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后避地溪滨公园,复得旦暮握手,慨前迹之昀陈,预后期之可拟,不能已於言也”翻译

有关昀字的句子,或是诗词中有昀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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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草碧 南金契兄 邵亨贞 世故牵掣,迨今未遂.兵后避地溪滨,复得旦暮握手,慨前迹之昀陈,预后期之可拟,不能已於言也.敬借前韵,述怀如左岁寒归计曾商略.富贵与神仙,辜前约.儒冠已负平生,不羡扬州去骑鹤.蓬鬓老风霜,心如昨.惟应郢上高才,风斤惯削.相见问行藏,重评泊.无情最是桑榆,那得昌阳引年药.山水有清音,同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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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花瑶草生仙境,不似人间只一季.
《念奴娇》作者:章谦亨画楼侧畔,试与君、管领南枝风物.影浸西湖清浅水,旁倚云崖烟壁.《蝶恋花》作者:吕胜己不似西湖明月夜.展开一片江南画.
1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2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3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少年不识愁滋味,欲赋新诗强说愁
少年不识愁滋味,欲赋新诗强说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宋·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呵呵……可是这句?这是出自辛弃疾的词 采桑子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 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年纪轻轻时,尚不理解人生之愁,却自以为身在愁中,写诗作赋,诉说苦恼.而到现在,真正知道什么是人生之愁的时候,却想说也说不出了,只能叹
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庐.——羽林郎 辛延年 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赠别二首 杜牧 转眄如波眼,娉婷似柳腰.——南歌子 温庭筠文君惭婉娩.神女让娉婷.——蜀葵 徐寅 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盏常恨无娉婷——啼鸟 欧阳修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江城子之三 苏轼 暗数十年湖上路,能几度,着娉婷.——江城子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作者:李白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 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日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注解】: 1、秋雁:喻
永王东巡歌十一首 李白 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 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鳷鹊楼. 永遇乐 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
京都--京畿之地,都市之星
通假字:〔选贤与(jǔ)能〕把品德高尚的人、能干的人选拔出来.与,通“举”.( 矜(guān)、寡、孤、独、废疾者〕矜,老而无妻的人.矜,通“鳏”.词类活用:男有分,女有归 (归古:女子出嫁 今:返回,回到本处)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独古 :老而无子的人 今:单一,只有一个) 盗窃乱贼而不作(贼古:害人
【譝】读音:【shéng】&GBK中查不到这个字.&请看
正月 诗经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忧心愈愈,是以有侮.忧心惸惸,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瞻彼中林,侯薪猴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
A,距通拒,内通纳B,要通邀C,蚤通早D,具通俱 如果你没有打错的情况下,应选B,因为你的B项是邀不是要. 而如果原题就是 要 的话那就选D,因为这个不常提. 再问: 书上是 要 再答: 书上是 要 没错,但古文有很多是有歧义的。如果出的题也是要的话就选D吧。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教师节)中秋》(唐)李朴皓魄当空宝镜升,云间仙籁寂无声;平分秋色一轮满,长伴云衢千里明;狡兔空从弦外落,妖蟆休向眼前生;灵槎拟约同携手,更待银河彻底清.《八月十五夜玩月》(唐)刘禹锡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星辰让光彩,风露发晶英.能变人间世,攸然是玉京.《中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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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之后隐居在溪水之滨,又能得到机会,早晚相见,感慨先前的历史痕迹,揣测日后的发展历程,感觉真是一言难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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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草碧 南金契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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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君主,一定要明察君臣的职分,然后国家的安定才可以实现,奸诈邪僻的渠道才可以堵塞,浊气恶疫才无法出现。修养自身与治理国家,其方法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用许多人耕种土地,共同耕作就缓慢,这是因为人们有办法藏匿自己的力气,分开耕作就迅速,这是因为人们无法藏匿力气,无法缓慢耕作。君主治理国家也象种地一样,臣子和君主共同治理,臣子就有办法藏匿自己的阴私,君主就无法避开负累了。
凡是亲自去做善事就困难,任用别人做善事就容易。凭什么知道是这样?人与千里马一块跑,那么人不能胜过千里马,人坐在车上驾驭千里马,那么千里马就不能胜过人了。君主喜欢处理官吏职权范围内的事,那么这就是与千里马一块跑啊,一定在很多方面都赶不上。君主也必须象驾车的人一样坐在车上,不要离开车子,那么所有做善事的人就都会尽心竭力了,阿谀奉承、邪恶奸巧的人就无法藏匿其奸了,刚强睿智、忠诚谆朴的人就会争相努力去奔走效劳了。君主的车子,是用来载物的。明察了载物的道理,那么四方边远之地都可以占有,不懂得载物的道理,仗仕恃自己的能力,夸耀自己的才智,教令下得很多,好凭自己的意图行事,这样,各级官吏就都恐惧骚乱,长幼失序,各种邪恶一起出现,权成分散下移,不可取善终,不可以施教,这是亡国的风俗啊。
王良驾马的方法是,明察驾马的要领,握住马缰绳,因而四匹马没有敢不用尽力气的。有道术的君主,他驾驭臣子们也有“缰绳”。那“缰绳”是什么?辨正名称,明察职分,这就是治理臣子们的“缰绳”。所以,依照实际审察名称,以便求得真情,听到言论要考察其所行之事,不要让它们彼此悖逆。名称有很多不符合实际,所行之事有很多不切合实用的,所以君主不可不辩明名分。不辨明名分,这就是厌恶壅闭反而更加阻塞啊。阻塞的责任,不在臣子,在于君主。尧、舜的臣子并不全仁义,汤、禹的臣子并不全忠诚,他们能称王天下,是因为驾驭臣子得法啊!桀,纣的臣子并不全鄙陋,幽王、厉王的臣子并不全邪僻,他们亡国丧身,是因为驾驭臣子不得法啊。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想要牛却说马的名字,想要马却说牛的名字,那么他所要的一定不能得到,而他却因此生气发威风,主管人虽一定会责备怨恨他,牛马一定会受到扰乱。百官就如同众多的主管人员一样,万物就如同众多的牛马一样。不辨正他们的名称,不区别他们的职分,却频繁地使用刑罚,惑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称道一个人明智通达,实际上这人却愚蠢胡涂,称赞一个人高尚贤德,实际卜这人却很卑下,赞誉一个人品德高浩,这人紧跟着表露的却是污秽品德;委任一个人掌公法,这人做起事来却贪赃枉法,由于外表勇敢任用一个人,而他内心却疲弱怯懦。这五种情况,都是以牛为马、以马为牛,都是名分不正啊。所以,名分不正,那么君主就忧愁劳苦,百官就混乱乖逆了。国家被灭亡,名声受损害,就由此产生出来了。想要白,反倒更加黑了,想得到,却越发不能得到,大概都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国家大治需要做的事情,在于辨正名分。名分辨正了,那么君主就不受忧愁劳苦了。不受忧愁劳苦,那么就不会损伤耳目的天性了。多询问,却不专断地下指示。虽然知道怎样做,却不亲自去做。和谐万物,却不自夸。事情做成了,却不居功,静止的东西不让它运动,运动的东西不让它静止。依照事物的特点加以使用,不为外物所制约,不肯被外物役使。清静而公正,精神流传到天地四方,品德照耀到四海之外,思想永远不衰,美名流传不止。这就叫做把性命寄托在深邃幽远之处,命名为无形。所以,得道之人能忘掉别人,这样就非常得人心,那怎么能不算有道呢?知道自己有德,不在乎让人知道,这样就更能为人所知,那怎么能不算有德呢?非常有德的人外表不机敏,安然处之,机敏就会显露出来,那怎么能算不聪明呢?特别聪明的人不做小事,大事才去做,那怎么能不算伟大呢?修真得道的人无所能,但人们全都归附他,于是就无所不能了,那怎么能不算完美之人呢?因此,有了众人效力就无需事事都能做,做了大事就无需做小事,被人了解了就无需外表机敏,这样,所知道的就很微妙了,象这样,那就能顺应天性,意气就可以在空廓寂静的宇宙中遨游了,形体就可以在自然的境界里获得安适了。包容万物却不去主宰,恩泽覆盖天下却没有谁知道从哪里开始的。这样,即使不具备上面说的五种情况,也可以说是爱好这些了。
二曰: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谓之扃,外欲不入谓之闭。既扃而又闭,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绳不以正,天之大静。既静而又宁,可以为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实莫得窥乎!《鸿范》曰:“惟天阴骘下民。”阴之者,所以发之也。故曰不出於户而知天下,不窥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故博闻之人、强识之士阙矣,事耳目、深思虑之务败矣,坚白之察、无厚之辩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为者,所以为之也。此之谓以阳召阳、以阴召阴。东海之极,水至而反;夏热之下,化而为寒。故曰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乃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当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当与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今之为车者,数官然後成。夫国岂特为车哉?众智众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车也。夫一能应万,无方而出之务者,唯有道者能之。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元王号令於国,有巧者皆来解闭。人莫之能解。儿说之弟子请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问之鲁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儿说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郑大师文终日鼓瑟而兴,再拜其瑟前曰:
