阻力没有了，唯一的阻力就是梁思成的大姐梁思顺受到母亲影响，此前一直与目前站在同一立场，于是梁启超果断出击，迅速说服了她，而林徽因也在努力通过接触让她改变看法，在不断的接触中，她也发现了林徽因的优点，此事圆满解决。
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而他们的婚礼在加拿大引起巨大反响，曝光率极高，重要原因不仅是金岳霖所说的“梁上君子，林间美人”的郎才女貌的珠联璧合，还因林徽因自己设计的婚礼服饰，尤其是东方韵味的头饰震惊世人。遵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又带着西式风格，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结合在当时可以说是新旧相兼，郎才女貌，门第相当。
新婚之夜，梁思成问她：“这个问题我只问一遍，以后再也不提，为什么你选择的人是我？”
林徽因说：“这个问题我要用一生来回答，准备好听我回答了吗？”
婚后梁思成对林徽因呵护倍至，而最明显的表现是梁思成坚持每天为林徽因做早餐。
我想谈起林徽因的人生，是谁也绕不过金岳霖的，一直觉得她何其幸运，不仅拥有一份完美的爱情，更拥有来自另一个男子真情实意无欲无求的友情，多么难得。我想这与林徽因本身是分不开的，因为她本身是那么的优秀，那么璀璨，以至于让周围的人忍不住的仰望她。就像梁思成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她都有很深的修养。她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她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
可是这样一个极具才华的女子，在感情方面却是很青涩，像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小妹妹。1932年，梁思成从外地回来，此时他们已结婚四年，很少见过林徽因如此沮丧的梁思成问她怎么了，林徽因哭丧着脸说：“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好像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非常震惊，然而经过一夜无眠翻来覆去的思想斗争后，第二天他告诉林徽因：“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永远幸福。”后来林将这些话转述给金岳霖，金岳霖回答：“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此他们再不提起这件事，三个人仍旧是好朋友，每天都要在一起聊几个小时，不但在学问上互相讨论，有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吵架，也是金岳霖做仲裁，把他们糊涂不清楚的问题弄明白。自此以后，金岳霖从此不再以娶林徽因为目的进行交往，只是见她作为朋友，维持着一份纯洁的友谊。虽然娶林徽因已经无望，可还是立下誓言，为林徽因终身不娶，而他也确实终身未婚，用一种情感上的精神层面的爱恋爱了林徽因一生。
那个时代战乱不止，但同时群星璀璨，那个时代的人们物质匮乏，但每个人都是那么的温润风雅。想起一张西南联大的老照片，一群学者衣衫褴褛，却气宇轩昂的立于天地间。想世间无数的人纠结于情爱的漩涡，可若当事人都能如他们般纯粹无私的为其着想，这世上有少了多少悲剧和烦恼？
有没有那么一个人，让你想要变得美丽，不是为了吸引，也不是因为喜欢，只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人，带给你美的体验，让你身不由己的想要跟随、想要改变？如果带着这个问题去问梁思成的话，我想答案一定是林徽因。他们一生心灵相偎，一条重要的纽带便是建筑。
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同时赴美攻读建筑学，然而命运之神总会在不经意处给你设置一个障碍。
1924年9月，两人一起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习，均从三年级课程读起。但林徽因满怀希望立志建筑学的愿望却在入学初期碰了一次壁，梁思成顺利的进入到美术学院建筑系。可是建筑系却有一个不收女生的规定，因而林徽因未能进入建筑系。可是她并未因此放弃理想，当采用直接的路径无法走通时，聪明的她就采用了迂回战术，将学籍注册在美术系，英文名字是Lin Phyllis Whei-Yin。然后，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实现了自己的志愿。1927年夏，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而这些国外的求学与生活经历对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牢牢奠定了她后来在建筑学的一些列成就。
对于这段求学经历，林徽因无疑是满心欢喜的，她梦寐以求的建筑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类拔萃，能够从事自己热爱的学科，这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当她还不到二十岁时，就立下了学建筑的志愿，她觉得这是一个“把艺术创造与人的日常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工作”。
自此，她充分运用了自己奔放的创造力，以及严谨思维方式，将自己的聪慧、才干和天分全部融汇一体，全身心投身于建筑事业。甚至在1936年，还与梁思成一起登上了宁静肃穆的天坛祈年殿屋顶进行实地测量，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敢于踏上皇帝祭天宫殿屋顶的女性。
林徽因的美让人惊叹，她才华的更让人钦佩，文洁若曾赞誉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出现过像达。芬奇那样的多面手。 他既是大画家，又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林徽因则是在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她在建筑学方面的成绩，无疑是主要的，然而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
但是，更让人敬重的应该是她对朋友对祖国一生热忱的品质，我想这样的林徽因才更是应该为人所记住所怀念的。就像李健吾在怀念林徽因的文中写的那样，“既耐得住学术的清冷和寂 寞，又受得了生活的艰辛和贫困。沙龙上作为中心人物被爱慕者如众星捧月般包围的是她，穷乡僻壤、荒寺古庙中不顾重病、不惮艰辛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的也是 她；早年以名门出身经历繁华，被众人称羡的是她，战争期间繁华落尽困居李庄，亲自提了瓶子上街头打油买醋的还是她；青年时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真谛， 英文好得令费慰梅赞叹的是她，中年时一贫如洗、疾病缠身仍执意要留在祖国的又是她。这样的林徽因，在朋友间引起的，又是另外一种评说，李健吾抗战期间闻听 林徽因虽罹患重病而不离开祖国时，激动地说：“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後，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
如果说时间是条河流的话，那么我们都不过是被投入水中的石子。河流永远不缓不急，永远奔流不息，石子却有大小之别。那么，这些为历史所记住的人是什么呢？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天际陨落的那些，是集天地灵气的一类。王利芬曾说过一段让我很感动的话，她说，“让我折服的永远是精神和人格的魅力，让我感动的从来都是做人的真诚，让我佩服的一直都是过人的智慧，我相信，这些东西才真正是人类的精华所在。” 无论社会如何变化，我始终觉得，良好的品质才会赢得人们真正的尊重，也是人类真正应该继承的东西。
有人说，真正的巨人活在时间的深度里，因为他们从不畏惧，从不逃避。
青涩的林徽因，成熟的林徽因，美貌的林徽因，聪慧的林徽因，文学家的林徽因，建筑学家的林徽因，让人甘愿俯首称臣的林徽因，让人嫉妒遭人责骂的林徽因，这样真实，这样令人感动，一如她这一生，未曾掩饰自己真心，亦不曾闪避困窘生活。其实，我们都走在人生的同一条路上，只是或远或近，却从来络绎不绝。
去相信生活，无论快乐与否，都必须过活；去相信青春，无论受伤与否，都必须坚持；去相信付出，无论收获与否，都必须努力。从低谷翻越丛山峻岭，一寸一寸的战斗，总有一天会得庭院闲庭信步。你我都有着同样丰富的人生，你我都有着同样璀璨的青春，只是，我们可能没林徽因那么令人瞩目，亦没有那神奇的男子甘愿为我们痴情一生，但亦值得珍重这难得的人生。 加油吧。
张爱玲：旷世才女写传奇，繁华散尽是沧桑
2007年，著名导演李安的一部名为《色·戒》的电影让汤唯成为一时颇受争议的焦点话题，但透过电影本身，单就题材而言便颇具传奇色彩：
