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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题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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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观察数量规律，第一行 3 4 5第二行 5 3 4第三行为 4 5 3再观察构成元素，第三行应该为曲线所以答案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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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战争中的日军恐怖天才，坚持要打持久战，却被日军抛弃！
侵华战争中的日军恐怖天才，坚持要打持久战，却被日军抛弃！
自日本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之时，就已经是锁定了中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地大物博，况且中国又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国家。当时日本对于侵华提供战略的兵家也是不在少数的，还好当时日军没有按照此人提出的战略走，否则不堪设想！此人就是石原莞尔，日本在后来对于他的评价也是很高的。此人在军事方面是真的很有才能，简直就是个天生的恐怖天才。就在日本绝大多数抱着三个月之内消灭中国的想法之时，提出不同观念想法的正是石原莞尔。而且就石原莞尔提出的想法看来，细思极恐！据他看来：在中国战场上最应该使用的是持久战。甚至是对于日本当时已经决定的三个月的侵华战争直接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弱小，这是日军在自寻灭亡。其实就石原莞尔的战略来走，主张的是发展东北，逐步蚕食中国。对于中国的侵略根本不能够操之过急，还是要引起中国内部的内讧的；这对于日本在未来的中国巩固统治中是非常有利的。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万不可不能操之过急。其次，必须要加强日本资源的储蓄；因为在中国的附近还是存在很多石油以及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再拥有了强大的资源后盾时再对其他国家逐一进行攻破。按照这个计划走是相当稳妥的，但是需要耗费的时间在很多日军看来太长了，主要是当时的日军太膨胀太心急了。在日本众多的兵家军官中，石原莞尔显得格外奇葩，一直以来他也特立独行惯了，这样的战略计划自然也是没能够被采纳。由于一直坚持主见，受到了当时日军的很多兵家所排挤，后来索性解甲归田了。但是他所提倡的逐步蚕食中国的计划在今天看来也使细思极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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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8 &&来源：沈阳晚报&&&&
　　猜测：疑为侵华日军军火库
　　家住附近的一位铁路工人说，日军投降前，曾在此处配置大炮等重型武器，发现了这么多的炮弹，说明此处很可能是一小型军火库。警方介绍，在拆迁之前，这里是沈阳站西货场，当年日军曾在此驻扎小规模的军队，此处曾做过日军的军营，他们猜测被挖出的炮弹为当时所遗留。
　　提醒：捡到“铁坨坨”别大意
　　有关部门判断，此地还会有炮弹存在，为此已做好了安全防护工作。所以，市民如果去那里，一定要小心，一旦发现这种“铁坨坨”，千万大意不得。
　　本报首席记者 崔平 通讯员 肖澳 摄影 王大局
责编：刘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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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公网安备　　　　侵华日军祭拜孔子　　　　　　侵华日军屠杀中国平民　　　　侵华日军屠杀中国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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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哪一种文化会像儒家文化一样，对它的评价能够引起巨大的分歧。崇儒的把儒家说得至高无上，反儒的把儒家说得一无是处，这不得不使人深思。近年来论坛上对儒家的否定不可谓少，但是的确很少有能说服我的。一方面是一些说辞带有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批儒反儒过程中有时还会带有谩骂性质的论调，其中有一些人为了反儒的需要，不惜拿人性中朴素的“趋善”情感进行攻击，而且不择手段，使得儒家不得人心的同时，反儒的同样也不得人心，从而论战的说服力便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儒家的经典著作是让人做一个好人，讲究仁义礼智信，也容易使普通人接受，从而大众对儒家文化有一种天然的好感。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任何人都回避不了的，那就是为什么儒家文化说得这么好听，但是这个文化所孕育出来的一个个社会却是贪污腐败横行，人性彻底堕落，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主流文化呢？儒家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经过本人对儒家思想深入细致的思考，本人认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的“修齐治平”便是儒家文化的致命缺陷，从而也决定了儒家文化不可能参与现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构建，余英时先生所谓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重建”也仅仅是一个水中月镜中花。　　一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修齐治平”　　这几个字的出处来自于《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是用分析法论述了怎么样能明明德于天下，归根到底在于格物，可以反过来说，就是从格物开始，然后致知，然后诚意，然后正心，然后修身，然后齐家，然后治国，然后安天下。这一列叙述，都是由前面的前提就可以推断隐含后面的结论。简而言之，修身以前的那些都可以归入到修身里面去，因此这一段论述又可以简单的称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可以更简洁的称作“修齐治平”。成了汉代以后知识分子世代的追求目标。从而，儒家文化通过貌似严格的论述，给我们构建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要人人都注重修身，便可以家庭和睦，于是又可以政治清明，于是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太平盛世。　　果真如此吗？　　二 儒家的“修齐治平”不是逻辑判断，也不是经验判断　　看“大学”里面这一段论述，貌似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然而这段论述却经不起稍稍的深思熟虑。这里不准备偏离主题大谈逻辑，但也要稍稍涉及一点。逻辑推理中，P作为前提能够推导Q成立，必须遵循推理的原则，这些原则基本上都是符合人的直观思维的，按照数理逻辑中最重要的8条原则，“附加，化简，假言，拒取，析取，假言三段论，等价三段论，构造性二难”，它哪条都不符合。那么“修齐治平”是不是经验性的总结呢？我看也不是。因为在论述这一部分的时候，论述者明显的用环环相扣的“逻辑”来阐述的，另外论述者根本没有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说明一个人修身了便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没有举出一个相应的反例，而归纳判断需要的应该是更多的支持的例子。　　因此，“修齐治平”之说不能是科学的判断，属于先验的价值判断，既不需要论证也不需要实证。不过不能就此把这个论述说成一文不值，我宁愿把它看成是一个带有美好愿望的信念。　　三 万恶为首是“齐家”　　“修身”不是儒家的专利，而是全世界各个文化各个民族中都有的，因此修身不该被批判，假如连个人加强修养都要骂，等同于反儒把自己反成傻子了。但是“齐家”却是儒家文化的独门秘笈，这也是导致儒家文化出现一系列问题的真正原因。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所谓“齐家”是指什么意思呢？当然啦，按照现代中国的三口之家为主导的社会而言，当然是指家庭和睦。但是对于以前的时代呢？一个大家族的人很可能很多，谁有资格“齐家”呢？谁有资格作为一族之真正的领袖呢？是不是个人修养好的人就可以胜任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一定是实力最强的，能够给家族带来好处的。这不需要举很多例子，在我们身边这类事情俯拾皆是。于是你会看到只有儒家文化下的中国才有的事情：一个人当了官，七大姑八大姨都跟着借光，自然不必说为子女谋求更多的利益了，因为“齐家“嘛。比家大一点的是亲戚，再就是邻里，再就是同乡。于是儒家构建了一个以家庭为中心，按照血统和地理上的远近关爱逐渐减小的圈圈。难怪一个老外说：“中国人的笑脸只给熟人的。”我们还经常看到的这类事情：一个妇女或者儿童被抢走拐卖的一个鬼地方，那里面的人没有一个拿出儒家的“仁义”来谴责的；一些地方的人专门坑外地人，本地的警察都不管。可能有人说这不是儒家造成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的确和儒家的以“家”为中心的齐家文化有关。因此，到了“齐家”这一级，到了以家族为核心的文化圈，仁义礼仪其实就瓦解了，他们的仁义礼仪是给家人的，族人的，熟人的，对待非我族类那就不好说了。因此，贪污腐败横行，人性的沦落和道德底线的消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万恶的根源便是这个“齐家”。反观西方的文化，以美国为例，孩子到了成年离开家庭再正常不过了，父亲也不用处心积虑的给儿子“安排”好，贪腐自然就少了。　　四 “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奢谈　　儒家文化下，有了“齐家”这根指挥棒，上至皇帝九品小知县，当官就是为了这个“家族”的私利，家族都满足了还要邻里借光，邻里完了还要乡里，所以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贪官，其贪婪的程度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皇帝也就一个生殖器，却可以独占几千个后妃，而且还要阉割为之服务的男性，没有一点仁义道德，这便是贪婪的铁证。治国平天下也就成了奢谈。历朝历代基本上是按照周期律进行的。而且看势头，还要一直进行下去。　　在“齐家”的指挥下，人们读书不再为了追求自然界或者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理，就为了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也成了中国落后的原因。　　五 结论　　儒家的东西，作为个人修身，提高修养，使自己仁者爱人，都是不可否定的。但是，这套东西仅仅做为个人修养之书而已，千万别“齐家”，遑论“治国平天下”了。要想社会进步，民族有前途，还得西方那一套。
