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在康熙、雍正年间先后有老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小噶尔丹三个领袖，给清朝政府生了不少麻烦。小噶尔丹在乾隆十年死后，新疆北部陷于混乱状态。小噶尔丹的嫡子那木札尔，被庶子达尔札杀了；达木札又被辉特部的部长阿睦尔撒纳所杀。

阿睦尔撒纳扶立一个叫做达瓦齐的，作准噶尔部的部长。不久，他与达瓦齐闹翻，率领眷属与若干部下窜入乾隆的领土以内，向乾隆投降，这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的事。

乾隆很高兴，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要利用他直捣准噶尔的根据地伊犁，替雍正雪耻，同时根除康熙以来西北方的一大威胁。 乾隆调集五万兵、十四万匹马，派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进攻。阿的一路，由乌里雅苏台出发，归“定北将军”班第节制；萨的一路，由巴里坤出发，归“定西将军”永常节制。

两路人马在乾隆二十年二月开动，势如破竹，到处受降，如入无人之境，到了五月间便会师伊犁。达瓦齐逃到新疆南部的乌什，被当地的回王捉了，送给清军。连以前在青海造反的罗卜藏丹津，也被同时捆了送来。

乾隆为了表示宽大，故意宽宥罗卜藏丹津，免他一死。达瓦齐的下落如何，史无明文。

乾隆封阿睦尔撤纳为“双亲王”，不给他准噶尔的地盘，更不给他以统驭四部厄鲁特(卫拉持)的权力。

乾隆又封一个准噶尔的“台吉”伯什阿克什作“准噶尔亲王”，也不让这位伯什阿克什统驭四部。

乾隆的计划是叫四部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而一概直接效忠清朝。

阿睦尔撒纳在事实上却已占了伊犁，并且启用了小噶尔丹所留下的“准噶尔汗”的印章，自称起“准噶尔汗”来了。到了六月间，阿睦尔撒纳索性退还“定边左副将军”之印，不再为大清皇帝之臣。

乾隆也索性改称准噶尔为绰罗斯(“绰罗斯”是准噶尔统治者的姓)，封了一个噶勒臧多尔济作绰罗斯汗。

辉特，阿睦尔撒纳自己的一个卫拉特，乾隆另封一位巴雅尔作汗。

其余的两个卫拉特和硕特与杜尔伯特，也各设一个汗：沙克都尔曼济与车凌。

这时候，定西将军班第留驻伊犁对岸的尼楚衮(伊犁城在伊犁河南，尼楚衮在伊犁河北)，身边仅有察哈尔兵三百人、喀尔喀兵二百人。几万大军，他早已奏准乾隆，陆续予以撤退。乾隆却给了他一道密旨，叫他捕斩阿睦尔撒纳。

他捉不了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早已去了额尔齐斯河流域塔尔巴哈台山脉以北杜尔伯特的领土。

他带了五百兵．对伊犁一带的阿睦尔撒纳的部下作战，被围，自杀。和他同时自杀的，有鄂尔泰的一个儿子，参赞大臣鄂容安。

在乾隆所派的两个将军之中，定西将车班第在伊犁附近被围，自杀；定北将军永常，这时驻扎在穆垒(新疆省木垒河县)，仓皇退军到巴里坤(镇西)，请参赞大臣策楞保护。

乾隆接到报告以后，下令把永常逮捕，押解回京。这永常走到陕西临潼，中途而死。他是满洲正白旗人，姓董鄂氏，侍卫出身，当过湖广总督。他为人并无他错，只是胆小，乾隆偏要叫他带兵打仗，可说死得冤枉。