上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为背景，讲述女大学生王佳芝利用美色接近汉奸易先生意图行刺的故事；佳芝成功勾引易先生并准备下手时，却发现自己已动真情，于是通风报信让易先生逃过一劫，易先生却决定赶尽杀绝。
而这个电影是由一个同名短篇小说改编而成，只是作者张爱玲早已去世，但她的旷世才华和传奇经历却成为人们始终谈论的话题。
张爱玲的家族与太多的重大历史事件紧紧牵扯在一起，特别是她的曾外祖父更是一位近代史中的风雨人物—李鸿章。
她的祖母李菊耦，名李经璹，小字菊耦（一作菊藕、鞠耦）。有人说为晚清重臣李鸿章的长女，也有说是他的第二个女儿，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二十二岁出嫁，这在当时可谓晚婚，按理说凭借她的身世、相貌及才情应该早早出嫁才对，因而一种李鸿章对这个女儿的过于疼爱而导致她的长久待字闺中似乎颇有说服力。甚至据说李菊耦的母亲也并不满意李鸿章挑选的女婿张佩纶，一度极力反对。因为菊耦容貌秀丽，琴棋书画皆通，张佩纶那时是年届40的鳏夫，有过两任妻子，相貌也极为平平。他是清流派的代表人物，耿直自负，曾经到处弹劾官员，“一疏出，朝野耸听”。他也弹劾过李鸿章议和。此时正做着李鸿章的幕僚，因而就有了李鸿章爱才心切，促成此事的说辞。
他们结婚后，张佩纶的仕途并没有太大改变，家庭生活却颇为幸福，与李菊耦相处融洽，甚至合写一本武侠小说，而李菊耦育有一子一女，其子名张志沂，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其女名张茂渊，即张爱玲笔下文字中常提到的“姑姑”，也都是对张爱玲影响极大的人物。
李菊耦丧偶时仅38 岁，带着7岁的儿子和2岁的女儿，靠带来的嫁妆生活。张爱玲小时候缠着老女佣讲祖母的故事，“她想了半天方道：‘老太太那辰光总是想方(法)省草纸。’我觉得大煞风景，但是也可以想象我祖母孀居后坐吃山空的恐惧。”李菊耦守寡终老，“在亲戚间有孤僻的名声”，于1912年辞世，时年46岁。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是典型的遗少。当年寡母旁无依靠，望子成龙，致力于闭门教子，“背不出书，打！罚跪”。“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我听着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张爱玲的母亲原名黄素琼，门庭显赫，祖父黄翼升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通常称军门黄翼升。在李鸿章淮军初建、开赴上海时，黄翼升所统带的五千水师也归李鸿章节制,是他的副手。她深受五四新潮的影响，上世纪20年代出国留洋，学过油画，跟徐悲鸿、蒋碧微等都熟识，沐浴欧风美雨，她是一个新派的女性，比较明显的就是后来觉得名字不够浪漫，出洋时自己就改为黄逸梵。黄逸梵虽然生身豪门，但由于是小妾所生，父母又早逝，因此童年并不幸福。
张志沂和黄素琼22岁结婚，当时结婚时是人人称羡为的“金童玉女”，门当户对，才貌般配，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原名张瑛）出生于上海麦根路（今泰兴路），他们除了女儿张爱玲，还有一个儿子张子静，1921年12月11日，唯一的弟弟张子静出生。。对此，张爱玲有一篇名叫《弟弟》的文章：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都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侯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时侯，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口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侯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咚咚乇菜，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而杀两头老虎，动行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球，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侯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肋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侯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去时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已那时侯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胃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新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工业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 ！”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已的掣动的脸，看着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拍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陈寒冷的悲哀。” 但此后张爱玲和弟弟交集并不多，甚至成名后，弟弟创办一个刊物找她约稿，她竟然拒绝，却给他一些自己画的插图。
可是张爱玲父母两人的关系并不想想象的美好，甚至谈不上顺利。婚后的张志沂吸食鸦片、嫖妓、娶姨太太，这些都让接受了新思想的黄逸梵无法容忍，更看不惯他无所作为，因此每日都是争吵，争吵，日益升级的争吵，张爱玲4岁时，黄逸梵便借口小姑张茂渊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于是同去英国，上美术学校，“画油画，跟徐悲鸿、蒋碧微、常书鸿都熟识”，“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她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至少比我姑姑滑得好”。终至不可调和，婚姻破裂。致使黄逸梵多次出走国外，到后来一生漂泊在国外，最后终于客死国外，成为我们中国第一代“出走的娜拉”。
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父亲当然也不甘寂寞，很快便找了一位戏子做妾。这戏子早年本是妓女，被人叫做老八。继母开始对待爱玲还算不错，有时带她去年跳舞，还给她买蛋糕吃。父亲延袭祖制，对姐弟俩要求甚严。经常躺在床上抽着大烟，让爱玲给他背书听。然而继母因为操持家务繁忙，又加上还要照顾姐弟俩，渐渐变得不耐烦起来，有时还常发发脾气。上了脾气的继母，来干脆连老公都打，甚至拿痰盂砸他的头。张家族里人实在看不惯这女人的德性，一气之下逼她离开张家。她就走了，还带了满满两榻车银器一块上路。
1928年，父亲辞去职务，由天津搬回上海，母亲和姑姑也由英国返回上海。张爱玲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并开始读《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古典名著。张志沂一度因毒瘾深重而差点丧生，“离死很近了 我很害怕了”。逃过一劫的他打算振作，承诺戒鸦片，遣走了姨太太，黄逸梵回国过了几年孩子们眼中童话般的家庭生活，但丈夫故态复萌，还想花完妻子的钱就此将她禁锢在国内，这场婚姻于1930年最终破裂。张爱玲和弟弟被判给父亲抚养。1930年入黄氏小学插班读六年级。张瑛改名为张爱玲（改自其英文名：Eileen），同年父母协议离婚，母亲与姑姑搬出宝隆花园洋房，在法租界租房住，张爱玲仍然随父亲生活。
1932年，母亲去往法国，张爱玲首次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她》于圣玛利亚校刊。1933年，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发表第一篇散文《迟暮》，并开始与父亲学写旧诗。1934年，张志沂与民国政府前总理孙宝琦之女孙用蕃在国际饭店举行婚礼。孙用蕃当时年纪也不小了，有说36岁，有说29岁。孙用蕃是陆小曼的好友，婚后床头挂着陆小曼画的油画瓶花，她们都有阿芙蓉癖。父亲和继母婚后经常在榻上一同吞云吐雾。
