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后拥戴四岁的幼帝，再次垂帘听政。政权的成员与同治帝亲政前大致一样。新年号光绪被决定启用，即“辉煌时代的端绪”之意。
咸丰帝死后开始第一次垂帘听政时，西太后不过二十七岁，对政治是个外行。拥戴光绪帝开始第二次垂帘听政时，她已经是四十岁的政治老手了。
同治帝的早逝，从其结果来看，有利于延长清朝的寿命。圆明园修缮工程这件事大致表明，同治帝的资质堪优。他死后西太后开始第二次垂帘听政，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们使长期安定的政权得以继续，因此洋务运动也进展顺利。建设引入西洋技术的军需工厂，铺设铁道和电线，创办新企业——那是连同时代的日本人也羡慕的速度。
洋务运动的本质，如果用现代式的语言说的话，就是“开发独裁”。苏联还存在时，东西冷战持续的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亚洲以“为防止共产主义化，必须加快经济建设。为高效地发展经济，不得不独裁”为借口，陆续出现独裁政权。这就被称为“开发独裁”。当时的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些所谓开发独裁的国家中，处于政权中心的家族和财界人士相互勾结，一方面行贿受贿和腐败逐渐日常化，另一方面却以“反共”为借口，抑制下层的民主主义要求。不过，与成为共产主义相比较，国民还是更愿意接受开发独裁。
如果追溯一下亚洲开发独裁国家的谱系，其鼻祖是明治时期的日本和西太后统治下的清朝两个国家。但是，即使同样是开发独裁国家，明治日本和清朝也有决定性的差别。
明治日本不仅仅导入西洋的技术，还制定宪法、设置议会等，为实现近代化不惜改变自身的体制，是所谓的“软性的开发独裁国家”。这一思想被称为“和魂洋才”。
同时代的清朝将维持其体制作为其最高目标，为此作为权宜之策导入西洋技术，是所谓的“硬性的开发独裁国家”。这一思想被称为“中体西用”。
“和魂洋才”与“中体西用”，乍一看似乎相同，但存在决定性的差别。“魂”是无形的，但是“体”必须是看得见的。和魂洋才的日本人，即使剪掉发髻，衣食住都西洋化，即使采用西洋式的君主立宪制，即使穿着西洋式的军服，但是可以强辩“心是大和魂”。而中体西用的中国人，对中国社会体制的服从，经常以看得见的形式展示。例如，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时，清朝的水兵穿着水手服留着长辫子的身影，就是具有象征性的。当然，日本的海军穿着水手服留着发髻的士兵一个也没有。两国的近代化就是如此不同。
此外，硬性的开发独裁国家有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开发路线本身变成国内权力斗争的道具。经济建设失速，屈服于外来的干涉，这些对掌权者的正统性是致命的打击。反过来说，批判自己的政敌“对外态度不够强硬”或者“经济建设无能”，是权力斗争中非常有效的一张王牌。
突破这一禁止的王牌，并最初展示这种开发独裁国家权力斗争的范本的，就是西太后。史学家称她导演的政变剧为“甲申易枢”。
被利用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
东太后于光绪七年（1881年）去世后，西太后还是不能独揽政治实权。以恭亲王为首的像老狐狸一样狡猾的老臣们，已经占据了政权的中枢。
西太后一边表面上假装和重臣们共同合作，一边集中精神等待时机。作为政治家的她，意外地采取守势成了“等待”的类型。她既有眼含泪水感情激昂的一面，也有如蛇一般等待猎物冷静的一面。
终于，绝好的机会来了。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企图将越南殖民地化，派遣军队占领河内。如前所述，西洋人的军队也并非无敌。刘永福的黑旗军（由太平天国的余党组成的义勇军）与越南人民一起共同努力进行抵抗，击杀了法军的李威利将军，取得胜利。
作为越南宗主国的清朝，为对抗法军出兵越南北部。北京政府首先向当地派兵进行观察，但之后就犹豫是否应该真正同法国开战。于是，只给当地清军以有限的交战权，即如果遭受法军进攻就进行反击。这完全同交战权尚不清晰却被派遣到海外的自卫队一样。被禁止积极主动进行攻击的清军，由于洋务运动明明已经装备了与法军性能较为接近的武器，却拖拖拉拉地一直吃败仗。
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八日，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提交了一本奏折。其内容是，越南战败的原因是恭亲王、李鸿藻等重臣无能、优柔寡断造成的，应该弹劾、追究他们的责任，促其自省。日讲起居注官是在皇帝身边亲侍、记录皇帝言行和起居的官职。
西太后读完这本奏折后很是感激，立刻召见了盛昱。西太后流着眼泪说：“中枢的这些重臣们，正如你所说，就是这样的狼狈相。只有更换大臣了。”盛昱感激涕零。
西太后向人们出示了盛昱的奏折后，于三月十三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其内容是更换恭亲王为首的全部军机处重臣，令人震惊。而更换的理由，全是些他们“因循姑息”、“一味明哲保身”、“忽视人才”等抽象的内容。这样，政权中枢突然全部更换。因为光绪十年的干支纪年为甲申，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甲申易枢”或“甲申朝局之变”。
前所未闻的异常的人事变动，引起了清朝朝野的混乱。最让人吃惊的，是献上弹劾文的盛昱这个人。
盛昱是当时被称为“清流”的有良心的官员中的一位。他不是像蔡寿褀（十九年前，向西太后献上弹劾恭亲王奏折的日讲官）那样的政治流氓。他纯粹为国家的前途而担忧，为了促进重臣们的反省，代表清流派官僚的意见舍身谏言。
但是，西太后在排除恭亲王奕?等人后，让醇亲王奕等自己的宠臣担任继任者。军机处的新成员全是些对西太后唯命是从的庸才。如此一来，与之前的军机处就相差甚远了。
盛昱再次舍身上奏曰：“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人出其右，缘以占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昧于知人，谙于料事，惟其愚忠不可取。”因此，如果与此二人相比，后继者个个都是远远不及他们的平庸之才。盛昱自己对前些日子上奏的弹劾他们的奏折，表示后悔并反省。
