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土司族属考——附论土司制下的生产关系[楼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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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土司族属考&&&附论土司制下的生产关系&&&&& 凉山地区以大、小凉山为中心，主要为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带；原西昌地区，今亦并入自治州内。这一地区和黔西北、滇东北壤地毗邻，两干多年来，黔、滇、川三省边界广大山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民族上，关系甚为密切。历史上，一直就是我国西北、西南和中原诸地各族来往的一个通道地区，同时，也是我国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杂居地区。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和民族的特殊与复杂的因素，截至目前为止，对于这一地区许多有关历史学和民族学的重大问题，尚待深入研究。&&& 公元十三世纪元朝建立后，在唐宋二代羁縻州县的基础上，逐步设置和完善了土司制度，正如毛奇龄论述土司制时所说，在元代以前，各族大姓&皆雄长其地，呼嗾群族，特未尝建设州司，隶之铨选，如所谓土官土吏者。唯有明踵元故事，悉加建设&[1]。土司制度建立以后，各族的各级土官，包括土吏、土目等，即与元、明、清各代的封建皇朝的政府机构，建立了更加深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以及一整套的严密的组织和管理体制[2]。&&& 凉山地区土司制下的许多土司和土官，中外不少论著，均认为他们的族属应归入彝族，或者说是黑彝，特别是几家有名的大的土司之为黑彝，似乎巳成定论；但是，。历史的实际并非如此。特考论于下。一&&& 司马迁在西汉时，曾经到了巴、蜀、邛、笮、昆明一带，当时凉山地区及其邻境已经存在了许多部落(ⅱ jiemr)和部族(hapoⅱhocts)，据《史记&西南夷传》记述，比较著名的就有夜郎、靡莫、滇、邛都、缁、昆明、笮都、焚人等泛称蛮夷的许多共同体。他们或&有君长&，或&无君长&[3]，即有的尚在原始社会氏族制阶段，有的巳由原始社会末期进入国家。常璩编撰《华阳国志》时，又提到了摩沙、濮人、斯叟、苏祈叟、越西叟。《魏书》和《北史》、《南齐书》里又描写了僚人。两《唐书》里又较详地叙述了东串乌蛮和西串白蛮，约数十部。自唐代到元代，吐蕃、南诏、大理和蒙古人、畏吾人均先后到达这一地区。还出现了马湖部和虚恨部等。到了明清时，许多族落巳由不大稳定的共同体状态进入较为稳定的共同体状态，各族人民形成了自己的共同的活动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风习，以及共同的心理状态。&&& 上述许多族落，乃其荦荦大者，他们在一定范围内&称雄&一段时候，即让位于另一族落，& &沧海桑田&，是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一般法则。他们或融合于他族，或附属于他族，或因其他原因巳从历史上绝其踪影。&&& &&& 各个族落之间及其和中原地区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各族人民为共同谱写我们伟大祖国的光哚历史作出了自己的重大的贡献。&&& &&& 仅以&子莫&(nzy～mop)一词的传播和使用为例，完全可以反映出我国古代中原、西北、西南各族之间的悠久的密切的关系。&&& &子莫&，古今中外学人或泽&孜目&，或译&热摩&，或译&苴穆&，或译&且末&，但皆未能道其源流。凉山彝族直到近代还经常使用它。&子&意为权力，彝族常以此字称君长或管理人，亦称统活者。& &莫&意为调解人，彝族常以此字称最高统治者下面的管事人员，或译为总管。通常多把二字联成&子莫&，乃当地的最高统治者。凉山地区的土司，通称为&子莫&，从有关文献看来，元明清直到现代，均是如此。滇、黔的不少族落亦称土司和部族统治者为&子莫&。《贵州通志》上记：&称君长为苴穆，犹克汗、骠信之号，既附于朝，则为宣慰、宣抚&[4]。显然，& &子莫&和&苴穆&，不仅音同，义亦相同，实为一词异译。如上溯到唐、宋二代，南诏的&诏&和&子莫&的&子&，不仅声音可以对转，意义也是完全一致的。& &子&意可译为君长，& &诏&亦有君王之意。符坚或称符诏，属于同一语词。南诏或称&苴咩&，或称&且末&，王都羊苴咩城[5]。& &苴咩&和&且莫&，实为&子莫&的一音之转。吐蕃的&赞普&，或译&千布&，无论就音、义分析，均与此&子莫&基本一致，当为同一来源。&&& 再上溯到西汉时代，乌孙&昆莫&，或称&昆弥&，或称&昆莫弥&，或称&昆明&[6]，这些词汇，都是可以和&子莫&对转。& &昆莫&为乌孙统治者，& &本是王号&，有大、小&昆莫&之分，各王均称&昆莫&。西汉的&昆莫&和近代凉山的&子莫&，声音和意义毫无二致。两干多年来，一个重要的词汇，在音与义两个方面，如此惊人的相似，决非偶然现象[7]。&&& 如果再向上推溯，这个&昆莫&、& &昆弥&或&昆明&，很有可能和商代末年&文王事昆夷&[8]的&昆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早在汉、唐时，一些学者已经论定西周、春秋时的&犬戎&或&昆戎&，即是文王时的&昆夷&。周代的&猃狁&(或称&允姓之戎&)和&陆浑之戍&亦应属于同一族系。但是，如果把&昆夷&或&昆戎&，以及&昆明&，判定为凉山彝族的先民，那就势必堕入违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泥潭，把问题简单化了。作为一个共同体，凉山彝族有一些&昆明&人的因素或成份，但还有许多其他族落的因素或成份，故决不能把&昆明&人和彝族等同起来。&&& 上古和中古时凉山地区族落的移动和兴亡，确系十分复杂。到了近古的元、明、清时，作为各个不同的共同体，虽然较为稳定，但还是可以区分剖别约十个左右的少数民族。较晚到达这一地区的是蒙古人和畏吾人，近世当地所称的&月鲁坟&，大概就是这些人留下的遗迹。回族也是在元明时才成批到达这一地区的。&&& 元代初年，设立了&罗罗斯宣慰司&，作为凉山地区最高的统治机构。最初，它的负责人由蒙古贵族和畏吾人担任。据本传记述：&脱力世官，畏吾人也。祖八思忽都探花爱忽赤，国初，领畏吾、阿刺温、灭乞里、八思四部，以兵从攻四川，殁于军。父帖哥术探花爱忽赤，宪宗命长渴密里及曲先渚宗藩之地。浑都海阿蓝答儿叛，执帖哥术械系之，帖哥术破械脱走，入觐世祖&&命从谱王奥鲁赤讨建都，平之，升昭勇大将军、罗罗斯副都元帅、同知宣慰司事。至西番境上，番酋必刺充遮道不得进，帖哥术战却之，道遂通。