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过他们缠着带血的纱布

躺在长三角、珠三角……

与瘦草相比他们略显粗壮

他们断了就永远不能焊接

像是被切割了一次又一次的废铁

我写过断指，写过他们在仲裁大厅外的徘徊

写过他们望断秋水般的等待和地狱般的绝望

他们是一截又一截廉价的火腿肠

我写过的断指，如果连在一起，就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

但很多很多的手指还在不甘心地走上去

突然站起来，像一个又一个背井离乡的孤儿

他们齐刷刷地站着，仿佛一支逐渐浩荡的队伍

像唐以洪这样的诗人，更像传统中国的"游民知识分子"（王学泰语），离开乡土，辗转于城市之间讨生活，溷迹下层，跌宕于世情百态、江湖风浪。不同于普通游民，他们有种自觉的书写意识；不同于传统士大夫或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以后者不齿或不为的职业谋生，具有顽强的生命活力。在写作中，他们不大关心那些抽象玄远的宏大命题，文字也不那么雅驯，但一种泯然众人又不无特殊的视角，加上复杂的人生阅历，使他们成为本雅明断言已经灭绝的"讲故事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造就一种贯通写作与人生的俗格之美。

譬如唐以洪写过一首《十月八日在苏小小墓旁》，我们很容易拿它跟潘维的《苏小小墓前》比较。潘维是个典型的江南诗人，一落笔就很有文化感，这种文化感也总是被情调化，万物皆旧时风月，就像台上的戏子，那么美，那么顾盼生情，却是被世代相传的剧本所导演，在俗套中脱不了拿捏之态。虽然《苏小小墓前》被写得活色生香、春光旖旎，却不过是才子佳人这中国文学古今第一俗套的再版而已，用该诗中的话说，"把风流玉质娶进春夏秋冬"。而唐以洪却从自己窘迫的人生处境写起，将前朝名妓与本朝小姐并提，将消费她们的古今富商跟自己对照，用具有现实感与反唯美效果的老实话，突破了历代咏名妓诗的窠臼。例如同样在苏小小墓前，潘维是"年过四十，我放下责任，/向美作一个交代"；唐以洪则以一句大白话说服自己留影，"怕啥！只是和一个死人照了一张相"。

与《十月八日在苏小小墓旁》相比，排比完成的《我写过断指》算不上佳作，放在春节期间推出似乎也有点扫兴。但辞旧迎新之际，我们对人间的祝福莫过于平安--而游民安则天下安。

秦晓宇，乙未年正月初一于百望山

一个诗歌背后的故事·唐以洪十年前，我在温州一家鞋厂的女鞋部打工，具体的工作就是用射钉枪将鞋包固定在楦头上，这看起来简单，实际操作却很困难。因为楦头的头部很细，只有筷子头那么大，且楦头和鞋包都有黄油，射钉枪的枪头一靠上就打滑，因此这项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一不小心就会将钉子射进自己的手里。但为了生计，我不得不硬着皮头干下去。

我每一天都很小心，也很揪心，生怕钉子扎进自己的手中，可以说，打射钉枪的那段日子，我是在恐惧中度过的。尽管小心，但高强度的流水作业和长时间的加班，常常让我感到疲倦欲睡，有很多次，刚一打盹，射钉枪里的钉子便射进了手背，钻心的痛登时让我睡意全无，赶紧让工友想办法拔出来，贴上创可贴，继续干。如果流血过多，管理人员最多同意你休息半天，至于医疗费，全都是自己买单，厂里从来没有报销的先例。当时我想，幸好射钉枪里的钉子是普通的订书针。但后来有一次，枪头一滑就抵在了我左手的食指上，钉子一下子射进了手指里，它穿过皮肤，牢牢钉在了指骨上，工友根本没办法给我拔出来。到医院后，医生好半天才给我用镊子拔出来，血一下子就涌出来了，食指肿得像拇指。那一次，只休息了3天，因为车间主任说流水线上一个萝卜一个坑，少一人都不行，我必须去，不然就得另外招人。没办法，我只有带伤上班。当然我依然没能报销医疗费，因为厂里说我是违规作业，谁叫我上班打瞌睡呢？当时虽然气愤，却也无可奈何。几百元的费用去找相关部门投诉或者仲裁，既要失去工作，又要赔上大量的时间，即使得到那少许的赔偿，也等于什么都没有得到……至今，我的食指上还有一道醒目的伤疤。

但这远远不是我写下《我写过断指》这些文字的理由，那段时间，裁床的一位工友被压碎了手掌，虽然厂里出钱给医治了，但留下了残疾，不能握捏东西，找了很多部门，经调解赔偿了5000元。那段时间我学会了上网，在网上看到很多关于断指的新闻，比如"一个家族8根断指"、"海南一农民工的断指纠纷""工厂实习断指索赔无门""工人断指索赔，工厂反向其索赔8万"……这些没完没了的新闻让我感到窒息。特别是2005年广州商学院社会工作系教授谢泽宪调查发现，珠江三角洲每年有3万根断指事故，我不由得想到了长三角，想到了整个中国，每年究竟有多少根断指？

但我想得更多的是那些暂时还没断的手指。

因此，我写下了《我写过断指》。

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一首诗· 陈年喜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晚年的巷道就能延长多少

自古诗人多婉约，"莽汉派"反其道而行，喝大酒，追小妞，打群架，再写几首放浪形骸的诗，以为这就是汉子了，殊不知汉子首先意味着磊落担当，而非任性使气、荷尔蒙逍遥游，正如王应奎《柳南随笔》所言："世俗称人曰汉子，犹云大丈夫也。"年喜就是这样的汉子，常年四海游击，在深山矿洞之中打眼放炮，炸裂岩石，以这份艰难危险的工作养活一家老小。

《炸裂志》写出了一个中年汉子的两面。一方面，汉子也叫疼，也会有衰弱、胆怯（"我不大敢看"）、消极（"打发中年"）之感，也会崩溃，这很真实，同时这些负面情绪亦在表现中年负累之重。另一方面，"我"的生活又"坚硬炫黑/有风镐的锐角"；而那句"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也暗示，"我"充满能量和力量，无所畏惧，真正能让"我"拼力劳作或突然崩溃的，惟有亲人。

我以为，"陌生化"不应当仅仅指一种使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的艺术效果，它更应当包含语言本身的陌生化运用--或将冷僻的词语用得妥帖，或将寻常的词语用出尖新的意味。《炸裂志》中，"炫黑"属于前者，"打发"、"引信"则是后一种情况。"打发"主要指消磨时间，但在"炸裂"、"风镐"、"流血"的语境下，"打"也流露出其字面义；同样的，"引信"不仅指细细的引爆装置，其牵引、信念的字面意味，均被商山脚下的亲人挑动起来。

本诗的标题斩截沉重，统摄全篇，整首诗可以读成对"炸裂"与"志"的密切应和。"炸裂"一词在诗中出现了三次：首句开门见山用"炸裂"比喻头痛欲裂；中间部分"炸裂"乃直陈其巷道爆破工的身份；末句用"炸裂"形容内心的崩溃之感。如此，全诗始于"炸裂"而终于"炸裂"，让炸裂的行为与身心的炸裂之感互相书写。"志"，心之所之，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炸裂志》正是一首典型的以诗言志的作品；志还有记录、记载之史志义，本诗可以视为一个爆破工的中年史。诗不长，是一种以少总多的写法，而炸裂的情状就是如此，突然爆发并很快结束。

诗歌总要提供一点新意，新的观念、新的手法、新的形式、新的意象、语词的新义、新奇的想象、未被书写的经验……而年喜以《炸裂志》、《意思》、《杨寨与杨在》、《牛二记》等一系列作品，让洞穴深处围绕岩石展开的工作场景第一次进入新诗；这既是大工业时代的经验，又是能唤起原始场景的经验。十五年了，这样的经验他无比丰富，生活却没有多大的改善，就像他爆破掘进的巷道，许多时候并没有出路。去年年底，在河南灵宝一个幽暗的金矿洞深处，年喜接受《我的诗篇》摄制组采访时说："巷道打得越深，离光明越远。"

秦晓宇，乙未年正月初七于百望山

一个诗歌背后的故事·陈年喜

2013年农历1月16日，商山飘着林冲那年的鹅毛大雪。应一位重庆藉朋友之邀，我领着四位工友，其中包括我的大哥和四弟，赴南阳内乡夏馆镇一个叫四台沟的矿区进行巷道作业，接受生活的又一次发配。这些年，我从内蒙到云南，新疆到东北，脚印遍及荒山野岭、边毛之地，这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化血汗为钱粮是这个年代很多人的生存方法，它直接而有效。穷人有穷人的经济学。

这是一个规模很小的矿点，银矿。矿脉隐约，品位低微。很长时期以来，矿业开釆追求短小快，投资小，见效快，失败了也容易承受。私营矿主喜欢这种方式，这也是我们经常面对的境况。从机器的安装，到调试、运转，我们用了两天。十几年的磨砺，我已成了多面手。这也是矿主选择工人优先考虑的。在困难重重中，我们艰难地掘进着。 

因为作业空间狭小，机器巨大的噪音无处释放，长期连续工作，每次下班，都几乎失去了听力。每天早晨起来，头像炸裂一样疼，这是长期爆破作业的后遗症。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加快进度缩短工期，以及工作时用棉花塞住耳朵。

巷道阴暗，潮湿，像另一种河流，充满了未知和凶险。在这条河里游弋，需要胆量、经验，更需要运气。十几年来，我见遍了生死，很多工友，一小时前还在一起吃饭，打牌，嘻笑，一小时后，就被从人间删除了，只留下碗筷、工装、被褥、未结算的工资……

有一天夜晚，我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母亲被查出食道肿瘤，我一生也忘不了那一刹的感觉：天塌地陷，我如炸碎的岩石散落一地。

宛西的春天来得早，这个时节，冬麦如茵，遍野的山桃花烁烁如火，有几树干脆开到了我们的洞口。我家园子里母亲种下的桃树也该开了吧。

第二天，我向老板借了钱汇回家去，我不能离开，我知道，我的巷道每打进一米，我的母亲就多一份活命的希望，我亲人的碗面就多一滴油盐。随后我写下《炸裂志》，记下我生命的炸裂，对命运无边黑夜的炸裂。

