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是在移动的地面上建构事物。不再有可以纵览全局、绘制人类生活方式图的地方（山顶）），没有了阿基米德支点，可以从它出发再现全世界。山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岛也一样：没有人能够毫不含糊地占有一个被圈住的文化世界，从那里开始向外的旅程并分析其他的文化。人类生活方式的相互影响、主宰、模仿、翻译和颠覆日益增长。文化分析总是陷于差异和权力的全球运动之中。无论人们怎么定义，此处不严格地使用的“世界体系”一词，现在已把这个星球上的社会联系在一个共同的历史过程之中。

只有通过编造、伪造和编排才能达到通过别的方式所无法达到的更深层次的真相。

任何文学写作者一定会带着他个人的前史、他的身心、他的理解、角度、修辞，在非虚构的写作中，他力图捕捉和确定事实，但与此同时，他是坦诚地自我暴露的，他站在那里，把他作为个人的有限性暴露给大家，从而建立一种“真实感”。

约翰·霍洛韦尔（John Hollowell）在勾勒1960年代美国非虚构写作兴起的时候，将其产生归结为现实的冲击性与狂暴性的结果：“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前面去了”。在二战后的大变革时代，每天发生的事情不断地混淆着人们的认知与体验，在一个如此流动和难以捉摸的社会里，社会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看起来在不断地让位于每天发生的事情，作为美国生活动乱的直接产物，标志着非虚构小说和它的作者的主要特征在于：创造了纪实作品形式和各式各样的公开陈述形式。在杜鲁门·卡波特、诺尔曼·梅勒以及汤姆·沃尔夫等人的作品里，作家是以一个我们时代道德困境的目击者的角色出现的——他们拒绝去创造虚构的人物和情节，而是将自己变为作品中的主角，常常像—个当代地狱之行的导游。作为一种故事形式，非虚构小说综合了小说、自白自传和新闻报道的各种特点。这个完美的故事形式的融合，引起了评论上困惑：什么是小说？小说和非虛构文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一些作品在什么情况下是文学，又在什么时候仅仅是新闻报道？“世界末日”的感觉和灾祸即将来临的心境渗透在这些著作中，作家经常感觉自己像是最后一个人，因为人在这个大众社会里越来越非人性化，文化面临着无政府状态的威胁，文学看起来也行将过时，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忧虑。非虚构对现实主义小说家所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来说是一个尝试性的解决方法：对于在一个社会激变时代里激烈变化着的现实而言，它已被证明是一种适宜的叙述形式。

在追溯中国“非虚构”写作渊源的时候，霍洛韦尔的这些观点经常被批评家和学者们征引为自身合法性的奥援。事实上在作家那里，也经常可以听到类似的表述：生活的冲突与诡异之处永远大于小说的戏剧性，现实的复杂与繁乱全然超过了作家想象力的承载限度。早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那种出于见证刚过去历史的企图的非虚构写作已经现出这个苗头：冯骥才感到在面对巨大社会灾难时候虚构的无力，受美国记者和电视人斯特兹·特克尔（Studs Found，1980）的启发，开始用“口述实录”的形式记录“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历程”，后来结集为《一百个人的十年》。在实际的操作中，冯骥才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与记者之间立场与方法的不同，“于是我在对选择访谈者上，注重人物的独特性和代表性，还有口述内容的思想价值；在口述过程中着力追究访谈者的深层心理，还要彰显个性的细节”。尽管没非虚构之名，冯的操作和观念（个人视角、道德态度、主体介入以及实录精神）俨然已经具有后来的“非虚构”写作的种种特质。这种特质产生的原因当然可以像霍洛韦尔一样归结于随着当代社会的加速度（在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尤为显著），因而我们无法用一种起源叙事将非虚构写作追溯出某个起点，诸如夏衍的《包身工》（1935）那样的报告文学式书写；或者给出一个从王石、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1960）到徐迟《哥德巴赫猜想》（1978）的发展脉络，因为对于写实主义传统和深度报道以及新闻特写的刻意区别正是“非虚构”写作一开始就明确标榜的诉求——这种新型写作方式的倡导来自于对社会现实和文学现状的有意识应对。外部现实不再是习见的“现实”了，现实与非现实、奇幻与事实之间的界限发生了混淆，给内部现实也即人们的主观认知带来了极大困惑，造成了写作者定义“现实”的困难和既有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手法的窘迫，逼迫他们必须谋求新的写作形式。如果只是停留在现象描述与原因归纳之中，显然并不能真正理解和解决非虚构的中国问题。如我们所知，非虚构写作在中国文学界的兴起乃至兴旺固然有着文学自身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困境的自发反应，更直接的事件性因素则来源于体制内文学刊物（比如《人民文学》）的明确倡导，进而带来大众媒体的跟风和受众群体的扩大。因而，非虚构写作既是文学问题，也是媒体问题，当然更是社会文化整体性结构转型的问题，而它所应对的是中国当下经验的变革。