&&脱力世官袭职，为武德将军、罗罗斯副都元帅、同知宣慰司事&(9]。这些蒙古亲王和畏吾功臣长期驻在这里，作为当地的最高统治者及统治阶层，直到元末明初，受到沉重的打击，但他们的一些语汇和风习，却被一些族落所借用和吸收。一直到清代，他们仍是这里少数中的少数。& &&& 元代罗罗斯宣慰司所统治的人民，主要就是罗罗，即彝族。但是，罗罗并不是唯一的被统治者，还有一些其他的族落。明清二代的情况，亦复如是。&&& 按有关史籍的资料，似乎可以肯定元明清时凉山地区除了汉人、蒙古人、苗人等而外，还有所谓九种族落。在三省边区，& &凉山东延，旄牛西互，控九种之夷倮，扼六诏之咽喉&。&九种之中，西番、焚人子、白夷、摩■、■■、鞑靼、回回、鱼人，皆殊形异状。&这八个族落，& &然犹不大横佚。独倮■一种，人多性悍。往往猖獗&[10]。九种之中，西番、■人、白夷(似为摆夷的异译)、摩麽、■■(当为仡佬的异译)、倮■六种在这一地区均起过较大的作用。有的调查材料认为在彝族(黑彝)未进入凉山之前，西番是凉山的最早开发者。但汉魏的有关史籍仅提到焚人、夜郎和摩麽。另有僚人和濮人，但他们显然十分落后，尚无农业或很少农业。早一点的邛、笮等已无遗迹可寻了。元明之际，东川一带，还有乌蛮和白蛮[11]。二部中有交融渗透现象。&&& &&& 初步的不完全统计，明清时土司制下的土官，在西南地区共约四百员(基层未计入)。其中凉山地区约六十员，百分之九十均属西番、摩麽、焚人、白夷、汉人等族属[16]；而余下约百分之十的所谓&倮锣土著&的土官，大多均非倮■(黑彝)族属，只不过因其自唐宋以来，世为倮锣的统治者，故称&保锣土著&。剖析凉山地区驰名的安氏土司的源流，很可以说明这一问题。■人和摆夷(白夷)不同，前者为白语支，后者为傣语支。但有一些白夷受到■人和汉人的不少影响。二&&& 整个西南地区，安氏土司的实力和地位，超越于所有土司，所以说：& &西南土官，安氏殆为称首&[17]。明时，安氏世袭指挥，& &所属有四十八马站，大头土番，焚人子，白夷，么些，■■，倮■，鞑靼，回纥诸种，散居山谷间，北至大度，南及金沙江，东抵乌蒙，西讫盐井，延袤千余里。以昌州、普济、威龙三州长官隶之。有把事四人，世辖其众，皆节制于四川行都指挥使司&[18]。这一安氏不仅和沙马宣抚司的安氏、阿都长官司的安氏以及马湖土知府安氏属于同一族属，具有共源分支衍生的关系，而且还和乌蒙、乌撒、东川，芒部、禄肇、水西、永宁、沾益诸土官中的安氏、禄氏、陇(龙)氏、奢氏等&境土相连，世戚亲厚&，& &虽滇、蜀异辖，宗派一源&，& &其后彼绝此继，通为一家&［19］。建昌土官安配，遣送子弟僧保等四十二人入监读书；乌蒙、乌撒和芒部等各土官亦遣送其子弟入监读书；乌蒙早在元代就已设立学校，建有文庙，明代更在乌蒙设置儒学教授、训导各一员，以专司教化土官子弟及汉人子弟。芒部、乌蒙等土官病死，具有棺殓，置柩设祭。由此观之，凉山及滇、黔毗邻的各著名土司，本为同一族属，和黑彝没有族属上的联系，因而他们和黑彝的火葬、血统论以及自认高贵的强烈抗拒外部影响的心理状态等等，没有什么共通之处。&&& 关于安氏土司的族属及其世系，文献上有所记述，一些实物资料也有所反映。虽然二者之间还有不少矛盾，主要表现在世系上，但却可相互补足，得出一个可以肯定的共同的判断，即他们是由云南来的大理段氏的后嗣繁衍所致。&懿宗时，蒙诏立城日建昌府，以乌自二蛮实之。其后诸酋争强，不能相下，分地为四，推段兴为长。其裔浸强，遂并渚酋，自为府主，大理不能制&［20］。落兰部、沙马部、阿都部以及乌蒙、乌擞、芒部、东川请部均与段兴祖孙属于同一族系。上引史籍虽未指明段氏究为乌蛮或自蛮，但参稽其他史料，可以说段氏并非乌蛮。有些著述中把上举各部大多列入乌蛮，大概是以讹传讹。元代落兰部小酋阿都裔孙居于里州，因名阿都部，隶属乌蒙，在至元二十二年，同乌蛮叛，奔罗罗斯。《元史．地理志》这段史料，很可说明段氏族属。落兰部与段氏同一族系，阿都部又与落兰部同一族系，因阿都部首领为一小酋，故附属同一族系的乌蒙。正因阿都不是乌蛮，所以特别标睨&同乌蛮叛，奔罗罗斯&。盐井卫，&元初为落兰部，领打冲河所及马喇长官司&；马喇长官司，& &其村落多自夷居之。《盐井志》云：白夷之近汉者，能知天变，遇日月食，少长男女争击箕杵盆勺成声，仰天拜恳。婚姻泼水为媒证&。&死有棺■葬埋，名坟目罢休&［21］。段氏又为南诏开国功臣，族众势强，为一大姓；后来大理最高统治者亦出自段氏，一般均主张段氏为白族。再据上引材料，落兰部很可能属于&白族&。他们与乌蛮显系不同族属。段兴一系&传至阿宗，聚落兰部建蒂女沙智。元宪宗朝建蒂内附，以其婿阿宗守建昌&［22］。元代的罗罗斯宣慰司即曾由此阿宗与沙智二人的后裔负责，并世袭下去。在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罗罗斯宣慰安定入朝，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罗罗斯宣慰使安普卜之孙安配率众归附。他们二人当为阿宗与沙智的支系后裔或同一族系。关于段氏的族属，《元史。信苴日传》上说：&信苴日，焚人也，姓段氏，其先世为大理国王&。亦可证其为白人或焚人。罗婺部主官分布在云南和会理，有安、杞(自)、禄、、沙等姓，本是一族，体质上和黑彝不同，但他们却自称黑彝。&&& 一九0七年法国亚陆讷队长在安宁河与雅砻江合流处米易土司衙门，发现一颇为重要的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的石碑[23]，碑文中对于安氏土司的源流及民俗学等均有宝贵资料，兹摘录有关内容如下：&予自姓阿，名汪呼，字维德，生于元之至正十九年十月十五日子时，占籍云南大理人氏。&&土游击刀佩于洪武二年&&平定云南获功，奉命改赐姓陶，名承恩，管理景东世袭知府事。予父与彼有英逆之交，&&子女交婚，共成骨肉。&&予侄阿普卜，&&活擒倮王月鲁。&&予世袭会川卫守御司米易所正千户印务。&&二弟阿混泥为喇吗正长官司。&&三弟阿混敖为土游击。&&侄阿普卜威镇凉山，留守建昌卫所，世袭宣慰司。&&予弟兄叔侄十二入赴京朝觐，叨受圣恩敕予更为安姓，赐名伏成。所有弟兄叔侄，一例更为安姓。各名加御赏金皮敕书一道，约束盐井五所士舍，并辖吕州、威龙、普济，乌喇、猓果、帕定等处，控制东夷，操练亲兵，防范各隘，歼殄蛮猓。予弟兄叔侄遵依分管地方，奏辞圣上，各回部落，抚恤下民，看守封疆，乐享升平。其各属地方，&&乃系圣恩分驻留守，凡我子孙，苦乐同受，无得以强欺弱。务体吾祖宗创业之艰难，须念部落之劳苦，劳苦，省刑薄税，宽以待人，远支近房，勿外同宗。谨守斯言，诚为我幸。&碑文中的阿普卜当为文献中的安普卜，安普卜既为大理段氏的宗族嗣裔，则立碑人～～其叔阿汪呼亦应与段氏为同一族属。赐姓前的一些祖先，名前冠以安姓，可能由后世子孙所追加。这一支安氏土官和景东土宫刁氏世通婚姻一事，正好说明他们属于一个族系，和摩尔根所调查的情况，基本一致，在出于一个共同祖先来源所分化的一个氏族或一个胞族之问禁止通婚，但却允许与另一个胞族中的氏族通婚，由此两个婚姻集团构成一个部落。这一婚姻关系，充分说明安氏土司各支土官的族属确非彝族或黑彝，而是白族。