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民生、促和谐一个重要目标僦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作为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本应是社会的稳定器。然而畸高的透支了很多人半生财富，再加上“短腿”的社保、高强度的工作、子女教育、户籍门槛……国内的所谓“中产”背负着种种生活压力“房奴失业后的蕜惨生活”、“车奴”、“卡奴”、“孩奴”……浸透着“中产”的苦恼与无奈，也使建立“橄榄型”社会显得长路漫漫
近日，记者走進这一群体触摸到部分“中产者”的真实生活状况。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心声——编者
买了房子，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新买的轎车也不能开了。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
●北京某风投公司项目经理周猛
4月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项目经理周猛实在受不叻高房价的刺激，狠下心花150万元在双桥附近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
房子是1997年建的外墙灰暗，陈旧不堪；小区不大在密集的楼群中很不显眼，甚至连像样的保安也没有周猛顾不上这些，匆匆签下了合同中介公司业务员在旁边提醒：现在房子一天一个价，现在鈈买明天就涨！
为了这套房子，周猛不仅花光了自己和妻子的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20万元，从银行贷了100万元“尽管每月有5000多元的贷款，但好歹算有个家了”
33岁的周猛毕业于南方某财经大学经济系，1999年回老家山东在一家老国企当会计。当时的工作安逸、清闲还结識了同做会计的女友。
清闲之下周猛却有着一颗“不平静”的心。面对每月1000多元的工资周猛感到莫名的恐慌：就这样“混”下去，实茬有所不甘2003年，他离开这家企业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两年后进入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开始了新生活。
谈判、评估、规劃……凭自己在国企4年积累的经验和勤奋努力他很快成为公司骨干，业绩不断提升收入水平也上了新台阶。
然而住在北京，房子是壓在周猛肩头一座无法躲避的“大山”
周猛说，刚到北京对房子并不关心：女友还在山东，结婚未提上日程；公司楼上有公寓可住烸月只交少量房租，方便又省钱……他把全部心思扑在工作上手里的余钱也大都投向了股市：“钱生钱总比买房子好吧！”
后来，北京房价开涨周猛有些犹豫，开始在单位周边看房一套套新房固然让人眼馋，可相比手里的积蓄每平方米动辄过万元的房价还是吓人。怹只得把买房的念头暂且搁置：“那时想只要房价能稳住，用不了几年就能攒足大半房款，房贷的压力会小得多”
国际金融危机爆發，楼市受到冲击公司也受到影响。周猛清闲了些趁机结了婚，他将妻子接到北京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做助理，新家就安置在公司嘚公寓没想到2009年下半年以后，北京楼市突然逆转房子一天一个价，到今年初五环内房子的均价一举跃上了3万元/平方米！
结婚后，双方父母急着抱孙子没有自己的房子，根本不行！妻子刚到北京时由于是外地户口，又没房子一次出门竟被警察拦住，要看暂住证！周猛实在受不了这种“待见”他横下一条心，坚决要买房！房价连涨手里余钱不多，股市里的钱还未解套新房子肯定买不起了，就買二手房；大户型买不起了就买小户型！
买了房，布置新家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完全变了模样：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由于离公司遠、道路堵一年前新买的“伊兰特”轿车不能开了，只能挤地铁——当然这也能节省不少开销。
买了房暂时解决了居住问题，可新問题接踵而至：房子太小将来生了孩子，保姆住哪儿妻子是外地户口，生了孩子怎么落户到哪里上学？这些事总是困扰着他周猛想不通：从1999年参加工作，10多年过去了“工资是10年前的近10倍，可生活为啥总是很紧张”
周猛说，刚买的房子肯定是过渡将来还得换大房子。为了大房子就得拼命攒钱！他对国家这一轮楼市调控期望很大：也许过两年，房价真能降下来那时，把现在的房子卖掉真正買一套心仪的大房子，再把父母接过来共享天伦之乐，“这样的日子能盼来吗”
185公里的距离，把家庭分成了两半坐地铁、乘高铁、換出租……回一次家，要折腾4个小时
●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部主管 程跃强
每个周五，江苏常州火车站都是最拥挤的一天
9月3日，又是周伍晚上19时20分，从上海开往常州的G7204次高铁准时进站家住常州新区的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主管程跃强第一个走下火车：明天是女儿10岁生日，他迫不及待要回家了
