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牛姓起源,据传说是微子启后裔的一支。

微子本名启,因做王子时,封在微(今山东微山一带,一说在山东聊城一带),爵位属子,所以称微子。微子与暴虐无道的纣王,本是亲兄弟,微子为兄,纣王为弟。纣王从小就能说会道,才思敏捷,长大后体格健壮,力大无比,深得其父喜爱。待立太子时,其父和太史等便借口“立嫡以贵不以长”,把纣立为太子。

纣继承王位后,启便做了他的卿士。纣王残暴奢侈,荒淫无道,微子多次规劝,他都充耳不闻。眼见国家行将灭亡,微子十分痛苦,他“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于是求教朝中三公之一的父师(箕子)。父师说:“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微子听了父师的劝告,为保存宗嗣,便毅然离开王宫。传说微子离宫出走时,在正午时分,便将“午”字出头为“牛”字作为姓氏。如河南省济源市南官庄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牛氏家谱·族谱旧序》载:“殷商无道,狎侮无常,毒痛四海。其庶兄微子隐而去之,以存宗嗣。去之时,举目过午,以午字出头,因以为姓。此牛姓之所由来也。”此外,清道光元年(1821年)河南鄢陵牛集《牛氏谱序》、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河南偃师杨村《牛氏家谱·序言》等众多的《牛氏家谱》中,都有类似上述的记载。虽然这种说法目前还查不到原始史料,但牛姓是微子之后,应是毋庸置疑,而春秋时宋国的司寇牛父则是牛姓的得姓始祖。如《唐书·世系表》载:“周武王讨商纣,立其子武庚,更封微子为宋公,以奉汤祀。其裔宋司寇牛父之后,以王父字为氏。”“王父”就是祖父。

唐、宋《姓解》、《通志·氏族略》、《元和姓纂》等典籍均有“宋微子之后,司寇牛父,子孙以王父字为氏”之记载。

清代著名的姓氏研究专家张澍编著的《姓氏寻源》载:“牛出陇西,本自殷,周封微子于宋,其裔司寇牛父帅师败狄长丘死之,子孙以王父字为氏。”

牛父在与长狄作战中阵亡之事,在《春秋左传·文公十一年》有详细记载:宋微子传至第十二位国君宋武公(前765～前748年在位)时,长狄入侵宋国,宋武公派兄弟司徒皇父率军抵御,司寇牛父为皇父的车右,在长丘(今河南封丘县南)打败了敌人,并俘获了长狄首领缘斯,皇父和司寇牛父等,都不幸战死。

牛父是在指挥抗敌的战斗中牺牲的,是一个保家卫国的英雄,牛父的后代子孙怀念先祖,自然引以自豪。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要以“王父字为氏”,原来这和周代的宗法有关。周制规定,凡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不可再称公孙,不得上系诸侯,须另立一新氏。立氏则追溯祖宗,一般以其祖父的字(或名)为氏,这就是“以王父字为氏”的主要原因,这种“祖孙连名制”自然有世代源远流长的深刻含义。

综上所述,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牛姓的来源,即:保家卫国的英雄牛父,是牛姓的得姓始祖,宋开国君主微子是牛姓的先祖,商汤、契乃至黄帝,则是牛姓的远祖。如今五湖四海的牛姓子孙,既是卫国精英之裔,又是远古帝王之后,和黄帝血脉相连,是炎黄子孙这个伟大家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牛姓部分人曾一度改为辽氏。三国时期司马懿用权术控制了曹魏政权,处处防范别人故伎重演。魏有后军将军牛金,骁勇异常,战功卓著,而且在军中有威望,为司马懿所忌,深怕“牛继马后”,政权丢失,便以毒酒害死了牛金。牛金的儿子牛元定立即避难逃亡,因祖先有名叫宜僚的,随改姓辽氏,历时近300年。到了南北朝末期,一位在北魏王朝官拜侍中的辽允(一说辽允仕周,任工部尚书),通过皇帝赐姓,又恢复了牛姓。《隋书·牛弘传》载:“牛弘,本姓氏,父允仕魏,赐姓牛氏”,说的就是这件事。

在一些少数民族中也有牛姓。明清时云南丽江府石鼓、中江等地,土把总中有牛氏,为纳西族。满族中也有牛姓,世居沈阳。此外藏、回、彝、白、土家、蒙古、东乡、朝鲜等民族中,也有少数人为牛姓,这些与牛父没有关系。

宋国从公元前11世纪建国,到公元前286年被齐、魏、楚吞并,建国时间近800年。其前期和中期,政权比较巩固,经济、军事势力较强大,积极参与了大国之间的争霸活动,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牛姓产生后,随着宋国的强大,其子孙不断发展壮大,并不断向外迁徙,到现在已有不少牛姓子孙散居全国各地,且辗转播迁,走向世界。

在春秋时期,牛氏已有人离开宋国,到其他诸侯国做事和做官,如当时的晋国,有牛谈,“为赵简子家臣,有勇力”。有一次赵简子的车右少室周,听说牛谈很有力气,就和牛谈较劲比试,结果,没有比过牛谈,于是他就主动向赵简子建议,将车右的位置让给了牛谈。战国时,牛氏到外地就更多了,如赵有贤士牛畜、将军牛翦;秦有大儒牛缺、豪族牛双;楚有牛臣巢等人。

到了汉代,牛氏发展至甘肃省陇西一带(今甘肃临洮),名人辈出,有护羌校尉牛邯、主簿牛崇等,牛邯、牛崇的子孙旺盛,在陇西很快形成望族。唐《贞观氏族志》说:“陇西郡八姓,牛姓为第二。”

牛崇世居陇西。牛邯始居陇西,后徙安定,再徙鹑觚(今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三国牛金之子为避祸也逃至安定。这些牛姓子孙,繁衍到南北朝至隋唐时,大致可分为三支。一支为:牛邯后裔牛兴、牛遵、牛元亮、牛肃,肃为岳州刺史,唐开元二十八年到怀州,曾祖、大父皆葬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市)。二支为:牛金后裔元定、辽炽、辽允、牛弘,弘为隋吏部尚书。三支亦牛邯后裔牛通、牛会、牛意、牛仙客,仙客为唐玄宗时宰相。

唐宋以来,人口得到迅速发展,牛姓的分布地也就更广,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许多地方,都有牛姓子孙。牛姓出现了不少历史名臣、诗人等,如唐后期宰相牛僧孺、五代后梁大将牛存节、词人牛峤、牛希济等。

元末明初,荥阳牛氏出现了一支迁徙到五省十八县的“打锅牛”,这既是牛姓家族史上的一次悲剧,也为牛姓大发展带来了又一次机遇。

相传600多年前,河南荥阳汜水镇(古汜水县)十里村(当时叫十里亭牛占村)有一牛姓大户人家, 据说是元末从山西洪洞迁来的。长者叫牛川,元朝泰定二年(1325年)进士,任过洪洞县尹。三子牛洪、牛裨(一作牛禅)、牛超,都曾出仕元朝。牛洪六子楷、炳、来、杭、捷、铨; 牛裨六子青、健、郁、秦、颖、堡; 牛超六子鹏、子、园、翼、栾、迁。牛川举家移民汜水。

元末明初,战乱频繁,荥阳这一带也极为动荡。据道光十八年(1838年)荥阳穆沟村《牛氏宗谱序》记载:当时“一门济美”的十八兄弟,遇“红军作乱,势不能聚,而又恐日后无可考据也,将食锅分为十八片,兄弟各持其一,投亲友而去。故当时号为十八锅牛家,又号为打锅牛家”。

后来明朝政权建立,社会逐步安定,十八兄弟中的老大牛楷由“济源回汜水县,兄弟难忘,互通音信,择期会于城西十里亭”,于农历十月十九日,在十里亭山寨门前,筑一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对锅认亲会。

十八兄弟,劫后相逢,悲喜交集,便约定每年对锅这一天都来聚会。不想事与愿违,根据济源南官庄《牛氏族谱旧序》记载:“其后子孙繁衍,县官恐生事端,因诈呼为白莲教,众兄弟畏惧,不敢再聚,始书家谱,州城府县,确切说明,各带一本,以昭示来许。”这就形成了《十八祖迁居地址歌》:

楷济源,炳洛阳,来在固始鹿邑杭,捷居郑州地,铨在西华乡。六祖洪爷后,子孙记莫忘。

青祥符,健林县,郁居密县颖居完,秦居夏邑地,堡在盱眙县。六祖裨爷后,子孙记心间。

鹏温邑,子鄢陵,园居上蔡翼洪洞,栾在太康南,迁在冠县东。六祖超爷后,子孙记心中。

这首迁居地址歌说明:当时打锅牛氏已播迁到五省十八县,开始走向全国。难得的是这十八弟兄又生了整整一百个儿子,使这个家族迅速兴旺起来。这百名后代,家居何方,迁往何地,家谱中大都有明确的记载。六百多年来,十八支打锅牛子子孙孙,生生不息,枝繁叶茂,兴旺发达,已繁衍成一个遍及五湖四海的大家族。

在牛氏家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还有“天官牛”、“八角牛”、“扁担牛”、“鞭杆牛”等不少分支。“天官牛”相传为隋代宰相(天官)牛弘的后裔,主要分布在河南省济源市西许、马寨等村。“鞭杆牛”相传为兄弟分离时,将鞭杆折断,各拿一截,作为日后相认信物,后裔主要在陕西关中地区。“扁担牛”相传为弟兄分离时,将扁担截成几段,各拿一段,作为日后相认凭证,分布地据传主要在陕西省白水县等地方。“八角牛”主要分布在山西潞安府(今长治市)潞城县一带。

清代以来,牛姓人口开始向边疆发展。山东兖州人牛运震在甘肃秦安县、平番县等地做官,在当地影响极大,深受群众拥戴。山东章丘人牛天宿,到广东琼州(今海口市)任知府,当地民众为之立“去思碑”,铭记他的功绩。山西太谷人牛天畀署贵州提督,为捍卫大清江山在木果木大营为国捐躯。这些官员的子孙有很多都留在当地,为边远地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清朝中叶以后,不断有牛姓去海外谋生,有移居台湾的,有侨居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的。1979年前后,一些去台牛姓后人倡议成立“牛氏宗亲会”,并着手续写了宗谱,充分表达了他们思念家乡、怀念故土之情。

摘自：《寻根》2005年　作者：牛思涌2 从历史移民看豫、闽、台姓氏渊源

唐山过台湾,是指历史上由祖国大陆向台湾岛的移民活动。清代《台湾志略》记载:“台湾人称内地为唐山,内地人曰唐人。”由此可见,“唐山”就是台湾人对祖国大陆的称呼。在台湾省,“唐山过台湾”是长期流传于民间的一句话,直到现在,很多台湾人仍把回大陆叫“回唐山”。一些年纪稍长的台湾人,每跟子孙闲话家常、提到祖辈到台湾开基创业的事情时,最后总忘不了说一句:“我们的祖先是从唐山来的。”在台湾移民后代中,还保留着大陆上传统的“念祖”和遥祭祖先的习俗,这种祭祖活动通常选择在清明或中秋节前后进行,届时汇聚同宗同族人一起在宗祠里举行。所祭列祖列宗包括“开台祖”和“唐山祖”。“开台祖”是指本宗最早到台湾的开基始祖;“唐山祖”是本姓在祖国大陆的祖先,可以是迁居于某地的始祖,也可以指该姓氏的肇姓始祖。

