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圈为啥都追《大秦帝国》？_东方财富证券-慢钱头条
金融圈为啥都追《大秦帝国》？
金融圈为啥都追《大秦帝国》？
最近，金融圈流行追电视剧《大秦帝国》。其实，那个时代的很多事儿，放到今天的背景中，就是投资策略的经典案例。
孙武、白起之争
孙武，是很多华尔街人都非常佩服的。具体有多红呢？投机大师斯坦利克罗这样评价孙武的《孙子兵法》：“我曾一再阅读，至少每个版本读了五次之多。”在克罗心里，孙武的策略可以跟美国最伟大的投机者利佛摩尔相提并论。
电影《华尔街》里，男主角戈登·盖柯就曾引用《孙子兵法》，大部分操纵股市的谋略也出自它；续集《华尔街：金钱永不眠》中，金融大鳄倒背如流《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有句话：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意思是，湍急能将大石冲走，是因为使它有巨大的势能；猛禽搏击雀鸟，一举可致对手死地，是因为它掌握了最有利于爆发冲击力的时机。
这投资的道理一致。牛市垃圾都能上天，熊市来了，故事再好没人信。投资成败，除了要顺应大的市场趋势，也讲究时机，不分牛熊、贸然出击，自然所获甚少。
其实，春秋战国的牛人，还有比孙武厉害的，那就是白起——几乎战无不胜，奠定了秦国统一的基础。
秦王多次叫白起出战，但他就是不去，理由是不具备作战条件。白起百战百胜，其实靠战争研判能力，而不是说白起任何情况下都能打胜仗。
孙武说上兵伐谋。意思是打仗最好谋略取胜，没事不要打仗。所以，孙武的思想是打仗最好玩智力游戏。这和他身处吴国分不开。估计最多没考虑过吴王怎样能统一天下这种事。
白起不一样，必须跟每一个国家死磕，直到打得对方没实力，才能让秦王统一六国，靠嘴炮顶多称霸，不能真正削弱敌人——所以，白起是当时的战国四名将之首，类似当今涨停敢死队总舵主那个意思。
秦（汉）与罗马
每当关于秦汉史的影视节目热播，总有“秦（汉）朝和罗马比哪个更强”的网络争论出现。很多人看来，秦（汉）和罗马的对比，就是东西方文明的对比。
作为欧亚非大陆人口和信息流动的十字路口，最早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都出现在中西亚，东端中国、西端欧洲（主体部分），农业文明出现都比中西亚文明晚，属于第二代次生文明，多少受中亚第一代文明的影响，发展节奏上体现某种同步性。
从统一的过程和早期帝国模式来看，秦和罗马也有很强的相似性。首先，两个帝国都起源于偏远地区的中等国家。
罗马地处亚平宁半岛西岸，虽然属于地中海文化圈，和地中海东部繁荣古国相对隔绝，属于比较落后的农业国，也不发展海洋贸易，最初几乎没有远方强权想来掠夺它，希腊学者如、希罗多德完全无视了罗马的存在（距罗马崛起还有200年）。
秦朝也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地处西部边陲，和蛮族杂处，被中原诸国视为半文明化的次等国家。孔子著《春秋》，提到“郑”251次，“晋”311次，“楚”163次，“秦”只有41次，可见秦国地位之低。
第二，两个国家都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扩张阶段，秦和罗马的国家机器几乎就是军队附属，男性国民亦兵亦农，耕战结合，提升社会地位的最好方式是战功。
第三，两国都建立了严格的法律体系。秦朝被称为“法家”典范，秦律令被汉朝以及整个中国文明继承；罗马法典则影响了整个欧洲，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最大遗产之一。
第四，两国在征服阶段都采取了明显的殖民统治手段。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国家，化为行省，派出自己的总督管理；秦朝占领关东六国，设置郡县，理论上官吏可以从全国选拔，有军功授官，吏员提模式。
但实际上，由于秦朝立国时间短，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派往各地的官吏实际上是旧秦国军政体系的延伸，秦国军政官员明显凌驾于关东各国的人民和旧贵族之上。当关东群雄造反，秦国无力镇压的时候，秦皇（子婴）也采取了辞去帝位，重新做秦王的政治表态，以放弃殖民成果的方式来换取政治谅解。
客观地说，落实后面几项制度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无非是弱化本国农民对旧贵族的人身依附性，直接向国家纳税，服兵役，把全部人力动员起来征服其他贵族国家。
但是，之前的文明国家大多形成于青铜时代，往往不适应铁器时代的新形势，贵族阶层不愿放松人身依附制，不敢直接动员农民的经济和军事潜力，所以必须经过“变法”才能形成新的国家机器。
秦国和罗马都地处本文明圈的边陲，青铜时代的文明遗产较少，所以最先转型成功，打造了前所未有的军国主义机器，组建新型帝国。可以说，由秦和罗马（或其他边缘文明国家）完成本文明圈的首次统一，有一定必然性。
“硬”而不“韧”
然而，仅靠奖惩维系统治的军事帝国虽然很“硬”，但也有另外一个属性：脆。
