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时捷Panamera 能把后轮的轮胎275/45 R18换成295/40R20或R19的轮胎吗?
保时捷Panamera 能把后轮的轮胎275/45 R18换成295/40R20或R19的轮胎吗?能换轮毂吗?大概多少钱?
提问者：网友
如果你想把18寸的轮胎换成19或20的，必须换轮毂原厂20寸后轮尺寸295/35 ZR 20 原厂选装四个轮毂加轮胎大概五、六万，在SSSS另外购买的话估计要七八万块外面买价格大概能到五、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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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山轮胎最新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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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型号：12.00R20-18(标准)T27
原产地：山东
品牌：其他
价格：1,600.00元
产品数量：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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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规格表示方法 一、ISO国际质量认证表示方法 250 / 60 R 15 89 H 250 -- 轮胎宽度（mm） 60 -- 扁平比 R -- 子午线结构 15 -- 轮胎内径（in） 89 -- 最大负荷 H -- 最高时速 二、 ECE欧洲标记表示方法 185 / R 14 90 S 185 -- 轮胎宽度（
这个是子午线轮胎的规格：205：轮胎宽(205mm) 55:扁平率(轮胎子午断面高宽比)(55%) R：轮胎结构(Radial) 16：适合的轮辋直径(16英寸)
205表示胎面宽度,单位是mm,一般轮胎的宽度在145—285mm之间,间隔为10mm；55是扁平比,即轮胎胎壁高度和胎面宽度的比例,55代表55%,R是英文Radial的缩写,表示轮胎为辐射层结构,16是轮辋的外径,单位是英寸.
这个问题还不给点分,LZ真够小气的!算了,为人民服务吧!首先,每个普通公路轮胎都会有标示,比如 275/35-ZR19 99Y,那么就是说宽度是275（就是轮胎的触地面,有花纹的那一圈,数字越大,轮胎越宽,性能越好,价钱越贵）,高度是35(其实是一个比值,不过简单理解为数字越大,厚度越大.高性能的轮胎都是“薄”胎,由于
以以下数据为例P205/70R15 89HP--指轮胎是为PASSENGER CAR(乘人轿车)所设计205--指轮胎的胎款为205MM70--指轮胎的高度和宽度之比为70%即扁平率R--指该轮胎为子午线轮胎15--指与轮胎相匹配的钢圈的直径,这个尺寸是英寸89--轮胎的载荷指数,该轮胎的最大载荷是1289磅H--速度
轮胎是汽车的重要部件,在汽车轮胎上的标记有10余种,正确识别这些标记对轮胎的选配、使用、保养十分重要,对于保障行车安全和延长轮胎使用寿命具有重要意义.&&&轮胎规格：规格是轮胎几何参数与物理性能的标志数据.轮胎规格常用一组数字表示,前一个数字表示轮胎断面宽度,后一个数字表示轮辋直径,均以英
轮胎?你这些数据应该是车圈上的,6061是铝合金材料编号,T5是热处理类型,622X15是车圈的尺寸,外直径622mm,宽度15mm.是跑车还是旅行车?码表说明书里会写怎么样测量车轮外周长,可量取车轮外直径来算出周长,或以车轮在地上走直线滚动一周来理出周长,然后把数据输入码表.因为不同品牌、型号和类型的轮胎尺寸有区别,
以215/60 R16 95H为例,215是轮胎宽度,单位是毫米,60是高宽比,即轮胎的胎壁厚度占轮胎宽度的百分比,16是轮胎的直径,单位是英寸,95是负载,即每个轮胎可以承担的最大重量,h是最大速度,H级别的为210单位是千米每小时.
轮胎规格：规格是轮胎几何参数与物理性能的标志数据.轮胎规格常用一组数字表示,前一个数字表示轮胎断面宽度,后一个数字表示轮辋直径,均以英寸为单位.中间的字母或符号有特殊含义：“x”表示高压胎；“R”、“Z”表示子午胎；“一”表示低压胎.层级：层级是指轮胎橡胶层内帘布的公称层数,与实际帘布层数不完全一致,是轮胎强度的重要指
速度等级表明轮胎在规定条件下承载规定负荷的最高速度.字母A至Z代表轮胎从4.8公里/小时到300公里/小时的认证速度等级.常用的速度等级有：&P&150公里/小时&Q&160公里/小时&S&180公里/小时&T&190公里/小时&
“195”指的是轮胎断面的宽度,是两个胎侧之间的宽度（以毫米为单位）.此宽度随轮胎所匹配轮辋宽度的不同而不同：宽轮辋配宽轮胎,窄轮辋配窄轮胎.一般在胎侧上所标示的胎宽,是指当轮胎安装到所建议宽度的轮辋时的宽度.“60”是轮胎的扁平比,是胎宽与胎高的比例,这里指胎高占胎宽的60%,数值越小,越显扁平.“R”是指轮胎的结构
275不是轮胎接触地面宽度.应为：轮胎公称断面宽度,单位是毫米.是轮胎胎侧扣除遮丑线或者花纹后的宽度.不是结出地面的宽度.65 是扁平比.胎侧防水线位置至胎顶的垂直高度/台面公称断面宽度的比率.没有单位.17是轮辋尺度,单位是英寸,1英寸=25.4mm.说得明白点就是 ,轮胎充好气后,存放36小时,温度在22-25度左
轮胎常识有许多有用的信息被模制到轮胎的胎侧上,例如轮胎种类、花纹、规格、有无内胎、速度级别、载重指数、扁平比以及重要的安全标示等等.请点击轮胎示意图上的任意部位获取该部位的相关信息.轿车轮胎的胎侧例:P215/65R15 89H “P” 是指轿车轮胎.(用以区别卡车或其他车型适用的轮胎) “215”指的是轮胎断面的宽度
轮胎上的2.50-4是这个轮胎的型号.2.50表示这个轮胎的断面宽,单位是英寸,换算成厘米的话是6.35后面的4代表轮胎的外直径（高度）,单位英寸,换算成厘米的话是10.16cm. 轮胎型号有统一的国际标准的.这样咱们中国生产的很多轮胎才能无障碍的出口到其他国家,达到要求.
例如195/55/R15,195是胎着地面的宽度,55是胎面与胎身的比例,R是指子午轮线轮胎,15是指轮毂的直径为15英寸.DOT后面的四位数字表示生产日期,如0511,即2011年第5周生产的.
175 代表轮胎的宽度175毫米.65 是扁平比是65%,扁平比是轮胎的厚度（就是轮胎的总高度减去中间轮毂直径再除以2）占轮胎宽度的比数,即轮胎宽度的65%为胎厚R 是子午线真空轮胎的意思14 是轮毂的直径.14寸86是载荷T是速度等级86T对应的载荷和速度是 530KG 190Km/h 另外,多嘴一句,这个型号的轮胎
轮胎常识有许多有用的信息被模制到轮胎的胎侧上,例如轮胎种类、花纹、规格、有无内胎、速度级别、载重指数、扁平比以及重要的安全标示等等.请点击轮胎示意图上的任意部位获取该部位的相关信息.轿车轮胎的胎侧例:P215x65R15 89H “P” 是指轿车轮胎.(用以区别卡车或其他车型适用的轮胎) “215”指的是轮胎断面的宽度
只有轿车轮胎和轻卡轮胎才有这样的点!轮胎生产出来后,要进行均匀性、静平衡和动平衡检测,试验机自动在轮胎轻的一侧印上点,这样轮胎和轮辋装配时,将气门芯处对准圆圈处,可使轮胎轮辋组合件较为平衡!
单轮负重 ...kg 规定气压.kpa 轮胎断面宽度 .1.75 BE ...软边 SS ...直边 HB .勾边 里面学问很多,没必要研究...知道是几寸的就好...