　　在这样一个垃圾文化的引导下，日本必然会走向亡国灭种
　　日本鬼子把孔老二的每一句话都当成了“提升精神境界、感悟人生真谛的励志名言”　　孔老二说过“食色性也”，看看日本人是怎样做的　　　　食与性的完美结合----女体盛　　　　食与性的完美结合----处女大便
　　在这样一个垃圾文化的引导下，日本必然会走向亡国灭种
　　对于传统文化，有一个基本上不错的态度和选择，那就是取其精华，去除糟粕，问题是这属于糟粕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中国有一种学说，在治世，在社会追求稳定时受到推崇；在乱世，在社会要求变革时受到贬斥，这便是儒家学说了。譬如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学，独尊儒术”，譬如历代皇帝对于孔子的追封，譬如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孔子的批判等等。
　　??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认为这是由儒学本身的特点决定的。那么，儒学的特点是什么？说到底是一个“礼”字。一部《论语》，谈到“仁”的地方有一百零五次之多。究竟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个“礼”不是一般“礼貌”的“礼”，而是一种社会政治上的尊卑有序。“君为臣钢，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皇帝家表演歌舞用多少人，你大臣家绝不能超过。皇家制作的鼎有多大，作为臣子的也不能超过。就好比如今领导干部的座车，厅局级以下领导，排气量必须在2。0以下。你的小轿车比领导的高级，就是犯忌了。最高领导要坐在主席台的中间，这是没有疑问的。那么第二大的领导是坐在第一大的领导左边还是右边呢？搞错了，就是个政治事故。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形式化的东西，却体现着严格的政治秩序。只有保证了这种政治秩序，社会才能稳定。古有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就实际发生着的政治作用而言，这半部该属于这个“礼”字所代表的诸多的秩序规定了。
　　??古往今来，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这“礼仪之邦”当然要归功于儒学教化的结果。问题是在这美称的背后，恰恰是诸多社会政治问题产生的根源。
　　??社会需要讲究礼貌，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你只有尊重他人，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态度谦和，彬彬有礼，是一个人的德性修养。讲礼貌，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才有和谐社会。可正如哲学所揭示的，什么东西过了一定的极限就必然会走向反面。
　　??君臣有别，权重则位高，延续到今天，这种“礼数”便有了新的称谓——“尊重领导”。并非危言耸听，认真分析起来，如今社会政治生活的种种黑暗与丑恶，大多来自这看上去并不可憎的四个字。
　　??中国的家庭教育，是一种“听话”教育，这是与西方不同的。所谓的“好孩子”，是听话的孩子，在家听家长的话，在幼儿园和学校听老师的话，参加工作后，要听领导的话。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幼儿园出来，就该接触到总结、鉴定之类的东西了。刻苦学习什么，努力树立什么，坚定信仰什么等等，说起来都是很空的东西。唯一涉及到对一个人实实在在的道德评价是什么？是“尊重领导，团结同志”。你不要小看这句套话，事实上含义深刻。它所体现就是古来提倡的一种“礼”。这两点你做不到，即便是有天大本事也不行。
　　??领导怎么尊重？这个“礼”如何去践行？学问大去了。和领导一起走，你绝不能超出领导半步；领导讲完话，你还要去讲；领导没坐下，你先坐下了；领导没吃完，你先离桌了；领导放个屁，你噤一下鼻子；领导抽烟，你不去先给点火；领导来了，你不起立迎接；领导面前，你翘起个二郎腿；当着领导说话，你手舞足蹈…。。这一切的一切，虽说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却都犯着大忌讳。
　　??无论在什么场合，当领导那是必须坐在首席的。农村里请客，你首先需要请的是村长，村长请来了，不管还有什么三叔二大爷，首先得把村长让到首位。下级招待上级，席间只有一位漂亮女士，得把她安排在最高领导的身边——“东西少，可领导”，这是规矩。克拉玛依的大火中，尽管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作为孩子是不能首先逃生的。不是有人情急之中由衷地高喊“同学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吗？这一切一切对于领导（当官）的恭敬，都归之于几千年来礼制教化的结果。
　　??在礼制的教化下，中国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传统：“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社会稳定，卑琐小人必然得志。社会长时期稳定，按顺序提拔的领导，从才干的意义上讲，必然是一代不如一代。直臣受挫，小人得志是千古不变的定律。原因何在？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人之所以得不到重用，就是因为他们无论如何掩饰，如何收敛自己的锋芒，无论怎样注意尊重领导，在其举手投足、一颦一笑之间，都会在众多的奴相之中显现得格格不入，都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种为领导看着碍眼的人格独立精神。在这种文化规定下，你唯一的选择是当奴才！你不能有独立的人格。否则你只有去坐冷板凳。如果你不服，各种各样的“小鞋”等着你去穿。在这种文化的规定下，衍生了种种复杂的令人头疼的终生也琢磨不透的关系学、厚黑学、韬晦术。学会“尊敬领导”了吗？学会当奴才了吗？其他什么学问也没有这个学问重要。你学会没学会，那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把领导“尊敬”好了，什么好事就都有了。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循环：尊敬领导有好处，有了好处更加尊敬领导。尊敬来尊敬去，这尊敬就没边没沿了，时时刻刻事事处处都要尊敬领导，都要体现出一种奴性。而你体现出来的奴性越多，出让的自由和权利则越多；你出让的自由和权利越多，你受到的权力强制则越多。你要出让自己的话语权，领导面前说话，是不可粗声大气，更容不得你滔滔不绝任意发挥。你要出让你思考的权利，你不能比领导想得更多更远，不能显现出比领导还要高明。如果领导觉得你比他还行，你便该去坐冷板凳了。在领导面前，你连人格的尊严都不该有，还有什么权利不需要放弃呢？作为领导，其权威已经是遍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一种深深扎根于人际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专+zhi就这样形成了。
　　??从儒家礼制的教化发展到今天的“尊敬领导”，是一条条维护尊卑等级的文化绳索，是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凝固剂。正是在这种礼教的束缚下，每个人不是什么具有独立人格精神的完善个体，而仅仅是领导者的一种的附庸。于是便有了绵延不绝的人身依附现象。见风使舵，卖身投靠，攀附权势，结党营私，按照权力的大小和范围，逐渐形成一个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而这种的特殊的利益集团一经形成，党纪国法便成了工具和摆设，便有了重重铁幕屏蔽下的种种丑恶。
　　??酒桌上人们常说，“领导不敬，早晚是病。”到了春节，你不去父母家拜年没关系，领导家不去，那是绝对不行的。好东西可以不孝敬爹妈，首先要孝敬领导。所以，很多贪官收“礼”收个百八十万都是自然的。在领导面前，你绝不能拿自己当个人物。相对于威风八面的领导，是下属的奴颜婢膝。这种不对称的权力状况，决定着绝对权力的产生。拥有了这种绝对的权力，面对着一付付奴性的面孔，你不搞点特殊化，身边的奴才不能答应你；你想“今年过年不收礼”，你想不受贿，会有更多的奴才不能答应你；你想不去以权谋私那便是天大的怪事了。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是什么?不正是这种封建礼制的教化吗？
　　??几千年来，中国人龟缩在“领导”的阴影里，无时无刻不受到种种外在权力的强制。中国需要的是去政治化和去权力化，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从文化上摆脱封建礼制的教化作用，从观念上去除权威意识和奴才意识。
　　??人们不再是跪伏在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的不同层面上一致向上叩头的奴才，而是站在同一等高线上的人格独立的完善个体，按照平等的社会分工，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你种你的地，我做我的工，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关系，没有那么多复杂肮脏的政治，没有那么多外在强制的权力，没有那么多的领导权威，互相尊敬，互助友爱，一旦发生了纠纷和矛盾，从法治的意义上，公开、公平、公正地予以解决——这些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美好的目标与期待呢？
　　　　忠 孝 仁 义 礼
这就是儒家文化在小日本的结晶------小日本黑社会
　　非常好的帖子，楼主点中了儒家的命门
　　最近开始尊孔的。。不只是小鬼子。
　　有理！　　
　　日本政治混乱主要是由于它在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过程中，封建残余太多。日本近现代史有两次革新，明治维新和二战战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完成现代化国家改造但是根本没有触动封建势力反而变成了一个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封建军国制国家。二战日本战败后，美国改造日本由于众多原因改造并不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失去了中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与根深蒂固的日本政治势力妥协，以便迅速将它变为反共兵站，日本也顺势卖身给美国换取生存权，其中包括保存政治体制。日本的政治上层说穿了就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士大夫统治集团。他们有自己的政治领地（选区），还可以世袭，父传子，子传孙，他们还与众多财阀互相勾结排斥异己打击政敌。日本平民想要投靠一个政党当上三品以上的京官是比登天还要难的。日本需要一次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彻底革除这些政治弊端，不然仅靠一个政党联合击败另一个的改良是换汤不换药的，但是倭人政治混乱还是我等喜闻乐见的！