走夜路你就大声歌唱。因为路途的艰难和孤暗，需要一些发声，有时候唱自己，有时候唱别类，走着，唱着，头发就白了，而身体内外的路，依然像我工作的巷道那样黑暗而逼仄。

一直以来，一些事物遮挡了另一些事物，一些场景遮蔽了另一些场景，我愿我的文字成为照亮另一些事物与场景的灯盏，而它是多么微小啊，像扇子遗落的白……

"雾霾肆虐，我依然热爱我的锅炉" 

我的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

当夜深人静，地冻三尺时

但它的心肠必须是火红的

一会儿是一条黑色的影子

白庆国几乎一直生活在那座他"用脚步和语言模仿"的生养他的村庄，跟老父亲一道日出而作，每当"大地荒冷，天空雁鸣"之际，都会去附近的县城临时做一名锅炉工，有时给电厂干，有时给供暖公司干，有时烧天然气，有时烧煤。这份工作他干得很卖力，也乐在其中。

如今，艰难苦恨已成为农民工诗歌的题中应有之义，统而观之，会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社会疾苦有更多入微的体察。但诗歌有另外的法则，它天然反对陈词滥调，哪怕是发自肺腑、颇具社会意义的陈词滥调；即便表达最泯然众人的经验，它仍要求你创造个人的声音。另一方面，再苦难的人生也有悲有喜，诗歌又关涉另一个世界之梦，关涉"文之悦"，然而时下的打工诗歌很少有那种真正"圆润的，感觉良好的东西"（已故诗人马雁语，其原话是"多数诗人都受困于苦难记忆太深重，乃至有时候没有什么苦难也自动往上面靠，因而缺少那种圆润的、感觉良好的东西"）。在千愁万恨的打工诗人里，白庆国算个另类，他的诗传递了锅炉般的温暖，其"任真自得"的风格让我想到陶渊明--于晋末乱世绝难悠然的穷乡世界，创造了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田园诗意境。"黑色的眼睛/但它的心肠必须是火红的"，有顾城《一代人》的意味；"每一块煤/我要求都是黑色的"，"月光下/我的劳动多么可笑"，亏他想得出这样的句子。

白庆国就在《穹顶之下》点名批评的煤耗大省河北烧锅炉，在那里每年烧掉的三亿吨煤炭当中，他总要占个千万分之几。他会怎么考虑雾霾的问题，当他一手制造温暖一手制造煤烟之时？不管怎样，即便在强烈的雾霾语境下阅读，他这首煤耗之诗仍然是美好的。诗中的劳动主义美学甚至可以追溯到《诗经》的第一首《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正如柴静女士令人尊敬的奔波拍摄，同样蕴含着辛劳立其诚的劳动之美。劳动和人相互创造，构成了人类的宿命。劳动是美的，因为它使人获得存在感；反过来说，惟有让人获得存在感的劳动，才是美的。

柴静说得没错，底层的人民才是环境污染最大的受害者，然而对于他们，过劳、欠薪、职业病、工伤、医疗和养老保障才是更具迫切性的优先议题，而生计问题更是他们面临的第一难题。也许，柴静应该采访一下涉污钢企的工人，听听他们的心声。我想北京的私家车可以采取更严格的限行措施，毕竟那只是代步的工具,也可以更严厉地问责政府，但如果没有妥善安置的可行方案，最好不要骤然关闭那些牵涉百万人生计的涉污钢企。

秦晓宇，2015年3月2日于沪上

一个诗歌背后的故事·白庆国

当我将谷物收割完毕，冬气袭来时，我会骑着自行车赶往县城，带着简单的行李。

县城，那里有我的老朋友，每年我都会从乡下赶来与它相会。我有一台像样的锅炉，它诚实可爱，我给它多少煤它就发出多少热量，从不私贪。它工作时，把时间与空间完全给了煤的燃烧，每一块煤燃烧时，都有足够的时间。锅炉从来不在工作的时候，让一块煤突然停止燃烧。这就像一个人的奔跑，道路是畅通的，意外是自己的。 

只有炉膛里的煤彻底燃烧完毕时，锅炉才停止工作，没有喘息，好像精力充沛的样子，好像它是永不疲倦的机器。

从一个饭盒大的观察孔我悄悄观察过它劳动的样子，煤在它宽敞的炉膛里急遽燃烧，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火光刺眼，不允许你过久地观看它。不过看它的同时你会产生奇思妙想。每一块煤在它宽敞的膛内安静地燃烧，没有不安，没有扭曲，更没有痛苦。好像煤只有在这个地方才是最好的归宿。我猜想，煤的黑色给煤带来了羞愧，为了摆脱，煤就承受了炼狱。我迅速遮挡了观察口，我的眼前一片黢黑。

锅炉劳动时，不可触摸。任何地方都是这样，包括它的眉毛，甚至眼神。任何一滴水的到来顷刻化为虚无，从它的表面看不出丝毫异样。

一台锅炉是高大的，它占据了房间的三分之二，高高的鼻子伸出了房顶，到达了蓝天。有时面对它的高大，我安静地凝视良久。有时月光透过宽敞的玻璃窗，照在它宽大的炉体上，把它的灰色照亮。

大部分时间我就是用人力车，从煤场把煤一车一车送到锅炉房。我一锹一锹把煤装进车厢，铁器与煤的碰撞发出"嚓嚓"的声响，传到深夜的空气里，每一次我都把声音压得很低，怕那些没用的声音传得太远。天空有时有月亮，有时没有。有月亮时，我的影子就会在煤场的空地上乱晃，好像另一个我。但我们不能对话，寂寞有时让我对另一个我产生愤怒。让我欣喜的是，煤块在月光下发出了亮光，是微弱的，老实的，极其安静的。一动就好像扰乱了它们安静的秩序。月光下，我的劳动多么可笑，足有半亩地大的煤场，一个小锅炉工，一辆乌黑的人力车，悄悄移动着，没有愤慨，没有埋怨，完全是平静的，悄然的，自愿的。只有月光是慈善的，他熟悉一名小锅炉工的劳动。我推煤的姿势是弯着腰的，来自任何角度的目光都会把我看成是一块移动的大煤。当然，夜深人静，人们都在酣睡，不会有任何目光投来。 

每次劳动我都把声音压得很低，包括放一把铁锹。匆忙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疲倦，我要让他们得到很好的休息。包括卸煤。但我的锅炉必须发出声音，它配有一台饱满的鼓风机。

雾霾肆虐，我依然热爱我的锅炉，它的每一个部件都是诚实的，善良的，值得信任的。我们共同把温暖送到千家。休息的时候，我会把锅炉擦洗得一尘不染。包括它鼻孔中的沉积，它的每一道血管。只有畅通，它的劳动才会愉快。

我们互相伤害、戏谑，我们融为一体

以契约的形式我们不再分开

来路去径都已被车刀旋切

我们互相伤害戏谑我们融为一体

视线一次次跌落在巨大的落差中

流着泪捶打你冰冷、机械的躯体： 

做了二十多年酿酒工的绳子比当代诗坛许多著名人物写得好多了，其散文也很出色，不过他并不关心这些。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邮件里争吵得很激烈，他尖刻地说，工人没有祖国，至于狗屁文学成就根本不是我关心的事。我虽然反驳说那是因为说这话的马克思是犹太人，但心里还是认同他忠诚于一种深刻的归属感，并由此建立了一种超越个性诗学又显得卓异的风格。试问有几个写作者敢说根本不关心文学成就？

绳子这笔名就很耐人寻味。绳之为物，已普通到绝大多数诗人不屑取作笔名的地步，却也因此置于一堆笔名中反而让人印象深刻。绳子与写作有关，我们会想到前文字时代的结绳记事--是所记之事将意义与价值赋予了本身无足轻重的绳子，这大概是诗人绳子对语言对诗歌的基本看法；绳子亦与工人的处境有关，一如《共产党宣言》中的"锁链"。

一种坚定而成熟的阶级意识渗透在他的诗作中，譬如这首《阶级弟兄》。三十年河东的一个寻常称呼竟然在三十年河西的语境中有了极其陌生化的效果。潘毅、陈静慈在《阶级话语的消逝与阶级政治的幽灵》中剖析了一个双重异化的吊诡现象：首先是毛泽东时代对"阶级"与"阶级斗争"自上而下的表述与实践；其次是改革年代，随着对文革的否定以及对世界资本体系的迎和，这套话语突然消逝了，其中的关键词甚至成了心理意义上的贬义词。于是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就成了一个四处飘荡的幽灵，其身影无所不在，却又面目不清，无处栖身。而《阶级弟兄》便是诗人作为这幽灵的一分子，书写在现实的绝境下（"来路去径都已被车刀旋切"）与历史"巨大的落差中"，彷徨于无地的幽灵们。一般来说，抒情诗之所以感人，是因为存在某个具体的抒情对象，如诗人的母亲、情人、友人、另一位诗人，或让诗人沉醉其中的某个物件某处景致，等等，而缺乏"客观对应物"（借用艾略特这一术语的字面义）的泛咏，则很难感动我们。然而本诗中的"兄弟"很明显并非指某个具体的工友，而是指代绳子熟悉或陌生的每一个工人。那么，这样一首泛咏之诗为何能打动我们？因为作者具有深厚而真挚的阶级感情，这种阶级感情源自二十多年的工人生涯，而非某种理论或意识形态的布道。

这首诗的结构也颇有巧思。灰色与蓝色是大部分工装的颜色，而灰色可象征现实，蓝色可象征理想，如此，"收拾灰蓝色系的工装"便有反思工人阶级历史命运的意味。果然，第二节回应"理想"，第三节则书写工人的历史与现实境遇。

这种阶级感情甚至无远弗届，就像绳子引用马克思的那句话，工人没有祖国。在一部杰出的散文体组诗《关于一条生产线的描述》中，绳子明确写到这一点，同时写出了一个酿酒工具体而微的全球化景象：

木薯，的确是入侵者，被大海推举，从中国的口岸登陆，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依赖红薯和玉米生产酒类饮品和酒精做化工原料的历史。也让安徽、山东、河南、江苏北部大面积种植红薯的局面几近消失。木薯带来泰国的尘沙、石块、钱币、铁器、文字、和生活的碎屑，其次是越南、印尼。一次我从木薯里拣出一个盘子，一块菜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使用它，这让我觉得我和那些国家的人民有了共通之处，和食物有关，连接了语言和感觉的器物，让咀嚼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后来又拣到了铁环、管钳、报纸，这些东西都放在我的工具柜里，我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我让它们在黑暗的柜子里，和我的工装在一起，和我的洗漱用品在一起，有时更换衣服和他们赤裸相见，它们喑哑的光芒将身体照亮，瞬间的静默带来一种神秘的荡漾，有时我轻轻地摩挲，质地坚硬的器物带来的颤栗是凉的。以后我又拣到了扳手，但它们不能使用，因为尺寸是单数，而中国的扳手是双数，我把它们放在一起，同样的伤痕累累，只有钢铁才能损害钢铁，它们在柜子里相遇，我的扳手却不断地出走，带来新鲜的油污和指纹，让另一只扳手感受季节、温度、事件的更迭。……

