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古装诵《三字经》就是学儿童国学三字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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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伙伴问:幼儿园小朋友学习《弟子规》、《三字经》这类国你支持吗?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幼儿园小朋友的年龄

幼儿园的小朋友的年龄3-6岁(周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部头的书本了,他们要怎么学呢?每天背?背不出来要抽打手心?背不出来不给饭吃?

对这些国学类的书,作为大人的我们学习了吗?会背了吗?让孩子去学习的理由什么?为了孩子好?既然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学?

不懂孩子的科学教育,不懂孩子的年龄特征,不懂孩子的学习特点,看到了一个听说好的,就去了,传销人员还是1040工程很好呢(不懂的请百度,非常非常恶劣的事情),你要不要带着孩子一起做这件事情呢?

对不起,一想到有家长想要带着孩子去学国学,情绪有一点激动,我激动的原因是学习的对象是幼儿园小朋友,如果是青少年的话,我一点都不会激动,我反而会很支持。

所以,我现在给你一个明确的我的答案:

我不支持幼儿园小朋友学习《弟子规》、《三字经》这类的国学!!!

如果是你的话,你支持幼儿园小朋友学习《弟子规》、《三字经》这类国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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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人问我,古代文论研究有什么用、有什么出路?我说,没什么用,没什么出路,也不要什么出路。《史记》《红楼梦》研究有什么出路。我们需要找的不是出路,而是进去的路。那是一个逝去的故土,是我们可以续接给养生命的故乡。西哲有云说,一个不知出生之前的事的人永远只是没有发蒙的小孩。同样,一个没有故园的人,如果有灵魂的话,也如断线的风筝,不知所起,不知何归。然而这种文化态度,新文化运动以来可谓熹微罕见。学院派更多是振振有词的应用思维,江湖派则充满神神叨叨的秘笈思维。毫不具备稽古之力的作家们却能无畏地去寻根,结果把传统抽象成一堆阴森古怪的意象人物,并就地文化弑父。毫无右文之心却把传统当信仰甚至当宗教的复古之徒,则用表态和热情代替原原本本地学习,或宪政,或神道,结果那一脉心香几乎化作文化恋尸癖。於时保之、於时守之的文化保守,兼具着知识传承与情感寄意,岂是没有内容的流连涵咏、没有理解的同情敬意可比?岂是唯物史观的古为今用者、借尸还魂的空疏复古者可比?

  国学自有自己的种属,传统文化自有自己的源流。不幸的是,从大学讲堂到茶肆会所,甚嚣尘上的反倒是妄人们主持的国学招魂。各种古籍以解密、启示、智慧等名义纷纷出版各种读物,以及各种读经活动、国学夏令营、国学总裁班,各种讲座、论坛,以致打坐养生、扶乩问卜。其中大多把一些基本蒙学当国学,把国学当道德妙药,把中医神秘化,把儒学宗教化,从气功热到各种中医养生热再到儒家宪政,个中多半是明白的精明商人或真诚的愚妄信徒。这边大学要求入学交《弟子规》读书笔记,那边操场一群小朋友穿着汉服头顶着插根一次性筷子的一次性纸杯齐声诵读《三字经》。盛哉,国学!

  而热闹的前台是一颗颗耀眼的大师。什么李一、文怀沙,穿一身道袍或蓄一把银髯,就装神弄鬼,妄自高标。上海的“大师”把“致仕”自然地理解为“入仕”,台北的“大师”把“季氏旅于泰山”果断地当成去泰山旅游。有个“中国国学院大学”这样的机构,更是自诩自己是中华传统文化产业大军的黄埔军校,中国国学大师、文化学者的摇篮,在自己网站上也公然地宣布姜昆、胡晓晴、斯琴高娃为国学院大学国学博导。像这样的机构不知凡几。在一些三线城市,却可以看到高悬的“中华易学研究会”的彩福,在一些村镇路口可以看到“孔子研究中心”,等等其乱象也绝不止于民间。香港一家影响极大的电视传媒不顾节操地为某市冠以中华开头的研究会录制专题节目,竟然号称研究《周易》的连“经”“传”都不分。在这个教育产业化的今天,有些全国排前十位的大学也公然在商言商地为一些国学总裁班授学位。诸如此类,简直不胜枚举,以致有人高喊:“国学啊国学,多少行商假汝坐贾!”

  这种乱象在高校中同样突出,其荒唐程度并不亚于民间。举一个例子。本世纪初的前后几年,华中科技大学有位机械制造专业的副教授,大名熊良山,长期在该校讲解《道德经》。然而,其自编教材《道德经浅释》被王煜先生批揭为“百孔千疮”的《魔鬼词典》。书中的错误无处不有,可谓“满纸荒唐言”。聊举几例: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翻译成“道,可以叫道,也可以不叫道。可以叫‘道’这个名,也可不叫这个名”;“大方无隅”的“大方”解释为“不吝啬”、“慷慨”;“牝牡”的解释则刚好反过来,“牝”为公、“牡”为母;“如享太牢”解释为“像坐大牢”;“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掌权的人闷闷不乐,人民喝得酩酊大醉。当政的不断检查人民始终不断缺席”;“为天下谷”解释为“天下的稻谷”;“复归于婴儿”解释为“归根结底是传宗接代”,等等,举不枚举。然而这么低劣荒唐的人文课堂,却一度声价极高。2004年5月10日一个极有影响力的报纸以《引进华中科大》为题分三节盛赞其人其事。几天后,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报纸不甘人后,于5月13日刊出《人文之光照耀科学摇篮》。

  “熊良山事件”曝光后,整体问题并没有改变。一些低于批判的武器的讲座更加盛行高校讲坛课堂。有高校的领导自己崇拜于丹,竟公然在大会宣称现在请于丹要经过外交部批准的莫名其妙的论调。庸俗的成功学加上成功的商业运作,像于丹这样对“民无信不立”“言寡尤,行寡悔”都解释错误的电影学博士,成为高校人文教育的榜样,实在令人担忧。有些学校随便就请一些只有虚名的江湖派进神圣的大学讲堂,一进来就大谈“道可道,非常道”应该断成“道,可道非常道”,“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其实是“唯汝子与小人难养也”,却也能博得阵阵愚蠢的掌声。一些高校选修课开设门槛低,只要老师申报有学生选修,就能开成,于是一些毫无古典修养,文言还是当年高考水平的非文史科老师凭着对传统文化的爱,就大胆地将几本蒙学当国学,找些励志的故事就大讲《三字经》、《弟子规》。

  其实大学不跟着庸俗浅薄、装神弄鬼、贪财好物,保持好自己的身段,守护好学院派应有的节操,那么其话语权自然就有力量,风行草上,民间社会的乱象自然难以滋蔓秽杂。为此,政策层面上,应该对大学的传统文化课有要求,操作层面上,高校应该对传统文化课有准入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必须杜绝商业渗透,必须专业师资主持。而这又需正本清源,纠正一些谬论:第一,传统文化不是万能的,既不能帮助治疗生理疾病,也不能专治社会风尚;第二,传统文化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教育无关,更与作为民粹分子的狂热信仰无涉。同时,树立一种态度:第一,传统文化是知识体系,是思考资源,是情感培育的土壤,是历史教育的武库;第二,传统文化研习目标是形成一个现代人的历史感、古典情怀、文化判断力、理性意识和忧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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