沫若回到重庆还不能算真正回到故乡，从渝州到嘉州虽然路程已经很近了，但于戎马倥偬之际一直未及归省。乡下早就来人敦促，而他总觉得自己之所以归国，完全是为了抗战，现在还没有作出什么贡献，哪有心思回去探亲呢。后来听说父亲久已卧病在床，不时处于昏迷状态，他这才下了决心告假两周，带了也在三厅工作的侄儿郭培谦（五哥翊新的儿子，1910—1962），一同乘水上飞机返故乡。
这是一九三九年二月下旬的一天，飞机停在乐山城外的肖公嘴。少年时代的沫若，不是曾在这里听到过凤凰鸣叫吗？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尤其当此“万里关河烽燧绕”的年代，故土已面目全非，哪儿再能追寻凤凰的踪影！反正他也无心领略风光，只想尽快赶回绥山之麓的沙湾老家。然而毕竟是故乡的山山水水，儿时的回忆不想追寻也会触景生情，一路上感慨自然不免油然而生：
依然碌碌一庸才，廿六年后始归来。
何处海棠香讯在？草堂寺内几徘徊。①
“海棠香国”的骄子重新回到父老乡亲们的身边，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众人把他推上用方桌临时搭成的讲台上，请他发表演讲，他开口第一句就说：“离别了二十六年的家乡父老兄弟们，我是一个不肖的子孙……”
思子心切的郭朝沛已届八十高龄，卧病以来由沫若的元配夫人张琼华和四姐郭麟贞悉心侍奉。沫若一回到家，立即来到老人病榻前，跪在地上轻声呼唤着爸爸。泪流满面的四姐见父亲迷迷糊糊没有反应，便用拇指和食指比着一个“八”字伸到老人眼前，意思是说“你的八儿回来了”。这一举动可真灵验，老人面对这个“八”字，果然微微张开双眼，缓缓地偏转头看着跪在他身边的人，很吃力地点了一下头。过了片刻，老人启齿即询问孙子、孙女的情况，他哪里知道八儿尚有四子一女被抛置在海外，更难明白媳妇立群不久又将给他增添一个小孙儿。沫若泪眼莹然，想想当年母亲于弥留之际还不断地用微弱的声音呼唤他的乳名，再看看面前深切惦念自己的老父，心中好不伤悲。
老人深明大义，三月九日正逢他的诞辰，沫若与家人本来准备为他做寿，他却以国难期间不令铺张为口实，阻止了儿孙们的孝行。他喜欢大家围坐在病榻前，听八儿谈抗日救国的事。沫若说：“有人以为日寇强大，来势凶猛，其实，只要我们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抗战，前赴后继，最后胜利必定是属于我们的。现在抗战已经一年多了，日寇当初扬言三个月内荡平中国的狂妄叫嚣，不是破产了吗？”他见父亲连连颔首，便进一步解释了要郭培谦参加三厅工作的道理，说：“你的儿子为抗日尽力，你的孙子也要为抗日尽力，这也叫前赴后继嘛。”老人的脸上展现出慈祥的笑容。①
“少小离家老大回”，与家人重新团聚多么快慰。兄弟姐妹，还有众多的小字辈，济济一堂，情谊怡怡。五哥翊新和元弟翊昌喜绘水墨画赠人，沫若则忙着为他们题诗写跋。五哥给侄女珩瑛画了一幅荷花，沫若题诗云：
亢节婷婷上千荷，污泥不染意婆娑。
万千险境都经过，方信人间乐事多。
元弟给四姐麟贞画的是梅花两枝，并配以芭蕉叶，沫若在跋中说：“余见此则思及父母，盖梅花寓有祝寿意也。”由此又忆及儿时因与五哥翊新偷盗芭蕉花为母亲治病而备受父母笞楚的事，不禁感叹“而今父衰母逝，橙坞大哥亦早归道山”。
至于婚后第五天就开始独守空房的张琼华，此时又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二十多年来，她一直把自己生活中的最大不幸深深地埋在心底里，从没有表现出任何哀怨。她孝敬公婆，操劳家务，赢得了全家人的尊重和信赖，公公、婆婆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无论走到哪里，婆婆都要把她带在身边。丈夫的照片始终端正地挂在自己房间正中，结婚时的家具一件件擦拭得光亮照人，她还把他幼年时代读过的书籍、用过的文具、所写的作业本和诗文手稿、取得的毕业证书以及后来陆续寄回家的书信，全都珍藏着。沫若对她尽管没有爱情，然而充满感激之情。家人早就告诉过他，母亲临终前曾留下遗言：“他日八儿归来，必善视吾张氏媳，毋令失所。”①因此，现在他当着父亲的面，对张琼华一躬到地。②他在给兄弟姐妹以及小辈们题画留诗的同时，也给琼华写了两首，并逗趣地说：“你如果往后没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十个大洋。”③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雷霆轰炸后，睡起意谦冲。
庭草摇风绿，墀花映日红。
江山无限好，戎马万夫雄。
国运升恒际，清明在此躬。
民国廿六年九月赴昆山访辞修，遇敌机轰炸，在明远室中小卧片时后作此，距今一年将半，望清新之意无问今昔。书付琼华。
另一首为七律《铁佛披金色相黄》，在短跋中亦有“书付琼华”的字样。①这次沫若没有在家久留，为了及早返回重庆，三月十日就告别了父亲，首途乐山，在城里小住两日，以拜会亲朋和地方官府。先去行政专员公署，专员不在，秘书坐在那里懒洋洋地摆出一副似搭理非搭理的架势。沫若暗自高兴，“行客拜坐客”本系例行繁文缛节，他就是希望“坐客”不在才好，可以省掉许多事。于是留下了一张名片：
本意无非表示他已来过，哪知秘书接过名片一看，象触了电似的，一下子从长足竹椅上弹了起来，点头哈腰完全换了一副嘴脸，奴声奴气地说：“啊！厅长！专员是有事才出去的，不知几时回来。厅长住在哪里，请告诉我，回来我向他说，好去拜望。”沫若淡淡地回了一句：“还没有住定。”便转身走了。