秦晓宇，乙未年正月初五于百望山

一个诗歌背后的故事·绳子

峰谷电让机器像疯狂的野兽在夜班奔跑，轰鸣的机器张开巨口吞咽润滑油的唾液和大块大块的黑暗，变得强壮起来，将人的精神打垮，但他们倦怠的眼神里依旧坚定、一丝不苟，绷紧的肌肉努力保持着精准和速度。每一盏灯都尽力亮着。那些眼睛，看不到温度，在强光的照射下凹陷成汪塘，飘荡着莫名的烟雾。我无法认定里面的基质，但我可以感受，却不能说出来。

日吞吐量接近1500吨原料，工厂有一只巨大的胃囊。菌群扩张，细胞数几何级递增，排出的气体改变了天空。罐体沉重，压住大地的襟袍，即使有风，震颤也不会减轻一克。金属的部件即使在夜间也不会柔软下来。穿工装的人们在夹缝里游动，他们靠潜意识就可以安全地行走，似乎不需要灵魂的依靠，就能避开设备边角的刮伤。这是他们进入工厂谱系必须具备的技能。而现在这些技能媾化成液体，融进了血液，成为本能，成为下意识地操作。如果他们发出声音，就会喷涌着钢铁的腥味。

而现在他们各自运行在固定的轨道上。车间的外面仍然是冰冷的冬季。今年没有春天，据说没有春天的年份，冬季将更加漫长，躁动的云不时迫降雪、冰雹或者雨，夜班的人饱受感冒的袭击，廉价的白药片成为零食在工间里传递。集体砍头的小灌木队列整齐，在仅存的泥土上安身立命，无法位移一步。

今夜的集装箱运输车，似乎从港口出发就集体消失，如果顺利，超载的货车将躲过交警的盘查准时到达工厂的货仓，装卸工急噪地等待着，褴褛的衣裤不耐寒风，如果不来他们就倒进废弃的堆积成山的编织袋里睡觉。那些编织袋只要有人触动，淀粉的粉尘就会腾空而起。但装卸工在夜间并不在意那些粉尘，他们像越冬的动物一样在整堆的袋皮里崴着屁股钻进去，然后很快就飘起了鼾声……你根本看不到十来个人的轮廓，他们和废弃的编织袋成为一个整体，如果没有原料运输车到达的消息，他们会整夜都睡在里面。光顾这里的除了老鼠和他们，就没有其他喘气的东西，他们强壮的身体在编织袋遮盖下柔软地下陷，也许平时那些黄色的玩笑会在梦里来安抚他们，也许什么都不会进入他们安静的睡眠。寒冷绕过编织袋，却不会绕过远远近近钢铁的构件，吹起了尖利的哨音。

机器在运行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故障。每班300吨左右的粉碎量，巨大的能耗和磨损，夹杂着石块、铁器，夹杂着泥土和植物的碎屑,不明的铁器，在引风管里咆哮，惊天动地的响声早就让人习以为常了。正转或反转，刀片在箱体内飞行，破坏力强大的刀片自身也在被破坏，粉碎机驱赶着暴躁的时间，凌晨4点，粉碎机喘息着匍匐下来。阿芳呼叫着，昏昏欲睡的值班长、摇摇晃晃的电工、发烧的电器设备和机械制动系统，铲车司机趁机倒下去呼呼大睡。

启动变频，铁与铁在击打、挣扎，终于运转起来，流水线又开始奔跑。刘志远锃亮的光头沁着汗珠。显示器上鼠标的细腿开始点击，解除了红色警报的机器，又开始频繁闪烁。

给氢氧化钠兑上水，点击计量泵开始滴注进整个流程。有时我喜欢听那种计量泵轻微的有节奏的挤压声，偶尔调节一下旋钮，当我的手指和旋钮接触，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这种纯粹的操作的感觉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我喜欢这种不受流程控制放松的舒适感。站在平台上预热器有力地振动，液体的预热和涌动带动整个车间的运行。人在流程的浮标上逃亡，像一张纸一样没有了重量。塔体高耸，管线盘绕，一直攀升到塔顶，天空从一边转过来，有时是白天，有时是黑夜。有太阳，有月亮，有星光，有雷电雨雪，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有时从程序里退出来，找找做人的感觉，会觉得很无力！有时候需要把自己擎住，才能回到原来的地方。想到这里噪音突然大起来。

前液化北罐关闭，向南罐溢流，关闭溢流阀门，依次关闭引风机、粉碎机、闭风器、绞龙，电流归"0"，保持一条线流动。

习惯了噪音，习惯了穿透隔音玻璃的噪音，关闭了一条线，减半的噪音近乎寂静。

张飞龙的大舌头又在对讲机里吼叫。

刘支援呵斥着：驴，把辅料计算好，我关好阀门就去

陈江波轰隆隆地开着铲车轧过大仓空旷的场地，散乱的原料和粉末，如果有人在里面走动，走一步一缕烟尘，现在却一片狼藉。黄色的铲车有着钢铁击打的铿锵声，有力、浑厚。我一直无法习惯铲车的声音，巨型的钢铁的机械运动，让人心神俱颤。陈江波驱动这个庞然大物，料斗"轰"的一声落到地面上，血一下冲上脑门，目眩神迷。那些包装整齐的物料被铲车扔得到处都是，或被转运到机房，机械的力量让人变得弱小。在机械的劳动中人失去了人的知觉，在劳动中人的语言近乎白日梦。他们被控制，被搬来搬去，他们甚至失去了作为人的表情。秋雨终于褪去，像一件褴褛的衣裳。阳光有几分寒凉地照在没有表情的脸上，车间的道路宽阔，废弃的部件和机器在里面走来走去，新的机器开始云集。人的面孔漂浮着或明或暗的光。施工队、瓦匠、着蓝色工装的工人，像蝼蚁一样在这里穿梭。这里没有季节，浑浊的空气弥漫着各种气息，雨后的腥气、铁锈，以及腐烂的植物根茎（原料）和工业生产喷发的怪味，有时我从整排的罐体下经过，二氧化碳沉降下来几欲让人窒息。我还记得张志银吸入了空气中超过25﹪二氧化碳后产生幻觉，在车间里奔跑呼叫着有人要害他，经过治疗后恢复了健康，前几天我还跟他开玩笑：救命啊！有人要杀我。老张当胸给我一拳，周围的工友都笑翻了，老张也张着包了几颗门牙的嘴嘿嘿笑。

电话和感冒。宿舍里恰好只有一人，恰好冷若初冬，恰好压住开发区的一角，以免风一再鼓荡。30.8平方公里×666＝20512.8亩良田，被风一再鼓荡，一个人在开发区只占有一张床位，能否压住一再鼓荡的风。我在午夜醒来，感冒的午夜，附近村子里的狗叫得惊慌，仍然能够看到安置房的轮廓，三楼是个高度，仍然能够看到左面沉寂的工业区，右面黑色的村庄。

李援朝和陈继山，我叫他们李师傅陈师傅，有时叫老李老陈，他们俩叫我小老弟。40来岁即被热电厂清退，至今已逾10年。10年足以跨越两个世纪，10年足以建设无数开发区，10年足够老李老陈南下北上，穿了10年的黄球鞋，沾了10年煤屑的脚印，现在被风吹去。风啊！一再鼓荡。宿舍里总是充满笑声和歌声，他们会唱整出的京戏，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熟稔的像左手和右手，睡觉打呼噜都是一唱一和。李师傅兴致来了还会说一段鼓书，据说李师傅年轻时被京剧团选中，因为出身的关系没去成。老李嗓音高亢，老陈和风细雨，两个人的肚子里的货色驳杂的让人瞠目结舌,任何一个话题都会扯得底朝天，一次两个人对词：

秃子一抹帽，老母鸡吓一跳，那么大的大鸡蛋叫我怎么褓。

秃子一抹帽，木匠吓一跳，那么大的拐疥头头砍也没法砍刨也没法刨。

秃子一抹帽，厨师吓一跳，那么大的肉丸子怎么下佐料。

老李打头，老陈不紧不忙一句一句接，直把工友们笑得肚子转筋。

老哥俩走得路多，读得书多，风土人情，国家大事，国际风云，都会成为编排的资料。但他俩经常拌嘴，老陈心脏不好，赤红着胡子拉渣的脸，老李嘿嘿一笑：不是个东西。

一再延迟的工厂，大多数工人已经放假，剩下的工人每天都是挖沟平路，设备改造，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个多月，有时望望远处的烟囱，有时低头想想心事，附近的村民偶尔透过栅栏好奇地向里面张望，自从大酒瓶回家以后几乎没人再和村人交谈。老李和老陈几乎就是我唯一的交谈对象，谁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结束，急在心里，但谁都不说出来，惆怅的眼神忽闪一下，就相互躲开。他们是这里生活的唯一亮色，或许在一再的迁徙中，他们已经懂得怎么安抚心底涌动的暗潮，懂得怎么让枯燥的日子活出声音，我经常躺在坚硬的板床上听着他们一板一眼的对唱，人到中年内心已经坚硬如铁，倏忽涌动的潮润又在绵长的叹息中散开。

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开发区一再鼓荡的风，现在是黑暗中的开发区，工厂停工，这个路段也不再送电，高高的灯杆像大地长长的脖子，顶着一只盲眼,拖着庞大的躯体向远处，向高处眺望……

锵锵进城去| 窦文涛读诗

2015年2月2日，我们在北京皮村以及互联网世界，举办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文学活动："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引起强烈反响。凤凰卫视拍摄了专题片，将于3月9日至13日，16日至20日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每晚19：55-20：00播出。此外，天津大剧院隆重邀请工人诗人们赴天津朗诵，敬请关注。

--在对列车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支歌--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劳动力市场，鼓励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民工潮。谢湘南就是在1993年赴深圳打工并开始写诗的。作为最早、最优秀的打工诗人之一，他以少年意气辗转于珠三角，先后做过工地小工、玩具厂装配工、五金电镀厂搬运工、纸厂装配工、电子厂机床工、图书馆保安、女性用品推销员、质检工……在这个过程中，他自觉地将自己当成打工洪流中一枚可兹细察的样本，深情冷眼地抒写着。