那么,为什么台湾人称大陆为“唐山”、称内地人为“唐人”、称祖先为“唐山祖”呢?这与历史上由中原地区向福建的人口大迁徙有关。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台湾人大多数来自福建,而福建人又多数是古代中原移民的后裔。1953年,台湾进行过一次户籍调查统计,户数在500户以上的100个姓氏中,有63姓的族谱材料上记载了其先祖来自光州固始县。这63姓共计67万多户,占台湾总户数的80.9%。

固始县位于河南省东南端,南依大别山,北临淮河,历来为中原经淮河南下扬州的主要水路通道。东汉以后,由于中原地区天灾连年,社会动荡,人口不断外迁,他们迁徙的主要方向是江南。西晋永嘉年间,皇室内讧,爆发“八王之乱”,导致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武装集团大量进入中原,为避兵乱和免受异族统治,中原汉人大量随晋室南渡,入居江南。当时,地处江淮流域的固始县一带,是中原流民汇聚和南下的重要通道之一。后来,这些南下的移民中有一部分又辗转向东南远徙,最后进入闽中,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其实,晋代迁入福建的中原人远不止这八大士族,据当代的一些学者考证,还有张、刘、杨、梁、钟、温等众多姓氏。此后不断有中原人士南迁,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唐朝初期,陈政、陈元光父子奉命率领固始子弟兵南下平“山民之乱”,开辟漳州。随陈政父子入闽的将士及其所带眷属近万人,大部分落籍福建漳州。据后人考证,这次入闽将士及家眷的姓氏有陈、许、卢、戴、李、欧、马、张、沈、黄、林、郑、魏、朱、刘、徐、廖、汤、涂、吴、周、柳、陆、苏、欧阳、司马、杨、詹、曾、萧、胡、赵、蔡、叶、颜、柯、潘、钱、余、姚、韩、王、方、孙、何、庄、唐、邹、邱、冯、江、石、郭、曹、高、钟、汪、洪、章、宋、丁、罗、施、翟、卜、尤、尹、韦、甘、宁、弘、名、阴、麦、邵、金、种、耿、谢、上官、司空、令狐、薛、蒋等84姓(见新编《固始县志》)。第二次在唐末五代时期。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聚众响应黄巢起义,率领数万人渡江南下,后在福建建立了闽国。《台湾省通志》记载:唐末五代随二王入闽的有陈、张、李、王、吴、蔡、杨、郑、谢、郭、曾、周、寥、庄、苏、何、高、詹、沈、施、卢、孙、傅、马、董、薛、韩等共27姓,以固始人居多。由于这两次移民都发生在唐代,对当时地处边远的闽地而言,“唐人”自然也就成为中原人的称谓。后来台湾人称大陆为“唐人”、称大陆为“唐山”,就是这种历史称谓的延续。“唐人”也是海外对中国人的泛称。我国历史上的唐王朝,是一个非常繁荣强盛和极为开放的王朝,与周边各国的文化、商贸交往活动十分频繁,当时很多国家都仰慕大唐文化,派人来中国学习和进行贸易活动,并把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盛唐文化带回到自己的国家,大唐文明因此传播到世界各地,并对世界产生了巨大、久远的影响。盛唐时,中国也有很多人到国外经商,由于各种原因而留居在当地。唐朝移居海外的汉人,大多自称唐人,而称中国为“唐”。

台湾汉族的姓氏源头均在祖国大陆

台湾省人口现有2300余万,汉族约占98%,其中80%是闽南人,20%是客家人。目前台湾使用的姓氏约有2000余种,人口最多的十大姓为陈、林、张、王、黄、李、吴、蔡、刘、杨(据1989年统计资料)。台湾十个大姓人口众多,合计约占全台总人口的50%以上。此外,许、郑、谢、郭、赖、曾、洪、邱(丘)、周、叶、廖、徐、庄、苏、江、何、萧、罗、吕、高、彭、朱、詹、胡、简、沈、施、柯、卢、余、翁、潘、游、魏、颜、梁、赵、范、方、孙、钟、戴、杜、连、宋、邓、曹、侯、温、傅、蓝、姜、冯、白、涂、蒋、姚、卓、唐、石、汤、马、巫、汪、纪、董、田、欧、康、邹、尤、古、薛、严、程、龚、丁、童、黎、金、韩、钱、夏、袁、倪、阮、柳、毛、骆、邵等90姓也人口众多,与上述十大姓合称为“台湾一百大姓”。

台湾汉族各姓氏的祖根都在中国大陆,他们的祖先绝大多数早先居于中原地区,几经迁徙最后再由福建入居台湾。例如陈姓的“根”在今河南省淮阳县一带;林姓的发源地在今河南省淇县、卫辉市一带;张姓的发源地在河南濮阳和山西太原;王姓发祥地主要在河南洛阳及山西太原一带;黄姓发源于河南省潢川县,该地现有古黄国故城遗址;李姓发源于河南省鹿邑县,这里是李氏祖先李耳(老子)的故乡;吴姓发源于江苏苏州市;蔡姓发源于河南省上蔡县;刘姓发源于河南的鲁山县(祁姓刘)和偃师市(姬姓刘);杨姓发源于山西省洪洞县,弘农杨氏发祥于陕西华阴和河南灵宝一带。

总之,绝大多数台湾同胞的姓氏都是从祖国大陆带过去的,海峡两岸人民历来就有割不断的血脉渊源关系。正因为如此,在近年来风靡世界各地的姓氏寻根活动中,台湾同胞也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他们冲破重重阻力和干扰,不断组团来大陆寻根谒祖,典祭先贤,表现出对祖地故土的深切思念和向往之情。

历代大陆向台湾移民情况简述

台湾与福建仅隔一泓海水,自古以来海峡两岸人民就有着频繁的交往和联系。早在公元230年,东吴大将卫温、诸葛直曾率甲士万人航抵台湾;隋朝时,隋炀帝曾三次派人到台湾“慰抚”当地居民。唐代,大陆人民开始移居台湾。到了宋代,宋王朝正式设官建制,管辖台湾。明代虽一度被荷兰侵略者窃据,但最终又被收回祖国怀抱。宋元以后,随着东南沿海海上贸易的发展,闽南人移居澎湖者日渐增多,到元朝末年,已有相当数量的闽人定居台湾、澎湖列岛。明、清时期,由闽、粤向台湾岛的移民不绝于道,并多次形成移民高潮。这一时期大陆人移居台湾的主要原因是从军、垦殖、经商等。如明朝后期,郑芝龙(郑成功之父)等率部抵台,在台北北港设寨屯田,并不断招募漳州、泉州、兴化沿海人民到台北拓荒垦殖。崇祯年间,福建大旱,郑芝龙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招募沿海灾民入台垦殖,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当时有数万灾民来到台湾,开始了对台湾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

1662年,郑成功为了建立反清复明基地,率领将士2.5万人,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郑成功去世后,他的儿子郑经继承父业,继续营建反清基地。郑氏在台期间,采取各种措施招徕大陆沿海百姓入台开荒,鼓励民间私垦。这一时期漳州、泉州、兴化一带赴台百姓达15万人之多,为台湾宝岛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属福建省。此后,由大陆渡海入台垦殖的百姓不绝于道,到了康熙中叶,清廷放宽海禁,福建、广东沿海百姓成群结队前往台湾垦荒,先后达几十万人,形成了又一次由大陆向台湾移民的高潮。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居民已达200余万。明末随郑成功入台湾的将士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原移民的后裔。如郑成功的祖先就是唐末五代时“从王潮自光州固始入闽”的。由大陆向台湾最后一次大规模移民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末,1949年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时,约有200多万人随往台湾岛,这些人除了来自福建、广东外,还有来自全国其他省区的。

近年台胞来大陆寻根活动情况

台湾同胞历来都很重视同宗、同乡关系,一直保持着我国农村社会的传统习俗。当中国大陆移民最早来到台湾时,往往是同乡同族人结伴而行,聚族而居。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台移民逐渐增加,各姓氏家族发展扩大,人口增多,来自大陆的新老移民们为联络同姓同宗之间的情谊,纷纷仿照自己祖地的习俗,续修家谱、盖祠堂,形成各自的家族组织,以后又陆续成立了各种姓氏宗亲会、宗亲总会等,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姓氏联谊团体。据1979年台湾《新生报》统计,截止当年,在台湾登记的各种姓氏宗亲会达222个。如今,这些宗亲会成员已成为台湾民间与大陆开展文化交流的骨干力量。

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大陆社会环境逐渐宽松,台湾同胞回大陆寻根者络绎不绝,寻根热潮不断掀起,台湾各姓氏宗亲会活动频繁。1978年10月,台湾图书馆举办了《根——台湾的过去和现在》特别展览,展出了中华民族开拓台湾200年的历史资料,证明台湾和大陆的一脉相承、息息相关的历史渊源。同年,“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召开年会,对台湾的根源展开热烈讨论。与会人员指出:台湾是“枝”,中国大陆是“木”,台湾的“根”扎在大陆,与大陆有着深厚的地缘、血缘关系,台湾世居同胞以及文化、生活,无一不来自大陆。

1979年6月,台湾《中国时报》发表题为《乡土、血统、根》的文章,指出:“台湾是我们直接的根,而这根又嵌在更大的根里,那便是中国。”不久,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五百年前是一家》历史丛书,从不同角度考证了绝大多数台湾人的祖先是明清两代飘洋过海到台湾定居的闽南人和客家人。此后,台湾新闻界、史学界、文化出版界以及文人学者都纷纷以“根”为主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台湾的地理、历史、文化、风俗、宗教、姓氏等方面,考证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血脉渊源。台湾台中市还成立了“台湾各姓氏渊源研究会”,多年来一直收集整理族谱文献,致力于研究台湾姓氏与祖国大陆的源流关系。自此,一股股长久埋藏于台胞心底的思乡情结悄然迸发,回归祖国大陆寻根的愿望勃然兴起。

游子思归,人同此心。寻根谒祖、归乡探亲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自从1987年10月台湾当局允许公民赴大陆探亲以来,台湾回大陆寻根探亲的人急剧增多:1988年为45万人次,1990年达90万人次,1992年近150万人次。台湾各姓宗亲会也抓住时机,纷纷组团来大陆寻根谒祖。他们最初是到福建、广东沿海一带访祖认亲,后来不再满足于沿海家乡,进而深入到祖国内地寻根,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台湾同胞寻根觅祖的足迹。

河南省所在的中原地区,地处黄河中下游,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华夏姓氏的主要发祥地。据有关资料统计,中华古今22000多个姓氏中,源于河南的约占40%以上;在当今中国人口最多的300大姓中,有150多个姓氏起源于河南。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华人和台、港、澳同胞相继到河南寻根谒祖、旅游观光,其中台胞来寻根的人数和次数最多,据不完全统计,自1987年11月以来,到河南的台湾同胞近130万人次,其中有26.7万人次是来寻根祭祖的。1989年至1995年,到河南洛阳王城公园拜谒“根在河洛”碑的团体有120多个,人数达2万人次。

从台湾同胞不断到祖国大陆的寻根活动不难看出,中华姓氏有着何等的凝聚力!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而是中华民族血缘相继的标记,是中华民族团结的纽带和桥梁。海峡两岸人民拥有共同的姓氏,充分说明了台湾同胞和祖国大陆人民是同文同种同根,血浓于水,两岸人民历来有着割不断的亲情关系。

(作者单位:中原姓氏文化研究会)