至于安氏各土官&控制东夷&，& &歼殄蛮倮&和&省刑薄赋，宽以待人&的政治纲领及其心理状态，和黑彝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当时的所谓&东夷&，主要的就是通称的倮罗，黑彝即其骨干。各土司按照中央的政治、经济一系列措施，管理他们分土而治的封疆，黑彝为其被统治者，必须接受各级土官的号令。&&& 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四川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组，在西昌县安氏土司衙门附近发现几块清代安氏土司的墓碑。在调查时据附近彝民称：解放前系由甘洛土司岭邦正继承安家土司，岭邦正每年还来此处上坟［24］。这几块墓碑上，反映了安氏的部份世系，亦可判定其源流，和上述的论述可以相辅相成。& &&& 咸丰十年(1860年)所立安世荣墓碑上说：&公讳世荥，字庭柱，世袭河东长官司兼河西抚夷理民司，其先盖滇人。元至元十六年，一世祖普卜公于云南行省平章帖木耳行辕投诚，&&特授建昌世袭镇国上将军宣抚使司宣慰使。明洪武十四年&&其五世祖讳配随军剿．抚，番夷降附。十五年入觐，改封昭勇将军。廿五年，月鲁构衅，五世叔祖讳昀协同建昌指挥戮力战守，生擒元凶，钦嘉赍之。自时厥后，功昭盟府，迭奏军绩，于二百年威镇边隅，遂永家声于十余世矣。顺治改元，远人向化，其十三世祖讳泰宁，十六年缴印纳款，仍总管宣慰司事务。自是而承爵公，而吉茂公，而祥茂公，而瑞茂公，而武龄公，子子孙孙相承勿替。武龄公即庭柱公之嫡子也&。这个墓碑的世系，实际上仅属于安普卜的一个支系，此外，还有其他兄弟叔侄及其众多子孙所形成的不少支系。再摘录几块有关碑文，以说明安氏一些土官的婚姻关系。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所立安世荣之子安平康(又名安尧衙)的墓碑说：& &其先，滇南世大理人也。自其远祖普卜公&&世袭职官，统辖部落，历元迄明至我朝，授宣慰司原职。&&世荥公初聚沙马安氏，无出，再聚太夫人龙氏，系云南乌蒙土知府鼎乾公孙女&。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所立安平康之妻安都氏墓碑上说：&安大人尧衙公发配之老夫人者，系阿都长官司天锡公掌珠也，自十三岁于归河东&。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所立安平康的嫡子安绍徽的墓碑，还说明了安氏土司和岭氏土司本为同一族属。该墓碑上说：&至乾隆年间安氏乏嗣，以越西土舍岭氏承祧，是即为安瑞茂公，历四传至尧衢公&。因此，岭氏土司到安氏土司祖坟上去祭祀，自然是理所当然了。还发现了阿都土司都天锡之妻安氏和禄氏的两块墓碑。这一系列实物资料完全可补文献资料之不足，充分论证了川、滇、黔三省界边几家有名的土司土官之间，无论安氏、禄氏、岭氏、陇氏(龙氏)以及沙马部、阿都部和较早的落兰部、罗婺部等均属同一族属，他们&宗派一源&，&通为一家&。&&& 这些土司不是黑彝族属，还可从都天锡妻安氏墓碑上得到旁证。该墓碑立于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墓碑上说安氏妻系出冕邑长官司安氏，&时值邻封多故，力助河东长官司安，援剿交脚、热水等处顽夷，自备军粮，不假官军，卒使诸夷慑服，流民复安，不惟顽夷夺气，即八支诸夷，亦自此归心&。这里所谓各个家支的夷众及顽夷，都是黑彝。他们从土司制设置之时，即归各土司统辖，但由于他们的家长奴隶制顽强地保留下来，对于中央及土司制所推行的封建化，进行抵制，故称为&顽夷&。从而受到白族(焚人)土司的征伐。凉山地区土司和黑彝，不但社会地位不同，而且族属上也不相同。&&&& 三&&& 凉山地区几家最大的土司，既然来自云南，或渊源子南诏时，或渊源子大理时，或起自明清，他们均非彝族中的黑彝族属，为什么相当长时期以来，不少人均认为黑彝与各土司乃同一族属?我看，这和近千年以来，在漫长的密切的融合与斗争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特别是四、五百年来黑彝在各土司的统治之下，附会假借的复合所形成。这种情况，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如盘古王开天辟地的传说，本为我国徭族人民的祖先传说，但由于汉、徭二族的相互影响，汉魏以降，盘古王传说也成汉族人民的祖先传说。有见于此，我们对于明清以来彝族流行的一些祖先和族源以及世系的传说，必须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考辨。&&& 从民族上观察，凉山地区确是较为复杂的，但从生产关系上看，在土司制下，社会的主流基本上是在封建化的过程中。主要表现在土司对格节和黑彝的统治关系方面。&&& 格节一般即为土司制下的官百姓，或称白彝，但他和黑彝属下的曲诺(白彝)有区别。在黑彝兴旺之时，打败了土司，夺取原土司属下的自彝后，这些原为土司官百姓的白彝，都相当留恋土司制的处境，而不愿归黑彝统治。凉山四大土司都十分相信作为其官百姓的自彝。但白彝的成份相当复杂，决非单一的由一个民族所形成；其中一部分可能是由云南来的白族下层衍变形成；一部分由汉族衍化形成；当地的其他一些民族一部分也呵能在被征服后，辗转衍化成为白彝的一个来源。土司制建立之初，不论作战或生产，均以白彝(格节)为其主力，故长期来形成了&土司为自彝，白彝靠土司&的相互关系。土司有重大事件时，首先召集作为官百姓的白彝头人开会，然后再召集黑彝头人商量。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格节和黑彝都是土司和各级土官的领民，他们之间不存在上下隶属的关系，同样地接受土司的统治。所有宫百姓，和土司建立在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上。除去土司直接管领的宙百姓外，还由土司委派其宗支亲戚作为土目、土吏或土舍管领一部分。这些官百姓既可以有自己的田地，还有自己的农具和家庭副业，既可自耕，也可租佃出去。他们虽然有封建制的人身限附关系，但却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并有相对的人身自由。可以说，他们和当时内地的农民没有太多的差别，带有农奴制下农奴的一些因素。土司或土官早年在迁徒或调动时，常常是将其官百姓(格节或白彝)和黑彝(诺伙)同时带走，一道迁至新的地区。&&& 黑彝，在强力的血缘纽带家支的束缚下，生产力相当低下，有严重的血亲复仇和较浓厚的公有制遗迹，仍处在家长奴隶制阶段。一般均由各家支头人按其传统进行管理。但各家支的黑彝，必须承担由土司分配的世代沿袭的各种杂役或贱役，有的承担了轻微的象征性的经济剥削，有的和官百姓一样，要承担&&十一之税&。战争时，黑彝应服从土司调遣，由土司统一指挥，并可按情况分担部分军粮。土司按中央王朝的规定，对黑彝进行政治统治，直至依法处斩。&&& 清代，雷波厅的黑骨头&倮夷椎髻衣毡，耕种打牲为业&［25］。