也许感兴趣的知识90 年代日美关系的调整及其影响
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朱听昌 师小芹 日美关系是当代世界重要的双边关系。 冷战时期的日美关系是以对付苏联等社会 主义国家的共同需要作纽带、以美苏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的激烈对抗为背景、 以日美安全条约为主要标志的特殊的双边关系。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国际形势 的沧桑巨变既向这一特殊关系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促动因素。90 年代以来，日美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调整过程。日本和美国在自身利益需求和 特定国际环境的双重制约下， 其双边关系的调整既体现了大国关系在国际格局过 渡时期进行调整的普遍规律，又显露出日美双边关系中特定因素作用的痕迹。由 于日美两国分别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 日美关系的调整在受 制于客观环境的同时，也将对全球格局、亚太地区格局以及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 产生重大影响。本文拟就 90 年代以来日美关系的调整作一初步探讨。 一、日美同盟面临严峻挑战
1991 年 12 月苏联解体，两极体制瓦解，战后 40 余年来日美同盟关系赖以存在 的前提条件不复存在。 针对第三方的日美同盟关系在失去战后以来最大的外部威 胁的历史条件下，其内部积累的矛盾日益显现出来。 经过战后 40 多年的发展，日美之间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演变。日 本急欲摆脱在日美同盟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加快争当政治大国的步伐。早在 1987 年，日美经济实力对比即发生实质性变化：当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为 19553 美元，美国为 18570 美元，日本首次超过美国；1987 年日本对外投资总额 约 1328 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美国政府的负债高达 24356 亿美元， 年度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都创历史最高记录，成为世界头号负债国和贸易逆差 国。从 1986 年 12 月到 1991 年 9 月，日本出现“平成景气”，经济年增长 率平均为 5%，是美国的两倍。 在经济实力膨胀的刺激下，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日本掀起了一股“购买美国” 的热潮。1989 年日本索尼公司出资 34 亿美元购买了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三 菱地产公司收购了洛克菲勒中心 80%的股权；松下公司买下了美国 MCA 公司。美 国舆论惊呼“日本买下了美国的灵魂”。 强大的经济实力使日本争当政治大国的 欲望愈益强烈。1990 年 1 月，海部首相特意选在出访欧洲前发表致美国总统布 什的亲笔信，提出应该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建立国际新秩序。随之而来的海湾危 机和海湾战争又给日本充当政治大国的欲望带来强烈的刺激。海湾危机爆发后， 在美国的不断督促下，日本将给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的捐款从 10 亿美元追加 到 130 亿美元。尽管日本提供了巨额的财政支持，美国在进攻伊拉克前的多国协 商中仍把日本排除在外。日本切身感受到金钱外交无法代替军事力量。但经过海 湾战争，日本也认识到自己作为经济大国和技术大国的优势，参与建设冷战后国 际秩序的自信心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1991 年 1 月，日本外务次官栗山 尚一在《每日新闻》创刊 119 周年纪念会上发表题为《肩负大国责任的日本》的讲话中指出：“海湾战争表明，美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挥世界警察的作用已 不可能，它必须向其他国家请求分担必要的代价。日本过去较好地适应了以美国 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现在不能把建立国际秩序的责任交给别人，…… 日本必须结束迄今为止的被动外交，树立自己的独立形象，有自己的主张，并确 保在国际社会中的发言权。” 1992 年 6 月，日本国会强行通过“联合国 和平合作法案”，突破战后 46 年来实施的“和平宪法”的“禁区”，为向海外 派兵铺平了道路。随着日本统治阶层的大力宣传，争当世界政治大国逐步成为许 多日本国民的共识。一个经济上繁荣、强大，政治上坚决追求参与构筑国际新秩 序的日本已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了。 正当日本力图摆脱美国的阴影、增强独立自主性之时，日美经贸摩擦已使双边同 盟关系趋向恶化。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在日美经济实力逆转的背景下，日本对 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格外引人注目。据统计，从 1985 年到 1993 年，美国对外贸 易逆差总额为 10809 亿美元，其中，对日贸易逆差为 4557 亿美元，占 42%；1991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 61%。1988 年，美国国会在一片仇日的气氛中通过了《综 合贸易竞争法》，其中的“超级 301”条款主要是为打开日本市场而设计的。该 条款赋予美国贸易代表以直接的贸易报复权。1989 年 1 月，布什政府成立后， 在国会的压力下，立即着手解决美日贸易失衡问题。同年 1 月，日本就被列入不 公平贸易国家的名单。 日美经贸摩擦的加剧引起了美国内舆论界的关注。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1991 年 6 月 2 日载文《美日战争��并非不可想象的事情》，预言在失去了苏联 的威胁后，美国将难再忍受日本的经济侵蚀，而且两国间的经济竞争不会仅仅局 限于经济领域。1991 年底，美联社就布什出访亚洲发表评论说，美国现在面临 的挑战不再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敌人，而是来自经济盟友。美的对日政策出现趋 于严厉的迹象，日美之间有爆发经济战争甚至同盟解体的危险。 在美国学术界和工商界内， 要求政府放弃传统的奉行经济和安全分开的“战略平 行论”， 从战略高度来处理美日贸易以建立“公平”的美日关系的呼声也日见高 涨。1989 年 8 月 7 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登载了一篇名为《重新认知日本： 对东京采取更强硬的政策》 的文章， 正式提出“修正主义对日观”， 主要观点是： 日本的经济模式并非真正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类似于苏联的中央计划经 济；日本是不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异质国家，同这样一个异质文明国家进行“公 平”竞争是不可能的； 日本取得经济优势的原因除了安全上“白搭车”和日本政 府推行“出口主导”的经济战略等因素外，日本通产省的作用具有关键意义；日 本经济不断上升不仅威胁到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 而且日本公司控制美国的市场 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鉴于对日本的这种认识，对日“修正派”在“遏制日 本”的总口号下，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如在美国国内采用日本式的产业政策， 建立类似于日本“通产省”的机构，对外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建立一种以“结 果”为中心的美日贸易关系，以提高美国产品在日本市场上的占有率；在谈判达 不到“结果”时，对日启用制裁手段。 在这一背景下，两国间因经济问题而产生的敌视情绪不断蔓延。1992 年初，美 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掀起抵制日货运动。2 月 14 日《华盛顿邮报》民意测 验显示， 有意不买日货的美国人从 1990 年的 49%增加到 1992 年的 63%， 而且 2/3的被调查者认为反日情绪在上升。同样，在日本国内，时事社 1991 年的一次舆 论调查显示，有 38%的日本人感到美国是一种威胁。外务省外围团体国际问题研 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从 1989 年开始，日本的反美情绪就不断积累，有可 能动摇日美安全体制。 在两国统治阶层，公开表露出的相互蔑视也比比皆是。1991 年 6 月，美国中央 情报局委托编写的一份名为《日本：2000》的报告认为，日本是一个既有技术又 有坚韧不拔毅力和齐心协力工作能力的民族。他们坚信强权就是真理，因此，他 们把战略定在先积累财富、再扩张权势的目标上，加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民族 特性， 因此是一股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并企图在下一个世纪取代欧美支配世界的经 济势力。 1992 年初，日本参议院议长、前外务大臣樱内义雄公开指责说：“美国人现在 工作干得不够。美国经理不能给他们的工人发文字指示，因为 1/3 的工人不识 字。”日本首相宫泽喜一 2 月 3 日在众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也批评美国工 人“缺乏辛勤劳动的道德观”。当天，美国白宫发言人反驳说：“美国工人 队伍不次于任何人，美国人的工作责任感是了不起的，最大程度地促进了整个世 界包括日本那样的国家的繁荣。 ”日本领导人的言论加剧了美国人对日本人 的敌视。不久，美国的反日情绪上升到暴力行动，2 月 19 日，日本名古屋中京 大学校长在美国波士顿遭两名白人枪杀。2 月 24 日，住在美国加州的一个日本 房地产开发商被杀死在其住宅的车库里。 综上所述，日美同盟针对第三方的性质和单纯的军事职能已无法应对两国间政 治、经济领域的这些问题，适应新的形势调整日美关系已成为两国面临的迫切任 务。 二、日美关系调整的基本轨迹