当然，对于盛昱的第二次奏折，西太后视而不见。
此后，以盛昱为首的清流派官僚，舍身上奏“像醇亲王那样的平庸之才，不应让其参与作为国政中枢的军机事务”。令人吃惊的是，被批判为平庸之才的醇亲王，非但不生气，还叩头恳请西太后，说“正如清流派所言，请不要让我这样平庸的人进入政权”。但是，西太后说，“这样谦虚的态度更好”，并不同意醇亲王的辞请。
当时正是和法国正式开战之前，充满了非常时期的紧张气氛。在“国难当头，只有举国一致，建立政权，渡过难关”这样的气氛中，被更换的重臣们也接受了这样的处理。西太后善于敏锐地发现氛围的变化并对其加以利用。
中国的最高掌权者，经常把大臣上奏的奏折作为“锦之御旗”。西太后也是这样。
在日本史上，“锦之御旗”是上面赐给下面的。但是，作为中国政治的常规，锦旗经常由下面献给上面。在日本人看来这很奇妙，但这其中有中国社会特有的原因。中国最高掌权者的正统性与西洋式的王权神授说、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制都有不同，因为“天命”只不过是被全体臣民的意见所支撑的东西。
中国的历代王朝中，都存在被称为清流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一派。所谓的清流就是，一方面并未掌握国政的实权，另一方面也未与财界勾结，与腐败无缘，只是单纯地为天下、国家担忧，常常光明正大地伸张正论的有骨气的人士。
在清朝，御史、翰林、日讲官这些官职，是为清流准备的。除此之外，也有因科举未中第等理由而在野的清流人士。
西太后的时代，不缺少像张之洞、陈宝琛、吴可读（抗议同治帝继任者的指定问题，后自杀）等这样的清流人才。在中国，如果政治腐败、时局混乱，则决心舍身发表正直言论的清流派人士辈出。在这一点上，中国不愧是大国。
但是，像这样的清流派人士，结果却被作为为权力斗争的道具而利用，利用完之后就被抛弃。因此，即使清流派人士辈出，在中国也没有成为让言论自由和民主主义生根的原动力。
“甲申易枢”三个月后的光绪十年（1884年）六月十五日，法军偷袭台湾基隆。以此为契机中法两国正式开战，中法战争爆发了。
已经确立独裁统治的西太后，让利用完的清流派从事军务。只会发表言论的他们从事生疏的军务，结果大部分因失败而名声扫地。
中法战争中，最初是法军胜利，但是到后面清军不断取得胜利。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的二十年前，在越南，中国军队在与欧洲列强军队的战争中已取得过胜利。
攻打台湾沪尾（现在的淡水）的法国军队被清军和当地的渔民民军两面夹击，军旗被夺下，狼狈不堪地逃到了海上。当时，丢失军旗被认为是军队最大的耻辱。
法国海军总司令孤拔中将，在镇海湾（浙江省）的战斗中，受到清军准确的炮击而身负重伤，不久后死亡。
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老将冯子材率领清军，在镇南关（现在的友谊关，在中国和越南的边境）展开激烈的肉搏战，大胜法军。与此同时，黑旗军和越南的义勇军也在越南临洮府打败法军，夺回了十几个城市。
在法国，由于连战连败，茹费理内阁倒台。
尽管当地的清军英勇善战，但是在北京的西太后听从了李鸿章的意见，急于讲和。清朝对法国做出了巨大让步，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签订了讲和条约。虽然当地的清军取得了胜利，但是北京的朝廷却自愿承认“战败”。
法国方面也非常吃惊，为意想不到的幸运而高兴，签订了条约。
在近代国家，军队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抵御外国的侵略，保卫国民。而在硬性的开发独裁国家，其军队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的体制。防卫外国军队的国防虽然也是大事，但是军队的任务主要是威慑国内的政敌、镇压民众的叛乱。因此，硬性的开发独裁国家的军队，容易成为掌权者半私人性质的军队，就是汉语所说的“军阀”。
中法战争中，清军最前线的官兵英勇善战，大败法军。但是，如果战争这样继续的话，李鸿章就必须从自己心爱的北洋军阀中抽出一部分兵力派往越南。如果那样的话，虽然清军的胜利大概会变得不可动摇，但是却不免多少会给李鸿章的军阀带来损失。军阀的力量被削弱的话，那么在国内的发言权就会变弱。
由于这样的理由，李鸿章就劝告西太后，要趁着战斗取胜之际进行讲和。因为西太后此时已达成夺取权力的目的，所以也同意提前讲和。
北京朝廷的决断，显示出硬性的开发独裁国家的局限。如果当时的清朝是像日本那样的软性的开发独裁国家的话，近代战争中有色人种首次战胜白种人的荣誉，大概就不是日俄战争，而是中法战争了。
但是，中法战争中清军的奋战也并非一无是处，西洋列强重新认识了清军的强大。此后，他们将中国作为“沉睡的狮子”，自认输其一等。而要戳破这种假象，让中国人自己对开发独裁的局限性进行自省，必须要等到十年后的中日甲午战争。
中法战争真正的胜利者是西太后。她利用此次战争，既排除了以恭亲王奕?为首的老臣，又排除了那些麻烦的、常常伸张正论的所谓清流派官僚，一举两得。之后，直到去世前的二十四年间，她作为唯一的最高掌权者，继续掌握着清朝的实权。
在当代中国，对光绪帝的评价很高。
光绪帝四岁即位，三十八岁病死，在位三十四年，但是他亲政只有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的九年时间。余下的岁月就是西太后的“垂帘听政”、“训政”、“训教”。在九年的亲政期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年）和百日维新（1898年）两件大事。
中日甲午战争时，光绪帝支持主战派，与对战争消极的西太后对立。战败后，光绪帝想要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榜样，坚决推行“维新”。但是，西太后停止了维新并幽禁了光绪帝。虽然说甲午战争和维新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光绪帝的“爱国心”与对近代化的热情，在当代中国的“爱国教育”中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而西太后作为将中国沦为三等国的罪魁祸首而备受憎恨。