“我效於子,效於不穷也。”故若大师文者,以其兽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虑自心伤也,智差自亡也,奋能自殃,其有处自狂也。故至神逍遥倏忽,而不见其容;至圣变习移俗,而莫知其所从;离世别群,而无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则奸邪之情得,而险陂谗慝谄谀巧佞之人无由入。凡奸邪险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忧,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强,此之谓全人。
得道的人一定平静,平静的人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就象不知道一样,这样就可以跟他谈论当君主的原则了。所以说,内心的欲望不显露出来叫做封锁,外面的欲望不进入内心叫做关闭。既封锁又关闭,天性由此得以密藏。有水准仪也不用它测平,有墨绳也不用它测直,天性因此非常清静。既清静又安宁,就可以当天下的主宰了。
身体是用来保藏心的,心是用来保藏智慧的。智慧被深深保藏着,因而实情就不能窥见到啦。《鸿范》上说:“只有上天庇护人民并让人民安定。”庇护人民,是为了让人民繁衍生息。所以说,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事,不从窗户向外望就能知道天的运行规律。那些出去越远的人,他们知道的就越少.所以,见闻广博,记忆力强的,他们的智慧就欠缺了,致力于耳聪目明、深思熟虑的,他们的智慧就毁坏了,考察“坚白”、论辩“无厚”的,他们的智慧就抛弃了。不出门,正是为了达到出门的效果,不做事,正是为了实现做事的目的。这就叫做用阴气召来阳气、用阳气召来阴气。东海那样远,水流到那里还会回来,过了夏天的炎热以后,就会慢慢变得寒冷。所以说,广漠的上天虽无形,可是万物靠了它能生成,最精微的元气虽无影,可是万物靠了它能化育,非常圣明的人虽不做事,可是所有官吏都把才能使出来。这就叫做不进行教化的教化,不说话的诏告。
所以,有办法知道君主狂妄,那就是根据他说的话恰当;有办法知道君主昏惑,那就是根据他说的话得体。所谓君主,就是以不求恰当为恰当、以不求得体为得体的人啊。恰当与得体不属于君主的范围,而属于臣子的范围。所以善于当君主的人不担当任何官职,其次是不做具体的事情。担当官职就会有不能完备的情况,做具体事情就会有不能周全的情况。不完备不周全,这是官吏之所以产生疑惑,邪僻之所以出现的原因。现在制造车子的,要经过许多有关部门然后才能造成。治理国家难道只象造车子吗?国家是靠众人的智慧和才能来维护的,不可以用一件事情一种方法使它安定下来。
能以不变应万变,没有方法却能做成事情的,只有有道之人才能这样。有个鲁国边鄙地区的人送给宋元王一个连环结,宋元王在国内传下号令,让灵巧的人都来解绳结。没有人能解开。儿说的学生请求去解绳结,只能解开其中的一个,不能解开另一个,并且说:“不是可以解开而我不能解开,这个绳结本来就不能解开。”向鲁国边鄙地区的人询问一下,他说,“是的,这个蝇结本来不能解开,我打的这连环结,因而知道它不能解开。现在这人没有打这连环结,却知道它不能解开,这就是比我巧啊。”所以象儿说的学生这样的八,是用“不可以解开”的回答解决了绳结的削题。郑国的太师文弹瑟弹了一整天,而后站起来。在瑟前拜了两拜说:“我学习你,学习你的音律变化无穷。”所以象太师文这样的人,先让自己的心如兽类一样冥然无知,所以才能掌握弹瑟的规律。
所以,思虑就会使自己受到损伤,智巧就会使自己遭到灭亡,自夸逞能就会使自己遭殃,担当职务就会使自己狂妄。所以神妙至极就能逍遥自得,转瞬即逝,但人们却看不到它的形体,圣明至极就能移风易俗,但人们却不知道是跟随着什么改变的,超群出世,但没有不和谐的,治理人民,称孤道寡,而不受阻塞壅闭。这样,奸邪的实情就能了解,阴险邪僻,善进谗言,阿谀奉承、机巧虚诈的人就无法靠近了。凡是奸邪险恶的人,一定要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呢?就是凭借君主的亲自做事。君主喜欢亲自做事,那么担当官职的人就会放弃自己的职责去曲从君主所做的事了。曲从君主所做的事,有了过错,君主也就无法责备他,这样,君主就会一天天受损害,臣子就会一天天得志。这样就是该运动的却安静,该安静的却运动。尊贵的变为卑下的,卑下的变为尊贵的,这种现象就由此产生了.这就是国家所以衰弱、敌国所以进犯的原因啊。
奚仲创造了车子,苍颉创造了文字,后稷发明了种庄稼,皋陶制定了刑法,昆吾创造了陶器,夏鲧发明了筑城。这六个人,他们所创造的东西都是适宜的,然而却不是君主所应做的。所以说,创造的人忙乱,靠别人创造的人平静。只有掌握了当君主的原则,才能了解性命的真情,所以驾驭天下而不感到费力,这样的人就叫做完人。
三曰:凡官者,以治为任,以乱为罪。今乱而无责,则乱愈长矣。人主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是臣得後随以进其业。君臣不定,耳虽闻不可以听,目虽见不可以视,心虽知不可以举,势使之也。凡耳之闻也藉於静,目之见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则上之三官者废矣。亡国之主,其耳非不可以闻也,其目非不可以见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扰乱,上下不分别,虽闻曷闻?虽见曷见?虽知曷知?驰骋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则不知,不知则不信。无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则灾无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数行其理为可。韩昭厘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小,昭厘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厘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闻之,曰:“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
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阙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固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婴页&,西服寿靡,北怀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乱安危存亡,其道固无二也。故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暇者胜。凡应之理,清净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纪,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东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於有知有为,则得之矣。有司请事於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告仲父。”若是三。习者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後,曷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犹大易,又况於得道术乎?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後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
凡是任用官吏,把治理得好看成能胜任,把治理得混乱看成有罪。现在治理得混乱却不加责备,那么混乱就更加厉害了。君主以好炫耀来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好做先导来自夸,臣手以不劝谏君主来保持寺官职,以曲意听从来求得收容,这样就是君主代替主管官吏当主管官吏,这样就是臣子得以跟随着干那些保持官职、曲意求容的事情。君臣的正常关系不确定,耳朵即使能听也无法听清,眼睛即使能看也无法看清,内心即使知道也无法选取,这是情势使他这样的。耳朵能听见是凭借着寂静,眼睛能看见是凭借着光明,内心能知道是凭借着义理。君臣如果交换了各自的职守,那么上面说的三种器官的功用就被废弃了。亡国的君主,他的耳朵不是不可以听到,他的眼睛不是不可以看到,他的内心不是不可队知道,君臣的职分混乱,上下不加分别,即使听到,又能真正听到什,即使看到,又能真正看到什么?即使知道,又能真正知到什么?要达到随心所故无所不至的境界,就得有所凭借啊。这是愚蠢君主的智慧所不能达到的。不能达到就不能知道,不能知道就不相信这种情况。没有骨髂的虫子春生秋死,不可能让它知道有冰雪。拥有疆土的君主,能明察这些话,那么灾祸就无法到来了。
再说,耳目智巧,本来就不足以依靠,只有讲求驾驭臣下的方法,按照义理行事才可以依靠。韩昭厘侯察看用来祭祀宗庙的牺牲,那猪很小,昭厘侯让官员用大猪替换小猪。那官员又把这头猪拿了来,昭厘侯说;“这不是刚才的猪吗?”那官员无话回答。昭厘侯就命令官吏治他的罪。昭厘侯的侍从说:“君王您根据什么知道的?”昭厘侯说:“我是根据猪的耳朵识别出来的。”申不害听到了这件事,说:“根据什么知道他聋,根据他的听觉好,根据什么知道他瞎?根据他的视力好,根据什么知道他狂?根据他的话得当。所以说,去掉听觉无法听见了,那么听觉就灵敏了,去掉视觉无法看见了,那么目光就敏锐了;去掉智慧无法去知道了,那么内心就公正无私了。去掉这三种东西不使用,就治理得好,使用这三种东西,就治理得乱。”以此说明耳只心智不足阻依靠。耳目心智,它们所能了解认识的东西很贫乏,它们所能听到见到的东西很浮浅。凭着浮浅贫乏的知识占有广博的天下,使不同习俗的地区安定,治理全国人民,这种主张必定行不通。十里远的范围,耳朵就不能听到,帷幕墙壁的外面,眼睛就不能看见,三亩大的宫室里的情况,心就不能知道。凭着这些,往东到开梧国,往南安抚多&婴页&国,往西让寿靡国归服,往北让儋耳国归依,那又该怎么办呢?所以当君主的,不可不明察这些话啊。
治乱安危存亡,本来就没有另外的道理。所以,最大的聪明是丢掉聪明,最大的仁慈是忘掉仁慈,最高的道德是不要道德。不说话,不思虑,清静地等待时机,时机到来再行动,内心闲暇的人就能取胜。几是行动,其准则是,清静无为,公正质朴,自始至终都端正。这样来整顿纲纪,就能做到虽然没有人倡导,但却有人应和,虽然没有人带头,但却有人跟随。古代称王的人。他们所做的事很少,所凭借的却很多.善用凭借,是当君主的方法,亲自做事,是当臣子的准则。亲自去做就会忙乱,善用凭借就会清静。顺应冬天而带来寒冷,顺应夏天而带来炎热,君主还要做什么事呢?所以说,当君主的原则是无知无为,却胜过有知有为。这样就算掌握了当君主的方法了。
主管官吏向齐桓公请示事情,恒公说;“把这事情告诉忡父去。”主管官吏又请示事情,桓公说:“告诉仲父去。”这种情况连续了三次。桓公的近臣说;“第一次请示,说让去找仲父,第二次请示,又说让去找仲父。这样看来,当君主太容易啦!”桓公说;“我没有得到仲父时很难,已经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容易呢?”桓公得到管仲,做事情尚且非常容易,更何况得到道术呢?