挑战是变化和调整的动因，也是变化和调整得以展开的基础。面对冷战结束之初 两国关系的特定局面，日美关系的调整始终围绕着三个核心问题进行：其一，在 新的国际形势下，是否还要维持以及维持什么样的同盟合作关系；其二，如何处 理愈演愈烈的贸易争端以及如何避免两国经贸争端对两国整体关系的冲击；其 三，经历了战后 40 多年的发展变化，传统上以“美主日从”为主要特征的日美 关系格局，要不要进行调整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进行调整。以这三个核心问题为主 线，冷战后的日美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渐进的调整变化过程，并呈现出明显的阶 段性。 (一)经贸摩擦阻碍维持和扩展同盟方针的阶段(1991 年底至 1994 年年 中)在这个阶段，日美两国分别对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处理两国新时期关系 的基本原则进行了初步审议，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指导冷战后日美 关系发展的基本框架初具轮廓。但与此同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两国间的经贸 摩擦不断加剧，逐步上升为此阶段两国关系的主流。 世界在冷战后并非高枕无忧，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则更有复杂难测的一面。日美 双方对此有相当的共识。美军驻太平洋地区司令查尔斯拉森上将 1991 年 3 月 指出，亚太地区的未来将是这样一种情况：威胁有所减少，但可预测性减少，对 稳定的依赖比任何时候都要大。⑨日本 1993 年《外交蓝皮书》也指出亚太形势正朝着动荡和不明确的方向发展。 10 鉴于这种安全判断，日美双方在 冷战结束前后即迅速着手就维系和加强两国间的传统同盟关系作出了安排。 1991 年 11 月 11 日，在苏联解体前夕，美国国务卿贝克访日，两国就冷战后扩大相互 合作的范围达成一致。贝克提出日美“携手共建新秩序”，督促日本在联合国维 持和平行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推进民主制度和支持自由贸易体制等重大国际 问题上超越“支票外交”，得到日本方面的积极回应。 11
1992 年 1 月 6 日，美国总统布什访日，强调“日美安全保障同盟是健全的”。双方发表了指导 两国未来关系的《东京宣言》、《行动计划》和《关于世界经济增长战略的联合 声明》等三个文件，重申将“坚持构成日美同盟关系核心的 1960 年安保条约”， 明确宣称两国“负有建设新时代的特别责任”， 宣布构筑“平等的全球性合作关 系”。 正是这种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使日美同盟关系经受住了冷战体制迅速瓦 解带来的最初冲击， 还经受住了两国 1993 年和 1994 年在经贸领域的剧烈争吵而 得以维持。 然而，日美间激烈的贸易摩擦使得两国关系的调整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1993 年 1 月，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日美间的贸易摩擦更趋激化，克林顿发誓要“尽一 切办法”打开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市场。在美国的要求下，从 1993 年 4 月开始， 日美两国就建立一揽子经济协商框架问题和汽车贸易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 谈判。在谈判建立一揽子经济协商框架的过程中，美国为了对付日本的软磨硬抗 并取得“真正的成果”，要求就日本开放市场和减少对美贸易顺差设定具体的 “数值目标”和“客观标准”。日本对此坚决不予接受，指责美国的做法是“管 理贸易”，违背自由贸易原则，并可能导致在双边和全球贸易领域中单边主义的 泛滥。1994 年 2 月中旬，日本首相细川访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集中讨论了两 国间的经贸问题。由于双方立场相距甚远，会谈破裂。值得关注的是日本首相改 变了以往美国一压日本就让步的作法，在“数值目标”上坚决对美说“不”。美 国总统对此大为恼火，甚至不顾外交礼仪，在接见记者时不等日本首相把话说完 就拂袖而去。在双方都拒不让步的情况下,框架谈判中止。同年 3 月 3 日,美国总 统签署行政命令,要挟说:如果双方在 18 个月内还不能就日本清除贸易壁垒达成 协议,美国将启动“超级 301 条款”,对日本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美 国贸易代表称之为美国同日本做生意的“新方式”。次日,日本方面就作出强烈 反应。 日本外相表示,根据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禁止在解决贸易纠纷中单方面 采取措施。 日本不准备以双边方式,而谋求通过多边方式解决日美间的贸易问题。 如果美国实施“超级 301 条款”,日本将向关贸总协定提出上诉。日美双方的框 架谈判终止。日美间如此激烈的经贸争端引起了两国舆论界的关注,它们认为这 种“血腥较量”正在使日美两国进入“经济冷战状态”。 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和第二经济大国首脑会谈的破裂,导致国际金融和外汇市场动 荡,双方关系面临崩溃。 这是双方谁都不愿看到的结果,制止经贸摩擦的升级逐渐 成为双方的共识。 1994 年 3 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日,力图修复因经贸争端而受到损害的美 日关系。 尽管克里斯托弗仍然强硬地批评日本在纠正贸易不平衡和进口制成品方 面没有取得成果,但双方最终在避免经贸摩擦升级,通过协商解决分歧上达成了 共识,并达成了“移动电话协议”,日本方面还表示努力在当月制定出市场开放 政策。3 月 29 日,日本内阁会议确定了包括多项市场开放措施的《对外经济改革纲要》 同年 5 月,双方重开框架谈判,两国关系进入摩擦和调整并举的第二阶段。 。
(二)调整并确定冷战后同盟的基础、性质和内涵阶段(1994 年年中至 1996 年 4 月) 在这一阶段,两国对其相互间经济和安全关系的调整趋于同步,而且双方的安全 合作不断加强,并逐步取代经济对抗上升为两国关系的主流,两国关系重新趋于 稳定。 日美关系在第一阶段的动荡和失调引起了双方高层尤其是美国方面的警觉和战 略研究人员的广泛批评。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亚洲事务专家哈里哈丁批评认为克 林顿政府的亚洲政策处在灾难的边缘。 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 在 4 月底给国务卿的一封信里也严厉批评美国的亚洲政策是“全面失败”。 洛德 指出美国对亚洲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同日本的贸易摩擦,洛德建议重新调整 只注重美国国内利益的对亚洲政策,慎重采用单方面的行动。 在此背景下,两国同时着手解决贸易争端和加强安全合作。日美框架谈判重新开 始后,美国不再坚持达成包括汽车和汽车配件在内的一揽子协议,双方同意“不 确定数值目标,而是就整体的协商及各个部门取得的进展作出评价”。1995 年 6 月 28 日,日美汽车贸易协议在美国制裁期限截止的最后一刻达成。日本同意到 2000 年把外国车辆的销售点增加到 1000 家,放松车辆检查制度,并以日本五大汽 车公司“自愿”认购美国汽车零部件的方式达成妥协。 日美框架协议和汽车贸易 协议的达成使两国避免了一场两败俱伤的贸易战。 美国贸易代表坎特对汽车贸易 协议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不会改变整个关系,但它的确起到了作用。它是转 折点。 ”日本共同社也发表评论称:日本最终没有接受美国的数值目标,是“历来 以日本屈服于美国的制裁而作出让步的日美经济谈判格局发生了变化”。 日美双 方都对达成汽车贸易协议感到满意,大大改善了两国关系的氛围。 美国在 1994 年年中调整了负责亚太事务的人事安排,把富有协调各部门经验的 国防部亚洲问题专家斯坦利罗斯任命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部主任。 罗斯 致力于寻求一项统一协调的亚洲政策,并对调整对日通商政策特别感兴趣。 对美国方面出现的新变化日本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反应。1994 年 5 月 14 日,日本 首相羽田孜在日本国会指出:“日本要保证自身的安全,美国的核威慑力量是无 论如何都不能缺少的。” 12 这是自苏联解体以来日本首相第一次重申这一 立场。1994 年 7 月 26 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在东盟外长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指出： “为了加强地区内的稳定,要认识到美国的影响和参与的重要性。 ” 13
1995 年 1 月,日美举行首脑会晤,重新确认了安全保障体制的重要性,决心以二战 结束 50 周年为契机,淡化贸易争端的重要性,从全局观念加强日美协调。双方还 发表了《全球合作共同议程》,“为双边关系确定了新的、更广阔的方向”。 1995 年 2 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克林顿政府的首份《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 报告》。该报告系统分析了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声称维持和加强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指出支撑美日关系的三大 支柱是:安全同盟、 政治合作和经贸联系,并再次强调不允许贸易摩擦破坏美日安 全同盟。日本对应拟就的一份内部文件也申明“我国难以确保安全,可以通过同 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来确保安全”,“维持同盟关系和确保这种关系的顺畅运用, 对亚太地区来说也是重要的”。 1995 年 11 月 28 日日本发布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该大纲的修订是在听取了 美方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明确声称日美安全同盟是不可或缺的。日美同盟为日 本的安全和亚太地区的稳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要进一步维持和强化使之富有效 率。 1996 年 4 月,桥本龙太郎首相和克林顿总统共同发布了重新定义后的《日美安全 同盟联合宣言》,正式确定日美关系由安全同盟、政治合作和经济事务三根支柱 组成,新安保体制仍是双边关系的基石,双方将在双边、 地区和全球层次上进行合 作。 在对冷战后彼此关系的指导原则与基本方针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共识的基础上, 日美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这几年中,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一波三折,朝鲜 的核开发计划一度使得美朝处于军事冲突的边缘;柬埔寨的政治和解进程逆转; 南海岛礁之争也引起了日美的关注;特别是中国力量的不断壮大使得日美两国对 亚太形势重作判断,从而在更高的认识层次上确定了相互合作的重要性和急迫 性。 (三)充实并推进同盟关系阶段(1996 年 5 月至今) 在上一阶段两国就稳定和进一步加强相互关系作出重大努力并取得重大成效的 基础上,从 1996 年年中起,日美双边安全合作逐步深入,经济摩擦趋于淡化,政治 合作不断加强,日美关系进入了平稳发展阶段。 在安全领域,双方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一步深化了安全合作。日美两 国首脑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之后,由两国国防和外交官员组成的防卫 合作小组委员会开始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经过近一年半的磋商,1997 年 9 月,日美两国政府依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五条“日本的防卫”和第六条“维 护远东和平和安全”,通过了修订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舆论认为修 订后的防卫合作指针简直就是“新的安全条约”,意味着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发 生了“历史性的转换”。 14