经验具有中国特殊的层面。中国自身有着内部地域、人口、宗教、语言、宗教、文化的多样性，仅从生产生活方式而言，就包含有工业、商业、游牧、农耕、渔猎等多种形态，而农耕方式里也会有稻作与麦作的不同，东南沿海与西南山区、西北高原、东北平原无论从物候到人文都差异极大，可能某个来自东南部的观光客在东北大兴安岭或者青藏牧区看到的是某种被现代性进程所废弃的生活，而新疆边境的某个少数民族成员一生中也没有见过一次大海。广袤中国的这种多元性与一般现代民族国家不同，所以有学者就将之称为“超社会体系”或者“跨体系社会”。王铭铭提出用“超社会体系”来理解中国，协调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说的作为一个思想方法的“中国”和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所说的作为不同地区社会的集合体的“中国”，“针对的是社会科学‘中国化’中面对的整体与区域、东部与西部、‘社会’与‘民族’之间关系出现的一些学术与现实难题”。中国的区域多元、民族多元已经是客观物理事实，而如果按照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将“文明”理解为超越政治实体的宗教-哲学地区性体系的话，它同时还具有宗教-哲学的多元：“中国自身是文明各方的汇合地，在这个板块上，不仅有‘儒教’，及其他‘世界宗教’，还有诸如中南美洲的‘土洋结合’、非洲的‘分裂与统一’之类的现象”，同时在单个民族、单个区域内部也是多元的。这使得如果要真正理解、呈现和阐释中国问题，需要一定程度上超越“帝国”或者多民族国家的认知框架，将其视为超越但又包含社会性的体系，涵盖了诸多小于自身的亚社会存在和大于自身但作为局部又被涵括在内的因素。

这种由于空间多元带来的社会复合性无需抽象的思考演绎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更为复杂的地方还在于空间差异性与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关联起来之后，会转化为一种时间的差异性，而后者真正意义上带来了一种将当代中国从纵向的现代性同质化时间中解放出来的可能——它使得某种横向时间进入到认知当中，从而“将主体的活动——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文化的还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礼仪交换的，等等——放置在接触、交往、碰撞、融合、对立等等关系之中解析其意义”，如同汪晖在讨论“跨体系社会”作为方法时所说：“由于将横向关系置于中心，这个社会形成的模糊性、流动性、重叠性等要素不但不会被消解，反而能够被突显为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社会差异在这里被转化为一种弥散性的关系，而不是一组并置但相互隔绝的主体。……在这种混杂性、重叠性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的肌理不能化约为个别的元素，每一个‘社会’成员可以从这个横向关系中建立自己的认同，但这个认同绝不是对这些实际的关心的排斥和遮蔽”。这种话语试图超克现代以来的民族-国家以及一系列模仿民族主义的主体性论述，将主体放入到区域性的视野当中进行关系性、流动性的论述。

以上两种宏观理论规划，立基于理念类型的抽绎，而就流动性而言，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性的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其变革的速度远快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仅以19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的四十余年而论，政治经济层面的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思想文化层面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伴生的儒学与传统的复归，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并生，几乎是以内爆的形式激进而又稳固地更改了既有的整体性文化风貌。从观念层面而言，作为有着“大一统”传统的多元国家，当下中国也正面临着启蒙的“态度同一性”的断裂：“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知识圈内部，基本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文化权力场域：以重新塑造国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权力内部的理论界、以现代学院体制知识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学术界和以民间的、跨学科的公共领域为活动空间的公共思想界。”但这种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90年代同80年代的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从‘同一’走向了‘分化’”，“公共空间被重新封建化、割据化，一个统一的公共思想界不复存在”。这种情形在新世纪以来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呈现出尤为晦涩含混的面目，从表面上来看，伴随着消费与娱乐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层面的扩展，知识分子群体的分裂更为激烈而话语的冲突更为尖锐；但是内底里一种分裂式的精神与思想状况则逐渐显形——以中产阶级及其模仿者小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思想观念正在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并且将自己体现为一切彼此矛盾的话语的底质和基础，拥有了文化领导权般的面目。当知识分子群体分化而成的秉持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群落同时，某种核心稳固的价值观正在艰难地探索过程之中，现在的情形是，它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担当起如此的重任。

当代中国经验的这种内外挑战是非虚构写作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但这种经验还包括着另一维度：它既有着中国特殊性的因素，也有着超出于“中国特殊”的普遍性层面的多重现实，即市场化、资本化、消费化和技术化的全球蔓延，构成了几乎每个当代中国人都身在其中的环境，它由直接经验、间接经验和虚拟经验的多重部分组成。直接经验包括流动性的日常，肉体的感官所接触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在商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既有的形形色色共同体（包括血缘、地缘、宗教、族群等）纷纷瓦解，进入到一个以资本、技术与消费为法则的命运共同体之中，这是一种泰勒（Charles Giddens）所说的“脱域”经验：“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人口与信息都在急遽位移，相应的间接经验则是全球性的娱乐休闲、个人关注、消费沉浸和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文化，它们从总体上构成了一种“时代精神”和认知范型，在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合力之下构成了当代人的生产、生活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和框架。技术所带来的信息普及乃至爆炸进一步让虚拟现实进入到日常现实、生理现实和物理现实之中，从而带来前所未有的感知革命。