“家族的日趋衰败，家庭的不幸，父母的离异，自然给女儿张爱玲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以后曾多次体现在她的作品里，对她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继兴认为，在张爱玲小时候的成长环境中，既流着浓浓的中国传统的血液，也吹着新鲜的来自西洋的风。传统和现代、守旧和改革、旧式与新式，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共生与交织中，造就了张爱玲日后惊艳的文字与绮丽的风格。”在她而这种风格似乎她首次发表短篇小说《不幸的她》中就有有明显的体现：
“秋天的晴空，展开一片清艳的蓝色，清净了云翳，在长天的尽处，绵延着无边的碧水。那起伏的海潮，好像美人的柔胸在蓝网中呼吸一般，摩荡出洪大而温柔的波声。几只洁白的海鸥，活泼地在水面上飞翔。在这壮丽的风景中，有一只小船慢慢的掉桨而来：船中坐着两个活泼的女孩子，她们才十岁光景，袒着胸，穿着紧紧的小游泳衣 服，赤着四条粉腿，又常放在船沿上，让浪花来吻她们的脚。像这样大胆的举动，她俩一点也不怕，只紧紧的抱着，偎着，谈笑着，游戏着，她俩的眼珠中流露出生命的天真的诚挚的爱的光来。”
对于张爱玲，张志沂虽然不能说宠爱有加，却是倍加欣赏的，跟她谈论文学，１３ 岁那年的一天， 张爱玲在书摊上读了一本张恨水的通俗小说， 曲折多变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她， 以后她又专门找了几本读了。读了几本之后， 张爱玲忽发奇想， 我要是也能写几部通俗小说该多好啊。有一天她开始动笔了， 人物都是《红楼梦》中现成的， 有贾宝玉、林黛玉， 还有贾政、王夫人， 更有袭人、晴雯等人， 不过这些人穿的都是现代人的衣服， 说现代人的话， 做现代人的事， 逛上海滩， 徜徉十里洋场， 乘人力车， 到霓虹灯下谈情说爱……
小说每写好一个章节， 都要拿给父亲看， 父亲往往欣然命笔，拟很像样的回目，目等小说写完了， 订成上下两册手抄本， 赫然写上书名《摩登红楼梦》。在午后的客厅里，和她谈谈亲戚间的笑话，张爱玲也说，“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
父母离异后她跟着父亲和继母过，有资料记载继母当着张父对张爱玲很好，背着张父又是一副嘴脸，给张父造成张爱玲不孝不尊重长辈的假像，一次，当张爱玲向他提出，要去姑姑那里住几天时，他情知妹妹与前妻同住，却余情未了，在鸦片榻上柔声慢应了一声。
躺在烟榻上的张志沂，心情相对平和，但是两个礼拜之后，张爱玲从母亲那里回来时，他刚刚起床，有下床气，心情没那么好，再经后妻一挑唆，想起前妻，就是一个尖锐的盛气凌人的影像，一意投奔过去的张爱玲，也跟着变得可恶起来。他所有的怒气，在那一刻爆发。张爱玲和继母矛盾激化，大闹一场后，张爱玲被父亲毒打，关在自家后院几个月，差点病死在里边。这段经历后来被她直接写进了小说《半生缘》中。一次偶然，她得以逃出家，投奔了母亲，从此与父亲恩断义绝。
事实上，对于后母，张爱玲有意无意采取的总是敌对的态度。她在《对照记》里，曾经讽刺过孙用蕃，说她“趋炎附势”。
“我父亲要结婚了……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从张爱玲留下的文字看，她与后母孙用蕃是势不两立的。事实上，孙用蕃做了张家姐弟的后母后，一心想和两个孩子搞好关系。怎奈每每事与愿违。
孙用蕃出嫁前也是个人物，对于张爱玲的“攻击”，她是不可能一直忍让的。那年张爱玲中学毕业，其生母（黄素琼）恰巧回国。这当口，她向父亲提出要出国留学。张廷众暴跳如雷，他一直认为前妻抛弃这个家就是留洋学坏了，如今女儿又学样来揭他的伤疤，这还得了！
孙用蕃很清楚，让张爱玲留学是黄素琼的主意，这么做费钱不说，明摆着是女人之间微妙的“夺女大战”，便忍不住当场斥责张爱玲：“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埋在两人心里的雷终于炸开。孙用蕃清楚，这个姑娘是留不住了。后来就有了有名的、被张爱玲写进《私语》里的“一记耳光”事件。孙家后人回忆说，当时孙用蕃没有像《私语》里写的那样“骂开了”，也没有“打嘴巴子”，只是在被张爱玲推的时候闪了腰，“哎哟”了一声，事后张廷众也没对女儿拳打脚踢。张爱玲所记录的自己被痛打一顿后关禁闭是扭曲夸张的。她的确是在家里被“隔离”了一段日子，但那是因为她得了疟疾，怕传染给家人。只是张爱玲的文学天才不仅呈现在作品中，也出现在回忆中。
后来，张爱玲在自传体小说《雷峰塔》的第三章中改变态度忏悔了，说是“误解了、亵渎了后母孙用蕃的一番良苦用心”
母亲黄逸梵虽收留了她，但也表示手头很紧张，她现在有两条路：“要么嫁人，用钱打扮自己；要么用钱来读书。”张爱玲选择了后者。1938年，她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伦敦大学。但天不作美，二战迫在眉睫，局势不稳，她只得放弃远赴英国，于1939年进入香港大学就读。
张爱玲在港大读书时格外用功，功课每每名列前茅，因为奖学金对她来说很关键。与父亲关系破裂，他不会再给她一个子儿，而倚靠母亲久了，她也曾写过“母亲的家已经不复是柔和的了”。
在港大，她是宿舍楼唯一暑假无家可归的学生。1941年底她又见证了香港沦陷，一个炸弹落在对街，“差点炸死了，都没人可告诉，她若有所失”。当时她还未及毕业，战争让求学无望，只得重返上海；1942年夏，张爱玲与返回上海，与姑姑居住在爱丁顿公寓6楼65室，于是下决心写文章养活自己，踏入文坛。开始了写作 生涯，在《 泰晤士报》上写影评和剧评。在英文《 二十世纪》月刊发表《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中国人的宗教》、《洋人看戏及其他》等散文和其他五六篇影评。1943年，张爱玲认识了当时月刊《 紫罗兰》的主编，作家 周瘦鹃。五月，张爱玲在该刊物上发表小说《 沉香屑第一炉香》该篇文章使张爱玲在上海文坛一炮打响，崭露头角。随即进入创作的井喷期，六月，张爱玲发表续作《 沉香屑·第二炉香》。7月，张爱玲认识了评论家 柯灵。此后张爱玲在《 杂志》、《 万象》、《 古今》等刊物发表《 茉莉香片》、《 到底是上海人》、《 心经》、《 倾城之恋》等一系列小说，散文，代表作相继问世，一举成名。
张爱玲稿件使用每张25行每行20格的稿纸，纸质是轻薄的航空纸，稿纸左下方印有“张爱玲稿纸”或“爱玲专用”。她习惯用黑墨水钢笔直排书写，字娟秀略显瘦长，每一字、每一标点分开得清清楚楚，安稳地拘束在小方空格里，极少几个字稍微出格。张爱玲的字型最明显的特点：笔划规规矩矩，没有僵硬的棱角，弯角呈微微的弧状，字尾不见勾。写错之处，以墨水涂抹掩盖字迹，形似有长有短的细长状墨条；从墨条右方拉出一小段下斜的直线，线的上方补上修改的文字。年轻张爱玲写稿，字字充满稿纸的方格，字型较长，不少字明显冲出方格框线外。字迹老练，不像十多岁小姑娘的字，倒有六七十岁长者字的老辣。字的笔划若遇弯角，笔势刚硬、棱角犀利；笔划若遇直竖，一笔快速画下，像持匕首划下即倏急收刀，也像尖锐的针插在纸上。多半的字喜欢连笔，碰到需挑勾的笔划，则强硬地挑起。遇有错字，字上打个圈算是舍弃，原本写的内容清晰可见。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1944年已在汪伪政府中任职的胡兰成，正在南京养病。初春的一天，在南京的一座庭院的草坪上，当他收到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第十一期，读到《封锁》的时候，喜不自胜。文人与文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于是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苏青，对张爱玲的小说大加赞许，并表示极愿与作者相识。苏青回信说，作者是位女性，才分颇高。这更是让胡兰成对张爱玲念念不忘。不久，他又收到了苏青寄来的《天地》第十二期，上面不仅有张爱玲的文章还有她的照片。他越发想结识张爱玲了。胡兰成回到上海之后就去找苏青，要以一个热心读者的身份去拜见张爱玲。苏青婉言谢绝了，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但胡兰成执意见，向苏青索要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下才写给他——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6楼65室。胡兰成如获至宝。虽然此时，他是个有妻室的人，而且，是他的第二次婚姻。
胡兰成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了张爱玲家，她住的赫德路与他所在的大西路美丽园本来就隔得不远。可张爱玲果真不见生客。胡兰成却不死心，从门缝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写了自己的拜访原因及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并乞爱玲小姐方便的时候可以见一面。第二天，张爱玲打了电话给胡兰成，说要去看他，不久就到了。张爱玲拒绝他的到访，又自己亲自去见他。其实早前，胡兰成因开罪汪精卫而被关押，张爱玲曾经陪苏青去周佛海家说过情。因此，她是知道他的。于是，就这样见面了。
真正见了面，胡兰成只说与他所想的全不对。他一是觉得张爱玲个子之高，二是觉得她坐在那里，幼稚可怜相，不象个作家，倒象个未成熟的女学生。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从品评时下流行作品，并问起张爱玲每月写稿的收入。胡兰成送张爱玲到弄堂口，并肩走着，他忽然说：“你的身裁这样高，这怎么可以？”