摘自：《寻根》2005

3 《冒氏宗谱》与冒氏来源

最近拜读《寻根》2005年第三期刊载《如皋冒氏的来源》(以下简称《如》文)一文,很有感触。冒氏之源,最早的明代《冒氏宗谱》中就可寻到,《冒氏宗谱》1984年抄印180套面世,可惜《如》文作者,对这部存世甚多的宗谱很少研究,倒是对极为罕见的、清代的、藏之高阁的《冒氏家谱》、《冒氏世谱》、《冒氏族谱》大加鞭伐。我们对此不论其源、反究其末的现象,甚为困惑。笔者通过对《冒氏宗谱》的研究,寻找到冒氏的“根”,我们认为:如皋冒姓源自蒙古,如皋冒姓的“根”在蒙古,愿与《如》文作者共同探讨。

《冒氏宗谱》首修于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据该谱诸让写的序文得知,首倡修编宗谱的是冒,他是如皋冒氏始祖冒致中(号东林)的五世孙,但他修谱未成,抱憾而终。三十年后,《冒氏宗谱》由冒之子冒鸾修成。当朝的南京吏部郎中诸让为之写的《诸序》说:“东林之玄孙,邑庠彦也,有志于谱而恐失之诬,故不究所以来,断以东林公为始。”

这是倡议人冒过世以后,当朝外姓官员记录冒修谱时的忧心,也是对冒姓历史提出“所以来”和“恐失之诬”的第一人。而最使人感兴趣的是“恐失之诬”四字,因为“恐失之诬”所以对姓氏的来源就“不究”了,使冒氏姓源充满神秘色彩。本来,民间修编宗谱,探究一下姓氏来源,是正常家族活动,正常修谱怎么能恐失之诬呢?冒有一些什么秘密不能公诸于世?为什么“断以东林公为始”?东林以上是谁?他是什么民族等等,这些问题从宗谱修成那一天开始,就摆在世人面前。

冒政为《冒氏宗谱》写的《有恒公序》中,向我们透露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细节:当初冒倡议修谱时曾忧心忡忡地对他说:“然余生也晚,既不能详考夫受姓之所由,又不能悉记夫隐显之实迹,今断自所知东林公为始,因略就简,以序次列,子盍为我序之?”这是十分重要的信息,是开启冒姓之门的钥匙。首先,一个“受姓”二字就破解了诸多推测,就是说“冒姓”是“受来之姓”,既不是楚国棼冒的“冒”姓,也不是宋代大理寺丞冒敬臣的“冒”姓,因为那是无需“受姓”的。

冒政在另一篇文章《海陵冒氏族谱序》中写道:“冒氏贯海陵者也,在胜国时,值吴乱,失其谱,故世系无传焉。上世有昆季三人:一为两淮盐运司丞,张士诚兵起,挈往姑苏,封妥督丞相,拒不受。由孟渎渡江,北抵如皋东陈家焉,是为如皋始祖。其一居海陵如故,吾祖也。其一之天长,不知所终。”这里冒政露出一点破绽,等于在说:我们是有宗谱的(汉人才有宗谱),在元朝兵乱时丢失了,所以世系图没有了。人们不禁要问,宗谱丢失,难道姓氏也会丢失吗?宗谱丢失就要“受姓”?而冒氏后人很容易发现这个“破绽”,必然悟到冒氏先人是蒙古人,这是冒政过人之处。所谓宗谱丢失实在是故弄玄虚,害怕说出蒙古先人,而受到迫害才是实情。

明朝建国以后,漠北的蒙古势力依然强大,边患不断,《冒氏宗谱》成谱于1483年,自不敢在宗谱中公然宣称冒姓先人是蒙古人。因此冒和冒政写宗谱序言,处于两难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有责任、义不容辞地向后代交待冒氏之源出于蒙古,另一方面又要确保子孙们的身家姓命,所以出现了隐诲的、矛盾的语言。

当时居于内地的蒙古人为了自身的安全,隐瞒自己祖上是蒙古人,是普遍现象,如南通的保姓也是如此。冒姓族人世居鱼米之乡的江淮已近百年,与汉族差别已消失,他们不愿被赶回蒙古大漠,也不愿意为此付出血的代价。所以冒、冒政如履薄冰,慎之又慎。

冒政在《海陵冒氏族谱序》中说:“考始祖德新公,以延己未年(1319年)生启之,后五十载为昭代,中间绝无迁徙……凡四叶皆单传,至五世而丁始昌。今家庙祖启之,兼祭德新;而如皋祖致中。自启之而下始得以世计。”不是有人问东林公以上何许人吗?此处明白告知:东林兄弟三人的父亲叫德新。泰州家庙供奉的始祖是启之,如皋家庙供奉的始祖是致中,家庙里没有德新的正位,德新只配在泰州老二家接受“兼祭”,而且规定自启之以下始得以世计。为何把始祖德新排除在冒姓以外?为什么不正祭德新?

翻开《冒氏宗谱》,在世系图表中连德新的名字也查不到,德新这个名字只配在“海陵冒氏族谱序”出现。为何出现这种现象呢?冒政曾历任主事、知府、参政等职,这样的官员更应该是封建礼教的守护神,那又怎样解释他敢于排斥德新老祖宗呢?惟一合理的解释是德新公是蒙古人,没有汉姓,他不姓冒,所以他不受冒家正祭、不上《冒氏宗谱》。如皋城乡几万冒姓人,家家户户供奉的是始祖冒致中。《如》文编排出一个“冒德新”实是对历史的不公。德新是如皋冒姓子孙的“种族始祖”,冒致中是如皋冒姓子孙的“姓氏始祖”。“种族始祖”和“姓氏始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文》混淆了这两个概念。

《有恒公序》和《海陵冒氏族谱序》都是冒政写的,前一篇是专门为如皋《冒氏宗谱》写的序言,但关于冒致中被张士诚劫持到苏州“封妥督丞相,拒不受”的重要情节,却没有提及,而在泰州《海陵冒氏族谱序》中说到了,这是冒政打了一个时间差。如皋《冒氏宗谱》出版在先,此宗谱要给“指以千数”的如皋冒氏子弟阅读,必然为当局所知,为此写的序文只能闪烁其辞,不可留下冒姓是蒙古贵族后裔的重要线索;泰州冒姓只有冒政一家,保密性要比如皋强百倍,所以有关冒致中被劫持、“兼祭德新”等都放到13年后的海陵冒氏族谱序中去,而且编出一个宗谱丢失的神话,“拐弯抹角”地告诉后人,冒姓是蒙古人,是入汉籍的受来之姓。

细读《海陵冒氏族谱序》,描写张士诚劫持两淮盐运司丞冒致中,还可以得出冒致中是脱脱族人的结论,这是另一个重要发现。史载张士诚兄弟四人原在两淮地区贩运私盐,少不了要与盐运司丞打交道。1353年张士诚起兵泰州,1357年降元,拥兵二十万,称霸长江南北一大片地域。此时朱元璋正在北方苦战,南京空虚,因此张士诚极需一批知识分子为其出谋划策,尤其是元政权留下的官员更受青睐。这时他想起脱脱丞相的族人,两淮盐运司丞致中,遂将其劫持到苏州,封为“妥督丞相”,打着元朝旗号,西进可攻击南京,与朱元璋对抗;北上可进一步与元朝廷讨价,从而实现他封王美梦。为什么取名“妥督”?因为“妥督”和“脱脱”两个词写法不一样,但读音一样,这样在蒙古人心理上没有排斥感,比较容易接受。试想冒致中如果不是蒙古人,不是脱脱丞相的族人,张士诚会费尽心机,把他一个汉人或一个普通蒙古人,从泰州劫持到苏州,给他取个蒙古名字,然后强迫他当丞相,不惹天下人笑话吗?但是冒致中拒不受这个“妥督丞相”的任命,这说明他“蒙族气节”很高,不愿降低贵族身份与草寇为伍;也许他看到元朝将亡,官场风险太大,于是便从孟渎渡江北上到如皋东陈“家焉”。从此隐姓埋名直到他的第五代玄孙冒修纂《冒氏宗谱》,才有了“断自所知东林公为始”的记载。

有鉴于此,我们得出结论:如皋冒姓源出蒙古,如皋冒氏的根在蒙古。愿与《如》文作者及其他对冒姓历史有兴趣的人共同探讨。

摘自：《寻根》2006年03期　作者：冒廉泉 冒 俊

就一姓同宗、聚族而居而言,谷村应该是江西省第一大村。

出了吉水县城,汽车沿公路在丘陵间穿行三十公里,来到一个缓坡,面前一个千门万户、瓦盖连绵的村子平卧在坡谷。山陵不高,属于罗霄山脉的武功山延绵百里至万华山,其余脉分东西两支缓缓而下二十余里,至村后横开保障,称盘龙山,又名鸡笼山,山下谷地称盘谷。两脉山陵的峡谷中流出两条溪水,左右盘绕,逶迤数十里,在村前十余里与桐江会合东去。村前,一马平川,稻田绵延十余里。

《谷村李氏族谱》称始迁祖李唐外出寻找新居址,“在此稍憩,以盘盛谷喂鸡,鸡食饱入笼,乃于此定居焉”,故尔此地称盘谷,建村称谷村。

如今,整个村子纵深两三里,左右号称十里,实际约六里,分上下两节,每节中又分各房各支聚居的小段落,如老屋、翰阳、太园、文园、大池、池东、池南、桂园、龙、元度、榨下、东街、西街等近二十处,段段相连,中无间断。你问本地人:谷村有多少户人家,有多少人口?本地人的回答都很一致:上七下八,将近万人。所谓“上七下八”,意即上节七百户,下节八百户。这种说法大致接近事实。

谷村李氏奉唐朝李晟为一世祖。其先居甘肃临洮,“代有名迹,雄于西土”。李晟,在唐朝是很有名的宰相。李晟下传五世至李遵,遵徙居吉水高村(今江西吉水县阜田乡高村)。遵之孙为李唐。

李唐为谷村始迁祖。据《谷村仰承集》载:唐“值吴杨溥割据,四方乱离,世事不可为,遂遁迹林泉,积善贻后人。晚知高村形势非久大规模,乃卜度山水,得谷村之地,乾真元年迁而居之,即今旧宅也。”

新址选定,李唐携家于乾贞元年三月择吉自高村迁至谷村,至今已有1077年。

李唐生三子,第三子留居谷村旧宅。一直延续至今,总共3派16房,形成了庞大的谷村李氏宗族的基本架构。

自宋至清数百年中,由于种种原因,不断有人外迁。据《谷村仰承集》载,分徙到省内外的谷村子孙陆续形成一百多个村子,其中江西省内分布于13个县79个村,江苏芜湖,湖南湘阴,湖北京山,陕西洵县,山西盂县,广东高州、化州、南海、南雄,贵州锦平等地20多个。其中有些村经数百年繁衍,也成为当地大村,如永新县的泮中村,明永乐间李氏徙居于此,全村单一姓李,现有300多户,1500余人。

谷村李氏自开基以来,十分注意族规的建立和子孙的教育,家规严整,管理严格,特别强调书院教育和衣冠制度,其冬春祭礼、庆丧之礼以及口角争端约束之礼规定得非常细密,其他如义仓捐赠、钱粮管理、店肆经营等也条规清楚。明崇祯间兵部尚书李邦华在《家规》基础上制订《家约》,称为《忠肃公家约》,要求族人遵循礼教,禁乡外百般流民在村里停留,禁族人从事贩牛买马、唱戏打拳、迎神赛会、酗酒格斗等事,禁私宰耕牛,禁入塘犯抢滥捕等十多条,并规定每月二十六日定期会约,违者罚,重者送官稽查。

