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系表 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
宦官又称寺人、奄(阉)人、中官、内侍、太监等，它是我国封建社会里皇宫中专用宦官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制度。它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特有产物。历史上多次发生宦官专权、干预朝政，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有重要影响。
沿革 宦官指经过阉割，失去正常性能力后进入皇宫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男性官员，此后亦用以泛指宦者。宦官来源不一，有自宫，因罪被宫，进贡，拐卖、挑选后被强行阉割而成等。史书上对宦官称谓很多，如以曾经阉割称为阉宦、刑臣，以任职宫中称为内侍、中官，以官职称为军容、太监，尊之为公公，贬之为宦孽等。
宦官制度始于周代，《周礼》中对带有各种职衔的宦官的人数、职掌已有明确记载。这时宦官人数不多，是家臣的一部分，主要担负看守宫门、传达命令、侍奉起居等杂役，地位低贱。但由于宦官侍君侧，容易得到君王的宠信，能对君王施加某些影响，甚至参与政治。春秋战国时，齐竖刁、宋伊戾等个别宦官开始挤入统治者的行列，参与政治活动。秦汉时，随着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宦官制度也在强化，对宦官的任使已越出宫内范围，正式进入政治领域。秦朝宦官赵高任中丞相，势力足以总揽朝政，策动废立。汉朝宦官担任的中书谒者令、中常侍均拥有丞相之实权。但从制度上来说，宦官仍属少府，要受到大臣的监督。东汉以后，内官职属全部由宦官担任，宦官可以和廷臣同样享有俸禄、食邑、食租。从此宦官正式有了自己的权力体系，成为一种特殊的、干预国家政治的势力。“宦官”一词亦正式见于《后汉书》。和帝以后，幼帝频更，母后临朝，导致外戚、宦官轮流执政。在权力斗争中，宦官集团得胜，出现5人同日封侯，十常侍势力遍于各州郡，禁军亦为其把持的局面。魏晋以后，接受前代的教训，历代对宦官干政均有严格限制，但都由于没有触动宦官制度而终成空文。唐朝自玄宗以后，宦官可裁决一般政事，监军、统兵出征。安史之乱后，宦官担任的枢密使可代替皇帝裁决政务，宦官还出任兵部尚书、观军容使，统领神策军，充当节度使等，宦官典军成为定制。其势力的强大，以致唐朝后期从肃宗到昭宗13帝，无一不是宦官所立。真所谓“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皇帝与官僚联合反宦官的斗争，“二王八司马事件”“甘露之变”均以朝官惨败而告终。
宋朝童贯掌兵权20年，有“媪相”之称。元朝的侍卫制度虽不利于宦官窃权，但仍有宦官插手废立。明朝皇权空前膨胀，宦官制度发展到顶点，其机构的庞杂，人员的冗滥，为史上仅见。司礼监掌印太监“权如元辅”;秉笔太监可代皇帝批，实权凌驾于内阁首辅之上。明朝后期，阁臣被任命后要先去拜见司礼大。掌管东厂的司礼监太监“权如总宪”，东厂作为“朝廷心腹”，可以侦察王府以下臣民。明朝灭亡前夕，城防大权全部由宦官掌握，终至开门迎降。但是，明代宦官未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显赫的宦官如“立皇帝”刘瑾、“九千岁”魏忠贤，其命运仍操纵在皇帝手里。清代宦官制度比较严格，规定不准领军，奏事一律改姓王等，使宦官不能形成自己的权力系统。宦官干政的程度已远逊于前朝。
历代宦官机构设置，宦官员额在各朝均无严格的限制，其统属、机构设置、职掌，历代繁简不一。早在西周就有宦官，时称巷伯、司宫、寺人等。战国赵有宦者令，秦有监。秦汉时有宦者令，属少府。东汉以后，由宦官担任的职务有：中常侍、小黄门、黄门令、黄门、画室、玉堂、丙等署长、中黄门冗从仆射，中黄门及掖庭、永巷、御府、祠祀、钩盾等令。皇后官属大长秋以下，太后官属长信、长乐少府，全部用宦官，属少府。南朝梁宦官属大长秋。北齐有长秋寺掌诸宫阁;又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中常侍。隋、唐、宋朝均有内侍省。隋朝内侍省设内侍、内常侍等，领内尚食、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等局。大业三年(607)，改内侍省为长秋监，参用士人。唐朝内侍省又称内侍监、司宫台、北司，全部用宦者，设监、少监、内侍等，下属掖庭、宫闱、奚官、内仆、内府等局。宋朝于内侍省外增置更为亲近的人入内内侍省，称前后省。南宋时合并为入内内侍省，职名有都都知、都知等。官称有内客省、延福宫等使。元丰改制改为通侍、正侍等大夫。辽内省有内省使、副使等。内侍省有黄门令、内谒者等。金朝内侍省隶属宣徽院，有中常侍等。元朝宦官掌于侍正府，有侍正、同知等。明朝宦官总数最多时达到10万，宦官机构有24衙门，即司礼等12监，惜薪等4司，兵仗等八局;另有内府供用诸库，甲字等10库，御酒、御药等房，盔甲、安民等厂，提督东、西厂，京营。24衙门的太监还常被派充任外地守备、织造、镇守、市舶、监督仓场、诸陵神宫监，以及监军、采办、粮税、矿税、关隘等使。清朝初年曾沿用明制，省并为13衙门，后裁撤，以敬事房(又称宫殿监办事处)办理宫内一切事务，隶属内务府。宦官以总管太监、首领太监为首。
产生的原因和特点 中国封建君主集权制的产生以及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延续，是宦官制度得以在中国封建社会充分发展的根本原因。主要特点如下。
①宦官制度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位实行宗法世袭制。帝王设立宦官的主要和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既有人侍奉自己和众多的后妃等皇室成员，又要确保自己家天下血统的纯洁性。皇帝时刻防范臣下不忠，担心皇位被篡，深居宫禁，成为孤家寡人，而宦官近侍皇帝左右，直接听命于他。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后代，必然紧紧依附于皇权，不会成为皇权的威胁。故宦官在历史上的乱政虽曾引起不少君臣警惕，但宦官制度却与封建王朝相始终。
②宦官专权是皇权的异化，皇权的旁落。皇帝独揽大权，如随侍君侧的宦官操纵皇帝，便控制了国家的政柄。历史上，宦官专权往往出现于皇帝昏庸、幼主临朝、母后主政之时。随着封建专制主义走向顶峰，宦官专政的程度和危害也越来越加深。秦汉时宦官主要是掌握政权，唐朝以后进一步控制军权，明朝则从中央到地方、军政刑财狱无所不包。宦官专权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化密切相关。它往往促使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更加尖锐剧烈，导致或加速农民起义的爆发，使旧王朝更快覆亡。
③宦官专政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政治之一。宦官生理畸形，总要最大限度地攫取权力和财富，以取得心理平衡;宦官社会地位低下，宦官制度等级森严，在充满利害倾轧的环境中，宦官要卑屈以固宠，一旦得势，则以残害臣民作为补偿;宦官缺乏儒学的熏陶，只知仗势求个人眼前之利，不顾国家长治久安;他们是皇帝的奴才，不受监察，他们擅权往往比官僚擅权为祸更烈。
④宦官制度比其他政治制度有更大的弹性，宦官职务的考核、升降、俸禄待遇、职掌虽有一般规定，实际上并未严格遵行。宦官虽然有官品，实际上只是大大小小的家奴，除极少数宫外有第宅，年老被恩准退休外，大多数均衣食于内廷，终身供职。生杀予夺一任君主的喜怒，往往成为宫廷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东汉帝系表 25～220年
在宁夏中卫市香山北边有个寺口子，两面都是高山，中间是一道狭长的深谷。两山之间有一座石桥，宽有1丈，长3丈多，站在桥上抬头一看，只见白云缭绕，低头一望，下面是百丈深渊。在谷西面的山上有一座很有名的睡佛殿，在谷东面的山上有座苏武庙。
相传在西汉时期，匈奴人经常侵犯汉朝边关，边塞人民惨遭蹂躏，汉武帝就派左班大臣苏武出使匈奴去媾和。苏武带着随从，骑马乘车由长安出发，日行夜宿，先后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天水，翻过岐山和六盘山，再向西北来到了寺口子。
这寺口子据说在汉朝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卡。这里气候温润，雨量充沛，花木繁茂，风景优美，居住着五六百户人家。苏武到了寺口子，恰好遇着倾盆大雨。大雨整整下了半个来月，黄河水猛涨，道路也被冲断。苏武一行人，没法前行，只得在这里住下。
那时，东西两面山上还没有庙。这天苏武利用下雨的空隙，领上随从登山游玩，看到两座山峰气势雄壮，对手下的人说：“回朝以后，一定要拨款在此修建两座庙宇。”雨罢天晴，苏武才领着一班人马渡过黄河继续向匈奴居所进发。
到匈奴居所之后，苏武终于在龙庭见到单于，便将汉朝希望与匈奴和好的事向他讲了。单于起初表示同意，但过了不久，受奸人挑唆就反口不认账了，并强行把苏武和随从人员隔离开，其他人放归回汉，苏武留下作为人质。随后又要苏武背叛汉朝留匈奴做官。想那苏武是忠贞耿直的汉子，哪里肯答应匈奴的这一无理要求呢?于是单于就逼着他到北海去放羊。
在被放回汉朝的那些人中有一个叫王连的，是个奸诈的小人。他为了讨好汉武帝弄个一官半职，便对汉武帝说：“苏武投降了匈奴，并且做了匈奴的官。”汉武帝一听勃然大怒，把苏武的家属全都抓了起来。
再说，忠贞不屈的苏武宁愿到北海去放羊，也不投降变节，就这样他整整放了19年羊。
据说，苏武放羊的北海，就是现在离黄河北岸不远的一个大湖(实为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有一天，苏武放羊时遇上了一个汉朝人。他是被匈奴俘虏过去的，在北海地区当了一名小官。他认得苏武。见苏武这般没完没了地受苦，便设法避开单于的监视人，悄悄地把苏武弄到羊皮筏上渡过黄河，跑到了寺口子山上。
这时，匈奴发现了，便派出人马紧紧追赶。苏武和那人一起来到寺口北边，两座大山中间隔着一个万丈深渊。过不去，眼看就有被匈奴追上的危险。据说，由于苏武的忠贞感动了上帝，上帝就派了一位仙人下凡，站在山头上吹了口仙气，立即就出现了3丈多长的石桥驾在两山之间。苏武二人通过石桥到了南边的山上。当匈奴兵赶到寺口子北山头时，那座石桥却突然不见了。
苏武到了南边大山上，正愁没处藏身，而那位仙人又吹了一口气，在苏武和那人待的地方就出现了一座庙，而他们两人却变成了两座神像。等匈奴人搭好桥来到庙里寻找时，前前后后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只见两座泥塑神像，就回去交差去了。
等匈奴人走了以后，苏武和那人走下莲台，来到寺口子，吃过了饭，过了关卡，由当地官员护送着回了朝廷。回朝以后真相大白，汉武帝才知道苏武忠心耿耿，非常钦佩他的为人。便下令把王连杀了，惩治了这个奸险的恶人。南山头上的庙宇，后来人们就叫做苏武庙。
从那以后，那个苏武庙和那个断了匈奴追兵的石桥，一直保留了下来。每当人们从寺口子路过时，总要讲起这个动人的故事。
【西汉巩固统治的措施】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称帝，初都洛阳，后迁都长安，史称西汉。西汉初年刘邦实行郡国并行制。刘邦在诛灭异姓王的同时，认为秦始皇不分封子弟为侯王，以致有“孤立之败”。他以“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为由又陆续分封9个刘姓子弟为王。他们是：齐王刘肥、楚王刘交、吴王刘濞、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梁王刘恢、赵王刘如意、淮阳王刘友、燕王刘建。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刘邦分封同姓王是为了加强西汉统治而采取的措施，刘邦以为有了这样的“磐石之宗”，刘家的天下就可以固若金汤，其实封国的存在，对中央集权是个威胁。这九国共占有39郡之多，几乎占去了旧时的燕、赵、齐、魏、楚等国的全部疆土。这些诸侯王在封国内是国君，权力很大。王国的政权机构和中央基本相同，除太尉和丞相有中央任命外，其他官员都由诸侯王自己任命。诸侯王还有一定的军权和财政权，可在国内征收赋税。而汉王朝直接辖地才15郡，仅相当于战国末年的秦国版图，出现了郡国并立“尾大不掉”的局面。刘邦分封同姓王是为了避免秦朝孤立无援而灭亡的教训，使其守卫四方巩固自己的统治。但随之而来的是同姓王对西汉政权的威胁，给他的子孙留下了始料不及的后患，也给西汉政权的巩固埋下了祸根。