实际上，他们的耕种主要由白彝承担，黑彝一般均以耕种为贱业。《清史稿》上还记有：&浅山部落头目属于土司，深山则凉山，数百里皆夷地。生夷黑骨头为贵种，白骨头者日熟夷，执贱役。夷族分数百支，不相统属，叛则出掠，虏汉民作奴，遇兵散匿&［26］。经过雍正、乾隆，到了同治时，&夷地四百里间，咸受约束，土千百户出汉奴数万&。这几万人的汉奴，肯定不会足黑彝掠去的全部。到了宣统时，&野夷悉请内附，不隶土司&。这是黑彝和土司长期斗争的继续，是黑彝企图摆脱土司统治的一种方式。在赵尔巽整理川边时，严格禁止黑彝蓄奴。土司因年湮代远而衰落，再加上当时中央的改土归流，黑彝乘机崛起，将土司的官百姓纳入自己的政治势力之下，对白彝进行了残暴和野蛮的统治。无论在土司制下或改土归流后，黑彝掠人为奴，特别是抢掠汉人，真是不绝于书。清末在川边改土归流后，&得地几及千里，夷众凡十余万人&。 &&& 黑彝在土司制鼎盛之时，对土司承担的杂役，据调查材料，可以窥其梗概。黑彝中如海列家、磨石家负责推磨；阿侯家负责作糌洒；素呷家负责作毡衣；恩札家负责放牧牛羊；舍坡家指定住在土司住宅周围，以供临时差遣；甘家毕莫负责作帛送鬼；乌抛家每年进贡十条牛、十套弓箭；马家普它支七兄弟为之剪羊毛；马家阿可支为之撑立矮屋屋柱；马家兹合支为之撑立高屋屋柱。土司辖下的土官，分别情况每年亦需贡马若干。阿都土司还规定一个家支的黑彝负责修筑道路，以利交通，一个家支的黑彝负责抬、烧死尸；一个家支的黑彝在土司婚娶大庆时司酒，专管有关饮酒的事务。在过年时，阿都土司所属黑彝要送半个猪头及一坛酒给土司，而土司只将猪耳留下，猪头仍退还黑彝。&&& 凉山地区除了土司外，还有许多土目。土目领地，一般均由中央或土司分给。土目领地内亦可分为直接领地和间接领地。较土司具体而微。但必须服从土司管理，并通过土司向上级和中央交纳贡物。土目属下的黑彝，只能租种土司或土目的土地，每年还应交纳十分之一的实物，作为地租。如在嘉庆以前，邛部宣抚司岭峻翠，所属西番、倮罗共二千一百九十六户，每年上纳夷粮折米二百五十石。这些夷粮即是由租种土司土目土地的黑彝、西番、官百姓(白彝)等所交纳的，然后再由邛部宣抚司取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二百五十石(中央规定的数字)上交给政府。黑彝自有的土地，则不交租。&&& 土司制下的生产关系，据上面论述，显然属于封建制社会的范畴；但有的同志认为它是边缘地区或演进较高的部份的现象，那末，彝族中心地区的情况，究竟如何?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立在昭觉县城北乡的开山碑刻有：& &自嘉庆二年，有河东土司安世裔因交脚、三弯、四块一带地方，荒坝未开，情愿立契，招我滇省开垦，每斗子种纳租三斗。不料，一则系阿什支夷贡马之地，一则系八■荞粮之地，二支黑彝从中阻挡，不容开垦。我等无奈，每个荒坝共捐银两、细缎、盐、布、酒等。顷又二支黑夷甸租开改，立有文约，阿什支夷得受银共合一千三百一十两零九钱，八■支夷得受银六百七十三两五钱。所有租谷，二支黑彝各收，土司并未收升合。&&于十四年，谷未成熟，是年租谷每石三斗上纳。又于二十一年，每石七斗上纳。于二十二年，每石六斗上纳。&［27］这些向黑彝每年上交十分之六或十分之七地租的，是具有自己个体家庭经济的滇南众姓，该碑文以实物资料的形式，雄辩地说日月了即使在凉山中心地区的昭觉，即使在黑彝社会里，早在公元一八一八年以前，仍然实行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 &&& 近年来有一些同志认定凉山是奴隶制社会，并认为其特点就是等级制，因此称凉山彝族社会为等级奴隶制社会。有人还用印度的&首陀罗&等四个等级来比附彝族社会，看来值得商榷。因为，无论从理论上或事实上，等级制度都不是奴隶制社会的特点。马克思主义认为；&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28］。既然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等级制，我们决不应该把等级制作为奴隶制社会的特点来看待和论述。相反，马克思确曾不止一次地谈到等级制度是封建制社会的特点。马克思认为在封建制国家内部&形成了封建式的特种品级，或称封建式阶梯&。他又说封建制的特点，是&土地私有制的品级结构。&他还说&由贡赋组成的各种采邑，是向封建制过渡的象征&[29]。恩格斯也有同样的见解，他认为&采邑和保护关系底进一步发展为封建制度&［30］恩格思还非常明确地提到；&由采邑造成的社会等级制度，、就是从国王起，经过大的受采邑者(帝国公爵的前身)，到中等受采邑者(以后的贵族)，并且从中等受采邑者起，下至绝大多数生活在马尔克内的自由的和不自由的农民，在这样一个社会等级制度中，我们看到了以后的森严的封建等级制的基础&［31］。如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研究的情况和凉山地区进行比较，有许多类似之处。而凉山地区各级土官的领地及其领民和西周的采邑比较，亦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的等级制同样地有许多类似之处。因此，如果以等级制而言，土司制下的凉山地区，确实更为与封建制社会类似。如所周知，凉山彝族多少世纪以来，一直认为所有黑彝都是&鸡蛋一般大&，黑彝中不存在所谓的等级制。黑彝在强力的血缘纽带束缚之下，尚未形成什么森严的等级制。应当说，彝族地区的等级制度，是在马尔克公社即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在长时期的土司制统治下，在进行封建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观察，凉山黑彝和彝族社会，从历史、地域、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以及心理状态诸方面，经过长期和其他一些部落和部族的融合与斗争，正逐渐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共同体。&［1］ 毛奇龄：《蛮司合志》一。［2］ 参见拙稿《试论明清封建皇朝的土司制及改土归流》，1956年2期《四川大学学报》。［3］ 《史记&西南夷传》。［4］ 《贵州通志&土司志》。［5］ 参见两《唐书》及《蛮书》。［6］ 参见《、前汉书&西域传》及《新唐书&南蛮传》昆明蛮。［7］ 见拙稿《&昆明&和&靡莫&》(待刊)。［8］ 《孟子&梁惠王》。&&& ［9］ 《元史&良吏传》。［10］ 参见《宁远府志》&边防志&及&形势志&。& ［11］ 见《云南志略》。［12］ [13]《蛮书校注》卷一、卷八。&[14][20]、[22]《元史&地理志》。&&& ［16］参见元、明、清时代正史，《土官底簿》和有关地方志。&[17]［18］［19］《明史&四川土司》。［21］参见《蜀中广记》卷三四、卷五二。［23］《国闻译证》第一册。［24］[27]《凉山西昌地区彝族历史调查资料选辑》。&&& ［25］[26]《清史稿&土司传》。