这样的见解确实存在。但是，历史是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见解存在的。
根据开发独裁史观，近代化失败的原因通常只有两个：外国的侵略和国内反动分子的妨碍。有观点认为，开发独裁这一路线本身在结构上的局限是导致失败的元凶，而这一观点在当代中国不受欢迎。将洋务运动受挫的原因，归咎于西太后这一反动势力，利于将大众的目光从开发独裁结构的局限性上移开。
以前涉及西太后的论考，大都将西太后描绘成怪物，而她与光绪帝争执的主要原因，也在于她异常的权力欲望。但是，笔者认为，在西太后和光绪帝的对立中，还存在着更为根源性的东西。那就是硬性的开发独裁国家的宿命。
因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觉醒的光绪帝认识到，如果不变革祖法也就是国体本身，近代化就难以实现。在中国，这是非常危险的想法。
事实上，作为国家元首的光绪帝，被作为家长的西太后逼迫下台，并被幽禁。这一事件被称为戊戌政变。只要中国还继续是开发独裁的国家，西太后和光绪帝的对立，大概此后还会改变形式反复出现吧。在这个意义上，清末就是当代中国的小规模试验工厂。
下面，以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认识中不被允许的视角，来试着分析一下光绪帝和西太后的争执与对立。
载湉（光绪帝）于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出生在醇亲王的官邸。其父亲是醇亲王奕，母亲是西太后的妹妹。双亲的性格都很温和，但是或许因为与伯父恭亲王奕?和姨母西太后有血缘关系，所以他有时态度很坚决。脸型也是长脸，与双亲相比，长得更像伯父奕?。
原本他应该继承他父亲，成为第二代醇亲王。但是，因堂（表）兄同治帝的病死，年仅四岁的他成了皇帝。
光绪帝在五岁时师从翁同龢开始学习。少年时代的他，勤奋好学，掌握了帝王之学。
西太后让光绪帝称自己为“亲爸爸”（亲生父亲），对其进行养育。实际上，西太后是养母，既不是“亲生父母”，也不是“父亲”。这是很奇妙的称呼，但这么称呼有她自己的根据。
西太后让太监和宫女用一听就是男性称呼的“老佛爷”来称呼自己。这表示出的意思是，自己不只是皇太后，更是作为事实上的太上皇而君临天下。
西太后耐心告诉年幼的光绪帝说，“因为你是我胞妹生的孩子，就跟我生的一样”，所以让他称呼自己“亲爸爸”。但是，如果真是自己的亲生孩子，没有必要特意冠以“亲”字。这一称呼反映出，自己的儿子同治帝去世后西太后扭曲的精神状态。
光绪帝十一岁时，东太后去世。十四岁时，西太后通过“甲申易枢”实施独裁。其间，光绪帝的亲生父亲醇亲王奕始终如忠犬一般服务于西太后。因此，西太后对光绪帝的印象也很好。
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十五日，光绪帝十七岁了。西太后“撤帘归政”，也就是停止垂帘听政，将政权返还皇帝。但是，因群臣强烈的恳请，她决定“训政”至光绪帝十九岁。所谓训政，就是在西太后的教导下，由光绪帝亲政的意思，事实上是垂帘听政的继续。
按照清朝的先例，顺治帝和康熙帝在十四岁、同治帝在十八岁都分别开始亲政。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光绪帝已经十八岁。西太后在六月十九日发布懿旨，宣布于第二年正月为光绪帝举行大婚，并以此为契机停止训政。十月五日，西太后发布为光绪帝选定了皇后和两位妃嫔的懿旨。皇后是西太后亲弟弟桂祥的女儿，二十二岁的叶赫那拉氏（后来的隆裕太后）。西太后将自己的侄女作为年长的妻子许配给了自己的外甥。
妃嫔选择了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他他拉氏姐妹。姐姐瑾嫔十五岁，妹妹珍嫔十三岁。
选定后妃时，也有如下一些逸闻。
光绪十三年（1887年）冬天，西太后在体和殿为光绪帝甄选皇后。皇后的最终候选人缩小至五名：西太后的侄女、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长叙的两个女儿。西太后坐于上座，面向站在旁边的光绪帝，命其选择中意的姑娘。光绪帝谢绝了，说“这样重大的事情，还是请皇爸爸（西太后）决定吧”，但是西太后坚决命令皇帝按照自己的想法选择。
清朝的制度中，在进行选择皇后的仪式时，要给予选上的女性镶嵌着宝玉的豪华如意（像是笏一样持于手中的以正威严的道具）。西太后命令光绪帝将如意交给五人中的一人。
过去，十七岁的同治帝在选择皇后时，选择的不是漂亮、比自己年龄小的少女，而是年长的阿鲁忒氏。西太后所抱的期待，是十八岁的光绪帝肯定会选择年长的叶赫那拉氏。但是，光绪帝手拿玉如意经过了西太后侄女的身前，向最漂亮的德馨的长女走去。“皇帝！”西太后急忙叫住了光绪帝。光绪帝忽然发觉，不情愿地将如意交给了叶赫那拉氏。
一般来说，皇后的最终候选人会成为妃嫔，但是德馨的两个女儿却没有。西太后唯恐这对漂亮的姐妹会独占光绪帝的宠爱，特意地取消了她们的资格，而是选择了长叙的两个女儿。姐姐瑾嫔，数年后成长为容貌和性格都很普通的女子。但是，其妹妹珍嫔（后来的珍妃）却成长为才华横溢的美女，逐渐独享了光绪帝的宠爱。
就像选定皇后这件事所象征的一样，在西太后的训政下，光绪帝只不过是一个傀儡。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七日，光绪帝大婚的典礼准备好后，皇后（西太后的侄女）被迎入宫中。包括新婚生活用的家具等，此次大婚所花费的总费用折银（换算成白银）五百五十万两。
当时，如果有二两九钱二分的话，就能够买到两石的粮食（约120千克）。这相当于一人一年的粮食消费量。也就是说，大婚的费用五百五十万两，相当于一百九十万人一年所消费粮食的金额。如果将当时的一两白银换算为现在的约五百万日元，那么只是此次大婚就花费了将近三千亿日元的国家经费。
二月三日，光绪帝举行亲政大典。光绪帝从这一天开始正式亲政。并且，由其父亲醇亲王奕辅政。
西太后移驾到北京郊外的颐和园，从政治中引退。她被认为是到死之前也不会放手政治的人，但是只有在这时曾真的打算引退。