　　在这样一个垃圾文化的引导下，日本必然会走向亡国灭种
　　马克思的狗屁理论祸害中华近百年。。。。。。。。　　使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脚步与世界主流文明越走越远。。。。。。。
　　正中要害！
　　　　日本政府近期上演了一出非法“购岛”闹剧，明显属于日本国内政治和经济都陷于僵局情况下，民主党为捞取政治选票，与日本极右翼合演了一出“双簧戏”。但这出戏的结局，或许会导致民主党政权“野蛮”倒台，还可能会使其留下历史政治骂名。不仅如此，在经济上，日本经济或因此遭受不可承受之重。 　　日前，因日本“购岛”政治闹剧，引发中国政府和民间全面反制。不仅如此，东南亚岛屿之争，也出现了“打群架”现象。俄日岛屿、韩日岛屿、中越和中菲南海岛屿之争，究其根源，均是除中国之外，各国政党和政治家们在没有其它更好办法捞取国内选票（选票民主制）情况下，通过对外显示“肌肉男”以获取国内政治利益。 　　日本的政治家们为何会做出如此不明法理、事理和经济理的闹剧呢？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明显但却被人们忽略的答案：日本的政治家“一窝不如一窝”。 　　这个用中国老百姓俗语说，就是“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结果，大道至简：近亲繁殖。具体说就是，由于日本政坛缺乏上下流动性和有效竞争所造成。比如说，美国可以出现“二流的演员、一流的总统”，这位一流的总统就是美国历史上排名前10位的里根。这在日本政坛绝不可能出现。 　　日本政坛近亲繁殖导致的恶果早已显现，“购岛”闹剧不过是恶果的延续而已。在政治上，日本政坛多年来，能当满一届首相的仅有小泉纯一郎一人。而其余都不过一年左右时间便下台。如此频繁更换首相，仅五年就换了6任首相。 　　在经济上，日本经济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从失去10年到再失去20年，而且还在延续，似乎没有止境了。从宏观经济上看，日本国债与其GDP比值已经到达了235%，全球最高。而希腊主权债不过超过了100%就濒临崩溃，美国现在也超过了100%，凭其美元霸权暂时苟延残喘，但其“财政悬崖”也已迫在眉睫了。 　　日本财政如此之高的负债率为何没有崩溃呢？因为，其国债95%以上为日本国民所持有。日，日本发生大地震之后，国际社会给出了日本这样一个评价：对日本国民井然有序肃然起敬；而对日本政府及其官僚体系却呲之以鼻。 　　而恰是这种日本国民的“良民”性，豢养了日本政坛的近亲繁殖的“一窝不如一窝”现象。如果是在欧美，民众是不会容忍这种政府存在的。看看近年来欧美此起彼伏的抗议政府浪潮，便可知晓。 　　再从日本微观企业层面看，曾经辉煌一时的日本电子企业，一度使得美国同行业俯首称臣，几乎全面退出这个行业。但现在，日本这些几乎所有的电子行业的曾经优秀企业一败涂地。就以近期濒临破产的夏普为例，近期台湾鸿海精密董事长郭台铭在拟收购夏普过程中，曾怒斥夏普高层办事拖拉，而“夏普总裁奥田隆司及其下属团队就像被老师训斥的小学生一样低着头，默默不语。”然后，郭台铭坐私人飞机扬长而去。可见，日本的电子行业的企业不是日渐衰路，而是要么破产要么成为僵尸企业。他们几乎已无路可走了。 　　日本经济的崩溃仅在一线之间。但日本政府却没有任何办法，也看不见任何转机会出现。原因和责任都是日本政府官僚体系的无能、无智。但这背后却反映了，日本国家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跟随主宰其命运的“主子”美国日久，早已丧失了自我。 　　目前，日本政府荒诞的“购岛”闹剧引发的中国反制措施，还会升级。中日两个政府都不会主动“软化”。对日本而言，退缩就意味着现政权倒台。不退缩也难以继续执政下去。对中国来说，不仅道义和真理在手。更重要的是，实力更是基础。中国此时对日再不强硬，南海争端会越演越烈。中国历史近150年来，在主权问题上，并没有任何“退路”可言，任何一代领导人都深明此理和此义。 　　中日争端结局，不会是军事冲突。但经济上，相互伤害已经是在所难免了。接下来，就是拼经济实力，日本必败已无疑了。 　　即便没有中日争端，日本经济也难以维持二、三年。但中国人都明白的道理是：“两败俱伤”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而现在不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得利的渔翁已经不仅是美国一家了。 　　日本政府愚蠢的政治家以为可以趁中国十八大换届机会“捞取一把”，这都是日本政府近亲繁殖“一窝不如一窝”的政治家们的愚蠢想法。他们以为这次“购岛”是“播下龙种”了，结果开始“收获跳蚤”了。他们愚蠢之极的关键在于，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根本没有“龙种”，只能“收获跳蚤”。而借来的“龙种”（美国）也无法与“跳蚤”们相配。 　　面对如此一个近亲繁殖“一窝不如一窝”的政治家们组成的政府，与他们讲道理是行不通的。接下来，在不断“亮剑”的同时，中国政府和民间都应该帮助日本政府寻找台阶下。毕竟，两败俱伤对中日都不好；毕竟，远亲不如近邻。两国民众应该世代相好。中日韩本应相互携手，但却被愚蠢的政治家们搞成彼此恶手。但这是亲者痛，但仇者并不“快”。毕竟，全球一体化趋势不可阻挡。 　　面对如此一个开始衰落的政治和经济国家，中国应该更多持有宽容和宽恕的心态。接下来，面对“落水狗”我们是否还需要痛打，值得深思和慎重。毕竟，岸上，还有狼在。 　　笔者也是愤怒之人，但学会理性爱国，是必要和必须的。笔者更为担心的是，在全球经济继续一篇哀鸿下，那些愚蠢的日本政治家们还会在外挑起事端以获得国内执政地位。因为，他们对国内经济已经一筹莫展了。 　　所有的竞争，不论政治还是经济，或是军事，都是源自自身的实力。我们更应该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包括不要“近亲繁殖”。
　　在这样一个垃圾文化的引导下，日本必然会走向亡国灭种
　　日本政治混乱主要是由于它在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过程中，封建残余太多。日本近现代史有两次革新，明治维新和二战战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完成现代化国家改造但是根本没有触动封建势力反而变成了一个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封建军国制国家。二战日本战败后，美国改造日本由于众多原因改造并不成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失去了中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与根深蒂固的日本政治势力妥协，以便迅速将它变为反共兵站，日本也顺势卖身给美国换取生存权，其中包括保存政治体制。日本的政治上层说穿了就是具有日本特色的士大夫统治集团。他们有自己的政治领地（选区），还可以世袭，父传子，子传孙，他们还与众多财阀互相勾结排斥异己打击政敌。日本平民想要投靠一个政党当上三品以上的京官是比登天还要难的。日本需要一次自下而上的革命才能彻底革除这些政治弊端，不然仅靠一个政党联合击败另一个的改良是换汤不换药的，但是倭人政治混乱还是我等喜闻乐见的！　　
　　在这样一个垃圾文化的引导下，日本必然会走向亡国灭种
　　中国社会腐败文化探源——儒文化与世俗权力的神化　　中国的社会腐败是令人痛心的。它发展到今天，几乎已经无药可医。虽然腐败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但是，中国的腐败之所以触目惊心，还因为它与中国的文化遗传基因密不可分，而传统文化中的儒文化，就是社会腐败的文化根源。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是儒家文化把世俗权力神化了。是儒文化把皇帝的最高权力与上天意志联系起来（董仲舒），是儒文化维护了专制社会的伦理纲常，是儒文化的“礼”维护了人间不平等的社会秩序；是儒文化论证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是儒文化把下层社会（包括女性）的生存状态的悲惨归结于上天的意志（天命）；是儒文化的道德理性过早觉醒排除了宗教信仰中最高权威对人间权力的监督，最后导致失去监督的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是儒文化成功地实现了政教合一，把人间权力绝对化；是儒文化排除了鬼神意志对人间善恶的奖惩，导致了恶人的肆无忌惮；是儒文化导致了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管理模式，以至于关系网盘根错节，官场之中的相互勾结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儒文化导致了官本位的文化传统，以至于直至今天公务员热始终不能降温…总之，是儒文化把世俗权力绝对化，引起了权力监督的缺位，从而导致了根源性的社会腐败。　　要想根治腐败，就必须从中国文化的源头上抓起。而儒文化，就是中国社会腐败的文化根源。中国社会若要进入现代化，就必须清算儒文化的余毒，而寻找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道家文化。文革时代，毛泽东发动批儒评法，是用心良苦的，他老人家真正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停滞、治乱交替的文化根源，那就是儒文化的腐朽性，我们今天对此应该高度重视和重新评价。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至少没有类似于西方的上帝观念。这表现在中国文化和哲学只关心人，也就是所谓“人本”，这比西方哲学的“物本”更显出中国先哲们的人文关怀。弘扬人的价值，凸显人的生命意义，这是中国哲学的特色。　　中国哲学是精神力量指向于内，指向人自身的。人只要向内，就可以发现一个内在完满的自我，一个道德自我，一个可以体现宇宙自然之大道的生命体，这个生命本体的内涵是那样丰富，那样深邃，甚至可以达到至善至美。这与西方文化视人性为恶，因此必须接受外在力量的监督是截然不同的。　　中国古代哲人的智慧，其精神指向是向内的。向内，就发现了一个道德自我，可以和天地之道合而为一，也即天人合一，人与道合，这样的人生，也就是体道的人生，人的生命就是道的体现，人用自身的生命实践，体现着永恒的“道”。而在儒家，就是“仁道”，落实到社会政治层面，就是行“仁政”，把社会管理的外在监督，替换为管理者的内在道德自觉，用管理者和所有社会成员的道德自觉来维护社会秩序，这就是儒家的理想，也是儒家想要起的社会历史作用。　　应该说，精神力量指向于内，向内发现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内涵，这种哲学是深刻的、自觉的，因为它抓住了人的根本。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不是一篇文章所能阐释的。这里只能粗略提及。　　中国文化的世界观是一元论，是天人合一，人与天地万物不可分。