次日，胡兰成去回访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他不安，胡兰成形容说，三国时刘备进孙夫人的房间，就有这样的兵气。那天，张爱玲穿了一件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多年后，胡兰成对这些细节都有着清晰的回忆。此后，他每天都去看张爱玲。一天，他向张爱玲提起刊登在《天地》上的照片，张爱玲便取出来送给他，还在后面题上几句话：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这一年，胡兰成38岁，张爱玲24岁。但很快，他们恋爱了。他们谈情说爱的方式似乎是他们最初相识的延续。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八、九天。每次回上海，他不回美丽园自己的家，而是径直赶到赫德路，先去看张爱玲。两人每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但当时世人并不了解他们之间的感情，只觉得胡兰成的政治身份是汉奸，又有妻室，年纪大到几乎可以做张爱玲的父亲。
1944年8月，胡兰成的第二任妻子提出与他离婚。这给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一个升华的机会——结婚。他们就这样结婚了，没有法律程序，只是一纸婚书为凭。因为胡兰成怕日后时局变动，自己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没有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好友炎樱为证。
这一段时间，也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中的黄金时间。
而张爱玲的散文《爱》，在开头就说，这是一个真的故事。的确是真的故事，是胡兰成的庶母的故事。
时间已经接近了44年年底，时局明显地在变动。日军在中国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而胡兰成作为汪伪政府的官员，也有了危机感。有一个傍晚，两人在张爱玲家的阳台上看上海的暮色。胡兰成对她说了当下的时局，恐自己将来有难。
1944年11月，胡兰成到湖北接编《大楚报》，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长期分离。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
但胡兰来武汉不久，他便与汉阳医院一个17岁的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他不向小周隐瞒张爱玲，但又向她表明要娶她——只有做妾了。但小周的生母是妾，她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于是胡兰成又进行了一次婚礼，似乎全然忘了张爱玲的存在。而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她给他写信来，还向他诉说她生活中的一切琐碎的小事。
1945年3月，胡兰成从武汉回到上海。在张爱玲处住了一个多月。此时，他才将小周的事情告诉了张爱玲。此时，张爱玲的心已被刺伤了，但她仍是爱他的。于是她只有默默承受。两个人在一起，胡兰成倒是再也不提小周了。也许他就是这样一个只看见眼前的人。
可惜，5月，胡兰成又回到了武汉。一见到小周，就有回家的感觉——他又忘了张爱玲了。
时局大乱，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胡兰成末日也来了，重庆方面定会惩办他这样的汉奸。于是他逃到了浙江，化名张嘉仪，称自己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后人。
胡兰成就又勾引上了范秀美。未到温州，两人便已做成夫妻，对范家人以及邻居也以夫妻相称。
然而，已有半年未曾见面的张爱玲，竟一路寻着来到了温州。一个清晨，胡兰成与张爱玲在旅馆说着话，隐隐腹痛，他却忍着。等到范秀美来了，他一见她就说不舒服，范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但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就会好的。张爱玲当下就很惆怅，因为她分明觉得范秀美是胡兰成的亲人，而她自己，倒象个“第三者”或是客人了。还有一次，张爱玲夸范秀美长得漂亮，要给她作画像。这本是张爱玲的拿手戏，范秀美也端坐着让她画，胡兰成在一边看。可刚勾出脸庞，画出眉眼鼻子，张爱玲忽然就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只是一脸凄然。范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问，张爱玲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这
离开温州的时候，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真是天公应离情。她叹口气道：“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此后的八、九个月时间，两人偶有通讯。张爱玲也会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胡兰成，只因怕他在流亡中受苦。
有一次，胡兰成有机会途径上海，在危险之中，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他不但不忏悔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对一些生活细节处理不当。还问她对自己写小周的那篇《武汉记》印象如何，又提起自己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当夜，两人分室而居。
几个月后，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小吉就是小劫的意思。此时的胡兰成已经脱离了险境，在一所中学教书，有了较安稳的工作。张爱玲选择他一切都安定的时候，写来了诀别信，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30万元稿费。自此以后，这二人一场传奇之恋，就这样辛酸地谢幕了。胡兰成曾写信给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试图挽回这段感情，但张爱玲没有理他，炎樱也没有理他。这段感情，真的是谢幕了。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将只是萎谢了。”萎谢的不仅仅是爱情吧，还有文采,此后张爱玲的创作也进入了低谷。
50年代初，胡兰成移居日本，与上海大流氓吴四宝的遗孀佘爱珍同居。而张爱玲也已离开大陆到了香港。胡兰成得到消息，曾托人去访她，但未遇着，那人便留下了胡兰成在日本的地址。半年后，胡兰成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没有抬头，没有署名，只有熟悉的字迹：手边若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与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
后面是张爱玲在美国的地址。胡兰成大喜，以为旧情可复，又以为张爱玲还很欣赏自己，便马上按地址回了信，并附上新书与照片。等到《今生今世》的上卷出版之时，他又寄书过去，作长信，为缠绵之语。张爱玲一概不回，末了才寄来一张短笺：
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著作参考，所以冒失地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是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胡兰成一见，便彻底断了念头。至此，这段爱情是真真地谢幕了。
张爱玲从未就这一场恋情说过只言片语，我们只有从胡兰成所著的《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去考证。
1946年桑弧经过著名剧作家柯灵的介绍认识了张爱玲，随后便邀请张爱玲为文华公司创作电影剧本。起先张爱玲面露犹豫之色，说她没写过，很陌生，经过桑弧和文华公司宣传主任龚之方的力劝，终于点头答应。
张爱玲虽然没写过电影剧本，但她在自己早期的文学创作中已经受到了电影的影响，有意识地借鉴了一些电影语言的技法。张爱玲为文华公司创作第一个电影剧本是《不了情》。讲述一个企业家和女家庭教师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最后家庭教师因不忍破坏男主人的家庭幸福，悄然离去，结束了这段仿佛注定是伤感而无结果的爱情。这部影片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1947年2月,《不了情》作为文华公司的开山之作正式开拍，导演桑弧，主演为舒适和陈燕燕。该片上映后一炮打响，卖座极佳。