消除异姓王是刘邦巩固刘氏江山的措施之一。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争取项羽封立的诸侯王中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以分化项羽的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又为了鼓励本集团的某些拥有强大兵力的将帅，与他合力打败项羽，曾分封韩信、英布、彭越等一些将领为王。汉初被分封的异姓王7个：即封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韩王信为韩王、吴芮为长沙王、英布为淮南王、臧荼为燕王、张耳为赵王。此外还分封萧何等140多人为列侯。这些异姓王的存在对中央是一个威胁。刘邦称帝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便开始消除异姓王。公元前202年10月，燕王臧荼首先反叛，刘邦又封亲信卢绾为燕王。公元前201年，刘邦下令把韩王信迁到北方防御匈奴，韩王信兵败投降匈奴。公元前195年，韩王信被汉军消灭。公元前196年，吕后将韩信杀死并诛灭三族。同年夏，吕后灭彭越全族。同年秋，布英反叛，被长沙王诱杀。公元前195年，刘邦派樊哙领兵击燕，卢绾逃出塞外，其后投降匈奴。7年之间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皆杀，张熬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入匈奴，仅留下势力最小的吴芮。这样，西汉初期分封的异姓王全部被消灭。
吕后干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后干预朝政。吕后，名雉，刘邦的妻子，刘邦称帝后为皇后。吕后为人，刚毅残忍，佐刘邦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杀韩信、彭越都是吕后的主意。公元前195年4月，刘邦卒。子刘盈即位，是为惠帝。惠帝是西汉第二位皇帝。公元前195年～公元前188年在位。刘盈年16岁，尚未成年，生性懦弱，大权掌握在吕后手中。吕后妒忌心很强，性格残忍，毒死赵王如意，又残害如意之母、刘邦宠爱的戚夫人。惠帝无子，吕后取宫内美人之子佯装为惠帝之子，立为太子，又将其生母害死。惠帝于公元前188年死，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吕后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太子立为少帝，后又被吕后幽禁和害死。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吕后选择刘家有功的和有影响的人物封王侯，以缓和刘氏对吕氏的对立情绪。此后，吕后玩弄权术，她要把吕家的人提拔起来共享富贵并把持朝政，大封吕姓亲属为王侯。先后封其侄吕台、吕产、吕禄等为王，擅权用事，排斥王陵等老臣，提拔亲信。宫内和朝政大权都掌握在诸吕手中，形成了吕氏外戚势力。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重，令吕禄、吕产将南北军。临卒之前，又任吕产为相国，吕禄独掌军权，诸吕谋乱进入紧张阶段。吕后干政开我国外戚擅权的先河。
诛杀诸吕是刘邦的子弟和一些大臣在吕后死后铲除诸吕势力的措施。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惠帝年幼，吕后专权。惠帝不满吕后所作所为，于公元前188年忧郁病死。吕后临朝称制，大封封诸吕为王，遭到刘氏宗室和大臣的强烈反对。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重，令吕禄、吕产将南北军。临卒之前，又任吕产为相国，吕禄独掌军权，诸吕谋乱进入紧张阶段。在刘姓天下处于危殆的情况下，刘邦旧臣陆贾出面调和陈平、周勃之间的嫌隙，联合对付诸吕。齐王刘襄得知诸吕阴谋，发兵向西，欲诛诸吕。灌婴此时拥重兵屯守荥阳，遂与齐王相约，一旦有变，立即合诛诸吕。他们的举动对吕产等人具有威慑作用。在京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和朱虚侯刘章(刘邦之孙)等策划铲除诸吕。周勃、陈平等密谋策划，诱骗统领北军的赵王吕禄交出兵权，有太尉周勃接管兵权，捕杀统领南军的相国吕产于宫中，随即捕杀赵王吕禄、燕王吕通等吕氏党徒。马上通知齐王刘襄罢兵，把远离权力中心、国小力弱的代王刘恒扶上宝座。因他仁孝宽厚，又是刘邦儿子中现存最年长的，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汉文帝。外戚擅权，可引起宫廷残杀的惨剧，以致改朝易代，权移他姓。诸吕虽因吕后的卵翼，一度掌握了军政大权，最后却阴谋失败，尽遭诛戮。
“重农抑商”政策是汉初推行的经济政策。刘邦即位之初，社会经过长期战乱，城市人口逃散，经济凋敝，商贾乘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物价暴涨，米至10000钱一石，马100金(100万钱)一匹，国家财政非常困难。这种情况对于刘邦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是很不利的。因此刘邦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刘邦“重农”政策主要有四点：第一、复员军队，士卒都给予土地和宅舍，其中的少数成为地主，多数成为自耕农。第二、号召逃亡人士回乡，“复古爵田宅”。第三、减轻田租，十五税一。第四、下令解放因生活困难而自卖为奴婢的人。这些措施增加了农村的劳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对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生产，起了积极作用。
刘邦的“抑商”政策也有四点：第一、商贾及子孙不得为官吏。第二、商贾不得拥有私有土地。第三、商贾不得穿锦、绣等名贵丝绸，不得乘车、骑马、携带兵器。第四、加倍征收商贾的算赋(每人两算，即240钱)。刘邦的“重农抑商”政策，在当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贵粟政策”是汉文帝时推行的一项经济政策。它是由政论家晁错提出来的。当时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商业也发展起来，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商人。晁错指出，商人坐列贩卖，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放高利贷;而许多农民则卖田宅。他说：“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人，农夫已贫贱矣。”这说明原来的“重农抑商”政策已经行不通，需要调整，以改变现有的状况。他认为：“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因此，他不主张一般化的“重农”、“尊农夫”，而建议实行“贵粟”政策。实行这项政策的原则是“使民以粟为赏罚”。具体做法是人民可以用粮食买爵位，也可以用粮食赎罪。国家的粮食多了，可以减轻租税;商人要向农民卖粮，粮价也会提高。他说这样，“国家有粮，商人有爵，农民有钱”。又有三种好处：“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汉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于公元前168年下卖爵令：上造(二级爵)，价600石;五大夫(九级)，价4000石。五大夫以上，免除家中一人的徭役。并令入粟者将粟运往长城沿线。这项政策一实行，国家的存粮大增，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都得到一定的改善，而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
“文景之治”是对文帝、景帝统治的盛世时期的赞誉。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57年在位。汉景帝刘启，公元前156年～公元前141年在位。他们分别是西汉第三位和第四位皇帝。汉初经济凋敝，文帝、景帝推行“无为而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首先，倡导以农为本，轻徭薄赋，多次减免赋税，文帝十三年六月，下诏免收天下田租。共免收全国田租13年。景帝时，田租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减免田租使人民的负担减轻，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其次，减少地方的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农耕种;并颁布了振贷鳏寡孤独的法令。再次，实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秦朝一些苛酷的刑罚，如劓(割鼻子)、黥(面部刺字)、刖(锯脚)，改用笞刑代替。废除诽谤谣言法、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文帝、景帝都提倡节俭，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刮，奢侈无度，从而控制政府开支。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生活相对安定。土地增加，人口增多，社会安定，刑狱减少。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日益增多，府库充溢，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富裕景象，从而使封建国家进一步巩固，被封建史家誉为“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它为汉武帝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治安策》是文帝时政论家贾谊上的削弱诸侯国权力的策论。贾谊指出：现在中央和诸侯王的关系，像一个得了肿胀病，一条腿肿得和腰一样粗……如不抓紧治疗，“必为痼疾”。他说：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就是要将王国分割为若干小国，以削弱其力量。文帝起初就很重视贾谊的建议，但有些犹豫不决。后来贾谊死后形势更加严峻了，他才把齐国分为六个小王国，立齐王肥的6个儿子为王;又把淮南国分为三个小王国，立淮南王长的3个儿子为王。这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之议的实现。
《削藩策》是御史大夫晁错给景帝上的策论。景帝时中央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吴王刘濞叛乱的迹象更加明显。晁错建议借诸侯王犯错误之机，削减诸侯王的封地。他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殛，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公元前154年，削楚王刘戍的东海郡，削赵王刘遂的常山郡，削胶西王刘卬的6个县，划归中央管辖。诸侯王对景帝和晁错很不满，引发了七国之乱的爆发。
七国之乱是发生在景帝时的诸侯反叛中央的叛乱。西汉初年，刘邦分封同姓子弟为诸侯，是为了维护西汉中央政权的稳定，但却给子孙留下了严重的后患。文帝即位的第三年，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去太原抗击匈奴之机，发动叛乱，开王国叛乱之端。公元前154年，景帝采纳晁错建议，实行削藩，吴王刘濞带头反叛，纠集了七个国家，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率吴、楚等七国20多万军队叛乱。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等率主力反击吴楚联军，同时，又错杀晁错，命袁盎为太常到吴国劝刘濞退兵，刘濞不但不退兵，反而扬言“我已为东帝”。于是景帝决心武力平叛。周亚夫率领大军迎击吴楚军，他采用重兵坚守，用轻兵断绝吴、楚粮道的策略，使吴、楚不能持久作战。下邑(安徽砀山东)一战，“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率精兵追击，吴王刘濞兵败，仅率千余人逃到东越，东越人将他杀死向汉朝请赏，七国之乱3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被平定使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汉王朝的威望大为提高。