沫若真正想拜见的是自己的业师、原乐山高等小学堂的帅平均先生。跨进县立中学教员院帅先生的寝室，沫若亲切地叫了一声“先生”，随即趋步向前欲跪拜，帅先生赶快扶住，连声说：“使不得，使不得。”让他在身旁坐下。面对三十年不见的老师，沫若热情祝颂他健康长寿，先生则频频称贺学生的成就。当话题转到经学上来之后，帅先生列举了自己读过的沫若所写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极为赞许；沫若半躬着身子，恭敬地表示：“我在经学方面，所以能够有那样一点成就，完全是得自先生的教诲和赐予。”先生听后乐呵呵地笑了起来，笑得是那样慈祥，笑得是那样甜蜜。
从帅先生处出来，沫若信步重访乌尤寺。登上乌尤山绝顶的尔雅台，临江远眺，感事怀人，不由得勾起对老友朱德的思念之情，遂成七律一首：
依旧危台压紫云，青衣江上水殷殷。
归来我独怀三楚，叱咤谁当冠九军？
龙战玄黄弥野血，鸡鸣风雨际天闻。
会师鸭绿期何日，翘首嵩高苦忆君。①
听说郭沫若荣归故里，乐山各界人士均欲集会欢迎，并纷纷请他演讲。最大的一次会是在嘉州公园中山堂前的广场上举行的，沫若妙趣横生地从追溯往事谈到抗日斗争形势，说：“父老兄弟姐妹们，朋友们，同学们！沫若今天和大家见面讲演的地方，是我幼年被学校‘斥退’的地方，”他用手指着中山堂前的一根柱子，“也许，这根柱头就是挂我‘斥退’牌的柱头，……”群众报以一片热烈的掌声。接着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道理，并引导大家展望家乡前景：“铜河百万匹马力的水力，到时候必定供发电之用，铜河流域的天然森林，也必将化为一望无际的烟囱……”场内鸦雀无声，场外还不断有人群往里涌。为了容纳更多的听众，会议主持人征得沫若应允，临时将会场移到了乐山最大的广场——月咡塘。
三月十二日，沫若仍乘水上飞机返抵重庆。不到四足月，父亲病逝的噩耗飞来，便偕立群怀抱刚生下三个月的汉英，于七月十一日星夜回家奔丧。由于沫若的声名和业绩，“内则上而国府主席，党军领袖，下而小学儿童，厮役士卒，外则如敌国日本反战同盟之代表，……莫不表示深切之哀悼”①。唁电、唁函如雪片，挽联、奠幛挂满郭家厅堂，是对死者的悼念，也是对生者的赞誉。毛泽东、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人合送的挽联为：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新华日报》送的长联，更集中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愿：
北伐扫军阀残余，抗战驱法西寇盗，令郎训政赞戎机，动员千百万士民，戮力同心，共襄伟业；
眉山为灵气所寄，铜河有秀色可餐，大德耆年参化育，享受八十六寒暑，国祥人瑞，群仰高风。①
正在苏联治病的周恩来，也送来了挽联。诸多联语传佳话，抗日救国心连心，这次治丧活动，无意间倒促进了家乡人民抗日救亡热情的高涨，这是沫若求之不得的。
旧社会里治丧不易守丧更难。七月中下旬之交，铜河洪水猛涨，沙湾全镇均被浸淹，街中公路浑如大河，波浪翻涌水声汩汩，郭家全宅泡于水中。沫若与五哥通宵未眠，一再为父亲的灵榇垫砖加高，以防水袭。八月间又遇敌机轰炸乐山，殃及沙湾，本来就很繁忙的丧事，又增添了许多麻烦。
由于父亲要到十一月间才能安葬，沫若对三厅的工作放心不下，便于九月初单独奔赴重庆。临行前元弟拉着他的手，依依不舍地叮嘱他早日回来，沫若默默顿首，两人以诗惜别，但愿他们这一对“少时忧戚最相关”的弟兄，能“各倾余力学双班”②。
立群和汉英则暂留乡间，母子两人受到了张琼华的多方照顾：她不但主动将自己长期居住的当年结婚用房让给他们住，而且还在饮食方面给予特殊优待。按旧风习，治丧期间不许食荤腥，可是正在哺乳的立群，这怎么能行？张琼华便托人买了活鸡鲜鱼从后院拿进来，另砌一土灶亲自为她烧煮。诙谐的张琼华，偶尔也同于立群开点小玩笑。有一次，她指着立群对侄儿说：“你八爸给我带回来了一个媳妇。”①似乎只有在她的怀抱之中显得最乖，为此她高兴地说：“只有我还能够抱抱他。”
十月中旬沫若重又回到沙湾。在家守丧期间，获读长兄橙坞负笈日本时所作诗文，今由大嫂装订成册，嘱为题识。沫若捧读再四，往事历历在目，不幸自北平与大哥分别，竟未能再谋一面，自己之有今日全是出于他的栽培，不意毫未报答就从此永别了。思今感昔，不知涕之何从，率成一律，恨不能重得先兄斧政：
连床风雨忆幽燕，踵涉重瀛廿有年。
粗得裁成蒙策后，愧无点滴报生前。
雄才拓落劳宾戏，至性情文轶述阡。
手把遗篇思近事，一回雒诵一潸然。
葬罢父亲，十二月初，沫若偕立群和汉英离别家人启程返渝，张琼华把他们送到了嘉州城。飞机起飞了，天上的人在俯看凌云山麓的苏子楼，感叹“风景尚无大殊，而余年则将届知命矣”，地上的人则在凝视飞机远逝的方向，久久不愿离去……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进犯边区，开始掀起抗战期间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厅也跟着受到了更多的挤压、阻挠、刁难和破坏。蒋介石越来越感到三厅是扎在他内脏里的一根钉子，但又不好明目张胆地拔除，于是唆使贺衷寒、张厉生等人严加监督和控制。他们乘周恩来和郭沫若暂时离开重庆之际，胁迫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阳翰笙和冯乃超觉得事态严重，在赶忙写信向沫若汇报的同时，又立即派人去乐山向沫若面陈一切，请他火速返渝，
