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诞生后,纪传体逐渐成为历代编写正史的主要体裁。但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修史书比较发达,出现了大量编年体著作,所以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编年体也有所发展。而唐代正式确立了设馆修史的制度,此后的官修正史、国史都是纪传体史书,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唐代是编年体衰落的时期,直至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产生,才使编年体体裁重振雄风。那么,《资治通鉴》产生前的唐代编年体史书发展状况如何?是否处于少有问津的衰落地位呢?最近二十多年来,已经有学者如瞿林东先生、谢保成先生等对唐代编年体史书作过一些研究,并把“编年体史书的新发展”作为晚唐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在此基础上,全面梳理唐代的编年体史书书目和类别,并与先唐的编年体史书进行量化的对比,提出了一个新的看法:即编年体史书在整个唐代都处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唐代编年体史书发展的多方面原因,认为设馆修史、通史之风、《春秋》学之兴起、正统观等都从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唐代编年体史书的发展。本文以《资治通鉴考异》中多有征引的《唐统纪》为例,希望通过对此书价值的考察,使我们对唐代编年体史书的价值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授予年份】：2005

在国家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过程中，他的团队负责了《旧唐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三部书修订整理。最新消息显示，后两者已完成出版，而《旧唐书》项目，正在紧张进行中。　

这么牛的陈老师，却有个最“怕”的事儿：给学生出的书写序。“写序有两点，一当然是要深度理解他们研究，二是不能提研究过程中的‘伤心往事’，哪怕被我‘骂’过很多次……”，眼前的陈老师皱眉苦恼的样子，却也隐隐流露着自豪，“每个学生请我写，都要写的，就好像孩子饿了，做家长的要给他做饭一样。”

对陈尚君来说，带学生做学问，就是一群聪明人，踏实做“笨事”。而不经意间，他也成为校园中一段传奇，令更多年轻人心向往之。　　

“唐朝神探”和他的学生

复旦校园里，即使不是他的学生，都知道他的“唐朝神探”之名。然而，佳话背后的考证探查，百转千回。　　

王国维关于学问有三种境界之说。陈尚君特别认同，在他看来，第一是超越俗谛，第二是发奋努力，第三是豁然开朗。这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过程，才能在学术上真正得到成熟，“现在的年轻人，他所受到的教育完整程度，他所掌握中文和外语的条件，对于世界各路知识能够了解的渠道，以及知识积累起来的完整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我们那个时代，关键是你能不能有那么一种决心和态度，”陈教授说。　　

他的学生唐雯，至今记得当初师从陈尚君攻读博士，在老师的建议下以晏殊《类要》为对象进行系统性研究。上百万字的书，逐字输入计算机；所有引文逐条检索，证其有无；对文本中可能的误传，查核各种传世文本加以复核。　　

后来，在陈老师给她的研究书稿的序中，她看到这样的文字：“当我建议唐雯做《类要》研究的时候，当然知道她的学养和能力，距离要完成此书的整理还相去很远，但我始终认为，一个优秀而有潜质的学生，适当给以超过实际能力的责任，常常可以焕发出超过预期的能力……过程中，她不断告诉我工作的进展和研究中碰到的困难，我虽尽力给以解答，其实心里始终在犹豫：对一位初涉文史的女生来说，如果整理一本有前人研究基础的规范文献，或许还能胜任，而对于《类要》这样一本内容丛杂、文本错愕得不太规范的大书来说，对她似乎有些过于沉重。虽然不可避免地走过许多弯路，所幸她始终没有放弃。”　　

带着这样的学术传承，几年后的今天，唐雯已经和仇鹿鸣、夏婧等几位年轻人，一起跟随陈尚君，埋首于《旧唐书》修订的巨大工程中。其中，仇鹿鸣是很年轻的一位。身边朋友也曾问他这样的问题：修订史书的价值究竟在哪里？他马上会收住笑容，认真回答：“以前的史家说‘国可亡，史不可灭’，还有人曾用生命来守护它，那时固然有为王朝捍卫正当性的考量，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历史是民族共同的记忆，不能想象，如果全部抹煞或者歪曲，我们的世界将会怎样。现在我们做的或许只是点滴的校对、修改，但也是对前辈的致敬，更为了今后的传承。”　　