孔子被困在陈国,蔡国之间,只能吃些没有米粒的野菜,七天没有吃到粮食。孔子白天躺着睡觉。颜回讨米,讨到米后烧火做饭,饭快熟了,孔子望见颜回抓取锅里的饭吃。过了一会儿,饭做熟了,颜回谒见孔子并且献上饭食,孔于假装没有看见颜回抓饭吃,起身说:“今天我梦见了先君,把饭食弄干净了然后去祭祀先君.”颜回回答说;“不行。刚才烟尘掉到钢锅,扔掉沾着烟尘的食物不吉利,我抓出来吃了。”孔子叹息着说:“所相信的是眼睛,可是眼睛看到的还是不可以相信,所依靠的是心,可是心里揣度的还是不足以依靠。学生们记住: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呀。”所以,有所知并不难,掌握知人之术就难了。
四曰:人之意苟善,虽不知,可以为长。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则不为兔。”人君而好为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敢禁。夫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祓篲日用而不藏於箧,故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圣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养其神、修其德而化矣,岂必劳形愁弊耳目哉?是故圣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极烛六合,而无所穷屈;昭乎若日之光,变化万物,而无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无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见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毕乐其志,安育其性,而莫为不成。故善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亲矣,名号已章矣。管子复於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宁速。请置以为大田。登降辞让,进退闲习,臣不若隰朋,请置以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贵富,臣不如东郭牙,请置以为大谏臣。平原广城,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若王子城父,请置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若弦章,请置以为大理。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则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与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尽五子之能,况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则幽诡愚险之言无不职矣,百官有司之事毕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过毕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无恃其能勇力诚信,则近之矣。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若此则形性弥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职,而莫敢愉綖;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实相保,之谓知道。
人的心意如果好,即使不懂得什么,也可以当君长。所以李悝说:“没有狗就不能捕获兔,兔如果变得和狗一样,那就无兔可捕了。”君主如果喜欢做臣子该做的事,就与此相似了。臣子蒙蔽君主,别人还能不断加以制止,君主自己蒙蔽自己,那就没有人敢于制止了。君主自己做臣子该做的事,这是最严重的自己蒙蔽自己的行为。
扫帚每天要使用,因而不把它藏在箱子里。所以,君主思虑臣子职权范围内的事,心志就会衰竭,亲自去做臣子职权范圈内的事,就会昏昧,亲自去做臣子该做的事,就会疲惫。衰竭、昏昧、疲惫,这三种情况,不是当君主应该实行的准则。
大桡创造了六十甲子记日,黔如创造了虏首计算法,容成创造了历法,羲和创造了计算日子的方法,尚仪创造了计算月分的方法,后益创造了计算年分的方法,胡曹创造了衣服,夷羿创造了弓,祝融创造了市肆,仪狄创造了酒,高元创造了房屋,虞姁创造了船,伯益创造了井,赤冀创造了舂米的臼,乘雅创造了用马架车,寒哀创造了架车的技术,王亥创造了驾牛的方法,史皇创造了绘画,巫彭创造了医术,巫成创造了占卜术。这二十位官员,正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依靠。圣贤的君王不能自己做二十位官员做的事,然而却能让二十位官员全部献出技艺和才能,这是因为圣贤君王居上位的缘故。圣贤君王有所不能,因此才有所能,有所不知,因此才有所知。修养自己的精神品德,自然就能化育万物了,哪里一定要使自身劳苦忧虑、把耳朵眼睛搞得疲惫不堪呢?因此,圣贤君王的品德,光灿灿地就象月亮刚出来,普遍地照耀天地四方,没有照不到的地方,明亮亮地就象太阳的光芒,能化育万物,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精神与道符合,生命不受挫折,因而心志不可阻挡;精气与鬼神相通,深微玄妙,没有人能看出其形体来。这样,一旦君主南面而冶,各种邪曲的事自然会得到匡正,天下的人都恢复自己的本性,老百姓都从内心感到高兴、安心培育自己的善性,因而做什么事就没有不成功的。所以,善于当君主的人,谨慎地保持住真情本性,因而各种官吏就能治理了,老百姓就能亲附了,名声就显赫了。
管子向桓公禀报说;“开垦田地,扩大城邑,开辟土地,种植谷物,充分利用地力,我不如宁速,请让他当大田。迎接宾客,熟悉升降、辞让,进退等各种礼仪,我不如隰朋,请让他当大行。早人朝,晚退朝,敢于触怒国君,忠心谏诤,不躲避死亡,不看重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当大谏臣。在广阔的原野上作战,战车整齐行进而不错乱,士兵不退却,一击鼓进军,三军的士兵都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当大司马。断案恰当,不杀无辜的人,不冤屈没有罪的人,我不如弦章,请让他当大理。您如果想治国强兵,那么这五个人就足够了,您要想成就霸王之业,那么有我在这里。”桓公说:“好。”就让五个人都担任了那些官职,接受管子的命令。过了十年,桓公多次盟会诸侯,使天下完全得到匡正,这些都是靠了管杰吾和五个人的才能啊。管子是臣子,他不担当自己不能做的事情,而让五个人把自己的才能都献出来,更何况君主呢?君主如果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幺是可以治理人民的,那么隐蔽许伪欺骗危险的言论就没有不能识别的了,各种官吏对自己主管的事情就会尽心竭力了。五帝三王治理人民时,在下位的本来不过是尽心竭力罢了。治理人民如果懂得不要依仗自己的才能、勇武、有力、诚实、守信,那就接近于君道了。
凡是当君主的,应该处于平静之中,使用道德去教化人民,治理根本的东西。这样,从外表到内心就会更加宽实,就会越发耳聪目明,各种官吏就会谨慎地对待职守,没有敢于苟且懈怠的,就能人人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切合自己的名声。名声和实际相符,述就叫做懂得了道。
五曰: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於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明於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奸止则说者不来,而情谕矣。情者不饰,而事实见矣。此谓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贤不肖各反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纯朴,以事其上。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则各当其任矣。故有职者安其职,不听其议;无职者责其实,以验其辞。此二者审,则无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凡朝也者,相与召理义也,相与植法则也。上服性命之情,则理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贪得伪诈之曹远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也。”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矣,巧智者诏矣。诏多则请者愈多矣,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於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是之谓重塞之主,无存国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柰何为实。尧曰:“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
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阳、奇怪之所际?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胆胥己,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晋国之故。”襄子曰:
“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於船,致远者托於骥,霸王者托於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也。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故小臣、吕尚听,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骥远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能明察的君主,不是普遍地明察万事万物,而是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有道术的君主,不是一切都亲自去做,而是要明瞭治理百官的根本。明瞭冶理百官的根本,所以事情少而国家太平。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因而大权蚀揽,奸邪止息。奸邪止息,那么游说的不来,而真情也能了解了。真情不加虚饰,而事实也能显现了。这就叫做最完美的政治。政冶最完美的社会,人民不好说空话假话,不好流言邪说。贤德的与不贤德的各自都恢复其本来面目,依照真情行事,对自己的本性不加雕饰,保持敦厚纯朴的品行,以此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这样,对灵巧的,拙笨的、愚蠢的、聪明的,勇敢的、怯懦的,就都可以因此而变动他们的官职。变动了官职,他们各自就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了。所以,对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安于职位,不听他们的议论,对没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的实际行动,用以检验他们的言论。这两种情况都明察了,那么无用之言就不能进入朝廷了。君主依照天性行事,去掉爱惜之心,以虚无为根本,来听取有用之言,这就叫做听朝。凡是听朝,都是君臣共同招致理义,共同确立法度。君主依照天性行事,那么讲求理义的人就会到来了,法度的效用就会确立了,乖僻邪曲之人就会退去了,贪婪诈伪之徒就会远离了。所以,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除掉奸邪,除掉奸邪的关键在于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关键在于研习道术,研习道术的关键在于懂得天性。所以子华子说:“君主应该求深入而不求广博,谨慎地守住根本,喜爱正性。与众人不相同,而要致力于学得驾驭臣下的能力。完全学到了这种能力,四方就会平定.只有那些符合天道的人,不求相同却能达到相同。这就是神农之所以兴盛,尧、舜之所以名声卓著的原因。”
君主认为自己聪明却认为别人愚蠢,认为自己灵巧却认为别人笨拙,这样,那么愚蠢笨拙的人就请求指示了,灵巧聪明的人就要发布指示了。发布的指示越多,那么请求指示的就越多。请求指示的越多,就将无事不请求指示。君主即使灵巧聪明,也不能无所不知。凭着不能无所不知,应付无所不请,道术必定会穷尽。当君主却经常被臣下弄得道术穷尽,又将怎样治理人民昵?穷尽了却不知道自己穷尽了,又将犯自高自大的错误。这就叫做受到双重阻塞。受到双重阻塞的君主,就不能保佳国家了。所以有道术的君主,依靠臣子做事,自己却布亲自去做。要求臣子做事有成效,自己却不发布指示。去掉想象,去掉猜度,清静地等待时机。不代替臣子讲话,不抢夺臣子的事情做。审察名分和实际,官府之事让臣子自已管理。以不求知为根本,把询问臣子怎么办作为宝物。比如尧说;“怎样做才能象日月那样普照人间?”舜说;“怎样做才能使四方边远之处归服?”禹说;“怎样做才能治服青丘国,使九阳山、奇肱国受到教化?”