沫若回到重庆的时候，三厅的形势正剑拔弩张：国民党顽固派见三厅人员不肯就范，便又使出一招，他们扬言有人告发三厅偷运共产党的宣传品，因而在一天深夜，贺衷寒亲自带领了二十名喽啰来三厅搜查堆栈，连准备包装上车准备第二天运往前线的书报，也都被一一打开检查，结果却没有抓到任何把柄。沫若获悉后暴跳如雷，严词斥责，并再一次提出辞职以示抗议。鉴于三厅的社会影响和郭沫若的声望，国民党顽固派感到十分棘手，既不便于公开撤掉这个机构，也不便于公然批准厅长挂冠离职，而且连强令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的事也只好暂时收起。
第三厅在顽固派的不断威胁中挣扎着，郭沫若在凛冽的寒风中呼啸着。“不入虎穴焉得子，岂得甘心羊兔驯？”①沫若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有理、有利、有节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周旋。一九四○年一月《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纪念，他借题词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连话都不让老百姓说，那是很危险的事。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说话的，那力量也就比长江大河还要浩大。②
在这动乱的年代，文人的气节至为重要。眼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又听说过去创造社的同人张资平也堕落为汉奸，沫若觉得可耻而又不免有些可惜，这些曾经共事或共社过的朋友，如此经不起磨难，居然成了历史的罪人！他想到了流落异国他乡的郁达夫，去年还曾听人谈起他发表《毁家诗纪》，现在不知情况又是如何？三月间，在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沫若又与老舍（即舒舍予，1899—1966）、王昆仑、施谊、阳翰笙等人谈到郁达夫，出于对朋友的共同思念，当即联句合成一首五绝寄给他，沫若还在诗下附了几行文字：
莫道流离苦（老舍），天涯一客孤（沫若），
举杯祝远道（昆仑），万里四行书（施谊）。
达夫：诗上虽说你孤，其实你并不孤。今天在座的，都在思念你，全中国的青年朋友，都在思念你。你知道张资平的消息么？他竟糊涂到底了，可叹！沫若①
达夫收到诗和信后十分感动，信中的最后一句话证实了张资平甘心附逆，引起他深深的感慨，特作《文人》一篇刊载于《星洲日报》，喟叹“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认为“失节事大，饿死事小”。同心同德的沫若和达夫，真不愧为“孤竹君之二子”！
正因为郭沫若志节坚贞，国民党顽固派对他监视就更加严密，只要有机会可以诽谤，绝不愿意放过。阳春三月，沫若与友人卫聚贤相约去生生花园找汉砖，未成，便一同摆渡去嘉陵江北岸赏风光。他们偶然在一农家的墙根处发现了许多铸有“富贵”、“昌利”字样的砖块，不一会又在一对已经开了的石椁外面也看到有这样的砖块，不由得惊喜异常：这不是正要寻觅的汉砖吗？消息传到了马衡、常任侠等考古学家耳里，他们与沫若相商，拟订了试掘善桥汉墓的计划。连日试掘的结果，得铁剑、土偶、陶盂等多件，证明确系汉时文物。又见许多“富贵”砖，一端且有“延光四年七月造作牢坚谨”等字样，足证此为汉砖无疑。沫若亲自拓墨，并作旧体诗《题富贵砖拓墨》、《题延光砖》多首。
“富贵为何求，尼父愿执鞭。今吾从所好，乃得汉时砖。”①沫若与友人试掘汉墓，本是出于所好，而且最后将出土文物都函请内政部处理，不料中央社却别有用心地发了一则消息，假借古物保管委员会负责人之口，声称“此次发掘与规定手续不合”，“已由该会函请江北县政府查明保护；一面函郭沫若等暂停发掘，并查询经过详情”。照这样看来，郭沫若岂不成了盗墓者了吗？显然，有人妄图借此把他推上审判台。沫若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关于发见汉墓的经过》，戳穿了他们的无耻谰言，并带有讥讽的口吻说：
汉墓的发现，并不始于这一次，很荣幸的是这一次的发现却引起了委员会诸公的“注意”。我很希望这“注意”能够加强而且持久。嘉陵江下游两岸到处都是汉墓，以前为筑路或建屋，不知毁灭了多少。前天我曾到红崖嘴，看到金城银行所准备建设的新村。那儿正在平地基，筑道路，无心之中又发现一座被毁了的汉墓。因此，我更切实感觉着古物保管委员会的责任实在重大，而这会的阵容实在是有恢复起来的必要。仅仅保管着几条规则或规定，那是不够的。勿谓古物无补于抗战，实则乃发扬民族精神之触媒。