家族管理规范、聚族治家严格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族谱和文献修纂的及时、频繁和完整。《谷村李氏族谱》始修于宋庆历三年(1043年),距始迁时间仅116年,可以说非常及时了。以后宋绍兴间、宝间、德间,元泰定间、天历间、元统间、至正间,明洪武间、永乐间、正统间、崇祯间,清康熙间、乾隆间、道光间、宣统间先后15次重修,从初修至十六修平均每54年重修一次,这样的修纂频率是极为少见的。最近一次重修在2000年。除族谱外,从元天历元年(1328年)开始编纂《李氏文献纪略》,以后元至正间,明洪武间、永乐间、正统间,清乾隆间、道光间、宣统间七次重编,中间曾更名为《谷村记》、《仰承集》,宣统间最后一次重编定名为《谷村仰承集》,流传至今。这部文献纪略共十二卷,体例完备,记载周详,族谱中限于体例成规不便记载的,或族谱中散见各处的,无不旁搜周纳,条分缕析。

谷村3派16房除了基祖祠忠武堂、始祖祠仰承堂两个总祠外,各派各房各支又有祖祠,还有纪念性、表彰性的祠堂,还有各种牌坊、楼阁。据《谷村仰承集》记载,到清宣统间,谷村有各类祠堂51处,各种牌坊19处,各种楼阁亭第24处,寺观庙宇5处,庙坛18处。时至今日,这些建筑物虽然有一部分已经坍塌,一部分已经破败,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仍然屹立于村落各处,尤其是宣统间修葺或重建的总祠忠武堂、仰承堂仍然完好无损,那座谷村人祭祀和集会的护吉大庙也完好无损。

关于谷村的祭祀活动,其《家规》规定:每年春祭正月初三祭基祖祠,正月初五祭如祖祠,冬祭则冬至日祭基祖祠,冬至后第三日祭始祖祠。又严格规定各房参祭人数、祭品份额及祭祀仪式;各派各房各支祭祀活动在总祭之后各自安排。每逢祭祀日,成了谷村人的重大节日,其热闹程度远远超过其他节日。这些祭祀活动使谷村人不忘先辈业绩,接受先德熏陶,从而达到收族聚家的目的。

家族经济管理也非常规范严密。前面提到,其《家规》中关于钱粮课输、义仓捐赠、钱粮管理、店肆经营等等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由于支派纷繁,公产层次也多,族总祠有族公产,各派祖祠有派祠公产,各房祖祠又有房祠公产,逐层管理,层次分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谷村墟的开设和管理。由于村子越来越大,人口日渐繁多,物产交易规模越来越大,于是在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开设谷村墟市。墟市设在村中心,由族总祠管理。其《家规》中有专款规定:“本村村心排列店肆,中宽十八丈,清晨开市,柴米油盐,鸡肉鱼鸭,无物不具,远近各姓,皆来贸易。族中定规,毋许夯买夯卖。至巳时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谷村仰承集》概述其事称:“谷村墟……旧以旬中一、三、五、七、九交易。今铺户日增,民居日盛,朝市朝时而市,夕市夕时而市。”其《家规》中规定族人“毋许夯买夯卖”,到《忠肃公家约》中则具体化为当墟集市禁族人巧取豪夺,禁族人借声势索取钱物,禁族人拦路拦舟勒索钱财等。由于管理严格,墟市井然有序。

谷村文风鼎盛在省、县内是公认的,其教育兴盛,科举连捷。

谷村李氏从始祖李唐开始,便十分重视对子孙的教育,创设湛源书院,要求幼童入书院读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十四世李迁之、李存之兄弟首开纪录,于宋元丰四年(1081年)同科中举,接下来在短短三十年中,一个村子连中9个进士,而李鼎三叔侄中同榜进士,引起了宋高宗的注意,于建炎、绍兴间先后在谷村敕建经训书院和义方书院。宋绍定五年进士、缉熙殿侍讲李晦之于嘉熙间又创建了桂林书院,此后元、明、清三代又先后建起了文蔚书院、树人书院、东湖书院、神童书院、有斐书院、三益书院、复礼书院、六行书院,连宋代书院总计12所,到清末除湛源书院已废弃外,尚有11所。

从宋元丰五年至清乾隆四十年,谷村683年中共有进士68人,其中宋36人,元2人,明23人,清7人。如果剔除客居在外者,则有49人。从李迁之、李存之中举人至清咸丰九年共有举人127人,除客居外乡29人外,有98人,其中武举9人。此外,自元至清贡士96人,荐辟34人,仕籍67人。除去封赠、荫袭不计,谷村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总共308人。

由科举而进入仕途者也很多。《谷村仰承集》记载:自宋至清末,被朝廷任以官职的287人,五品以上46人,三品以上16人。最有名的是明崇祯朝兵部尚书李邦华,由于敢于直言,锐意改革戎政,屡遭劾削,又屡被起擢,后因李自成进京,自缢而死;其侄李日宣在崇祯朝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因性耿直,忤旨下狱,又曾遭陷为东林党削籍,后起故官,明亡不食死;清初兵部侍郎李元鼎之子李振裕于康熙朝连任工、刑、户、礼四部尚书,清正廉明,吏治清雅,士风为之一变。

读书人多,科举贡荐者多,入仕者多,必然形成浓厚文风,学者文人也多。据不完全统计,谷村自宋至清末有著述者71人,有著述150余部。经查,这些著述中至今尚存,藏于国家图书馆及省市图书馆的有38部,其中有名的如宋代经学家李如圭,他的经学著作《仪礼集释》30卷、《仪礼释宫》1卷、《仪礼纲目》1卷,除《仪礼纲目》已佚外,余二种均收入《四库全书》。

明人侯宾于《李氏文献序》称:“西平王子十又五人,支分派析于天下,惟江右之族为盛,江右之族惟吉安为盛。”我们可以沿着侯宾于的说法,推衍得更加明确一些:吉安之族惟吉水为盛,吉水之族惟谷村为盛。

谷村确实是一座充满蕴藏的古老而庞大的村落。无论流连于谷村周围的山色山光中,还是徜徉在谷村纵横交错的街巷中,也无论埋头于谷村完备的族谱文献中,还是涉足于谷村闪烁着文化灵光的众多古迹中,只感觉一股浓浓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谷村太庞大深奥了,置身于其中,常常使人分不清东西南北,摸不透其中的奥秘。当你从迷惘中抬起头,似乎有点头绪,但又没有完全梳理清楚时,已经夕阳西下了,是赶紧离去,踏上归程呢,还是留下来继续探寻?《谷村仰承集》所载明人朱廷基《宿谷村》诗里有“谷村文物地,此夕得淹留”之句,正好表达了这种进了谷村而一时难以离舍的心情。

摘自：《寻根》2004年

从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出发,走通化、过长白、到江源、进抚松,穿越整个长白山脉,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全国200万朝鲜族群众,居住在延边的就有80多万人。整个自治州的地理位置处于中国与朝鲜、俄罗斯两国交界处,中朝边界线长522.5公里,中俄边界线长232.7公里。走进延边州朝鲜族聚居地,进一步了解这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确实长了不少见识。

秋天的长白山脉,仿佛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火红的、深绿的、淡黄的、棕色的各色树叶,融汇成五彩缤纷的世界。在长白山脉行车,路遇许多新奇和惊险。从江源县开始,道路更为艰难,遇到过许多次小阵雨、小雪和浓雾。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山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走夜路的行人或骑车者,都打着手电筒摸索前进。笔者驱车到安图县万宝镇红旗村,只好停下来找农民家寻宿。没想到,这就是“中国朝鲜族第一村”,居民全是朝鲜族。

村庄里有一排排漂亮的农舍,每户都有自己的小院。木栅栏的围墙,木栅栏的院门。朝鲜族的房屋构造,多以木搭架,屋顶有四个斜面。房顶的南北方向形成两个大的斜坡,东西两面则搭建成两个小斜坡。每栋房子里有三四个功能不一的小房间,房屋建筑非常有特色。村口堆着两个泥人,是护卫神的意思。村长李柱浩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领我们到74岁的玄明善老人家里住宿。老人个头不高,体态虽瘦但很健康。他穿着白色衣裤,上身还套件坎肩,头戴黑色的小礼帽。我们脱鞋进屋,先是两平方米左右的空地,迎面就是炉灶,离地半尺多高,紧接着就是一个灶坑,有一米多深。人要蹲在里面生火烧热炕。右边有1.5米宽的灶台,中间安着三口大铁锅。灶台后面就是大炕,有四五米宽,七八米长。炕中间有一道砖,将木板拉门拉上,大炕就会一分为二,自然成为两间房。炕的最里端还有一个门,连接着另一间屋子。一般来了客人,尤其是男客,都要从另一间屋子入内。按照朝鲜族风俗,只有自家人或女客,才走有灶台的门,而且是踩着灶台上炕。炕面铺着人造纤维板或黄油纸,上面刷上炕油,擦洗得锃光瓦亮。

玄明善的老伴儿叫崔金女,这位68岁的朝鲜族阿妈妮,就像迎接自己远来的孩子一样,招待着我们。先是点燃炕灶,把整个大通炕烧暖,又摆上小炕桌,端上一碗碗热麦茶,让我们喝水取暖。阿妈妮的大儿子在村边开个饭店,盛情的两位老人领我们到他们儿子的饭店吃饭。大儿媳给我们端上不少朝鲜族特色菜,有狗肉、土豆饼、烩沙参、酱小鱼等,尽心尽力接待我们这些远方的客人。饭后回到家里,玄明善老人盘坐在热炕头,和我们唠起了家常。他还让老伴穿上裙子,让我们拍照。朝鲜族男女服装迥然不同,男人为上袄下裤,女人为上襦下裙。男装的特点是上袄外加带纽扣的有色坎肩,裤裆和裤腿都较肥大,裤腿系丝带,出访时再加穿长袍。女装的特点是襦短裙长,长裙长及脚跟。年轻妇女和少女,衣裙颜色五彩缤纷,衣襟前面交叉系很长的半蝴蝶结。无论男女的上袄都是斜襟,无纽扣,以飘带打结。他们都喜欢穿白色衣服,素有“白衣同胞”之称。朝鲜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人人都会唱歌跳舞。玄明善老人即兴给我们唱了一首《农夫曲》,声调低沉跌宕,歌曲旋律流畅婉转,给人一种优美的感受。这一晚,第一次夜宿朝鲜族农家,热情好客的主人和温暖的火炕,让我们酣然入睡。

在村委会附近的空地上,安装着跳板和秋千,还有一个摔跤的场地。朝鲜族群众喜欢体育运动,妇女喜爱跳板和秋千。她们穿着漂亮的白裙子,能将秋千荡过树梢。仿佛天女下凡一般,能使观看者陶醉其中。而摔跤和踢足球,则是男人们擅长的运动。每逢喜庆节日,都会进行摔跤或踢球比赛,使节日更赋力量和激情。

朝鲜族的礼仪很讲究,从人之初开始,就有百日宴、周岁生日宴,还有冠礼、婚礼,上了年岁后,还有花甲宴、进甲宴、八甲宴、回婚宴等庆贺长寿的礼仪。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我们曾参加朝鲜族青年的婚礼。仪式有宣读结婚证书、交换礼物、互相敬礼或跪拜、新郎新娘向双方父母跪拜、双方家庭代表讲话等程序。婚礼中要摆设筵席,新郎新娘要接受“大桌”,上面摆放着各种食品,其中最显眼而有特色的是嘴叼着红色尖椒的一只整公鸡。公鸡象征婚姻之喜,红色尖椒象征新郎新娘红心相印,今后的日子红红火火。新郎饮罢伴郎斟的三杯酒,将大桌上的食品每样都夹一点,敬献给父母品尝,这叫“打奉送包”。新郎的饭碗里埋入三个剥了皮的熟鸡蛋,自己只能吃半碗和一两个鸡蛋,剩下一半留给新娘。