儒家所谓“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从来没有把人从自然中分离出去，人的活动、人性与天命浑然为一。在这种理性中，既然天人为一，也就没有什么外在于人的最高存在，人自身就可以达到顶天立地的生命境界，就可以“人参造化”；人的修养达到最高，就可以体现大道，可以体现天地自然的生命意志和生命精神。　　然而，需要注意和借鉴的是西方文化。西方是基督教文明，它的世界观是人与世界的分离也就是二元对立的。这种对立，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对立，理性与情感的对立，最终产生了人与神的对立，人与上帝这一绝对存在的对立。　　西方文化既然是分裂的，人与世界分裂为二元，因此人的精神力量也就容易指向于外。无论是作为最高权威的上帝，还是自然，都是外在于人的。只不过外在于人的自然可以认识，外在于人的神祗不可认识，是绝对的存在。　　在西方，上帝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最高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最高权威。一切世俗利益的纷争，最终都会在上帝面前摆平，一切矛盾，都将在上帝面前化解，上帝是人的行为的监督者，又是一切人间利害关系的裁判者。她绝不会偏袒于哪一方，绝对是超越的存在。因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被所有人接受的。故在西方社会中，平等观念在已经深入人心。　　中国人没有上帝观念。在儒家看来，只有世俗权力是高于一切的。天地之间，只有人是自觉的存在，是道德理性的觉悟者。因此，对于人，无需上帝来监督，人自己就可以约束自己，孔子所谓“吾日三省吾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首先从自我修养、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开始的。人是自觉的道德实践者，不需要有一个凌驾于人之外的上帝来约束、来监督，这就是儒家的道德自觉。　　这当然是好的。儒家之所以认为人可以自我完善、自我约束，是因为儒家的人性论是性善论，孟子的性善论是人所共知的。至于孔子，虽没有明确人之性善与性恶，但却有“中和之性”，谓“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中和之性塑造自己，人之自觉，无需外在异己力量来约束，他自己就可以无限完善，就可以达到尽善尽美。既然如此，那么在社会中用以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也就只有靠人自身，而不是什么外在于人的上帝，不是神的权威。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不需要外在神祗，只有人自己对自己的约束和控制。这种控制，如果说是一种精神控制，那么就是关于人的道德伦理，关于心性涵养方面。儒家用“礼”来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修身”也就是加强心性涵养来约束自己。这样一来，人对自己的约束和人与人之间的约束就都有了，社会有了这样两层次的约束，也就没有不稳定的了。社会的稳定，是靠人对自己的约束和人与人之间的约束来维系的。而在西方文明中，就没有“修身”这一层含义，基本没有人对自己的约束，如果有的话，那么也只是上帝的监督。所以，人们必须每星期去教堂礼拜忏悔，这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明的不同。　　儒家的自我反省要比西方的上帝监督更自觉，因为不管上帝是否在，是否缺席，人都是自觉的道德实践者，中国儒家认为人性善，所以只要反省自己的良知就行了；而西方，则认为人性恶，无所谓良知，在上帝面前，每一个人都有罪，这就是原罪。因此只需要向上帝忏悔就行了，任何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恶的，都需要忏悔，这就决定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需要接受上帝的监督。　　而中国儒家文化就不同了。中国有圣人，而所谓“圣人”，就是道德自觉程度最高的人，自我约束最强的人。在中国儒家，由于道德自觉的程度不一样，人群就有了“君子”和“小人”之分，“圣人”与庶人之别，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就出现了等级差别，这一点绝对不同于西方文化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由于有圣人和庶人的区别，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
　　当然，儒家讲天命，虽然，“天命以为性，修道以为教”，人之性本乎天，也就是人性秉承了上天的意志。人之道德本乎天德，而在天之德在于“生生”，体现于人性的道德层面，就是“仁”。而人性本善，就是人的道德自觉的内在依据。这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假定人性恶是完全相反的。性恶，就容易干坏事，就必须有监督；性善，就可以自己约束自己，自我约束的程度不同，也就是道德修养水平的高下，这就决定了君子与小人，圣人和庶人。　　问题还在于，儒文化不是具有平等意识的文化。这一点和道家文化截然不同。儒家规定了有君子和小人，这就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而道家尤其是庄子，对于君子小人之分是完全否定的。“同乎无知，是为天德；同乎无欲，是为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焉。恶乎为君子小人哉”。认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君子小人的划分，是违背自然的，只能有利于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之上。而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有“为贤者讳”的传统，也就是大人物有了毛病可以掩饰，有了私心和见不得人的事可以隐瞒。而对于“小人”，则没有这种优惠。这种向一方倾斜偏袒的文化心理，是儒文化虚伪性的体现之一。　　儒家给“大人”和“圣人”以种种“优惠政策”，如果这些人手中掌握了权力，当然也就不需要监督，监督就可以免除或可有可无。而儒文化鼓励人们从政，“学而优则仕”，“大人”和“圣人”皆有官职，他孔夫子不就是几度从政而不得志，最后死了还要追封为“文宣王”吗？　　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对有社会地位的人的行为的外在监督（请注意，对于社会地位低的人则绝无这种优惠），这对于行使权力的人来说，无疑是网开一面。儒家说教靠人的内在自觉来约束自己，因而不需要外在监督；但内在自觉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并无检验的尺度，只是一种理想而已。但这样一来，“大人”“君子”甚至皇帝这些可以行使权力的人，就可以不受外在监督的约束，而形成特权了。　　当然，这只是就道德修养层面来说的，但是，道德修养自觉的人群往往也是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道德修养较高也就意味着社会地位也高。这一点不同于现代社会。但是，这样就出现了“大人”与“小人”之分野。加之世俗用“礼”来维系社会等级秩序，所以“大人”与“小人”也就被固定下来了，从而形成了制度性的社会等级差别。　　问题是，天命和天意这外在于人的超越存在，现在可以由人来体现，人能体现到什么程度，那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在儒家文化中，人之外并没有一个超越于人之上的绝对存在，作为价值参考系而规范人间秩序，摆平不同人群和阶级之间的利害关系。如果说有，那就是儒道两家都有的“道”，也就是天的意志。甚至高高在上的“道”也可以有人来体现。“人能体道”。但是儒家之道在人间，道家之道在自然。在儒文化的视界中，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矛盾，出现了利害冲突，没有一个绝对的力量可以摆平，而只是用同样具有私心和利益考虑的“大人”来做出有倾向性的选择。因此，这种超越人间利害关系之上的最高权威的缺失，导致了人间不平等，是人为制造人间不平等的精巧设计和安排。这就是儒家之学中隐藏的猫腻，这就是为什么历代专制统治者都要弘扬儒学，独尊儒术，把儒家之学作为官方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层原因。儒家，可以利用来维护人间不平等的社会秩序，进行精神控制，这就是儒家的高妙之处，也是儒文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　　有等级差别的社会需要维护其稳定，就需要有一个世俗的权力。而世俗权力，无非是“君权”和地方长官的权威。在西方，上帝是人间事务的监督者，而在中国，既然没有上帝，人自己就是最高存在，所以人间事务也就没有监督。在西方，人间权力比如说国家权力，应该置于上帝的监督之下；但是在中国，国家权利没有上帝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自身就是上帝，就是“圣上”，就是完人，就是民众必须无条件服从的天然统治者，就是代表上天意志的最高权威。　　当然，在中国文化中，皇帝之上也存在一个有人格有意志的“天”，是为“天命”。有时天降灾异，皇帝也要下“罪己诏”，甚至大赦天下。但是除了这一特殊情况之外，皇帝本人就是天之子，就是“真命天子”，就是上天意志的体现者，所以“天意从来高难问”。所谓“圣上”，那是道德人格与权力的合一，绝对是“金口玉言”，不容怀疑的。本来是世俗的权力，现在终于被儒文化神圣化了。“神”的缺位，导致了人间权力的绝对化，导致了权力的滥用。没有了神的干预，帝王行使起权力来，就无所顾忌，而他的臣民，也只有绝对服从了。　　在西方文明中，由于上帝高高在上，所以神权与人权对立。但是在中国的儒文化中，没有上帝也就没有神权，结果一切权力都集中在帝王手中，所以帝王的权力也就被神化了。没有上帝，没有神权，那就只有绝对化了的世俗权力。于是世俗权力至高无上，一切人世间的价值都以世俗权力为转移，而皇权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也与之类似，都需要人们绝对服从。结果导致了官本位的文化习俗，它沿袭至今，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问题在于，把世俗权力绝对化，世俗权力却并不是最公平的。因为掌握权力的人也有私心私欲，甚至欲望膨胀。这就决定了，掌握权力的人总是要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谋私。而一旦权力失去了监督，那么就可以为所欲为，骄奢淫逸，横行霸道，甚至无恶不作。而腐败黑暗，就成为专制社会的痼疾。西方有句格言，“失去监督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世俗权力既然已经被神化，那么一旦腐败起来也就不可救药。所以，中国历朝历代都伴随着腐败，而腐败至极，则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则揭竿而起，群起造反。结果就是，中国历史永远在治乱循环中震荡，而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也许我们正处在治乱交替循环的临界点上。　　