时至一九四○年九月，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终于采取更毒辣的一手，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第三厅厅长职务，调任政治部部务委员，另安排国民党反动分子何浩若担任第三厅厅长。同时，他亲自下了手谕：“凡在军事委员会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一律均应加入国民党。”于是他安插在三厅的亲信，立即在每个三厅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都摆了一张国民党入党申请书，并在三厅本部金刚坡下三塘院子内召开动员大会，扬言“要革命要抗战，就必须留在三厅，而要留在三厅，就必须加入国民党”。在座的沫若再也听不下去，他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说：“入党不入党，抗日是一样抗的；在厅不在厅，革命是一样革的！”并当场打电报向当局辞职。他的言行鼓舞了三厅全体进步人士的斗志，大家都表示与他共进退，也纷纷提出辞职书。会后，即在会场里摆开书画台，沫若壮怀激烈、意气风发地振臂挥毫，连连题赠诸同志。其中有一副对联，特别引人注目：
李可染等人盛赞这一联写得气势磅礴，堪与“易水寒”媲美。人们看着联语都在沉思：厅长语重心长砥励我辈，要在寒冬雪夜皎洁发光，从国民党顽固派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奔赴革命的长江大河。
“金刚矢誓，坚似金刚”。最后导致三厅进步人士集体总辞职，尽管新任厅长好话说尽，也无法“挽留”大家。为此，已经回到重庆的周恩来，特地找政治部新任部长张治中（字文伯，1890—1969）谈话，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这一下可急坏了张治中，连忙说：“等我报告了蒋委员长再说。”几天后，蒋介石召见了郭沫若和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寿昌等人，安抚说：“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你们不能离开。”沫若表示：“我们在朝也是抗战，在野也是抗战。我们离开了政治部，也一样抗战嘛！”蒋介石有意避开话头，成竹在胸地说：“我与文白先生已经商量过，想另外成立一个部门，还是由第三厅的人参加，仍然请你郭先生主持。”这个部门就是文化工作委员会，仍属政治部，其宗旨据说是“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沫若等人不便于当面硬顶，便表示回去考虑考虑再说。他们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恩来说：“蒋介石划圈圈，圈不了我们，可以跳出来干嘛！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他们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大家研究以后，决定答应蒋介石把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担子挑起来。①
一九四○年十月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仍分城乡两地办公，本部设在重庆市内通远门外天官府街七号，乡间地点是赖家桥全家院子。郭沫若为主任委员，阳翰笙、谢仁钊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专任委员有沈雁冰、沈致远、杜国庠、田寿昌、洪深、翦伯赞、胡风等，兼任委员有舒舍予、陶行知、邓初民、侯外庐、王昆仑等，原第三厅约有四五十人也大都被沫若请了回来。文化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组：第一组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第二组从事文艺研究，第三组从事敌情研究。为了造声势，以显示进步文化界的力量，沫若等人与恩来商量，并征得张治中同意，于十二月七日假座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所属抗建堂，以政治部名义举行了招待晚会，向文化界、新闻界正式宣布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成立。那天有四百余人应邀出席，“宾主相洽，极一时之盛”。会上，张治中、孙科、沈钧儒等相继发表演说，“盛称笔杆之功”。沫若则接过话头，最后在致词中说：“抗战本身即为文化运动之发展，我文化界同人抗战以来，精诚团结，以发挥其无比力量，今后更盼加强团结，笔杆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文化工作委员会更望能与大众合作，并请多多帮助，本人愿全力追随。”①席间，田寿昌、舒舍予、洪深、马彦祥等人先后登台表演，救亡歌曲、川江号子、京韵大鼓、京剧清唱、诗歌朗诵不绝于耳。两周后沫若“犹有余兴”，他把写在两张宣纸上的签名单拿出来，请人裱成一横轴，然后补题七律一首：
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灯炷竞辉煌。