【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
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是他实现大一统的重要措施。汉武帝是西汉第五位皇帝。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在位。首先，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汉武帝统治时期采纳主父偃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王国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儿子可以请求在王国范围内分封为侯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把大的王国分封为好几个小侯国。从此，“大国不过10余城，小国不过数十里”，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用和平手段实现了贾宜、晁错尊崇王权裁抑王国的夙愿。通过这些措施，地方豪强势力受到打击，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其次，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皇权。在中央采取限制丞相权力，九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武帝奏事，并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发号施令。再次，在思想上采纳董仲书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派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而“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的思想也开始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维护其统治的思想武器。经济上改革币制，把地方的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铸五铢钱，五铢钱成为自汉武帝中叶到隋朝统一使用的标准货币。盐铁专营，汉武帝为了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采取的措施。冶铁、煮盐等由国家垄断经营，以增强了国家控制地方的能力。
中央军制。西汉初年，实行征兵制度，男子23岁至56岁之间，服役两年;一年屯守京师，叫做正卒;另一年戍守边郡，叫做戍卒。正卒分两支，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由卫尉率领;另一支为北军，守卫京师，由中尉率领。南北军各有两万。中央没有长期驻守的军队，正卒一年一轮换，这对保卫皇帝和中央是很不利的。汉武帝时在都城长安组建了侍从皇帝和警卫首都的两支部队。侍从军有三支，就是期门军、羽林军和羽林孤儿。期门军由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等6郡良家子能骑善射者组成，共约1000人，归郎中令掌管。因常为侍从武帝而期待于殿门，故有期门之名。羽林军成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士兵皆选自西北6郡良家子弟。汉武帝“恐中尉之权太重，又于光禄勋置羽林、期门，而后南北二军之势始均”;羽林军之名取“为国羽翼，如羽之疾，如林之盛”之意。羽林孤儿是由战死者的子弟组成，因养在羽林宫，教习战射，而有此称号。八校尉是汉武帝设置的禁卫军。八校尉是：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中垒掌北军垒门内外;屯骑校尉掌骑士;步兵校尉专掌位于长安西南郊上林苑的苑门屯兵;水校尉掌长安西北郊的宣曲胡骑;胡骑校尉掌池阳胡骑，不常置。射声校尉掌射声土;虎贲校尉掌轻车。八校尉统领的军队是从地方或少数民族中选募来的常备兵，这是我国古代募兵制的开始。八校皆属精劲之旅，而胡骑、越骑尤为重要。西汉时统领者多为皇帝的亲信。
均输法是由国家在各地统一征收、运输货物，以谋取利益的政策。原先西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引起物价上涨，地方上交中央的贡赋，“往来烦难，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而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均输法这项政策是由大农令孔仅和大农丞桑弘羊创行的。起初是由官府专营盐铁的运输销售，以增加国家的收入。后来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分部掌管各郡国的均输事。凡商贾所贩运的货物，只要有利可图，均输官都以地方所收租税为本钱，购置当地产物，转运到外地牟利，或运到首都长安，供给国家各部门的需要或做出售之用。
平准法就是由国家平抑物价的政策。其办法是由国家在长安和其他主要城市中设置掌管物价的官吏，利用均输官所储存的物资，根据市场上的物价，贵时抛售，贱时收购，这样打击富商大贾的囤积居奇行为，使市场物价保持稳定。均输法与平准法实行后，对于西汉王朝的财政、经济都有极大的好处。
【汉武帝加强统治的措施】
算缗就是向商人、手工业者征收财产税。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实行算缗政策。令商贾、手工业者、高利贷者，都向官府自报资产价值，每值2000钱，纳税一算(120钱);经营盐、铁铸钱(当时尚未国营)已纳租者，其财产每4000再纳一算，商贾的车一辆纳两算，船5丈以上纳一算。
告缗是鼓励知情者揭发商人、手工业者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的一项政策。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告发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同时重申，严禁商人占有土地，违者没收。杨可主持告缗期间，告缗之风遍及全国。《史记·平准书》曰，国家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也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而封建国家利用没收的大量田地，到处设农官，经营农田。没收的奴婢分到诸苑养狗马禽兽，或从事手工业。分到长安的官奴有10万多人，在西北边郡的官奴有3万多。算缗、告缗政策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豪强贵族的经济势力，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西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也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标志。西汉初年，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居于支配地位。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武帝即位时，历经文景之治，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儒家的春秋大—统思想、仁义思想及君臣伦理观念，又恰恰与汉王朝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思想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成为此后2000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虽然这样做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时代的特点。董仲舒推崇的儒术，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董仲舒还特别强调法治，把儒法两家糅合为一体，既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张“正法度之宜”。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其实质就是“外儒内法”，而法家思想实际上支持着他的统治。这种统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
中朝即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和宾客所构成;外朝是指属于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构成的官僚体制。中外朝之分出现于武帝时。西汉早期，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丞相也参与谋议。武帝为了加强集权而削弱丞相的权势，对于重要政事，依靠一些亲信在宫廷之内作出决策，中朝由此而得以形成。近臣包括侍中、左曹、右曹、诸吏、散骑、常侍、给事中。皇帝对所亲信或其他官员、儒生，在他们原职之外再给予侍中、常侍之类的名号，当时人称这类官名为加官。所谓加官，是一种头衔，并无具体的职掌，但获得此号者，可出入禁中，并参与机密的商议。有时他们还可根据皇帝旨意去批驳外朝大臣。西汉的近臣，实际上是皇帝的宾客和幕僚。尚书本为皇帝身边掌司笔札的小官。中朝出现后，它的地位逐渐重要，与仅仅参与议论的加官不同，尚书既有官署、官属，又有具体的职司，是皇帝的秘书机关，在中朝已渐居核心地位。昭帝时，霍光秉政兼领尚书事，以后辅政大臣都援此先例而领尚书事。自从中外朝分立之后，中朝决策，支配外朝，丞相的权力日益转移到中朝。皇帝最为亲密的宦官、外戚，很容易变为中朝的主宰。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即以中书的身份专断国政;哀帝、平帝之世(公元前6年～公元5年)，外戚王氏相继把持中朝，终于酿成新莽代汉的结局。
【西汉中期的统治】
“轮台罪己诏”是汉武帝第一个正式自我批评的文件。汉武帝统治时期，为了反击匈奴，劳民伤财，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因而也导致了农民的反抗。公元前89年(武帝去世前两年)，桑弘羊等人上奏建议派士卒到西域轮台去屯垦戍边，对此武帝下诏说：“前有司奏欲盖民赋三十(每口增加30钱税收)，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又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最后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调整了政策。至此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汉武帝后来能够“罪己”，及时转弯，在千秋青史上留下了较好的名声。而他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秦朝亡国的前车之鉴不远。后人常把“轮台罪己诏”说成是中国皇帝第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因此，汉武帝是第一个正式下“罪己诏”的皇帝。虽然，正如苏轼所言，执政者“罪己”的目的是为了“收人心”，但这仍不失为是一种在政治上比较高明的做法。这应当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东西。