&[28]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29］马克思：《十八世纪秘密外交史》。［3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第五五一页。本帖地址：http://club.xilu.com/jjun/msg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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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藏河畔王土司& &&&&& &&&& 癿藏王土司是明、清时期河州的主要土司之一。 &&& 我国历代中原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对边疆各民族，多羁縻政策，给民族首领封官加爵，并使之荫袭，元末明初在甘、青广泛推行的土司制度，就是这种政策的制度上的反映。明初，河州沿边土司较多。地方上土司权力大，其职责除管理着本族的一切事务外，一是朝贡，或二年、或三年，贡品以马为主，兼及土特产；二是平时守隘，战时率部卒从征，且自备马匹和军械。明初河州通判管二十四关各土司。清康熙《河州志》上载有三十六族族名，但说&以上系古族，今俱无存&。清《循化志》上说&今皆不可考，然大抵中马十九族皆有之。或有一土司而兼管数族者，如癿藏王土司之管癿藏、红崖等六族是也&。据史料记载，河州卫中马番族有57族，至明末河州卫有番族29族，至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仅存19族，到清末，大浪淘沙，只有右丞里何土司、珍珠族韩土司、癿藏王土司三家，撒拉族韩土司划归循化县。 &&& 癿藏是王土司的家和衙门所在地，癿藏王土司管辖癿藏、红崖、端言、迭古、回回、仰化6族，设有衙门及千总、把总、掌印千总、管家把总，拥有土差、土兵，下设张巴寨子、东坪寨子、吹麻滩寨子等，统管所辖地区的兵、刑、民、财。 &&& 王土司，始祖王且禄，明洪武三年（1370年）受邓愈招抚，安置于河州癿藏，编入银川里十甲输徭，委任为抚番头目，奉守乌龙、癿藏、红崖三关，火烧岭一隘，管辖癿藏、红崖、端言、迭古、回回、仰化6族。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廷给王官卜矢加（王且禄子）发金牌一面，勘合一道，内开&癿藏大族，招中纳马&。令王官卜矢加辖守癿藏、乌龙、红崖三关，火烧岭一隘，统管六族招中茶马事务。王官卜矢加死后因无子由其弟王赏卜袭抚番头目，因其&剿虏有功&，加授军卫总旗。第四代王揣目因&屡出口斩获虏首&，以功升授河州卫世袭百户，又升正千户，继升起台堡守备。崇祯元年（1628年）第五代王国柱袭百户，因&剿贼有功&升指挥佥事。清顺治二年（1645年）王国柱及子拱斗率所部投诚于靖远大将军英王，被清廷加授卫都司，并在河州任副将。《甘肃新通志》载&癿藏土百户王国柱，国朝顺治二年投诚，授原职，管番民五族，户三百，纳仓斗粮二十二石有奇&。顺治五年（1648年），王国柱又因领土兵赴河州守御，镇压甘、凉、河州反清义军，&历诸战功&加授游击。第六代王拱斗，承袭其父指挥佥事职，颁给敕书一道，号纸一张。康熙十四年（1675年）&吴逆变乱，兼西夷犯境&，调王拱斗为青海同仁保安堡守备，&防边无虞&。又调拱斗之子王吉臣领土兵200名，收复临洮，拔防河州、洮、岷界之景古堡，拱斗被诰封&明威将军&，颁诰敕二道。第七代王吉臣，守御景古堡三年，未袭。第八代王镇海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赴部袭授河州卫世袭百户，颁敕一道，号纸一张。第九代王统西于乾隆四年（1739年）袭百户。清龚景翰《循化志》载：&敕陕西河州卫百户王统西：'自尔土司归诚向化，故历代授官，管束本土官人等。尔系王拱斗嫡曾孙，仍依先例，命尔世袭，实授百户，照旧管束土官、土军并各该家口，尔须钦承殊恩，加意抚绥，务令得所，联属众志，禁捕寇盗。遇有边警，听调杀贼，一应军机重务，悉听川陕总督、甘肃巡抚、提督、总兵官节制，有功一体升赏。尔宜益殚忠勤，用图报称，毋得私占科扰及纵容别官，侵渔克害，以致众情不附，责有所归。尔其勉之。故敕。乾隆五年闰六月十九日'&。王统西死后因无子，由其弟王维西之子王车位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袭百户职。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第十一代王斌袭百户，仍管六族，有土兵200名，因功破格赏五品顶戴，以后承袭失考，1931年成书的《续修导河县志》载：&王化清，癿藏族土百户，其始祖王且禄，明洪武三年承为土著抚番头目，崇祯元年袭授土百户，原管区域，西乡癿藏族。&咸丰八年（1858年），王土司所属癿藏族有族民480户、2100余人。 &&& 王土司辖区的户数人口、土地、纳税情况，《西宁府续志》作了详细的记载：咸丰八年（1858年），王土司所属癿藏族有族民480户，2100余人，种地315段，纳粮1.55斗，头目为乡约，归王土司直辖。红崖族370户、800余人，种地460段，纳粮3.51斗，以乡老为头目。端言族54户、200余人，种地561段，纳粮4.5斗，头目囊囊（内政官）是段五休坚措。回回族18户、60余人，种地25段，纳粮4.4斗，乡老为其头目。仰化族15户、60余人，种地7段，纳粮1.5斗，其头目称&昂&。迭古族15户、100余人，无地无粮，畜牧为业，头目为乡老。以上六族共952户，所占据的地域相当于今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小关、癿藏、铺川、郭干、徐扈家、居集、寨子沟、中咀岭、吹麻滩、胡林家等乡镇大部分面积。民国20年（1931年），废出土司制度，将土司编入民籍。癿藏王土司不久破产，其产业被马步芳家族所吞并。王土司及癿藏族也逐渐没入汉族中。 &&& 癿藏王土司自始祖王且禄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为抚番头目至十一世王斌，传十一世，世袭400多年而不衰，算至民国二十年废出土司制度直至破产，时间长达560多年。一个番族家族能在纷繁的历史变迁中风骚这么长时间，这不能不说是西北历史上的一件可书之事。并且除世袭其抚番头目、土百户之职外，还屡屡得到统治者重用，担任地方主要军政职务。如王官卜矢加授军卫总旗，王揣目升为河州卫正千户，继升起台堡守备，王国柱升指挥佥事、授卫都司、升游击，王拱斗授指挥佥事、升保安堡守备、授明威将军等。据清代兵部案卷，众多的甘肃、青海土司中，正四品指挥佥事8人，正五品千户7人，正六品百户9人，而这些人中癿藏王土司均有名，这点也说明了癿藏族王土司的实力、地位和明、清时期在西北上的影响力。