慰劳血战三杯酒，鼓舞心头万烛光！
笔剑无分同敌忾，肝胆相对共筹量。
醉余豪兴传歌曲，声浪如涛日绕梁！②
这幅签名轴，后来一直挂在天官府七号楼下中厅里，象征着团结和进步，激励文工会全体人员同仇敌忾，“相期永不磨”。
文化工作委员会可以说是第三厅的继续，不过它已不能象三厅那样以国家机关的名义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国民党当局明文规定“只能做研究工作，不然从事对外政治活动”。就这样让他们捆住手脚吗？不！沫若领导大家，一方面利用其政治部所属团体这一合法地位，积极开展有利于抗战的工作；另一方面跳出这个圈子，以个人身份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文工会经常举办文艺讲座、文化讲座、国际问题讲座、国际问题座谈会和各种形式的报告会，如请老舍讲小说，请冯玉祥讲《三国演义》，请张志让、邓初民、王昆仑、邹韬奋、沈钧儒、张友渔、章汉夫等人讲《欧战给予我们的教训》、《轴心国春季攻势的展望》和《四年来国际形势的演变与我抗战》，每次差不多都是沫若亲自主持。这样以学术活动的方式广泛联系群众，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推动了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
当希特勒军队进逼莫斯科的时候，国民党御用文人龚德柏受其主子指使，公然散布“苏联必败”的论调，为蒋介石进一步卖国投降张目。郭沫若与阳翰笙等人决定给予迎头痛击。便借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苏德战争座谈会，在请对军事问题素有研究的屈武来主讲的同时，把龚德柏以及其他主张“苏联必败”的人也请来发言。会上，屈武画了一幅军事形势图，从苏德双方力量消长的情况和战争的趋向，论证了德国必败。龚德柏等人固执己见，仍然叫嚷莫斯科必将被德军攻克，甚至料定日本必然要在某年某月某日出兵进攻西伯利亚。沫若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按作战地图细细分析了苏德战争的形势，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希特勒所谓三星期占领莫斯科的奇谈早已成为泡影，从而指出：“对苏德战争的认识和分析，必须以事实论事实，不能拿不着边际的，只作空想妄谈。”①当时，龚德柏等人十分狼狈。
有许多活动沫若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同样也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借观音岩《新蜀报》营业部，为作家们提供“卖字捐款劳军”的场所，沫若书写了不少抗日诗词和联语，与老舍成为此次卖字售出最多者。为了效法屈原的精神，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他还与重庆的诗人们联名发出倡议，定端午节为诗人节。在首届诗人节庆祝会上，他怀着满腔深沉的爱国热情讴歌屈原，说：目前是考验屈原精神最突出的时代，他的诗可以叫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发抖，他的诗也可以鼓奋无数战士为摧毁强暴而崛起。
“屈原之投江，实由于当时不甘忍受楚国之沉沦现象，并非如一般批评屈原是工愁、牢骚而自杀。他确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诗人。”①“旋转乾坤又一年，冲涛破浪似行船。”一九四一年对郭沫若说来，也是面临严峻考验的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奉命在由泾县向茂林北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难，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均壮烈牺牲，此即“皖南事变”。蒋介石竭力封锁消息，同时反诬新四军“叛变”，然而事实真相是掩盖不了的。十八日，《新华日报》发专稿报道“皖南事变”的消息，稿子临时被国民党当局抽了下来。眼睁睁看着报纸开了“天窗”，周恩来怒不可遏，即奋笔题词补了空白：“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那天沫若拿到报纸后，心情特别沉重，闷坐在办公室里一言不发。许久之后，他突然抽出一迭白纸，挥毫疾书，将恩来的题词抄了一张又一张，交给文工会的同志说：“帮我贴到外面去，贴到街头去！”这样悲愤的心情，一时难以平静。之后两天，他看到丁正献在拓印木刻新作《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刻的是一群工人知道“皖南事变”这一消息后的愤懑与悲痛。沫若随手拿起一张，凝视了片刻，立地在这张木刻画边上题了一首七绝：
江南一叶奇冤史，万众皆先天下忧；
泪眼揩干还苦笑，暂忘家难赋同仇。②