修订后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对日常及紧急状态下日美两国的作用、合作和协 调方法,确定了一般框架并指明了方向,并明显扩大了两国的协防范围,将协防重 点从“日本有事”扩展至“日本周边”。同时,日本在与美国的安全防卫合作中 的地位与作用也大大扩展。为了确保防卫合作指针的顺利落实,日本随即着手制 定与之相关的各项法律。1998 年 4 月 28 日,日本内阁会议批准了与新《日美防 卫合作指针》相关的《周边事态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日美相互提供 物资和劳务协定修改案》。此外,随着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日美双方安全合作进一步深化。 最明显的例 子是双方加快了在联合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的合作。 美国提出双方合作 研制始于 1993 年,但由于考虑到可能会与 1969 年日本众议院关于限定和平开发 宇宙的决议相抵触以及邻国特别是中国的反对,日本一直没有明确表态。但在日 美重新定义安保体制后日本试探着参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准备工作,在 1996 年的预算中拨出相当于 1995 年 20 倍的款项用于反导弹系统的研究,但也只停留 在基础调查阶段。1998 年 8 月 31 日朝鲜发射一颗飞越日本的卫星促使日本抛开 了原有的顾虑。9 月 4 日小渊首相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声称战区导弹防御系 统“纯粹是一种防御手段”,日本参加该计划“从宪法上来说不存在问题”。
15 在排除了宪法上的顾虑后,日美双方于 9 月 20 日签署了共同研究战区导 弹防御系统技术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向共同开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日本拥有独 立的侦察卫星在过去是遭到美国反对的,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就说过, 美国不仅给日本提供核保护伞,还提供情报保护伞，日本没有必要拥有自己的侦 察卫星,而现在美国主动表示支持日本拥有自己的侦察卫星。美日加快研制战区 导弹防御系统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严重关注。 在经济领域,双方低调处理摩擦,表现出对对方的处境给予理解的姿态。日美 1995 年汽车贸易协议达成之后,困扰着双边关系的贸易差额有所减少,1996 年美 国对日贸易逆差下降到 480 亿美元,日美双方均表示满意。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竞 选总统时不止一次地强调“美国对日本的出口增加了 35%。我们同日本达成了开 放市场的 21 项协议”。日本通产省官员也认为日美两国进入了“协调重于对立 的时代”。
16 近几年日本经济不景气,小渊首相上台后极力表明为重振经 济义无反顾的决心,克林顿政府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希望日本有一个稳定的政府 来挽救日本经济， 以免对美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双方间的贸易差额问题,日美 两国特别是美国有了理性的认识。美国驻日大使福利指出:就日美之间经济联系 的紧密程度来说,发生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关系将继续下去,双方交易的规则 将是健全的竞争。 在政治领域,双方在确保同盟的实质性和有效性上步调一致。1997 年 3 月桥本首 相与戈尔副总统会谈,桥本表示将竭尽全力充实对于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具有重 要作用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并且不打算要求削减驻日美军。美方则重申保持亚 太驻军的承诺。两年来双方对彼此关系的进展均表示满意。日本方面反复重申日 美关系是日本外交的基轴,美国也尽力争取日本的信任。 1998 年 6 月底 7 月初 在 克林顿访华后不久,美国驻日大使福利发表演讲,高度评价了日本在亚太地区的 作用和地位,认为日美两国关系是健全的。他指出美中关系无论如何发展都无法 达到同美日关系相对抗的地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的外交 关系还是同日本的关系。 双方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的合作也不断加深。1998 年 5 月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 核试验后,日本不仅同美国一道对两国提出谴责,还宣布日本将于 8 月 30 日主持 召开一个讨论核扩散问题的“紧急行动会议”,要求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裁减军 备。1998 年 9 月 22 日,日美首脑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双方将继续帮助朝鲜建造轻 水反应堆,还将在计算机和环保等一系列问题上建立合作体制,双方同意牢固的日美双边安全合作对于两国分别就地区和全球事务进一步与中国进行合作是 “必不可少的”稳固的日美同盟为双方在更广阔的空间开展外交活动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美国稳步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双方确定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 伴关系”。日本也缓和了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并积极推动日美中俄四极合作, 成为大国关系调整中一个活跃的组成部分。 可以预见,在广泛的共同利益的战略基础和对矛盾的深入认识、理智对待的基础 上,在国际形势中诸多因素的推动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日美同盟关系将保持总 体稳定发展的势头。 三、日美关系调整的影响
90 年代日美关系的调整是冷战后大国关系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阶段性的调 整结果将对国际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一)日美战略合作重新定位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两国在新形势下对其传统同盟体 系进行的战略调整告一段落。从近期看,美国冷战后的全球战略地位有所强化。 冷战结束后,美国始终把欧洲和亚太作为其全球战略的两大关键地区,坚持强调 “在所有全球安全问题和全球经济问题上,美国必须对东方和西方一视同仁”, 今后全球问题的解决“不仅取决于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也取决于太平洋两岸的关 系”。 17 基于这种战略判断,美国把维系、改造和加强与西欧、日本的传 统联盟关系作为维护美国在冷战后的全球霸主地位,贯彻其新时期全球战略构想 的关键。克林顿曾称“保持美国领导地位框架的中心是其关键性的联盟关系,这 是美国在全世界关键地区建立立足点的手段”。 18 伴随着美国在欧洲加 紧推动北约东扩,美国在亚太地区也不断加大改造和加强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亚 太联盟网络的力度。美国对世界关键地区的干预和控制能力在短期内有所强化。
(二)通过加强和扩大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日本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步伐加快, 将给亚太地区的长期稳定蒙上阴影。 日本凭借自身经济优势争取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欲望由来已久。 日本从自身所 处地理和环境出发,把扩大它在亚太事务中的影响作为其走向世界大国的首要步 骤。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抓住亚太安全格局重新建构之机,积极改变以往突出在亚 太事务中发挥经济影响的做法,大力谋求扩展自己在亚太地区政治特别是安全事 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日本的这一打算在实施的过程中 困难重重。此次日美安全防务合作的“再定义”给了日本又一个极好的机会,其 加强在亚太事务中发言权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根据新的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今后的安全防卫合作的着眼点已从日本自身安全扩 展到“整个远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应付重点从“日本有事”扩展到“日本周 边有事”,合作的时间区限也从“日本遭受攻击时”扩展到“平时进行合作”。 可以说,日本在扩大其在亚太安全事务中地位与作用方面,获得了更大的空间和 时间上的自由。尽管美方曾宣称有借日美安全合作制约日本军事能力的考虑,但 可以预计,日本会充分利用扩大了的日美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寻机突破对其成为世界政治和军事大国的种种制约,1998 年 8 月,日本防卫厅已决定在 1999 年向海 外派出主力战机参加在关岛周边进行的日美空军联合训练。根据新的《日美防卫 合作指针》,这一训练是要提高日美联合作战能力。日本航空自卫队向海外派出 战斗机还是战后以来第一次,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这种“第一次”。正是基于 对这种事态的担忧,日美安全防务合作的扩大遭到了日本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 (三)日美安全防卫合作的扩大有明显针对中国的一面,它给中、美、日三角关系 的良性发展埋下了隐患。 日美安全合作步伐的明显加快是在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展开激烈较量、 美日对华忧 虑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出现的。 尽管美日政府从不明确界定“日本周边”这一概念, 有意在此问题上保留“战略性暧昧”， 19 并且声称“日美安保体制不以 任何国家为对象,日美的意图是要建设性地推进与中国的关系”, 20 但日 本的个别反华分子早已打破了这种“暧昧”,明确地把矛头指向中国。日本首相 助理冈本行夫曾于 1997 年 4 月宣称“台湾海峡就在日本附近,日本是台湾海峡的 准当事国”,“台湾海峡的安全是日美安全条约的对象”。 21
1998 年 8 月 17 日,日本内阁主要成员之一、官房长官梶山静六公然宣称:中国大陆与台湾 的争端“当然属于”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并且辩称：“当它们之间发生争端、 美国采取行动时,日本能够拒绝提供支援吗?” 22