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大婚前，御史屠仁守上书，恳请西太后继续执掌政务。西太后很生气，罢免了屠仁守。她的理由是：“如果我改变之前说过的将政权返还给皇帝，继续执掌政务的话，那么我会被天下以及后世的人们看成是什么样的人呢？垂帘听政本来就是不得已做出的特别措施。为了今后不再出现上奏这种妄言的人，罢免屠仁守以示惩戒。”
如此情况真是令人意外，西太后竟也有在意面子和后人看法的一面。
西太后的梦想，就是成为崇庆太后那样的人物。她的五十岁生日因中法战争而没能好好庆祝，因此下一个目标就是，在五年之后的六十岁大寿时，要举行盛大的仪式进行庆祝。
在还没有奥林匹克和世界博览会的当时，皇帝和皇太后的大寿是向国内外展示国力的国家级庆典。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建国四十周年、五十周年这种逢十周年纪念时就举行一次国家的祝贺活动，向国内外展示经济发展的成果。相应的，清朝庆祝的不是建国纪念日，而是国家元首的生日。
儒教的本质，就是宴请时围在大桌子旁由谁先动筷子的事情。——这是陈舜臣的名言。
当时，皇帝的正餐要在饭桌上摆上上百道菜。当然，这些菜并不是都要吃掉，皇帝只不过品尝几种而已，基本上全都剩下了。剩下的菜，按照太监、宫女的前后辈顺序先后吃完。当然，在菜做完前御膳房的厨师们也会先偷吃一点，这是不用明说的。
皇帝也是在知道自己吃剩的“余惠”要赐给其他所有人的前提下，让御厨做出上百道菜的。
皇帝的餐桌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皇帝每次在大婚和大寿等国家祝贺活动，或者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时，按照顺序分配给大臣、官员、下级官差、工商业者、现场监督、劳工等“余惠”。只要不让这一利益循环停止，王朝的命脉就能保住。
西太后的奢侈并非她一个人的私利私欲。往坏里说，是举国的“寄生虫结构”；往好里说，是“收入再分配”。别说是臣民，就连西洋列强，也以关税及赔偿金的形式分享到了利益。西太后只要不让这利益循环停止，革命派再怎么努力，也不能把清朝推翻。从延长清朝寿命的观点来看，恶名长存的颐和园营造工程和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工程，都是相应有效的政策。
西太后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将政权转让给光绪帝之前，就开始了对颐和园的营造。颐和园原来叫作清漪园，是乾隆帝为了赠给自己的生母（崇庆太后）而修建的行宫，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与圆明园一起惨遭火烧。
西太后为了让自己成为“崇庆太后”，将政权返还给光绪帝后，打算隐居到此。连名称也改称为适合晚年居住的颐和园（适合静养的行宫）。海军衙门（相当于以前日本的海军省）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以“海军要在昆明湖（颐和园的人工湖）进行训练”这样牵强附会的理由，将海军的军事费用挪用到了颐和园的营造上。这一结果导致李鸿章拥有的海军“北洋水师”十年期间都没有更新武器。
西太后盯上并骗取海军预算的理由有三。
第一，北洋水师实际上是李鸿章的军阀。加强海军力量简直就是增强李鸿章的政治发言权。因此，西太后将海军军费用作颐和园的营造，是要抑制李鸿章的权力。
第二，海军力量的增强等同于贵重的白银流向海外。当时，在中国所建造的军舰，无论是性能还是排水量，都十分有限。最新的战舰必须从西洋订购后进口（这与当时的日本是同样的情况）。实际上，北洋水师特意从陆军强国德国购入了大型军舰“定远”和“镇远”，而没有向海军强国英国订购，反映了清朝不能眼睁睁看着让鸦片战争以来的仇敌获利的民族情感。对于当时的民众来说，与其将贵重的白银给西洋人，不如将其留在国内用于修建土木工程更值得庆幸。
第三，削减防卫预算可以抑制国内的主战派。这是和当代日本主动地抑制防卫预算相似的主意。西太后讨厌战争。战争是男人们的游戏。西太后再怎么说也是女性，因此她不会站在阅兵、进行个别的作战指导之类的立场上。她原本也不具备军事方面的知识。
西太后集中精力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六十大寿上，绝对希望避免发生战争。因此，她削减国防预算，压制主战派的气焰。其实，同西太后的想法一样，李鸿章也认为战胜不了日本，反对和日本开战。
结果，至甲午战争结束（1895年），挪用到颐和园和三海营造工程上的海军经费，已经累计达到了白银一千三百万两（关于金额有很多种说法）。北洋舰队七艘主力战舰合计才值七百七十八万两（约四千亿日元）。如果不将海军经费挪用到颐和园和三海的营造工程上，应该还能再买十二艘主力战舰。那样的话，清朝能否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姑且不谈，但是至少可能避免像那样的惨败。
在那个通过挪用海军军事经费建造的颐和园中，从政治中引退的西太后欣赏京剧，品尝美食，用华丽的服饰和豪华的家具装饰自己和行宫，享受着每天的生活。
女性掌权者的特征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美好的东西，对生活文化的投资毫不吝惜。男性掌权者为挑选张良或者诸葛孔明这样对自己有帮助的人物而倾注热情，而女性掌权者则为挑选窗帘或者地毯而倾注热情。例如，明朝的万贵妃（成化帝的宠妃）虽然是垄断国政的恶女，但是她却让人制作出了被评价为中国瓷器最高水平的成化瓷。西太后也一样，京剧、中国美食、刺绣等放在今天也让中国自豪于世的大多数事物，也是因为西太后的奢侈，才让它们得到了加工锤炼、日臻完美。
西太后的梦想是成功举办自己六十大寿的庆祝活动，实现华丽的服饰、梦幻般的京剧舞台、极富艺术美感的家具等穷极奢华的文化生活。她希望自己为崇庆太后再世，再现乾隆盛世，这就是她的治国理念。因此，她是绝对要避免战争的。
清朝因太子密建制，避免了历代王朝所烦恼的皇帝党（现政权）和太子党（继任政权的候选人）的派别斗争。但是，在光绪帝的时代，这样的对立却再次出现。
西太后在五十五岁将政权让给光绪帝之前，有长达二十八年的时间掌管国政。其间，她没有故意对道光帝和肃顺任命的官员进行打压，而是维持了原有的寄生虫结构。无论是大臣还是官僚全都满足于这样的体系。