捕了永常以后，乾降叫策楞署理定西将军。策楞的名字与噶尔丹策零，以及策零敦多布、小策零敦多布等人的“策零”，是一个名词。在蒙古王公之中，有不少的“车凌”，其实也是同一个名词。止如英、美人有成千成万是叫做“杰姆士”或“约翰”的。 这新任定西将军策楞，不是蒙古人，而是满洲人。他是讷亲的哥哥、尹德的儿子、遏必隆的孙子、额亦都的曾孙。额亦都是努尔哈赤的好朋友、知己、佐命元勋，所以子孙极受优待，虽有罪而“公爵”世袭罔替。乾隆斩了讷亲，不得不在额亦都的苗裔之中选出策楞来承袭。(策楞在乾隆十九年因为不赞成乾隆太重视阿睦尔撒纳，被夺去公爵，公爵改由一位达尔党阿承袭。) 乾隆无须叫策楞当过公爵以后，又作将军打仗。这是乾隆糊涂的地方。

所好，在策楞的麾下有很多的蒙古骑兵。这些蒙古骑兵，很迅速地推进到伊犁，捕了当地的一个“宰桑”克什木。克什木正是那围住班第、逼得班第自杀的人。

乾隆将策楞升为正式的定西将军，命令他活捉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这时已把他的汗幕，移设在伊犁东北，不久就逃去哈萨克(Kazakhstan)，策楞毫无办法。

乾隆等待到二十一年十一月，依然没有关于阿睦尔撒纳的消息，便又吩咐把策楞逮捕，锁在一个木头笼子里，押解回京，中途遇到准噶尔兵，可怜这策楞便死在准噶尔兵之手。

策楞的定西将军位置，乾降在五六月间已经叫达尔党阿接充。这达尔党阿也是额亦都的曾孙，与策楞同祖(遏必隆)，但父亲不是尹德，而是那皇八子胤禩的拥护者、被雍正谥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的阿灵阿。

达尔党阿在八月间把军队开到“遇和集”，与哈萨克所派来的迎护阿睦尔撒纳的五千多骑兵打了两仗，杀了哈萨克骑兵九百多，却让阿睦尔撒纳溜走。

乾隆更气，下旨收回达尔党阿的双眼花翎，召他回京，回京以后夺去他的公爵。公爵由额亦都的另一苗裔仁和承袭。达尔党阿总算是运气好．没有在回京的路上遭遇准噶尔兵，也没有在回京以后下狱论斩，只是发往热河“披甲”(当一个上等兵)，其后也居然积功升至二等侍卫。

与达尔党阿同时被发往热河披甲的，是“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哈达哈是另一开国元勋的苗商(费英东的玄孙博尔丹的儿子)。哈达哈其后因为在新疆南部“作战不力”，被乾隆赐令自尽，但乾隆的御旨尚未颁到之时，哈达哈已“力战”而死。

阿睦尔撒纳逃到哈萨克后，于乾隆二十二年偷了哈萨克的若干马匹，抢掠绰罗斯(准噶尔)一个台吉札纳噶尔布的牧地。 雍正的远房表侄、正黄旗乌雅氏的一位笔帖式出身、当过山东巡抚的兆惠，这时候以“定边右副将军”的名义，驻扎在济尔哈朗城。这济尔哈朗城，并非为了纪念郑亲王济尔哈朗而建筑的新城。它可能是本名济尔噶朗城，因附近有一条济尔噶朗河而得名。

兆惠听到阿睦尔撒纳入侵的消息，赶紧派参赞大臣富德带兵去追，自己在济尔哈朗城坐守，藉以防备新疆南部的回族首领大小和卓木。

乾隆在军机处看到报告，骂兆惠轻重倒置，兆惠接奉批示，只好自己也带兵北上，向塔尔巴哈台进发，与富德会师。

阿睦尔撒纳却早已又溜去哈萨克，富德仅仅捉住了乾隆所封的辉特汗巴雅尔。

巴雅尔是在达瓦齐被捕之时，与噶勒藏多尔济、沙克都尔曼济、车凌同时受封的“厄鲁特四汗”之一的。噶是绰罗斯汗(统辖原有的准噶尔部)，沙是和硕特汗，车是杜尔伯特汗。

乾隆本想封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因为阿志在以“准噶尔汗”的名义“总统四部”．反对提升绰部、和部、杜部这三部的“台吉”为汗，所以乾隆就只封他为一个空头的“双亲王”(以亲王的地位，食亲王双俸)，把辉特汗的位置，封给辉特部的另一台吉巴雅尔。