在复旦校园，深夜仰望光华楼，几乎总能看到27层的一点灯光，那是陈尚君的研究室。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同学说，每晚从图书馆自习结束，看到27楼还亮着的灯，想到陈老师依然在伏案工作，便不禁燃起一股热情：陈师尚且如此，吾辈仍需努力！　　

“那是大量日常而琐碎的事，”当被问及修订工作，陈尚君常这样回答，“现在发表一篇论文，很快就能在评估等领域‘见效’ ，而像我们在做的长期积累的集体项目，成果认定和有效性来讲，并不是那么乐观。团队里的年轻人需要用另外的东西来‘压住’。”陈尚君说。不过他相信， 长时间在浩瀚的历史文本中开垦，往往能将学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好处还是自己的。　　

什么是“日常而琐碎”的事？ 许多陷落于“一笔半笔”之差的时光，已属寻常。如，唐代洛阳，曾有一段时间被称为“洛州”，当时还有个相差几百里的地方叫“洺州”，传世史书里，两个地方只差半个笔画——出不出头。这其中的认证核查，需要的不仅是对当时可查所有文本、版本的追究，更涉及制度设置的年代勘察。　　

细枝末节，锱铢必较。他觉得，一般的学术研究是个人的意见，而自己和大家一起做的这件事，希望成为定论，或更接近真相。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在采访的最后，陈老师语出惊人后，又娓娓道来：难道不好奇春天之前，燕子去哪里了？不久前，卫星定位技术解决了这个问题，跟踪显示，北京的雨燕，在冬天飞到了遥远的南非过冬。这在传统技术视野下，几乎难以想象。　　

“我很庆幸，现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也有机会画出‘燕子冬飞的轨迹’，”他说，相比前辈史学家，如今生活在一个更加昌明的时代——海内外善本的广泛调查与发现，工具书、索引的大量编纂，甚至全新出土的墓志碑记……各个领域的新发现、新成果层出不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技术发展而实现的古籍数码化，使专业资料检索的便捷准确程度大大提高。以现代的方法和理念，将传统的路子走到极致，用现场还原的方法，来寻找历史文本的每一处痕迹，是陈教授现在想做的。

感谢读者朋友们打开小编的文章，我将一如既往的和大家开诚布公的分享一些知识和看法，如果接下来的内容哪怕能对您产生一些小小的快乐，笔者将不胜荣幸！

接下来给你说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书学博士，研讨兴味为中国9-11世纪的精英社会、晚唐国都，11世纪宋辽鸿沟，沦亡与丧葬礼俗等。代表作另有《宋辽鸿沟的文化扩散与融合》（Cultural Diffusion and Hybridization along the Song-Liao Frontier）等。

《中古中国门阀富家的沦亡》

中古中国的门阀富家主导了中国数个世纪，关于他们在十世纪的完整消逝，长期以来搅扰着史书学者。在本书中，谭凯应用新的数据手腕剖析了大批量的史料，解开了他们消逝的谜团。他经过所把握的天文信息零碎（GIS）和社会收集剖析手腕，零碎地探求了数十年前出土的数千方碑志，此中大部分从未被学者研讨过。

之日起，就遭到学术界和史书发烧友的遍及存眷，他的旧书次要阐述了唐代中国贵族沦亡的启事。几百年来，史书学家经过史书档案的纪录，以为唐代科举轨制的提高，让中国的贵族传统及“门阀士族”的权利在不时减少，跟着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迸发，中国贵族传统不复存在。

安史之乱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那一年，身居如今北京、河北等地的军事主座安禄山，结合南方契丹、突厥等少数民族，带领20万雄师南下，攻破了唐代的都城长安和洛阳，将唐玄宗赶到了四川。这场内哄持续了8年之久，固然最后被反抗，但却付出了4000万人沦亡的价格。安史之乱标志着唐代由昌隆走向式微，也是中华文化由多元开放向宋朝封锁守旧的主要转折点。