霍光秉政是汉武帝死后霍光辅佐昭帝执政的事件。公元前87年，武帝在生命垂危之际，立年仅8岁的幼子刘弗陵为帝，即昭帝，由司马大将军霍光受遗诏辅佐少主。昭帝是西汉第六位皇帝。公元前87年～公元前74年在位。昭帝在位13年，大权掌握在霍光手里。史籍称霍光“知时务之要”，是指他正视因武帝连年征伐和奢侈挥霍，造成的国家财富空虚，户口减半的严峻事实，继续实行武帝晚年减轻剥削、节省民力、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匈奴实行和亲。因此，八九年间便取得成效，出现了“百姓充实”的局面。昭帝元年，即派遣使者王平等5人巡行郡国，举用贤良，了解造成民间疾苦的问题。昭帝期间，曾连续9次颁发减免田租，给贫户借贷粮食及种子，免除军马负担，赐给孤老疾病者衣被，裁减官府冗官及减轻民众负担。总之，由于霍光的辅政有效地实行休息民力、重视生产的政策，西汉统治得以相对稳定。霍光又一历史功绩是废昌邑王，确立宣帝即位。公元前74年，昭帝卒，无子嗣，经大臣们计议，迎昌邑王刘贺立为皇帝。刘贺立27日，昏乱无度。霍光乃与丞相杨敞、大司农田延年等商议，并上告皇太后，废掉昌邑王，迎立武帝曾孙刘询为帝，是为宣帝。这是保证西汉社会继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决策。宣帝即位初，霍光仍掌握实权，“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公元前68年，霍光卒。宣帝亲政。
昭宣中兴是对西汉中期昭帝、宣帝统治时期的赞誉。汉武帝去世后，昭帝、宣帝相继当政，即所谓“昭宣中兴”。昭帝时由辅政大臣霍光辅政。宣帝刘询是西汉第七位皇帝。公元前74年～公元前49年在位。汉宣帝时期是西汉盛世的继续，实行武帝末年以来罢兵力农、“思富养民”的政策。这一时期，统治者采取了以下三项主要政策。一、轻徭薄赋，发展生产。7次颁布了减免田租、口赋及其他杂税的诏令，6次颁布振贷种、食和“勿收责”(債)的诏令，促进生产的发展。二、重视吏治。重视地方官吏的选拔，补刺史、守、相，必由大臣推举，他亲自召见，询问治安之术。其政清者给予褒奖。公卿大臣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选拔。三、平理刑狱。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昭帝颁布特赦令，“辞讼在后二年前，皆勿听治。”宣帝亲政后进一步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并设置了延尉平一官，专助延尉决疑案、平冤狱，把治狱的好坏作为考核官吏的一项重要内容。昭、宣时期，由于采取了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使西汉王朝又兴盛起来，史称“昭宣中兴”。
【汉与匈奴的和战】
匈奴的崛起并成为整个汉朝北部边境的最大威胁。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西周、春秋时称猃狁、狄戎、鬼方。兴起于战国时期，它牧游于燕、赵、秦以北地区，经过长期的斗争与融合，于公元前3世纪形成。其诞生的民族摇篮，在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派蒙恬率军驱逐匈奴，迫使匈奴北退700里，10多年不敢南下。秦汉之际，冒顿单于(公元前209年～公元前174年)在位。乘楚汉相争之机，先后征服了许多邻族，东边打败强大的东胡，西边逐走大月氏、南边征服了楼烦、白羊河南王，北服浑庚、屈时、丁令、鬲昆、薪梨各族，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全部占领蒙恬开拓的河套南部地区，统一了辽阔的北方地区。拥有骑兵30余万，势力十分强大，控制大漠南北的广大地区，匈奴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事政权。老上单于(公元前174年～前160年)时，匈奴势力东至辽河，西越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草原游牧帝国。匈奴的政权机构分三部分：一是单于庭(首脑部)，它直辖的地区在匈奴中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代郡(今河北尉县一带)和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二是左贤王庭(东部)，它管辖匈奴东部地区，其南正对着汉地的上谷郡(今河北怀来县一带)。三是右贤王庭(西部)，它管辖匈奴西部地区，其南对着汉地的上郡(今陕西榆林县一带)，西面连接大月氏、氐、羌。西汉初年，匈奴凭借其机动灵活，突击力强的军事优势，匈奴骑兵经常侵掠西汉北部边郡，成为整个汉朝最大的威胁力量。
白登之围是西汉初年，刘邦被匈奴围困在山西平城白登的一次失败战役。汉初匈奴冒顿单于新立，恃其强盛，攻灭东胡，又西击走月氏。他利用中原连年兵革不断的局势，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收蒙恬所夺匈奴故地。“控弦之士三十万”，威服诸国。并不断南下侵扰汉朝北部边郡，汉高祖因国力不强，对匈奴采取守势。公元前201年，匈奴发兵攻马邑，韩王信叛降匈奴。公元前200年，匈奴又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南)。汉高祖刘邦闻讯，亲率32万大军迎击，收复了晋阳，兵锋直达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汉军追击，冒顿用计诱汉军，致使刘邦和他的先头部队被匈奴40万骑兵围困于平城白登达七天七夜，完全和主力部队断绝了联系。后来，刘邦采用陈平的计谋，向冒顿单于的阏氏行贿，才得脱险。这便是历史上的“白登之围”。“白登之围”说明，汉还没有力量和匈奴对抗。汉高祖为了休养生息，积蓄力量，采纳臣下的建议，对匈奴采取了“和亲”政策，把宗室女作为公主，嫁给匈奴单于。每年送去大批丝绸、粮食、酒等，与匈奴约为兄弟，以缓和匈奴的袭扰。这种“和亲”政策具有屈辱性质，从汉高祖到文帝、景帝，延用六七十年，都不能解除匈奴对西汉王朝的威胁。
马邑之谋是汉武帝诱歼匈奴的一次军事行动。汉初以来，由于汉朝国力衰弱，匈奴贵族长期攻略汉朝北部郡县，并成为西汉最大的威胁。汉武帝时，西汉国力已经强盛，汉武帝决定改变长期对匈奴屈辱的“和亲政策”，开始反击匈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听从大行(官名)王恢的建议，派马邑人聂壹诈降匈奴，献出马邑作为诱饵，将匈奴主力引到马邑包围消灭。汉武帝批准了这一计划，派韩安国统领李广、公孙贺、王恢、李息4位将军统领的30万大军，埋伏在马邑(今山西朔县)周围，等待匈奴单于上钩。匈奴军臣单于率领10万骑兵侵入到距马邑百余里处的武州塞，发现情况有异，中途俘汉雁门尉吏，知其谋，急忙撤退，汉朝围歼匈奴的设想落空。汉匈关系开始恶化，匈奴绝和亲，常常在边界攻掠。但双方仍保持关市贸易。从此，双方展开激战，从而揭开了汉武帝反击匈奴大规模战争的序幕。
河套战役是汉武帝反击匈奴，在河套地区打败匈奴的第一次重要战役。河套地区是秦始皇派将军蒙恬收复的。秦末和楚汉相争时期，由于内地战乱不止，匈奴乘机占领了河套地区。公元前127年，匈奴从东边入侵，杀死辽西太守，掳掠渔阳郡(今北京密云县)2000多人。汉武帝派卫青领兵从西边云中郡(今内蒙古托克托旗)出发，沿黄河北岸西进，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西绕到匈奴军的后方，迅速攻占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切断了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同单于王庭的联系。然后，卫青又率精骑，飞兵南下，进到陇西，形成了对白羊王、楼烦王的包围。发起突然袭击，驱逐匈奴白羊、楼烦王，占领河套南部，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武帝采纳主父偃建议，在这里新建朔方郡(今内蒙杭锦旗)，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边寨。同年夏，从五原郡移民10万充实新区。次年，匈奴军臣单于死，弟左谷蠡王伊稚邪自立。匈奴右贤王不甘心，不断前来争夺，侵扰边境，直至朔方。公元前124年，卫青率苏建等6将军，深入六七百里，出其不意在夜间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狼狈逃跑，汉军斩裨王10余人，部众1.5万余人。河套战役是在汉匈交战中的第一次大胜，建立了反击匈奴的基地。
河西战役是汉武帝反击匈奴，在河西走廊打败匈奴的又一次重大战役。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命霍去病远征匈奴。霍去病等从陇西、北地出击匈奴，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南胭脂山)，入匈奴境千余里，与匈奴军短兵肉搏，捕斩浑邪王子、相国、都尉百余人，士兵4万多人，大获全胜，缴获休屠王祭天金人。同年夏，霍去病第二次由北地出击，逾居延海，南下祁连山，大败匈奴，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俘匈奴3万多，河西匈奴贵族损失惨重。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降汉。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兵前迎，杀掉反悔逃亡者8000多人，护送降汉的4万多人归汉。汉朝把他们安置在西北边塞之外，因其故俗为王属国。后又迁徙关东贫民72万余口，充实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称为“五属国”。后来，汉朝又在浑邪王、休屠王故地陆续设立武威、酒泉郡、张掖、敦煌四郡。匈奴退出了河西走廊，编了一首怀念河西的歌曲，“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次战役使匈奴失去肥沃的河西地区，匈奴遭受重大损失，汉朝夺取了河西走廊地区，不但切断了匈奴同西域的联系，打开了通西域的道路，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对西汉争取西域地区起了重大作用，对西汉和匈奴势力的消长发生了显著作用。
漠北战役是西汉军队，在漠北草原打败匈奴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决定深入沙漠寻歼匈奴主力，这是汉朝对匈奴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汉武帝集中10万骑兵，命卫青、霍去病各率5万精骑，步兵数十万，分东西两路进军，预约会师绝漠。匈奴单于以精兵待漠北。卫青所部西路军从定襄出塞越过沙漠，北进千余里，与伊稚邪单于率领的匈奴主力激战，到日暮匈奴军失败，伊稚邪单于率几百精壮卫士向西北方向逃跑，匈奴主力全部被歼，汉军追到赵信城(今内蒙杭爱山下)，烧掉匈奴积蓄的粮食，捕斩匈奴1.9万人而还。霍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出塞2000多里，与匈奴右贤王激战，获王3人，将军等官员83人，捕斩7万多，穷追到翰海(今呼伦贝尔湖)而还。汉武帝反击匈奴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无力南下。从此，匈奴主力向西远遁，出现了“漠南无王庭”的局面。汉军占领了自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海的大片土地，开渠屯田，“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保障了河西地区的安全，西汉近百年的匈奴边患基本解除。此后，汉同匈奴虽然还发生过不少战争，但其规模和影响都小得多。