借着《不了情》造成的轰动效应，桑弧想乘胜追击，再请张爱玲写个剧本，这次桑弧的构想是喜剧，已经有了腹稿，张爱玲也尝到了《不了情》轰动的甜头，对桑弧的建议慨然应允，桑弧把电影构想告诉张爱玲后，她一气呵成，很快写出了《太太万岁》的剧本。
《太太万岁》是文华公司的第二部影片，阵容强大，荟萃了张伐、蒋天流、上官云珠、石挥等明星。这部影片叙述了在一个庸俗纷扰的城市背景中，陈思珍嫁给了一个没出息的丈夫。为丈夫能开办公司，她骗得父亲资助，但丈夫得钱后却结交了交际花，最后几乎破产。陈思珍提出与丈夫离婚，最后发现丈夫对自己的真情，俩人又重归于好。该片格调清新，开了当时中国电影的喜剧新风气。影片中善用细节和机智对白描写女性心理、处境，张爱玲的剧本应居首功，而桑弧对张爱玲叙述的故事情有独钟，他认真运用喜剧幽默和娴熟的电影技巧，把张爱玲独有的文学情味发挥的淋漓尽致。这部影片哀而不伤，悲喜交集，桑弧对于喜剧的把握在这部影片里已经成熟。当时桑弧31岁，张爱玲26岁。
张爱玲与桑弧等人结识之后，除了写电影剧本，又开始发表小说了，她为《大家》创刊号创作了《华丽缘》，又把《不了情》的剧本改成了中篇小说《多少恨》，桑弧和友人龚之方等人还帮助张爱玲策划出版了《传奇》的增订版。
因为先后有这些合作，桑弧经常和龚之方等人去张爱玲家聊天，谈事情，这时与胡兰成离婚后的张爱玲，心情较为开朗，对朋友很热情，她喜欢与人聊天，如果人多，她也特别爱听人家高谈阔论，听到好听的故事还会哈哈大笑。桑弧为人忠厚，性格拘谨，因为谈论剧本，张爱玲与桑弧一编一导，年貌相当，才情匹配，不久即成为小报绯闻的描写对象。期间，也有朋友也试图撮合两人，因桑弧性格内向，与张爱玲的交往中之谈公事不言私情。文华影片公司创始人之一龚之方回忆说，当时，桑弧年轻，人又忠厚老实，尚未婚配，在旁人看来，张爱玲与他正是天生一对。可实际上，从他们本人来说，张爱玲虽然与胡兰成已经分手，可心中的创痛依然没能释怀；桑弧则性格内向，拘谨得很，和张爱玲只谈公事，绝不会提及什么私事。可是，桑弧的朋友还是“瞎起哄”要撮合他们俩。张爱玲已故的亲弟弟张子静编写的《我的姐姐张爱玲》一书中，除了介绍了当初桑弧与张爱玲合作的一些情况，还提到了有人为他俩撮合亲事未果的一段往事。据龚之方当时公开的说法：他亲自上门去替桑弧提亲，而张爱玲的反应是略感诧异。她的回答并不是语言，只是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说下去了。
1948年，继《不了情》、《太太万岁》大获成功后，桑弧拟将张爱玲的名作《金锁记》改编拍成电影，可是这第三度合作，因为女主角张瑞芳久治不愈的肺结核，以及动荡的时局，最终不了了之。张爱玲和桑弧的合作到此为止，虽然当时沪上小报曾经风传二人绯闻，但桑弧以“叔红”为笔名撰文评论《十八春》后，再也没有与张爱玲有任何联系，甚至张爱玲逝世，桑弧也没有写什么悼念和回忆性的文章。
1955年秋天，张爱玲从香港移民美国，就在这一年，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秧歌》在美出版。年少便成名，一向才高心也高的张爱玲，决心在英文的文学里也要有所作为。第二年3月，她得到著名的麦道伟文艺营的赞助，便去到那里，专事文学写作，争取出版第二部英文小说。在这里，张爱玲邂逅了美国白人作家甫德南·赖雅。
赖雅是德国移民后裔，年轻时就很有文学天赋，文笔也还不错。他个性十足，知识渊博，谈吐豪放，处事洒脱。他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女儿。但生性奔放自由的他，很不适应婚姻的束缚，便与女权主义者的前妻解除了婚约。后来，他虽结交过不少怡人的女友，但她们中没有一个愿意与这个男人共结连理，直到他65岁时遇到了张爱玲。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产生了忘年之恋，3月13日，他俩第一次见面，便有“相逢何必曾相识”之感。这以后，便相见日欢，谈文学，谈文化，谈人生，谈阅历，越谈越投缘。到了5月初，简直到了难分难舍的程度，关系进展得神速。7月5日，赖雅接到张爱玲的一封信，说已怀了他的孩子。此时，赖雅觉得自己有一种道德责任，又觉得张爱玲厚道、可爱，是一个贤妻型的女人，于是，他向她求了婚，但要求她堕胎，不要孩子。到了当年的8月18号，也就是相识的半年之后，他们在纽约结了婚。
婚后，赖雅表现得异常勤快和愉悦，他早早地起床，在安静的晨曦中任意挥洒他的光阴，他可以在玩赏油画中度过整整一个上午。他不能像以前那样挥霍他的时间了，因为张爱玲的生活自理能力比他还差。比如她爱喝咖啡，但她不喜欢自己去煮。而赖雅是宁可花费一上午的时间去研磨咖啡，亲自动手烹制出真正的意大利咖啡。
新婚刚两个月，这位寄托着张爱玲全部生活希望的赖雅又一次中风，并接近死亡。经济拮据与身体恶化的65岁的赖雅，努力自己以一个强有力男人的面目出现在张爱玲面前，以转移她沮丧的情绪。他向她保证，他不会死，不会离她而去。
但他俩饱一顿饥一顿，连个住处也没有保障。为了糊口，张爱玲也像赖雅一样，不得不写一些“烂”剧本之类的东西，而分散了文学力作的完成。有一天夜里，张爱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不认识的作家，取得极大的成就，相比之下，自己很丢人。早上醒来，她向赖雅哭述了这个梦，他设法安慰她，但他从内心里知道，这是对贫困无名和不公正遭遇的一种抗议。
在张爱玲38岁生日的那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派人来核查赖雅欠款一案。来人走后，两人做了一点青豆、肉和米饭。餐后又一起去剧院看了一场喜剧电影，笑出了眼泪。散场后，两人在萧瑟的秋风中，步行回家。到家后又感到饿了，将剩饭吃了个精光。张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平生最快乐的一次生日……
后来他们搬到了加州，依赖年老多病越来越依赖她，甚至根本无法离开她。张爱玲为了谋生和发展，在婚后的第五年，不得不决定回到港台去寻找机会。而赖雅却忧心忡忡，预感到大难到头了，她将离他而去，也就是说她将抛弃他而远走高飞。在台湾时，张爱玲又得到赖雅再一次中风昏迷的消息，但她没有足够的钱去买机票回美，况且还要筹一些钱为他进一步治疗。于是，她决定先到香港，赶写《红楼梦》等剧本赚一些钱，然后才回美国。此时的她，也受到疾病的折磨，眼睛因溃疡而出血，而写作又要靠眼睛，每日的熬夜，使眼睛更加恶化。剧本完成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被接受。那时她透过香港的万家灯火，眺望大洋彼岸，自叹在这茫茫的世界里，除了远在天边的赖雅，自己完全是孤独的。这时的赖雅病情稍有好转，便迫不急待地写信催她回去，说是在纽约找了一个公寓小套间，她一定会喜欢。此时的张爱玲已心力交瘁并归心似箭，她再也呆下去了。
张爱玲带着垂死的赖雅为生计到处奔波。那时的赖雅已经只剩下一把骨头，也不能怎么动弹了。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有亲友看他，他将头扭向墙壁，并让其离去。过去，赖雅总是要让别人在生活里有了他而欢乐，如今他受不了别人因他而难过。1967年10月8日，赖雅在张爱玲的身边走完人生最后的路。
1995年9月初，在洛杉矶的西木区，一代文学女奇才张爱玲在公寓中孤然辞世，享年七十四岁。身边没有亲友，没有熟人，甚至连一个生人也没有。多天后，公寓管理员发觉有什么不对劲，这才发现那房里的女人已经芳魂升入了天堂……有人说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因动脉硬化心血管病而去世，终年75岁，被发现的时候她已经过世一个星期。
宋明炜《张爱玲传》(花千树2001年)(警察)发现她平躺在卧室的地板上，已经死去。房间里的空调打开着，她的身下铺着一条精致的地毯，她躺的姿势看上去非常舒适，面容也十分安详。
清秋子《张爱玲私人生活史》(京华出版社2010年)张爱玲躺在房间惟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溘然长逝。她穿旗袍是一件赭红色的旗袍。身下垫着的是一张灰蓝色的毯子。
叶伟《风华是一指流砂》(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1995年中秋节，一个团圆的美好日子。美国洛杉矶的一间公寓里，房东发现，一个几天没有出现的租客一个中国老太太，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她躺在地上 男童马甲，身上盖着一张薄毯子。
于清《张爱玲未完》(花城出版社2011年)“公寓经理”用自备的钥匙打开房门。只见老人安静地躺在地毯上，盖着精致的毛毯，像是睡着了。再仔细一看，老人早已去世。墙上的空调机还开着，惟一的家具那张岩石桌子的桌面上摊开着一部尚未完稿的长篇小说《小团圆》。
潘飞《永远的张爱玲》(中国城市出版社2008年)“房东”用备用的钥匙打开了老人的房门，只见老人静静地躺在她喜欢的地毯上，身上搭着一床精致的毛毯，安详地睡着了。
西岭雪《西望张爱玲》(东方出版社2007年)她死得相当安静，仿佛只是睡着了。衣衫整齐，神态安详，躺在门前的一方蓝灰色地毯上，身边放着装有遗嘱的黑皮包她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而且，她穿的，仍是旗袍，赭红色的旗袍。