光绪帝十九岁时开始亲政。咸丰帝即位后立刻更换了前朝的两三位重臣，振奋民心。但这样做对光绪帝来说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西太后没去世，还生活在颐和园。如果光绪帝罢免西太后的心腹李鸿章或者荣禄的话，西太后不会保持沉默吧。
李鸿章和荣禄深知此道理。因此，他们名义上虽然是紫禁城的臣子，但实际上却是颐和园的臣子，每次有事都仰仗颐和园西太后的指示。他们被称为西太后一派的“后党”。当然，这并非正式的政党，只是一种绰号。
光绪帝的心腹，都是些没有实权的人。
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万事都不发表自己的主张，绞尽脑汁与西太后的心腹们维持好关系。他为讨得西太后的欢心，将海军军费挪用到颐和园的修建上，这使他在当代中国的评价很低。
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虽然地位和名声都很高，但其实力远不及拥有北洋军阀的李鸿章。翁同龢一派被称为“帝党”。
亲政之初，光绪帝和翁同龢都对颐和园的西太后表现出恭顺的姿态。颐和园和紫禁城的距离只不过是十几公里，光绪帝每个月就要去颐和园问安五六次，有关国政的重大事情也仰仗西太后的指示。从当时的平均寿命来看，西太后已年过五十五，她的时代很快就要结束了。年轻的光绪帝如果能忍耐一下，安静地等到“那个时候”的话就好了。
但是，数年之后情况开始改变。觊觎西太后的位置、对现政权怀有不满的人们开始聚集到帝党的周围。正巧在那个时候，在帝党和后党之间起缓冲作用的醇亲王奕，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1年1月1日）去世了。随后，国际局势的持续紧张加速了帝党和后党的对立。日本势力开始抬头。
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两次如幻般结束的日清之战，意外地不为人知。
第一次是以漂流到台湾的琉球渔民被当地人杀害作为理由，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也就是明治七年，日本向台湾派遣军队，被称为“台湾出兵”，或１８７４年日本侵台事件。。日中两国之间开战论的呼声高涨，日清之间爆发战争变得迫在眉睫。后来，多亏大久保利通亲自前往清朝，以保住中日两国面子的形式，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了问题，战争在即将爆发之际被遏制住了。
第二次是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也就是明治十九年八月发生的“长崎事件”。北洋水师的四艘舰船为了向日本炫耀其军事力量，进入长崎港。因上岸的清朝水兵在当地妓院寻乐时发生纷争，清朝水兵和日本警察发生冲突，演变成如巷战般的乱斗。日本警察死亡两人，伤二十九人。清朝士兵死亡四人，伤四十六人。日本舆论一片沸腾，开战的呼声也异常高涨。但是当时日本的军备还在发展过程中，因此日本政府努力回避战争，最后那时候也未达到开战的阶段。
另外，醇亲王奕开始将海军军费挪用到颐和园的修建上，是在长崎事件一个月之后的八月十七日。这个时间非常耐人寻味。
第三次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也就是明治二十七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这一次，中日两国政府最初也都在朝回避战争的方向努力。无论是明治天皇、伊藤博文，还是西太后、李鸿章，都反对中日之间发生战争。但是，所谓事不过三，中日冲突终于变成了真正的战争。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原因和经过，在这就没有必要再赘述了。但是这里想指出，以“反日爱国”为旗号批判现政权的这种中国政治的模式，是在这次战争中被发明的。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无论是西太后还是李鸿章，都希望通过欧美列强的居中调停回避战争。在这一年的年末，西太后的六十大寿将至。李鸿章也知道北洋军阀的陆军和海军战胜不了日本。他们甚至认为，就像在十年前的中法战争中放弃越南的宗主权那样，也可以放弃朝鲜的宗主权。
但是，光绪帝和翁同龢却强硬地主张和日本开战。尽管如此，帝党还是服从了后党。然而，帝党得到了反日爱国这一旗号，开始公然反抗后党。就算强如西太后，也没能胜过反日爱国的正直之论。
帝党批判消极应战的李鸿章。开战后，李鸿章的北洋军阀对抗日军，连战连败。帝党进一步声讨李鸿章。西太后也采纳了帝党的主张，剥夺了李鸿章特权名誉。然后，时隔十年再次起用了在中法战争前被罢免的恭亲王奕?，让其摸索结束战争的道路。
被罢免北洋大臣之职李鸿章，作为清朝的全权代表赶赴日本马关，在那里签订了《马关条约》。小国日本战胜了大国清朝，震惊了整个世界。
让中国觉醒的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的本质是，硬性的开发独裁国家因其结构性的局限而导致失败。清朝以洋务运动推动了富国强兵，通过中体西用的思想维持了旧社会的体制。凭借如日本幕藩体制那样的陈旧体制和日本开战，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有这样一则逸闻：参加中日甲午战争的军舰中，“广甲”、“广乙”、“广丙”三艘是属于南洋水师的炮舰。这三艘军舰在参加完北洋水师创立纪念活动后，因为南洋水师未支付薪水问题等原因寄食在北洋水师，然后就这样参加了中日甲午战争。“广甲”和“广乙”在战争中被击毁，“广丙”被日本海军捕获。战后，李鸿章在马关讲和会议上，厚颜无耻地请求，称“‘广丙’与此次战争没有关系，希望能还给南洋水师”。日本方面非常吃惊。就像萨英战争是萨摩藩和英国之间的战争那样，中日甲午战争本质上是日本一国和北洋军阀的战争。