赵襄子当改之时,用任登当中牟令。他在上呈全年的帐簿时,向襄子推荐道:“中牟有个人叫胆胥己,请您召见他。”襄子召见胆胥己以后让他当中大夫。相国说;“我料想您对这个人只是耳闻,尚未亲眼见到其为人如何吧!当中大夫,竟是这样容易吗?这不是晋国的成法。”襄子说:“我提拔任登时,已经耳闻并且亲眼花缭乱见到他的情况了。任登所举荐的人,我如果还要耳闻并且亲眼见到这人的实际情况,这样,用耳朵听、用眼睛观察人就始终没有完了。”于是就不再询问,而让胆胥己当了中大夫。襄子还需做什么呢?他只是任用人,那么贤德的人就把力量全部献出来了。
君主的弊病,一定是委任人官职却不让他做事,或者让他做事却与不了解他的人议论他。横渡长江的人靠的是船,到远处去的人靠的是千里马,成就王霸之业的人靠的是贤人。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这些人就是成就王霸之业的人的船和千里马啊。不任用父兄与子弟,并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钓鱼的人与仇人、奴仆,并不是偏爱他们。保住国家、建立功名的原则要求君主不得不这样啊。这就如同卓越的工匠建筑官室一样,测量一下官室的大小就知道需要的术材了,估量一下工程的大小尺寸就知道需要的人数了。所以小臣伊尹、吕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要成就王业了,管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齐、秦要成就霸业了。他们岂只是船和千里马啊?
成就王业霸业的当然要有人,亡国的也要有人。桀重用干辛,纣重用恶来,宋国重用唐鞅,齐国重用苏秦。因而天下人就知道他们要灭亡了。不任用贤人却想要建立功业,这就好象在夏至这一天却想让夜长,射鱼时冲着天却想射中一样。舜、禹对此尚且办不到,更何况平庸的君主呢?
六曰:失之乎数,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权钧则不能相使,势等则不能相并,治乱齐则不能相正。故小大、轻重、少多、治乱,不可不察,此祸福之门也。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众封建,非以私贤也,所以便势全威,所以博义。义博利则无敌,无敌者安。故观於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滕、费则劳,以邹、鲁则逸,以宋、郑则犹倍日而驰也,以齐、楚则举而加纲旃而已矣。所用弥大,所欲弥易。汤其无郼,武其无岐,贤虽十全,不能成功。汤、武之贤。而犹藉知乎势,又况不及汤、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灭,以重使轻从,以轻使重凶。自此观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盘盂,铭篆著乎壶鉴,其势不厌尊,其实不厌多。多实尊势,贤士制之,以遇乱世,王犹尚少。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之穷苦弥甚,王者之弥易。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水用舟,陆用车,涂用輴,沙用鸠,山用樏,因其势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奸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万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尝识及此,虽尧、舜不能。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势不便,则奚以易臣?权轻重,审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王也者,势也。王也者,势无敌也。势有敌则王者废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贤於多者,则知无敌矣。知无敌则似类嫌疑之道远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适孽无别则宗族乱。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庄王围宋九月,康王围宋五月,声王围宋十月。楚三围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时止矣?凡功之立也,贤不肖强弱治乱异也。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谏於简公曰:“陈成常与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则危上矣。愿君之去一人也。”简公曰:
“非而细人所能识也。”居无几何,陈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简公於庙。简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数,无其势,虽悔无听鞅也,与无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要求人们诚信,这是胡涂的。失去了君主的权势,仗恃着享有国家,这是危险的。能吞下船的大鱼,居于陆地就不能胜过蝼蛄蚂蚁。权力相同就不能役使对方,势力相等就不能兼并对方,冶乱相同就不能匡正对方。所以对大小、轻重,多少、治乱等情况,不可不审察清楚,这是通向祸福的门径。
凡是戴帽子束带子的文明国家,车船所能达到的地方,不用象、译、狄鞮等官员做翻译的地方,有三千里见方。古代称王的人,选择天下的正中来建立京畿,选择京畿的正中来建立官廷,选择宫廷的正中来建立祖庙。在普天下,只把千里见方的地方作为京畿,是为了更好地担起治理国家的担子。京畿并不是不能扩大,但是大了不如小了好,多了不如少了好。多分封诸侯国,不是因为偏爱贤德之人,而是为了有利于权势,保全住威严,是为了使道义扩大。道义扩大了,那就没有人与之为敌了。没有人与之为敌的人就安全。所以对上世考察一下,那些分封诸侯国多的人,他们的福分就长久,他们的名声就显赫。神农享有天下十七世,是与天下人共同享有啊。
称王的人分封诸侯国,越近的就越大,越远的就越小。边远之处有十里大的诸侯国。用大的诸侯国役使小的诸侯国,用权势重的诸侯国役使权势轻的诸侯国,用人多的诸侯国役使人少的诸侯国,这就是称王的人能保全天下的原因。所以说,用滕、费役使别国就费力,用邹、鲁役使别国就省力,用宋、郑役使别国就加倍容易,用齐、楚役使别国就等于把纲纪加在它们身上罢了。所使用的诸侯国越大,实现自己的愿望就越容易。汤如果没有郼,武王如果没有岐,他们的贤德即使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也不能成就功业。凭着汤、武王那样的贤德,尚且需要借助于权势,更何况赶不上汤、武王的人呢?所以,用大的诸侯国役使小的诸侯国就吉祥,用小的诸侯国役使大的诸侯国就会灭亡,用权势重的诸侯国役使权势轻的诸侯国就顺从,用权势轻酌诸侯国役使权势重的诸侯国就不吉祥。由此看来,想要使一世平定,使百姓安定使功名刻铸在盘盂上,铭刻在壶鉴上,这样的人,他们对权势尊贵从不满足,他们对实力雄厚从不满足。有雄厚的实力,有尊贵的权势,有贤德之人辅佐,凭着这些,遇上乱世,至少也能成就王业。
天下的人民很贫穷很困苦了。人民的贫穷田苦越厉害,称王的人成就王业就越容易。凡是称王的,都是挽牧人民的贫穷困苦啊。水里使用船,陆上使用车,泥泞路上使用輴,沙土路上使用鸩,山路上使用樏,这是为了顺应不同的形势。能因势利导的,命令就能执行。地位尊贵的,教化就能被接受,威严树立的,奸邪就能制止。这就是治理人的原则。所以,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对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发号施令就容易,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对大夫之家发号施令就容易,用大夫之家对一人发号施令就容易。如果认识到达一点,即使尧、舜都不能改变它。诸侯都不想臣服于人,可是却不得不这样。君王的地位如果不利,那么怎能轻易地使之臣服呢?称王的人权衡轻重,审察大小,多立诸侯,是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有利。所谓称王,凭借的是权势。所谓称王,是权势无人与之抗衡。权势有人抗衡,那么称王的人就被废弃了。有知道小可以超过大.少可以胜过多的人,就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衡了。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衡,那么比拟僭越的事就会远远离开了。所以先王的法度是,立天子不让诸侯僭越,立诸侯不让大夫僭越,立嫡子不让庶子僭越。僭越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就会产生混乱。因此,诸侯丧失了爵位,那么天下就会混乱,大夫没有等级,那么朝廷就会混乱;妻妾不加区分,那么家庭就会混乱,嫡子庶子没有区别,那么宗族就会混乱。慎子说:“如果有一只兔子跑,就会有上百人追赶它,并不是一只兔子足以被上百份,是由于兔子的归属没有确定。归属没有确定,尧尚且台竭力追赶,更何况一般人呢?兔子摆满市,走路的人看都不看,并不是不想要兔子,是由于归属已经确定了。归属已经确定,人即使鄙陋,也不争夺。”所以治理天下及国家,只在于确定职分罢了。
楚庄王围困宋国九个月,楚康王围困宋国五个月,楚声王围困宋国十个月。楚国围困过宋国三次,却不能灰亡它。并不是不可取灭亡,拿一个象宋国一样无德的国家去攻打宋国,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昵?凡是功业的建立,都是因为贤与不肖、强与弱,治与乱不相同啊。
齐简公有个臣子叫诸御鞅,他向简公进谏说;“陈常与宰予,这两个臣子彼此非常仇恨。我担心他们互相攻打。他们一味固执地要互相攻打,就会危害到君王。希望您罢免一个人。”简公说“这不是你这样的浅陋之人所能知道的。”过了没多久,陈常果然在朝廷上攻打宰予,在宗庙里追上了简公。简公长叹着说,“我不能采纳诸御鞅的意见,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祸患。”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丧失了君主的权势,虽然后悔没有听从诸御鞅的话,与不后悔的结果是一样的。这就是不知道依靠可以依靠的东西,却依靠不可依靠的东西。周鼎上刻铸物象,是为了让事理贯通。事理贯通,这是当君主应该掌握的原则啊。
七曰: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後。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无术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强速贯习,不足以成也。
听从众人的议论来治理国家,国家很快就会遭到危险。根据什么知道会是这样呢?老耽祟尚柔,孔子崇尚仁,墨翟崇尚廉,关尹崇尚清,列子崇尚虚,陈骈崇尚齐,阳生崇尚己,孙膑崇尚势,王廖崇尚先,儿良崇尚后。
军队里设置锣鼓,是为了用来统一士兵的听闻,法令一律,是为了用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聪明的人不得灵巧,愚蠢的人不得笨拙,是为了甩来统一众人的智力,勇敢的人不得抢先,胆怯的人不得落后,是为了用来统一大家的力量。所以,统一就治理得好,不统一就冶理得不好;统一就平安,不统一就危险。能够使众多不同的事物齐同,使愚蠢聪明灵巧笨拙的人都能用尽力气和才能,就象由一个起点出发一样的,大概只有圣人吧!没有驾驭臣下方法的智谋,不经过教化而具有的才能,依仗强力、敏捷,贯通、熟习,是不足以实现这些的.