可是，美国学者谭凯却对此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从安史之乱到唐代沦亡，两头还存在着150多年的工夫，假如这场战乱真的云云主要，那末就没法注释唐代为甚么还会在安史之乱后又持续了云云长的工夫。为了搞分明此中启事，谭凯独辟蹊径，绕过一千多年来史书学家的笔墨纪录，间接运用最原始的材料——墓志铭，经过美国最新的手艺——天文信息零碎（GIS）和社会收集剖析手腕，和对少量门阀贵族的诞生、生安然平静迁移道路停止统计和剖析，检查他们的糊口、婚姻形态，得出了迥然不同于几千年来史书学家的结论。

黄巢之乱或比安史之乱更主要

作为一位典型的美国“土著”，谭凯从高中时分起就开端进修中文。在他看来，中文是一种很不一样的言语，固然很难，但象形笔墨里却蕴含着特有的魅力。大概是由于谭凯的父亲是一位研讨法国大革命的史书学者，遗传的基因让他自小就对史书抱有激烈的兴味。

谭凯厥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宋史名家韩明士，停止宋朝史书的进修。他发明，从全部中国史书的开展看，唐代和宋朝有一模一样的政治轨制和史书文化，宋朝的精英常常都是由科举考试提拔的豪门士子，贵族传统曾经完全消逝。他因而开端动手对五代十国停止研讨，期望可以经过事先出土的墓志，寻觅到这一改变的基本启事。但令他绝望的是，五代十国期间由于战乱，基本找不到几墓志，材料太少，没法停止他不时盼望的数据统计和剖析，他只好上推到唐代，剖析唐代全部300年贵族传统的变革。

谭凯运用了几千个墓志铭，经过剖析，他发明出土的唐代墓志许多都是在安史之乱之前，下面纪录着他们少量的身世信息和迁移信息。这些唐代贵族喜好追慕久远的名流，常常会将同姓的名流看做本人的先人。在阿谁期间，全社会都考究“拼爹”，考究身世。安史之乱迸发以后，出土的墓志少量增加。可到了晚唐期间，跟着唐代天子不时的变革，对中央藩镇权利的不时减弱，社会又出现战争景象，贵族的墓志又出现了直线上升的趋向。在谭凯看来，这类趋向足以阐明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并没有完整走向衰败，相反，唐代天子汲取了安史之乱的经历，主动将权利发出中央，从而出现了晚唐的几回复兴。

公元880年，唐代再次迸发了黄巢之乱，谭凯以为，正是由于这场农民起义才完全断送了唐王朝和流行几百年的贵族传统。黄巢之乱的烽烟遍及全国，少量的生齿沦亡，许多家属因而毁灭，贵族所拥有的地盘也由于烽烟而损失，这也让他们失去了对经济的把持。

可是为甚么一千多年来，中国史书学家们没有注意到黄巢之乱的主要性？谭凯经过剖析，以为跟着黄巢之乱期间，少量贵族和文人士大夫们的沦亡，使之没法对战乱的影响停止具体纪录，再加上后代史书学者，如北宋司马光等人写作《资治通鉴》，为了理想的目标，即劝谏天子要励精图治，不要好像唐玄宗那样安于吃苦，成心夸张了安史之乱的感化，而这些史书著作又成了厥后一切史书学者剖析史书的根底。

谭凯这一论点提出以后，遭到了许多学者质疑，他们以为谭凯过于夸大黄巢之乱，有些过犹不及。对此谭凯也停止了回应：“我不能不如许做，由于各人太夸大安史之乱了，对安史之乱会商得也足够多。安史之乱后，唐代的权要许多都仍是身世于贵族家庭，科举制对他们没有涓滴影响，他们在安史之乱迸发后疾速作出调解，顺应了新的状况，持续掌握着王朝的政治零碎。可黄巢之乱迸发后，少量贵族精英沦亡，许多贵族遭到灭族。这一点许多人没注意到，以是我必需要增强它的影响，才干改正人们不时以来公允的认知。”