【张骞通西域与丝绸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是西汉武帝时打通西域与汉朝联系的重大事件。汉朝把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今日新疆及以西地区，称为西域(包括中亚以至更远的许多地方)。汉武帝时，西域有三十六国，以后又分为五十余国。各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人口最多的龟兹国仅8万人，一般每国数千至二三万人。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征服了西域，设立潼仆都尉，以此为据点，向西汉进攻，西域成为匈奴军事上的据点和经济上的后盾。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联合大月氏东西夹击匈奴。张骞刚出陇西就被匈奴俘虏，扣押11年，终不失节，后来逃出，朝着大月氏方向西行。经过大宛、康居展转到大月氏(今阿富汗)。这时大月氏在中亚“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谈判未成，张骞居岁余而还。张骞返回途中，又被匈奴扣了一年多，最后趁匈奴内乱才于公元前126年逃回。张骞此行出使西域，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军事、地理、风俗人情。公元前119年，张骞以“断匈奴右臂”再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派副使到达中亚的大宛、康居(今哈萨克)、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等国，其中不少国家陆续派人随汉朝副使到长安，开启了西域各国与汉朝频繁交往的时代，加强了汉朝与西域的联系。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扩大了政治影响，建立了汉朝与西域、中亚各国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从此，西域地区(今新疆地区)，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丝绸之路”是古代联结亚、非、欧三大州的陆路通道。因中国的丝和丝绸从长安往西，经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境内，运到西亚，再由西亚转运到欧洲，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东段各线路的选择，多考虑翻越六盘山以及渡黄河的安全性与便捷性。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西段：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张骞通西域后，往来于这条道上的有各国的商人、使臣、学者、艺术家及僧侣，流通在这条道路上的商品有各国精美的手工艺品及珍奇特产，其中最受各国喜爱的是我国精美的丝绸，因而被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世界各文明古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中国联结各文明古国，诸如印度、埃及、巴比伦、波斯、大食、罗马的纽带。古代许多划时代的发明创造，如我国的丝绸、造纸、印刷、火药等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向世界。世界三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向我国和世界各国的。“丝绸之路”对古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起了巨大影响。
昭君出塞是西汉末年汉与匈奴和亲的重大事件。汉匈战争，汉朝损失士卒数万，马10余万匹，匈奴也损失惨重。汉昭帝时，匈奴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互相攻杀，接着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的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后被汉朝西域都护府所杀。公元前54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被他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南迁至长城外的光禄塞下，同西汉结好，约定“汉与匈奴为一家，勿得相诈相攻”，并3次进长安入朝，向汉元帝请求和亲。公元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南迁于长城一带，要求与汉和亲。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又到长安朝贺，提出和汉室通婚结为亲戚，汉元帝以宫女王昭君赐予呼韩邪单于，她被称为“宁胡阏氏”，赞美她使匈奴得以安宁。昭君出塞加强了汉匈关系，促进了汉匈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巩固了汉匈友好联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汉匈友好相处。王昭君在中原的兄弟，在匈奴生的子女及其后裔，有三代人在为汉与匈奴的和平友好而努力。汉、匈在40多间年没发生战争，一直维持到东汉王朝初年，王昭君的弟弟还以和亲侯身份代表东汉政府出使匈奴。
西域都护府是汉王朝设立在西域地区管理今新疆地区的最高行政军事机构。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派将军李广利出征大宛，击败大宛后，在轮台(新疆库车县东)等地设校尉管理屯田，这是西汉在西域最早设置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为后来设西域都护府创造了条件。公元前68年，汉宣帝派侍郎郑吉屯田渠犁，与匈奴争车师，使其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国。公元前60年，匈奴右部兼管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与单于不和，向汉朝驻西域的都护郑吉接洽投降，匈奴在西域的潼仆都尉由此罢去，匈奴衰弱，不得近西域。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统领西域三十六国。因总领西域，故号都护。都护之置始于此。从此，西汉王朝政令通行于西域，西域诸国王侯将相作为汉朝委派的地方官员，西汉对西域的统治完全确立。自郑吉至王莽时，连置都护不绝，前后18人，姓名见于史册的有10人。王莽新朝末(23年左右)，西域乱，都护李崇没于龟兹，遂罢都护。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45年)，西域18国复请置都护，光武帝不许。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始以陈睦为都护。次年，焉耆、龟兹叛，攻杀陈睦，遂罢都护。和帝永元三年(91年)，将兵长史班超平定西域，遂以班超为都护，驻龟兹境它乾城(今新疆车库附近)。公元102年，班超还洛阳，继任者有任尚、段禧。公元107年，西域乱，召任禧还，自此不复置都护。公元123年，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复平西域，遂以长史行都护之职。
收复南越是西汉王朝经营南方少数民族的措施。南越是秦朝龙川令赵陀代理南海尉据险自守，逐步占南海、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西汉建立后，汉高祖于公元前196年，遣陆贾为使者，立赵陀为南越王。从此，越族人们与西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原地区的铁制农具和生产技术继续传入南越。吕后时，“禁南越关市铁器”，赵佗乘机断绝与西汉的臣属关系，“自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后来赵兴继为南越王，上书汉武帝，“请内比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南越相吕嘉历相三王，实权超过王室，很不愿意放弃半独立的地位而受汉朝约束。公元前112年，吕嘉反汉，攻杀南越王赵兴及汉使。武帝派路博德、杨仆率大军10万攻入南越，招纳越人，讨伐吕嘉。吕嘉兵败逃跑，南越军大部分投降，后来吕嘉被追兵所杀，南越官员纷纷投降。武帝遂封许多南越贵族为侯，取消南越国。南越的桂林监居翁，也逾告西瓯40余万口，一起归汉。汉以南越、西瓯及其相邻之地立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9郡。南越地区重新成为汉朝中央直属的郡县，从而巩固了西汉王朝的东南部边界。由于汉族地区的人民不断南迁和许多越族人民迁居内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
羌人是我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汉朝羌人分布广阔，主要生活在青海东部河、湟一带，西北接西域，南达今川、滇地区。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人本以射猎为生，其酋长爰剑在秦厉公时为秦所执，学到了农牧技术，逃回羌人部落后教羌人田畜，遂以畜牧业为主。西汉时羌人受匈奴控制，汉武帝驱逐匈奴，开通了河西四郡，隔断了羌人与匈奴的联系。公元前112年，羌人先零部与封养部等联合起来，并与匈奴联络，合兵10万，围攻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安故(今甘肃临洮)，遂围枹罕(今甘肃临夏)，打算逐走汉人。汉武帝派李息、徐自为率军10万打败羌人，开始设置护羌校尉统领羌族诸部。羌人退出湟水地区，迁至西海(青海湖)周围沿岸居住。武帝便迁徙内地汉人前往充实河西，从事耕种垦殖。以后，羌人又多次反复，时叛时服，并与匈奴通谋，打算夺取河西，结盟订约，准备联合反汉。经过多次斗争，羌人陆续归顺，西汉加强了对羌人的控制。
【西汉的衰落和灭亡】
汉元帝刘奭，西汉第八位皇帝。公元前49年～公元前33年在位。汉宣帝长子，生于民间，母许平君。刘奭于宣帝在位时被立为太子，但因为他曾经向宣帝进言“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而不被宣帝所喜爱。宣帝甚至预言“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但顾念他是发妻许平君的儿子而没有夺他的太子之位。宣帝病死后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初元”。在位时期“崇尚儒术”，多次出兵击溃匈奴。公元前36年，汉将甘延寿、陈汤诛郅支单于于康居。至此，唯一反汉的匈奴单于被消灭了。汉匈百年大战于此告终。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亲，刘奭以宫女王嫱(王昭君)嫁之为妻。此时的汉朝比较强盛，人口数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顶峰，但也是衰落的起点。刘奭在位期间，豪强大地主兼并之风盛行，中央集权逐渐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又由于汉元帝过于放纵外戚、宦官，最终导致西汉的衰落。公元前33年，病死于长安未央宫，终年44岁。死后庙号高宗，谥号孝元皇帝。
汉成帝刘骜，西汉第九位皇帝。公元前33年～公元前7年在位。汉元帝长子，母王政君。由于是嫡皇孙，刘骜深得祖父汉宣帝的喜爱，常常陪伴于宣帝左右。元帝即位后，公元前47年刘骜立为太子。成帝继位后开始重用他母亲的亲戚，任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是西汉末年王氏家族得势的开始。后来篡汉的王莽在成帝年间开始受重用，公元前8年，王莽升为大司马。汉成帝的另一个比较有名的故事是他宠爱赵飞燕，并为此将他原来的皇后废黜，立赵飞燕为皇后，后来又纳赵飞燕之妹赵合德为昭仪。公元前7年，刘骜暴毙。史书说“帝素强无疾病”。由于成帝死讯来得突然，“民间讙哗”，众人归咎赵昭仪，皇太后命王莽领导官员调查成帝日常生活及病发经过，赵昭仪最终自杀。成帝在位27年，死时45岁。他的子女均为赵飞燕姐妹残害杀死，史称“燕啄皇孙”。汉成帝统治时期，政治腐败，成帝纵情声色、淫欲无度，大地主、大官僚兼并土地，导致铜车起义等农民起义爆发，汉朝从此衰落，病入膏肓。