火车站是民工潮的一个绝佳象征。有着粗暴、冷酷、恢宏的力量与速度感的火车及其停栖之所原是工业文明与时代发展的象征。普鲁斯特描写过巴黎的圣拉扎尔火车站，莫奈也画过这里--左拉称赞画中开阔的现代气象，并指出艺术家应该寻找火车站的诗意，一如其前辈寻找森林与河流的诗意。差不多同一时期，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纪录）电影《火车进站》选择了巴黎另一座火车站作为拍摄对象。火车也是革命的象征，马克思打过一个比方，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而在带有中国本土特征的工业化进程中，火车与火车站更是一套巨大的魔术系统，输入农民输出工人，输入家乡输出异地，把亲人变没了的同时，把未知的生活裂变出来。火车站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命运本身，是炼狱，是对人类智慧的写意，基督山伯爵说过："在上帝垂顾为人类揭开未来之前，人类全部的智慧都凝聚在这两个词语中：等待和希望。"谢湘南就是基于一次"对列车漫长等待"的经历，写下了这首具有歌谣味道的短诗。

火车站之诗他写过好几首，从多个角度对复杂的火车站现象进行诗歌解析。譬如他有首《1996年3月的广州火车站》，提到德拉克罗瓦著名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我曾在卢浮宫这幅作品下久久徘徊，沉醉于踏过满地尸首的半裸女神，她头上那顶和蓝精灵同款的弗里吉亚帽，象征了自由。西方文艺有女性作为引领者的传统；而在东方，在共产主义国家，引领者从来是圣与王，导师和领袖。果然，接下来谢湘南意味深长地提到另一幅出现在中学历史课本上的名画，《讲坛上的列宁》。其潜台词可能是这样一个追问，究竟是人的自由意志引发了民工潮，还是因为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抑或兼而有之？在德拉克罗瓦的画中，自由女神虽然身材高大，但和其他革命群众一起平等地奔跑在平地上。而后一件作品中，面对无数面目模糊、蝼蚁般微小的群众，巍峨的列宁像一尊神，居高临下发表着演讲，他身下的红旗宛若船头。谢湘南觉得广州火车站火爆的情景与此类似："1996年3月的广州火车站也有大规模人群/广场上堆着的行李就像炸药包/差一点我把头顶耸立的电子时钟当作了/亲爱的列宁。"这并非全然是错觉，但世界已天翻地覆，革命的语境已被抽换，"电子时钟"指向了新的历史时刻：

有多少人？或者就我自己：等着

"亲爱的列宁"打开一个时间的缺口

将陌生的衣服--穿得熟练

而《在对列车的漫长等待中听到一支歌》没有那么多历史与当下互文的典故和隐喻，比较直白地书写了农民工巨大而又盲目的进城激情。第一行与最后一行的省略号是难言之隐，也是长路漫漫，短促有力的句子传递了一种斩钉截铁的决心。然而付出那么多代价，义无反顾地进城去干什么呢？一个无比荒诞却又绝对现实的回答是：

秦晓宇，2015年3月5日于沪上

一个诗歌背后的故事·谢湘南

1996年4月，我睡在广州火车站第二候车室旁边一个"花园"的一张石凳上。我这样睡了一个星期，我对那些出现在眼前的情景始终记忆犹新。如永不停息的人流和他们的喊叫、小山似的行李、刺眼的灯光和它照不到的地方、在地上翻飞的报纸、快餐盒、报车次的声音、小偷的脸、味道。对三四个在我身边盘绕的蚊子我还有一丝特别的怀念，是它们让我深刻领悟到真正的生活，我认为那是对我人生的一次重大洗礼，至少让我明白了"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样诗句的悲怆与疼痛。我心中的信念也该是从那时起变得更加坚毅，由朦胧迈向清晰辽阔之境。

最终我流落到深圳（这是我第三次踏入深圳这方土地）。经老乡介绍我进了一个五金电镀厂做搬运工，在那个厂里我一直干到1997年初。 

关于1996年冬天的记忆我要从一只水龙头开始叙述。我穿过宿舍长长的刚刚刷过一次油漆的走廊，在进门大厅处转个小弯，来到这只水龙头前，它是厕所中众多水龙头的一个，然后我开始脱衣服，我蹲下来，打开水龙头，让水流在我身上，一寸寸咬着我的肌肤，有那么几秒钟我感觉到它就要咬着我的骨头，我开始大声唱歌……外面大厅里也传来一阵阵笑声，工友们在那里观看一部港产电视剧。我洗干净身体，再洗衣服，这样忙活一阵已是晚上11点多。我回到我所住的106室，在它的十二个铺位中，我占有一个上铺。宿舍里没有人，我躺到我的床上，呆望着天花板、蜘蛛网，然后是正在滴水的衣服、湿漉漉的塑胶桶，还有拖鞋、生锈了且严实地蒙在窗子上的铁丝网，我拿出我的小本子开始记录起来，我感觉到我的思想在发生一种质的变化，那是一种飞跃，就从我的肌肤接触到冰凉的水的一刻开始……

在我刚搬进这间宿舍的一段时间，室友们都以为我是一个"哑巴"，因为我不与他们一个车间，有时也不上同一个班，就是共同呆在宿舍的时候，他们看到我的情形往往只有两种：要么在一个本子上乱写乱画；要么睡觉。我知道在他们心里往往是把我当作不存在的，自然我也没有与他们交谈的欲望。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写下了第一批较有力度的作品，如《呼吸》、《零点的搬运工》、《在西丽镇》等（见《诗刊》1998年第3期），也就是这批作品为我赢得了参加诗刊社第十四届"青春诗会"的门票。我的这批诗作是对他们、我自身，以至诗歌与生活的距离一个很好的观照。我时常会想起我呆在那个铺位上的情形，那些被焦虑、忧郁、疲惫、怀想乃至空洞包围着的时刻（当然这些仍然是我现在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的一部分）。我唯一能做的是让这些走进我的诗里，另外我要寻找一种将它们隐藏起来的方法。我可以肯定那一阶段我诗中冷冰冰的语言就是五金厂环境的产物，那些机械、粘滑的机油，那只倾斜的水龙头……

有时我上夜班，白天躺在偌大的宿舍里，听着外面的喧嚣，始终不能入睡，那时我会点燃一支烟，我不抽它，我看着它自己燃烧，一圈一圈地熄灭。我感觉到这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对香烟和我的命名之诗、生活之诗、祭奠之诗，为那些诗歌的亡灵，为身边悄然奔跑的时间，为我数年来的奔波与逃亡……现在我仍对金属被切割的气味相当敏感，我的大脑中不时会突然冒出那些在化学药剂中翻滚的电子原件。那阴暗潮湿的厂房，成型机的鸣叫。这些东西带着我冰冻了的热情之火都钻入了我的诗中，当我回头去读那些诗歌，仍然可以触摸到一种钢铁的质感，一种甚至对自己的漠然。我消解了自己、生活乃至意义的存在，我深深地眷恋着那种不为人知的孤独感。

我写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92年，也就是这一年我贸然辍学，怀着少年的单纯理想踏入社会，先是在浙江的建筑工地上做了三个月小工，后来又返回家乡在私营的锡矿上做工。1993年秋，我到深圳进了一家电子厂（在这家厂里我写下了生平的第一首诗，这首诗获得广东省音乐电台征稿优秀奖，当我躺在工厂顶层的铁皮房宿舍的大通铺上，从电波中听到自己的诗被念出来，我头皮好一阵发麻，激动得从床上跳了起来）。不到半年又随厂辗转到珠海、中山等地。同时尝到了自己莽撞辍学付出的代价，我处于了一个对知识强烈渴求的状态之中，1994年一场大病为我提供了回家的契机，也就是呆在家里的这段时间我大面积地接触了中国现代诗歌，那时"顾城事件"给了我巨大震撼（撞击），我开始思索，诗歌究竟应该怎么写？当然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仍然纠缠着我……

我呆在家里，但我已不是一个学生。我必须面对家庭的压力以及作为一个成人的事实。对年迈的父母来说，写诗多么虚妄。有时我在思想这样一个问题：诗歌对于朴实的老人显得完全是一种多余的东西，但我却把它视作了自己的生命，我的父母会不会恨这些排成行的文字呢？诗歌夺去了他们儿子的心，诗歌（或者一切形而上的东西）只能给老人制造更多的麻烦，他们想法简单，却睡不踏实。我感觉到在他们的精神世界里有些诗歌永远无法抵达的宝藏，他们手中似乎抓有一条永恒的真理--

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一个无关系、无技术、无文凭的人他要在深圳找到一份工作是多么的艰难，他像一个算命的瞎眼先生一样等待着自己的好运气，他必须不停地奔走。1995年我第二次来到深圳，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工作，但没逗留两月，又因家中的变故返回家中。我就这样往返于深圳与家乡之间。1996年--1997年--1998年……2008……

我一年多次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往返于故乡与异乡之间，直至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线变得模糊，直至我用文字抹平了两者之间的距离，直至我把异乡变成了故乡，直至故乡也变成了异乡，直至我成为所有熟悉世界的陌生人--

我写过很多这种在路上的诗（不少于20首），关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线，关于行走、关于奔跑，关于列车、关于车站，比如这首《在对列车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支歌》，再比如《火车站素描》--

有几个美院的学生在火车站画素描

画瞌睡的老人、孩子和乞丐

那些纤维袋和报纸上的形体

我在一张长椅上，翻翻身体

有几秒钟我发觉了捕捉的目光

一个女学生，要将我搬进她

眼前的白纸，在一个陌生的时间

灰白的光挤进《大江南游报》下

学生已经离去，广场上的公共汽车

鸣叫着，带着那个城市的口音

除了特意删去的几笔声音

以及这首《1996年3月的广州火车站》--

《自由引导人民》的油画是我记得

比较牢固的一幅，它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

还有《讲坛上的列宁》，台下集结的人群举着的武器。我似乎听到一个声音从课本上

1996年3月的广州火车站也有大规模人群

广场上堆着的行李就像炸药包

差一点我把头顶耸立的电子时钟当作了

亲爱的列宁。两个外国男人西装革履站在

一块牌子上，那是美国人的香烟广告

1996年3月我仍然是一个不抽烟的农家孩子

被人流从火车上卸下来，像从森林中抽出来的

一块木头。天空和土地都已改变

五块钱的盒饭只能占住胃的一个角落

不时有人碰撞我的身体--擦过去

一样的面孔，像不可抑制的革命激情

戴袖章的老头正逮着一个女人要罚款

旁边的小姑娘滞留广场，在夜色的敞开中叫卖

水果与汽车、报摊与票贩子在眼里进进出出

有多少人？或者就我自己：等着

"亲爱的列宁"打开一个时间的缺口

将陌生的衣服--穿得熟练

我难已抑制地写着种种在路上的遭际，写着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兴奋与惶恐，写着寻找工作而不得的焦虑与不安，写着一个打开的世界汹涌而来的人群，写着列车上包饺子似的挤压在一起的变异的呼吸，写着身体与心灵深处的双重炸裂。我用类似德拉克罗瓦般的写实笔触与想象之翼，想对车站--我的滞留，时代的中转--尽可能真实地再现；想对城乡之间，我--无数个我--用身体铁轨般的接连而展现的中国景象，画下车轮滚滚的声音。