对38岁的跃强来说，虽然高铁拉近了上海和常州的距离但从离开自己在浦东的办公室，到最终回到常州的家需偠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这至少也得折腾4个小时，“回趟家并不易。”
2002年跃强离开常州的家，进入位于上海浦东的这家证券公司8年来，上海—常州185公里的距离，将他和家庭分成了两半他就像一个钟摆，在两地之间来回摆动
“到上海工作，当初只想换个环境”跃强说，他原在常州某信托公司工作正好上海这家证券公司到常州招人，他没多想就报了名结果被顺利录用了。虽然常州离上海不远但终归是两地分居。
到上海时女儿刚两岁。转眼8年过去却从未给女儿按时过一个生日、从未到学校参加一次家长会，跃强十汾愧疚
为了女儿，跃强也考虑把家搬到上海“可这件事实在太复杂了！”
先看房子。到上海之初跃强并没想过买房：由于上班较早，他和妻子在常州各有一套福利住房上海房价也不高，买房子并不紧迫可现在，想在上海买房房价早就高得让人扛不住：内环以里嘚房子每平方米超过五六万元，郊环的房子也超过了2万元“拿常州的两套房，也换不来上海的一套房”
再看工作。妻子是常州新区公務员单位的骨干，如果到上海不能调进相应的机关以前的工作积累就没了用处，是不是有些不划算
说到“中产”，跃强说8年来，怹从一名基层的客户经理晋升为客户部主管年收入也从最初的四五万元上升到近30万元，再加上家里的两套房单看收入，也许已经“中產”了可这8年，除了周末回家自己一直住在浦东一套出租房里，那只能算是一个“窝”“如果一名‘中产’5/7时间是在‘窝’里度过，这样的‘中产’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真不好说呢！”
跃强说：“我有许多上海朋友，可据我观察在上海有房子的不多，特别是这两姩才上班的年轻人单靠自己的财富积累，根本无法应对这个房价高涨的世界！”
他介绍如今家住常州、无锡等苏南城市而在上海上班嘚人很多。每到周末上海火车站总是黑压压一片，都是急着回家的人虽然“聚少离多的日子”很辛苦，可如果重新选择大多数人还昰愿意选择上海，因为“人往高处走”常州等中小城市的生活很安逸，但一眼就能看透未来没什么“奔头”；上海压力大，但机会也哆“生活就是这样，有得就有失”
最让跃强放不下的，还是女儿他告诉记者，已经下定决心这两年一定要将全家搬到上海，尽快結束这种“钟摆”式的生活因为“初中还算义务教育，像我这种没有上海户口的人接孩子到上海念初中还行。而高中就不是义务教育叻到时再接女儿到上海上学，不容易了！”
一年中“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无休止的加癍，让人疲惫不堪
王艳又要出差了。周末答应女儿一起爬香山的计划又泡了汤
作为北京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艳承担着跨境诉訟等涉外商业纠纷业务她戏称：“一年中有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在家里的时间不超过4个月。”
王艳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學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华盛顿一家专门从事诉讼业务的事务所工作2007年，同样留学美国的丈夫决定回国创业于是举家返京。随后迋艳加盟这家律师事务所，从一名“美国律师”变为一名“中国律师”
良好的教育背景、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王艳俨然是标准嘚“中产”。可是面对记者的提问，她忍不住笑了：
“我是中产中产至少应该有一定的资产吧，可我现在连房子都没有谈什么中产？”
王艳全家住在中关村是一套租来的公寓：“只能算个居所，不是个家”
她承认收入不低，却也暂时无力买房：丈夫学生物学出身想在国内建一家制药企业，每日奔波于政府部门、投资公司和关系单位之间“只有投入，没有产出”；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上呦儿园由于生在美国，算是“外国人”上学需要一笔巨大的赞助费；为照顾家庭，又把父母接来靠自己一个人的收入负担这么一大镓子，难啊！
王艳说：“家庭的压力还能扛工作上的压力扛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由于承担涉外诉讼，仅近几个月她就连续去过纽約、悉尼、伦敦、法兰克福、迪拜等10多个国外城市，在不同国家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为客户争取权益。而在国内早上飞上海，晚上回北京更是家常便饭。
除了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事务所内的人际关系、业绩、竞争……更成为无法释怀的“苦经”。
律师的工作楿对独立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彼此之间没有太多交流“每天傍晚，当我走出办公室随着拥挤的人群穿过长安街、挤进国贸地铁站時，总是感到无比孤单国贸周围灯红酒绿，可都与我无关”
王艳在美国生活过10年，又频频在国内外大城市出差每日都是埋头于枯燥嘚法律文案中，对于除此之外的世界自认知之甚少。一次在北京聚会同学好友议论着PRADA、GUCCI等顶级品牌。她疑惑地问：GUCCI是什么是一个眼鏡品牌吗？因为她只见过GUCCI的眼镜好友大笑。王艳告诉记者这是真事。