帝国国土还在不断扩张时，大多数野心家会懂得隐藏自己的想法，但一旦帝国遇到外部或内部危机，或是最高统治权的传递出现争议，官员和将军的私心就体现出来了。
比如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和赵高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可以操纵的继承人。而在陈胜吴广造反之后，秦国派往边疆的远征军团往往坐视秦朝崩溃——比起挽救帝国，赵佗这样的将军对自立为王（如南越）更感兴趣。秦朝因此快速覆灭。
罗马也一样，实际上罗马帝国在变成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前，从未建立稳定的帝位传承体系，每个皇帝去世都是一次政权危机，甚至不等皇帝去世，就会发生兵变。
除非皇帝在位时将自己的继承人培养成实力强大的新军阀，否则很难保证继承人通过内战考验。许多时候，近卫军可以选择皇帝甚至拍卖皇位，当然近卫军选定的皇帝也会立刻面对外省将军的挑战。罗马帝国经常会同时存在三四位皇帝，然后在下一代的内战中重新归于一体。
从公元前27年屋大维自封奥古斯都开始，到307年君士坦丁即位，334年间有近百名将军成为罗马皇帝，正式统治过国家的70多位，其中近50名皇帝不是死于内战，就是死于刺杀。
公元235年至284年，罗马26个皇帝只有1个是正常死亡。可以说，罗马皇帝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位，死亡率比角斗士都不差。当然，考虑到秦朝三个皇帝，两个被人干掉，还死了一个准皇帝扶苏，东方统治者也同样高危。
后继的汉王朝从秦末战争中吸取了足够多教训，一方面“汉承秦制”，另一方面从开国之初就在政权中引入儒生。到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开创了此后2000年的儒家传统。
儒家思想和行动的核心是“礼”。孔子尊奉的周朝教育体制要传授“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排在第一。刘邦建国，请来大儒叔孙通做顾问，叔孙通的第一件政务就是为新兴的汉朝廷确定礼仪，让追随刘邦的军功贵族按礼仪参拜皇帝。
为何作为“形式”的礼，能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因为道德本身无法操作，体现具体的操作流程，才能落实。
儒家利用祖先崇拜，从宗族开始提倡秩序和服从，确立一国之内的长幼尊卑，就是通过礼制来实现的。
这一制度并不像法家那样推崇效率和奖惩，对违规行为也缺乏明确的约束，但在制度上确立了中央政府和皇帝的道德地位，要求全国的官僚、地主和农民都尊奉这个最高权威，而不仅仅是畏惧刑罚、服从上级。
当然，儒家并不能单独支撑一个大国。因为从包含亲情和血缘关系的宗族，到幅员几千里的大国，管理方式天差地别。
所以，儒家、法家思想必须相互配合，才能支撑新帝国。法家建立一套严密的官僚体系，搜集资源，组织军队，惩罚违规者，震慑敌人；儒家宣传普世的道德，用礼仪制造行为惯性，让叛乱和分裂者承担道德压力，让底层的官僚和地主也因为自身利益支持最高统治者。
大陆另一端，罗马帝国因为内海而存活下来，没有像秦朝那样迅速覆亡。但到了三世纪以后，缺乏统一意识形态已经成了罗马帝国的核心问题。
底层民众、地方精英对罗马政权的专横不满，体制内执掌军权的权贵都有做皇帝的心思。就算是已经获取最高权力的皇帝，也不想接受一个皇帝非正常死亡率过半的体制。从上到下，整个帝国都知道要改变了。
君士坦丁代表帝国做出两个重大决定——迁都、接受基督教。
几百年来，欧亚大陆西部，罗马一直是超然于所有城市的超级城市，即便偶尔不是皇帝的居住地，也是文化中心和元老院驻地，以近百万人口傲视全地中海，是当之无愧的帝国核心。现在君士坦丁在黑海和地中海之间建新都，还带上了元老院，等于重心东迁。
如果仅看地中海的形状，貌似东迁意味着从地中海的中部偏西搬到了东北部边缘。但必须注意到，东部不仅有黑海这个次级内海，还能通过多瑙河、顿河、第聂伯河、尼罗河和富庶的大河流域联系。从水运角度说，东地中海比西地中海更便于水运交流。
此外，君士坦丁堡处于海峡、准地峡的交叉点，是海路和陆路的四路交叉口，任何一个方向上受到压力，都可以指望从其他3个方向获得支援，的确是最好的建都地点。
基督教的创立是犹太教内部矛盾导致的偶然事件，但基督教的传播与成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罗马帝国制造的发展空间。
罗马帝国一方面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语言环境，另一方面内战频发，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和阶层矛盾，整个帝国都急需超出地域和种族的意识形态来弥合矛盾，国家机器却完全无视这种需求，只会空泛地宣布皇帝是需要敬畏的神灵。
所以，当罗马公民保罗把基督教带回首都之后，基督教的传播就一发不可收拾，最终迫使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教——他已经没有选择了。半世纪之后的狄奥多西皇帝宣布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