任茹文、王艳《张爱玲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洛杉矶警署的官员打开了张爱玲公寓的门，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幅无法形容的凄凉的画面一位瘦小、穿着赭红色旗袍的中国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空旷大厅中的精美地毯上，桌子上，有一沓铺开的稿纸，有一支未合上的笔。
白落梅《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张爱玲穿着赭红色旗袍，安详地躺在空旷大厅中的精美地毯上。身上没有盖任何东西，手脚自然平放，她是那么瘦弱，那么孤独，又那么平静，那么傲然。她的房舍真的很简单，浩白的墙壁没有任何装饰品。狭小的桌儿上，还有几张散落的稿纸，以及一支笔。一个手拎袋里，装着几篇散稿，还有一部永远不能完成的手稿《小团圆》。
林式同描写“一床蓝灰色的毯子”，“一床”是指一张叠着一张的毯子，总共四张，而不是一张，他说得不清楚，所以大家搞错不在意料之外。但无论如何张爱玲都不是躺在地上，也不是身上盖着毛毯，而房间里也没有任何桌子。林式同没有提过什么“赭红色的旗袍”，而晚年奇瘦的隐士张爱玲也不见得会去量身定做新旗袍。
不少人争论张爱玲去世多少天才被发现，现在许多的说法是去世七天。我有一份张爱玲正式的死亡证书，里面写着死因是心血管疾病，死亡时间是9月8日12点半，但这是发现她死亡的日期，并不是死亡当天的日期。其实去世了多少天，由法医来判断，但那份报告从来没有公开过，所以那些说死了三四天甚至七八天的人，是没有证据证明的。以上
生前指定林式同为遗嘱执行人林式同需要处理两件事。其一，处理遗体。9月30日，治丧小组的成员林式同、张错、张信生三人在加州租船出公海撒骨灰，尊重遗愿同时遵守法律。其二，张爱玲在遗嘱中说她所拥有的东西交给宋淇夫妇，包括钱财与一些遗物。于是林式同再去张爱玲家整理遗物，这所房子位于洛杉矶市10911号RochesterAvenue206室，根据林式同的描述：“正对着电梯口，一条笔直的走道，四面没有窗，灰灰的日光灯，整天亮着。到了尽头，靠左边，就是张爱玲住的房门。一打开门，房里弥漫着沉郁的空气，我很快的把所有的窗户打开……地上摆着许多纸袋，包着不同东西，门旁靠墙放着那一张窄窄的行军床，上面还铺着张爱玲去世时躺的那床蓝灰色的毯子，床前地上放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唯一的一张折叠桌倚在东墙近门的地方，厨房里搁着一把棕色的折叠椅，一具折叠梯，这就是全部的家具了。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轻便好拿，包括电视，她原来有个小的，只有五六吋，大概太小了，看不清楚，搬家后买了一个新的，大一点，有十几吋，也不重。张爱玲买了大量的灯泡，因为她怕黑怕冷清，电灯电视一天到晚开着，这习惯她曾经跟我谈起过，‘有时还藉电视声音催眠’。对门朝北的窗前，堆着一叠纸盒，就是写字台，张爱玲就坐在这堆纸盒前面的地毯上，做她的书写工作……墙上没有挂任何东西，连一张日历也没有，真可算是家徒四壁。张爱玲的房内除了她自己的作品和定期杂志外，还有张爱玲最爱的《红楼梦》和丈夫赖雅的亲笔签名书。
“更衣室里除挂着的衣服外，地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纸袋……她从来不用箱子，什么都是临时现买，一搬家就丢的丢了。她不用普通的女鞋，唯一常用的是胶底浴用拖鞋，买了好几大包，全是新的，用脏就丢。”此外张爱玲生前在韩国城租了一个三英尺见方的小仓库来摆东西，全用纸袋装着。
林式同将张爱玲家里的物品归类，分为九大块：一、银行财务及税务部分，需要让律师处理，其结果将专函报告；二、家具，包括电视、灯桌、桌子等；三、衣服，包括化妆品等；四、来往信件，分为宋淇夫妇、亲戚（姑姑与弟弟）与其他人的信件；五、作品手稿；六、身份证明，包括结婚证、公民证；七、随身用品：眼镜、假牙等；八、照片；九、书籍。
9月19日，遗体在洛杉矶惠泽尔市玫瑰岗墓园火化。9月30日，骨灰由林式同、 张错、高全之、张绍迁、许媛翔等人携带出海，撒于太平洋。
张爱玲的银行存款在美国有六个户口，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总共找到28107.71元美金，张爱玲银行的28000多元美金，当时美元兑港币汇率是7.75左右，所以张爱玲死后共有20多万港币。
银行外币存款剩余32万多美元。这不是法律认可的证据，只是一张字条。按照当年的汇率，那大概是240万港币。如果张爱玲当年带这笔存款回中国，就是个百万富翁了。今天莫言拿到100万美元的诺贝尔文学奖金，还会给人取笑他在北京买不起一套房子，但在1995年，240万港币在内地（或香港）不是一个小数目。
萧红：一生坎坷 文风独特
萧红身上确实有着太多可供谈论的话题，而最大的争议却是她的感情经历与文学风格。
1911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六），萧红出生于呼兰城区一封建地主家庭。远祖张岱，萧红祖父张维祯一代从阿城区福昌号屯迁到呼兰。
母亲姜玉兰，生一女三子，萧红是第一个孩子。1919年8月母亲病故。同年12月，父亲张廷举续娶，继母梁亚兰对萧红姐弟感情一般。
1928年底1929年初，家人为萧红包办了一门婚事，男方即汪恩甲，汪恩甲相貌堂堂，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一名小学教员，他哥哥是教育局的官员，父亲则是地方军队的一个高级将领。订婚后，尽管女一中的校规很严格，汪恩甲还是经常来学校看望萧红。后来在汪恩甲的父亲去世时，萧红还去参加了葬礼。两人交往期间，汪恩甲又辞去小学教职，到哈尔滨进大学预科班深造。当时萧红还在念初二，与未婚夫来往密切，还给他织过毛衣。但后来随着交往的加深，两人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可能是萧红发现了汪恩甲的某些缺点甚至是恶习，明显地渐渐开始疏远他。曾经有人说汪恩甲的恶习可能指的是抽大烟。萧红的一位中学好友还记得，萧红曾经表示厌恶与一个烟鬼结婚。差不多就在毕业前夕，萧红结识了法政大学的学生陆哲舜。也有人说已有妻室的陆哲舜是萧红的远房表亲，是阿城福昌号老家那边一位亲属的亲属。通过与陆哲舜的接触，萧红还认识了他的几位同学。后来萧红到北京读书的时候，这些年轻人也成了萧红的朋友。
可是喜欢读书的萧红并不满足，看到几个要好的同学都有了继续读书的机会，她心里很着急。就在此时，汪家提出了结婚的要求，并希望萧红毕业后就举办婚礼。对于马上结婚萧红是不情愿的，可是父亲让她尽快回去完婚。这等于给已生嫌隙的父女关系雪上加霜，不善于沟通的两代人为此更加僵持起来。无奈之际，萧红私下里与要好的同学商议办法。在同学的支持下，她最终下决心要抗婚出逃。可是出逃是需要钱的，虽然家里每个月都会给她一些生活费，但这钱也已所剩无几了。
这时候，萧红从已经到北京读书的哈尔滨同学那里了解了北京学校的一些情况，而与她熟悉的陆哲舜也已经准备去北京。得知这些信息后，她决定自己也去北京读书。当年7月，在得到家里一笔办嫁妆的钱款后，萧红先是到服装店里做了一件新大衣，随后就同陆哲舜结伴去了北京。在北京，他们找到一处离学校不远的平房小院住了下来。
萧红的抗婚出逃在家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在呼兰城里也不胫而走。惊世骇俗之举，无论是亲属还是乡人都难以接受。
黑龙江省教育厅以教子无方解除萧红父亲张廷举教育厅秘书一职，调巴彦县任教育局督学。呼兰县张家子弟受不了舆论压力，纷纷转学离开呼兰。双方均受到了来自家中的催逼和警告，陆张两家不断去信去电报，陆家人断绝了其经济来源，两人的生活捉襟见肘。在重重压力下，生活向来优裕的陆哲舜选择了对家庭妥协，而萧红也不情愿地回到了哈尔滨，随后被软禁家中。这场风波最初并未动摇萧红与汪恩甲的关系，被迫回家一个月后，她又与未婚夫一道去北京购物，告诉朋友很快就要结婚。但是，未婚夫的哥哥汪恩厚逼迫弟弟与萧红分手，萧红到法庭状告汪恩厚代弟休妻。可是曾为弟弟婚事牵线的汪家大哥汪恩厚却节外生枝了。他听说了萧红离家赴京的事，恼怒地要求弟弟汪恩甲立即退婚。面对如此尴尬的局面，不仅萧红异常气恼，张家也很难接受。于是萧红将代弟退婚的汪恩厚告上了法庭。出人意料的是，在法庭上，汪恩甲为保全哥哥在教育界的名声，居然承认是自己要退婚的。并提出解除婚约，官司遂以萧红败诉告终。萧红一怒之下回到家乡。在孤立无助的寂寞中，她渐渐原谅了恋人。1931年，在福昌号屯近7个月的软禁生活后，萧红终于逃了出来，20岁的她从此断绝了和家中的联系。
1931年11月，流浪街头一个多月的萧红找到了汪恩甲，二人和好如初，并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开始与他同居。
到1932年春，久居旅馆的萧红和汪恩甲已欠下600多百元（相当于现在的5万）的食宿费，住所也被换成了走廊尽头装杂物的黑屋子。一天，汪恩甲说要回家去取钱，结果独自离去，不知所终。对于汪恩甲的失踪事件，也有学者后来考证是因为参加反日活动，被日本宪兵暗杀。
萧红困居旅馆，处境艰难，旅馆停止饮食供应，天天向萧红索债，并扬言要把萧红卖给妓院抵债。