巴雅尔却并不感激乾隆，而始终对阿睦尔撒纳忠心。在阿叛清之时，第一个响应的，便是这巴雅尔。

第二个响应阿的，是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噶在乾隆二十二年正月，把兆惠围困在乌鲁木齐附近的特讷格尔，几乎解决了兆惠，但在清军的援兵开到以后，也只得让兆惠突围而去。其后，噶被自己的一个侄儿札纳噶尔布杀了。

阿睦尔撒纳之所以从哈萨克撤回，抢掠札纳噶尔布的牧地，也许正是为了替噶勒藏多尔济报仇。仇不曾报到，却损折了辉特汗巴雅尔。

最冤枉的是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他始终效忠乾隆．反而被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派兵于深夜突袭，以致他本人、妻与四千多部下，完全死于非命。

这雅尔哈善是清朝的宗室，称为觉罗，是正黄旗的一个“緜【mian】译举人”，当过江苏巡抚。其后他在新疆南部库车地方，围攻小和卓，被小和卓突围逃走，乾隆抓他回京斩旨

在四个卫拉特的汗之中，幸运的仅有杜尔伯特部的车凌。乾隆始终相信他，准他率领所部，在阿尔泰山之东、科布多城之北、唐努帖斯山之南、乌布沙泊附近的乌兰固木(北纬五十度，东经九十二度)“定牧”下来，而免予遣还阿尔泰山之西、塔尔巴哈台山之北的额尔齐斯河流域。

额尔齐斯河流域，由乾隆划给若干乌梁海人。乌梁海的“海”字，很易引起读书人的误会；其实何尝是什么“海”。但是清朝的官方文件都是写作“海”字，改起来也颇不容易。其实乌梁海就是“兀良哈”，打猎为生的人。

在“唐努乌梁海”区域，有很多的乌梁海部落。被乾隆迁送至额尔齐斯河流域的，只是其中的几个部落而已。清朝政府在唐努乌粱海设有五个总管，归驻扎在乌里雅苏台的乌里雅苏台将军节制。

话归本题，阿睦尔撒纳再度逃入哈萨克境内，兆惠也追了去。哈萨范的汗阿布赉慌忙向乾隆上表称臣，而且请求入觐。 阿睦尔撒纳在哈萨克无法容身，就逃到当时属于“帝俄”的西伯利亚。乾隆向帝俄提出通谍，根据《尼布楚条约》要求引渡“逃人”，帝俄起先不理，乾隆准备打，帝俄着了慌，就把阿睦尔撒纳的尸首送来，说阿睦尔撒纳是出了痘症(天花)而死的。

同时，乾隆已经吩咐兆惠，在伊犁与塔城一带，包括城里城外、山陬水涯，展开规模巨大的屠杀。凡是绰罗斯(准噶尔)与辉特两部的人，不分是否忠于清朝，不分有未参加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不分老少，不分男女，一概屠杀。这一杀，真是杀得鸡犬不留、玉石俱焚。比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有过之而无不及。能逃去葱岭以西的乞儿吉思地方的(黠戛斯Kirgizia)不到一半， 跟着，乾隆也叫兆惠平定新疆南部(在当时称为“回疆”)，为了讨伐大小和卓两个反清的首领．也屠杀不少回人，丁是回人对汉人、满人，也记下深仇大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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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该杀。刀下鬼们，你们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活该吧！显然张献忠杀人如麻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老实说，川人的确不是他张献忠一家可以杀光的。尤其是，张献忠发狂地进行灭绝性屠杀，是在他败象已露、绝望挣扎的顺治三年，那时他早已不能控制全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被明将曾英控制，以嘉定（今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则是明将杨展的地盘。张献忠的屠刀所及，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带。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军屠戮、贼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事实上，那时四川何止“官军”与“流寇”，一般的人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下，为了自利甚至仅仅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几乎已如那句老话说的，“人对于人是狼”了。