如果说《火车站素描》着重突出的是黑白的色彩与色调，那么《1996年3月的广州火车站》写的是想到洞穿世界的念头，那种对人群与崭新世界混沌的感受力，而《在对列车漫长等待中听到的一支歌》写的则是时代性的冲动与发音。这三首诗，有着几乎一致的渴望融入与改变的语调，以及呼吸自由的新鲜感，它们构成了一个农村青年迈入都市的不适应症的完整叙事。"美丽新世界"如同货真价实的流氓向我掌掴而来，车站作为一个关键性起点，就像一个庞大与灵敏的按扭，电击与烙痛了我。那种混乱、那种嘈杂、那种被时间吞噬的秩序、那种暴力与肮脏的正面冲撞、那种狂热……将我席卷成一个弱小的内视镜，而存在，而流动。

整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龙卷风，将一车一车的人从内陆旋至沿海，我只是这股风中的一片树叶，我有自己的鬼胎，而迎风而上的人群也有着各自疯狂的梦想。社会令人目眩地改变着，比多数人想象的速度更快。

当狂风暂歇，我已由柔软的树叶变成坚硬的砂石，在深圳的一个由村庄变成的工业区里落定，然后不断尝试"像一块滚石"--滚动--向机器的外围，向新鲜的食物，向不断翻新与重建的高楼边缘，向时间绞合欲望的深坑，向语词的丛林--滚去--

钢花，有时候要比急促的雨滴

更密集。我知道，映红天空一角的

一双手，加上另一双手，是两双手

从一个夜晚，伸向另一个夜晚

工装下的面孔，是相似的

矿石去和矿石说话，而我们不必说话

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个奇怪的动作

顶多，再借助一声银亮的哨子

是窜舞的钢花使炉中的钢水得不到潜藏

我片刻的沉寂与你持久的匆忙

恰如一只蝉，转换声调时

给田力发微信的时候，我在开会，窗外是烟花正狂欢的正月十五。田力在值班没有休假。他身处的工厂，看不见烟火，只有映红夜空一角的钢花。那里没有节日，却有"从一个夜晚，伸向另一个夜晚"的火光。

城市里的人们用力花掉春节的余额，把愿望许给未来，像是全然不记得几天前曾在朋友圈转发纪录片《穹顶之下》时，把环保变成生活方式时的誓言凿凿。

"矿石去和矿石说话，而我们不必说话。"各个网络平台向公众广播了一位女记者挥舞环保大旗的声音。她说低质量的化石能源是雾霾的元凶之一，之后采访英国的环保大臣谈到他们在毒雾之后痛定思痛开始产业转型，英国的一位工人说，转型之后很多人去找了新的工作。

如果顺着《穹顶之下》银亮的思路，不难得到如下结论：雾霾必须治理，产业结构也亟待转型，环保产业有极其光明的未来。但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在我心里不能散去：在当下的中国，重工业能吸纳的就业人口是否可以与环保产业同日而语，转型之后这些劳动者的未来，能被安放在哪里？在一个母亲用所谓责任感爱抚自己的女儿时，谁来爱抚这些工人？

田力很大度，"许多许多的工人，眷恋自己的工作岗位，但如果与环境保护相冲突，就得理智地忍痛割爱。"

有人说，这是转型必须经历的阵痛。好，又要让这些产业工人来承担疼痛吗？像上世纪90年代那次产业转型那样。一位社会保障领域的学者告诉我，现在假使让他们下岗，即便是短期，恐怕社保基金也无法负担这些人的最低生活保障，更别说可能会引发的社会动荡。

然而多少钱才能等价衡量工人们曾锻造出的荣光，和他们当下或者未来的命运？追问之下空空荡荡，那位女记者没有回答，我也无法回答。

纪录片被疯狂转发的第二天，人们带着各自的立场，推断片子背后的动机。但鲜有人想起这些工人们。比起眼前，自己活蹦乱跳正在长大的孩子，显见的雾霾穹顶，工人离我们太遥远了。

"工人的酸甜工人自己知道。政府出台的政策，我们只能说：好或者不好。"田力坚持在写诗，和每一个工人诗人一样，用诗意关照内心，抒写自己的生活世界。

城市举行焰火晚会时，田力在写："我和距我最近的这些人，依然是小跑、喘息、忙忙碌碌。"写下这些文字，关于纪录片蹿舞般的论战，已被各路新鲜事稀释，变成一只蝉在转换声调时的宁静。

一个诗歌背后的故事·田力

我被领到那个将钢水浇注到注模里然后再铸成钢锭的地方的时候，是一九八二年。我穿着刚刚从劳保仓库里领出来的肥大的厚帆布防热服和白帆布的炼钢鞋，头上也有模有样地扣上一顶箬帽，但见着一丁点钢花和火星就躲得老远，不敢有一点点乱动。工厂是黑黝黝的，空洞洞的，见着的每一个工人都是相似的，在统一的白帆布工装的衬罩下，我分不清楚这一个和那一个，分不清这条铁梯和那条铁梯都通往什么地方。而对面就是一排马丁炉，也就是炼钢的平炉。

第一次被领进炼钢厂的时候，我二十岁，分在了注锭车间，后来又去了炼钢车间和连铸车间。二十岁时的日子真是美好，二十岁时的日子里看什么都新奇。  

那个时候，回城的知青与刚刚毕业的中学生争相涌进工厂，父子、兄弟同在一个工厂，同在一座平炉汗津津炼钢，同在一个食堂排队买馒头，同在一个油腻腻的职工澡堂子洗澡的情景随处可见，甚至有祖孙三代同时在一个工厂做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那个时候的纸币是沉甸甸的，五元的票面图案是炼钢工人，两元的票面图案是车床工人，五毛钱的票面图案是纺织女工。工资都是放在牛皮纸的工资袋子里的，每一分，每一角的来龙去脉，都标得清清楚楚。四十块七毛四，也称"四零拐四"，我相信就是在今天，也会勾起无数中国工人的无尽回忆。

三倒班的工作是劳累而艰辛的，同时，由于生产程序繁琐，技术条件落后，危险也时常伴随身边。

炼钢其实也是炼渣，有钢水就得有钢渣。五道是注模专线，六道便是渣灌专线，线路上火车往来繁忙，况且五道紧靠着六道，之间仅有一米多的距离间隙。我们有一个工作是到逼仄的间隙中抄写五道的模子车车号，同时，必须注意六道线的火车运行。那次上夜班，去间隙中抄车号，因为距离近，所以得后撤一步蹲下身再用手电映照才可以看清五道的车号，而此时六道的十几节长的渣灌车正倒退着静悄悄地向厂房里快速推进。工厂是轰鸣而律动的，细小的声响会被巨大的声浪所淹没，我只是专心写车号，渐渐侵入六道，对即将开来的渣灌车全然不知。十米，五米，三米……就在渣灌火车马上撞到我身上时，一位老师傅重重地一把把我搂出铁道外，渣灌火车悄无声息地嵌进了厂房。他是如何跌撞着奔来，如何扯开喉咙狂喊，之前，我丝毫不知。

工友，不仅仅是感谢或者感激这样的字眼就可以概括的，一定会有更深的内涵存在其中，工厂，也不仅仅是纸币来召唤工人劳动，它一定有更多的东西吸引你来到它的身边。

我的祖父在这座工厂里劳动，退休。我的父亲在这座工厂里劳动，退休。而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如今同样在这座工厂里搬动，劳作。工厂好，我们在这里，工厂不好，我们也在这里，不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所以，性格都倔。

我突然想起我已经离世的师傅，那个皮肤黝黑个子不高的小老头，那个住了一辈子单身宿舍，时常怨恨劳动强度大对工厂牢骚不断的小老头，在临近退休的那些天里，对平时总是摔摔打打的工具猛然变得格外精心，轻拿轻放，呵护无比，退休那天鼻涕一把老泪一把，退休以后逢人就打听他干过活流过汗的工厂怎么样了的小老头……

工厂里也有一些丑恶的东西，而不是在工厂，那些东西也存在。不是工厂的错。工厂是让一个人的一生有了标签有了挂念的地方，虽然它是坚硬的，棱角分明的，结实的，冷酷的，黑的，但它同样有着自己的心跳，同样可以把它做为一个人内心乡愁的存放地。炼钢，不是一个人能干得了的，需要无数的人，一代代的人，是一个慢活儿。炼钢，也不单单是去除钢花，把炉子中的铁水变成钢水。它应该是一个过程，从采矿，到烧结，从铁水，到钢花，从钢板，到型材，从一个夜晚，到另一个夜晚，从一双手，到另一双手，从一个人，到另一些人的相互衔接……