地理和历史
这篇文章到这就快结束了。显然，本文绕开了最受欢迎的话题：秦汉朝和罗马谁的军事力量更庞大？谁的工程技术更强？谁经济更发达？
然而，对于改造自然能力很差的古代国家来说，赢得某个单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统治者更多考虑如何因地制宜地解决现实问题。所以，秦（汉）与罗马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理、气候、周边环境的区别，而不是发展水平的优劣。
比如说，比较军事力量时，秦汉帝国在单一战场上集中的兵力似乎更多，而罗马军团的职业性似乎更强。但这恰恰是因为罗马军团在战略上可以靠海运提供后勤，秦汉帝国需要大量的辅助兵来保障陆路后勤线。
又比如罗马城有近百万人口，比起长安洛阳都有优势，但这一方面是因为海运粮食方便，另一方面也因为罗马长期维持殖民帝国体制，给本土尤其是首都居民以特殊的福利，供养了太多和经济、军事职能无关的贫民，并不体现经济总量的差异。
总的来说，罗马和汉朝的繁荣年代都拥有5000万上下的人口和400万平方公里上下的温带国土，考虑到农业社会的个体生产力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可以认为秦汉和罗马是水平相近的两个古典文明。对具体的指标做过多比较意义不大。
两个文明真正的差异是对后世的影响。如前所述，中国最终以统一的面貌迈入现代世界，罗马帝国则先自西向东逐渐碎裂，最终变成几十个小国。在中国逐渐完成工业化补课的今天，可以说政治上的统一和分裂，是秦（汉）和罗马给后世留下的最主要遗产。
政治遗产的区别当然有很多因素。比如说因为欧亚大草原西部的水草相对丰美，欧洲（尤其是西欧）在连续几百年内遭受了游牧蛮族的入侵。比如说欧洲距离中东沙漠民族较近，更容易从一神教核心地带接受宗教影响。
又比如说欧洲因为铁矿品位高，长期未发展出中国的生铁熔炼技术等等。但无论如何，从地图上看，亚欧大陆西端最明显的地理特征就是地中海的存在，中国本土则是完整的陆地，这势必会影响到帝国的组织方式，进而影响帝国的政治遗产。
秦帝国没有内海的交通便利，二代而亡，无意间为后继者创造了一个主动转型，从诸子百家中选择最合适意识形态的机会。
而罗马帝国靠内海化解了多次危机，却始终未能从内部世俗社会找到合适的“软件”，被迫接受外来的基督教，以缓和矛盾。
随着时间推移，海洋的通行便利不能一直垄断，教会的“维稳”反过来会威胁世俗政权，即便君士坦丁以后的罗马帝国双管齐下，也未能挽救地中海世界的帝国传统。可见福祸相依，难说地理因素会对“文明竞赛”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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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长：夏泽民　总编辑：屈胜文　　　　国内统一刊号 CN61-0002
专栏·连载
在汉代，文学意味着什么
&&□穆涛&&文学这个词，在汉代的观念里，比今天宽，也厚实。&&文学一指文章经籍，《诗》《尚书》《礼记》《易》《春秋》五经之学。《史记·儒林列传》写到刘邦杀项羽之后，“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灾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司马迁借公孙弘之口给文学的定义是，“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当年的文学家有三个硬条件：饱学与真知灼见；文章笔法讲究；还得“恩施甚美”，这个美字相当于今天美学里的美，不是表面的，是深层次的，给社会，给人生带来深层次的审美享受。杜甫有一句诗，与此遥相呼应，“文章千古事，声名岂浪垂。”&&在汉代，文学还是一种选官制度，当时科举考试未兴，是察举制，推荐制，地方大员向中央举荐的人才里，即有贤良文学一科。贤良文学是当年的高端人才，属特举。大致的流程是，依皇帝诏令，地方官吏把举子送至朝廷，皇上廷试，举子策对，之后按见识高矮授官。皇上高兴了，会追加提问，一策之后，还有二或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是这么出笼的。贾谊和晁错都是经历这种严格遴选脱颖而出的。&&汉代和今天有一点相类似，是依靠农民取得的政权，天下打下来了，但管理国家的经验比较少。汉代是“汉袭秦制”，国家管理的多方制度沿袭秦朝。军事上沿用“二十等军功爵”，货币用“秦半两”，（12铢钱，旧制24铢为一两）。历法用秦始皇颁行的“颛顼历”，以颛顼历纪年，一年伊始的首月，是今天农历的十月，而且不叫正月，称端月。汉朝经历了刘邦、吕后、文帝、景帝之后，武帝是大帝，不仅开疆守土，还建规立制。实行货币改革，停“秦半两”，用“五铢钱”。维新历法，废《颛顼历》，颁行《太初历》，我们今天的农历纪年方法，是由太初历完善而成的。&&汉武帝在文化上的贡献也是伟大的。