八曰:天地阴阳不革,而成万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见白黑之殊。耳不失其听,而闻清浊之声。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於门闾者,不一也。楚王问为国於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詹子岂以国可无为哉?以为为国之本,在於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慈亲不能传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为近之。田骈以道术说齐,齐王应之曰:“寡人所有者,齐国也,愿闻齐国之政。”
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得材。愿王之自取齐国之政也。”骈犹浅言之也,博言之,岂独齐国之政哉?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吴起谓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谓也?”吴起曰:“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
曰:“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吴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则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问我,我亦问子。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属之子乎,属之我乎?”吴起默然不对,少选,曰:
“与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吴起见其所以长,而不见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贤,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胜於西河,而困於王错,倾造大难,身不得死焉。夫吴胜於齐,而不胜於越。齐胜於宋,而不胜於燕。故凡能全国完身者,其唯知长短赢绌之化邪!
天地阴阳不改变规律,生成的万物却各不相同。眼睛不丧失视力,就能分辨出黑自的差别,耳朵不丧失听力,就能听出清浊不同的乐音。称王的人掌握住根本,就能成为万物的主宰。军队一定要有将帅,这是为了用来统一军队的行动,国家一定要有君主,这是为了用来统一全国的行动,天下一定要有天子,这是为了用来统一天下的行动,天子一定要掌握住根本,这是为了使权力集中。统一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统一就会造成天下大乱。譬如并排驾驭四匹马,让四个人每人拿一根马鞭,那就连街门都出不去,这是因为行动不统一啊。
楚王向詹何问如何治理国家,詹何回答说:“我只听说过如何修养自身,没有听说过如何治理国家。”詹何难道认为国家可以不要治理吗?他是认为冶理国家的根本在于修养自身。自身修养好了,家庭就能治理好。家庭治理好了,国家就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天下就能治理好。所以说,靠自身的修养来治理家庭,靠家庭的洽理来治理国家,靠国家的冶理米冶理天下。这四种情况,所处的地位虽不一样,可根本却是相同的。所以圣人所做的事情,往大处说可以大到天地四方、日月所能照到之处,往简要处说没有离得开修养自身的。慈父慈母不一定能把好品德传给儿子,忠臣的意见不一定能被君主听取,只有修养自身的儿子和君主才接近于做到这一点。
田骈以道术劝说齐王,齐壬回答他说:“我所拥有的只是齐国,希望听听如何治理齐国的政事”。田骈回答说;“我说的虽然没有政事,但可以由此推知政事。这就好象树木一样,本身虽不是木材,但可以由此得到木材。希望您从我的话中自己选取治理齐国政事的道理。”田骈还是就浅显的方面说的,就广博的方面而言,岂只是治理齐国前政事是如此呢?万物的变化应和,都是有规律的,根据其本性来使用万物,就没有什么不恰当合适的,彭祖因此而长寿,三代因此而昌盛,五帝因此而卓著,神农因此而兴盛。
吴起对商文说:“侍奉君主真是靠命运吧!”商文说。“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吴起说;“治理全国,完成教化,改变习俗,使君臣之间有道义,父子之间有次序,您跟我比哪一个强些?”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一旦献身君主当臣子,君主的地位就尊贵,一旦交出印玺辞去官职,君主的地位就轻微。在这方面您跟我比哪一个强些?”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兵士战马已经排成行列,战马与人相匹敢,人在马的前面将要发起进攻,拿起鼓槌一击鼓,让三军的兵士视死如归,在这方面您跟我比哪一个强些?”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这三样您都不如我,职位却在我之上,侍奉君主真是靠命运啊!”商文说:“好。您问我,我也问问您。世道改变,君主年少,臣子们疑虑重重,百姓们很不安定,遇到这种情况,把政权托付给您呢,还是托付给我呢?“吴起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说。“托付给您。”商文说;“这就是我的职位在您之上的原因啊。”吴起看到了自己的长处,却看不到自己的短处,知道自己的优点,却不知道自己的缺点。所以他能在西河打胜仗,但却被王错弄得处境困难,不久就遇到大难,自身不得善终。
吴国战胜了齐国,却不能胜过越国。齐国战胜了宋国,却不能战胜燕国。所以凡是能保全国家和自身不被灭亡的,大概只有知道长短伸屈的变化才能敢到吧!