历史发展超越于个体认知能力的无法捉摸，造成了定见的消逝，经验的多重则挑战着叙述现实的方法，非虚构只有放置在这种背景之中才能得到有效解释。人们发现当下中国的经验与表述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断裂，在文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现代以来所形成的文学制度与系统之中，小说是强势文体，而以古希腊戏剧为源头的模仿诗学延伸到现代所伸展出来的再现与表现手法，形成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并行潮流。就中国文学而言，从批判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先锋小说到新写实主义而下的发展，将浪漫主义的抒情、自然主义的写实、现代主义的变形与荒诞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关于小说写作的主流。但是，一方面在信息日益庞杂与碎片化的时候，现实主义的整全性受到了质疑，而与之相关的关于“现实”的信念也被打破。另一方面，当扭曲、抽象、象征、寓言式的隐喻写作试图在总体上表现社会、时代与现实时，很容易走向脱离公众的歧途，并进而在日趋私人化中失去它的传播力。还有一方面则是伴随着市场制度及其意识向文学领域的延伸，一种以娱乐与消费为目的的写作在侵袭着文学的社会担当和伦理责任，矮化了它的社会形象。这就是我们在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纯文学话语中所见到的现状，它腾挪辗转的空间即便没有全然封闭，也已经变得极其狭小，而至其末流，则使得文学写作从形式到内容都日益趣味化和风格化，从而丧失它的公共性，失去它在现代以来的文化参与性潜能，而重新退缩降解为前现代时期的形式卖弄、个人抒怀表达或后现代式的娱情遣兴和被资本所驱遣的消费。这里面固然有着言论空间拓展的原因，即政治思想、制度改革、自由与民主化诉求无需借助文学的曲折途径而直接言说自身，文学自己的疆域化和封闭化也难辞其咎。顺理成章的，对于多元而又统一的中国而言，曾经以东部或汉文化观念为主要题材的写作在地方性和文化多样性兴起的当下也失去了其解释力与效用。

我们可以说，对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双重不满是非虚构写作诞生的前提。这种情形在60年代的美国表现为：“小说分离成虛构的和经验的模式并不必然地预示着形式的死亡，但它确实反映出文学艺术与经验的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在现在的文学转变时期，现实主义的小说衰落了，这是很清楚的事情，因为它不能将我们经验的巨大变动的意识表达出来。小说家们对现实主义的不满导致他们在语言和故事形式方面进行试验。尽管虚构主义可能是小说家们应付眼前困境的一条出路，但到了六十年代末，像非虚构小说这样的纪实文学已成为重要的选择形式。”有意味的是，与这种文学上的非虚构趋向几乎同时，在社会科学上（尤其是历史民族志、文化政治学、文化批判、日常实践和隐形知识的分析、情感的结构批评、异想世界的符号学）则呈现出逆向而驰的情形：由后结构主义所引发的“语言学转向”倾向，对于叙述、符号、修辞、书写形式在“科学”中所起到的作用有了近乎范式转换式的认识。体现在人类学民族志中的“写文化”式反思，将再现的透明性与经验的直接性置诸于反省的境地：“民族志解码又重新编码，说明集体秩序和多样性、包容和排斥的根基。它描述创新和结构化的过程，而它自身是这些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文学”程序渗透到“科学”话语的生产过程之中，任何一种用语言所表述的话语都无法摆脱语言、符号自身的暧昧、多义、隐喻、风格与修辞，哪怕它在客观理性的外表之下极为稀薄而又竭力掩饰其痕迹。毫无疑问，到20世纪中叶之后，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的分歧呈现出弥合的倾向，至少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如此——文学向科学渗透，社会科学式的方法也进入到文学之中，它们彼此都不再拥有那种假想的纯粹。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将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忧郁的热带》或者巴利的（Nigel Barley）《天真的人类学家》当作妙趣横生、细致精妙的文学作品来看，也可以从奈保尔的一系列旅行记类作品、张承志《常识的求知》中的篇章读到田野调查式的观察和堪称严谨的学术考证。这些非虚构作品以其经验的质感和个人化的思考而较之被现实映照得乏力的虚构作品，在读者那里引起更大的兴味。

就像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另译吉尔兹）所观察到的，在非虚构写作最初兴起的年代，全球知识界同样发生了扑朔迷离、斑驳不清的影像，令人难以捉摸：哲学探讨看上去像是文学批评，科学性的讨论却形似文学的小品文，巴洛克式的奇情幻想展现为不带情感的试验性观察，历史则由方程式、图标和法庭的证言所构成，文献读起来像是忏悔录，语言写得又像是文化志文件，理论性的论文格调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