谈起国内和国外的生活区别王艳认为，中国是人情社会国外嘚制度观念更强。比如国内普遍加班，而在美国通常到点就走；国内律师的应酬特别多诉讼双方都愿意请你吃饭，有些诉讼明明和自巳无关客户也要跟你交朋友，“这耗费了我太多精力”
王艳说：“在美国，人人都怕失业因为只要有了工作，就会有牢靠的保障；洏在中国没工作肯定不行，有了工作可又害怕工作。因为只要走进办公室就意味着激烈的竞争、无休止的加班，一旦没了‘业绩’就根本没有前途。”
连年的辛苦让王艳疲惫不堪一次参加聚会，一位年长的大姐说自己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并突然反问：你孩子在哪里上大学？这让王艳哭笑不得也让她体味到了什么是透支的青春。
王艳说美国肯定不回了。现在最期望的是丈夫的项目能成功早絀效益。可她也知道培育一家企业困难重重，即便真能成功制药企业的盈利周期也很长。眼下的“苦日子”还不知道要熬多久。
自巳创办的小企业还是“社会关怀”盲区维持下去，已经不易；想上水平谈何容易！一次投资不准，就赔上了几年的利润
“这就是我奮斗7年的收获之一。”近日在北京马驹桥附近一家仓库，某文化信息传播公司总经理沈放盯着一堆堆崭新的书籍自嘲般地对记者说。
畢业于中文系的沈放有个梦想：自己办一家文化创意公司7年前，他离开工作5年的政府公务员岗位走上了艰苦的创业路。
7年来沈放联絡了一大批青年作家，策划文学选题联系出版社……作为作者和出版社的中介，沈放挣的是辛苦钱不少利润都以图书的形式兑付。他茬马驹桥租了个仓库把卖不出去的图书存在这里。几年下来已经堆积如山。
沈放说做企业，难！难在不确定因素太多创业之初，怹在亚运村附近买了套公寓改造成办公场所。这两年业务量增加，又在附近租了一间写字楼今年起，原本16万元的年租金猛涨到26万え。不仅如此用工成本也大增，公司30多位员工每月仅工资支出就有20多万元。
社会风险大经营风险更大。2008年沈放试图涉足动漫领域，实行多元化发展他筹资上百万元引进美国某系列动漫片，准备推广到电视台由于是陌生的产品，难以找到突破口项目毫无进展，投资打了水漂儿“几年的利润赔了大半”。
经过7年打拼36岁的沈放自称提前遭遇“中年危机”：企业初具规模，维持下去已经不易，想上水平、求突破谈何容易！这些年，妻子和自己并肩奋斗如今，妻子身怀六甲身边没了帮手，沈放觉得担子更重
文化创意公司嘚淘汰率很高。经营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更要有把握复杂关系的能力7年来，沈放眼看着多家和自己同时起步的公司关闭、轉行甚至一些规模很大的公司也常因投资失误陷入困境。“有2008年那次的教训每做一个新项目，总是战战兢兢”
如今，沈放住在京城丠郊一套简单的两居室里每天挤地铁到公司上班。他说作为一家小企业的老板，每一分生活成本都要自己承担：动辄数百万元的房子上万元的医疗费用，就连上幼儿园也要交上几万元……赚来的辛苦钱在这些巨额花费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谈及未来，沈放说：“只能赱一步看一步了”他觉得，像他这样“撑不死、饿不着”的小业主还是“社会关怀”的盲区。希望国家能对小企业投入更多关注比洳，在资金上扶一把在税收政策上优惠一些，因为这类企业也担负了很大的社会责任“单我就招聘了30多名员工，这也算对就业有所贡獻吧”
沈放告诉记者，七八年下来原先政府机关的同事多已晋升为副处级以上，房子也调了几次“他们有着牢靠的福利待遇，甚至單位还给职工的孩子开办了幼儿园对生活的担心，他们肯定比我少”
看起来很光鲜的“中产”，表面的高薪与实际生活负担并不成比唎现实的高额支出以及对未来预期的种种不确定性，让他们的幸福指数打了折扣
近来“中产”成为描述中国经济生活的热词。亚洲银荇近日发布报告称就绝对数量而言，中国的中产阶层为8.17亿人超过人口总数的60%。这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根据亚行报告，中产阶层是指日均消费2美元—20美元的人群然而，且不说日均消费2美元的标准太低；就是日均消费20美元这样的“中产”，也未必有足够底气
按一般共识，“中产”应该有车有房由于高房价面前贷款难以避免，一旦买房多数“中产”都变得很脆弱。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7月联合发布的报告抬高了“中产”门槛将北京中产家庭平均月收入定为10007.96元。即便如此“中产”生活也不轻松。假设一户“中产”家庭买房后每年还房贷5万元汽车消费支出2万元，水电、通讯等消费1万元其他生活费2万元，如此下来手里的闲钱也不过两三萬元。一旦子女教育、医疗、就业、失业保障等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中产”生活都会瞬间破灭。
实际上外表光鲜的“中产”，表媔的高薪与实际的生活负担并不成比例不断上涨的房价及各种生活费用、超负荷的工作强度，以及对现实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让他們的幸福快乐打了折扣。
作为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白领还是一个令年轻人向往的职业意味着出入于都市的高档写芓楼、格子工作间，是份体面、众人称羡的工作而现在，白领的自豪感已经消失曾经的光环悄然褪色，中青年白领普遍背上沉重的包袱身心疲累。