朝鲜族传统节日,有农历正月初一的“元日”,中老年男子进行拔河比赛,青少年到村外放风筝,中老年妇女掷骰,大姑娘小媳妇则跳跳板,村里的农乐队,个个头戴花帽,脸罩假面具,身穿五颜六色的衣服,吹吹打打、翩翩起舞。农历正月十五的“上元节”,人们在傍晚时登上高岗等待望月。谁先看到月亮,这年谁就会交好运。当圆月升起之时,人们围绕篝火一边赏月,一边敲锣打鼓地跳舞。望月结束,人们还要到桥上漫步。传说,正月十五走桥,可以治疗腰腿痛。农历四月初八是燃灯节,人们用柞木炭粉末掺入咸盐,用纸包成香肠状,外面缠上细草绳。夜幕来临,绑在长杆上点燃,便会劈里啪啦作响,放出耀眼的火花。还有农历五月五的“重五”、八月十五的“秋夕”。在这两个节日里,男人进行摔跤比赛,妇女则进行跳板和秋千比赛。农历六月十五,是朝鲜族的洗头节,这一天被视为黄道吉日。清晨,全村男女老少都要到河边洗头,传说用向东流的溪水洗头是很吉利的。晚上,人们还要在家里举行洗头宴,唱洗头歌。一家老小高高兴兴地坐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晚餐。朝鲜族还有家庭节日,如婴儿的周岁生日、60岁大寿的“回甲节”、结婚60周年纪念日“回婚节”。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的图们江弯岔处有个密江乡,这是一个朝鲜族乡。那里的许多人,都会吹奏一种传统民乐——洞箫。

我们是沿着图们江畔,向珲春市密江乡进发的。在险峻的长白山余脉之中,汽车在狭窄崎岖的公路上行驶。山道右侧便是著名的图们江,隔江远望,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民居依稀可见。中国的朝鲜族群众,就居住在图们江畔。几位朝鲜族妇女穿着裙子,正在江边用木棍击打衣服。远山、田野、江流、村妇,富有诗意的美景使人陶醉。密江乡武装部部长梁云峰,是一位朝鲜族干部,临时当起我们的向导和翻译。他领我们到密江乡密江村,来到图们江支流三安江边上,走到一户朝鲜族人家门前。这家女主人是位60多岁的阿妈妮,她看到突然来访的客人,站在门外请大家进屋,向每位客人鞠躬。我们向这位热情的阿妈妮打招呼:“啃,阿妈妮。”男主人曹文松从里屋迎出来,请大家赶快上炕。我们也称呼他:“啃,阿伯吉。”(啃,对长辈的敬语)。阿妈妮给我们端上香喷喷的麦茶,大家盘腿坐在大炕上交谈。朝鲜族的礼节很讲究,以前年轻人不能在长者面前叼烟卷,喝酒时要背对长辈。老人是非常有名气的长鼓手,从几岁时就会打鼓吹箫,每天从地里回来都要和伙伴们吹、打、跳、唱一番。他居住的密江乡密江村,吹奏洞箫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如今在村民中每3户人家中就有一位参加洞箫队。

当老人知道我们是来采访他们村的洞箫队时异常兴奋,赶忙让老伴儿拿来洞箫和长鼓,自己则换上传统的民族服装,背上长鼓带着洞箫去找洞箫队的伙伴。在刚刚收获的田野上,老人情不自禁地击起鼓来。鼓槌随着老人摇摆的双臂上下翻飞,咚咚的鼓声让人激情彭湃。在伙伴家的栅栏门前,老人坐在村街的长椅上击了几下鼓,伙伴就拿着洞箫走出门来。老人叫来了村里有名的洞箫手金万善,还有乡洞箫协会的会长姜昊珍。三个人击鼓吹箫为我们演奏起来,有反映农村乡土风味的《农夫歌》和旋律轻松明快的《那几歌》。洞箫齐鸣,鼓声阵阵,记者被优美的旋律陶醉。离开密江村的时候,许多朝鲜族村民向我们挥手,高喊着朝鲜族语:“达西曼,那不西达(再见)。”

摘自：《环球花雨》2006

旅美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他翻译的《胡适口述自传》的注释中谈到皖南名门望族时,曾引用了一句“小小泾县城,大大茂林村”这个口耳相传的民间俗语。茂林是泾县一个古老的村落,是吴氏族人聚居的地方,最盛时全村占地数千亩,富商豪宅鳞次栉比,被誉为“江南第一村”。1931年商务印书馆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就专门辟有“茂林村”词条。著名的皖南事变也发生在这里。茂林吴与旌德江、绩溪胡、宣州梅并列皖南四大姓。

吴氏始祖是西周时的泰伯,周文王姬昌的兄长,周武王姬发封他于吴国,因而得姓为吴。泰伯第78世孙吴万一随父从江西上饶迁居南京,长大后浪迹至宛陵(今宣城市),他的儿子吴希贤又从宛陵迁到下辖的泾县茂林地区,定居于东庄(今乔吴)。茂林吴氏称万一为1世祖。

吴希贤生三子,长子觌京留在东庄,承守祖业,世居乔吴;次子安国于北宋熙宁年间,因为娶了河西的宋氏女为妻,于是从东庄搬到宋家坦与宋氏“联居”,是为吴氏定居茂林的开始;三子开国徙居长安,后裔有的迁往青阳县,后发展为“老田吴氏”。

吴安国(1042～1118年)迁宋家坦后,熙宁乙卯年(1075年)建成一座大宅,因吴氏的郡望是延陵,故命名为“延陵新宅”, 这就是茂林吴村的开端“平吴里”。吴安国当时在庭前植紫荆树三株,以表示不忘三兄弟情谊,其中有一棵紫荆树存活了900年左右,成为茂林吴氏宗族繁荣昌盛的象征。

吴安国定居宋家坦时,这里的居民并不多。后来宋氏衰微,吴姓日蕃。到了南宋中叶,安国7世孙吴惟辉(谱名荣四)建上、中、下三宅,让诸子分居。因这里四面环山,双溪汇流,生长着茂密的树林,遂将宋家坦改名“茂林村”。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式微的宋氏旧族土地房产全部被吴姓买下,茂林吴氏出现了“庐舍相联、人员辏集”的繁荣景象。

随着吴氏宗族日渐繁盛,逐渐向四周拓展繁衍,分出了许多支族。最早是元朝初期的吴学兴迁到东溪河边,后来称为“九甲”。明朝前、中期出现“八大分”,此外,还有“万公分”、“王勺公分”、“巩缘公分”、“安公分”等。从晚明到清中叶,是吴氏宗族的鼎盛时期,大批读书人经科举进入仕途到外地去做官,更有很多人外出经商致富,许多达官富商在“叶落归根”的思想支配下,最后都携资回来建宅第、置产业,促进了茂林进一步繁荣,扩展为占地约三四平方公里的大村落,有“江南第一村”之誉。

茂林吴氏的字辈为:万大乾坤伯,千恩端荣祥。兴彦源关昌,安缘子道尚。有永唯一善,百世承守之。报本宗同茂,传家德久垂。光华先泽盛,千载庆鸿禧。前6句由吴万一定,后4句由清乾隆年间进士吴芳培续写。目前,在茂林已传至光字辈。

茂林吴氏立宗祠始于南宋,10世祖吴惟辉立东山庵为祠,修吴氏宗谱,绘制世系图。

明崇祯己卯年(1639年),时任湖广布政使的吴尚默在古老的紫荆树边建成“五楹三进”的吴氏大宗祠。到了清雍正庚戌年(1730年),大宗祠遭火灾烧毁后面两进,族人很快将其修复。“文革”中,大宗祠被作为粮库而幸存下来。近些年,在全国各地族人的鼎力相助下,吴氏大宗祠经过整修,重新焕发了昔日的光彩。主体建筑物三大进,坐北朝南,建筑面积有931平方米。祠前有一道50米长的影壁,两头各建一座石坊同祠堂前墙连接,构成祠前闭合式的院落。地面用扁圆形的卵石嵌成的“蝙蝠”、“白鹿”和寿字图案,为“福、禄、寿”的象征。两座石坊一为吴尚默赠其父吴云麓的“恩纶重贲坊”,一为吴尚默和吴江龙的“文武进士坊”。

这座古老的大宗祠,从前每年四时祭祖,有读祝文、叙伦常、摆筵席等活动,被族人视为神圣的地方。此外,还有大官员回乡祭祖,族中大事商议等项也在这里进行。

1941年新四军北撤时途径茂林,就在吴氏大宗祠内举行告别皖南民众大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发表演说,新四军还在舞台上演出节目,其热烈而悲壮的情景,茂林人至今难以忘怀。1991年皖南事变50周年时,泾县人民政府在祠前立碑,定为革命遗址。

吴希贤最初迁居的东庄湾后改名为乔吴,现村庄北首有吴氏支祠遗址,南首也有座“吴氏大宗祠”。“大宗祠”坐东朝西,前后三大进,面宽五楹,今存门厅一进。门厅中有粗大的白石方柱和抱鼓石以及雕花的月梁和撑拱等构件,表明这座大宗祠也曾经是富丽堂皇,辉煌一时。

历史上茂林吴氏的科举之盛在整个皖南地区都是出类拔萃的。据宗谱和有关史志记载,仅明清两代,就出进士19人、举人119人,岁贡生员难以计数。其中尤以一家数人或祖孙世代中举者特别引人瞩目,传为佳话。从前吴氏大宗祠中的匾额数以百计,其中有“五凤齐飞”、“六鳌驾海”、“祖孙传芳”等等,就是为这类中举者所立。

“钦点翰林”。几块竖匾至今仍立于大宗祠门首,分别是吴芳培(乾隆甲辰翰林)、吴昌龄(嘉庆戊辰翰林)、吴凤(嘉庆己巳翰林)、吴敬恒(嘉庆丁丑翰林)、吴焯(道光庚戌翰林)。

“兄弟进士”。2世祖吴希贤9岁补太学生,14岁试经魁,15岁廷对赐进士。他的二弟吴希圣亦登科。

“父子进士”。南宋时吴伟于绍兴壬戌年(1142年)中进士;18年后,其子吴时选中绍兴庚辰进士。吴时选金榜题名后,在村后的汇山顶上竖起“魁”字大旗,因此汇山改名“魁山”。

“文武进士”。 明朝万历年间,吴尚默为丙辰(1616年)科进士,他的堂侄吴江龙为丁未(1607年)科武进士。吴氏大宗祠前的“文武进士坊”,就是这叔侄二位功名的纪念建筑物。

“五凤齐飞”。清乾隆己亥(1779年)茂林吴氏同科五举人:吴芳培(后中进士)、吴兆奎、吴□ 、吴成琢、吴鉴。

“五星联珠”。清嘉庆辛酉年(1801年),茂林吴氏同科五举人:吴文炳、吴鸿裁、吴世旃、吴学洙、吴敬恒(后中进士)。

“六鳌驾海”。清同治庚午年(1870年),茂林吴氏同科六举人:吴焕彩、吴尔襄、吴淞、吴瀚、吴报高、吴报勋 。

“祖孙传芳”。清吴□一门三代五举人。吴□(乾隆己亥科);其子吴廷辅(嘉庆甲子科)、吴鸿裁(嘉庆辛酉科);孙吴奏言(道光辛已科)、吴奏策(道光甲辰科)。

“秀士登瀛”。宁国府(宣城)一次童子试,共录取36人,其中茂林吴氏就占了18人,人们誉称为“十八秀士登瀛州”。

其他尚有三代3人中举、四代10人中举、祖孙三代中举等。

历史上茂林吴氏名人辈出,除科举时代的进士、举人外,近代以来有为爱国统一战线作出卓越贡献的吴茂荪、经济学家吴半农、财政部长吴波、国学大师吴则虞、作家吴淮生等,而“茂林三吴”更是名扬天下:画家吴作人、作家吴组缃、书法家吴玉如。