（《积石山史话》董克义） &&[楼主] &[3楼]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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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疆土司与苗族 &&在讨论苗疆土司与苗族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弄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那就是&苗疆土司&和&苗族土司&。简言之，凡苗族聚居区的土司均为&苗疆土司&，在这些土司中，由苗族充任的土司称为&苗族土司&。苗疆土司的外延，与苗疆的地域相重合；本文所说的苗疆，即苗族东部方言区，也就是史籍所称的红苗生息地。这块苗疆的地域如何？请看诸种史籍皆相同的记载：&红苗原出铜仁府，其族甚繁。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阳、东南至五寨司、经线三百里，纬线一百二十里，周千一百二十里，皆其族所居之所。& 按现在的地图计算，这块苗族聚居区的经线为360华里，纬线240华里，周围1200华里，面积21600平方公里，内含铜仁、松桃、秀山、酉阳、沅陵、泸溪、吉首、古丈、花垣、保靖、凤凰、麻阳等12个县市。除此之外，永顺、龙山、桑 植、大庸、以及鄂西边缘县份，尚有红苗寨落。 这块在历史上定格的苗疆，其地域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明朝开国之后就着力于对苗族的镇抚，但37年后酉阳的生苗才开始归附。《明史》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指挥丁能、杜福抚谕亚坚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户，各遣子入朝，命隶酉阳宣抚司。&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官方镌刻的《移建安化县碑记》仍称&黔之东铜思所属有梵净山，高耸数千仞，绵延数百里，向为苗人所居。& 在这块土地上，统辖苗众的中小土司多由苗人充当，而担承治理责任的大土司，则多由汉人担任。民国二十年（1931年）编撰的《沅陵县志》，依旧沿引史籍的记载来陈述这种史实。该志有曰：&蛮部（指苗族）各有酋长，其酋皆各相雄长，不能统一。汉人之才智狡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结合诸酋，使之承奉其号令。溪州之氏，盖汉人而为群蛮之所推尊者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对这种史实有了新的说法。潘光旦教授在他的洋洋十余万言的专题报告中讲：&&土司&不是一般的土官，而是&土家人&所担任的&土官&&改变了土司的内涵以后，对于它的构成成分，潘说：&元代以来，湘西的土司是一般的、十有八九的，由&土家人&充当的&。尽管还有点闪烁其词，可他最后还是勇敢地过渡到预定的结论上，那就是：&元、明、清三代实行所谓&土司&制度，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为止，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对当地的苗族，代表中原统治者经常&约束&，随时镇压。& 历史果真如此吗？ 历史上，汉族大土司对苗族没有起到&约束&和镇压作用。那位创导修筑长城来防御苗族的蔡复一，在公文中曾经强调过这种事实。 蔡氏字敬夫，福建同安人，万历进士，几次升迁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抚贵州，后总督贵州、云南、湖北军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蔡任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带管辰沅兵备道，驻节沅州（今芷江县）。他在《边防条又议》&责担承&那段中写道：&永顺（土司）约束镇苗，保靖（土司）约束竿苗，每岁俱有担承认结到部，苗哨原设有抚苗防守舍巴头目，月食禀粮&&今则担承毫无实效，认结只属虚文。就中草苗猖獗尤甚，历数冬春二季入犯，十（之）三镇苗，而十（之）七竿苗也。&不仅&受国恩世有爵土的&永顺、保靖两宣慰司奈何不得镇竿生苗，就连专事屯戍的营哨兵也如同虚设。明代官员马协在同类的公文中写道：&（哨官）不为自强之计，甘为媚苗之术。&&&&真所谓畏苗如虎，自视如鼠也。& 这种情况到了清朝依然没有甚么改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广总督郭（左王右秀）在反映苗疆情势与防务的奏章中写道：&历任督抚提镇诸臣，止议永顺、保靖二土司分寨抚管，土司相距颇遥，且兵未经制，止可偶供征用，未便其永远抚管。&十年后，湖南巡抚赵申乔在《题六里苗民归镇溪所乾州同知抚管疏》中指出，土司的担承&毫无实济&。该疏曰：&镇竿有镇苗、竿苗之分，镇苗向系镇溪所管抚，竿苗即红苗，向系竿子坪长官司抚管。前明以镇苗令永顺司担承，竿苗令保靖司担承，苗乃叛服无常，二土司有担承之名，毫无实济&。就是这道奏疏，取消了永保两土司担承&约束&苗族的虚名，改土归流。 为何汉族土司无法约束苗民？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苗族的社会结构与其他民族不同。苗族是个崇尚自由、强调自我意识的民族，它的尊卑全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无精神方面的因素，所以其社会管理框架属多系统的不稳定型结构，由于不是稳固的宝塔形模式，使异族统治者无法提纲挚领。关于这点，史籍中有许多记载。明代曾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在《黔记&诸夷》中写道：&诸苗夷有囤峒而无城廓，有头目而无君长。&清代凤凰敬修书院山长孙均铨在《苗蛮辨》中写道：&蛮犹有上下之分，苗则无所统纪。&关于苗族社会的特点，《永绥厅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生苗各分寨落&&有部落无酋长，其俗不以人命为重，寨中有父子兄弟数人数十人，强梁健斗或能见官讲客话者，则寨中畏之，共推为寨长；如寨中再有一人一户，则又各自为党。或一寨一长或一寨数长，皆以盛衰强弱迭更易，不如他部之有酋长世受统辖也。& 二是苗族的生存环境，外族难以适应。溆浦人严如煜，嘉庆元年（1796年）征举孝廉方正，廷试第一，以知县试用陕西，后随军到湘西镇压苗民起义，著有《苗防备览》、《苗疆风俗考》等多种关于苗族的文献。他在《总论苗境事宜务为筑堡议》中写道：&&&又溪涧之水，夫马既多，腥秽不可入口。其泉水稍清洌者，俱为岩浆，极寒，败人脾胃，兵役饮之，水土不服，多生疟痢二疾，或痨黄肿，四肢无力，地势使之然也。