延安时期，毛主席在与民主人士黄炎培谈话时曾说，中国的新政权完全可以走出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GCD避免治乱循环的办法就是真正实现民主，实现对权力运作的监督。但是今天呢？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走到了哪一步？想当年，有伟人踌躇满志，指点江山；看今日，危机四伏人心不安，社会腐败令人不堪。原因何在？是我们倒行逆施，又恢复了私有制，还是法制不健全导致了社会整体失控？改革以来，灌输法制观念可谓家喻户晓，可是“法令兹彰，而盗贼多有”，并未改善社会治安，也没有能够制止腐败，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原因当然有许多方面。而溯其根源，传统文化的惰性至关重要，在这里，就是儒家文化。它是滋生社会腐败的文化酵母。根治腐败，不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更有历史文化的遗传因素在内。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永远滋生腐败。　　儒家文化是反动的。不管它外表看来有多么精巧，多么完备，多么深刻，它骨子里那种为专制皇权合理性作辩护、论证其合法性的本质是不能改变也不容怀疑的。虽然儒文化已深入人心，迷惑民众，虽然新儒家气势汹汹，尊孔闹剧愈演愈烈，但是它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格格不入的。中国要进入现代化，第一个任务就是批判儒文化，揭穿儒文化为专制统治合理性作辩护的本质，构建起自己新时代的新文化，也就是说，我们首先需要的是文化革命。中国的现代化，如果没有文化领先，是免不了要走弯路的，注定是要把现代化搞得不伦不类，失去了民族自我，而成为别人的文化附庸。
　　外儒内法养猪狗——自由主义漫谈选段　　文/专烤填鸭　　先秦时的文化遗产　　在此首先申明：对古代所有思想家，笔者都持尊敬态度，所有的批评只对思想不对人。　　再看先秦时的社会文化遗产。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给后世留下了《论语》等四书五经；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给后世留下了治国谋略《商君书》。而秦以前，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虽然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足以证明，那时的确是百家争鸣的社会氛围，然而儒家并不入流。　　而秦国，自商鞅以后，以法家治国方略，取得了横扫六合的成就，所以，夺得天下之后，秦国焚书坑儒，使其他学说，在秦国的政治舞台上基本绝迹了。然而，仅仅十五年，法家所建立的家业就破产了。也就是说，诸子百家的帝王之道，都不足以维持帝王政权的稳定，都不能使帝王的江山万年红，都不足取。　　所以，灭秦以后，西汉吸取了秦王朝的经验教训。在汉初大力推行“黄老之术”，与民休养生息的利民政策。但是，在“君弱臣强”的形势下，使诸侯王的势力急剧膨胀，对汉皇权构成了极大威胁。于是，欲采用儒家学说。然而，汉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单纯以儒家学说来治理国家也是行不通的，虽然独尊法家的秦亡了，但秦横扫六合的业绩是法家创造的，是不可否认的，只有用儒家配合法家的严刑峻法才能富国强兵。于是，董仲舒在强调法制的基础上，把儒法两家揉合为一体，既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张“正法度之宜”，其实质就是儒法结合，即“外儒内法”。　　外儒，给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血腥的后盾。从而，为统治者提供了一条软硬兼施的政治手段。然而，历史还告诉我们，即使外儒内法，软硬兼施，统治者的江山也没牢固，汉朝也随着统治者一起灭亡了。　　然而，让现代人不解的是：　　为什么后来的王朝，明知“外儒内法”保不了江山而且会断子绝孙，却依然前仆后继，屡蹈覆辙呢？　　下面我们先看看法家都有些什么东西，使历代统治者如此着迷　　前面提到过，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利出一孔”，使天下只能有一种民，“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朴则安居而恶出。《算地》”，就是说，使民即能种地又能战争，使其愚昧安居而恶出，用户籍制度将他们控制的农田里，即能为统治者创造财富，又能为统治者保江山，只能听从统治者摆布。　　我们来看看法家是怎么做到的。　　《商君书》开篇便说：“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更法第一》”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探讨着变法的原则，寻求着“驱使人民”的策略。从后续的文章里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国，是君主的家国；所有法律都是为了君主的利益，人民仅仅是国君驱使的某种动物！　　1、愚民：　　《说民篇》曰：“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辩慧，乱之赞也。”由此看，《商君书》认为思想、学术、文化不利于富国强兵，甚或导致亡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民众受了教育，就有了思考的能力；有了思考的能力，就会对政策产生质疑，如此则会损害君主的权威和尊严，破坏统一的政治格局。所以，必须愚民。　　2、利用流氓、流氓政治　　《说民篇》曰：以良民治，必钆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白话是说：利用善民来治国，国家必乱，终至于削灭；利用奸民来治国，国家必治，终至于强大。可见《商君书》这种权术必造成流氓政治。以流氓来压服良民百姓，以小人的勾心斗角来实现互相的纠察，这就是专制君主用官的方法。以奸民制，百姓就会只反贪官，不反皇上，所以：“以奸民治，则民亲制。”　　3辱民、弱民、贫民　　《弱民篇》曰：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战则战。民畏死、事乱而战，故兵农怠而国弱。白话为：人民地位卑弱就会崇尚爵位，怯弱就会尊敬官吏；贫穷就重视赏赐。朝廷用刑法统治人民，人民就遵从；用赏赐来奖励战争，人民就会轻视死亡。因此临战严整、士兵全力以赴，就叫强。民众有自以为荣的尺度就轻视官爵，鄙视官吏；人民富裕就看不起赏赐。治理民众，以刑法使他们知道何为真正的羞耻，战争时他们才会出战。民众贪生怕死，政治纷乱，而去与别国交战，兵众与农民都会怠惰，国家力量就弱。　　4、制造恐怖社会　　《弱民篇》曰：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强之，兵重弱。民之所乐民强，民强而弱之，兵重强。故以强，重弱；弱，重强。王。以强政强，弱，弱存；以弱政弱，强，强去。强存则弱，强去则王。故以强政弱，削；以弱政强，王也。白话为：政策建立人民所憎恶的东西，人民就弱；政策建立人民所喜欢的东西，人民就强。人民弱，国家就强；人民强，国家就弱。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更强，结果，兵力就弱而又弱了。人民所喜欢的是人民强；如果人民强了，而政策又使他们转弱，结果，兵力就强而又强了。所以实行强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弱而又弱，国家就削；实行弱民的政策，以致兵力强而又强，就能成就王业。用强民的政策攻治强民和弱民，强民是仍然存在；用弱民的政策攻治弱民和强民，强民就会消灭。强民存在，国家就弱；强民消灭，就能成就王业。可见，用强民政策统治强民，国家就会削弱；用弱民政策统治强民，就能成就王业。　　5、统治者的流氓手段　　《去强篇》曰：“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如此，想叫谁富谁就富，想让谁穷谁就穷，在这穷富折腾期间，君主的权威就显现出来了。君主大权独制，使百姓如握掌上，以君主来控制政治及社会的一切，令百姓及官吏的富贵之途皆出于君主之手。例如商鞅用法律手段设些圈套，废除世卿世禄制度。规定除国君的嫡系以外的宗室，没有军功就取消其贵族身份。更显现：国，是君的国，“以一家制万家”，万家必须低贱，以-“利出一孔”达到：“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　　以上是《商君书》几万言里的几个小段。
　　嘿，明白了，楼主一语中的，内涵颇丰！　　
　　而《商君书》如此直白“愚民、贫民、弱民、辱民”，“利用流氓、和流氓政治”，“制造恐怖社会”的手段，比比皆是通篇随处可见！　　然而，这些统治章法，秦以后，并没有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统治者的法律上。但是，知道一些历史和近代史及现实的，都可以在统治者的行为上，随处看到。　　看完这些统治秘诀，我们已经出离愤怒了，那么，暂且消遣一下。　　你养过狗么？你看过别人养狗么？你知道怎样训练出一条听话的狗么？　　哈哈，如果你看过《商君书》就会无师自通。而且，非常简单。　　1、愚民：狗天生就是“愚”民。　　2、贫民：狗天生很“穷”，所以你只需保持它穷的现状，有吃的就行，切忌，不能给狗设立存食物的库房。　　3、弱民：狗由于“愚”和“穷”缺少食物，天生怕主人　　4、辱民：狗在不听话和不懂话的时候，打它、骂它，再教它，它会更崇拜你。　　5、利用流氓：狗本身就是没有是非观念，是仅仅听主子口令的流氓，主子即使在强奸妇女，只要让狗把门，它也会赤胆忠心。　　6、流氓政治：狗本身就有流氓本性，想让它只听主子的，就不能设立长期有效的法律，设立了，它也没记性，球都不顶，主子完全可以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朝令夕改，一意孤行。　　综合以上六点，养狗很容易，只要不让狗有存款，有存食物的库房，即使它的猎物，也一定要充公，让它每天都为食物犯愁。不然，你手上的诱饵，就不起作用了。不能让它有属于自己的家，它就会把主子的家当成它的家誓死保卫，你在家可以随便干坏事。这些如果你都照做了，你管理成千上亿的狗，对你只会有利，不会有害。我们可以推断：法家人物，从管子，商鞅，韩非，李斯，大概他们都曾是养狗天才。　　我们还应看到，法家的“法治”与西方的“法治”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西方的法治，其基本的理论是天赋人权，而法家的法治，其基本是针对西周而来的礼治。西方的法治与民主相联，以自由为基础，并以法治来捍卫自由；而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西方的法治以权利为核心，它的作用是用来保障公民的权利，而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是辱民的手段，是要达到把人训成狗的目的。　　笔者曾伦说：“帝王之道，就是以一家，制万家的流氓手段”。就是说，《商君书》就是“把人训成狗”的秘诀而已。　　下面我们再看看儒家的帝王之道。　　儒家是怎样“以一家制万家”的呢？　　儒家干脆地认为“君权天授”。和法家一样，认为家即是君子的国，国即是君子的家。儒家的思想，就是治理家国的方法。　　在《孔子家语•郊问》篇中，鲁定公问道：“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子曰：“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效所以明天道。”