中、美、日是亚太地区,也是世界上三个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其三角关系的互动 不仅影响到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1996 年年中以来,中美、中日之间的关系在总体上出现了不断改善的势头。特别 是中美两国首脑的成功互访，更使中美关系进入了健康、稳定发展的阶段。随着 江泽民主席对日本的访问,中日关系的发展也揭开了新的篇章。然而日美两国某 些人却竭力鼓吹“中国威胁论”,企图对中国实施预防性遏制, 《日美防卫合作指 针》充分暴露了这一点,这将成为中、美、日三方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隐患, 也将不可避免地给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长期稳定带来消极影响。 (责任编辑：韩铁英) 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39、 541 页。 息曙光:《世界权力大转换��跨世纪的军政演变》,台湾风云时代出版有 限公司 1993 版,第 305 页。 黄素庵:《当前美日经济争夺形式、根源和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1996 年第 1 期。 The US
Japan Alliance By David L Asher , ORBIS , Summer,1997. 法新社华盛顿 1991 年 6 月 5 日电。 〔德〕《时代》周报 1992 年 1 月 31 日文章:《日本精英蔑视美国》。共同社 1992 年 2 月 3 日电。 法新社华盛顿 1992 年 2 月 3 日电。 ⑨美联社 1991 年 3 月 11 日电。
10 新华社东京 1991 年 5 月 13 日电。
11 美联社东京 1991 年 11 月 11 日电。
12 美联社 1994 年 5 月 14 日电。
13 朝日新闻、1994 年 7 月 26 日。
14 朝日新闻、1997 年 6 月 8 日。
15 读卖新闻、1998 年 9 月 4 日。
16 新华社东京 1996 年 12 月 5 日电。
18 萨本望、 苏广辉: 《美新时期全球战略构想》 《和平与发展》 ,载 1994 年第 1 期。
19 世界日报、1997 年 8 月 19 日。
20 読壳新闻、1997 年 3 月 30 日。
21 新华社 1997 年 4 月 15 日电。
22 朝日新闻、1997 年 8 月 18 日。全球性问题与日本的大国外交 全球性问题与日本的大国外交 中共中央党校 林晓光 冷战结束后,随着大国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下降和世界总体和平形势的发 展,各种危及人类生存和福祉的全球性问题,如:人口、环境、粮食、毒品、跨国 犯罪、恐怖主义等,日益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重要课题。急欲发挥全球性作用的日 本在这些问题上积极参与、 异常活跃,并力图在诸问题领域取得主导地位,显示出 具有较强前瞻性和进取性的“大国志向型”的外交姿态和政策倾向。 一
为加强在全球问题上的信息收集、政策制订和日常管理等工作,日本外务省首先 加强了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业务领域的划分、职责功能的强化。 1993 年,外务省将联合国局改编、扩充成为“综合外交政策局”。下设“国际社 会合作部”,负责“推进有关环境、人权、难民等国际社会共同问题的合作”; 新设“全球性问题课”,负责“处理人口、环境、毒品等给予国际社会广泛影响、 事关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国际社会联合行动的各种全球性问题”。 1995 年版的日本《外交蓝皮书》第一次专门用一节谈及环境、人口、人权、艾 滋病、毒品、恐怖主义等问题。1996 年版《外交蓝皮书》又增加了难民、妇女 儿童的保护、国际犯罪活动、社会开发等内容。 显然,日本政府积极开展的大国外交已经将其在冷战时期曾忽视的众多全球性问 题纳入视野,力图发挥日本在资金、技术、经验、人员上的某些优势,通过积极解 决这些问题,树立大国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在军事安全之外的领域作为负责任的 世界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解决和管理。 1996 年 1 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强调“环境、人口、粮 食、能源、人权、难民、艾滋病等全球性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表明了日本 政府将努力开展国际合作,为解决这些问题出钱、出人、出力的基本见解,进一步 明确了日本外交的方向和重点。 为准确厘定全球性问题的的种类、界限,以便对症下药、拟定解决办法,日本与美 国早在 1993 年 7 月就联合成立了“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而合作”的课题小组。到 1996 年 4 月,已提出的课题包括人口、妇女、艾滋病、儿童健康、毒品对策、地 球环境、粮食、新种类传染病、恐怖主义、自然灾害、市民社会、城市化趋势等, 共 26 个。 由于全球性问题具有一定的难确定性,其影响具有地域性、 扩散性, 所以既是政治问题,也是社会经济、 文化问题,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进行综合治 理。今后,全球性课题的名单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二
全球性环境问题包括:地球温暖化、臭氧层破坏、酸雨、海洋污染、有害废弃物 的跨国转移、森林面积减少、野生生物种类减少、土地沙漠化等。由于环境污染 具有跨国移动的特点,所以其危害范围往往具有区域性、全球性。据加拿大环保 学者检测,带有污染物的干性粉尘飘移速度快、 范围广,大约一周之后即可在地球 另一面检测到。因此保护地球环境需要先进的技术、大量的资金,以及世界各国 的通力合作、互相支援。 但是环境问题又与经济发展相关,即工业化进程往往导致严重的工业污染。发展 中国家既不能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工业化道路,又不能片面追求保护 环境而抑制经济发展。在环保与发展之间,孰先孰后,孰轻孰重,能否平衡发展,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有不同的认识。 前者经济发达,注重生活质量,突出环保 的重要性;后者经济落后,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因而往往优先考虑发展问题。对于 如何解决环境污染,前者只愿承担尽可能小的责任,后者要求前者拿出更多的资金。因此环保问题又涉及到国家之间利益的对立和调整,无法单凭科学技术的手 段加以解决,必须作为国际政治问题,纳入各国外交的视野,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 上,在国际关系的调整中予以解决。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宣言》、《21 世纪行 动纲领》、《关于森林的原则声明》,加上以前达成的《保护臭氧层条约》、限 制有害物质越境转移的《巴塞尔条约》,《取消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 的华盛顿条约》、《关于保护水鸟栖息地��湿地的条约》,以及《气候变 动框架条约》、《生物多样性条约》、《防止沙漠化条约》,关于保护地球环境 的国际法规日趋完善和严密。日本不但全部加入了上述条约,而且先后于 1994 年 10 月和 1997 年 12 月在东京、 京都主持召开了两次联合国环境会议,展开了积 极主动的“环境外交”。 作为世界“援助大国”、 “外汇储备大国”、 “债权大国”和“外贸黑字大国”, 日本于 1992 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上许诺 5 年之内提供环保援助
亿日 元。到 1996 年 4 年来,已提供 9796 亿日元,提前一年完成了其承诺的数字指标。
为了保护臭氧层、国际水域和生物的多样性,为了开发无污染的新能源,世界银 行、联合国环境与开发计划署于 1994 年 3 月召开会议,决定 1994 年 7 月至 1997 年 6 月的 3 年间,共提供资金 20 亿美元,其中日本出资 4.15 亿美元,占总金额的 20.75%,成为最大的出资国。 在技术和智力援助方面,日本政府不仅促使联合国 将“国际环境技术中心”设在日本的大阪和滋贺,而且与周边国家合作设立了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印度尼西亚环境管理中心”、“泰国环境研修中 心”、“韩国水质改善系统”以及“墨西哥环境研究中心”,以共同课题研究的 方式提供技术和资金,派遣专家,以便提高受援国的环保能力。 另外,日本还参加了 1991 年成立的“亚太环境对话会”、 “环日本海环境合作会 议”;1993 年 6 月和 1994 年 3 月又分别与韩国、中国签订了“环境保护合作协 定”,进一步加强了地区内双边或多边的环保合作与交流。 日本政府认为,改变人类迄今为止的以高消费资源、高污染环境为特征的生活方 式,也是保护地球环境的重要方面和努力目标。因此于 1993 年 11 月制定《环境 基本法》,1994 年 12 月拟定了环境基本计划作为具体政策措施,提出“循环、共 生、参加”作为基本原则。 综上可知,日本政府已将地球环境保护作为开展大国外交的重要领域,其“环境 外交”形式多样,又有先进技术、雄厚资金为后盾,已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 曾任外务省地球环境与亚太合作大使的赤尾信敏直言不讳地说:“在地球环保事 业上迄今为止尚无发挥主导作用的国家,这对该事业的发展极为不利。不管哪一 国,只要对这一事业作出最大贡献,就理所当然地居于领导地位。 ”这正是日 本政府大力开展“环境外交”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和原因所在。 三
人口与粮食是互为因果的一对全球性问题。 目前世界人口已达 56.8 亿,而且还在 以每秒钟出生 3 人的速度增加;照此速度增长,到 2050 年世界人口将达到 98.3 亿人,其中 90%的新增人口在发展中国家。 这一趋势将给国际社会带来重大的负面影响。从全球范围看,人口增加与资源消 费的增加成正比,将加剧地球的“温室效应”和绿地的沙漠化。对发展中国家来 说,人口大量增加将使粮食供应不足、就业难、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环境污染等 问题越发严重,从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也将因人口老龄化和来自 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问题而面临新的难题。 为解决日趋严重和复杂化的人口问题,联合国于 1994 年 9 月在开罗召开世界人口 与发展会议,决定到 2000 年筹集 170 亿美元、到 2015 年筹集 217 亿美元。日本 政府承诺