秦朝是先军政治，走军国主义路线。武帝尚武更崇文，“今上（武帝）即位。……于是诏方正贤良志士”，“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治礼次治掌故，以文学为官”，“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列传》）“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汉书·董仲舒传》）文学在武帝时期是显学，全国瞩目。&&汉代的文学观是大方大器的，强调“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但“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是写在前边的。比如贾谊的文章，《吊屈原赋》《鵩鸟赋》文辞讲究，但《过秦论》被《史记》收录、《论积贮疏》《论铸币疏》被《汉书》收录，因其洞察社会趋势与走向，看破世道焦点所在，文学作品被史家采信，是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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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商鞅向秦孝公提出变法的3年后，他被任命为秦国的左庶长，正式主持了变法。此前3年时间里，秦国内部为了变法的事宜一直在争执，最终以传统贵族们的妥协——同意变法而告终。　　所谓变法，就是对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后世的政治、经济改革，也都选择了同样的字眼作为改革的专有政治术语当时的秦国，在综合国力上已经远远落后于同时代的齐、楚、燕、赵、魏、韩六国（后称关东六国）。究其原因，是因为铁器和耕牛的广泛使用，令当时的农业生产出现了跨时代的技术革命，而经济制度和税收制度，却双双不能满足当时生产力的要求。典型的社会问题都集中在土地与税收上。譬如：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后，隐瞒在私人手中，成为私有财产；同时贵族之间通过转让、互相劫夺、赏赐等途径转化的私有土地也急剧增加。而当时的税法没有与时俱进地进行更改，把税源只锁定在旧的国有土地上，这使得新垦私田成为避税的天堂。因此，一些先知先觉的国家纷纷先后开始了经济制度和税制的改革。　　在秦国变法之前，关东六国均已完成了改革，在新制度与新技术的双重推进下，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国库充实，导致了国家综合实力的大幅度提高。　　　　秦国选择改革的时间比关东六国晚很多，用冠冕堂皇的说法，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制度为生产力让路。但是更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式，逼得秦国不得不改弦易辙。自战国时代始，各国的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那个时代并无和平发展的原则，强国对弱国的做法只有一个，武力吞并。应该说，秦孝公算是个智者，他感觉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的危机，因此才选择了谋求变革的道路。商鞅的出现，是迎合了秦孝公的需要。　　商鞅向秦孝公提出的政治观点非常鲜明，而且极端：农战。这两个字就概括了未来秦国的基本国策，也成了商鞅执政的政治诺言。　　商鞅所提倡的“农战”政治路线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个战争机器，民众要做的只有耕种和战争。或者说，耕种也是为了战争这个核心目的所服务的。这点从他载入史册中的言论就可以清楚，他策动战争的潜在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鞅的制度改革，直接作用于经济的政策，在《史记》中记录的并不多，最为重要的部分只有两句话：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前一句，即对土地的政策上，学界是有所争议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商鞅将土地私有化，另一种观点是商鞅不仅没有将土地私有化，而是加强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管理。而在商鞅变法的同一时期，关东六国已经完成了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改革。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我们可知，商鞅变法前，秦国积弱已久，而变法后几年，秦国竟然一跃跻身至强国之列。