孟子曰：“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荀子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在这些文本中，“天”以万物之源的姿态出现，一切尊卑贵贱是天定的，非人力能够左右，君主的权力有上天赐予，其地位不可动摇。在此“君权神授”的基础上，儒家更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支撑。　　儒家确立了君子至高无上的领导权之后，怎样听从君子的领导，就是说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那就是“仁政”，百姓怎样服从“仁政”呢？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克己为首要，克己为了复礼，克己复礼就是仁的表现。　　那么礼是什么呢？　　“礼”就是社会制度，就是道德与法律　　“礼”的内容很宽泛。粗线条就是：三纲五常。“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纲纪关系，其表现为：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可见，“礼”，三纲五常。就是国家的政治架构。遵守了三纲五常，就是“仁”的行为。“成仁”既是国家的政治思想，也是人民的行为准则。　　从纲纪方面看，儒家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无论皇家、官家、还是庶民家的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都要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及社会、政治地位。《礼记》曰：“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可见其范围之广。《论语》中有34处记载孔子论礼。他从理论上说明礼的重要性，立身治国都非有礼不可。　　可见，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就是礼。一方面是说：见什么人行什么礼；另一方面是说，自己是什么人，就行什么礼。这样一来，礼数纷纭复杂，难怪秦国人宁可接受“把人训成狗的”法治。　　可见，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所以古人指出礼的特征为“别异”（《荀子•乐论》）或“辨异”（《礼记•乐记》）。春秋、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就是礼的涵义和本质：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以纲纪维系君子的绝对权威。　　那么，“礼”究竟有多厉害呢？　　我们看些案例就知道了，《礼记•王制》曰：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政，杀；　　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而非泽，以疑众，杀；　　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　　此四诛者，不以听。　　所谓“不以听”，既不必经过正常的由下而上的诉讼程序，杀。公元前496年，以仁义道德君子自称的鲁国大司寇孔子代行宰相之权，“杀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史记;孔子世家》。问：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而非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
　　这是中华历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例因思想犯罪性质的大案。咔嚓，少正卯因思想言论，被杀，人头落地。　　到公元前119年，大农令颜异因币制改革问题，对武帝提了一些意见。武帝怀恨在心，令张汤关照颜异，张汤奉旨，调查得知：颜异曾与客人交谈，客人说起朝延政令多有不便，颜异“微反唇”。“微反唇”既一言不发，嘴唇动了动。张汤据此上奏，说颜异身九卿，见政令不便不向朝延反映，而私下“腹诽”，心中诽谤。于是，咔嚓，颜异一言不发，仅因“微反唇”这种类似本能的表现，表达了思想，人头就落地了。这两个“四诛”例子足以说明儒家的“礼”多么残酷，比法家的“严刑峻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儒家还给“礼”这个君权统治架构设计了一系列细则，用细则渗透臣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刚、毅、木、讷近仁。”，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通过孝、慈、恭、顺、敬、和、仁、义等，束缚人们的思想，限制人们的行为，把人们变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以达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目的。也就是说：臣民遵守了这些细则，就遵守了三纲五常，就是克己复“礼”了。　　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通过臣民遵守“忠、孝、忍、隐、讳”，牺牲个人本能的幸福追求，就实现了“一家制万家”帝王之术。　　行文至此，我们再消遣一下　　你养过猪么？你看过养猪么？你想养猪么？　　如果你了解了儒家文化，还不会养猪，发不到财，真的很愚笨！　　哈哈，请看：　　你就是养猪卖肉的屠夫　　1、“礼”就是“猪栏”，把各种猪分门别类　　2、“仁”就是让猪自己遵守规矩，自己出去找食。　　3、“德”就是让猪自己建猪栏，自己去找食，自己进屠宰场，自己割肉。　　4、“义”就是守“礼”的猪们，会主动杀掉不守礼的猪。　　可见，儒学大师们，深淫此道，但没有建猪栏的地，都是守礼的，连孔大司寇也不过如此。他一生，领着弟子到处游说，指望着能有一块建猪栏的地，实现养猪发财的梦想，但帝王们都不认可，终不得志，“惶惶如丧家之犬”。　　我们还要看到：儒家认识到的“天理”，并不是“人的天赋本能必须获得自由才可以幸福”，而是“天生的父权”引申的宗法制度，通过国君对天地对祖上的祭祀，类比想象出的“君权神授”，达到“天子统治”全权目的。所以，他们并没有把本能的需求视为“个人的天赋权利”。而是用各种礼法残害人的本能需求，所以，儒家走向了自由的反面，没有丝毫捍卫自由的民主观念。　　以上，我们分别介绍了“法家”，“儒家”的文化。　　现在，我们看看这两种文化综合后的“外儒内法”是什么样的。　　在董仲舒的操办下，“存天理灭人欲”就成了汉朝的政治纲领。于是伦理的法制化，将一切专制礼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触犯礼教，得到的不再是道德的评判，而是法制的制裁。从某种意义上讲，专制宗法社会的结构形态，正是“外儒内法”统治术的必然产物。专制残酷的律条，都披上了一层“外儒”的仁德外衣，使一切法律都找到了伦理依托。　　翻开历朝历代的律书，可以发现，开头都冠冕堂皇地戴着一顶仁德的伦理样式的帽子。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的包庇纵容犯罪留下后路，又为律条向每个社会细胞延伸提供了方便之门。只要是统治者不愿惩罚的人，皇帝或者地方官吏都可以轻松地宽恕“宥”之，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这么做，不仅不会有“枉法”的责任，反而显示出统治者的宽厚仁慈，体恤下情，使法律漏洞冠冕堂皇。　　当出现统治者恨之入骨，或排除异己时，便可以罗织“欺君犯上”罪名，堂而皇之的大开杀戒。所以统治者又可以将某个家族成员的罪刑放大为整个家族的罪刑。以族内未能很好地执行礼教，以致出此败类为名，堂而皇之的灭其九族。于是连座等酷刑都可堂而皇之地成为统治工具。“满门抄斩”就是以此为依据得以执行起来的。　　与此同时，这种儒法结合的统治方式，还可以延伸到封建宗法社会的每个细胞组织之中，特别是集权统治的后期，国家将法制“下放”到宗族，族长有权采取法律的手段惩罚族人，而法律这时保护的不是族人的利益，而是宗族制度的稳定，及社会的稳定。只要族长认为有错，就可以到宗祠里对族人实施惩处。统治者之所以支持这样做，还在于族人的不满，最多对抗族长，不会对抗皇权。所以私设公堂在专制社会之所以不是犯罪，原因正在于儒法结合所提供的合理性。　　还应该看到，“外儒内法”后，儒生完全放弃了口头上的“安贫乐道”，也走上法家“利出一孔”的跑官之路，与“耕战”农民相同的是：终其一生，忙碌在统治者为其准备好的“八股文”里，“不敢越雷池一步”成为没有思想，只能背书的动物。要么，学习礼教传承礼教，做一头贡献自身的猪；要么，考得功名，进入体制，做一条统治者的狗奴。　　至此，“外儒内法”的魅力完全展现出来了。　　大家也该明白：被这套政治架构逼反了的农民，为什么抛头颅洒热血坐上了江山后，依然用这套政治架构。哈哈，猪狗是现成的嘛。　　然而，必须告诉大家是：“礼制”是自上而下的压制，是人治的权谋系统，是只认亲疏远近，没有“公法”，没有“正义”的辨证系统。无论多大的官员，向上看，都是青面獠牙的主子的主子的主子。向下看，都是夹着尾巴的狗奴的狗奴的狗奴。这是一套没有回流的单向系统，底层的愤怒民情被层层阻断，甚至统治末年，高层情愿装聋作哑，因为，重整“纲纪”，会遭到体制内的强烈抵制，盘根错节的利益帮派使整个系统“礼崩乐坏”，已经无力回天。　　历史也反复的证明，这套系统的官员，自上而下的贪欲和上层为了挟制下层，有意放纵下层内斗的权术，势必造成官员道德低下。　　还应该看到，儒生们在这套系统中，只能被称为狗奴，已经失去了孔子、孟子创造知识的胆量和环境。并随着一次次的改朝换代，不断地给自己增加绞索来求得生存，也使得各个朝代越来越黑暗，越死越快。到了满清，儒生们连狗都不如了，他们为了升官，大肆屠杀同胞竟然在家书里津津乐道，狗奴之欣欣然，跃然纸上。　　所以说，儒文化流传的土地，没有自愈自救的功能，只能越来越黑暗。