求救目光，挤出石头墙缝

扯住我的肝肠，直往墙内拉

原谅我不会念念有词，穿墙而过

用手捧起你们温热的灰烬

这样写道：在辽阔的地心深处

有几十个采摘大地内脏的人

不幸地承受了大地复仇时

释放出的万丈怒火，已炼成焦炭

余下惊悸、爱恨，还有若干年后

那个人，在呆呆发愣时独对的

地心太黑，太封闭，兄弟们

把你们悲戚、潮湿的灵魂

这条条闷热、漆黑的闪电

把你们所有的怀念、悲愤、渴望

我愿做一口活的棺材，一座

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地表

那个阳光暴涨的地方，再把它们释放出来

这是一首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之诗。中国诗歌几乎没有"幽冥之旅"的传统，主要因为居于主流的儒家文化信奉"未知生，焉知死"、"不语怪力乱神"。明确的地狱观念是在汉末随佛典传入中土的，虽然佛教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既深且广，佛教理念也大都能圆融于诗，但地狱中由于存在许多残忍、丑怖的因素，与中国古典诗歌的旨趣迥然不符，因而未被诗人深入发挥。与中国诗歌不同，人类第一部长诗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的最后部分，便是主人公吉尔伽美什与其来自阴间地洞的亡友恩启都的对话，恩启都描述了地下世界的阴惨景象，并劝说吉尔伽美什不要违抗有生必有死这一"世界的命运"。受这部作品影响，西方诗歌对死后经验的追问、想像与其诗歌传统一样源远流长。荷马史诗《奥德赛》第十一卷描写了奥德修斯游历冥界的历程，他在那里遇到许多熟悉的魂灵，其中包括他尚不知已然去世的母亲；当悲恸的奥德修斯试图拥抱母亲时却扑空了，母亲向困惑的儿子解释了死亡带来的变化："灵魂也有如梦幻一样飘忽飞离"。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继承了这一传统，埃涅阿斯在先知西比尔的引导下进入冥国的"福人甸"，与父亲的幽魂在此相逢。而维吉尔又成为但丁游历地狱的向导，后者在古希腊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汇合中，展开了更为复杂的"幽冥之旅"。上述诗篇的"幽冥之旅"，均有死与生的对话或潜对话，甚至可以说，"幽冥之旅"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完成这一不可能的对话。里尔克在一部阴阳互动的作品《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中，如此看待这"冥游"与"对话"的价值：

才不会将那最微弱的声音

老井就是一个"和死者一起/吃过他们的罂粟的人"。他在接受《我的诗篇》摄制组采访时说，他已经在大地深处工作了二十多年，可每次下井还是有种下地狱的感觉。而一旦矿难发生，这不就是现实世界里的"幽冥之旅"吗？诗中有些地方还可以继续打磨，我比较欣赏下面这两句："还有若干年后/正将煤攉入炉膛内的/那个人，在呆呆发愣时独对的//一堆累累白骨……"，以及"那缕缕飘荡了一年仍未/斜入地心的，清明寒烟"--煤炭与死难矿工的相似之处在于，均可化作白骨青烟。

去年8月19号，淮南东方煤矿发生特大矿难，今年1月赴淮拍摄老井时，我请他在这座已然变成废墟的煤矿前朗读这首《矿难遗址》。老井起初有点犹豫，但很快就坚定地对我说，为了死去的矿工兄弟，他愿意豁出去读这首诗，不再顾虑什么了。遍地瓦砾中，水泥封砌的井口前有失去主人的旧胶鞋和破碎的安全帽；老井跪下来，一边祭洒水酒，一边用低沉的声音朗读这首试图抵达清明寒烟无法斜入之处的挽歌。

秦晓宇，2015年3月10日于沪上

一个诗歌背后的故事·老井

1989年，我进矿不久，从高高的脚手架上（我以前是建筑工人）一下子下降到八百米地心深处，思想上有些迷惘，行为上也有些偏差，偏偏命运女神又来给我穿小鞋，在最初的两年内，出过好几次生死攸关的的事故。

那是一个夜晚，我随一班伙计去一个掘进工作面，路过一个小上山眼--所谓的上山眼就是向上的倾斜巷道，开在大巷的侧面，眼口离地一米多高，大家在爬上它时，必须要踩着旁边的一条皮带运输机，别人经过那里时，皮带机都是一动不动的。轮到我时，当我的右脚刚迈上眼口，左脚还在皮带机带面上时，它居然鬼使神差地开动了（可能司机离得太远，责任心也不强，没观察就开车了）。在电力强大推拉中，我立刻倒在了带面上，并随着身下的煤流滚滚向前。身后的工友急坏了，一位姓方的师傅跟着皮带机跑了一段，拽了我几把，没拉住。前方不远处就是皮带运行的终点：放煤的大眼。所谓的大眼，就是巷底上打出的一段幽深、笔直的井筒，是井下煤炭储存的中转站，假如人坠滑下去，不摔死，也会被煤流掩埋，窒息而亡。关键时刻，像是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注入体内，我突然跳了起来，条件反射般地跃下了皮带机，等我自己清醒过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坚实的巷底上。不是故弄玄虚，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何脱险的……一次未遂的矿难让我离死亡如此之近，甚至摸到了它的肌肤，一种刻骨铭心的冰凉。

我们在某处掘进面干活，放炮用雷管炸药崩煤时，一班十几个人把炮线拉到几十米开外的一个风门外边，人也躲在那里。所谓风门，就是安装在巷道里的木门，主要作用是可以封闭整个巷道，可以控制井底风流的走向。炮响过后，大家忙着跑向工作面去干活，却无论如何推不开风门，低头却发现有细细的煤粉从门缝内溢出。原来是炮后发生了煤与瓦斯突出事故，凶恶的瓦斯携带着若干吨突出的细碎煤流，把从工作面到风门的几十米巷道都给填上了……假如当时这里有几十几百人，肯定不是被活埋也会被瓦斯给熏死，假如没有这风门做庇护，假如突出的煤尘的冲击力再大些，快些，风门抵挡不住的话，假如煤和瓦斯再延迟突出几分钟，人都进入风门内的话……假如以上任何一点变成现实，这段巷道就变成天然的棺椁了！从生存到死亡的距离，只有仅仅几十厘米的厚度，太可怕了，是木头木脑的风门救了我们一命。事后大家都争着去亲吻那木头的门。我呆呆地抬头观望，看见的是地心低矮的天空，那由钢梁和塘材芭片支撑起的顶板。它是未知的，不可预测的，随时都可能坍塌的。我对生命的脆弱和大自然的威力又有了新一层理解。

煤矿的矿难主要分为瓦斯、煤尘、顶板、水、火、运输、机电这几种。其中顶板和运输事故发生的几率最多，但瓦斯、煤尘和透水事故的危险性最大，一次遇难过几十、几百、甚至上千个阶级弟兄的瓦斯和煤尘连锁爆炸事故都发生过。我例举的那两次事故一次为未遂的机电运输事故，另一次为没造成严重后果的煤与瓦斯突出事故。还好，只是未遂和没造成严重后果，否则，我就不会在这里写这篇小文了！但所有的矿工都一定有我这份幸运吗？

就在2014年8月，我们淮南市的东方煤矿就曾发生过一次瓦斯爆炸事故。当时下井抢救的人员最后因为井下地质条件过于复杂，井下巷道过长过深、太难寻找遇难者遗体，又怕斯爆炸后，现场产生出的大量瓦斯及明火会引起接二连三的爆炸，不得不根据有关部门命令砌上了封闭墙，将现场彻底隔离，以隔断氧气的进入，从源头上杜绝爆炸的再次发生。又过了几个月，东方煤矿彻底停产，井口也被用砖块和水泥砌实了。于是，没来及抢救出的许多遇难者遗体便被搁置在了地心的黑暗里。

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是中国工业大发展的时代，也是煤炭企业大发展的时期，中国的原煤产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一，但那时煤企的安全设施却不能与时俱进，致使大小事故不断。有一组怵目惊心的数字：中国矿难死亡人数2002年6995人， 2003年6683人、 2004年6027人、 2005年5986人、 2006年5770人……当然这只是官方统计的国营煤矿的死亡数字（不含瞒报的）。假如再加上小煤井的，瞒报的，这个数字估计至少要翻上一番了！因为小煤井的死亡率远比国营大矿高得多！所以当时有媒体评论道："中国的煤炭产量是用鲜血换来的！"捧起这把带血的煤炭，我有时感慨万千，有时却悲怆难言！

触不可及的故乡|微纪录片发布

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

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

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经》

好些年了，村庄在我的离去中老去

此刻它用一条小兴场的泥路

反对我的新鞋、欢迎我的热泪

好些年了，我的宇宙依然是老虎的形状

一如引用古老《梅葛》的毕摩所说

颤抖的村寨跳进我的眼瞳，撕咬我

好些年了，儿时的伙伴已建起小楼

我也回到了大地的中心，我的土掌房

三块锅庄石，三根顶梁柱

父亲笑呵呵在火塘边抽兰花烟

像温暖的经书，让我念诵不已

今夜我要睡在她的旧床上，今夜我必须做梦

吉克阿优是个用汉语写诗的彝族打工诗人，比其他打工诗人更多了一种悲愁，在城乡、彝汉之间，在古老的传统与现代文明之间，他时时进退失据，我们能从他的诗里读到这种两无所容的困境。

《迟到》让人想到海德格尔的断言，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指路经》乃古彝人为亡者举行祭祀活动时吟诵的一种诗体经典，其要诣是指引亡魂回返祖居之地而不至于迷失方向，类似古埃及的《亡灵书》或楚辞《招魂》。阿优是否暗示我们，在嘉兴羽绒服厂打工、泯然汉人矣的他就是个孤魂野鬼，难以真正返回传统彝乡世界？正如上古典籍大t都带有史叙性成分，《指路经》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彝族先民的迁徙之路，而阿优是否因过于漂泊无定而难以描绘其人生踪迹？在彝族创世神话里，譬如彝族社会史诗《梅葛》中，宇宙是由一只老虎的身形分解而来的，阿优大概想借此表达对民族身份的固守，同时双关于底层打工生活的险恶，并引出下面强烈的还乡场面，"颤抖的村寨跳进我的眼瞳，撕咬我"。破败的土掌房不光是阿优的"大地的中心"，也牵引着我的乡愁。在周围山乡风物的布道中，它指向了一种宇宙性家宅的乡愁，即一个孤独的个体在茫茫宇宙中何以家为，用海德格尔的话说，那是一种"把世界蕴含到更原初地适于栖居之乡的乡愁"。最后一节令人感动，思母之诗多矣，阿优却能别开生面，我尤喜"今夜我必须做梦"一句。做梦焉有"必须"一说？然而非如此，不足以写出对亡母强烈的爱与思念，以及错过祭祀的懊悔之情。

秦晓宇，2015年3月11日于沪上

一个诗歌背后的故事·刘丽朵

从西昌出发，经过五小时颠簸，《我的诗篇》摄制组到达了普格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又经过四小时颠簸来到瓦格乡，住进了镇中心最豪华的一家旅馆。