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信里说：“我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学生，因为反抗父亲包办婚姻，毅然出走，但是社会对我多么不公平啊！我逃出了封建家庭，却没有逃脱一个伪君子设下的陷阱。他欺骗了我，侮辱了我，抛弃了我！ 现在我住在滨江饭店，欠老板六百元的巨债，被当作人质，每走一步都受到旅店严密的监视，真像一只被封在茧里的蛹，孤独、窒息。我简直不敢相信，难道现今的世界还有卖人的吗?有?我就将要被卖掉。谁能救我呀?上帝!谁能救我！我曾经有过少女的梦想，美丽的青春，可如今这一切都毁灭了……也许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应该有温暖和爱。我还年轻，还有憧憬和追求，还要生活，要奋斗，请你们伸出手来。”写信人是萧红。这封信在编辑部里引起了不少的震动。
裴馨园与孟希、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第一个来看望萧红的是舒群，当时哈尔滨发了大水，已经将旅馆的一楼淹没了，舒群买了两个馒头、一包烟，包成小包捆在头顶，游着泳到了萧红栖身的旅馆，看见萧红只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天蓝色的旧旗袍，赤着脚，拖了一双变了形的女鞋。因为怀孕，旗袍的开襟一直扯到了腰际。萧红那时非常憔悴，脸色苍白，神态疲惫。又冷又饿的萧红看见了雪中送炭的舒群，实在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舒群的家被大水淹没，全家已成难民流落到南岗，旅馆外面是一片黑洞洞的汪洋，苦恼的舒群无法立即转回去，就在萧红房间的地上蹲了一夜。第二天舒群将此事告诉了好朋友“三郎”。“三郎”一听义愤填膺，当即要求只身前往。报社副主编裴馨园遂派“三郎”去探望萧红，给她带去一些书籍和杂志，两人日久生情，互相爱慕。
为了营救萧红，萧军想尽办法依旧无法把她接走，因为萧红欠下的房租实在是太多了，有600多块。萧军付不起，他一筹莫展。
1932年的7月份，哈尔滨连续降水27天，整个城市都在洪水中浸泡着。8月7日夜，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哈尔滨大片地区成了汪洋泽国。萧红所在的东兴顺旅馆，一片混乱。由于萧红欠旅馆的钱太多，旅馆仍然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下来，萧红得以摆脱困境，到裴馨园家暂住。
该到分娩的时候了，萧军将她送进了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初秋的一个雨夜，萧红在医院里顺利生下一名女婴。产后她的身体十分虚弱，因为交不出医疗费，她常常要受到医生的冷落。萧军常常来看她，并对医院那种冷落病人的态度和做法提出了责问。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后夭折。
1932年11月，出院后，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今道里区红霞街25号），开始共同生活。（萧红萧军，意思为“小小红军”） 。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他就出去给她找吃的，孤苦无助的萧红终于投入了萧军火热的怀抱。
获得自由后的萧红和萧军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就经常出入当铺，四处借贷，而此时的萧红又即将分娩。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就在一个三等的贫民医院里，萧红生了一个女婴。然而他们实在养不起这个女婴，就有医院看门的老大爷把这个孩子抱走了。
1934年10月， 在鲁迅的支持下，他们搭乘日本货船来到了殖民地上海，住在大陆新村，成了鲁迅的邻居。鲁迅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不久，萧红力透纸背的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在上海出版， 赢得了像茅盾、郑振铎、巴金这样的重量级人物的称赞。当时在文学界引起很大的轰动。
不幸的是，随着文学创作的初步成功和经济生活的初步改善，自负傲慢的萧军却感情粗疏、性格暴躁, 而且有着严重的大男子主义和用情不专的士大夫习气。她的寂寞与懦弱、优柔寡断、百依百顺的心理和性格特点使得萧红一忍再忍，委曲求全。但萧红和萧军之间还是走到决裂边缘。
萧军和一个名叫陈涓的女子明铺暗盖，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经常拳脚相向。
为了缓解冲突，萧红动身去了日本，而萧军则回到青岛。客居他乡的萧红仍然思念着萧军，她在给萧军的信里还张罗着要为他买柔软的枕头和被子。但当萧红满含希望地回到萧军身边后，他们的矛盾却发生了进一步激化。最终，两人在1938年4月初公开分手。
萧红在分手时又怀着萧军的孩子，她与另一位东北作家端木蕻良结婚。
萧红比端木蕻良大一岁，两人是1937年10月在武汉相识的。端木蕻良和萧军、萧红都是东北老乡，也都是文人，端木蕻良与萧军、萧红夫妇一开始就相处得不错，几个人在一起就像兄弟姐妹，又像同志会，同吃同住，关系融洽而随便。他们经常讨论文学创作和时势发展，还扬言要组织宣传队，开饭馆等，年轻人经常又笑又唱又说又闹，把房顶都快掀掉了。
在这段时间里，萧红对端木蕻良很有好感，两人在一些问题上也有相同的看法。端木蕻良身材瘦高，穿着洋气，说话和声细气，性格内向，文质彬彬，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当几人在争论问题时，端木蕻良一般都站在萧红一边，又从不与人发生正面冲突，只是采取迂回战术。这些都使萧红对他产生了好感。尤其让萧红感到欣慰的是，端木蕻良“不只是尊敬她，而且大胆地赞美她的作品超过了萧军的成就”。这是其他朋友没有做过的。
端木蕻良对萧红文学成就的赞赏，对萧红有特殊的意义，使她感受到来自一个男性对她才华的赞美。在端木那里，萧红可以享受到那种在萧军处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充分被尊重。时日渐长，萧红似乎对端木蕻良产生了好感，但对于这种感觉，她自己也不清楚是否是爱。
一日，萧红再次来到端木蕻良寓所，端木不在，萧红又如往常一样收拾陈设。看到昔日生活过的小屋，萧红心里突然很乱，她在书桌上留了一张字条，写下如此文字：“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从武昌直至西安，端木蕻良一直在萧红的身旁。对于端木蕻良的追求，萧红并非不放在心上，但她还不能马上把感情转移到他身上来，她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个女性，一个软弱、缺乏自信、感到无力支撑自己感情的女性。因为文人的惺惺相惜，萧红在临汾与萧军分别后，与端木有了更多的接触，常常主动找端木谈创作，谈她的身世。
萧红对端木蕻良那种微妙的变化，萧军是分明感知的，他表面隐忍，在内心深处却结了死结。这就使两萧本已裂痕重重的感情生活面临着新的考验。萧军本人、萧红与端木蕻良都敏感地发现了三人之间关系微妙的变化。
萧红在临汾与萧军分别后，与端木蕻良有了更多的接触，常常主动找端木蕻良谈创作，谈她的身世。两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还没有确定恋爱关系，直到萧军又来到西安后，萧红提出与萧军正式分手时，萧红与端木蕻良也没有真正考虑过两人的关系。
萧红提出与萧军正式分手时，萧红与端木也没有真正考虑过两人的关系。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这时的端木还从没有想过要结婚的问题，而萧红也还拿不定主意到底怎么办。
此时她已怀孕，但怀的竟是萧军的孩子。可以想象萧红把自己陷入了一种什么样的境地。极度地失望、无边的孤独、难以言说的对男人的愤怒，使她日益自怜自伤，自我封闭。“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和累赘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啊，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下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对于两萧的离异，朋友们大都感到惋惜，并且大都谴责端木蕻良是第三者。1938年5月在武汉举行婚礼那天，参加婚礼的有端木三哥未婚妻刘国英的父亲、刘国英和她在武汉大学的同学、萧红的日本朋友池田幸子，还有文化界的胡风、艾青等人。萧红穿一件旗袍，端木着一套西装，婚礼办得既简单又隆重。主持婚礼的胡风提议新人谈恋爱经过时，萧红说：“张兄，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但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合后，受到许多朋友的非议与疏远。她感到友情的封锁，这给她带来了新的烦恼与苦闷。萧红与端木蕻良最初结合是有感情基础的，但两人性格的差异日渐在生活中显露出来，互相都会感到失落与幻灭，感情悲剧也就不可避免，萧红尽管倔强勇敢，但毕竟需要丈夫的呵护与温存，况且在多难和病重时期更是如此。而端木蕻良从小就受到别人的照顾与溺爱，依赖性很强，又是生活能力很差的人，不会也不懂得要关爱呵护妻子，反而仍要萧红来为他操心受累。