年共提供 30 亿美元,其中第一年为 3.5 亿美元,以后逐年增 加到最后一年的 5 亿美元。 此外,日本政府还通过国际组织提供资金。如,1969 年向联合国“家庭计划联 盟”提供 10 万美元,1971 年首次向“联合国人口基金”提供 100 万美元,以后逐 年递增,提供资金比重达到 20%以上,到 1986 年度已成为上述两个机构的最大出 资国。 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粮食分配的不公正、不均衡。发展中国家有近 8 亿人处于营 养不良的状态之下,其中近 2 亿人为 5 岁以下的幼儿。而发达国家却普遍营养过 剩,美国人每年用于减肥的费用高达 3000 多亿美元。 1995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在过去的 30 年里,世界粮食生产年均增 长 2.3%,超过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的 1.8%。营养不足的人口从 1969 年的 9.4 亿 人降为 1990 年的 7.8 亿人。今后 30 年,世界人口和粮食将分别年均增长 1.4%和 1.8%,粮食增长仍超过人口增长。 因此,所谓“粮食的短缺”并非仅仅是因为 人口增长过快、 粮食生产不足,而是粮食的分配与流通环节中存在问题,如果能合 理、公平地分配,地球上生产的粮食足以为人类提供充分的营养,到 21 世纪初, 发生全球性粮食危机的可能性并不大。 为了解决近 8 亿人的营养不足问题,1996 年在罗马召开了“世界粮食首脑会议”, 通过了到 2015 年将营养不足人口减半的目标,制订了行动计划。 日本就粮食问题提供的双边援助大约占其每年政府开发援助(ODA)的 9%-10%,1995 年为 17.88 亿美元(其中直接提供给农业生产的赠款 9.14 亿美元, 借款 7.94 亿美元),占全世界此类援助的 1/4 左右。加外,日本政府还依据《国际 谷物协定》向缺粮国提供粮食援助,1995 年总金额达 156.85 亿日元(其中给非洲 22 国 58.1 亿日元,亚洲 4 国 18.5 亿日元,拉美 1 国 3 亿日元,通过国际救援机构 支援难民 77.25 亿日元)。 由于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一环是增加粮食产量,所以日本政府的粮食援助还包括 支援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提供肥料、农药和农业机械。在这方面的无偿赠款 从 1977 年到 1995 年累计达 5300 亿日元,受援国多达 60 多个;仅 1995 年就有:亚洲 10 国 83.25 亿日元,非洲 27 国 124.5 亿日元,中东 4 国 22 亿日元,拉美 10 国 41.5 亿日元,总计 271.05 亿日元,其中农药、农机各占 20%,肥料占 60%。 四
社会开发和人民福祉需要消灭贫困,1990 年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线指标之一为 “人均年收入不足 370 美元”,这样全世界约 15 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贫困不仅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引发社会的不安定,给世界的和平 与稳定带来威胁,因而国际社会必须一致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 改善生 活、消除贫困。 1995 年 3 月,联合国在哥本哈根召开“社会发展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宣 言”和“行动计划”,决定 1996 年为“世界消除贫困年”, 年为“消 除贫困的 10 年”,并规定要在劳动、就业、医疗、粮食、教育、法制、社会保障、 经济开发等各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因为社会经 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就是使人们富足地、幸福地生活。 日本政府在双边援助中一贯比较重视社会发展问题,对教育、医疗、保健的援助 比重逐年提高,1991 年为 16.23 亿美元,占全部援助额的 12.3%,1995 年已提高到 48.62 亿美元,占 26.7%,已经达到了“哥本哈根会议”决定的发达国家对外援助 的 20%用于社会发展的比例指标。⑨ 1994 年 2 月,日本政府在世界妇女大会上提出“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女性”的政策 构想,主张在入学、就业、经济和社会活动各方面消除男女差别。在教育方面, 提出 2005 年消除发展中国家的 6-11 岁儿童的男女入学差别;到 2010 年,使同年 龄段的女孩全部与男孩一样进入学校。在健康方面,到 2010 年,使产妇的死亡率 降到 0.2%以下;到 2015 年,使婴儿的死亡率降到 0.35%以下。在经济社会方面, 为妇女的进修、训练、学习提供场所,改善妇女工作条件,支持女企业家开办小型 企业,为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提供方便。 根据这一政策构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开发援助委员会于 1996 年 5 月发表的 以《面向 21 世纪��通过开发合作的贡献》为题的 20 年计划,要求到 2015 年使世界贫困人口减半,各国普及初级教育,消除初级、中级教育中的男女差别, 婴儿的死亡率降到 1990 年水平的 1/3,孕、产妇的死亡率则降到 1/4。 10 这个包括一系列数值指标的政策文件与日本政府的政策构想大体吻合,是日本 在文件拟制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结果,也足以证明日本作为“援助大国”的国 际影响正在不断扩大。 五
毒品和艾滋病也是威胁人类健康与生命的全球性问题,而且近年来呈扩大与发展 的趋势。1990 年联合国“关于毒品的特别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宣布
年为“联合国禁毒 10 年”,号召开展国际反毒品斗争。 1991 年 3 月制 定以联合国药物管制计划为中心的多种禁毒措施。1993 年联合国大会又就毒品 问题召开特别会议,再次要求加强国际合作消灭毒品,决定 1998 年召开联合国禁 毒特别会议,制定新的反毒品战略。 日本不仅参加了所有的国际禁毒会议,也批准了所有关于反毒品的国际条约(如 1961 年的麻醉品条约、1971 年的精神药物条约、1988 年的麻醉品新条约),并与 美、加、欧盟等发达国家达成了关于合作反毒品、交换信息、联合行动的多边协 议。 至于为禁毒行动提供资金,日本 1990 年出资 80 万美元,1991 年提高到 300 万美 元,、1996 三年分别为 550 万美元、600 万美元、670 美元。 11
同时,日本与东盟各国建立了合作禁毒的“东南亚地区中心”,1992 年 3 月在曼 谷开始运作。从 1992 年 6 月到 1995 年 5 月,毗邻鸦片、海洛因产地“金三角” 的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和中国先后达成双边或多边的反毒品合作协 议,日本也积极参与这些合作并提供资金。 合作内容包括:减少罂粟种植的替代农 作物栽培计划,关于禁毒的宣传教育,查禁毒品的贩运走私,对吸毒者的治疗,禁 止为毒品交易提供车辆、 通信器材,禁止用于提炼海洛因的化学药品交易,对禁毒 官员的培训,提供禁毒设备,禁毒情报交流等。 艾滋病的泛滥近来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关注,据世界卫生组织 1997 年 10 月 26 日发 表的报告,全世界艾滋病患者已达 600 多万人,其中美洲 100 万(仅美国就有 51.3 万),非洲 400 多万,欧洲 24 万,亚洲 40 多万,澳洲 1.7 万人。 自发现艾滋病以来, 已有 1170 万人患此病而去世;感染病毒者约 3000 多万人,其中欧洲 100 多万、 美 洲 250 万、亚洲 644 万、非洲 2100 多万;预计到 2000 年患者人数将达到 1300 万人,感染者将达 6000 万人。
12 因此,如何控制并最终消灭艾滋病已成为 人类共同课题。 1994 年 8 月,在横滨召开了国际防止艾滋病会议。12 月,日本政府发布“关于人 口与艾滋病的政策设想”,准备到 2000 年为防治艾滋病提供 30 亿美元,到 1996 年年底已通过双边援助或国际机构提供 10 亿美元。 13
为了推进国际社会与艾滋病的斗争,联合国 1996 年 1 月提出“防治艾滋病计划”, 要求各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和更有效的国际合作,制止艾滋病的蔓延,更广泛地 开展以资金、技术为中心的国际合作,并特别提出鉴于艾滋病患者可能更多地出 现于发展中国家,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大力援助发展中国家。1996 年,日 本已为这一计划出资 630 万美元,并对加纳、坦桑尼亚、泰国提供了援助。 14
冷战虽已结束,但世界远未安定,地区性冲突此伏彼起,尤以非洲、巴尔干半岛较 为显著,造成了大量的难民。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材料,全世界难民人数 1989 年为 1500 万人,到 1995 年已达 3000 万人,短短 6 年就增加了一倍。此外还有躲避国 内战乱的难民约 2600 万人 15 。难民问题的复杂化、长期化和大规模化, 使之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日本政府认为,对难民问题解囊相助是发达国家不容推辞的责任,这不仅是人道 主义的行为,更是“为和平而合作”,因而确定了通过 ODA 为此作出贡献的政策 方针。 16
但由于难民问题涉及到政治、民族、宗教、文化、历史等多重背景,很难仅靠双 边渠道提供援助,更多地是通过国际机构进行各种形式的援助。 1995 年, 日本为解决难民问题提供的资金共计 2.7 亿美元,其中向联合国难民署 提供 1.21 亿美元,向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机构提供 2800 万美元,向世界粮食 计划提供 1.06 亿美元,向国际红十字会提供 1500 万美元。非洲近年战乱频仍, 难民大量增加,日本政府又向国际性的非政府人道主义组织提供了 6560 万美元 用于救济卢旺达等国难民,以及总价值约 1.9 亿日元的药品、衣物、帐篷和简易 水容器等。同时派出 400 人的救援难民国际和平合作队,进行了为期 4 个月的医 疗、防疫、供水、运输等救援活动。 17
另外,日本政府以其他形式参加的救助难民活动还有:合作建设难民收容所;采取 防止难民发生、流往他国的预防措施;对难民遣返、定居提供援助;地区冲突结束 后对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援助。 “难民外交”已成为日本政府在全球问题上开展“大国外交”、 重塑国际形象的 一个重要方面。 七
综上所述,日本政府在全球性问题上以 ODA 为中心,进行了范围广泛、内容丰富、 措施多样的各种援助,自 1990 年以来,已连续 6 年为世界第一援助大国。 作为日本 ODA 实施机关的国际协力事业团也加强了对全球性问题的研究和规划, 先后发表了《环境》(1988 年 6 月)、《妇女与发展》(1991 年 2 月)、《贫困问 题》(1991 年 2 月)、《人口与开发》(1992 年 3 月)、《教育与发展》(1994 年 3 月)、《参与型开发和优良管理》(1995 年 3 月)等一系列研究报告,使日本政府 关于全球性问题的外交日益具有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条理化的特点,成效 也十分显著。 日本学者认为:“对日本而言,政府开发援助是一种广义的安保手段, 是对未来的投资,是一张不可多得、但行之有效的外交牌。从能够发挥国际影响 的这一领域后退,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说,是不可取的。” 18