审应览第六
一曰:人主出声应容,不可不审。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之入,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执其要矣。孔思请行,鲁君曰:“天下主亦犹寡人也,将焉之?”孔思对曰:
“盖闻君子犹鸟也,骇则举。”鲁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违不肖,过不肖,而自以为能论天下之主乎?凡鸟之举也,去骇从不骇。去骇从不骇,未可知也。去骇从骇,则鸟曷为举矣?”孔思之对鲁君也,亦过矣。魏惠王使人谓韩昭侯曰:
“夫郑乃韩氏亡之也,愿君之封其後也。此所谓存亡继绝之义。君若封之,则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请往对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见魏王,曰:
“大国命弊邑封郑之後,弊邑不敢当也。弊邑为大国所患。昔出公之後声氏为晋公,拘於铜鞮,大国弗怜也,而使弊邑存亡继绝,弊邑不敢当也。”魏王惭曰:
“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请勿复言。”是举不义以行不义也。魏王虽无以应,韩之为不义,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辩,适足以饰非遂过。魏昭王问於田诎曰:“寡人之在东宫之时,闻先生之议曰:‘为圣易。’有诸乎?”田诎对曰臣之所举也。”
昭王曰:“然则先生圣于?”田诎对曰:“未有功而知其圣也,是尧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圣也。今诎未有功,而王问诎曰‘若圣乎’,敢问王亦其尧邪?”昭王无以应。田诎之对,昭王固非曰“我知圣也”耳,问曰
“先生其圣乎”己因以知圣对昭王。昭王有非其有,田诎不察。赵惠王谓公孙龙曰:“寡人事偃兵十馀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对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今蔺、离石入秦,而王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总,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无礼慢易而求敬,阿党不公而求令,烦号数变而求静,暴戾贪得而求定,虽黄帝犹若困。卫嗣君欲重税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将以为民也。其自藏之与在於上,奚择?”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听必反诸己,审则令无不听矣。国久则固,固则难亡。今虞、夏、殷、周无存者,皆不知反诸己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说之而战。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说我而战,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则不肖,虽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见老者而使之战,请问孰病哉?”公子沓无以应。战者,不习也;使人战者,严驵也。意者恭节而人犹战,任不在贵者矣。故人虽时有自失者,犹无以易恭节。自失不足以难,以严驵则可。
君主对自己的言语神色,不可不慎重。凡是君主有见识的,言谈都不想先开口。别人唱,自己应和,别人先做,自己随着。根据他外在的表现,考察他的内心,根据他的言论,考察他的名声,根据他的实际,推求他的名声。这样,那么游说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而君主就能掌握住根本了。
孔思请求离开鲁国,鲁国君主说,“天下的君主也都象我一样啊,你将要到哪里去?”孔思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就象鸟一样,受到惊吓就飞走。”鲁国君主说:“君主不贤德,天下都是这样啊。离开不贤德的君主,还到不贤德的君主那里去,你自己认为这是能了解天下的君主吗?凡鸟飞走,都是离开惊吓它的地方不惊吓它的地方去,惊吓与不惊吓,并不能知道,如果离开惊吓它的地方到惊吓它的地方去,那么鸟为什么要飞走呢?”孔思那样回答鲁国君主,是不对的。
魏惠王派人对韩昭侯说:“郑国是韩国灭亡的,希望您封郑国君主的后代。这就是所说的使灭亡的国家得以存在、使灭绝的诸侯得以延续的道义。您如果封郑国君主的后代,那么您的名声就会显赫。”昭侯对此感到忧虑,公子食我说:“我请您允许我去回答弛。”公子食我到了魏国,见到魏王以后说;“贵国命令我国封郑国君主的后代,我国不敢应承。我国一向被贵国视为祸患。从前晋出公的后代声氏当晋国君主,后来被囚禁在铜鞮,贵国不怜悯他,却让我国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灭绝的诸侯,我国不敢应承。”魏王惭愧地说;“这本来不是我的意思,请客人不要再说了。”这是举出别人的不义行为来为自己做不义的事辩解。魏王虽然无话回答,但韩国做不义的事却更加厉害了。公子食我的善辩,恰好足以文过饰非。
魏昭王向田诎问道:“我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听到先生您议论说:‘当圣贤很容易。’有这样的话吗?”田诎回答说;“这是我说的话。”昭王说:“那么先生您是圣贤吗?”田诎回答说:“没有功绩就能知道这人是圣贤,这是尧对舜的了解,等到这人有了功绩然后才知道他是圣贤,这是一般人对舜的了解。现在我没有功绩,可是您却问我说‘你是圣贤吗’,请问您也是尧吗?”昭王无话回答。田诎回答昭王的时候,昭王本来不是说“我了解圣贤”,而是问他说“先生您是圣贤喝”,田诎自己于是就用了解圣贤的话回答昭王,这样,就使昭王享有了自己不应该享有的声誉,而田诎在对答时也不省察。
赵惠王对公孙龙说;“我致力于捎除战争有十多年了,可是却没有成功。战争不可以消除吗?”公孙龙回答说;“消除战争的本意,体现了兼爱天下人的思想。兼爱天下人,不可以靠虚名就能实现,一定要有实际。现在蔺,商石二县归属了秦国,您就穿上丧国之服,向东攻打齐国夺取了城邑,您就安排酒筵加餐庆贺。秦国得到土地您就穿上丧服,齐国丧失土地您就加餐庆贺,这都不符舍兼爱天下人的思想。这就是消除战争之所以不能成功的原因啊。”假如有这样个人,傲慢无礼却想受到尊敬,结党营私处事不公却想得到好名声,号令烦难屡次变更却想平静,乖良残暴贪得无厌却想安定,即使是黄帝也会束手无策的。
卫嗣君想加重赋税来聚积粮食,人民对此感到不安,他就把这种情况告诉薄疑说;“人民非常愚昧啊。我聚积粮食,是为人民着想。他们自己保存粮食与保存在官府里,有什么区别呢?”薄疑说:“不对。粮食保存在人民手里,您就不能得到,这就不如保存在官府里了;粮食保存在官府里,人民就不能得到,这就不如保存在人民手里了。”凡是听到某种意见一定要反躬自求,能详察,那么命令就没有不被听从的了。立国时间长了就稳固,国家稳固就难以灭亡。现在虞、夏、商、周没有存在的,都是因为不知道反躬自求啊。
公子沓当周国的相,申向劝说他时战栗不止。公子沓责备他说:“您劝说我时战粟不止,是困为我是相吧?”申向说:“我是很不贤德,虽说这样,但是您年纪二十岁就当了相,会见年老的人却让他战粟不止,请问这是谁的过错昵?”公子沓无话回答。战栗不止是因为不习惯见尊者,让人战栗不止是因为严厉骄横。倘或谦虚恭敬待人而别人还是战栗不止,那么责任就不在尊贵的人了。所以,别人虽说时常有犯过失的,但自己还是不能改变谦虚恭敬待人的志度。别人犯过失不足以责难,用严厉骄横的态度待人则应该责难。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暗。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
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无遗者。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
”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讔。成公贾入谏,王曰:“不谷禁谏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愿与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设不谷矣?”对曰:“有鸟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有鸟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贾出矣,不谷知之矣。”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说,荆国之众相贺也。故《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其庄王之谓邪!成公贾之讔也,贤於太宰嚭之说也。太宰嚭之说,听乎夫差,而吴国为墟;成公贾之讔。喻乎荆王,而荆国以霸。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於国,桓公怪之,曰:“与仲父谋伐莒,谋未发而闻於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执蹠(木+台)而上视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顷,东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者延之而上,分级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
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显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湫然清静者,衰绖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以虑诸候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牙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匿,弗能隐矣。故圣人听於无声,视於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
君主说话,不可不慎重。殷高宗是天子,即位以后,守孝三年不说话。卿、大夫们很恐惧,对此感到忧虑。高宗这才说道;“凭我直己的力量使四方得到纠正,我唯恐说的话不恰当啊,因此才不说话。”古代的天子,他们对说话慎重到如此地步,所以说的话没有失误的。
周成王与唐叔虞闲居时,摘下梧桐叶子当珪,交给唐叔虞说:“我拿这个亲封你。”叔虞很高兴,把这事告诉了周公。周公向成王请示说:“天子您封叔虞了吧?”成王说。“我是跟叔虞开玩笑呢。”周公回答说:“我听说过,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天子一说话,史官就记下来,乐人就吟诵,士就颂扬。”成王于是就把叔虞封在晋。周公旦可以说是善于劝说了,他一劝说就使成王对言谈更加慎重,使爱护弟弟这种道义彰明,又因为封叔虞于晋而使周王室更加稳固。
楚庄王立为国君三年,不理政事,却爱好隐语。成公贾入朝劝谏,庄王说:“我禁止人们来劝谏,现在你却来劝谏,这是为什么?”成公贾回答说;“我不敢来劝谏,我希望跟您讲隐语,”庄王说:“你何不对我讲隐语昵?”成公贾回答说:“有只鸟停在南方的土山上,三年不动不飞不呜,这是什么鸟啊?”庄王猜测说:“有只鸟停在南方的土山上,它之所以三年不动,是要借此安定意志,它之所以不飞,是要借此生长羽翼,它之所以不鸣,是要借此观察民间的法度。这鸟虽然不飞,一飞就将冲上天空,虽然不鸣,一鸣就将使入惊恐。你出去吧,栽知道隐语的含义了。”第二天上朝,提拔的有五个人,罢免的有十个人。臣子们都非常高兴,楚国的人们都互相庆贺。所以《诗》上说:“为什么这么久不行动呢,一定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安居不动呢,一定是有缘故的。”这大概说的就是庄王吧。成公贾讲的隐语,胜过太宰豁劝说的言论。太宰话劝说的言论被夫差听从了,吴国因此成为废墟,成公贾讲的隐语,被楚王理解了,楚国因此称霸诸侯。
齐桓公与管仲谋划攻打莒国,谋划的事尚未公布就被国人知道了,桓公感到很奇怪,蜕;“与仲父谋划攻打莒国,谋划的事尚未公布就被国人知道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说。“国内一定有聪明睿智的人。”柜公说:“嘻!那天服役的人有拿着来向上张望的,我料想大溉就是这个人吧!”干是就命令那天服役的人再来服役,不得替代。过了一会儿,东郭牙来了。管仲说:“这人一定是那个把消息传出去的有了。”于是就派礼宾官员领他上来,管仲和他分宾主在台阶上站定。管仲说:“传播攻打莒国消息的人是你吧?”东郭牙回菩说;“是的。”仲说;“我没有说过攻打莒国的话,你为什么要传播攻打莒菖国的消息呢?”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善于谋划,小人善干揣测,我是私下里揣测出来的。”管仲说;“我没有说过攻打莒国的话,你根据什么揣测出来的?”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有三种神色:面露喜悦之色,这是欣赏钟鼓等乐器时的神色,面带清冷安静之色,这是居丧时的神色,怒气冲冲、手足挥动,这是要用兵打仗的神色。那天哉=我望见您在台上怒气冲冲、手足挥动,这就是要用兵打仗的神色。您的嘴张开了,没有闭上,这表明您所说的是‘莒’。您举起胳膊指点,被指的正是莒国。我私下考虑,诸侯当中不肯归服齐国的,大溉只有莒国了吧,因此我就传播了攻打莒国的消息。”大凡耳朵能听到,是因为有声音。现在没有听到声音,却根据别人的面部表情与手臂动作了解别人的意图,这是东郭牙不靠耳朵就能听到别人的话啊。桓公、管仲虽然善于保守秘密,也不能掩盖住。所以,圣人能在无声之中有所听闻,能在无形之中有所察见。詹何,田子方、老耽就是这样喇。
三曰:圣人相谕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从蜻游,蜻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前後左右尽蜻也,终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
“闻蜻皆从女居,取而来,吾将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无至者矣。胜书说周公旦曰:“延小人众,徐言则不闻,疾言则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胜书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胜书能以不言说,而周公旦能以不言听。此之谓不言之听。不言之谋,不闻之事,殷虽恶周,不能疵矣。口?昬不言,以精相告,纣虽多心,弗能知矣。目视於无形,耳听於无声,商闻虽众,弗能窥矣。同恶同好,志皆有欲,虽为天子,弗能离矣。孔子见温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贡曰:“夫子之欲见温伯雪子好矣,今也见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不可以容声矣。”故未见其人而知其志,见其人而心与志皆见,天符同也。圣人之相知,岂待言哉?白公问於孔子曰:“人可与微言乎?”