但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后果是由清政府埋单的。《马关条约》的结果是，清朝支付赔偿白银两亿两，大约相当于当时国家三年的总支出，此外还要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等地方，并放弃朝鲜的宗主权。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中国人很大的冲击，远远超过了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首先，战争的规模不同。咸丰末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中国的英法联军的士兵是两万五千名。中日甲午战争中，渡海的日军官兵是十七万四千零一十七名，达到了那时英法联军的七倍。另外，中法战争中，清军以镇南关之役为开端大胜法军；但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最强的北洋军队完全无法抗衡日军，连战连败。
英国和法国都很强大，但因为在全世界建立了殖民地，所以不可能将其国力全部集中到侵略中国之上。然而，日本和中国国土接近，且正处于富国强兵的最好时期。今后，日本如果举全国之力侵略中国的话，中国担心包括北京在内的主要国土部分都会被日本夺去。中国的有识之士预测，日本今后对中国的威胁会超过英法俄。
英国曾火烧圆明园，俄国曾夺取沿海州，法国曾得到越南。但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最憎恨的却是日本。反日爱国的激烈程度，与反英、反法等完全不在同一水平上。
在马关签订《马关条约》后，清朝朝野一片哗然，反对讲和的声音高涨。在光绪帝那里，请求再战的奏折蜂拥而至。作为洋务派的南洋大臣张之洞力陈奇计，主张“将新疆数个城市给俄国，西藏的一部分让给英国，应该让这两个国家和日本开战”。其理论是，哪怕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割让给列强，也要打败日本。现在的中国人对以前被俄国强行夺取的广大领土都不进行索回，只有对日本在尖阁诸岛等问题上采取强硬的态度。这种姿态的创始人就是张之洞。
在野的知识青年们也燃起了反日爱国的热情。他们主张，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因为旧的政治体制未改，所以如果不变革清朝的祖制，实行近代化，中国就会灭亡。这就是所谓的“变法自强”的主张。
签订《马关条约》的一八九五年，正值三年一次的会试（科举制的高级考试）。在北京，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被称为“举人”的应试者。举人是将来担任高级官员的后备军。举人们纷纷写下了主要内容为“清朝应该放弃签订《马关条约》，继续和日本作战”的请愿书，提交朝廷。这是在千百年的科举历史中，绝无仅有的事情。
首先，以广东的梁启超等八十一人的上书为开端，上书运动像野火一样在举人中间蔓延开来。广东的康有为虽作为学者已小有名气，但身为举人因参加考试而来到北京。他一气呵成，写作了达一万八千字的“上皇帝书”，得到了一千三百名举人的赞同（因当局的阻挠，实际署名的大约只有半数）。其内容在当时来说过激得让人吃惊。他主张的主要内容是，“首先，请皇帝陛下下达惩罚自身的诏书，同时处罚卖国奴般的文臣和将军，在此基础上放弃签订《马关条约》。与其支付给日本赔偿金，不如用来整顿军队。如果北京距离日本过近不利的话，即使迁都也要再战。哪怕百战百败，也不能以屈服来谋求和平”。
科举考试是很难的。最终考试合格的人成为进士。当然，成为有资格参加最后考试的举人之前的备考学习，其困难程度是非笔墨和言辞所能形容的。如果以举人的身份上书，批判政府，之前的辛苦有可能最终化为泡影，甚至被永远剥夺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即使那样，承担下一时代重任的高级知识青年们，也以断送一生的决心进行了反日爱国的上书。这次上书运动被称为“公车上书”。
因为举人是考生而非官吏，所以没有上奏皇帝的资格。清朝政府以此理由拒绝接受上书。不过，虽然上书是批判政府的内容，但是对于在上面署名的举人也不能做出任何的处罚。实际上，写下奏文的康有为，这一年考试合格成为进士。
成为知识青年舆论导向者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形成了“维新派”，主张应该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不畏惧改革清朝的国体，进行近代化改革。之后，他们将意见书上奏给光绪帝。读完意见书的光绪帝一拍桌子，大叫道：“就是这个！”此后便决定开始重用维新派。
其间，颐和园的西太后一直在静观事态的变化。她是不得不静观其变。反日爱国的烈焰，暂时地压倒了作为保守派主流的后党。
梁启超在后来的著作《戊戌政变记》中一语道破，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来说是“黑船”，是“珍珠港”。
反日的激烈程度与反英、反法以及反俄完全不同。对于反日爱国的所谓“正论”甚至连主流派都不能公开地反对。反日的主张最终收缩为对中国体制改革的主张。像以上这样的中国反日爱国运动的特征，清末也好，现如今也罢，并没有怎么改变。在思考21世纪的中日关系时，学习一下清末的历史是很重要的。
移居到颐和园的西太后，本来真的打算从政治中引退。光绪帝亲政的最初也对她言听计从。但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开始，帝党和后党之间日渐形成对抗的态势。
西太后倾注心血准备的六十岁的生日庆祝，也因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不得不大幅缩小规模，只在宫内举行（即便如此也没有中止）。这样的挫折在她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签订《马关条约》的第二年，光绪帝的生母（西太后的妹妹）就因病去世了。如前所述，到醇亲王家吊唁的西太后，为泄愤让他们将家中的宝物放到棺材中。此时，西太后对光绪帝的感情已经相当恶化了。
即便如此，西太后依然静观光绪帝的变法自强运动。六十大寿被毁了的她，下一个目标就是七十大寿的庆典。西太后并不关心维新派的思想和理念。变法也好，其他什么也好，对西太后来说清朝成为强国也不是坏事。但是，所谓变法，也就是不允许存在像西太后这样的人物。对于这一点，思想感觉迟钝的她还没有注意到。
对帝党也就是维新派的抬头抱有危机感的，倒是那些后党的重臣。其中尤其以荣禄的危机感最为深刻。