联系到变法前土地类私有制（贵族非法占用国有生产资料）而导致经济发展不振，若说将土地私有化催生了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显然是逻辑不通的。　　况且除了《汉书》中记载的董仲舒言论外，再无别的资料可以证明，当时秦国采用的土地政策是私有制。反倒是《云梦秦简》和《青川秦牍》中的记录可以佐证，商鞅变法时，秦国的土地政策是实实在在的国有制。因为在其中记录了当时种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却单单缺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对于土地私有制来说，这显然不够合理。而授田，也只能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才能完成。将国有土地强化管理，统一调控，平均分配，才是商鞅变法真正的土地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甘龙、杜挚等贵族极力反对变法的根本原因。商鞅的政策，等于剥夺了贵族们占有国有土地的特权，直接破坏了他们的经济利益。至于说什么法古无错，只不过是贵族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披上道德的外衣而已。若商鞅变法是要把国有土地私有化，怕是这些贵族们要纷纷高举双手拥护了。　　历史没有假设，于是孝公归天后，商鞅被车裂了。秦国时候男人都变到政府户口本里，几个男人出几个劳役兵役，杀人越多得到奴隶和爵位农庄封赏越多。女人生越多孩子越受褒奖，此外还需从事劳役。基于土地国有化制度强化的思路，商鞅变法中其它的部分就很好理解了。如授地后，设定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如每个农户所获得土地数量及向国家缴纳的赋税都相等；如改百步周（小）亩为二百四十步秦（大）亩；如努力耕种者可以免除徭役（劳役和兵役）等。这一系列措施，着实解决了秦国经济发展缓慢的问题，而且改善了因经济落后而导致综合国力落后的窘境。　　单看这些，似乎商鞅成了劳苦大众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这并不是变法的全部，因此商鞅也不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　　商鞅的政策还有一部分是吸引外来人口落户秦国的，如从外国迁来的居民，会享受到国民的待遇，同样得到授田。商鞅也鼓励小家庭，政策里明确指出，一个家庭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财别居，自立门户，各自耕种生产，否则要加倍征税。　　这一政策，核心的目的是增加秦国的人口，提高秦国的劳动生产力质量。增加人口是这政策目的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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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才刚刚起步 （全文完）
秦王朝是古代中国人建立统一国家的第一次、也是不成功的一次尝试。但它是个虽败犹荣的英雄，是世界国家制度史上的一朵奇葩。
秦代以政府直接主导生产部门的计划经济；细致周密、公平透明的法律系统；条令化、规范化的行政机制，无疑具有极强的现代性。秦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用经济、律法、社会改造的综合手段造就的一个法西斯帝国。到２０世纪前的两千年世界文明史中，都难有望其项背者。
然而秦人走得太快太远，他们的创造远远超越了他们的时代，无法被一个正处在幼年期的农耕社会经济所长期容纳。因而在统一之后，当时的条件不允许它从军国主义向和平体制演变。而在目力所及的限度内已无可以征服的对象时，法西斯文明也就丧失了生命力。
秦王朝留下短暂而辉煌的一页之后灭亡了，但中华民族趋向＂和平的大一统之境界＂①的进程，仅仅是开始而不是结束。由于秦人忽视文化的努力，而把对全部的精力倾注于行政管理的完善，所以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优秀的技术样板。正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秦代的官制、郡县制、法律、等等被汉朝全盘接收，之后历代的发扬都没有脱离它的基本蓝图，使中国在近代以前一直处于世界文明的前列。而秦人开创的中央集权的模式，依然影响着现代的中国。
任何一种文明的演进，都和人一样，有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秦朝亡国之惨，足以令人触目惊心。但汉人不具备现代的科学研究手段，不能找出秦亡之根源所在。只得出于机械的观察，本能地反其道而行之。