镇中心就是一横一竖两条街，其中那条主干道约有五百米，走着许多稀脏的孩子，和背着孩子的妇女。几个妇女摆开摊子，在路边卖炸土豆，把土豆切成一片片，放进油里炸得吱吱响，再捞出来蘸一圈辣椒。满街的泥。到处是土。呼呼的风。至于那家四十元一间的旅馆，开始我们有些嫌弃，等到把镇上几家所谓旅馆都看过了之后，还是决定选这一家了。墙上满是泥脚印，蚊子血，被褥散在床上，留着不知多少任房客层层叠叠的体臭。第一夜，整晚都被臭味熏得头痛，难以入睡，又冷得哆哆嗦嗦的，第二天只好把被褥拆了翻晒一通。尽管和衣而睡，被子中似乎有许多只跳蚤钻到我衣服中来了，挠了挠，发现身上起了许多血红的大包，原来那些沉睡在被褥深处的跳蚤被惊醒了……

包了一辆面包车，开了几十分钟，我们终于到了湾洛村。下车的地点是瓦洛乡中心小学，花池边坐了一排孩子。我举起手机对准他们，他们互相看看，站起来一溜烟跑了，在我的屏幕中留下一个个稀脏又俏皮的小脸。村子里有许多孩子。吉克阿优从来没有来过彝寨的儿子日红，在返乡的半小时内，就已经跟村里的孩子玩在一起了，满村乱跑，完全脱离了阿优的视线。顶小的孩子，衣服时常露着肚脐或者什么地方是破的，稍大一点的就跑到那个瓦洛乡中心小学念书，念完五年级，就没书可念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竟然长出吉克阿优这样一个诗人。

四面青山，一条大河，河水是红色的，挟带着山上的泥土迸涌而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费力地爬上对面的山坡后，看得见整个村子，安静地躺在半山上，有三五十户人家，老牛带着小牛从身边经过时，会像村民看见陌生人一样，特地站住回过头来，向我们投以深深的凝视。

阿优家是两间土掌房，院墙也是泥土做的。只有他的老父亲住在里面，屋子里的墙壁被火熏得黧黑，床对面就是一个火塘，火塘里烧着木头。彝族人在院子里、屋中或者随便什么地方，总会烧起木头，几个人围拢来烤，为的是取暖。但这是我见到的最没有效率的取暖方式，说实话，除了眼睛里感到烟熏火燎，身上并没有觉得暖和多少。

阿优家的土墙上长着高大的仙人掌，矮矮的墙上有他当年外出打工时留下的字迹："书香弥漫云游四海；雨丝淋漓浪子回头。"尽管豪气干云，好几年过去，阿优家过成了村子里最穷的一户人家。阿优外出打工了，后来有了妻子和儿子，没有多少钱给家里，而家里只有老父亲，母亲已经去世了，所以没必要翻盖房子。

为了过年以及迎接我们到来，阿优哥哥家杀了一只羊，我亲眼目睹一只活羊变成死羊，继而变成一盆下水和一具尸体。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实在令人惊叹：我们团团坐在地上。一盆羊肉，每一块都有拳头那么大，被端上来了。然后是一盆土黄色的混浊的汤。很显然，这是炖羊肉的水。再旁边，是一盆米饭。五条汉子面面相觑时，阿优说："吃吧！"他告诉我们，好几年前他在北京一家饭馆打工，虽然彝族人不过生日，但他的汉族女友生日前一天，他还是订做了一个生日蛋糕，可第二天去取时却迷了路，怎么也找不到那家蛋糕店。他沮丧地买了半个西瓜，见到女友后他就坐在路边用手抓吃。女友既生气他没送礼物，又觉得他这样吃西瓜很粗鄙，便大声责备他。阿优忍不住发飙说，"我们彝族人都这样吃东西，你看不惯我们分手好了。"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坐着的彝人，都这样吃着。那些女孩子们也一样，但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笔直地坐着，用勺子小口喝汤。"吃一口肉，再喝一口汤，再抓一把米饭。"我不禁想起下午，小宁的弟弟用又黑又油的手，抓着一把米饭边走边吃。起初我还以为时间仓促，没有好好准备饭，然而接下来我们每天都是这样吃的。

第二天，男人们在院子里杀年猪。这头猪嚎叫了一阵之后，男人们给了它致命的几刀，又在它身上包了许多层柴草，点着了火，一头猪在阿优家的院子里熊熊燃烧。过不多久，它变成了一堆肉，铺在院子里的席子上。接着，被扔进一口大铁锅里，铁锅架在几块石头上，下面是一些燃烧的木头。

"昨天肚里两块羊肉，今天肚里两块猪肉。"摄影师良子眼泪汪汪地说。再后来，摄制组基本靠方便面充饥了。（直到拍完阿优回到成都，西南民族大学任教的诗人李兵接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而地道的火锅，我们才算吃上了"正常的饭"。而李兵不这样认为，他用欣赏乃至崇拜的口吻说："你们都是吃过坨坨肉的人了！"）

彝年里，姑娘们穿着漂亮的彝族传统服饰。刺绣的长裙。短襦。高高的帽子。银饰。刺绣这样一套衣服很费功夫，因此每一套都价值昂贵。少女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衣服，只有年长的妇人才有。

晚上篝火燃烧起来了，人们唱起我们听不懂的歌，围成一个圈，手拉着手跳起舞来。歌声此起彼伏，听得到美妙的和声，火映红了他们的脸。而彝族人爱火、与火相亲的生活情境，非浸身其中的人是不能体会的。冬天凉山的寒冷，只有靠那一束束火驱散啊。

如果说杀那只年猪是为了吃肉，而过年吃肉是各族人民皆有的风俗的话，一只小乳猪的死亡，则完全是献身于彝族人的"反诅咒"仪式。毕摩在门内点燃了一堆草。有人抓了那只小猪进去了。毕摩口中念念有词，我听见小猪的叫声。小猪不再喊叫时，我才敢站在门口看。是的，小猪已经被宰杀了。毕摩手里拿着小猪转来转去，他口中说的话，据说是恐吓的意思，让病魔等一些魔星像小猪一样被杀掉。

而院子里已经堆满了各种酒的瓶子。阿优告诉我们，过年来串门的亲戚喝酒喝大了，就坐在那里倚着墙睡了。他们经常就是这样睡的。

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吴小莉读诗

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

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

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包装

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

这首诗是在诗人、批评家秦晓宇编选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中读到的，初读时并未太多留意，但诗中某种细微然而很少见的声音却一直停留在脑海中，于是又回头再读，才发现这首诗的特别之处。

它看上去很简单，写的是作者在制衣工厂中的劳动：将衣服熨烫、打包；她面对的只是工业时代批量生产的一件件商品，在从事这种工作时，为了完成任务量，人的动作必须是迅速而近乎机械的，属于人的一切：情感、自由意志、精神活动往往会被降到最低点。然而，想象却在这里发生。一件吊带裙，使作者想到它最终的拥有者，另一位年轻女性。

她的想象似乎并无过人之处，甚至也许会让人觉得有些俗气。显然，她对于这件吊带裙可能给予另一位女性的价值、可以增饰后者之美丽的想象，其实也包含了她对幸福生活的想象和向往。这种想象的确是平凡的。然而，在这一想象的内层，也蕴有一种对于劳动意义的朴素然而高尚的理解：通过劳动我们得以和他人（的幸福）联结起来，而这，也正是最后一节所表达的"爱"的内涵。

这样一种理解方式在今天是很稀有的。毫无疑问，作者身处的是资本主义化的企业，在很多"打工诗歌"中，都写到过这种企业中一线劳动的艰辛，此诗第三节中"汗湿的厂服"一句也提示了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一节的前两行，这首诗就会显得轻飘了）。这首诗中的理解和想象并非无视现实，也不是对现实的曲意赞颂，而是凌越了自身所处的现实。当作者如同她笔下那件吊带裙一样，不得不承受着非人现实的电熨斗的重压和熨烫时，她所集聚的想象却如同"手温"一样，造就了重新属人的、解放性的一刻。

在那本诗选里只选了邬霞的这一首诗，我没有读过她更多的作品，只是了解到，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她在14岁时就去往父母打工的深圳，进入了母亲工作的制衣厂，成为一名童工。在深圳打拼近20年，她仍然和父母、孩子挤住在破旧逼仄的出租屋里。联系着这样的人生经历来读这首诗，诗中表达出的情思实在是不一般的。在吊带裙的轻盈形象背后，其实有着异常沉重的内容。这是一首看起来面貌平凡的诗，其中却也闪烁着一些不平凡的质素。诗的四节，情感一层一层地推进，自然而不失紧凑。

一个诗歌背后的故事·邬霞

1996年，我来到深圳投奔在制衣厂打工的妈妈。14岁的少女，是含苞欲放的花骨朵，眉眼还没长开，脸上还带着孩子气的茫然。我没有任何证件，只好借了表姐的身份证。担心日本人看见我是个童工不让进厂，写字楼的小姐不敢让我去写字楼填表，她把一切手续办好，安排我跟妈妈在同一个宿舍同一个部门，以便互相照顾。妈妈当初进厂时年龄比较大，只好将年龄改小，如此一来，与我借来的身份证只相差七岁。别人不相信我们是母女，说我们是姐妹。

工衣没有任何款式可言，直筒式的，遮住了我娇小的身材，我的身体一下子变得臃肿。我要牢记，从这一刻起，我的名字叫余真联，是这家日资企业的假名童工，在年满18岁、拿到身份证之前，要过隐姓埋名的生活。当城市女孩还在妈妈怀里撒娇，我已开始自食其力。

在包装部上班，每天要站上十几个小时，脚底钻心般地疼痛，小腿肿得像馒头，每天晚上下班后，感觉双腿像灌了铅，躺在铁架床上时，双腿抽筋，眼泪不由自主地滑落。我们去饭堂打饭得一路小跑，排长长的队打到的饭菜像猪食一样难吃，通常我只吃两口，每天饿着肚子上班。我们每晚要加班到十一二点，然后排队打水、洗澡、洗衣。中午不可以出厂门，下午才开一道小门，就像坐牢一样。

在我的想象中，生活应该是绚丽多姿的，我渴望像一只蝴蝶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上班的时候，我的思绪有时就像一只蝴蝶。

制衣厂工作时间长是出了名的，我们连星期天晚上也要加班，即使我买了新衣服也没时间穿，我只好在半夜三更时，换上新衣服，穿过走廊，到冲凉房的玻璃窗户上去照一照，左转、右转，再随意摆几个造型，让脸上的笑容投进我的内心。虽然我在夜市买的无论是连衣裙还是套裙，都只值25元，但它们穿起来合身，比宽大的工衣漂亮多了，只有在这短暂的陶醉中，我才能感觉到自己是个少女。