吴作人(1908～1997年),谱名之寿,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和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他的“根”在茂林,其祖父吴平畴早年因避太平天国战火迁居苏州。1985年4月,吴作人赴泾县参与专业会议,事毕转茂林,并作诗一首:“一别故园百几年,茂林修竹竟擎天。魁峰两劫屹空翠,子弟弦歌四化篇。”

吴组缃(1908～)原名吴祖襄,字仲华,是茂林吴姓“前分”人,系“绿野堂”七房后裔。组缃先生的祖宅即“七房”大夫第(今存)。1938年,他发起并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理事。抗战时期创作长篇小说《鸭咀涝》。1952年任北京大学教授,潜心于古典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的研究,任《红楼梦》研究会会长。主要著作有:《西柳集》(小说集)、《饭余集》(小说集)、《鸭咀涝》(长篇小说,又名《山洪》)、《吴组缃小说散文集》等。

吴玉如(1898～1982年)名家,字玉如,后以字行。自号“茂林居士”,晚年又署“迂叟”。吴玉如是“学灌园”长房的一支。玉如先生曾就读于南开学校,与周恩来是同班同学。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秘书,翌年返天津,执教于工商学院(后改名津沽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文革”后任天津市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天津市文联委员、文史馆馆员。吴玉如先生在书法上的卓越成就,早有定评。李瑞环在天津政协一次会议期间曾说:“吴老的字不能横比,只能竖比。300年来无此大作,我很赞同这句话。”吴玉如先生的书法为世所称,其实他在文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

茂林不仅历史悠久,也是一处风光秀丽、文物众多的旅游胜地。

东流山。1941年1月,新四军9000余人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顾全大局分批转移。途经东流山时,突遭国民党军队包围和袭击,新四军被迫自卫奋勇突围,终因众寡悬殊,仅有2000余人突出重围,其余壮烈牺牲或被俘。位于山腰的蜜蜂洞是当年项英隐藏的地方。

魁山。一山独耸,圆如大钟,峰峦秀拔,原名“汇山”。南宋吴时选中进士后,在山顶上竖起一面书写“魁”字的大旗,以后“汇山”改称“魁山”。魁峰得名后600年,族人又在山顶建一座三层的飞雄塔,更添挺拔秀丽之气。山腰还建有集贤亭、关圣殿和观音堂。1952年9月,茂林人在魁山上建烈士墓,收葬皖南事变及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遗骨,题名勒石100余人。魁山脚下还有一棵古松,风姿卓越,奇秀无比。

寻淮洲烈士墓碑。寻淮洲(1912～1934年)是红七军团军团长,1934年随方志敏北上抗日,在茂林附近牺牲。1938年5月,陈毅率部东进抗日,军至茂林,重建墓,立新碑,亲撰碑文,至今犹存,是宝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花砖民居。茂林民居概括地说有:七墩、八坦、九井、十三巷、三十六轩、七十二园、一百零八座大夫第。现存明清古宅100多座。茂林民居用料、装饰借鉴徽州,规模、布局又近于潮汕,经过长期的融合,形成了屋宇高大宽敞、造型典雅庄重、富有官家气派的特色。而茂林民居最大的特色是大量使用花砖。这种由黑白不规则花纹组成的花砖为茂林特产,现在仍能小批量生产,但质量已大不如前。由花砖拼贴起来的整面墙简洁抽象、意味悠长,细看之下,似虎似狮、似竹似花、似仙女下凡、似潜龙在渊,是中国古民居中的一朵奇葩。

康姓是中国百家姓中的大姓之一,在全国姓氏排名中,居第75位。

康姓的得来最早源自古老的姬姓,距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据《古今姓氏书辨证》和《姓苑》等书记载,汉族的康姓,出现于西周时期,他们的始祖是卫国的康叔。康叔,本名姬封,是周武王的同母幼弟,武王灭商得天下后,被封于康地(今河南禹县西北),故称康叔,后来因为武庚与三监联合叛乱,周公平叛后把原来商都周围地区和陶氏、施氏等殷民七族分封给康叔,并改封康叔为卫君,居住在黄河、淇水之间,建立卫国,因此他又被称为卫康叔。

康叔到卫国后,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声誉日隆。到周成王长大亲政之时,被举用为司寇(掌管全国刑法的最高官员)。

卫康叔死后,谥号为康。此后,他的子孙就以祖先的谥号为姓氏(一说是以封地为姓),称自己为康氏,史称康姓正宗。

卫康叔立国于卫,其区域包括今河南东北部、山东西部和河北西南部一带,幅员相当广袤;国都在商朝的旧都殷墟,即今河南淇县境内。康姓子孙在这里世代繁衍,生生不息,故而淇县被视为康姓的发祥地。

以后卫国又曾几次迁都,康姓子孙也随之迁徙,因此卫国都城的转换也可以被看作是康姓的早期播迁过程。先是西周时由淇县东迁至曹(今河南滑县以东);春秋时期,卫国被北方少数民族“狄”所灭,卫文公依靠齐桓公的帮助迁都楚丘(今河南滑县东),从此成为小国;卫成公(前634～前600年在位)时,又于公元前629年,徙于帝丘(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的颛顼城),则已渡过了黄河;公元前254年,卫国又成为魏的附属国,后来秦战败魏国,卫被迁至野王(今河南沁阳),作为秦的附庸。秦始皇统一中国,卫国最终为其所灭。

卫都的屡次迁徙,使得康氏后世在更大的范围内生息繁衍,由黄河以北逐步播迁到黄河以南。在这期间,康叔的后代繁衍成了好几个姓氏,除了康姓之外,还有以国为氏的卫姓,乃至“本自卫之公族,以非正嫡,号庶氏”的庶姓等。

从秦代开始,康氏子孙加快了他们播迁的步伐,开始向更远的西、东方向迁移,以致后来在陕西、山东两省形成了早期康姓两个大的族派,即古代京兆及东平一带的望族,并形成京兆、东平两大郡望。汉代,康氏有向北迁至今河北等省者,也有南迁到江浙一带的。再以后,我们逐渐的可以从史书、谱牒里发现康姓人遍布全国的身影。

康姓属于一姓多源的姓氏,除了姬姓的汉族后裔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支,即臣服于汉朝的西域康居国。

据《梁书·康绚传》记载:“汉臣西域康居遣侍子待诏河西,因留,其后氏焉,望出京兆、东平、会稽。”换言之,这一支来自西域的康氏,出现于大约2100年以前大汉声威远播之时。当时丝绸之路被开辟,西域康居国(亦称康里)派遣他们的王子来到中国,表示对汉朝皇帝臣服的诚心。那位王子到达之后就在河西(汉唐时指今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即今河西走廊与湟水流域)落脚待诏,后来定居河西,子孙世代繁衍,后代以康为姓,日久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跟汉族没有分别。这一支外来的康氏,初期居住在今河西走廊一带,随后进入陕、甘、宁和川西北,很快南下湖北,东南移民安徽与浙江。《古今姓氏书辨证》载:康绚曾祖坚,曾任苻坚的太子詹事,生子穆。康穆率家族迁居于湖北襄阳的岘地,朝廷专门为其设华山郡蓝田县以安置。南朝宋时康穆被任命为秦、梁二州的刺史。康穆长子元龙,次子元抚(康绚的父亲),两人相继被推选为华山太守,康绚做到司州刺史。

见于史载的西域康居国后人还有不少,如东汉高僧康孟详、三国时期高僧康僧会。唐代有军事将领康留买、康达、康洛以及富商康谦等,此外德宗贞元时有“长安第一手”之称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仑,其祖先也是康居国人。源自康居国的康氏,虽然不是汉族人,但其家史源远流长,其家族早已融入了华夏大家庭的血脉之中。

北宋初年,为避太祖名讳,“匡”姓一度改为字形相似的“主”姓。但政和年间,朝廷又认为民姓中有主姓,大为不妥,遂令其再度改为“康”姓或“正”姓。

许多少数民族中也有康姓。据《隋书》载,“突厥亦有康姓”。唐朝西域突厥族康姓,移民西北和四川进入中原,最后融为汉族康姓。

金时女真人纳喇(亦作纳兰)氏,清时满洲八旗赫舍里氏,达斡尔族华力提氏汉姓都为康。在瑶、彝、蒙古、东乡、土家、回、羌、朝鲜等族中,也可以寻到康姓的踪迹。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7 在安家大院触摸历史余温

在摩天高楼、霓虹灯、酒吧、咖啡馆,还有后现代建筑填满我们的视野的同时,在阅读这些城市新符号、新标识之余,在某种历史责任驱使下,我们仍然会把我们的地理历史情结投放到网络上:在百度网上点击安家大院,就出现了这样的文字:始建于清代同治年间,至今已有150年历史:由三个院落组成,占地近两亩:宅院主人安文忠是杨柳青“赶大营”第一人。

读着这样的文字,百年的历史余温似乎尚能真实地触摸,物质的遗存再次激荡起记者前往采访的冲动:

在天津杨柳青寻访安家大院并不是难事,在运河边的石家大院的后面仅一条胡同之隔就是安家大院:比较起来,安家大院比石家大院要小得多。这是一个传统的三进三出的老四合院,相比较而言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处处透着安家虽为豪门却十分谨慎的风格:这大概就是安家大院的个性吧:

进得院去,在东厢房的第一间展室里面,就摆放着安府的主人安文忠的照片和当年“赶大营”的文字介绍。就是这几张照片和几行文字概括了安家大院的历史内涵、审美内容和文化价值:

安文忠,字荩臣,生于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祖籍浙江绍兴,始祖安承怀于康熙年间北迁,在杨柳青定居务农。五世孙安瑞章改业为船业工人,生有四子,安文忠居长。

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左宗棠率清军西征,一举击破了盘踞新疆多年的阿古柏,收复全疆。杨柳青人民助军需,肩挑货担,随左宗棠军队进入新疆进行商贸活动,史称“赶大营”。现杨柳青人的后裔遍布天山南北达10万余人。

安文忠便是“赶大营”的第一人。同治年间就追随左宗棠的部队做军需生意的安文忠肩挑两个小篓,紧跟西征的清军,沿途贩售针头线脑等物,以补军需之急。

安文忠西出阳关,先后在哈密、古城子等贸易区内摆摊售货,是杨柳青人到新疆艰苦创业的第一家、第一人。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安文忠回家完婚,并置办内地商品,运往新疆销售,设字号“文丰泰”,新疆很多地方都有它的分号。经过四年营运,每年大批内地商品进入新疆,生意兴隆,积累了大量资金,蜚声全疆,名噪津门。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安文忠回津料理父亲后事后回到新疆伊犁。此时,由于货源充足,生意更加红火,至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已家资百万,颇有经营头脑的安文忠回到故乡杨柳青,再辟生财之道。

回到家乡后,安文忠手握雄厚资金,与天津金融界巨头创立了洽源银号,还在自家住宅后,独资成立施医局,曾在甘肃做过知县的刘文蔚为局董,中医马少王看诊,并施种牛痘等同时还参加天津市及杨柳青慈善团体,如杨柳青的辅善社、普济社等,加入世界红十字会办理赈灾。