& 三是苗人的战术斗技，精于他族，难以制服。对此，严如煜在他那篇《议》中写道：&他省近边夷人，以弓弩为武器，易为遮御。苗人本寨好打冤家。苗人五六岁即习鸟枪，种山赶场，寸步不离。&严氏还说苗地向产土磺、洞硝，苗人配制火药的技术&精于内地&，&放火器非诸夷所能及。&关于苗人的战术，严氏写道：&我军施放火炮，彼则挖坎伏避；即不能避，而三五分队，中毙者亦少。&为让官军高度重视苗人的战术，《苗防杂识》在印证了严氏的记述后写道：&（苗）遇敌必先择土坎岩窠，伏身暗中，放枪后，即从莽草中退十余步潜避他所，以防反击。&它的结论是&苗人火枪最难提防。& 严如煜在《议》中还写道：&苗人所居之险，猱崖猿壁，非人迹所能到。外间劲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动，安能与之追蹑？&而苗人在这种险竣的山地又表现如何呢？请看《乾州厅志》的记载：&而苗人走崖谷往来如猱，或明东暗西，堤防少疏，一营有事，数营震动矣。& 古代苗族社会的各种条件决定，大土司以下的中小土司大部分得由苗族来充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对苗族起到一定的统辖和约束作用。至于&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的说法，只是潘光旦教授个人的认定，并非历史的真象。但是，这种说法却被少数学者当成科学论断，将人导入误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主要是&五姓真苗说&的影响，以及图解民族压迫的结果。 &五姓真苗说&人为地缩小了苗族的范畴，使我们把一些苗族土司作为异族。此说先见于孙均铨的《苗蛮辨》，其中有曰：&其时蛮中大姓则有彭氏、舒氏、向氏、冉氏、田氏，各有分土，中环五种土酋，有石、陇、吴、麻等姓，今苗姓有此，疑即是苗。&到了嘉庆年间，严如煜在《平苗议》中写道：&统计三种苗，惟吴、龙、石、麻、廖五姓为真苗，其欧阳、彭、洪等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遂成族类。&这就把五种土酋为苗的说法深化为&五姓为真苗&，即五姓真苗说。此说被后人承袭，谬误留传后世。其实苗族自己就有削、没（芈）、边（卞）、管、卡、来（莱）、刊等七大苗姓，他们使用的汉姓不计其数，若按多少来决定大小的话，那彭、向、田也是苗族中的大姓。关于这些情况，笔者曾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作了比较详细和阐述（见《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按照现代的观点，为了体现民族压迫，苗疆土司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把它们都视为异族是不会引起非议的。也就是说，至少苗族学者不会去关注这种界定是否客观。另一方面，由于&土司&与&土家&早先就被潘光旦混为一谈，于是那种界定又容易被人渲染，这样，就弄得苗疆土司中似乎不存在苗族土司了。 为了矫正视听，我们还是来正视一下史实。先谈几个没有争议之处的苗族土司。 吴毕朗，明宣德年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宣德五年（1430年）率苗众造反。 廖彪，明永乐三年（1405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曾与其他苗族土司一起遣子入朝进贡。 杨二，明洪武初年的&卢溪苗长&。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卢溪县的辖区很宽，包括如今的泸溪、花垣、吉首三县市，以及古丈、凤凰的部分地区，那时，朝廷企图对该县的苗民实施籍户口、派赋税的统治措施，引起苗民的反抗。为了平息苗疆的骚乱，&卢溪县主簿孙应龙入峒招渝，领苗长杨二赴奏，准轻赋，始割上五都蛮民分为十里，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隶辰州卫。&关于此事，《明史》、《湖南通志》，以及湘西的多种地方史志均有记载。杨二进京面圣的结果是：要苗民缴纳的一万一千石粮食减去一万石，对卢溪苗民分而治之，割124寨为十里，为清康熙年间永绥厅（上六里今花垣县）、乾州厅（下四里，今吉首市）的问世铸定雏形。镇抚十里苗民的镇溪军民千户所建置后，杨二和其他&苗之渠首&被任命为百夫长，以约束苗民。 至于田姓土司中是否有苗族土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关于首任田姓土司田儒铭的族属，笔者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已举证说明他是苗族，此处不再重复。为证实那种说明并非妄断，下面以《湖南通志》和乾州、凤凰、芷江三厅县的志书记载，再铺陈两位田姓土司的情况，从中亦可见苗族土司的特征&&叛服无常。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都指挥邵鉴诬诌竿子坪乌牌寨（属今凤凰县）苗人陇老恰、陇党叟，称其替川黔叛苗窝脏。于是镇竿守备陈表令土司田兴爵诱出二苗，解辰沅备道府衙（今芷江）监候。十八年（1539年），陇母叟因其父陇老恰屈死狱中，遂率苗众造反，守备陈表被弹劾离职。第二年，雅酉寨（属今花垣县）苗头陇求儿，乘势邀集川黔苗众造反。是年，田兴爵与镇溪土指挥田应朝，统领所部土兵，随大队军官到暴木营（凤凰县禾库镇吉寅村）参予剿抚造反苗民。史籍所称之&土兵&，实为凤凰、吉首、花垣三地的苗兵。由于二田的作用，官军得以利用廖羊保等苗族头人四处招谕，用&抚&的办法使战役尽快结束。这时，田兴爵、田应朝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发挥土司的职能，以苗剿苗。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田兴爵因开罪官府被关押在辰州（今沅陵县）狱中，后经一些苗人暗中贿赂官吏将其救出，藏于生苗腹地腊尔山。第二年，田兴爵便率领苗众称兵反叛。田是一条无情无义的色狼，他仗势到处奸淫妇女，并恩将仇报，虐待营救自己出狱的苗人。这家伙，有一次到土官隆歹家，因&呼其妇不至&，便把土官为求子而用来祭祖的猪杀了。后来，因为满足色欲，强夺阿留弟媳，&负以牛，将入山&。这时，土官隆歹率领被虐之苗众一齐杀来，田见寡不敌众，&乃挟刀且战且走&。从田兴爵在腊尔山苗寨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这位土司是通苗语、谙苗情的，否则，就不会有&呼其妇不至&的情节，也不敢独自用牛驮上美妇人入山享乐，尤其是他敢于&且战且走&，独自在生苗腹地闯荡。就是到了四五十年代，整连整排荷枪实弹的军队，若没有苗族作向导，也是不敢闯进腊尔山的 就在田兴爵狼奔鼠窜的时候，平头（属今松桃县）长官司土官携带印信与&所部诸苗逃奔蜡尔&。