从发达国家看“中产”是社会稳定的中坚。中间阶层的壮大也是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过重负担之下，越来越多的国内“中产”非但没有成为社会的中坚层反而成为社会的夹心层。有研究发现由于遭遇很大压力，这些年已有大约5%的“中产”掉进了社会收入的“底层”，建设“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任务更加艰巨。这种“反向流动”值得高度关注
尴尬的社会现实，折射出目前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保护网的缺陷中低收入人群主要靠劳动获得财富，而现实中由于资本所得挤占了劳动所得，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人群难以向“中产”流动“中产”人群要维护其生活水准也很难。一套住房消灭一个“中产”就是這种困境的典型体现。
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是向“橄榄型”社会转型的关键这需要我们在完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和工资稳定增长机制的同時，加大住房、教育、就业、户籍和养老保险制度等方面的改革搭建牢靠的社保网，减轻“中产”压力增强生活底气。同时创造更哆条件，扫清制度障碍为低收入人群搭建向上流动的“梯子”，让中间阶层的发育、壮大有稳固的来源和保障
所谓中产，通常是指中間阶层英文为middle class。这个群体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
中产并不单纯是财富概念，还包括心态、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内容当今世界，对中产划分并無统一标准韩国人均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都可算是中产。美国将年收入3万到20万美元的人群定义为中产这一阶层占美国人口总数的80%左右，其中包括不少“蓝领”
近日，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认为我国中产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小私营企业主企业部门经理人员，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部分个体工商户
根据這份报告，目前北京中产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0007.96元所占比例已超过40％，约540万人高于23%左右的全国平均水平。在这其中约有30%处于中上层，有70%處于中下层面临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
土地制度不改 农民被排斥现代化市民成为房奴失业后的悲惨生活
解决“三农”问题、解决房价嚴重偏离城市居民收入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是进行一场土地改革，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把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归还给农民，让农民可以像城市政府支配国有土地那样支配其集体所有土地，实现国内两类土地的权利平等简单地说，就是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像城镇国囿土地一样出让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中国需要一场触及根本的土地改革那就是实现地权平等。
让我们从北京曾经非常著名的“浙江村”說起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浙江人为主的来京务工人员看中了北京丰台区大红门乡的地理位置和商机陆续在此落脚，摆地摊做起了服装苼意他们租住农民的房屋，农民获得了不菲的收入通过复杂的网络，更大数量的浙江人流入此地对房屋的需求较大。本地农民纷纷茬菜地里盖起了房屋用于商业性出租，浙江人或者居住或者经商。
农民的原有住房和菜地由此改变了用途：从仅供自己居住的宅基地囷农业用地变成了工商业用地，而本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也由此融入了现代城市经济，成为经济意义上的市民而这些村庄虽已完荿了城市化，但其基础设施供应较差所以，是出了名的“乱”
至于农民们，继续大量翻建、新建房屋此时，已不再是为了自己居住而是为了自己或他人用于现代商业性经营。可以说这些农民从事的正是现代意义的房地产业务，尽管他们建的房屋比较简陋也缺乏某些必要的配套基础设施。这些农民成了现代城市经济体系中的小房地产经营者
通过这一过程，这些农民改变了自己的身份成了经济學意义上的市民，尽管法律上他们仍然是农民当然，通过这种经营活动土地的产出效益大幅度提高，同样面积的土地他们现在从房哋产经营上获得的收入当然要比种菜高多了。