今后日本政府的大国外交在全球性问题上的走向及变化大致上可以作出以下几 点预测。1.日本将继续坚持既定的方针和方向,通过支持解决全球性问题,发挥主导作用, 提高国际地位,在这些“软领域”发挥日本在资金、 技术上的优势,以“软方式” 进行“软占领”。由于历史原因,周边各国对日本防卫政策、军事力量的变化和 走向极为关注,日本对外扩展军事作用会招致周边各国的反对、疑虑或不满。因 此日本的大国外交首先谋求在军事、安全以外的领域展开动作、扩大影响,以渐 进的方式、数量的积累建构日本的国际地位,为实现“政治大国”的国家发展战 略目标作出实绩。 从近年来日本外交的成果看,以 ODA 为主的政策重心和通过援助扩大影响的策略 选择是有一定效果的。 如,日本已七次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近几次均 以绝对多数票当选,成为世界 185 个国家中当选次数最多的国家,实现了其充当 “准常任理事国”的外交目标。 2.日本将利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机会,在联合国的框架内,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在 国际社会扩大政治影响、发挥安全作用。如,日本政府将向柬埔寨、戈兰高地、 卢旺达派出自卫官解释为对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贡献,尽量降低其军事上的意义。 使自卫队得以堂而皇之地走出国门的法律,就称作《国际和平合作法》,其宗旨为 对联合国维持和平及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提供支援。 3.对全球性问题的援助重心开始从以往的经济发展优先、以国家为中心的开发, 向社会发展优先、以人为中心的开发转换。1996 年度日本外务省管辖的 ODA 预 算额为 5850.94 亿日元,比上一年度增长 2.1%,其中用于教育、保健、医疗、环 境、 人口的金额为 261.3 亿日元,虽仅占总额的 4.47%,但却比上一年度增加 58.45 亿日元,增长幅度高达 28.8%。 19 可以说在全球性问题上的日本外交将会 具有战略目标依旧、政策重心转移、策略手段调整、对策反应灵活的特点。 4.全球性问题虽然可以分成不同的领域,但却是互为因果、互相关联、互有影响 的,日本以往主要是分别向各个领域提供援助,今后将在提供援助的同时增强对 全球事务的发言权,注重对不同问题的综合治理,要求单项援助获得综合性战略 效益。 5.在政策措施上,日本政府将注重“事先设策”的“预防外交”手段,力图通过 积极主动的外交活动和广泛的国际合作,在国际争端的萌芽阶段就想方设法缓解 或消弭之,防患于未然。 1998 年 1 月,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了“关于预防国际争端的国际会议”,17 个国 家的官方人士和联合国及一些区域组织的代表与会。 会议拟定的报告内容有:(1) 努力消除贫困、饥饿等导致争端的根本原因;(2)在争端的萌芽阶段,建立情报收 集、 分析和预警系统;(3)争端发生后,各国与联合国及区域组织合作,防止事态扩 大。 同时,日本的新生代政治学者已于 1997 年年底成立“预防外交学会筹备会”, 以加强对预防外交学的学术研究。 日本外务省官员认为:“如果日本在预防外交问题上取得主动权,并使国际社会 普遍认可日本在预防外交和安全保障方面的贡献,就将有利于日本成为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 ” 20 一句话,道出了日本在全球性问题上开展积极外交的 直接目的。 (责任编辑:韩铁英) ⑨ 10
17 樱川明巧地球规模问题と 日本外交、国际问题所 1997 年 3 月号。 《国际经济评论》1993 年 5 月号，第 15 页。 世界粮农组织:《2010 年的世界农业》,1995 年。
12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状况》,1997 年 10 月。
16 外交青书 1996 年。
15 联合国难民署:《世界难民问题年度报告》中文版,1996 年。
17 河野稠果
人口爆炸问题が免れる、日本经济新闻、1997 年 8 月 29 日。
19 外务省わが国の政府开援助、1996 年。 20 読壳新闻、1998 年 4 月 27 日。中日两国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意义、 中日两国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意义、图式和框架 北京大学 任志安 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等特征,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政治现代化起着 巨大的制约作用。 每一个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发达国家政治文化的 冲击和挑战。深入认识发达国家的政治文化,把本国的政治文化与发达国家的政 治文化进行比较,找出异同以及相互的渗透性和排斥性因素,是政治现代化获得 成功的前提。仅仅从制度层面上认识与摹仿是肤浅的,没有文化层面的沟通、融 合与创造,就不会把握其精髓而进入现代化的行列。日本战后发展战略的定量分析
北京理工大学 那日苏本文拟用相关分析的方法， 对日本在科教立国战略中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发展与教 育、科技、社会基础设施各因素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对日本 在以教育为基础、科技为动力的发展战略中的各个时期的侧重点窥见一斑。日本 的发展经验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建立面向 21 世纪以教育为基础、科学为动力 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无疑具有战略性借鉴意义。近期日本经济形势观测
“日本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年度日本经济连续两年负增长已成定局，而且 1998 年度负增长幅度 大大超过 1997 年度。如何通过实施正确有效的经济对策来阻止日本经济连续 3 年的负增长，成为日本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近期日本经济概况
从 1998 年 9 月以来，个人消费与住宅投资出现局部回升迹象，公共工程开工额 也呈正增长。可以说日本经济形势出现局部亮点，但消费心态依然冷却，其主要 原因是失业率继续攀升， 致使就业不安感仍在增强； 平均工资减幅也呈扩大趋势。 同时，民间企业设备投资下降趋势至少将继续到 1999 年年底。因此，整个经济 形势依然严峻，不容乐观。 在财政方面，由于经济负增长导致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大幅减少，致使 1998 年度 财政赤字占名义 GDP 之比已接近 10％。这会引起国民对将来增税的担心，市场 也通过日本国债评级下降而对未来日本财政崩溃的危险发出警告。 由于亚洲经济危机对日本经济的负面影响仍将继续，1999 年日对亚洲出口将继 续减少或可能进一步下滑， 对美出口也将可能受到美国经济形势变化及日美贸易 摩擦的影响，因此整个出口形势可能更加严峻。 日元对美元汇价（月平均）从 1998 年 2 月的 126∶1 贬值到 8 月的 144.63∶1 之后，于 9、10 月骤升至 134.59∶1 和 121.3∶1，〖KG)〗1998 年 11 月至 1999 年 1 月在 110-120∶1 的区间内波动。近期的日元升值虽然不是日本经济好转的 表现， 但却是因日美经济形势差别出现一定程度的缩小而影响日元汇率的各种因 素发生变化的综合结果。最近一段时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在 120∶1 上下波动， 这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水平，但如果日元汇率进一步上升，就会影响日本出口的 竞争力，甚至可能增大日本经济形势在 1999 年走出困境的难度。 面对目前严峻的经济形势，自称为“经济再生内阁”的小渊内阁，制定了有关稳 定金融的法案，并在 10 月中旬获国会通过。继而，决定推出又一个规模空前的 “紧急经济对策”以争取在 1999 年度摆脱(经济)负增长。在政治上，小渊与小泽两党首于 1998 年 11 月 19 日达成自民党与自由党实行联合的协议，并于 1999 年 1 月 14 日建立了“自自联合”政权。“自自联合”不仅有利于小渊政权的暂 时稳定，也有助于 1999 年度财政预算法案获顺利通过，有关“日美防卫合作指 针”的法案经努力也可获国会通过。1999 年经济形势能否好转还要看政府推出 的后续政策能否出台和是否得力。二、日本经济连续四个季度呈负增长 1998 年日本经济严重滑坡，国内生产总值（GDP）继 1997 年第四季度（10 月-12 月）出现 0.4 增长后，1998 年四个季度均为负增长，估计 1999 年第一季度可 能转为微弱的负增长或零增长。为此，日本政府对 1998 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率的估计已作三次下调，从年初 1.9%的超乐观估计下调为 1.5%，继而下调至
1.8%，现在又下调到 2.2 至 2.4%。这是战后日本经济首次出现的连续两 年负增长，而且负增长的幅度之大，也是空前的。 从反映景气动态的 DI 指数看，先行指数在 1998 年 7 月以后有回升迹象，9 月曾 一度超过作为判断景气上升还是下降的分界线（50％），上升到 60%，10 月跌破 50%， 月又超过 50％。 11 一致指数在 9 月以前一直低于 50％， 月有大幅度上升， 9 10 月跌至 50％，在 11 月又跌破 50％。 根据景气动向指标分析， 日本经济景气在 1998 年 3、 月大幅下滑后有回升迹象， 4 9、10 月回升动向比较明显。这种动向可以视为年初政府实施的“综合经济对 策”中的公共事业投资部分开始见效， 但还不能认为政府的经济对策已经牵动景 气上扬，这是因为影响景气回升的民间需求仍未见好转。失业率居高不下、劳动 力市场冷淡、工薪阶层收入没有改善，个人消费心态偏冷。受金融危机、银行惜 贷及亚洲和世界经济增长减缓的影响，民间企业的投资需求更是大幅下降。如果 日本政府后续措施不出台或不得力，在外部环境（美国和亚洲经济形势）发生变 化的情况下，则存在着日本景气继续下沉的可能性。 (一)生产下降，企业倒闭增加，失业率升高 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金融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同时加速了日本经济结构 调整。泡沫经济崩溃后，由于银行在泡沫经济膨胀期过度放出的贷款不能如期收 回，或由于企业倒闭，贷款无法收回，导致银行背上巨额呆账、坏账。与此同时， 随着日本金融改革的推进， 大藏省不得不改变对金融业长期实行“护送船队”式 行政保护的作法，使银行业将在市场机制为主的竞争中通过淘汰进行重组。泡沫 经济崩溃的打击、金融改革带来的冲击以及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等各种因素，都 加重了日本的金融形势恶化和金融信用收缩，进而影响实体经济。 1．银行倒闭和“惜贷”导致众多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1998 年企业倒闭件数 比 1997 年增加 17.1%，成为战后企业倒闭增加的第二个高峰。进入 1999 年，企 业倒闭数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失业率居高不下，1998 年 11、12 月高达 4.4% 和 4.3%，一向呈日低美高的失业率在 1998 年 11 月甚至发生了“逆转”（日本 为 4.4%、美国为 4.3%）。1999 年 2 月日本失业率再创新高，达 4.6%。日本正处 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因此，当前出现大量失业者的原因，除经济形势不好必然 引起失业人数增多这一循环性因素外，“结构性失业”的因素也不应忽视。