每天，我们都要与服装打交道，衣服、裤子、裙子样样齐全，我最乐意见到裙子，把它们拿在手里，我便浮想联翩。我对裙子的喜爱，深入到了骨子里。裙子能衬托出一个女性最美丽温婉的一面，我时常在脑海中勾勒各种款式的裙子。我尤其钟意吊带裙，可我知道，我这样的身份，穿吊带裙势必被人笑话。我多想有一天我能穿上吊带裙，骄傲地走进人群。

做烫床比剪线、查货还要累，还好我做烫床时熨烫的是我所钟爱的吊带裙。烫床处热浪滚滚，我汗如雨下，衣服拧得出水来。在袅袅升起的水汽中，我像进入仙境。十七八岁，正是渴望爱情的年龄，热衷于幻想，熨烫的过程中，我的眼前仿佛站着一个长发飘飘、笑意盈盈的女孩，她穿着我熨烫的吊带裙。我想我得把吊带熨平，挂在她的肩上才不会勒疼她；熨斗移动至腰身，我想她的男友一定有一双白净的手，其中的一支安放在她的腰间，在林荫道上缓慢行走，微风轻抚，他们什么也不说，享受这份安静；把裙裾展开，上面是一个个皱褶，我得把它们熨得都相等，让她在湖边或者草坪上，等待风吹，她如果奔跑，裙裾飘起来，带着弧度，一定像花儿一样。那是唯美得令人心惊的画面。

即使我的工作繁重劳累，我不能穿上手中的吊带裙，下班后只能洗我汗湿的厂服，只要一想到它被折叠好，运出车间，最终被一个女孩穿上，心中便生出无限美好。

但多么可笑，人这种动物

永远在做自己并不能到达的

练习，梦。一如这些钢铁

"杏黄天的工业时代",写作时间在1995年-2007年。有《结构工业》、《工业时代的乐器》、《工业城市》、《金属的反射》、《工业群像》、《被荒废的和被遗弃的》、《机械丛林》、《阳光温暖那些热爱劳动的人们》、《心灵事件》等组诗，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发现生活和诗歌给他铸就的基座：虽然，对事物内在的激情，对生命的热爱，对劳动的热情，不管如何被异化，都顽强地存留了下来；但正是这些结构、电解、机械等等，以及它们飘起的钢铁碎屑，使一个幻想着爱情，梦想着建设家园，把一个个机械当作乐器，对工业迷恋甚至沉醉的人，到后来反过来，疼痛大于及至代替了热爱：工业不断"制造"出生命的事故，不断带来不仅针对肉体的无可挽回的损害和伤害，更带来一桩桩"心灵事件"，那些热爱、光荣、劳动这些原本崇高的品质，也从本质上被损害了，钢铁进入到了血液里，一个人的内心再也无法愈合。

一个诗歌背后的故事·杏黄天

大致从1993年到2004年，我最为激情义气的青春年华，大多数时间是在一家电解铝的大型工厂中当铸造工度过的。

要说的故事太多，更多的时候我宁愿选择沉默，但这也只是睁着双眼的时候。在梦中，我总是不时梦见红亮的以七百多摄氏度流淌的铝水，总是面对着流淌的铝水，感到酷热难耐；背后，却又是破了的玻璃窗，寒风刺骨。当然这也是事实，并不只是梦。梦中，我总是在呼喊与逃离。 

因为长时间的高强度、重体力和在有毒的空气中的劳动，已经在我的身体中留下痼疾。现在，我就与这种痼疾活在一起，难以忍受的疼痛时不时提醒我，曾经过的岁月和矛盾怅惘的心情：我一面怀念着与我共同生活、工作过的活着或已离开这人世的兄弟姐妹，一面又为他们还生活于其中而担心与忧伤。

那几年，有连续三四年，每到年末左右，累积的身体与精神的创伤，使我内心一片黑暗。但我还是活了下来。那几年，我写了有四百多首与我生活的那个工厂相关的诗歌。我以穷尽工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努力，来安顿自己的心。其实我知道，我之所以如此，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有尊严地活下去：从肉体到精神，能够将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一预防与化解。诗歌在那时，于我而言是疗救与抚慰，是倾听与倾诉，是尊严与美与爱的实现，所以我说："那些一经写出的生活，于我也算是完成"。虽然我现在也明白，久治不愈会产生另一种依赖与中毒，但我无悔，我还是要感谢我在工厂三班倒的那些别人睡觉我上班，别人休息我读书、和在厂房角落尘埃中随时用手指写下以防忘记的句子的岁月。

那时，"生活"成为了我的导师，它让我学会了很多。我必须得歌唱劳动，因为那就是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存在的唯一证据。我们怎么能否定自己的生活呢，那意味着否定自己。它们已经不是单纯的赞美或谴责、顺从或抵抗，这工厂的生活，给予我们的要远远多于这些。它们成为了我们生命的部分质地与底色。

大工业、大机器下高强度、重体力的劳动对一个人的损害与侵蚀既是瞬间的，也是逐渐的，最后，一个人会变得很迟钝，只是为了自我保护、逃离伤害。但同时，这种迟钝中又随时潜伏着安全事故，所以又需要高度的敏感。更多的时候，一个人会被有意无意地设置为机器的延伸或纠错装置。

人很无助，让我们活着的劳动也是损害我们的劳动。一切都指向将一个工人作为操作规程的一部分来管理，如果出了安全事故，分析到最后，几乎全都是"违章操作"，这就意味着肉体的损害是自身造成的，后果要自己承担。这也就意味着付出了劳动，却不一定有对等的报酬和生活的保障。赖以生存的劳动成为了伤害的劳动。

但生命也是坚韧的，总要找到一个活着的出口，这是生命最后的尊严。对于这样的沉默到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就像不存在的一群人而言，活着原比死去更需要勇气和承受更多的艰难，也需要更长久的耐心与毅力。

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我们都只想"作为一个人而无所畏惧地有尊严地活着"，而不是被视为机器或机器的部分的纠错装置，也不愿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我们再也不会寄希望于任何虚妄的许诺与愚弄。而对于我来说是疗救与抚慰的写作，对于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来说，就是"无名之辈的铭记"、就是我们活着的证词。

李云雷：新工人诗歌的"崛起"︱首发

打工诗人许立志的自杀，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诗歌尤其是底层诗歌的关注，诗歌界也在讨论底层经验如何生成美学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必要对当代诗歌的评价标准进行反思。梳理新时期以来诗歌史的源头，我们可以发现"三个崛起"奠定了此后诗歌发展的主要倾向，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文章在诗歌与文学界影响深远。但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所提倡的"新的美学原则"，是一种精英化、西方化、现代主义式的美学标准，可以说这一标准作为诗歌评价的基调一直延续至今，是当代诗歌的一种审美规范或审美无意识。当然"新的美学原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曾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新时期初期中国人恢复知觉、打开视野以及诗歌形式的探索都有很大影响，但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以这样一种精英化、西方化、现代主义式的美学标准，很难将当代中国人丰富复杂的经验与情感容纳进去，尤其对于底层的创作者来说，要将他们的经验"生成"符合这一审美规范的诗歌，无疑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底层诗人在以他们的创作实践逐渐突破这一审美规范，也在以他们的探索与创新逐渐突破当前的诗歌格局。在这一新的崛起面前，我们有必要反思30多年来"精英化、西方化、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在新的经验与新的美学元素的基础上，探索更加适合当代中国人经验与情感的诗歌评价标准，也探索一条更加民族化与大众化的中国诗歌发展道路。诗歌作为一种民族精神与艺术的结晶，不应该陷入神秘主义与技术主义，也不应该成为精英知识分子相互标榜的游戏，而应该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形式，应该在与大众的交流中凝聚时代的精神乃至集体无意识，并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形式与审美标准。在这个意义上， 重新思考中国诗歌的"民族化"与"大众化"，便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重新思考民族化与大众化，并不意味着是要回到十七年与延安时代，那个时代民族化与大众化的探索有得有失，需要我们做出认真的分析与研究，但就其总体而言，那个时代对民族形式、大众语言的重视，以及对民歌形式的采用，可以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重新思考民族化与大众化，也并不意味着对新时期以来"精英化、西方化、现代主义"倾向的否定，学习与借鉴西方的诗歌传统，探索人类精致微妙的内心世界，可以说也是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里，我们期待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能够不仅仅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传统中思考问题，而可以将中国新诗的其他阶段与其他传统，纳入到我们的思考空间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有必要突破"新的美学原则"的审美规范，在新的现实与新的诗歌经验的基础上，探索中国诗歌的未来。在这方面，新工人诗歌的"崛起"，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经验、新的情感、新的美学元素，我们不能以一种固定的"诗歌"标准居高临下地对之做出评判，而应该直面这些新的经验与美学，以之反思并拓展当代诗歌的评价体系，只有这样，当代诗歌及其评价标准，才能更富有活力与包容性，才能与当代中国的现实及其美学经验保持一种有机、互动的密切联系。

中国新诗自发生以来，一直生存在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两大传统的巨大阴影之下，并没有形成自足的或稳定的美学传统。在当代中国，什么是好诗？仍然是一个并不确定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我们当然不能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标准来评价中国新诗，也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现代诗歌的审美规范来评价，中国新诗的发生与发展有其独特性，也有与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的共通性，我们需要辩证地分析与把握。中国新诗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在传统中国及其文化崩溃过程中产生的，伴随、参与着现代中国及其文化的诞生，并在其中有着先锋性的作用；而其共通性则在于，它同样是人类经验情感的美学呈现与结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新诗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其发展过程充满了种种"断裂"，以及内部不同派别的激烈争论，其美学标准与评价体系也在剧烈的变化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不过在我看来，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现代诗歌的审美规范是明确的、稳定的，什么是诗歌，什么是好诗，都有一整套内在的标准。而中国新诗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在于它与当代中国及其变化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也在于它正在创造出一种"新的美学"，这不是一种圆熟的美，也不是一种标准的美，而是一种全新的美，一种当代中国的美。而要创造这样的新的美学，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当代人丰富复杂的生命体验生成为新的诗歌，以及这样的诗歌如何在与大众的互动中凝聚起时代精神。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工人诗歌的崛起，其意义不仅仅是将底层经验带入到当代诗歌，而且也在创造着一种新的中国诗歌。

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2005年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左岸文化网站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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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刷刷刷，我们的汗水流在了六种颜色里

刷，刷刷刷，我们把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