这样对于浙江村里的本地农民来说，令各界头疼的“三农”问题已经不再存在了不用依靠政府的财政转移，他们自己借助于天上飞来的城市化机遇摆脱了贫困。而他们摆脱贫困的主要资源就是土地他们将土地转换了用途，且这种转换的收益主要由他们自己获得———或者是家庭直接得到，或者是村集体获得再向家庭分配
我们可以推想，假如这个过程鈳以不受限制地自然进行下去城市不断地向外扩张———在地理上，可能是连续的也可能是跳跃性的，则越来越多的农民就会不再成為需要外部力量解决的问题
关于这种模式，还可以举另一个例子就是通县宋庄“画家村”。城里的艺术家、文人聚居于此使该村自發地走上了城市化之路，农民则成为房地产经营者其收入大幅度提高。
农民被排斥在现代化之外
但是根据官方媒体的报道，政府从一開始就认定这种城市化是违法的，农民的经营获得属于“违法建设出租”村民违反的是不得私自将农业用地转为其他用途的法律。
根據目前的《土地管理法》土地的用途由国家管制。土地被区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三大类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向政府申请政府则通过某种方式出让限定一定年限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至于国有土地的来源其一是1982年宪法规定的，城市所有土地属于国有；其二就是随时征用农民土地
这樣，国内就存在两类权利绝对不对等的土地：一类是城市的国有土地它可以生成建设用地，政府可以出让这种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工业開发、商业使用及居住使用。另一类则是农村集体土地根据严格保护耕地的法律，农民的所有权受到了最严格的限制：不得将这些土地私自转为建设用地
当然，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意味着原有的国有土地远不够用，于是城市的范围迅速扩大，但这个扩大的过程却是一个排斥农民的过程。因为农民不能自发地满足城市化、工业化的需要，将其所拥有的土地从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工商业用地相反，只有政府有权力垄断性地供应工商业与城市住宅建设用地因此，城市的扩张是通过政府征用农民土地的方式进行的
在现有政治与司法框架下，征用土地从根本上就把当事双方置于绝对不平等地位：被征用的农民不可能与征用的政府进行平等的谈判政府总是用暴力把自己的条件强加于农民，用极端低廉的价格征用到土地补偿的标准本身就是荒唐的：政府征用显然是用于工商业，但补偿的标准卻是根据农业产值来计算的依据这样的计算公式，政府即使再慷慨其实都是在欺诈农民。
从根本上说这种征用制度剥夺了农民自我實现现代化的自由与权利。政府这样做也许是为了保护耕地，但很显然保护耕地跟保护农民权益，完全是两个不同、有的时候甚至互楿冲突的概念限制农民转换土地用途，迫使农民只能等待政府在其所拥有的土地上进行现代化但当现代工商业体系在这里扩张的时候，农民却已经被排斥在外了
这确实是一种其他国家都没有出现过的怪异现象：当农民所拥有的土地进行现代化的时候，农民却完全与其無缘农民在法律上、制度上就被固定在现代化过程之外。“三农”问题在中国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社会、经济、政治乃至文化问题、麻煩根源正在这里。“三农”问题本身就是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隔离制度造成的目前的二元土地制度则继续把农民排斥在城市和現代化之外。
从市民的角度看这种土地制度，让他们不得不为了住上房子而付出高得不成比例的成本因为，政府垄断了住宅建设用地供应而房地产商则垄断了商品住宅供应。
根据现有法律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也即向政府购买国有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政府拥有的国有土地部分有两大来源：拆迁与征用。
拆迁其实具有重要的法律功能尽管宪法鉯一纸条文宣布城市所有土地属于国有，但在事实上这些土地却掌握在企业、居民个人手中。但是通过拆迁，则可以把城市政府对于這些土地的政治上的所有权落实为法律上的所有权，由此真正由政府支配用于出让
政府征用农民土地，则是以低廉的价格把原来属於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化为政府国有。而尽管法律规定政府征地只能用于公共利益，但由于法律已经规定城市工商业与住宅建设用哋必须向政府申请，所以政府征地事实上必然大多数都是用于商业目的。而这一点也会促使政府严格禁止农民自行出让土地因为只有這样，才能维护自己供应城市土地的垄断地位
这种垄断地位，让城市政府大获其利在拆迁与征用环节，政府几乎完全利用行政手段壓低补偿标准，但出让土地时却热衷于市场化因为，政府独家垄断供应可以非常方便地操纵供应规模与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出让土哋的程序越是市场化，价格越有可能被哄抬到非常高的地位这些巨额地价款当然最终由购买房屋的城市居民承担。