孔子不应。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
“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渑之合者,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
“然则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胡为不可?唯知言之谓者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谓则不以言矣。言者谓之属也。求鱼者濡,争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浅智者之所争则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齐桓公合诸侯,卫人後至。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退朝而入,卫姬望见君,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曰:“吾於卫无故,子曷为请?”对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也。见妾而有动色,伐卫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进之。管仲曰:“君舍卫乎?”公曰:“仲父安识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终不为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声,夫人乃以行步气志。桓公虽不言,若暗夜而烛燎也。晋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寝疾,卜以守龟,曰:‘三涂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愿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许之,朝,礼使者事毕,客出。苌弘谓刘康公曰:“夫祈福於三涂,而受礼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愿公备之也。”刘康公乃儆戎车卒士以待之。晋果使祭事先,因令杨子将卒十二万而随之,涉於棘津,袭聊、阮、梁蛮氏,灭三国焉。此形名不相当,圣人之所察也,苌弘则审矣。故言不足以断小事,唯知言之谓者可为。
圣人相互晓谕不须言语,有先于言语表达思想的东西。
海上有个喜欢蜻蜒的人,每当他停留在海上,总跟蜻蜒在一起嬉戏,来的蜻蜓数以百计都不止,前后左右尽是蜻蜒,整天玩赏它们它们都不离开。他的父亲告诉他说:“听说蜻蜒都跟你在一起,你把它们带来,我也要玩赏它们。”第二天到了海上,蜻蜒没有一个来的了。
胜书劝说周公旦道:“廷堂小而人很多,轻声说您不能听到,大声说别人就会知道。是轻声说呢,还是大声说呢?”周公旦说:“轻声说。”胜书说:“假如有件事情,隐微地说不能说明白,不说就不能办成。是隐微地说呢,还是不说呢?”周公旦说:“不说。”所以胜书能凭着不言劝说周公,而周公旦也能凭着对方的不言听懂他的意思。这就叫做不用别人说话就能听情。不说出亲的计谋,听不到的事情,商虽然厌恶周,也不能挑毛病。嘴巴不讲话,通过神情告诉对方,纣虽然多心,也不能知道周的计谋。眼晴看到的都是无形的东西,耳朵听到的都是无声的东西,商探听消息的人虽然很多,也不能窥见周的秘密。听者与说者好恶相同,志欲一样,虽然是天于,也不能把他们隔断。
孔子去见温伯雪子,不说话就出来了。子贡说:“先生您希望见到温怕雪子已经很久了,现在见到了却不说话,这是什么原因呢?”孔子说:“象他那样的人,用眼一看就知道他是有道之人,不着再讲话了。”所以,还没有见到那个人就能知道他的志向,见到那个人以后他的内心与志向都能看清楚,这是因为彼此都与天道相合。圣人相互了解,哪里要等待言语呢?
白公向孔干问道:“人可以跟他讲隐秘的话吗?”孔子不同答。白公说“讲的隐秘的话就如同把石头投入水中一样不为人所知,怎么样?”孔子说:“在水中潜行的人能得到它。”白公说;“就如同把水倒入水中一样不为人所知,怎么样?”孔子说:“淄水、渑水汇台在一起,易牙尝尝就能区分它们。”白公说:“这样说来,那么人不可以跟他讲隐秘的话了吗?”孔子说;“为什么不可以?只有懂得说的话的意思的人才可以啊。”白公不懂得说的话的意思。懂得意思就可以不用言语了,因为言语是表达思想的。捕鱼的要沾湿衣服,争抢野兽的要奔跑,并不是他们愿意沾湿衣服或奔跑。所以,最高境界的言语是抛弃言语,最高境界的作为是无所作为。才智短浅的人他们所争的已是很渺小了.这就是白公后来死在监狱里的原因。
齐桓公盟会诸侯,卫国人来晚了。桓公上朝时与管仲谋划攻打卫国。退朝以后进入内室,卫姬望见君主,下堂拜了两拜,为卫国君主请罪。柜公说:“我对卫国没有事,你为什么要请罪?”卫姬回答说:“我望见您进来的时候,迈着大步,怒气冲冲,有攻打别国的意思。见到我就变了脸色,这表明是要攻打卫国啊。”第二天桓公上朝,向管仲作揖请他进来。管仲说:“您不攻打卫国了吧?”桓公说。“仲父您怎么知道的?”管仲说;“您升朝时作揖很恭敬,见到我面有愧色,我因此知道的。”桓公说:“好。
仲父治理宫外的事情,夫人治理宫内的事情,我知道自己终究不会被诸侯们耻笑了。”桓公用以掩盖自己意图的办法是不说话,现在管子却凭着容貌声音、夫人却凭着走路气质察觉到了。桓公虽然不说话,他的意图就象黑夜点燃烛火一样看得清楚明白。
晋襄公派人去周朝说:“我国君主卧病不起,用龟甲占卜,卜兆说;‘是三涂山山神降下灾祸。’我国君主派我来,希望借条路去向三涂山山神求福。”周天子答应了他,于是升朝,按礼节接待完使者,宾客出去了。苌弘对刘康公说:“向三涂山山神求福,在天子这里受礼遇,这是温和美善的事情,可是宾客却表现出勇武之色,恐怕有别的事情,希望您加以防备。”刘康公就让战车士卒做好戒备等待着。晋国果然先做祭祀的事,趁机派杨子率领十二万士兵跟随着,渡过棘津,袭击聊,阮、粱等蛮人居住的城邑,灭掉了这三国。这就是实际和名称不相符,这种情况是圣人所能明察的,苌弘对此就审察清楚了。所以单凭说的话不足以决断事情,只有懂得说的话的意思才可以决断事情。
四曰: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为惑,故惑惑之中有晓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国之主,不自以为惑,故与桀、纣、幽、厉皆也。然有亡者国,无二道矣。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是可不可无辩也。可不可无辩,而以赏罚,其罚愈疾,其乱愈疾。此为国之禁也。故辩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诈伪之民,先王之所诛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
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夫伤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无功不得民,则以其无功不得民伤之;有功得民,则又以其有功得民伤之。人主之无度者,无以知此,岂不悲哉?比干、苌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穷,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从此生矣。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子产患之,於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国,而莫之诛邓析之类,此所以欲治而愈乱也。齐有事人者,所事有难而弗死也。遇故人於涂,故人曰:
“固不死乎?”对曰:“然。凡事人,以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
“子尚可以见人乎?”对曰:“子以死为顾可以见人乎?”是者数传。不死於其君长,大不义也,其辞犹不可服,辞之不足以断事也明矣。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桥言无择。齐人有淳于髡者,以从说魏王。魏王辨之,约车十乘,将使之荆。辞而行,有以横说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从之意,又失横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辩不若无辩。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
说的话是为了表达意思的。说的话和意思相违背,是凶险的。造成国家混乱的习俗是,流言很多,却不顾事实如何,一些人极力互相诋毁,一些人极力互相吹捧,诋毁的,吹捧的分别结成朋党,众口喧嚣,气势冲天,贤与不肖不能分辨。靠着这些来治理国家,贤明的君主尚且会感到疑惑,更何况不贤明的君主呢?疑惑之人的祸患是,自己不感到疑惑。所以得道之人能在疑惑之中悟出事物的道理,能在昏暗之中看到光明的境界。亡国的君主,自己不感到疑惑,所以就与夏桀、商村、周幽王、周厉王一样了。这样看来,那些遭到灭亡的国家,都是沿着这条路走的了。