“怅望江南余隐痛”，事隔不久由此又发生了一件恼人的事，政治部特务连竟把原孩子剧团成员、现已参加文工会工作的李少清抓了起来，说是因为他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为新四军死难烈士募捐。沫若得知后，立即挂电话给张治中，忿忿地说：“一个青年，为新四军募点钱，犯什么罪？值得抓起来吗？……你快给我放出来！”张治中支支吾吾，沫若更加恼火，声音也更大了：“我手下的人如有问题，责任在我。要关就关我！要枪毙就枪毙我！”张治中没法，只好释放了李少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进一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皖南事变”事实真相，无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的时候，张治中赶到三厅训话，长达三小时之久，除了说明新四军事件完全是所谓“军纪军令”问题之外，中心内容有两点：一是说政治部中其他的部门认为文化工作委员会是“租界”，因为这里面有的是左翼作家，都是党外人，即不是国民党党员；二是他主张取消“租界”，即请大家都加入国民党，这才是真正拥护三民主义。大家倾听了张部长的讲话之后，由主任委员郭沫若起来答复，他很坦白而诚恳地说：“加入国民党本来不成问题，我自己以前也做过国民党的党员，不过为三民主义而奋斗，重在行动上实际上执行三民主义，形式上的加入不加入，并不是重要的问题。这好比，相信佛教的不一定做和尚，做和尚的不一定都是相信佛教的。”接着，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至于‘租界’云云，各委员受宠若惊，被称为‘左翼作家’，左翼作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另一方面又被加上‘开辟租界’的罪名，一变而为帝国主义者！”最后他表示：“我已经感到干不了了，就来请部长‘收回租界’罢。”①结果张治中无言以对，十分尴尬。这和尚妙喻，曾在陪都文化界传诵一时。
“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为防备“四·一二”事件的重演，坚决执行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有计划地迅速疏散力量，从重庆撤离一批文化人去延安以及香港和桂林等地。田寿昌即将奔赴桂林，沫若特地抱了汉英陪他过江春游。他们到南山试马，沫若抱着孩子从马上跌下，有人问：“你能再骑吗？”“为什么不？”他又跃身上了马背，向着崎岖的峰口驰去。他们接连玩了三天。三月六日晚，沫若和立群为寿昌饯行，饭后题赠七绝一首：
南山昨日事春游，并辔江边君兴道。
伏枥何能终老此？长风万里送骅骝。①
跋语中有“寿昌……乘舟东下，将永别矣”，寿昌觉得后面一句不妥，要他改过来，他笑了笑，才将“永”字涂去，改成“暂”字。
山城雾重，随着一批进步力量被迫撤离，曾有过的一点抗战气氛也消失了，一时间各种活动都处于停顿的状态。留在重庆的郭沫若，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领导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勤业、勤学、勤交友”，在活动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节制，以保存力量，准备开展新的斗争。他极为钦佩恩来做任何事都那样稳健周密、认真细致，有恩来在，他就定心、舒坦得多。他写信给已去香港的夏衍，说：“我们这里幸亏还有一块小小的‘租界’，头上，还有一棵擎天大树。”①的确，在文化工作委员会这块小小的“租界”上，沫若正依傍恩来这棵“大树”，酝酿与国民党反动派作一次前所未有的较量。
天官府原是一条冷落的小街，据说得名于明宣宗朱瞻基恩赐吏部尚书蹇义的府第，由于一九三九年遭受了敌机的大轰炸，如今疮痍满目，瓦砾成堆。自从文化工作委员会设在天官府街七号以后，郭沫若全家也搬到了这条街四号三楼居住。寓所虽有三间，但屋子很小，而且已被炸弹震裂，粉墙早就剥落成半裸体的竹蔑。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危楼”，沫若戏呼之为“蜗庐”，朋友们却把它当作“我们的解放区”，因为周恩来常在这里召集民主人士或文化工作者开会，有时多达六七十人，大家尽可以开怀畅谈，毫无顾忌。小街从此苏醒过来了，活跃起来了。
一九四一年十月上旬的一天，阳翰笙来“蜗庐”与沫若商量工作，不一会恩来也欣然而至，他提出要庆祝沫若五十诞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沫若谦辞道：“我没有什么重大的贡献，不必了吧！”恩来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听了这话，沫若不再吭声了。恩来将这件事交给翰笙负责，并叮嘱必须建立一个广泛统一战线的筹备组织，由各方面的人参加筹备工作，一定要把这次庆祝活动搞成全国性的。为此，特以中共南方局的名义通电成都、昆明、桂林、延安以及香港等地党组织，说明这次庆祝活动的意义、内容和方式，希望各地密切配合。①经过一番努力，很快约请了冯玉祥、沈钧儒、黄炎培、邓初民、翦伯赞、章伯钧、罗隆基、侯外庐、王昆仑、屈武、黄琪翔以及孙科、邵力子、陈布雷、张治中、张道藩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为庆祝活动的发起人，周恩来本人亦在列。