　　儒文化的劣根　　改革打经济起步走，目标是建立现代社会。这就要政治、思想文化、国民性等各方面统统地去旧图新朝前迈，哪一方面跟不上趟，现代社会建立之难就难于中国男足举起世界杯。　　尽管咱们的立国指导思想是泊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的主流却是儒文化，而儒文化跟“平等、自由、博爱、创新”的现代社会基本精神格格不入，必须被坚决清除。可事情很奇怪，清除的号角不光迟迟没吹响，这几年儒学反借国学之名火起来了，孔老头这把“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李大钊语）又被涂抹得金壁辉煌、花枝招展。这无疑大大地加大了清除的艰巨性、跟迫不及待。　　咱们来说说儒文化的主要坏话。特别是缔造者孔丘的坏话，好打根儿上瞅瞅清儒家到底是个啥东东。　　一、极力弘扬等级观念，维护等级秩序，以君为本，媚上欺下。　　中国的奴隶、封建社会都把人分等分级分门别类。除了大致分统治者跟被统治者（官、民，贵族、平民，主、仆）外，还细分有十几个等级。儒家老大孔丘活在奴隶制要玩完、封建制粉墨登场的大变革时代，原先森严的等级秩序那会儿有些松动，一些下级也用上级才能用的礼、乐举行仪式、享受生活、负该上级负的社会责任。孔丘认为“是可忍，孰不可忍？”说这是乱世，要治乱世只有一个药方就是“克已复礼”。意思是每个人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瞅瞅清自个儿的身份、地位，完了，严格照古礼法规定的自个儿这一级的规范说话办事儿。“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谁也不挣脱礼教的枷锁，社会就OK了。跟“克已复礼”类似，孔丘还提出“正名”的主张，要为政者首先摆正大伙儿的名份，划分清等级，大伙儿都要严格遵守各自的名份，不许违礼犯上。　　“克已复礼”及“正名”是儒家核心政治主张，孔丘不光满世界宣扬，还言行一致地亲自践行。在官运亨通前，做为鲁昭公的亲信幕僚，虽说自个儿没资格上朝，却替昭公制定了一套可繁琐的大夫上朝下朝的礼仪。昭公强按着大臣们的头皮做了一阵儿，在费时费力的折腾中，叫昭公显摆足了君威，叫大臣强化了自个儿的臣属意识。后来，孔丘飞黄腾达当了县长，（那会儿国下面没省、市，县上头就是中央，县长是封疆大吏，高干的干活）上任头件大事儿就是大修衙门，以树官威，以别民居，这种做法儿到今儿还被可多领导学习。第二件事儿是在全县严查违反礼法的行为。严禁兜里趁钱儿但头上没乌纱、没封号的群众出门象领导样坐马车，只许坐牛车；挂了只许用一个棺材，不许象领导样棺材外再套个大棺材；吃饭不许用雕刻了繁华花纹的器具，不许欣赏八人及以上表演的歌舞；穿衣料子不能太贵；身上不许佩戴够级别才能戴的贝呀、玉呀啥的，等等。再后来孔丘调鲁国中央工作，青云直上历任司空（似农工水利部长）、司寇（公安司法部长、警察总监）、大司寇（主管政法的副总理）、摄相（代总理）。满朝文武，数他对国君、上官的礼最多、腰最弯，恭敬到了半真半装的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地步，叫同僚大呼恶心，但国君跟上官却很开心。身居高位，身处各国纷争的战争年代，他不想着咋样礼贤下士、不拘一格招揽人才，以及锐意改革进取好赶紧富国强兵、保土卫民，却仍把精力花在违礼纠察上。他发现鲁国世袭实权三大家族“三桓”的封县垒的城墙都太高太厚，严重超标，跟京城城墙似的，人称“三都”，就调唆国君、迷惑“三桓”，悍然发动“堕三都”的军事行动。结果引发三场内战，多少生灵涂炭，多少人民流离失所，国家政权差一点儿被颠覆，城池差一点儿被齐国趁乱占领，国防实力大大削弱。　　尽管孔丘重视以亲情为中心的人情世故，但在维护等级秩序上却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颜回是他公认的德行最高的**，淡泊名利，团结同学，记人好不说人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搁社会上跟同学中广有贤名，威望大大地高，是事实上的学生班长。英年早挂后，同学们剧烈要求稍稍厚葬，以彰其德，以寄哀思。可老头儿死活不叫，说颜回同学一辈子没当过官儿，再贤也不过一介草民，贤而不贵只能薄葬，厚葬只有贵人才配，哪怕他可坏蛋。他这话不得人心太，先前老唯他命是尊的学生这回没搭理他，硬给颜回的小棺材外又套了个大棺材。老头儿就对着颜回的死尸哭着说：“乖呀，你地一辈子守礼，死了死了地却违礼一回，使你德行地有亏。乖啊，这事儿你地甭怨老师，要怨就怨你的同学吧。”搁他的老眼珠子里，等级远重于德行，最好的德行就是服从等级秩序。　　儒家后来靠皇权撑腰，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后，对等级的推崇越发起劲儿，使得中国封建社会越往后等级越森严，平等越不提一词。等级观念越往后越深入人心，到今儿，搁华夏儿女的脑海中依然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尽管嘴上已有时嘣出“平等”字眼儿了。　　在等级秩序中，君主是最高一等，是等级的核心，礼仪的极致。儒家的“三纲五常”中最主要的是以君为纲、臣为目，纲举目张，一张大网就跟逮鱼样罩住了人民群众。君是君主制国家的主人，唯一的主人，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跟民是主仆关系。君是一切礼法的原始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文化精英们关心的中心。比方历来被做为重视民众标榜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语、的重心其实在舟不在水。说这话的人最关心的是咋样叫水好好载舟，保证舟的安全才是目的，必要时调节一下下水流甭使它太急了、堵塞了只是个手段，完全是为了甭叫水把舟弄翻了，以便能舟行万里，舟行万年。这里舟才是主位、本位，水是次位、客位。亦即君是本位，民是客位。　　君主既然是一国唯一的主人，忠君便是所有的仆人对君主一个人的忠诚、敬仰，一切人听命于一个人。对君主的个人崇拜，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地不断发展：春秋战国时，国君、大臣还能围在一个榻榻米上商量事儿；到汉时儒生叔孙通制定了朝仪，比孔丘当初定的严厉了可多，叫皇上成为一种大大庄严、大大肃穆、大大恐怖的权威，君主高高在上，大臣见皇上时，有卫士在旁监视，甭管谁态度不合规格，比方偶尔抬下头，胡乱放个屁啥的，就要被处罚，这使君主远离了大臣，更远离了人民，不过这会儿宰相跟年老体弱德高望重的大臣还可坐着跟皇上说话唠嗑；到宋时，座位也撤了，统统地站班、跪禀，常有体力不支的昏倒在朝堂上，成为一道政治风景，但这会儿大臣还可自称为“臣”；到清时，不光要跪了，王公大臣也得口称“奴才”。大臣尚且如此，更甭说普通人民了。总之，君主越来越高大、神圣，臣、民越来越矮小卑贱。　　好不容易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没了皇上，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说“天下为公”，不归一人一家私有，一劈头想发扬民主。可革命果实老被人抢，就又体味到忠的必要，要求党员宣誓效忠他个人。完了，蒋中正也强调“忠于领袖”，搞党国一体，在国**专制，在党个人独裁。完了，共和国开幕，咱们一度无限忠于毛主席，跟臣民喊皇上样喊“毛主席万岁”，终于导致了“文革”浩劫。截止到今儿，最后一个被忠于的个人应该是“英明领袖华主席”。直到改革开放、破除个人崇拜后，才只提忠于党和人民，不再提个人。这是个可不小的进步，进这一步花了几千年，费老鼻子劲儿了。　　君本主义助推个人专制、中央集权及国民奴性。皇权无限，一元独裁，民权不见也不争，是中国灾难重重，举步维艰，终于落在西方屁股后头可远的第一原因。　　跟以君为本并行不悖的是以官为本。官既是君的统治工具，很多官尤其一把手在自个儿的一亩三分地儿里又是一个小君，在自个儿的天地里，自个儿的利益高于一切，啥事儿自个儿说了算，要求下属跟群众忠于自个儿。如今正经的君本位没了，但官本位仍市场广大，想清除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不中。
　　为维护等级，弘扬君本，儒家宣扬愚忠，认为民对官、臣对君、下级对上级只能服从，不能反抗，不配监督，甚至不能批评。孔丘说他特恶心在下位的说在上位的坏话。如果上头实在坏蛋了太，一个有良心的人，应该温柔并尽可能婉转地劝谏一下下（孔丘反对直谏，那可能直斥上非、强加于上，涉嫌僭越），上头不听，良心又不允你同流合污，就只能拍屁股走人，而不能张扬上恶鼓动把上头掀翻。即便恶如殷纣——孔丘远祖微子的弟弟，吃人肉喝人血了，孔丘仍然对伯夷、叔齐俩人拦住造反的周武王的骏马，反对他以下犯上，等周武王革命成功后俩人不吃周朝粮活活饿死的行径，大加称赞，树为忠臣标兵。这是赤条条地宣扬不辨是非善恶、只遵守名份等级的愚忠。孔丘认为周武王有原罪，虽然同时又提倡承认既成事实，服从新的领导，以免新的革命，新的以下犯上。至于恶人治下受煎熬的百姓，孔丘会充满同情地叹息，完了说那是你的命不好，命该如此，认了吧，对这样的领导，该忠还得忠。　　等级制度、君（官）本位必然导致社会不公，越往上权利越大越多义务越少，越往下权利越小越少（直至无）义务越多。历代礼法都保护上层利益。撇开君主的权力跟利益没边没沿不说，在臣民中，上等人能得赏赐的土地，下等人得不到，下等人要服劳役，上等人不用。要是犯了法，依“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下等人当刑必刑，没得商量，上等人除了极恶必刑，还可用钱赎，用罢官降爵、流放代。下等人杀上等人死罪难跑，上等人杀下等人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一刀切。如果下等人是上等人的奴仆，又有错，杀了大多白杀，如果不是奴仆，又没错，则处罚也轻于以下杀上及同等人互杀，很少偿命。要是遇到民告官、奴告主、子告父、下官告上官，受理的人必须不问青红皂白先把民、奴、子、下官打一顿或骂一顿再审，一旦有丁点儿不实，就是诬告，罪加一等，即使定了被告的罪，赢了官司的原告，也有可能因犯上而被流放。　　不光在实利上护上欺下，儒文化在态度上也媚上歧下。孔丘认为上智下愚，又说“君子（上等人）之中，不仁的人是有的罢，但小人（下等人）之中却不会有仁人。”那会儿的“君子”、“小人”主要指身份、地位，后来才指德行。还说“贫穷而没有怨气很难做到，富有而不骄傲容易做到。”明显拍富贵人的马屁。可事实上，大多穷人是忍气吞声地活着，大多富人是骄横拔扈地活着，孔丘的话整个一颠倒黑白。几千年中华文明中，歌颂皇上、王权、上官的文章、诗词歌赋、曲、杂剧、京剧多如牛毛，一直是文化的主旋律。儒家颂扬帝王说：“天子一人做件好事儿，就可福荫天下。”就连杜甫这样关注民生的好诗人也写过不少阿谀奉承的诗。今儿皇上、王权没了已，但歌颂它们的电影、电视剧、戏剧、书籍、乃至广告仍满眼都是，触目惊心。而上官仍在，唱颂歌的仍如牛毛。　　二、一元专制，禁锢思想。　　孔丘有幸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解放，学术繁荣。可他一旦掌权，就立马容不得他花他家。当上代总理第七天，老头儿就把法家少正卯先生的脑袋剁下了，还命令在大街上暴尸三天。以后的儒生，也极尽排斥打压他家之能事。汉代大儒董仲舒要求皇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成为封建思想的正统，2000年不许任何人质疑挑战。儒生极不宽容，习惯我是你非，一是众非，不许人争辨，谁的牙缝里嘣出半个不字，谁就是异端邪说，一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利用他们掌握的权势，除功名，断仕途，下监狱，砍头抄家，啥手段都使，实行思想文化上的白色恐怖。鲁迅先生评论董仲舒的这招，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阴险毒辣得多。“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神祸胎。”此后，中国封建社会拜拜了“学术自由”、“思想解放”这俩词儿。　　儒家之所以能获专制政权的支持，一“花”独放，“香”飘2000年，是因为它的东东符合专制政治的需要。专制独尊的思想文化跟专制独裁的政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狼狈为奸，使中国人跟西方人比起来，在专制的黑暗中呆得时候更长，更少民权、人权。李大钊说儒文化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一点儿错的没有。事实上，2000年来的精诚合作，已使鼓吹政治专制、一元的儒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很霸道的文化，而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儒生不仅仅是思想门派，更是政权的骨干。儒文化是个政治文化。　　当统治者用孔孟之道、孔孟之德治国，把国治理得每每哀鸿遍野、动荡不已时，儒生仍不许非议他们的学说。他们把政治分为“理”跟“势”两部分，“势”指具体的政策制度、人事等，“理”则是在“势”后支撑并制约“势”的一套理想模型、意识形态跟文化价值观念，即孔孟之道。