荣禄是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他是西太后母亲一方的外甥，也是光绪帝的表兄，年龄比西太后小一岁。之前，他历任内务府大臣、工部尚书、西安将军、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等要职。稗史中有传闻，说荣禄是西太后的情人，不过没有根据。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的是，他作为西太后的忠臣被深深地信任。顺便提一下，被西太后指定为皇帝的溥仪（宣统帝）是荣禄女儿所生之子。
身为满人的荣禄，认为其表弟光绪帝被汉人知识分子所骗，心里感觉不痛快。
通常，中国的党争，常常“最开始只是人际关系”，思想对立这样的借口，都是此后追加的。帝党和后党之间的区别，最初也只不过是下一任政权和现政权这样代与代之间的矛盾，并非什么深刻的东西。但是长年累月，“中日甲午战争的主战派”与“和平派”、“维新派（变法派）”与“保守派”、“满汉联合政权”与“满洲亲贵政权”，各种各样的政治色彩如同滚雪球一般添加在两者之上，其对立逐渐变得难以挽回。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十日，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回归政权的恭亲王奕?病死，享年六十七岁。
恭亲王病死前，对前来探访的光绪帝极力主张，“绝不能听从康有为等小人之言”。恭亲王也担心光绪帝再次被汉人知识分子所诓骗。
虽然说有过几次下台，但是恭亲王还是很有存在感的。西太后甚至在自己让恭亲王下台期间，在岁时节令都没缺少对其的恩典与赠答。光绪帝也对这位伟大的伯父很客气，决心在他在世期间暂不变法维新。恭亲王去世后，能对西太后和光绪帝的对立做出仲裁的人就没有了。
本来，光绪帝之前一直在小心地注意维持和后党的关系。但是，年轻的光绪帝燃起了变法维新的理想。他没法再从容不迫地去等待西太后的老去了。
恭亲王死后第十三天的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发布《定国是诏》。从这一天开始，到西太后通过政变将光绪帝幽禁的八月六日之间的一百零三天，光绪帝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国政制度而陆续发布诏书。历史上称为“百日维新”的改革开始了。
这些诏书是光绪帝将康有为的想法照搬过来，以自己的名义发布的。中央制度局的设置、地方民政局的设置、科举制度的改革、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设置、中央各省厅的整合、保守派政治家的罢免、将李鸿章从总理衙门大臣的位置上罢免——每隔数日就接连不断地发布诏敕，命令进行平时需要多年才能完成的改革。并且，维新派的建议，都得到了光绪帝的赞同，如“模仿日本设置参谋本部”、“从光绪二十四年开始改元维新”、“改革服装制度”、“将首都从北京移到上海”等。
这些改革议案单个来看是合理的，与进行革命相比要稳妥得多。但是，连续进行的速度过快，并且也没有进行事前准备工作。
果然，中央和地方官僚对光绪帝所下达的这些上谕置之不理。按照变法上谕不折不扣执行的，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一人。其他官僚的经验是，西太后等保守官僚早晚会进行反扑，所有的维新诏敕很可能会成为废纸。像草一样随风倒，等待风暴过去，这是官员们老一套的办法。
老奸巨猾的西太后，暂时让人们看到了其对光绪帝变法维新运动的默认态度。百日维新开始后，她逼迫光绪帝罢免翁同龢，让其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但是，此外并没有明显的干涉，保持了令人害怕的沉默。《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有一计叫作欲擒故纵，其作战策略就是，为了将敌人一网打尽，就要暂时让敌人逍遥。主流派暂时保持沉默的姿态，使反体制派完全暴露，是中国政治的常规。
新生力量往往比较薄弱。保守派老奸巨猾，维新派还很年轻。在中国政治中需要老奸巨猾，但维新派就欠缺这些。
有这样的逸闻：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康有为因为要拜见光绪帝，在朝房等候，在那里偶然遇到了反对维新派的荣禄。荣禄对其发出了挑衅，充满讽刺地说：“变法的必要性自然可知，但是到今日已经延续了一二百年的制度，能在一朝改变吗？”康有为勃然大怒，回答说：“假如杀掉几个一品大官的话，变法就能立刻实现。”就像这句话所说的一样，三个月后康有为等人就曾想实行杀掉荣禄、幽禁西太后的计划。此次政变计划如后所述最终失败，其原因之一就是康有为的言行轻率。
多年以后，宫崎市定博士在《中国政治论集》中，记录了一九二五年在上海会见晚年康有为的回忆。当时已是清朝灭亡后的中华民国的时代，康有为已经变成气色很好、富态、性情温和的老人，他在上海的寓所内对第一次前来探访的日本人满脸微笑，进行了深入的谈话。他说，历代王朝中，没有像清朝这样施行善政的王朝，中国人民永远也忘不了其恩德，一点儿也不赞成共和制，等等，从这些开始，一直谈到清朝复辟的事情。民国六年（1917年），康有为和军阀张勋合作，让溥仪重回皇位，但仅仅两周就失败了。这就是张勋复辟事件。据说，日本人都惊讶于其谈话之不设防，他们在回程的汽车中交谈时说：“对第一次见面的人就如此深入地谈话，确实是有些轻率。正因为如此，即使好不容易取得了天下也会很快失败。”
康有为的轻率和维新派的危险性，也被清末的官僚们敏锐地察觉了。因此，尽管光绪帝颁布上谕，但官员们都将其束之高阁，完全不执行。
维新党很焦急。这样下去，所有的变法诏书都成了一纸空文，保守派则如愿以偿。在如同被委婉责难的紧张气氛中，被变法诏书未发挥实效性所激怒的光绪帝和维新派，仔细推敲为打倒后党而设计的政变计划。那就是，杀掉荣禄掌握兵权，幽禁西太后，光绪帝夺回实权。
正在这时，伊藤博文访问了北京。这件事加速推进了帝党和后党的紧张关系。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六月，也就是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伊藤博文辞掉总理大臣下野。成为自由之身的他，在只有森槐南（汉诗老师）等数人的陪伴下，到朝鲜和清朝旅行。