从前与萧军在一起时，萧红感到男子刚硬的一面，时间一长，家庭生活必定会发生种种不愉快。现在端木来了，从他身上体会到男人刚柔的一面：“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萧红感到很满足，这就够了。端木新良与萧红二人最终能走到一起，不是偶然的。他们的出身经历、人格气质和审美修养有不少相通之处。他们结合的时候，两人都已经是成熟的作家。所以在创作上，彼此的吸附力很大。相互影响，使双方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萧红与端木成婚之后，婚姻生活相对平静，也没有家庭暴力，但端木属于依赖性非常强的男人，家里大小事情都要萧红来扛，而萧红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此后更是每况愈下，这些琐碎的事情不能不让萧红觉得厌烦。萧红是一个热情大方、大胆奔放、心灵手巧、懂得生活的人，而端木蕻良却有些懒散、做事慢，这就注定着两人在生活中会有很多的摩擦。时间一长，当爱情在生活中磨平了棱角后，该产生的亲情还没有形成，注定在婚姻的继续中不会有幸福，所以也就会有人们在今天说，在日军逼近武汉和香港之时，端木两次抛下萧红，这成为了今天人们诟病端木蕻良的重要原因。
关于第一次，在1938年8月武汉大轰炸时，端木一人乘船走了，抛下萧红一人在武汉。资料记载的内容多半是两人婚后不久，日军轰炸武汉，端木蕻良留下大腹便便的萧红，一人前往重庆。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那时，罗烽、白朗和他们的母亲在武汉，要买船票去重庆，萧红要端木找罗烽，托罗烽在买船票的时候，也帮他们买两张，准备和他一起走。可罗烽第一次只买到两张船票，他要给端木和萧红先走，但他俩觉得托人买票已经够交情了，何况他们还有老人呢。因此就要白朗和老太太先走了。没几天，罗烽又买到两张船票，到小金龙巷来告诉端木，是不是他和萧红先走，他一个人好办，但萧红却说白朗和老太太已经到重庆了正等着他去照顾呢，怎能让他留下来呢？端木说是，便要萧红和罗烽先走。萧红对端木说：“你和罗烽先走吧，我肚子这么大，和他一起走，万一有点什么事，他也不好照顾我。倒是你，要是我走了，你一人留在这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端木脸色一沉：“那怎么行？你一人留下来，我能放心吗？要不你先走，要不我俩一起留下来。”萧红又急又气大声说：“好不容易有张票，你还不赶快走，我一个女的，又是大肚子，肯定会有人来照顾的，你留下来，紧张了，谁来照顾你？我能放心吗？”萧红果断地从桌上拿起一张船票说：“别犹豫了，罗烽，这张票你拿去，明天下午我送他上船。”就这样，端木和罗烽上船走了。
萧红历经磨难到达重庆， 1938年年底，萧红在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不久即夭亡。
1939年4月，萧红和端木蕻良回到了武汉。不久，端木蕻良去了四川，萧红也来到了重庆。因为在码头跌跤伤了胎儿，萧红流产了。从这以后，萧红的心情十分阴郁，脾气也变得暴躁易怒。在朋友们的关怀照料下，萧红的身体才逐渐得到了一些恢复。萧红太需要安宁和休息了，但她却无法得到满足。因为和这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一起生活，很多事情需要她出面应付，甚至邻人与这位作家发生争执，也得由她出面抵挡。可以后的生活，对萧红来说更加艰难。
如靳以在《悼萧红》里提到的，说端木每天睡到中午12点，吃过饭，还要午睡。而萧红则每天烧饭洗衣服，跑来跑去买东西。有一次，端木打了女佣人，萧红跑到镇公所，还陪女佣人去验伤。萧红说：“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这件事当时影响很大，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里讲到一个邻居用嘲笑的口吻说：“张太太，你们文学家可真行呀，丈夫打了人叫老婆去跑镇公所，听说他老婆也是文学家，真贤惠啊！”萧红与端木生活在一起时，感情上是有缺陷的，不然她不会说：“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萧红很快面临更大的失望。端木与她性格相差太远，且视女人为附庸，虽不动粗，但在精神上对她十分压抑。她向朋友抱怨说她不爱端木，看不起他。端木对于萧红的文字后来也表现得十分的轻视，当着她的面对她的朋友说，她不就会写那些婆婆妈妈的东西吗？对于一个以文字为生命的女子，这伤害可想而知，萧红曾对聂绀弩说，端木是胆小鬼、势力鬼、马屁鬼，一天到晚都在那里装腔作势。为什么萧红那么贬低端木，最后却跟他结合？她对梅林说的：“人不能在一个方式里面生活。”丁玲和聂绀弩等好友都劝她离开端木，“高飞”去延安，但萧红犹豫再三，终拒绝了建议，与端木留下了。
1940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2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举行欢迎会，欢迎他们的到来。3月，萧红参加香港女校纪念三八劳军筹备委员会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举行的座谈会。8月3日，香港文协、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等文艺团体联合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召开纪念会，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萧红在会上负责报告鲁迅先生生平事项。纪念会上还演出了萧红到港后写的哑剧《民族魂》。1941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后来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才发现患有肺结核。于是，在10月份住院打空气针治疗。因受医院冷遇，11月底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9日晚，端木和骆宾基护送萧红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五楼张学良之弟张学铭预订的一所大房间内。
端木为筹款，离萧红而去，并对骆说：“你不要走，陪陪萧红，我一会儿就回来。”萧红害怕骆宾基也要走，说：“你不要离开我，我怕……我是要活的。”端木不是不辞而别，端木最初有突围的打算，她对萧红说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她说了告别的话。但后来因萧红的病日渐加重，他改变了主意。端木离开萧红和骆宾基33天，既不告而别，又没有联系，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端木又在1月12日回到了萧红身边以后，直到她逝世，以及料理后事。萧红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萧红因呼吸道疾病恶化导致失语，医生误诊认为是喉瘤，需要接受手术治疗。端木因亲戚曾在医疗事故中遭受重创而力劝萧红拒绝外科手术，但久病的萧红对健康的渴望实在太强烈，毅然签字接受手术治疗。由于战乱中的医院无法提供良好的护理，导致被草率伤口发炎，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新伤旧疾耗尽了萧红那原本就虚弱的身体中的全部的生命力。
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又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设立的临时医院。1月22日，萧红与世长辞，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享年31岁。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后，葬于浅水湾。
萧红去世后，很多人把萧红早逝的原因统统归到端木身上，面对众多的指责和排斥，他只有沉默。
当有人问起端木与萧红的关系时，端木答道：“关于有人肆意歪曲事实，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一对夫妇天天吵架，不可能和他们的创作成正比例。或者说，夫妇不和绝不是创作的动力。排比一下我们的创作产量质量，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
端木在萧红去世18年后才续娶钟耀群为妻，由此可见，他对萧红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不仅一直保存着一缕萧红的遗发，而且经常写诗怀念萧红，这些诗都不是为了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