“赶大营”的先导安文忠“六渡玉门,八涉瀚海”舍生忘死,拼搏创业,在八千多里的征途中,在恶劣环境下,从不言退,从而摆脱了贫闲发家致富。“赶大营”有力地支援了清军的卫国战争,为收复新疆的大片国土做出了贡献,安文忠以及杨柳青人的爱国之心、报国之举,足以让后人称颂。

安家大院有两个地方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一是地下金银库:管理人员告诉我们,2002年在修复安家大院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在安家的正房里有一个天津市现存的唯一的一个地下金银库。这个地下金银库为地窖式建筑,高2.2米,面积10平方米,顶部为青砖拱形,无一根木石作为支撑,有通气孔,有龛式油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个地窖至今封存了最少60年以上,挖开后内中无水,干燥:记者顺着修复好的楼梯下到库里,感受了一下主人当年的谨慎作风。难怪有人说,建筑是一个人的性格表现。由此我联想起子电视剧《大宅门》中白府西厢房地下的那个金银库,但那只是文学作品而已,而置身于安宅金银库的时候,多少品味出了点富豪的感觉、安家大院另外的一个谨慎之处表现在安府的后门。记者发现,安家的后门小得可怜,几乎只能容一个人出入,即便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门,却采用了四道栓子,足可以看出安家在当时的小心为人:

我们在安家大院还看到了“文革”时期的一条地下通道,在安家大院地下,有一个1971年挖建的战备地道,长25米,宽4米,高2.2米:“文革”时期书写的“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备战备荒为人民”等标语猩红如昨:我估计安文忠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后人会为他的宅院增添如此神奇的一笔;这就是历史,我们不能回避。也许再过若干年,这个院落还会再增添些什么,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正如其他四合院一样,安家大院也没有逃脱沦为大杂院的命运。管理人员说,这里在修复之前,已经成了一个大杂院。一共住了27户人家:后来一个李姓女士拆巨资买下了这个大院,如今在安家大院的后背墙上残留着的当年搭建的痕迹提醒着我们不要忘了那段历史。正如学者粟宪庭所说: “一种完全没有文化价值支撑的东西是恶俗不堪的,她看上去包含一切,内容完美,但实际上她什么都不是,但有了文化,就一切都变了。”

今天的安家大院已按照修旧如旧的方式进行了全面的修缮,馆中集中了北方隔扇三百扇近百种、清代家具和海派家具等再现百年豪宅主人的奢华生活;颇富特色的“赶大营”展览和扇骨展览仿佛在告诉我们这个老宅的历史变迁;正如我同行的摄影记者调侃所言,也许我们的后人该管这个地方叫李家大院了:不知为什么听到这句话时,我总觉得对历史多少有了点愧疚。

在即将离开时记者发现一个有趣的所在:大院中央地上嵌有“隹五矢止”几个字,让人费解。然而您若带“口”一念,便恍然大悟,原来是“唯吾知足”四字谜,定是安氏先人告诫子孙和后人要懂得知足。整个图案由两个铜钱形状组成,意为大钱小钱都要知足。外圆内方的形状也仿佛告诉我们做人要外柔内刚。与这组文化景观相映成趣的是在安家大院中有历代名家闲章二三十枚,每枚印中皆含一“安”字在其中,人称“安字印”:如“安乐”、“安分以养福”、“境智俱寂,心虚安然”等等刻于木石之上,散落各处,供人赏玩。词句得人生哲理,蕴生命理趣,藏事理玄机,仿佛随时告诉我们家安人心安,心安万事安。

安家大院右侧100米左右,是安家祠堂:如今,这里已是天津杨柳青博物馆。依然是典型的三进二出的北方四合院建筑:昔日祠堂景象,已无处可寻,但是从其规模仍可看出当年的大家风范。

1928年,安文忠全家从杨柳青迁居天津市区,住进了当时意租界一座二层英式小楼:1942年,享年91岁的安文忠病逝后,为其送葬的队伍中仅万民伞就有70把,浩浩荡荡的队伍堵塞了其寓所附近的北安桥。

摘自：《环球花雨》2006年09期　作者：舒先兵

8 灾难禳解故事中的习俗流传

罗香林先生的《客家源流考》一书中记载了一则“葛藤坑”故事: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大军进发到闽西,百姓纷纷逃难。黄巢见到一位逃难妇女,背上背着一个大孩子,手里却牵着一个小孩子,心中不解,询问才知,大孩子乃是其侄,父母双亡,因此准备在万不得已时牺牲自己的孩子,尽力为兄嫂保存血脉。黄巢大为感动,便告诉她在家门上插上葛藤,起义大军便不会骚扰。妇女回去告诉了全村的人,整个村子在战乱中得以保全,此村以后便名之为“葛藤坑”,以志此事。

葛藤村故事还有许多版本:仅以黄巢起义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就有“插艾”(河南南阳)、“端午挂葛藤”(福建将乐)、“清明插柳”(福建福州仓山区)以及“端午挂菖蒲”(福建南平);黄巢的角色还被替代为明末的张献忠或清后期的太平军等。除此之外,若将视野扩大,只把“在门上作标志”这一情节作为必要标准,则有关于黄巢的“鸡叫岩”(湖南新化县)、“正月十五挂红灯”(浑城),关于李自成的“红灯笼”(河南开封)、“插杏花”(河南开封),以及“五月五房插艾草”(江苏南通)、“清明插柳符”(江苏北部)、“除夕门上挂芝麻秸”等都可归入这一类。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流传有“端午节挂葛藤”(广西金秀瑶族)、“五月五挂艾蒿”(朝鲜族)的类似故事。

本文试将这类故事统称为“灾难禳解故事”。

这类故事有如下特点:1.无论故事的内容是神异性的,还是历史性的,其功能都是为了解释习俗来历或地名来历;2.故事的所有情节都是围绕“灾难禳解”这一主题而展开,而其中的关键情节都是“标记于门”,并且正是这一情节使这些内容各异的故事具有鲜明的类的特征;3.“标记于门”的情节使故事的叙事逻辑与解释功能有机联系在一起:在内容上,体现为使灾难解除,故事主题的叙述圆满完成;在功能上,体现为具体习俗的表现形式。

这些故事在各异的内容之下存在着相同的主题、结构与功能,而且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等要素并不是履行故事功能的必要条件,同类要素之间可以进行替代而不损害故事的功能,也就是说这种表达方式是非历史的。对于其中的历史传说型故事,只是借用了历史事件的外壳;至于神异性故事,更是跳出历史的框架,突出了习俗的普遍性意义,而且这种普遍性意义大多透露出道德训谕的意味;同时,无历史也可能说明了习俗发生的时间很悠久。

相对于历史时间的模糊性,节令时间则在故事中被特意强调。因为节令时间在故事中是功能性的:一者,节令的选择是与标志物的自然性质合理搭配而确定的;二者,将节令与“挂标志”组合为一,使挂标志的动作得以在每年度的固定日期重演,成为习俗流传下来。因此可以说,对习俗的解释,即故事的叙述乃至流传本身就是习俗延续的动力与方式;解释习俗起源只是故事的表层功能,而其深层功能是使习俗绵延流传。

“标记于门”的习俗是门祭巫术的遗存与变形

其实,故事所描述的具体事件无论是历史性的还是神异性的,都只是习俗解释的一种载体,在这些偶然性故事背后绵延着更深广的习俗源流:对于原始巫术的记忆与传承,以及民间对于文献典籍所记录的礼俗的变形。

在门上做标志的行为可看作加强门的防御与保护功能的巫术。“标记于门”有三重内容,一是区分出被保护的对象;二是标志物具有特定的驱避作用或意义,用之于门将使门也具有不同寻常的保护功能;三是产生阻隔与保护作用,被标记的门阻隔了门外的灾难。习俗便是这类巫术的年度操演;而将居住地以作为巫术符号的标记物命名(用于标记地名、村落等),则意在使巫术的功效长久地附着于居住地。这既是一种“禳除巫术:积极地使用、调动、祈得、借助某种力量来驱逐已经存在或预计存在的有害于人类个体和集体的事物”;也是一种“防卫巫术:在一定地点设置一定的物体以阻止有害的事物通过而达到防护人类群体和个体的目的”(朱青生:《将军门神起源研究—论误解与成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即这是一种借助特殊物体的力量加强门的阻隔与保护功能,以达到驱逐或阻止有害事物侵害人类的巫术。

这类巫术源远流长。门是住宅、聚落以及城邑等建筑物上出入口处用作开关的设备,构筑了居于其内人们的人身及心理上的安全感。但是门既是坚强的屏障,也是脆弱的空当,为此,人们发展出了一系列“门祭巫术”,使门善尽职守,纳吉拒凶。这类巫术的存在有着时间与空间上的广延性,肇始于人们对未知事物与不可抗力的共同的恐惧感。门祭巫术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埋首于门的,如《左传》、《史记》中均有斩敌首埋于城门宫门以禳灾厌胜的记载;有磔牲于门的,如《礼记·月令》有“九门磔攘,以毕春气”之说,意即杀牲祭门,以“禳除凶灾,御止疫鬼”(孙希旦《集解》);有题血于门的,如《风俗通义》卷八《杀狗邑四门》:“今人杀白犬以血题门户,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于此也。”与耶和华令希伯来人杀羊涂血于门有同样功效。此外,还有埋放镇宅器物、装饰驱邪物等方式。不仅如此,这类巫术甚至在儒学经典中还被制度化为仪式、礼仪,被国家政权采纳,逐渐淡化了功利性色彩,灌注了信仰与道德的诉求,形式上也更为繁冗。制度化为巫术形式的流传既提供了保障,也设置了障碍。

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表明不同门祭方式之间存在某种时间序列,也没有确切证据表明这不同的方式之间存在传承与替代关系,不过各种文字记录的成书年代表明“装饰驱邪物”是留存最久远、流传最广泛的方式。灾难禳解故事中,标记于门的物件就是这种巫术符号的遗存,具有驱邪避凶的天然性质或象征意义。比如标志物大多为具有疗效的植物,如艾可驱虫、止痢,菖蒲镇痛、祛风,葛藤解热治疹等,或其形象具有防御保护的象征意味:葛藤似索,柳枝如剑,大蒜象拳,艾草类旗,拦门棒干脆就是兵器,福字是一种符,灯笼有震慑作用……无论从实际效用还是从象征意义上,这些标记物都满足了人们驱邪避凶的心理需要。最重要的是无论天然物还是人工物都简单易得,具体的方法简单易行,满足人们的功利性要求,这也是“装饰驱邪物”的门祭形式被民间接受、流传于今的动力,也是制度化的礼门仪式被删繁就简、保持活性的民俗化动力。在流传与变形的过程中,巫术的功利性色彩、礼仪的道德教化作用多多少少都积淀下来,保留在故事的不同叙述中。

由禁忌到灾难、由巫术到习俗的演变轨迹

故事中的兵灾、牢狱等国家暴力型灾难以及瘟疫、天火等模拟的国家暴力型灾难是巫术中的驱避对象,也是禁忌的对象。弗洛伊德将禁忌物分为神圣的与不洁的两大类,都是被禁止触碰与窥视的,门祭巫术的防卫功能便有避开禁忌物、防止犯忌之意。故事一开始便设置了一些情节,透露了禁忌物出现的迹象与警示,表明即将触犯禁忌或触犯禁忌不可避免:如皇帝或皇后微服出行、神仙变形下界考验人类、起义军首领乔装打探军情等情节。帝、后、神仙、义军或神圣或不洁,都具有“禁忌物”的性质,微服、变形与乔装不过是为了掩盖本来面目,一旦真实形象显现,便是灾难的开始;只有以其真实形象出现,展现出“不可触碰”的特性,才具有产生灾难的能力。也就是说,禁忌物被触犯了,灾难便降临了。“鸡叫岩”故事中有一个细节便反映了禁忌与灾难的相互关联:黄巢与百姓约定夜半杀敌,早晨鸡叫封刀。但是杀敌结束,鸡还未叫,诨名为“土地老子”的人模拟鸡叫,唤起全城的鸡鸣,人们才能开门迎接黄巢。因为黄巢代表的兵灾,便是一种不洁的禁忌物,常人不可窥视,而鸡属阳,可驱黑暗邪秽,鸡鸣便象征了天亮,表明灾难结束、禁忌解除,普通人才可以触碰、窥视。