汉哀帝是西汉历史上的第十位皇帝，元帝刘奭之孙，定陶王刘康之子。成帝死后，19岁的刘欣于公元前7年继位称帝，翌年改年号为“建平”。汉哀帝是历史上著名的昏君。史称汉哀帝少年时原本不好声色，是个熟读经书、文辞博敏的有才之君。即位初期，面对汉朝中道衰落的局面，哀帝很想有一番作为。他为此曾躬行节俭，勤于政事，颁布限田令、限奴婢令等法令，试图抑制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然而哀帝生不逢时，当时汉家王朝根基已动，无论何人也无力回天。哀帝的革新政策也因受到大贵族官僚的反对而失败，而长于权术的祖母傅太后的干政，使哀帝办起事来力不从心，结果导致权力外移，朝风日坏。面对失败和挫折，年轻的汉哀帝很快便气馁了。即位之初的锐气很快荡然无存，代之而来的是在声色犬马之中求刺激。这样，即位不久的汉哀帝便由一个颇有朝气的年轻有为之君，彻底堕落为一个比成帝还要荒淫腐败的昏君。汉平帝刘衎，汉元帝孙，汉哀帝的堂兄弟，中山王刘兴子。哀帝于公元前1年6月病死后，王莽为便于弄权，不肯立年岁较长的君主。立年仅9岁的刘衎为帝，是为平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元始。”刘衎在位5年，一说被王莽毒死。终年14岁。汉孺子刘婴，西汉末代皇帝。汉宣帝玄孙也。外戚王莽毒死汉平帝，次年从汉朝皇室中挑选了时年2岁的刘婴。因年龄太小，并未正式即位，仅当一个“皇太子”。王莽自称“摄皇帝”。公元8年，王莽将“摄皇帝”称号改称“假皇帝”，同年，王莽自称汉高祖刘邦要他做皇帝，便强迫刘婴禅位给他，建国号“新”，尊王太皇太后为皇太后，刘婴为定安公。至此，立国210年的西汉帝国灭亡。
【王莽代汉和绿林起义】
王氏擅权是西汉末年外戚王莽专权的先声。王莽东平陵(今山东济南)人，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汉元帝王皇后有同父兄弟8人及堂弟王音等。公元前33年，成帝即位，王皇后成为太后，她的大弟王凤任大司马大将军掌握政权，其余6个活着的弟弟相继被封侯，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王凤执政11年后死去，推荐王音继续执政。8年后王音死去，由王商继任执政。王商执政4年生病去职，由王根继任执政。5年后王根生病退位，又推荐其侄王莽执政。直到成帝去世，整整一代政权始终操纵在王氏兄弟叔侄手中，王氏一门担任2000石以上大官的23人，其中9人封侯，形成王氏擅权的局面。从上古到秦汉，外戚专权尊贵，从来没有像王氏这样突出的。王氏擅权是西汉继吕氏擅权后又一次外戚专权。
王莽代汉是王莽取代西汉建立新朝的事件。公元前16年，成帝下诏追封王莽父王曼为新都哀侯，王莽继承新都哀侯。公元前8年，王根告退，38岁的王莽被升为大司马大将军执政。辅政一年多，成帝去世，哀帝即位，王莽失势，回到封国。公元前1年，哀帝去世，70岁的王太后当天就接管了皇帝的玉玺，立即招王莽统领禁军主持政事，王莽重新被任命为大司马。王莽执政后，选择了年仅9岁的中山王，是为平帝。平帝即位3年，选王莽的女儿为皇后，平帝14岁时去世。王莽执政后，一方面排斥异己，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公元6年，王莽选择了只有2岁的子婴即位。这时，武功(今陕西扶风)县长报告，淘井时挖出一块白玉，有红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于是王太后下诏宣布王莽摄行皇帝之事，称为摄皇帝，改元居摄。这样王莽就在地主官僚拥护下，由“安汉公”到“假皇帝”，终于在公元8年，一脚踢开了刘氏政权的招牌，向皇帝一样朝见臣民处理政事，自立为皇帝，王莽代汉，国号“新”，以公元9年为“始建国”元年。王莽走完了夺取政权的最后一步。
绿林起义是王莽新朝时发生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王莽代汉后，在“托古改制”下，肆意掠夺人民，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公元17年，荆州地区发生饥荒，饥民拥立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为首领，发动武装起义。不久南阳人马武、颍川人王常、成丹等也率众加入，几个月队伍就扩充到七八千人。起义军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因此称绿林军。公元21年，王莽派荆州牧率军二万进攻绿林军，却被绿林军打得大败，起义军发展到5万多人，地方官无可奈何。公元22年这一带发生瘟疫，起义军便分兵转移，下山分散活动，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向西进入湖北，号称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凤率领北上河南，号称新市兵。王匡等北进途中，平林(今湖北随县)陈牧、廖湛聚众千余人响应，号称平林兵。汉朝王室刘玄参加平林兵队伍，后来称为更始将军。公元22年，汉景帝后裔南阳豪族、舂陵(今湖北枣阳)人，刘演、刘秀兄弟乘机图谋恢复，号称舂陵兵，与新市、平林兵联合，把队伍归入绿林军。5月，绿林军的新市、平林兵、下江兵联合大破官军，并包围了南阳。
昆阳大捷是绿林军全歼王莽主力的一次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公元23年，绿林军进迫宛城(今河南南阳)，不断取得胜利，立刘玄为皇帝，建立更始政权，攻占了昆阳。王莽派王寻、王邑率42万大军前来镇压，进攻昆阳(今河南叶县北)，用冲车和地道攻城，声势凶猛，昆阳城中只有八九千兵在王凤等率领下奋战坚守。刘秀同王凤、王常商议，派刘秀率13骑乘夜出南门组织援军，决定放弃一些地方，集中各地起义军援助昆阳。6月，刘秀率领各地援军援救昆阳时，刘秀乘王邑、王寻懈怠轻敌之机，率精兵3000人冲破官军的中坚阵营，向城里增援，各地起义军奋勇作战，王凤、王常率昆阳守军勇猛出击，里应外合，内外夹击，打败官军，歼灭了王莽军主力，王寻被杀，王邑率数千败兵逃回洛阳。昆阳大捷为推翻王莽政权奠定了基础。
【赤眉起义和刘秀统一全国】
王莽被杀标志着王莽新朝政权的垮台。昆阳大捷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各地豪强也打起反莽旗号，王莽在各地的统治陷于土崩瓦解，他能够统治的地区只有长安和洛阳。公元23年，绿林军向王莽展开强大攻势，刘玄命王匡领兵北攻洛阳，命申屠建、李松领兵西取武关进攻长安，两路大军进展神速。这时析县(河南西峡)人邓晔起义，响应绿林军。9月，王匡攻下洛阳，刘玄也移都洛阳。与此同时，西路大军势如破竹，逼近武关，武关都尉朱萌投降邓晔，邓晔开武关，迎接西路大军。邓晔任命弘农小吏王宪经为都尉，进逼长安，长安周围各县各组织数千人，自称汉将包围长安城。此时王莽已无兵可派，便赦免囚徒，组成队伍，但这支队伍一过渭桥便一哄而散。11月1日，起义军攻入长安宣平门，王莽在部分侍卫簇拥下逃跑。2日，市民朱弟、张鱼等响应起义军，火烧宫门，王莽逃到渐台。3日，王莽被商人杜武杀死。经过6年的浴血奋战，绿林军终于推翻了王莽的反动统治，取得了反莽斗争的胜利。
赤眉起义是王莽新朝时发生的又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公元18年，琅邪人樊崇在山东吕县起义，转战泰山一带，一年就发展到上万人。公元22年2月，赤眉军打败官军。4月，王莽派心腹更始将军廉丹和太师王匡，向赤眉军反扑，妄图一举消灭起义军。起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和王莽展开激烈战斗，樊崇亲率赤眉军参战，由于兵马众多，恐怕在战斗中发生误会，农民军染红眉做标志，所以称为“赤眉军”。这一战大破官军，官军死伤万余人，廉丹被杀，王匡狼狈逃走。成昌之战是王莽镇压赤眉军遭到惨败的一次著名战役。战后起义军声势大震，发展到10余万，王莽在东方的统治完全崩溃，赤眉军从此威名远扬。更始政权建立后，当刘玄进驻洛阳，樊崇率20多位赤眉军主要将领去洛阳投奔刘玄，由于刘玄处置不当，他们又于公元24年分两路进兵关中另谋出路。公元25年，赤眉军会师弘农(今河南灵宝北)，队伍扩大到30万人，同年樊崇立在赤眉军中放牛的15岁的刘盆子为皇帝，与刘玄的更始政权相抗衡，进逼长安。9月，赤眉军攻入长安，绿林军将领大部分投降，刘玄逃到高陵，被地方官软禁，只好投降，不久被暗杀。同年冬，20多万赤眉军在长安无法立足，引军东归，这时已平定了黄河南北，建都洛阳的刘秀正布置好阵势等待着收拾他们。公元27年春，东归的赤眉军同刘秀部将邓禹、冯异在崤山交战，先胜后败，8万多人投降，余部10万东进到河南宜阳，陷入刘秀设置的重围，赤眉军饥饿疲困，斗志丧尽，战败缴械投降。当年夏，樊崇被杀，赤眉军失败，为刘秀统一全国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刘秀即汉光武帝，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汉高祖九世孙。公元22年，汉景帝后裔南阳豪族刘演、刘秀兄弟乘机图谋恢复，把队伍归入绿林军。公元23年10月，刘玄派刘秀以“更始”政权使者的名义到黄河以北招集农民军，队伍扩大到几十万，稳定了在河北地区的统治。刘秀在河北站稳脚后，一面派邓禹率军西向关中，伺机向起义军进攻，一面派冯异监视更始政权设置的重镇洛阳。公元25年6月，刘秀在河北柏乡县即皇帝位，7月围攻洛阳，10月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称帝时，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统一，与全国割据势力和农民军余部比较，刘秀只占据了巴掌大的地盘而已。刘秀称帝后的第一个目标是消灭农民起义军，第一个战场在关中地区，派邓禹向赤眉军进攻，同时在豫西一带以重兵设置防线，利用赤眉军出关东归的时机，把赤眉军镇压下去。第二个战场在河南、荆州地区，分派岑彭、景丹向更始政权余部进行围剿，以稳固洛阳中心区的统治。第三个战场在河北，派吴权等人镇压其他农民军余部。农民起义镇压下去后剩下的就是许多割据势力，主要有秦郡的秦丰，巴蜀的公孙述，安定的卢芳。公元35年，刘秀派大将岑彭打败田戎后，中南地区基本归属。公元40年，安定(今宁夏固原)的卢芳最后投降，刘秀才完成了全国的统一的大业。
【刘秀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加强君权是刘秀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首先，刘秀着意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不用开国功臣掌握大权，给予优厚待遇。第二，制度上削弱三公权力，保留三公名位却不授实权，实际处理政务在尚书台，尚书台成为实际权力机构。有位的无权，有权的无位，防止大臣擅权。第三，行政上加强刺史的权力，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即13个州。刺史直接向皇帝报告情况，把地方长官的大权直接收归皇帝掌握。东汉末改刺史为州牧，逐渐形成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第四、加强监察制度。东汉初恢复西汉时曾设置的三套监察机构。御史台掌察举官吏违法，接受公卿、郡吏奏事。司隶校尉主要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本部各郡事务。监察权之大，“无所不纠，唯不察三公。”州刺史，巡察所属郡国，检阅刑狱，考察长吏政绩。第五、军事上削减地方兵力，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退功臣，进文吏是刘秀防范功臣、宗室诸王及外戚专权的措施。东汉初年，刘秀认为他的功臣多是戎马出身，不熟悉封建的典章制度，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可是他们又往往自持功高，不听命令，或不遵纪守法。为了表彰他们的功绩，刘秀封其中功劳最大的365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但却解除了他们的实权。除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3人参与议论郡国大事，其余大多数列侯成为闲员，只是“以列侯奉朝请”。这些列侯的食封地，最大的有4县，小的只有数百户。刘秀很重视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士人。他认为这些人既熟悉封建制度，懂得治理国家;又情操高尚，不与世沉浮。所以就多方访求，重礼征聘。平帝时的高密令卓茂不仕王莽，刘秀征为太傅，名儒伏湛征为尚书。刘秀称他的这一做法是“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政策。刘秀实行这一政策，使他能够较容易的“总揽朝纲”。