如今国际上对“中国”或“中国人”往往有两种极端的看法：或者说中国人在“传统”上是和平的民族，或者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其实抽象地谈论“中国”和“中国人”是很少有意义的。中国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和全球其他民族一样，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阴暗。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在社会冲突爆炸之际，人性之恶便会导致种种残暴不仁之事。对本族人是如此，对其他民族，又何尝例外！中国古代的专制者与别国的暴君一样搞过领土扩张，搞过种族屠杀乃至种族灭绝。远的不说，一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蒙古准噶尔人就几乎被清朝军队杀绝。被称为“进步思想家”的汉族著名学者魏源记载说：

　　 初，准部有宰桑六十二，新旧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赛九，共计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致我朝之赫怒，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

　　 漏网之厄鲁特各贼众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清军）分两路围猎，所至狝剃，搜山网谷，栉比擒馘，无孑遗焉。

　　 甚至连亲清的准噶尔沙克都汗“不从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投诚清朝，竟然也被清军将领“袭坑之”，全部活埋了。

　　 与颇为得意于“我朝之赫怒”的魏源不同，清末维新志士谭嗣同则痛斥“本朝”对准噶尔人的灭绝：

　　 《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

　　 他甚至愤而说出了这样的话：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

　　 这话今天听来，怕要被指为汉奸。幸亏人人皆知谭嗣同是为救国变法而死的烈士！

　　 这当然是过激之言。实际上专制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欲尚存噍类焉得乎”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即使国力孱弱谈不上扩张，专制暴政下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照样有遭屠杀乃至灭绝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际的“蜀难”，后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冉魏政权对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灭，这次大屠杀不仅使时称“五胡”之一并建立过后赵王朝的羯族从此绝迹，大量汉人也仅仅因为长相“高鼻多须”疑似羯人而横遭“滥死”。

重审历史上的“制度”问题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习惯于以“租佃关系决定论”、“土地兼并危机论”和“农民—地主斗争论”来解释历史上的这种周期性的浩劫。笔者曾对此提出质疑。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国家何其多多，但哪个像传统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转的“农民战争”？

近年来我发现这样看的人越来越多，已不是什么新奇的认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该书认为：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谓的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级官员”。

　　 然而过去那种一切归咎于租佃制的“制度决定论”衰落后，完全不谈制度之弊的另一种时髦又取而代之。前述“人口论”与“气候灾变论”的争论就是如此。无论是规律性的人口周期，还是偶发的自然灾变，总之都已不把传统时代的制度问题当回事。其实如前所述，这两种解释用在欧洲还可以说是持之有故，用在中国这样明显的“人祸”就尤其不合理。

　　 西方中世纪史的前述争论发生在中世纪制度早已终结、现代化早已完成的发达国家，争论只涉及人口剧减的机制，并不涉及其他方面，争论双方都无意于肯定中世纪制度，也无意于怀疑西方走出中世纪是否错误。但我们如果也去赶这时髦，情况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说“传统”很糟糕，因此对这些浩劫有一套解释，但这种解释并不成功。

　　 现在我们不能改说“传统”很优秀了，就根本不解释，好像那些浩劫没有发生过，或者发生了也只怪“小冰河时期”。即便某次大乱可以如此解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一次次“爆炸”，难道都能归因于“小冰河”？惟独中国历史上每隔约两百年就出现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国家则不曾有。这可能吗？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事实，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国文化，乃至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就很恶劣的结论。我宁可认为，而且的确也有充分的证据认为，那些问题并非作为民族标识的“中国文化”使然，更不是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劣根性”的证明，而是那时的制度的确有某种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历史上社会危机不爆发则已，一爆发就那么惨烈呢？大家都读过《红楼梦》，《红楼梦》里说，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到底中国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在社会危机中发生这么凶狠残酷的屠杀？我们要在人类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发掘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资源，就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国弱民穷，人们怨天尤人，难免怨及祖宗，“反传统”的确反得过分；乃至出现所谓“劣根性”之说，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予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倒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得花团锦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