“寿人寿世此情真”，重庆的各家报纸，早在沫若生日的前几天就披露了庆祝活动的消息，人们都在热切期待十一月十六日的到来。悬弧之辰的早晨，是《新华日报》首先揭开了庆祝活动的序幕：头版刊载了周恩来的专文《我要说的话》，第三、四版出了《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特刊》，载有董必武、邓颖超、潘梓年、沈钧儒、沈尹默以及苏联大使潘友新等人的贺诗或贺词。沫若先睹为快，他翻开报纸，立即被恩来一句句、一段段恳切的言词所感动：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下面，恩来还分析了沫若的三大特点：一是丰富的革命精神，二是深远的研究精神，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他不同意有人说鲁迅的韧性战斗多表现在他的著作上，郭沫若的战斗性多表现在他的政治生活上；他指出“真正的差别是鲁迅先生韧性的战斗，较任何人都持久都有恒，这是连郭先生都会感到要加以发扬的”。沫若的眼睛湿润了，报纸上的字迹似乎越来越模糊，慢慢地幻化为恩来的笑容。他对秘书翁泽永说：“鲁迅曾经给瞿秋白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十分欣赏这一句，这也适合表达我和周公的关系，不过还不足以表达我的全部心情。”①
悬弧之辰的下午，假中苏文化协会举行茶话会，参加者两千余人。会场设在餐厅和院子里，从午间起宾客就纷至沓来。秋阳洒着金辉，粉墙四周悬挂的郭沫若、鲁迅、屈原、李白、杜甫、歌德、高尔基、托尔斯泰、普希金、雪莱等人的画像显得格外明亮。会场内外陈列着文化界人士和各界群众以及国民党官员送来的寿联、贺诗和立轴。此外，大楼“文化之家”的檐前还高挂着一枝五尺多长、碗口般粗的毛笔，笔杆上嵌有“以清妖孽”四个大字。这是鹿地亘和一批青年人合送的寿礼，吸引了众多宾客的注意。这里辟有三间专室，展览寿星二十五年来从事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心血结晶，有各种专著和译本，亦有手稿，总共八十多种，约两千余万字。
同时还陈列了他各个时期的工作和生活照片。
纪念茶会由自称“老少年”的爱国将领冯玉祥主持。他在开幕词中，对郭沫若的革命劳绩、爱国热忱和赤子之心备加赞扬，强调纪念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沈钧儒的发言表示出他对郭沫若的热爱，他殷切希望沫若要更多地写些反映劳苦人民生活的诗篇，同时也要在当前蓬勃的民主运动中发出更有力的战斗呼唤。周恩来在发言中则指出，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而且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是他的著作抑或行动，都燃烧着烈火般的感情；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苏联友人米克拉舍夫斯基也到会，他热情称颂寿星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说不仅在中国，即使在苏联，也有着“郭沫若”的响亮的名字，因为他的创作是属于全人类的，所以为了人类的文化，愿郭先生千秋亿万岁。会上相继发言的还有老舍、张道藩、黄炎培、张申府等人。沫若始终默默地静坐着，右手支住前额，象是在沉思，象是在反省。五十年来的生涯，有不少镜头摄入了心版中：少年时代的勒令退学，青年时代的饱尝异族的冷眼，壮年时代的挥戈疆场，中年时代的埋首古器物研究，以及抗战爆发后的毁家纾难，……这一切在严峻的历史老人面前算是通过了，但自己的现状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不够。因此，最后他在答词中谦逊地说：“如果说冯玉祥先生是个老少年的话，那我简直还是一个吃奶的小娃娃，因为我还有许多要向国家、社会和朋友报德的事没有做好。”他既援引卢梭的《忏悔录》，又讲述燕昭王为郭隗筑黄金台的故事，说明“今日之会，意在鼓励青年们，使大家这样想：象郭某这样的人，也有人纪念，我们努力吧！”他郑重其词地表示：“回首五十年，深感惭悚。从今日起，当按朋友们的热情鼓励，一定把毕生的心血贡献给我至爱的祖国，贡献给人类的幸福事业！”①