郑国很多人把新法令悬挂起来,子产命令不要悬挂法令,邓析就对新法加以修饰。子产命令不要修饰新法,邓析就把新法弄得很偏颇。子产的命令无穷无尽,邓析对付的办法也就无穷无尽。这样一来,可以的与不可以的就无法辨别了。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无法辨别,却用以施加赏罚,那么赏罚越厉害,混乱就会越厉害。这是治理国家的禁忌。所以,如果善辩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奸巧,如果聪明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狡诈。狡诈奸巧的人,是先王所惩处的人。事理,是判断是非的根本啊。
清水很大,郑国有个富人淹死了,有个人得到了这人的尸体。富人家里请求赎买尸体,得到尸体的那个人要的钱很多。富人家里把这情况告诉了邓析,邓析说:“你安心等待。那个人一定无处去卖尸体了。”得到尸体的人对此很担忧,把这情况告诉了邓析,邓析又回答说:“你安心等待。这人一定无处再去买尸体了。”那些诋毁忠臣的人,与此很相似。忠臣没有功劳不能得到人民拥护,就拿他们没有功劳不能得到人民拥护诋毁他们,他们有功劳得到人民拥护,就又拿他们有功努得到人民拥护诋毁他们。君主中没有原则的,就无了解这种情况。无法了解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很可悲吗?比干、苌弘就是因此而被杀死的,箕子、商容就是因此受到猜疑的,范蠡、伍子胥就是因此而泛舟五湖、流尸干江的,生死,存亡、安危,都由此产生出来了。
子产治理郑国,邓析极力刁难他,跟有狱讼的人约定:学习大的狱讼要送上一伴上衣,学习小的张讼要耍送上短衣下衣。献上上衣短衣下衣以便学习狱讼的人不可胜数。把错的当成对的,把对的当成错的,对的错的没有标准,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每天都在改变。想让人诉讼胜了就能让人诉讼胜了,想让人获罪就能让人获罪。郑国大乱,人民吵吵嚷嚷。子产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就杀死了邓析并且陈尸示众,民心才顺服了,是非才确定了,法律才实行了。如今世上的人,大都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可是却不杀掉邓析之类的人,这就是想把国家冶理好而国家却更加混乱的原因啊。
齐国有个侍奉人的人,所侍奉的人遇难他却不殉死。这人在路上遇到熟人,熟人说:“你果真不殉死吗?”这个人回答说:“是的。凡是侍奉人,都是为了谋利。殉死不利,所以不殉死。”熟人说说;“您选样还可以见人吗?”这个人回答说:“你认为殉死以后倒可以见人吗?”这样的话他多次传述。不为自己的君主上司殉死,是非常不义的,可是这个人还振振有词。凭言辞不足以决断事情,是很清楚的了。
言辞是思想的外在表现,欣赏外在表现却抛弃思想,这是胡涂的。所以古人懂得了人的思想就用不着听他的言语了。听别人讲话是要通过其言语观察其思想。听别人讲话却不了解他的思想,那样的言语就与乖戾之言没有区别了。
齐国人有个叫淳于髡的,他用合纵之术劝说魏王。魏王认为他说得好,就套好十辆车,要派他到楚国去。他告辞要走的时侯,又用连横之术劝说魏王,魏王于是就不让他去了。既让合纵的主张落空,又让连横的事落空,那么他才能多就不如才能少,他有辩才就不如没有辩才。周鼎刻铸上倕的图像却让他咬新自己的手指,先王以此表明大巧是不可取的。
五曰:非辞无以相期,从辞则乱。乱辞之中又有辞焉,心之谓也。言不欺心,则近之矣。凡言者以谕心也。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说,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孔穿、公孙龙相与论於平原君所,深而辩,至於藏三牙,公孙龙言藏之三牙深辩。孔穿不应,少选,辞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谓孔穿曰:“昔者公孙龙之言甚辩。”孔穿曰:“然。几能令藏三牙矣。虽然难。愿得有问於君:谓藏三牙甚难而实非也,谓藏两牙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将从难而非者乎?”平原君不应。明日,谓公孙龙曰:“公无与孔穿辩。”荆柱国庄伯令其父视曰,日“在天”;视其奚如,曰“正圆”;视其时,日“当今”。令谒者驾,曰“无马”。令涓人取冠,“进上”。问马齿,圉人曰
“齿十二与牙三十”。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庄白决之,任者无罪。宋有澄子者,亡缁衣。求之涂,见妇人衣缁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缁衣。”妇人曰:“公虽亡缁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与我衣。昔吾所亡者,纺缁也;今子之衣,禅缁也。以禅缁当纺缁,子岂不得哉?”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
“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其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居无几何,宋君杀唐鞅。唐鞅之对也,不若无对。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献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对曰:“今举大木者,前乎舆謣,後亦应之,此其於举大木者善矣。岂无郑、卫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国亦木之大者也。”
没有言辞就无法互相交往,只听信言辞就会发生混乱。言辞之中又有言辞,这指的就是思想。言语不违背思想,那就差不多了。凡是说的话,都是为了表达思想的。说的话和思想相背离,可是在上位的却无法考察,那么在下位的就会有很多说的话与做的事不相符,做的事与说的话不相符的情况。言行互相背离,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吉祥的了。
在空洛盟会的时候,秦国,赵国相互订立盟约,盟约说;“从今以后,秦国想做的事,赵国予以帮助,赵国想做的事,秦国予以帮助。”过了不久,秦国发兵攻打魏国,赵国想援救魏国。秦王很不高兴,派人责备赵王说:“盟约说;‘秦国想做的事,赵国予以帮助,赵国想做的事,秦国予以帮助。’现在秦国想攻打燕国,而赵国却想援救它,这不符合台盟约。”赵王把这些话告诉了平原君,平原君把这些话告诉了公孙龙,公孙龙说:“赵王也可以派使臣去责备秦王说:‘赵国想援救魏国,现在泰国却偏偏不帮助赵国,这不符合盟约。”
孔穿、公孙龙在平原君那里互相辩论,言辞精深而雄辩,谈到羊有三耳的命题,公孙龙说羊有三耳,说得头头是道。孔穿不回答,过了一会儿,就告辞走了。第二天,孔穿来朝见,平原君对孔穿说:“昨天公孙龙说的话非常雄辩。”孔穿说,“是的。几乎能让羊有三耳了。尽管这说法很难成立。我愿问问您,说羊有三耳难度很大,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说羊有两耳很容易,而事实确实是这样。不知您将赞同容易而正确的说法呢,还是赞同困难而不正确的说法呢?”平原君不回答。第二天,平原君对公孙龙说:“你不要跟孔穿辩论了”。
楚国的柱国庄伯让父亲去看看太阳是早是晚,父亲却说“在天上”,看看太阳怎么样了,却说“正圆”,看看是什么时辰,却说“正是现在”。让谒者去传令驾车,却回答说“没有马”。让涓人去拿帽子,回答说“呈上去了”。问马的年齿,日人却说“齿十二个,加上牙共三十个”。有个担保人家的奴仆不逃跑的人,奴仆逃跑了,庄伯判决,担保的人却没有罪。
宋国有个叫澄子的,丢了一件黑色衣服。他到路上去寻找,看见一个妇女穿着黑色衣服,就抓住她不放手,要脱掉她的衣服,说;“如今我丢了件黑色农服。”妇女说;“您虽然丢了黑色衣服,不过这件衣服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澄子说;“你不如赶快把衣服给我。昨天我丢的是纺丝的黑衣服,如今你的衣服是单面的黑衣服。用单面的黑衣服抵偿纺丝的黑衣服,你难道还不占便宜吗?”
宋王对他的相唐鞅说:“我杀死的人很多了,可是臣子们却越发不是惧我,这是什么原因呢?”唐鞅回答说。“您治罪的,都是不好的人。对不好的人治罪,所以好人不畏惧。您想让臣子们畏惧您,不如不要区分好与不好,不断地治罪臣子,这样,臣子们就会是惧了。”过了不久,宋国君主杀死了唐鞅。唐鞅的回答,还不如不回答。
惠子给魏惠王制定法令。法令已经制定完了,拿来给人们看,人们都认为法令很好。把法令献给惠王,惠王认为法令很好,拿来让翟翦看,翟翦说:“好啊。”惠王说:“可以实行吗?”翟翦说:“不可以。”惠王说:“好却不可以实行,为什么?”翟翦回答说:“如今抬大木头的,前面的唱号子,后面的来应和,这号子对于推大木头的来说是很好了。难道没有郑国、卫国那样人民喜爱的音乐可唱吗?然而唱那个不如唱这个适宜。治理国家也象抬大木头一样自有其适宜的法令啊。”
六曰:察士以为得道则未也,虽然,其应物也,辞难穷矣。辞虽穷,其为祸福犹未可知。察而以达理明义,则察为福矣;察而以饰非惑愚,则察为祸矣。古者之贵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於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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