在清朝人看来，伊藤博文正是逼迫清朝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而应该憎恨的大恶人，同时也是成功实行开发独裁而让人尊敬的政治家。伊藤虽然是以私人的名义去清朝旅行的，但是清朝的大臣们事实上是以国宾的待遇来款待他的。
七月二十六日，伊藤到达天津。荣禄和袁世凯（李鸿章的继任者）召开宴会款待。但是，荣禄的脸上露出了不悦的表情，宴会中途以有事为由离开。当时，清朝的朝廷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言：“因为光绪帝坚决推行维新，所以光绪帝似乎考虑让伊藤博文作为顾问进入军机处。”荣禄也这样相信着。
这也并非毫无根据的传言。事实上，光绪帝接见了伊藤博文，热切盼望能得到他关于维新的建议。这让西太后等保守派感到害怕。如果维新派和日本联手，像李氏朝鲜的开化党（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以朝鲜的近代化为目标的一派）那样的话，这次清朝就很有可能重蹈朝鲜的覆辙。
七月二十九日，到达北京的伊藤也在那里受到了像国宾一样的欢迎。他与诸王及众臣（亲王、郡王等宗室大臣，以及一般的大臣）、李鸿章、张荫桓等要人交换意见，并决定八月五日拜见光绪帝。
西太后对此次会见异常敏感。她从会见的前夜就离开颐和园住进了紫禁城，给光绪帝施加压力。
第二天，光绪帝在勤政殿接见了伊藤。首先伊藤寒暄过后，光绪帝赐座。我想从《续伊藤博文秘录》中，引用此次会见中谈话的一部分内容（此处将文字改为了通俗易懂的语句）。清帝贵国维新以来的政治，被各国所称赞。因此，贵爵（伊藤）对祖国的功绩没有人不佩服。
伊藤公蒙赐夸奖，甚是惭愧。臣只是执行天皇陛下之圣谟（天子的施政方针），只是尽到臣下的职责罢了。
（这个时候皇帝暂时和庆亲王耳语了一番，之后谈话继续进行。）
清帝贵国和我国，在地理上同属一洲，关系最亲近，地理上也最近。目前在我国最需要改革之际，朕希望听一听贵爵坦率的意见。朕将好好体会贵爵的用意，关于改革的顺序方法等，请详细且毫不客气地对我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们进行指导。
伊藤公谨奉谕旨。如果承蒙王公大臣们来咨询的话，臣根据实际所见，认为对贵国有利的地方，一定诚心诚意详细述说。
清帝能与贵国同心协力保持亲密的国交，是朕最希望的。燃起了变法维新思想的光绪帝被不吝全面合作的伊藤博文的热情所感染。但是，对话并没有谈及从何处改、怎样改是可行的等具体的内容。
光绪帝在会见的过程中，曾与庆亲王奕劻（乾隆帝的第十七子之孙）暂时小声地交谈过，这一记述引起了注意。庆亲王属于西太后一派。也许光绪帝需要向庆亲王确认，自己与伊藤博文可以说些什么。
此外，似乎伊藤到最后也没有发现，这时西太后其实就坐在屏风后面，从会见开始到结束，一直在“旁听”。因此，光绪帝与伊藤博文尚未进行深入的交谈，就不得不匆匆结束了会见。
事实上，光绪帝从会见之前，就朝着决定进行政变的方向，一直在悄悄行动。如果没有西太后监视的话，光绪帝很可能会向伊藤请求日本进行军事援助，以及讨论在政变失败的情况下接受其逃亡等问题。
光绪帝在接见伊藤的第二天早上，因西太后的命令被逮捕、幽禁。西太后取消了光绪帝的亲政，百日维新突然结束。从这一天开始，西太后名副其实地执掌了政权。
伊藤博文对于突然的政变很吃惊。他给在日本的妻子梅子所写信中称：此次政变的原因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为光绪帝万事过于效仿日本来进行改革，所以惹怒了西太后；另一种说法是光绪帝企图除掉西太后的事情暴露了。至于哪一个才是真的，因为这是中国的事情，所以自己也并不清楚。
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对。
光绪帝在接见伊藤之前，就已经决定实行杀掉荣禄夺取兵权、将西太后幽禁到颐和园夺回政治实权的计划。然后，他将密诏托给了维新派成员谭嗣同。谭嗣同在八月三日夜晚，到天津的法华寺拜访了袁世凯。袁世凯是统帅北洋军阀系新建陆军（西洋式的军队）的一个实力派人物。他是个深谙权谋术数的人物，为了明哲保身，表面上也假装对变法表示理解。
当天夜里，对着携带密诏前来拜访的谭嗣同，袁世凯发誓，表示效忠光绪帝，赌上性命也要协助政变。然而，谭嗣同走后，他就进行了深思熟虑。是支持光绪帝与西太后对抗呢，还是背叛光绪帝而向西太后卖人情？哪一个对自己来说更能获得利益呢？
从不得不依靠这样的人物，可以看出维新派的弱势。
结果，袁世凯将政变的计划秘密告诉了在天津的荣禄。那天正好是光绪帝接见伊藤的日子。
袁世凯从接到密诏到背叛，只有两天的时间。据另一种说法，有学者推测，他本来打算按照与谭嗣同的约定杀死荣禄，但是目睹了荣禄部队防备严密后，在实施前彻底改变了主意。不管怎么说，袁世凯背叛了维新派。接到密告的荣禄非常吃惊，将政变的计划通过电报通知了“旁听”完光绪帝和伊藤会见后返回了颐和园的西太后。
西太后非常生气。第二天八月六日的早晨，她急忙从颐和园赶到紫禁城。然后，她叫来光绪帝，让其跪在地上后，立刻大声斥责：“我抚养了你二十年，你却忘恩负义，听信小人谗言，耍阴谋诡计，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今日不在了，你也不会再有明天，你知道吗？”“所谓的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想为所欲为是怎么回事？”
光绪帝脸色发青，突然无力地垂下头来。紫禁城的卫兵、宦官都听从西太后和荣禄的命令。光绪帝已无处可逃。
当天，光绪帝被迫发布了谕旨，称“正值国事多难之际，为了造福天下百姓，朕再次恳请西太后训政”。
西太后将光绪帝幽禁在瀛台。瀛台是人工湖——南海（现在中国政府重要人物居住的“中南海”的南海）中的一个小岛。
维新派人士也遭逮捕，其中一部分人逃往海外。就这样帝党受到毁灭性打击，政权斗争以后党的胜利而告终。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干支纪年是戊戌年，因此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戊戌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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