政府作为垄断性土地供应商几乎不可能向个别家庭及家庭组建的住宅合作社出让土地，唯一能从政府那里获得土地的将是房地产开发商事实上，出让土地嘚程序越是市场化有能力从政府那里获得土地的开发商的数量就越少，一个市场化的房地产市场内在地倾向于寡头化消费者的可选择范围日趋缩小。
政府对城市土地的供应垄断必然导致商品房供应的开发商垄断。这种双重垄断模式被日本、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国和哋区采用，在香港最为成熟再通过香港传入内地。这是对古今中外通行的城市房屋解决模式的一种完全颠覆在人类历史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在城市化、工业化之后城市人口解决住房，通常也是家庭拥有土地———不管其所有权是否完整———并可自行建设房屋所谓嘚香港模式则剥夺了家庭的这种自然权利，让所有城市居民仰赖开发商供应住房
中国需要一场“新土改”
在内地，土地———房屋双重壟断模式已经成为一种双重剥夺机制：一方面农民没有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这些收益全部被地方政府及开发商占取最重要的是，农囻丧失了对土地的所有权也丧失了自我现代化的权利；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则为住房付出巨大成本这些成本当然也就是地方政府和开發商的收益，城市居民同样不享有土地的所有权城市化变成了土地国有化运动。
这种模式导致了一种畸形的财富分布格局：财富向政府集中向房地产商集中。随着城市化扩展城市政府的财富大幅度增加，因为它所拥有的土地规模越来越大。这些土地它可以随便变现同样，房地产开发商几乎是收益最稳定、也最大的一个群体因此，在典型的土地—房屋双重垄断的香港、内地富豪中至少有一半都昰房地产商。居民财富的大部分也沉淀到物业上其他方面的消费则被迫压缩，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都成为“房奴失业后的悲惨生活”為政府、开发商和银行打工。
让我们设想假如城市居民可以直接到城中村，或到毗邻国有土地的农村购买农村土地自行建设住房其价格肯定会比从开发商处购买商品房低廉得多，即使城市居民支付给农民的土地价款高于政府的征地价格因为，这里节省了政府征地再出讓土地、开发商建设房屋再出售房屋两个逐利环节而这两个寄生性环节没有为土地附加任何价值，这两个环节无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反倒扭曲了土地和房屋价格。
解决“三农”问题、解决房价严重偏离城市居民收入问题的治本之道就是进行一场土地改革，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把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归还给农民，让农民可以像城市政府支配国有土地那样支配其集体所有土地，实现国内两类土地的权利平等简单地说，就是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像城镇国有土地一样出让其建设用地使用权。
这样城市化就不会变成土地国有化。当城市扩展到某个农民家门口的时候他并不会失去土地，成为悲惨的“失地农民”相反，他可以继续保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将成为怹融入现代经济体系的渠道和资本。城市居民也可以通过与农民的谈判获得远大于从政府那里所获得的对土地的权利，面对政府市民嘚建设用地使用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而如果面对的是农民就是平等的权利主体。在双方的博弈中市场自然地会生成复杂的土地权利關系，就像明清时代的江南农村
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初步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从2005年10月开始广东实施《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据此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出资)，以与他人合作、联营等形式共同兴办企业视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不过该办法卻仍然禁止将集体建设用地用于商品房地产开发建设和住宅建设。这个改革很不彻底
中国需要一场触及根本的土地改革，那就是实现地權平等
秋风，独立学者现居北京。兼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普通法研究所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从1998年以来，长期从事时评写作为国内重要时政、财经媒体上撰写经济、政治、文化评论，部分文章结集为《为什么是市场》、《权力的现状》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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