汉初，经过秦末战争的血洗，地广人稀。凡登记在户籍內的编户， 可以依法佔田，即为私产。由秦代的＂授田制＂改为＂名田制＂，国有土地制度基本被抛弃了。地主私有制从此真正被确定下来，成为其后所有封建王朝的基本经济模式。此后土地兼并屡屡成为严重问题，只有通过改朝换代的重新洗牌来解决，任何内部的改革，如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都只能以失败告终。
秦以猛纠，汉以宽济。汉初政治崇尚黄老之道，政法务求宽简。在政府税收上，严守＂轻徭薄赋＂的原则。刘邦始定“十五而税一”，汉文帝、景帝时期，减至“三十税一”，甚至还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诸侯分封制度。
在政治及思想领域，首先是废除秦代“挟书律”，任诸子百家学说自由发展。②，“天下众书往往颇出” ③。汉文帝“欲广游学之路”，沿用秦代博士制度，广纳各派学说。周霸、衡胡、主父偃等人＂皆以《易》至大官＂④。同时积极为知识份子参与政治提供出路，汉武帝时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而之前＂文学＂已成为选官＂察举＂的标准之一。为广大平民阶层出身的知识份子打开了有进仕为官之门。
但是黄老之道的放任无为，亦暴露出它不可能成为维持统一所能依赖的长期路线。在汉兴七十余年之后，诸侯骄纵不法，元老功臣排挤皇权。“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 ⑤。
秦始皇的博士淳于越建议分封皇室亲族，以为枝辅。但刘邦时代异姓侯王的反叛、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皆证明诸候分封早已为时代所抛弃。但叛乱平定之后，情况依然不妙，“宗室有国，公卿大夫以下，争夺奢侈无限度。” ⑥
这时候人们重新意识到，高度中央集权乃大一统国家所必须。汉武帝一上台便着手改革。可贵的是，他的＂建元新政＂把思想文化政策作为首要措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学统一政治思想，确立主流意识形态。＂儒术＂比起＂法术＂，显然更能担负起文化载体的重任。因为前者是一种哲学思想，而后者更偏技术。但儒学能被汉武帝看中，并为后代所有政权遵循，并不是偶然的。
儒家思想，归根结底是宗族宗法制度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也最适应中国农耕经济的社会结构。两千年来，儒家思想与宗族宗法制度、地主土地私有制相辅相成，把中国文化铸造成一个树大根深的体系，保证了这个文明的长青。葛剑雄说得好: “客观地说，儒家适合中国农业社会。汉武帝只是完成了儒家作为权威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如果儒家不适合中国社会，就算再有几个汉武帝‘独尊儒术’也没用。”
但是，“独尊儒术”，同时也是汉统治者重新捡起秦代思想禁锢的开始。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汉武帝初即位，曾下诏各地＂举贤良方正＂。丞相卫绾便上疏阻止：“所举贤良，或治刑名纵横之术，徒乱国政，罢之。”⑦
不难发现，这些言论，与韩非和李斯的法家思想如出一辙。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知识份子政策－秦朝不给知识份子任何出路；汉朝以后，给知识份子出路，但只有一条。
从汉代以儒家道德品行为标准的＂察举＂制度开始，到隋、唐科举制度的建立，天下平民知识份子的思想学术只能限制在一个标准大纲之内。自明初始，朱熹章句定为标准教材，连儒家范畴内的学术也＂标准化＂了。清康熙年间，思想界进一步僵化为理学独存，“钦定《紫阳全书》以教天下万世，其论遂归于一”⑧。这与商鞅所提倡的＂一言＂、＂壹教＂，又何其神似！
毛主席曾蔑视地说，秦始皇才坑了四百多个儒。其实真应该骄傲的不是他而是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他们以朱熹理学为锁链，埋葬了全中国的知识份子的灵魂。直到＂和平大一统的境界＂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破。
清末＂维新变法＂的失败，原因众说纷纭。然而对照秦统一后试图统一文化的失败，两者共通之点，皆因本身文化和社会基础根深蒂固，并且一贯适应原本的状态。所以改革几乎不可能。
从那以后的两百年来，中华民族曾多次被逼到命运悠关的转折点。正所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今后的中国，又当走向何方？
①钱穆－国史大纲
②《汉书·惠帝纪》
③ 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
④《史记·儒林传》
⑤《史记·平准书》
⑥《通鉴》卷16）
⑦ 荀悦《汉纪》
⑧ 民国《吴县志》）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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