军事上削减地方兵力，加强中央军权。刘秀在建国不久，就下诏废除掌握地方兵权的郡国都尉，将兵权并归守、相。后又取消各郡、国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四种常备军。从此，守、相的军权被取消了，郡、国的军队很少，一般不能作战。大的战争要依靠中央的军队。扩大中央军队，中央军队有四支。在首都以南北军为核心。南军有两部，一部归光禄勋管辖，下设有7署，就是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监、羽林右监，掌守卫宫殿和侍从;另一部由卫尉统率，掌管宫门警卫;北军由北军中侯统领，下分为5营，就是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每营设校尉一人，掌管京师卫戍。另外在重要的沿边地区，设边防军，也是中央军的一部分。一为黎阳营，合幽、冀、并3州骑兵而成，驻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防守黄河以北。一为雍营，驻守雍(今陕西凤翔南)，主要是守卫三辅，也是首都洛阳西边的屏障。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察举和征辟是东汉选拔官员的制度。“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荐举。由郡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以“贤良”“孝廉”“秀才”等名目，把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征辟”也是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征，是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中央官署的高级官僚或地方政府的官吏任用属吏，再向朝廷推荐。随着东汉后期政治的腐败，权贵豪门贿赂请托，特权横行，“以族(门第)举德，以位(权位)命贤”，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这种腐朽的推举制度下，豪强地主盘根错节地控制着各级政府部门，封建的等级制度逐步凝固化，一批“累世宠贵”、“世代为官”的豪门阀阅开始形成。以“中兴元功”著称的邓禹一家。东汉一代“凡侯者29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13人，2000石14人，列校22人，州牧郡守48人，其余……不可胜数。”这些世家大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发展成为门阀世族。
【刘秀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
解放奴婢是刘秀缓和阶级矛盾，增加生产劳动力的措施。奴婢是破产农民转化而来的。奴婢大量存在，标志着大量劳动人手被迫离开了社会生产，转向于贵族、官僚、地主、商人的家内杂役。这对封建国家是很不利的。奴婢问题是西汉中后期的重要社会问题。刘秀称帝的次年，就下令解放奴婢，前后共下令6道解放奴婢的诏令。解放奴婢的范围，包括因贫穷而“嫁妻卖子者”，王莽时没入官者，被略者等。有违抗命令不解放奴婢者，以“略人法从事”。刘秀还3次下令禁止虐杀奴婢。“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尽管解放奴婢有一定的局限性，从年限讲，主要是王莽当政后沦为奴婢的人;从对象讲，主要是原来具有吏民身份的人;从地域讲，主要限于青、徐、凉、益等州，即在刘秀政敌统治区沦为奴婢的人。刘秀解放奴婢、禁止残害奴婢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自耕农沦为奴婢的趋势。对稳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增加社会劳动力，恢复发展社会经济，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为了增加社会劳动力，刘秀还采取了大批释放囚徒的措施。公元27年、31年就连续下诏命令各地“出系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按其罪，见徒免为庶民，乃最亡命，吏一文除之。”在秦朝和西汉，罪犯要罚为奴婢，或降到跟奴婢相同的地位。东汉以后，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把罪犯罚作奴婢的。
军队屯田和精兵简政
军队屯田可以保证战争供给，减轻人民的负担。刘秀在河北站稳脚跟后，在战争的间隙，就组织军队屯垦。屯垦的成功，使刘秀能够在公元30年，国家还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宣布：“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见收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三十税一是西汉的税制。在王莽时被废除，刘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恢复这种较轻的赋税制度，在政治上的影响是很大的。
精兵简政是刘秀采取的节省开支，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东汉初年，人口锐减，较之西汉末，史载户口才十之二三，而统治机构却和过去一样庞大。为了节省开支，刘秀在公元30年下令，裁并郡县，省减吏员“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约占刘秀当时实际控制县数的三分之一。又“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大约减少大小官吏数万人。第二年，刘秀又大量复员军队，大批劳动力回到了农业生产上。刘秀大规模精兵简政，这对减轻人民的兵役、徭役、赋税负担，是十分有力的。这样，社会秩序逐渐恢复。
安辑流民是刘秀稳定政局和巩固统治的措施。东汉前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大批农民破产，丧失土地的大多成为流离失所的流民。因此，东汉一代，流民问题成了尖锐的社会问题。流民的大量出现，直接影响封建国家的税收和徭役征发，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东汉王朝不愿也不能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但又不能坐视这一引起社会动荡的问题而不管，于是采取了一些社会改良措施，安辑流民。第一，通过赐爵，力求稳定自耕农民的社会地位。刘秀曾宣布“赐天下男人爵，人二级：对于已经流亡，从户籍上消失的流民，只要愿意重新定居，向政府登记户口的，也给予赐爵一级的优待，以防止人民流亡。第二、“假民公田”，尽量使个体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所谓假民公田，就是把国有的荒田和苑囿以及山林川泽租借给流民进行生产。接受假田的人，在头三、五年可以享受免除租税的待遇，国家甚至可以向假借公田的农民贷给种子、食量和农具，但过几年后要向国家缴纳40%以上的假税，并承担其他封建义务。第三、进行赈济和减刑戍边，以缓和阶级矛盾。在流民大量出现的情况下，东汉王朝不断采取赈济贫民的措施，三令五申妥善安置流民。对于一般的死刑，也减刑戍边，尽量缓和社会矛盾。尽管东汉王朝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但随着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小农的破产和流亡仍是不可遏止的。
【巩固统治的措施及豪强地主田庄】
度田就是清丈土地和核实户口。度田的目的除掌握确实的名籍和土地的数目，增加政府租税和赋役的收入，更主要的是企图通过户口年龄的检核，以控制和解散豪强武装。刘秀在公元39年下令度田和检查户口，以增加封建国家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但是度田不仅度农民的田，而且要度豪强地主的土地，郡县官吏大多都是豪强地主，他们当然不愿如实丈量土地，呈报户口，损害自身的经济利益。特别是河南、南阳等地区，度田官吏都知道“河南帝乡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的道理，根本不敢如实度田。那些既非“近臣”，又非“帝亲”的豪强地主，也凭借财势和度田官吏相勾结，大量隐瞒自己的土地。而且度田官吏还尽量把地主的租税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不仅丈量他们的小块土地，而连住宅村落都丈量在内，这就引起农民的反抗。刘秀知道度田不实的情况后，对舞弊官吏进行严厉惩罚，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及其他郡守10余人，皆下狱处死，并重申严格检查土地和人口。这更加引起豪强地主的不满，“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这样，刘秀实行度田，引起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反抗。农民的反抗是为了保卫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豪强地主的反抗是为了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这些反抗，以青、徐、幽、冀4州为甚，给东汉王朝以极大的震动。面对这种局势，在对豪强地主妥协让步的前提下，软硬兼施，把反抗平息下去，同时不得不取消度田，并公开宣布。显然刘秀度田的失败是豪强地主的胜利。它意味着，违背豪强地主的利益，刘秀就不能巩固他的统治，就有重蹈王莽覆辙的危险。这就使豪强地主的田庄经济在东汉迅速发展起来。
豪强地主田庄是东汉社会的一大特点。汉初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政权，采取了诸如“复故爵田宅”、奖励军功等各项政策措施，培植了大批豪强地主。豪强地主通过侵夺民田、接受封赏等各种方式主动或被动获得大量土地，并最终形成地主田庄。东汉王朝建立后，由于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盛行，土地兼并的迅速发展和西汉末年的战乱等原因，豪强地主建立了一个个封建地主田庄。地主田庄的内部，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占有大片土地和山林川泽，种植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还经营手工业、渔牧业。四川出土的一些画像砖，刻画着地主宅院外面的大片稻田、池塘、山林和盐井;山东滕县出土的画像石，则表现了地主田庄中冶铁的情景。东汉后期崔寔著的《四民月令》还记述了地主田庄进行各类粮食及农副产品买卖的情况。地主田庄的多种经营，保证了各类生活资料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依赖外界供应。在田庄里，剥削者和劳动者每每是聚族而居，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豪强地主利用宗族血缘关系作为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手段。豪强地主的贫困的宗族亲戚，大多成为地主田庄的劳动者。田庄的主要劳动者还有宾客，徒附和奴隶。他们对豪强地主有极强的依附性。田庄的依附农民除了向田庄主交纳实物地租外，还要为田庄主服各种劳役。豪强地主田庄还拥有私家武装，称“部曲”“家兵”，由依附农民组成。他们在农闲时操练军事，平时为地主豪强看家护院，巡守警卫，战时则随豪强地主出征打仗，地主田庄的出现，是封建生产关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由于东汉地主田庄的大量存在，使东汉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表现为封建国家的强大和统一的巩固，而是表现为封建国家的贫弱和政治局势的不稳定。地主田庄的私人武装虽然在平时起到了维护封建秩序，镇压人民反抗，保卫地主田庄的作用。但由于它是地主田庄经济的产物，在中央控制无力的情况下，它又可以表现为统一的对立物，成为封建割据的重要因素。每当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之际，就出现一个个豪强地主，率领着大群的宗族宾客、徒附，或择地以避乱，或筑坞以自保。在农民起义的年代里，豪强地主田庄也表现出它的反动性，田庄的地主武装就成了农民起义的死对头。