儒生认为“理”高于“势”，是万古不变的绝对真理，社会走坏只是因为“势”没跟“理”完全吻合，批评者顶多只能说说“势”的坏话，唾沫星子绝不许喷到“理”上，对“理”只能迷信、崇拜。这样，尽管中国政局不断变幻，社会不断动荡，却始终掀不翻儒学的统治地位，没法打根本上彻底去旧迎新，没法新生。且历次改革统统地败北，哪怕只是针对“势”，因为事实上“理”、“势”密不可分，不革“理”的命，也难革“势”的命。　　三、重政治，轻人文、人道。　　孔丘出身官僚。没发迹前，好到处跟人说自个儿是“殷人”，而不说是“鲁人”，意思是卖弄自以为高贵的血缘，可以追溯到殷天子。殷朝倒数第二个天子的儿子中，微子打偏妃出，纣王打正宫出。后来微子叛国降周，被封为宋国开国国君，以后同族子孙世代国君、高干的干活。为了分清支派，其中一个叫孔父嘉的大司马（军委主席）以孔为氏。氏是姓下的分支，姓还是宋国君的姓，宋国君跟殷天子同姓，姓子，微子叛国时没有叛姓。完了，孔父嘉在宫廷斗争中头被“咔嚓”掉了，他儿子逃到鲁国，后来这支就姓了孔。到鲁后姓孔的身份打公室贵族降为一般贵族，几经沉浮，到孔丘他爸孔纥时仍当了大夫。孔纥在鲁国首都曲阜城外有片封邑，他在那儿建了孔府大院，养活了一妻二妾，九个小姐，两个少爷。孔丘是他老年纳小妾生的最后一个娃，是他的掌上明珠，打小锦衣玉食，三奴五仆地伺候。孔纥挂后家道渐败，但孔丘心中早已把自个儿认同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早有凌云志要当大官光宗耀祖，重振雄风。　　打少年起孔丘就屡叩官门，并做过几个小官儿，管过户口，收过租税，当过大贵族的家臣。但到三十多了没啥进步还，老基层干部的干活，长叹息怀才不遇后不得不办了所学校。当老师压根儿不是他的志愿，是他遂不了心愿后的一种现实选择：一来收学费补贴家用，养活媳妇、儿子、闺女、牛马、仆人；二来传播自个儿的思想，扩大声名，以期以社会贤达身份当大官儿，“曲线救国”，还可以此结交权贵。他事实上的第一个学生南宫子容大夫（办校前结识的，没举行拜师仪式，但可折服他的口才一直叫他老师，对他尽学生对老师的义务）就是鲁国当政家族“三桓”中孟孙氏的第二号人物，他娶宋国大夫的闺女当媳妇也是这人保媒拉纤。在这人的强烈引荐下，孔丘早早就搭上了鲁昭公的线，复礼的理论被昭公欣赏，常进宫唠嗑，陪吃陪喝陪娱乐，也能出出主意，编个朝仪啥的，并常得赏赐。他去洛阳请教老子时，鲁昭公赏了他一辆马车，两匹马，两个童仆；他喜得贵子时昭公特地送了条大鲤鱼作贺，“鲤”“礼”同音，孔丘立马给儿子取名孔鲤，以谢君恩，以表推礼之心。可惜昭公只是个名义上的国老大，国老二、“三桓”中季孙氏总理不待见孔丘，才使得他的愿望无法得逞。完了，昭公挂了，季总理挂了也，定公继位，小季总理当权。南宫同学再向定公、小季总理剧烈推荐，加上孔丘声名日盛，使他终得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五、六年打县长爬到代总理，实际主政鲁国，真真地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然而他政绩平平，靠礼治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又心胸狭窄，滥杀政敌学士，惹得群臣反感。完了，定公跟小季总理也不再待见他，孔丘终于在一月黑风高夜偷偷跟鲁国不辞而别，跟林彪出逃似地慌张。到外国后，老头儿也是一直游走在高层，坚持不懈跑官要官，几度差点儿得手，又几度告吹。但各国大抵都把他当名人、老干部待，官不给俸禄给，还可多，长期比照副总理级，应该说他跟各国当权者的关系也算融洽。老了回国，被尊为国老，仍照副总理级关晌到死。在孔丘当官、要官的同时，他的学生也或靠他的推荐，或靠自身能力纷纷从政。他在朝堂上放屁很响时，儒门竟有五、六人当了县长，另有当总理府总管啥的，搁鲁国政坛形成了儒派。他的得意**子路同学官儿做到跟从的马车达上百辆，家里存粮上万钟，最后死于宫廷政变，子贡同学曾当鲁、卫俩国的总理。
　　老头儿挂后，鲁主亲自吊唁，流着眼泪鼻涕致悼词，叫他“尼父”（孔丘字仲尼），称他“圣人”，给他批了孔林，建了孔庙。有了墓、庙后，鲁国当地官员凡新到任的，都要先来拜拜这死老头儿，完了才能处理政务，跟拜码头似的。汉以后各朝各代政权都无比尊贵他，打刘邦起皇上们排着队祭他，直到不叫皇上但依旧独裁、终身的蒋介石。唐时封孔丘“文宣王”，之后甭管皇上咋走马灯地换，他的王位不变，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千年王。不光他，他爸在元时也被封为“启圣王”，他妈跟他媳妇都被封为诰命夫人。他的嫡系子孙汉时已封侯，隋一度封公又降为侯，唐初封侯后升为公，宋封“世袭衍圣公”，以后一袭几个朝代。袁世凯复辟时，曾让国给衍圣公，衍圣公不要，就加封他为郡王，孔门到此已有三王。民国没王没公了，蒋介石又叫十五岁的小毛孩孔德成当“至圣先师孔子奉祀官”，同特任官（政府部长及以上官员）待遇。一直到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后，毛泽东认为孔丘反动透顶，大坏蛋一个，才没再给孔丘后人封官，也不去祭孔。但这几年祭孔又死灰复燃了，先民祭后官祭，只是一把手还没去，千万甭去。　　可见，孔丘的生前、一生、死后都跟政治、政权、政府打得那个火热，水乳交融，他绝不只是个所谓的教育家、思想家，他首先是个政治家或叫政客。　　孔丘除了亲身为政治服务，他的学说也主要为政治服务。他的主要言论，儒家经典的主要内容根本就是在讲授统治术、驭民术，在勾画统治秩序以及为政府培养乖乖仔的顺民。所以，老头儿才被政权如此青睐。隋唐以后，更拿“四书”、“五经”做为选拔官员的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使儒生成了封建政权的中坚。历代莘莘学子信奉“学而优则仕”，读书就为当官儿，混迹政坛。可以说，儒文化打形成起，就跟政治融为一体，以后越融越密，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文化，而绝不只是个思想学术流派。　　做为政治文化、官场文化，其主旨是为统治提供依据跟培养顺民，不重视人文、不关注人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孔丘从没鼓励人思想自由，个性解放，反老是教人克己，循规蹈矩。尤其到了宋明理学猖狂时，更是公然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彻底撕掉了儒家裹着的“仁政”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残害人性、鄙视人道主义。所谓“天理”，就是封建道德、行为规范，即“三纲五常”那套，所谓“人欲”，实际上是人们正常的生活需要。在一个历来强调忠孝服从，统一集中的国度里，到这会儿甭说身心自由、个性张扬、人道关怀了，连基本的生存权都被打压、甚至剥夺了，人们被残害的程度再一次大幅提高。这时的儒文化彻头彻尾成了统治工具。　　宋明时“天理”具体是啥哪？举俩例子：一是宋起大力鼓励、后来就强迫女人缠足，生生把脚扭弯、脚指头扭断；二是明皇命活人陪葬。这就是“天理”，这就是咱们这个文明古国的进化，谁要解放女足，谁敢反对给皇上殉葬就天理难容。就这样，理学还要带个“学”字，理学家的脸皮真比城墙拐弯还厚，后代进步思想家直斥他们“以理杀人”，统统地刽子手，理学就是把血淋淋大刀。　　四、重人治跟道德说教，轻法治。　　古代有种观点，胡说人德行的高低跟他社会地位的高低（在官本位时代，主要由官爵体现）成正比。儒家深信此胡说，广为鼓吹。他们主张“仁人政治”，就是由有德行的仁人当统治者，最有德行的人亦即最仁的人当最大的统治者，反过来，谁当了最大统治者，谁就是最仁的人，万一不是，就要想方设法教他成为最大的仁者，当天下德行的榜样。在“仁人政治”的模式中，首先剥夺了广大下层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当家作主的权力，因为孔丘说“小人之中不会有仁人”；完了，也不讲监督制约。一来所谓监督一般是没权的、权小的对有权的、权大的人的监督，可这些没权的、权小的人比不上有权的、权大的人仁义，他们不配监督，只要服从仁人的领导就OK了；二来以下监上非礼，非礼即为不仁，“仁人政治”中容不得不仁的东东。这样，事情的关键就是找一个以及一帮高尚的仁人当头儿，告他跟他们说只做好事，甭干坏事就结了，而不是用法律、制度、民主监督啥的制约头儿，叫他、他们不得不高尚，不能、不敢干坏事。“仁人政治”为后世人治猖獗、法治淡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基于这种认识，每当王朝昏乱、腐败风行时，一些有良心的“有识之士”就要站出来痛斥社会道德沦丧，要求领导及大伙儿多读圣贤书，提高觉悟，见贤思齐。道德叫嚣的作用搁当时是湿湿碎，搁长远是负的，为虎作怅。因为越强调道德就越忽视法治。因为封建道德本身说到底就是维护少数权势者的利益的，这道德中有太多的上尊下卑、不平等、歧视，叫人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不许革命，不许批评领导，否则就是不道德，而清廉仅仅是道德中的一朵小小浪花，等级、奴性、服从才是道德的核心。　　这么一来，以权代法、以言代法、因人施法就没法不长盛不衰。法律常被束之高阁，虽然这法律本身已经对弱势群体不公，偏向权贵富人了，实行中的长官意志凌驾于法，更没了百姓的公道。这就难怪“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没权）别进来”的观念，一直流行民间了。　　完了，民主更是天方夜谭，搁“仁人政治”跟儿，道理上都说不过去。　　五、顽固守旧，嫉创新如仇。　　儒家打出世就有复古保守性。“儒”原是祭祀中的一个工种。正规祭祀可麻烦，除主、副祭要上香、许愿、叩拜、献祭品，乐队吹打弹唱外，还有“史”协助主、副祭，并记录过程；“卜”解卦；“巫”代向鬼神祷告；“祝”向鬼神歌功颂德。后来，又打“史”“卜”“巫”“祝”中分出个“儒”，本职工作是报下程序，有点象司仪，有时也肩负其他工种的责任。祭祀的对象除了天地，就是祖先、古人。孔丘打小就特喜欢祭祀，他家离鲁国搞大型祭祀的太庙可近，那边儿音乐一响，他一滋溜就跑去看热闹了，那边儿没动静时，他常组织小朋友玩祭祀的游戏。走上社会他的头一份工作就是当祭祀乐队的吹鼓手，不久就为贵族人家当“儒”。完了，他的学生也不少人战斗在“儒”的岗位上。“儒”这一古老的职业形象，活灵活现地标示出儒家的一些基本嘴脸：为达官贵人服务；重仪式、讲排场；面孔呆板严肃，缺乏激情活力；粉丝古代，尊重先人，中规中矩，厌恶创新。　　儒家纲领性口号“克己复礼”的“复”是恢复、复辟，要恢复、复辟的是“礼”是将要被当时的时代抛弃的殷和西周的礼法。孔丘从政、当政时，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维护旧礼法，反对顺应时代潮流的土地租税改革等“非祖宗之法”。挂前编修的《诗》、《书》、《礼》、《易》、《乐》、《春秋》，除了《春秋》在以《鲁春秋》为蓝本，记录历史时，有自个儿的语言，曲折而不直接表达了点儿自个儿观点，算半编半著外，其他基本是纯编辑的工作，就是古文献的删核、汇编，没自个儿的新东东。孔丘自鸣得意地标榜他这种作法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是传旧，“作”是创始，孔丘只传旧，不创造。后来儒生都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奉为古训，谁要不述而作，怀疑古人古文，就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大大地。　　孔丘还要求“君子有三畏”：一畏天命，要甘受命运摆布；二畏大人，即地位高贵的人，做好奴才；三就是畏文王、周公等老爷爷传下来的典籍训诰，即圣人言，不可轻易篡改加添。又说：“不踩着前人的脚印走，学问、道德就修养不到家。”后人对前人只能亦步亦趋。到东汉时规定，知识分子辩论，发表文章，统统地不许超出他老师教他的范围，这叫“师承”，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