悬弧之辰的晚上，天官府七号红烛高烧，“亲朋”满座，文化界人士在这里聚餐为郭沫若祝寿。酒席计十桌，屋小人多，以致连露天的走廊上也摆了四桌。大家猜拳敬酒，好不热闹。席间，梅贻琦带着酒意说了个笑话，老舍一口气唱了三段京戏，唱的是龚（云甫）派老旦，逗得众人乐淘淘，沫若时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十一月十六日这天，延安、桂林、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延安文艺界在文化俱乐部集会，何凯丰、周扬、丁玲、艾思奇、萧三等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致电郭沫若表示祝贺。吕骥特将《凤凰涅槃》谱成大合唱，由鲁迅艺术学院学生集体演出。桂林文化界举行了纪念茶会和祝寿晚会，有李济深、田寿昌、熊佛西、邵荃麟等人致词，并由中国戏剧社合唱田寿昌作词、姚牧谱曲的祝寿歌《南山之什》，同时演出了杜宣以沫若回国参加抗战为题材而写的话剧《英雄的插曲》。香港文化界近百人集会庆祝，到会的有柳亚子、邹韬奋、茅盾、马鉴、夏衍、胡乔木、胡风等人。新加坡文化界则有郁达夫、胡愈之等人发起大型聚餐会，二百余人频频举杯遥祝郭沫若：“先生永生，民族永生！”当天，各地不少报刊也都出了纪念特辑或专号：《华商报》刊载了茅盾的《为祖国珍重》，《大公报》刊载了乔木的《一个真实的人》、杜国庠的《中国历史新研究的拓荒者》，《星岛日报》刊载了叶灵凤的《个人的铭感》、宗白华的《欢欣的回忆和祝贺》等文章。这次祝寿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二月才结束，纪念文章则陆续刊载了达半年之久。沫若特电谢延安、桂林、香港诸友好，云：
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犹蒙纪念，弥深慊愧，然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尚祈时赐鞭挞。郭沫若叩。①
同时他还写了许多诗词，以答谢沈尹默、陈布雷、柳亚子等人。其中给柳亚子的是一首七律，小序说明此诗敬步柳氏原韵奉和，“兼谢各方诸友好”。诗云：
千百宾朋笑语哗，柳州为我笔生花。
诗魂诗骨皆如玉，天北天南共饮茶。
金石何缘能寿世？文章自恨未成家。
只余耿耿精诚在，一瓣心香敬国华。②
为庆祝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重庆文艺界还献出了两台话剧：纪念日前上演了阳翰笙新近创作的《天国春秋》，纪念日后上演了寿星本人刚修改过的早年作品《棠棣之花》。在此期间，著名平剧、楚剧、川剧演员王震瓯、沈云陔、张德成等人，也演出了祝贺专场。
这次演出的《棠棣之花》，是作者根据四年前通盘整理过的五幕剧重新加以增改的，剧情有了更大的变化，人物性格也更加突出了。在修改过程中，曾得到恩来的关怀和支持。原稿中写有聂政为母亲“服三年之丧”，恩来即指出：“孟子比聂政晚出，那时候儒家的三年之丧还没有普遍推广，游侠聂政更不会庐墓三年。”沫若认为这是个“非常宝贵的意见”，但这牵连到歌词甚至全剧的情调，因而改起来非常棘手。为保证演出效果，恩来还建议该剧采取全名星制，即从主角到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员担任，结果由石凌鹤导演，舒绣文、张瑞芳、周峰主演。沫若曾多次亲临排演场，为参加演出的青年演员和孩子剧团的少年演员，讲述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和当时的风俗习惯，帮助他们理解和表现角色，同时还为导演和美工选择服装、道具和布景。在排练过程中，他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又对剧本作了不少修改和增删。第二幕结尾聂政赴韩城，他原想加一小段喜剧场面，但石凌鹤认为在这样一个庄严的时刻引起观众大笑，于剧情的气氛极不协调。他们把戏排了两遍：第一次演到春姑献花后即落幕，第二次则把幕升起，加酒家母赠花的场面。经过这一比较，沫若自己也感到后面一种是蛇足，就一挥手表示不必加了。①从这里他体会到，“舞台是戏剧的实验场，一个剧本总要经过好几次的演出，才能够得到它的完成”，“其中有一些部分也的确是可以称为集体创作的了”②。
纯阳洞不久前刚开张的抗建堂，因公演《棠棣之花》而门庭若市，许多观众连看三、四次，周恩来先后竟看了七次。由于该剧颂扬正义和团结起来反对强暴，因而引起广大观众联想到国民党不断搞投降分裂活动的现实，反响极为强烈。剧中插曲《湘累》，很快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中间流传开来，许多人都喜欢唱这首歌：
啊，泪珠儿快要流尽了，
爱人呀，你还不回来呀？
爱人呀，你回不回来呀？
观众们与剧中人春姑怀着同样的心情，盼望“为知己者死”的壮士聂政早日归还。
一九四一年是重庆最阴暗的岁月，郭沫若五十诞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使沉寂的山城又开始活跃起来。一天晚上，恩来约了沫若和另外几位亲近的朋友，到他的寓所曾家岩五十号便饭畅谈，大家都为这次祝寿活动的成功笑逐颜开。饭后，恩来请张颖唱《湘累》助兴，悦耳的歌声启示沫若重温了朋友们的美好赠言和祝愿：“事业百年刚及半，无涯宝藏待君开”（马衡）；“他年驱逐倭奴后，濯足扶桑共举卮”（董必武）。是的，当此第二青春开始之际，“自幸黔头尚未丝，期能寡过趁良时”。他又想起前不久在反战同盟的一次集会上讲过的话：“自己到五十岁了。自己还得要向那荆棘的路上走去。郭沫若的名字和过去五十年的历史、成绩都不要，只是一个人，为革命干下去。不管我活着的时候革命是否成功，我要一直干到死为止。”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