“我不完整大白现代史书 对如今中国有甚么间接干系”

新京报：唐代门阀士族的糊口方式有甚么特性？

谭凯：唐代的确是一个环球性的帝国。他们不太在乎本人的身份，究竟是汉族血缘仍是胡人血缘，经过墓志铭的剖析，你会发明，许多门阀精英都供认本人的先人是匈奴大概鲜卑民族。他们跟厥后的宋朝精英不一样，在宋朝，假如你不是汉族人，你可以都没有办法仕进，到场政治。别的，唐代的女性位置也比拟高，许多墓志铭外面，都有特地为女性所写的墓志。他们墓葬的范围，有些也与男性一样，可见在唐代，女性的位置与汉子是差不多的。

新京报：你挑选唐代史书作为本人的研讨方向，你以为唐代史书对厥后中国文化的开展发生了甚么感化？

谭凯：我只是对唐代史书自然地感兴味。我不完整大白中国现代史书与如今的中国有甚么间接干系。我发明，如今中国人喜好用史书会商理想，我不知道这能否是一个好的办法。中国自《史记》以来，有着2000多年写史书的传统，许多权要城市纪录史书，他们的目标就是期望经过史书传统，为当下的一些政治轨制的改变寻觅正当的依据。我的研讨办法更像迷信，我运用数据做统计，只是去理解史书实在的状况。可以许多人喜好批评史书，但他们必需要基于基本的史书理想，我实在就是给他们奠基根底的人。

大数据统计补偿了史料的缺乏

新京报：如今在美国，许多史书学者都喜好运用迷信的办法，比方用GIS剖析权利天文，用社会学统计剖析群体之间的特性。他们不再更多地运用档案大概材料，你以为这类研讨办法的长处是甚么，缺点是甚么？

谭凯：我每次做研讨，城市运用后人没有运用过的办法，我以为这是我的奉献。我运用社会学统计，是想证实群体的遍及认识。中国现代的档案史料，常常只纪录精英的古迹，它不一定代表事先社会遍及心态，大数据的统计补偿了这些缺乏。固然这类研讨办法也不需要分离史书材料，只要经过材料纪录，你才干依据数据去注释这些改动。

我另有一个担忧——许多读者浏览我的数据研讨，但不检查这些数据的统计滥觞，也不思索统计能否准确。他们经常拿过去间接作为本人立论的根底。这一点，我们必需当心，由于我也不能供认，我的数据就局部准确。比方我在书外面提出来，公元880年后，中国出土的墓志忽然增加，我以为是黄巢之乱让贵族失去了财产，没办法布置好的葬礼，也没钱去雕琢墓志。但如今我也思索到了其他的启事。由于唐代墓葬比拟稠密，许多考古学家发明唐代墓志会立马停止研讨，并在杂志上宣布研讨效果。宋朝的墓志比拟多，宋朝史料也比拟齐备，以是许多考古学家以为宋朝的墓志不主要，就常常不会对新出土的墓志停止太多的研讨。这就给人形成一种错觉，仿佛宋朝墓志比拟少。这些景象实在城市给我的数据统计发生影响，读者在浏览这些数据时，必需要思索这些成绩。

新京报：你此后将持续处置甚么样的研讨，有哪些新的效果可以和我们分享？

谭凯：我如今有两个标题，一个是关于北宋民族主义滥觞。我以为宋辽干系是史书上比拟主要的成绩，我出格会夸大一些史书上大的事情，及其这些事情对事先政治家的影响。北宋期间，有许多厥后当了宰相的文人，他们都曾作为内政职员去过辽代朝廷，以是我以为如许的经历比拟出格，也会对他们厥后当官以后订定政策发生影响。第二个可以看做这本书的持续，我想会商门阀富家毁灭以后发生了甚么，这本书次要仍是从外在的史书事情去剖析，我期望将来可以更多地思索文化上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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