为解 决失业问题，日本政府正在酝酿创造 100 万人就业机会方案。2． 1998 年工矿业生产水平比上年大幅度下降。从 1998 年日本工矿业生产指数 看，生产额和厂家销售额与 1997 年相比均为负增长，5 月以后负增长幅度加大， 说明下半年工矿业生产形势更加严峻。9 月份生产额和厂家销售额比前月分别增 长了 3.3%和 4.1%， 是当年增长幅度最大的一个月， 但与上年同月比仍然减少 7.6% 和 6.5%。10-11 月份的生产额和厂家销售额继续下降。12 月份生产额和厂家销 售额又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3%和 1.4%，但与上年同月比仍减少 6.4%和 5.1%。 3． 制造业中机械行业的滑坡较为严重。机械行业接受定货的增减，是民间企业 设备投资的重要先行指标。1998 年最后一季度 10-12 月的机械定货额比上期减 少 2.4 万亿日元，减幅 6.3%，是 1987 年以来 11 年没有过的低水平。1998 年日 本制造业计划投资比 1997 年减少 4.4%，除钢铁业、汽车业计划中的投资略有增 长外，全产业 12 个行业中有 9 个行业都在计划中削减了投资。制造业投资的减 少直接影响了机械设备行业。1998 年以来日本金融形势的恶化进一步抑制了制 造业的投资，预计投资的降温将延续到 1999 年下半年。 制造业中惟一有升温迹象的是公共建设业。1998 年 4 月以后政府投入的 7.7 万 亿公共事业投资在 9 月显露效果。据日本建设省 11 月 10 日的披露，9 月公共建 设开工额（按合同计算）与上年同月比增长 37%，达 2.1581 万亿，这是经历 7 个月下降之后出现的大幅度增长。从签定合同的企业类型来看，主要是国家机关 和政府系企业，反映出政府的公共事业投资肥水很少流入民间。 (二)个人消费继续低迷，但出现局部亮点 1998 年日本消费低迷，从三项消费支出统计看，除去工薪家庭受减免所得税的 恩惠，5、6 月份消费支出与 1997 年同月比略有增长外，日本全国家庭消费支出 与 1997 年同月比均呈现下降。 进入 1998 年 10 月份，耐用消费品市场出现一时的“热销”，据日本大型电器商 店协会对 3600 家大型电器商店的统计， 9-11 月连续 3 个月销售额呈两位数增长， 12 月增幅回落至 7.3%。销售较旺的有电脑、传真机、洗衣机、冰箱等。汽车厂 家打出“轻型车”营销战略，使 10-11 月汽车销售与 1997 年月比出现正增长。 与耐用品市场的一时“热销”相对照，百货店业仍然十分萧条。1998 年 12 月全 国百货店销售额比上年同月减少 5.5%，为连续 8 个月的负增长，12 月全国超市 销售额也比上年同月减少 2.2%。 消费不旺导致市场价格下跌，企业收益下降。批发物价的下跌直接反映了市场的 萧条。1998 年日本综合批发物价与 1997 年相比除一月略有上升外，其他数月均 呈下跌趋势。 1999 年日本经济形势依然严峻。估计今年第一季度实际 GDP 与上一季度大约持 平，民间最终消费支出下降 0.6，民间企业设备投资下降 3.1。〖KG(*9〗预计 1999 年度日本经济实际增长率为 0.5％。 三、金融改革继续进行，紧张形势趋向缓和(一)金融改革继续进行
包括改革证券交易法、投资信托法、银行法等 24 项法律的“金融体制改革法” 于 12 月 1 日起实施。这是继 1998 年 4 月 1 日实施“新外汇法”以来，金融体制 改革又迈出的新的一步。由此，日本金融业发生了以下变化： （1）在投资信托方面，银行及保险公司将开始发售投资信托基金；投资信托公 司由牌照制(免许制)改为认可制；新型投资信托基金（容易反映投资者意向的公 司型投信等解禁。(2）证券公司业务更趋灵活。由牌照制(免许制)改为登记制， 使行业进入渐趋活跃；资产运用方式趋于多样化。 （3）市场日趋活跃。上市股票的证券交易所“所外交易”解禁；有价证券金融 派生商品解禁，部分城市银行将推出股价连动型存款业务。 （4）金融机构破产处理制度得到完善。设立“投资者保护基金”，在证券公司 破产时保护顾客利益；设立“投保人保护机构”，在保险公司破产时保护被保险 人利益。 (二)金融稳定法案生效，金融不安趋向缓和，“惜贷”问题依然严重 1998 年 10 月中旬日本国会通过的稳定金融一揽子法案在日本经济界获得积极的 评价。小渊首相在 11 月 28 日开始的新一届临时国会上表示，这一揽子法案所确 定的金融机构资本增强制度是迅速处理不良债权、 提高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健全化 水平的基础，期待着这些法案的效果能得到充分发挥。在法案获通过后的一个月 左右时间里，已有 8 家城市银行申请公共资金增强资本。 金融机构的“惜贷”倾向抑制了经济增长。 据东京大学学者利用设备投资数据所 作的分析，“惜贷”使经济增长在 1998 年度降低了 1.3%，如果再考虑到设备投 资以外的因素，日本政府原先所预计的 1.8%的负增长几乎全都是因为信用收缩 造成的。所以，需要尽快解决“惜贷”问题。 然而， 从目前情况看， “惜贷”非但没有解决， “夺贷”问题却又突出出来。 “夺 贷”一词出自自民党 1998 年 11 月 12 日发表的“紧急经济对策要目”，意指金 融机构强行从企业收回贷款。日本通产大臣称，信用收缩由惜贷阶段进入了“夺 贷”阶段，为此进一步增强了危机感。由于问题的严重性，1998 年 11 月发表的 紧急经济对策中包括了 5.9 万亿日元的“信用收缩对策”。 1998 年 11 月中旬出台的“紧急经济对策”中包含了稳定金融及惜贷对策： （1）增强金融机构资本应顾及这些机构面向中小企业的信用供给状况，使中小 企业更易于获得融资。 （2）日本开发银行等导入代理放款、转贷等手段，灵活融资；导入面向接受破 产金融机构贷款的中坚企业的新信用保证制度。为达到上述目的，政府安排了 5.9 万亿日元资金。因此，1998 年 11 月份以来，金融方面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之处。 在解决“惜贷”问题上，属日本政府金融机构的日本开发银行缓和了融资基准， 原仅限于设备投资的贷款范围扩大至部分流动资金，使面向中型企业（全国约 26000 家）等非大型企业的惜贷对策得到加强。 自 1998 年 12 月开始，属政府金融机构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新设 面向亚洲的日资企业特别融资项目， 以便通过国内母公司向亚洲各地子公司提供 资金支持（这是因为，金融不稳定导致日资银行在海外筹措美元遇到困难，以致 亚洲地区日资企业面临的惜贷问题愈加严重）。 同时， 金融监督厅决定强化金融机构惜贷的监视， 对于能够正常还本付息的企业， 如果金融机构没有明确原因而停止对其贷款， 金融监督厅将要求有关金融机构进 行解释。 四、政府加大运用财政杠杆刺激景气的力度 (一)推出“紧急经济对策”
1998 年 11 月 16 日，日本政府发表的“紧急经济对策”称，为使 1999 年度经济 转为正增长、并使日本经济在 2000 年恢复活力，决定进一步扩大需求，增加就 业，此项对策总规模近 24 万亿日元（约相当于 GDP 的 4%），其中包括 6 万亿日 元以上减税和 17 万亿以上扩大公共支出项目。项目包括 21 世纪先导科技计划、 生活空间水平提高计划、产业再生及就业对策、完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计划和永 久性减税。 日本经济企划厅称，仅社会基础建设投资（8.1 万亿日元）、区域振兴券（商品 券）的发放（7000 亿日元）和所得税减税（4 万亿日元）几项合计，即可对 GDP 产生 2.3%的正增长效果。如果再加上住宅投资扩大因素，效果将达 3%。 不过， 民间并不以为然。 因为当前日本总供给能力大于总需求约 30-40 万亿日元， 所以“对策”的作用将是有限的。 (二)发放商品券
经过自民党与有关在野党的协商，决定向部分居民发放商品券以刺激需求。1998 年 11 月上、中旬有关党派协商同意以“地域振兴券”名义向特定居民（65 岁以 上高龄者及 15 岁以下年幼者）发放，每人 2 万日元，总规模为 7 千亿日元。11 月中旬出台的紧急经济对策中即包括了此项内容。 1998 年 11 月 25 日，自治省就此做了说明：商品券将在 1999 年第一季度陆续发 放；商品券原则上只能在发放该券的地区内使用，被当地政府认定的店家有资格 接受以商品券购物；商品券使用期限为 6 个月，不得兑换现金；店家可持所接收 的商品券到指定金融机构窗口按面额换回营业所得。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以商品券作为一项景气对策，实属下策。他们认为，商品券 会立即带来景气刺激效果的说法缺乏说服力。即使商品券被用于购物，与其相当 的金额将转为居民储蓄。 提出商品券构想的背景是， 迄今为止的特别减税未能产生明显的效果。 由于 1998 年工薪阶层收入下降，4 万亿日元的特别减税几乎被抵消。 在 1998 年底至 1999 年初，自民党又主张在 1999 年度继续发放商品券。其理由 当然是为了继续刺激需求，但在其背后还存在着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有关党派 进行政治斗争的需要。 (三)编制 1999 年度的财政预算
1998 年 12 月 25 日，内阁通过了 1999 年度财政预算方案。其中，一般会计总额 达 81 万亿日元；一般会计支出较 1998 年度“初预算”增长 5.3%，这是时隔 20 年的高水平；其财源包括近 22 万亿日元的赤字国债在内，共将新发国债 31 万亿 日元（由此，包括转换债在内，1999 年度国债发行总额达 71 万亿日元，就年度 初而言，连续 8 年刷新上年度水平；中央、地方合计的长期债务余额在 1999 年 度末预计将达 600 万亿日元）。 据多数民间机构分析，日本政府增加公共投资的效果到 1999 年度后半期将逐渐 减弱，为保证经济走向恢复，需要推出补充预算。但是，国债的大量发行将使长 期利率趋升，追加预算的余地将缩小。因此，小渊内阁宏观经济政策运用空间将 受到更大的限制。由此也可看出，为恢复日本经济活力，在单纯使用财政手段的 同时，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改革。 五、 对外经贸形势严峻
(一) 进出口双双下降
1998 年日本外贸出口同上年比减少 0.4％，金额为 507501 亿日元。而 1997 年比 1996 年增长 13.9%。1998 年外贸进口大幅下降 9.2％，而 1997 年比 1996 年增长 7.8％。 1998 年日本外贸收支 135493 亿日元，同上年比增长 35.7％，而 1997 年比 1996 年增长 48.1％。 1998 年日本外汇储备持续攀升。 目前日本出口保持增长的商品有：食品、化学制品、金属及制品、运输机械；呈 下降、低迷趋势的食品有：纺织品、一般机械、非金属矿物制品、电气机器、精 密机器。日本贸易商品机构仅有明显的垂直分工特色，即出口以高附加价值商品 为主，进口以低附加价值商品居多。 (二) 亚洲经济危机影响未消，日美贸易摩擦又呈复燃迹象 日本外贸出口，在日元大幅贬值情况下，仍然不见增长，主要是因为日本出口顺 差最大的市场在东亚，而东亚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之后，购买力大部丧失，进 口下跌 10%－30％，特别是对日本一些高附加价值商品如汽车需求减少 1/2。当 然日元贬值并不是完全不见效的。在美国、欧洲市场上，虽然出口增长 10%－ 20％，增长幅度高于 1997 年，但也有损失，只不过损失程度低于东亚。日本外贸进口，也因个人消费下降而大幅减少。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下降，失业率 节节高攀升， 市民消费趋于谨慎， 消费倾向指数下滑， 导致对进口商品需求大减。 据统计，日本失业率已达 4.5％，工资连续 11 个月下降，百货店销售额连续 10 个月减少。 1998 年日本经济个人消费、设备投资均大幅下降，外需是支撑其经济增长的惟 一支点。而外需又有 30％依赖美国市场。美国经济因外贸逆差大幅增加，出现 增长趋缓征兆。美国钢铁行业协会向政府递交日本钢铁出口倾销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