原本禁忌一旦触犯便不可解除,直到灾难结束。如希腊神话中酒神巴克斯的凡人母亲便是强要看丈夫宙斯的真身,而被其耀眼光辉灼伤致死,宙斯虽为天神也只能眼见红颜薄命,无能为力。然而故事中却又设置了灾难禳解的契机。多数的情况是出现一个义人,使灾难的掌控者感觉有必要区分一下灾难的“覆盖面”,于是约定了禳除灾难的方法。虽然区分标准在故事中多表现为“善恶是非”,如海宁太平军故事中便传下此谚:“杨柳十八家,好人家家保”;但究其深层含义,“区分”对于灾难掌控者而言是一种“标明所有权”的行动,而对于面临灾难的人而言,则是自我声明其归属;逾越节故事中上帝用“涂血于门”标志出与他立约的希伯来人;开封城内的百姓在黄河决堤、水满城池时,也不放弃手中枯萎的杏花枝,非如此李自成的军队便不会相救;福州黄巢故事中还流传下一句俗语:“清明不插柳,死在黄巢手。”灾难禳解的契机还有一种类型是灾难掌控者的报恩,如重庆杨柳街故事中,张献忠报答妇人的供水之恩,浑城正月十五挂红灯故事中黄巢报答老汉的救命之恩;甚至在福州清明插柳传说中,黄巢以“不乱杀人”的承诺交换,得到了破城秘密,相对于善恶是非的道德标准,则更具有世俗色彩。

可以看出,故事中的灾难类型既保留了原始禁忌的影子,又反映了禁忌的转化:逐渐由神圣的、无形的、无可解释的、无可抗拒的状态到世俗的、有形的—兵灾、牢狱之祸等;解释充分的—触犯权力人物的忌讳;可以解决的—接受归属的状态。这个转变表现出人们意识中禁忌力量的消退。在故事中表现为禁忌以具体灾难的形象表现出来,心理上的恐惧感便寻找到了特殊事件作为载体得以表达并缓解;相应地,针对禁忌的禳除巫术或防卫巫术也就转化为包裹着历史外衣的习俗了。威廉·巴斯科姆在《民俗的四种功能》中对习俗的发生做了如下解释:“当人们对某已认可的行为模式表示不满或怀疑,或者对它产生怀疑时,不管它是神圣或神秘的,通常会产生一种神话或传说使之合理化。有的是一个解释故事、忠诚的动物的故事或一句谚语来履行同一职能。”灾难禳解故事所做的习俗解释当为此说之映证。它反映了一系列门祭巫术习俗化的过程,习俗的实际发生时间与故事发生时间的落差恰恰泄露了这类故事实际上进行的只是重新解释工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摘自：《寻根》2005年

婺源,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建县,地处皖、浙、赣交界之灵秀山区,千峦献奇,万谷汇碧,田野、茶园、溪瀑、竹树环绕村落,古桥、古道、古宅、古墓散布乡野,如诗如画。婺源近年来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AAAA级旅游区,已经渐为人知;而最知婺源的,莫过于生于斯长于斯、离乡后魂牵梦萦于斯年年归游于斯的游子。

婺源物华人杰,作为朱子故里,“号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婺源乡土志》),自古就是徽州文化重镇。如今由于省道的穿行,赋春村成为婺西经济文化中心。与之相距数十里、名叫“诗春”的偏僻古村,与其相映成趣。在秋口镇还有一个“词坑”村——赋、诗、词,婺源文风之鼎盛,不仅体现在历代著述丰富、贤俊辈出,连地名也明显浸含着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我不禁感触于这些村子的开村始祖们崇尚耕读的文心了。

笔者近一年来对于家乡地名的着意研究,感受很多。婺源有些村名直接旌扬儒家文化,例如:仁村、和村,仁洪、和睦,彰睦、善坑,团结、宽仁,勤裕、余庆……取意显见。中云镇有耕心庄;甲路乡还有个儒家湾。而现在城内惟一一座山,因为旧时山下曾设孔庙,所以至今婺源人都不约而同地唤之为儒学山,而在学馆旧址前方一带,县人都叫作儒学前。在婺北并不大的理坑村,“山中邹鲁”、“理学渊源”等古门额似乎正是村名的诠释。踏着让岁月拂摸得光光润润的青石板路面,你会接二连三地看到依然门楣醒目的明代工部尚书余懋学的“尚书第”、吏部尚书余懋衡的“天官上卿”第、兵部主事余维枢的“司马第”、广州知府余自怡的“驾睦堂”,扑面而来的是厚重的历史和淳酽的文风。以格局完整著名的延村,村名显然反映了中国宗族传统中希望香火长传的心愿。它紧邻的思溪,村前一水环绕,有廊桥进村,乃电视剧《聊斋》拍摄地。精雅的官第间隔着一座座更加豪华的商人家宅。婺源商人是徽商之劲旅。富豪的宅院“敬序堂”,堂号给人留下崇儒重礼的印记,不只是精雕细刻辉煌灿烂,前后还有“四水归堂”的天井6个!村中一客馆,木雕的前壁刻着100个不同篆法的“寿”字。攀比是显见的,但崇文尚德的乡风也体现在其宅院的“儒商”品格上。到最近,笔者才知道,原来俞姓的村人没有直接取名一般化的“俞村”,而是用“鱼(俞)思村溪”的谐音来含蓄表达的。既有文雅、幽默之意趣,更令你颇为村人不仅敬祖,而且敬水、感戴自然的那份天人合一之情而深深触动!

婺源不少地名与天象、天色有关。“婺”系28星宿名称之一,又指女性的美德,同时婺源的方位恰巧又紧靠婺江源头;还有人从拆字术出发,硬说婺源是出产文、武才俊与美人(文、矛、女)的地方。就此看来,婺源在字面本身就被蒙着一层缥缈的“仙雾”。星江,是上游诸流汇集后的河段名,绕城三面,而虹关、霞港,星塘、月源,虹川、云湾,虹冲、雨谷……这些散布的村名不仅将我们带人海市蜃楼,更令人吃惊的是,它们不是同时建村,也并非集中一乡,更不可能像宗族衍裔那样预先“规划”行辈,可是还那么幽雅地遥相对仗,实在奇妙。据晓起村《汪氏宗谱》记载:877～879年间,先祖逃乱至此,天刚破晓,只见山环水绕、草肥花香,便搭草棚、起炊烟,且取村名“晓起”。虽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了,可今天念着“晓起”二字时,那悠远的晓色似乎依然在我们脑际飘忽。

婺源地名中另有一类浸透着浓郁的传奇与怀古色彩。县东的大鳙山,《徽州府志》载:“方舆云:尧洪水,有大鳙上,至此水涸而毙,鳞骨……积如山阜,故名”。西北部的大鄣山,海拔1630米,“西瞻彭蠡、北眺白岳、东望黄山、南瞩信州”,云聚雾敛,气势磅礴,“昔有张公隐此采药炼丹,故名张公山,后演化成今名”(《婺源县志·山脉》)。今天的县城,由于地势依山原名弦高,后以地形称蚺城。因祀朱熹,人们将它更名为朱熹的别号“紫阳”(朱熹祖宅在此,咸淳五年曾诏赐“文公阙里”,今婺源中学旧有文公庙)。全国解放后改称城关镇,1984年,县政府正式将县城复称紫阳。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前,婺源一直是偏僻小县,着眼旅游业是近些年才有的事,故当初这类举措,丝毫不同于如今为招徕游客各地挖空心思强借名人冠名的俗举,其实质与改朱熹祖坟所在的九老芙蓉山为“文公山”、定南乡某村名为“太白”一样(唐朝大诗人李白字太白,曾乘舟漫游至婺,在今太白村的湖山处停泊逗留。旧县志有“李白曾涉此”的记载。后该处聚落定名“太白”),都是出于真诚的纪念前贤、尊崇文化之乡风。据说,那句著名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朱熹在婺源与门人游城郊朱绯塘有感而发的,而这正是“源头”村名的源头了。婺源还有“邦彦坑”与“白石”村,大抵不会是周邦彦、姜白石到过的,然而,略谙文史的游客乍一看见这样的路牌,能不有一份亲切在心头?又见婺源旧志载:考川(今考水)人胡昌翼,系唐末后帝之子。因唐被后梁朱温所灭,后子流亡,被在长安为官的婺源人胡三遇见,将其掩带回籍,更名改姓为胡昌翼。胡昌翼考中后唐明经科进士,但不愿做官,仍隐居乡里。尝捐资在朱源建有一桥,其地改名为“太子桥”。在今天看来,婺源透着古韵的地名还有:大汜、楚源(婺北浙岭上有“吴楚分源”古碑)、楚塘、楚坑,朱公坦、郑公山,巡检司、官桥、官坑,察关、甲路(意为甲等驿路,婺源至今仍有很多条完好的青石板古驿道),又如什堡、上堡,大坑碓、水车坞,书堂、学堂屋……

“郁郁层峦夹岸青,春溪流水去无声;烟波一棹知何处,鹃鸠两山相对鸣。”这是朱熹赞美婺源的诗句。在婺源,像“江湾、孔村、戴家”等因居民姓氏而得名的地方固然不少,但更多、而且也堪称特色的,却是令人回味的古典诗情画意般的地名:

其中一类,直接冠以吉字。如清华、泽阳,仙源、庆源,安口、昌坞,灵岩、秀水、福山等等,居然也往往能找到对应。灵岩地表森林茂密,而地下更为奇美,无山不洞、无洞不奇,洞中有水,洞洞相连。更叹为观止的,是洞壁上留下自唐至清代的遗墨竟达三千多处!何执中、宗泽、岳飞、张俊、朱熹、王汝舟、余一龙、齐彦槐等历代名人的题写尤其珍贵。灵岩成为集森林风光、溶洞景观与文人遗墨于一体的国内罕见的森林公园。庆源,是笔者见过的最美山村,坐落于偏远的崇山峻岭盆地中,沿穿流的小溪分布,电影名片《暖》在此拍摄。古石道进村,村口亭上“桃源深处”四字悠然入目。亭内村人题记曰:“余里居万山之巅,群峰拱抱,幽谷深渊,东开圆镜之奇,西列方屏之美,土地肥沃,民风敦朴。自唐于兹,千二百余载,水不通舟,戎马绝迹,真隐者之居也,别号武陵源。是亭题为桃源深处,追思古人命名之义,乃冀世代相传,秉承先达遗风,永葆武陵景也。”文句与字迹均佳,笔者在婺源乡间发现的泥腿子秀才,并非个别。进得村里,桃、梨掩映的斑驳古宅上,“文明门第诗书乐,礼仪家邦翰墨香”等手书门联随处可见。一家墙根有块汉白玉石,依稀可见铭文:“民国三十三年,吾母洪孺人年已六十有五,旦夕辛勤,督建此屋。时予远客昆明,遥寄兹石奠基,俾世世子孙永念慈荫。詹励吾谨志。”各家堂壁,也都有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