【东汉前期的统治】
汉明帝刘庄，东汉第二位皇帝，汉光武帝刘秀第四子。公元57～75年在位。年号永平。明帝即位后，一切遵奉光武制度。汉明帝热心提倡儒学，命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等习经，又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子立学于南宫，号“四姓小学”，设置“五经师”以授其业。注重刑名文法，为政苛察，总揽权柄，权不借下。他严令后妃之家不得封侯与政，对贵戚功臣也多方防范。明帝在位期间，基本上消除了因王莽虐政而引起的周边少数族侵扰的威胁，使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友好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永平元年，辽东太守祭肜使归顺汉朝的鲜卑首领偏何击破赤山乌桓，西自武威，东尽玄菟的塞外诸族皆来内附，边境屯兵得以省罢。永平元年(58年)，明帝又设置度辽营，并命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以监护南匈奴。公元73年，窦固、耿忠等分兵四路征伐北匈奴。汉军出酒泉塞，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明帝诏置宜禾都尉，并留吏士屯田伊吾卢城。其后，窦固又以班超为假司马与从事郭恂出使西域，由是西域诸国皆遣子入侍。自王莽始建国元年(9)至此，西域与中原断绝关系65年后又恢复了正常交往。次年，窦固、耿秉定车师后，又奏请复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此外，随着对外交往的正常发展，佛教已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并于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佛教庙宇白马寺。明帝之世，吏治比较清明，境内安定。加以多次下诏招抚流民，以郡国公田赐贫人、贷种食。永平九年至十二年，由于“岁比登稔”，出现了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繁荣局面。永平十三年，王景修治汴渠完工，又消除了自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汴渠东侵之害。因此，史书记载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光武帝末年，全国载于户籍的人口为2100多万，至明帝末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激增至3400多万。
汉章帝刘炟，东汉第三位皇帝。汉明帝刘庄第五子，母贾贵人。公元75～88年在位，凡14年。年号：建初、元和、章和。汉明帝永平三年(60年)，立为皇太子。在位期间，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采取优惠政策募民垦荒，以公田赐予贫苦农民，并减轻田租，贷给或给予粮种、田器，或为雇人耕种，鼓励人口增殖，减轻徭役赋税，招抚流民。行宽厚之政，除去以往一人犯谋逆等大罪则亲属皆受牵连的禁令，命罪人减刑迁到边境地区。禁用酷刑，以尚书陈宠之议，除刑罚残酷的条文50余条。注重选拔官吏，以得廉能之吏为政治清明的保证。章帝在位期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使国家兴盛、政局稳定，社会安宁，东汉社会生产持续上升。两度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依靠西域各族人们击败了亲匈奴的势力，“威震西域”使得西域地区重新称藩于汉。章帝与汉明帝共称“明章盛世”。提倡儒术，建初八年(83年)，选高才生受学《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因经学家多分歧，集中诸卿、博士等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并命班固将讨论结果整理成书，名为《白虎通德论
》(又称《白虎通议》《白虎通》)，这部书系统地吸收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形成今文经学派的主要论点，是董仲舒以来儒家神秘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历法，始用李梵等所作的《四分历》。章帝还是一位书法家，他的草书非常有名，被称为“章草”。章帝由于过分抬高儒教，致使一些官员求虚丢实，开始腐败。章帝在防范外戚专权方面未能继承父祖遗训，过于放纵外戚，开启后来外戚专权之端，导致汉和帝时期外戚专权，直接性的导致东汉的覆亡。
【匈奴的分裂和西迁】
匈奴分裂是匈奴衰落的开始。王莽篡汉后，西汉以来中央政府与各少数民族之间所形成的臣属关系也陷于瓦解。匈奴单于利用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的机会，控制了西域及东北的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势力日益强盛。匈奴单于勾结河北、山西的割据势力，经常深入长城以南，进行骚扰掠夺。初建的东汉王朝因忙于稳定中原地区的统治，无力对付匈奴的侵扰，一直采取以防守为主的策略。公元46年，匈奴单于死，匈奴贵族间爆发了争立单于的斗争，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裂痕。公元48年，匈奴南边8部共立日逐王比为呼韩邪单于，至五原归附东汉王朝，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刘秀接受南匈奴的归附，令其居云中，不久又徙居于西河郡美稷县，设匈奴中郎将进行监护。南单于则遣侍子入朝，南匈奴诸部分置于北地、朔方、云中、定襄、西河等沿边8郡，协助东汉防御北匈奴的侵扰。蒲姑单于率余部继续留居漠北，控制西域诸国，称北匈奴。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的依附，极大地加强了东汉王朝的北部边防，南匈奴入塞内居，逐渐改变了游牧生活，慢慢地南匈奴与汉族交融在一起，对北部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窦固窦宪出击北匈奴
窦固、窦宪出击北匈奴是东汉反击匈奴的重大军事行动。南匈奴归附汉朝后，留在蒙古草原上的北匈奴势力大为削弱，数次被南匈奴击败，“却地千里”。北匈奴无奈，从公元51年后不断向汉朝遣使朝贡，要求和亲。东汉政府采取礼尚往来，报答使者，以求和好安边。但随着匈奴力量的削弱，原来受匈奴奴役的乌桓、鲜卑也先后摆脱了北匈奴的控制。南匈奴、乌桓、鲜卑归附东汉，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北匈奴跟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使其最需要的生活日用品的获得十分困难，北匈奴遂不断寇扰东汉的边缘郡县。公元73年，汉明帝派窦固率军大举反击，分兵四路出击北匈奴，深入北匈奴腹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往北追击匈奴于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并留屯于伊吾(新疆哈密)。公元74年，征服车师(吐鲁番)，复置西域都护及戍、己校尉。汉章帝时，北匈奴日见穷蹙，《后汉书·南匈奴传》“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后，鲜卑击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复自立，乃远引而去”。公元89年，汉和帝又派窦宪、耿秉率军与南匈奴左谷蠡王部万余骑，邓鸿率度辽营及引边羌胡骑兵8000与南匈奴左贤王等部万骑，以及屯屠何单于率领的骑兵1万多分3路出击，与北单于大战于嵇落山(蒙古西北部)，连战皆捷，北匈奴81部20多万归降汉朝，窦宪大军直达爱杭山，去塞3000余里，刻石记功而还。
北匈奴是在东汉打击下走向败亡和西迁的。公元90年，汉军与南匈奴骑兵8000远征北匈奴，北单于受伤后仅带轻骑数十逃跑，其夫人及家属均被俘获，北匈奴单于败逃到乌孙。公元91年，窦宪派兵追击北匈奴至阿尔泰山，大获全胜。北匈奴部分投汉，部分归鲜卑。其余残部或降或叛，出没于天山南北，继续与东汉争战，屡为边患。其踪迹直到2世纪中叶，才不见于记载。《后汉书·窦宪传》说：“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似乎从中国史籍中消失了。实际上北匈奴的余部逐渐西移，越过中亚细亚迁往欧洲，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北匈奴西迁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悦般时期。公元91～公元160年，迁居在乌孙西北(约在今额尔齐斯河一带)，还派使臣企图恢复和亲，但遭到拒绝。第二阶段，康居时期。公元160～260年，大约在鲜卑兴起后，他们再西迁征服康居(阿姆河、锡尔河一带)，从此逐渐与中原失去联系。第三阶段，粟特时期。公元260～350年，大约居于今咸海一带。第四阶段，阿兰时期。公元350～374年，大约居于今黑海北岸顿河草原，此后他们对欧洲历史发生重大影响，而与中国再没发生过任何联系。
【班超班勇经营西域和羌人起义】
班超经营西域是东汉王朝对西域行使权力的开始。西域都护府在公元前60年设立，西汉末年和王莽时期国势衰落，西域各国与西汉的联系中断了，匈奴乘机进入西域。由于东汉王朝初建，无力经营西域，西域大部分国家皆归附北匈奴。公元73年，班超从窦固出击北匈奴，以假司马率兵分别击伊吾，战于蒲类海，遂被派遣出使西域，争取西域摆脱匈奴归附汉朝。班超首先来到善膳，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决定袭击匈奴使团，当晚率领随从36人奔袭匈奴驻善膳的使团，匈奴使团百余人全部被消灭。第二年春，班超又废掉北匈奴所立的龟兹人疏勒王，改立疏勒古王子，汉王朝重新设置西域都护府和戍己校尉。公元75年，匈奴复来争夺西域，攻破车师，围攻戍己校尉，焉耆等国乘机攻杀都护陈睦。汉朝撤回戍己校尉，也不再派都护，班超返回途中，于阗国王和官员甚至抱住班超的马腿不让走，班超又返回疏勒，稳定了南道局势，打通了丝绸之路。公元87年，班超征发于阗等国2.5万军队攻莎车，斩杀5000余人，莎车请降，龟兹等军败兴而返。从此，班超军威大振。公元91年，东汉王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重新建立对西域的统治，这时，焉耆、危须、尉犁三国不肯归降。公元94年，班超征发龟兹、膳善等国7万多人讨伐焉耆，诱焉耆王、尉犁王汛等擒送到陈睦被害处杀掉，另立亲汉的焉耆大官元孟为王，西域五十余国全部归附。班超任西域都护一直到公元102年，此时已年过70才返回洛阳，一个月后便病逝了。
班勇经营西域是东汉时期继班超经营西域之后对西域的经营。公元107年，东汉撤消了西域都护府。公元123年，汉安帝决定派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500出屯柳中(今膳善西)。班勇招降了龟兹、姑墨、温宿等国，征发诸国兵万余进攻车师前部，击败北匈奴伊蠡王，俘获5000多人。于是，车师前部始复开通。公元125年，班勇征发敦煌等郡骑兵6000及膳善、车师前部等国进攻车师后部，斩杀8000余人，获马畜5万余头，俘车师后部王军和北匈奴派驻车师的使臣，斩于索班没处，以报其耻。公元126年，班勇发诸国兵进攻北匈奴呼衍王，呼衍王败走，余部2万多人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