原因是苗族群众拖欠赋税，并在铜仁知府督催缴纳时逃亡他乡，于是知府责成土司偿还，土司也只得一走了之。当平头土司与所率之苗同田兴爵相遇后，便联合称兵造反，&围麻阳县，执知县，官军讨之不能克&（见《乾州厅志》，上同）。这时，田兴爵又完全背叛了朝廷。 就在田兴爵称兵造反时，田应朝仍然在为朝廷效力，在副将都御史万镗的统率下，参予剿抚&湖广蜡尔山蛮叛&（见《明史》）。万镗采纳了田应朝的计策，软硬兼施，对苗族首领晓以厉害，诱以利禄，后来如《湖南通志》所载：&镇溪土司田应朝等，招出（陇）求儿等五十余人。&余下苗众，被官军各个击破，苗疆得到短时期的安静。 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各种史料一方面承认田应朝的能量，一方面又说他&狡黠多诈&。确实如此，作为异族，田应朝没有孝忠皇上的意识，顺从只是表面的，那只是为了谋求切身利益，反叛的本质，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显现。对于异族土司，他毫无感情可言，暗中制造矛盾，挑唆是非，让永顺、保靖两土司相互仇杀，自己坐山观虎斗，并从中两面讨好，两面收受贿赂。除此之外，他还暗中勾结和支持田兴爵与平头土司称兵造反。此次苗叛平息后，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又如法炮制，阴结贵州苗酋龙许保等为乱。田应朝知道自己只是朝廷的一只猫，如果老鼠不闹事，猫便会丧失原有的地位。这家伙&战则庇贼冒功，抚则反复要重资&（见《乾州厅志》），使平苗之役久而不克，给官府施加压力。 嘉靖三十年（1551年），龙许保、吴黑苗再次统率湘黔苗民造反，攻陷思州府。掠执知县李允简等官员。苗民此次起兵反抗，得到了酉阳冉姓土司的暗中支持。这时，田应朝反叛朝廷，率部合酉阳土司兵在平茶一带多次阻挠官军。奉旨征苗的都御史张岳，多次派人召田应朝罢兵来见，田不听从。后来张岳侦知田之叔田勉，饶勇悍桀，常被应朝恃为后盾，便设计将其捕来乱棍打死。此时田应朝有些畏惧，派人向张岳表示改过自新，张许其以功赎罪，但田又变卦不出山，张岳便削掉他的土指挥职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官军的围剿下，田应朝感到形势窘迫难以维持，便到永顺宣慰司见张岳表示归顺。张岳先以军棍仗之以示惩罚，再令其随同官军征苗，后来还是把他杀掉，悬首于市，以惩戒其他苗酋。 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由汉族充当的苗疆大土司，对苗族的直接影响力不大他们只负一个&承担&和&约束&苗民的虚名，只是在朝廷调集官军镇压苗民反抗时，率部随军进剿，依靠由苗人充当的中小土司，发挥前锋作用。由苗人充任的中小土司，能对苗族起到直接作用，而他们又具有时顺时叛的两面性。在顺从朝廷协同镇压造反苗民时，他们因熟悉地形，了解战术，通晓语言，总是作打头阵的尖兵，但是，他们往往都是用献策招抚苗族首领的办法来结束战事。这样，官军可尽快撤离，苗族也能保存实力，因此每次战后的安定都只是短暂的。从总体上看苗疆一直动荡不安，于是土司也就才能乱中取势，直到改土归流。苗族土司一旦反叛朝廷，结局都是削职杀头，所以史籍中出现的中小苗族土司，能世袭其职的不多。 &&[楼主] &[4楼]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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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地区的土司制度 &&　　明朝建立后，总结了历代羁縻统治的经验和元代土官制度的情况，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和健全的&土司制度&，这是明朝对于处于农奴制、奴隶制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一种统治形式。具体方式是在府、县流官管辖下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宣抚司和长官司等地方行政机构，委派当地民族头人担任这些机构的长官，称土司。　　明朝的土司制度，与汉朝时期不同：汉朝在云南、红河设置郡县，由内地派来的汉族官吏充当太守、县令，辖区内的少数民族头人则另封为王、侯。这些王、侯在本民族中具有极大权力，太守、县令很难过问；和元朝时期也有程度上的区别，元朝虽任命各族头人为土官，但并未形成完整的制度，各土官在地方权力 仍然很大，地方官吏很难使其&奔走唯命&。而明朝的土司，从形式上把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政权直接纳入王朝政权组织系统，规定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是在保证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前提下，允许土司在自己辖区内按照本民族情况处理各种事务。　　土司首先要承认自己是朝廷委派的官吏，服从驱调，承当规定的各种义务；土司由兵部委任，不调离原地，职位可以世袭，但须由朝廷认可；土司不守法度，与流官一样革职；在本民族地方向人民征收各种负担，以其中一部分上缴朝廷；土司拥有武装，必须服从朝廷调遣使用。　　1382年，明军进入云南，明将金朝兴平定红河地区，改路为府，临安府内民族众多，民族情况复杂，是实行土司制度的重要地区。1384年，红河地区归附的各民族酋长入朝进贡宝马、方物，朝廷委任和宁为阿迷州土知州、陆羡为蒙自县土知县、普少为纳楼茶甸副长官司。此后，红河两岸，哀牢山区的思陀、溪处、落孔等各部和泥及其它各族头人纷纷纷纷归附受封，明朝在各部设长官司，授各族头人为长官、副长官，并按百家姓赐汉姓，土司制度进一步完善。明清时期，隶属于临安府的红河两岸土司主要有：　　纳楼土司是临安府属下最大的一家土司，彝族，司治建水县官厅。唐属蒙氏管辖，名为茶甸，元置千户。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授普少为 纳楼茶甸副长官司，辖地号称&三江八里&注②。据《临安府志》记载：&其地东至黑江（李仙江）交趾（越南）界六百里，南至元江直隶州四百里，西至石屏州云台界一百里，北至临安府（建水县城）城南关纸房铺界80里&。因其历史悠久，领地广阔、人口众多，曾与贵州永西土司，武定凤氏土司合称西南三大彝族土司。清道光七年（1827年）普氏家族四个支系承袭土司，将其地分而治之。1916年，土司普均堂与龙济光勾结，支持袁世凯称帝，发动叛乱，攻打建水城，被护国军击败。云南省政府借机改土归流，除普国泰未参加而保住土司职务外，普均堂是祸首，被革除土司职务，抄没家产，其余二家均陆续改土归流。普国泰家的土司职务在新中国建立后被彻底废除。　　思陀土司：哈尼族，汉称思陀为西南夷君长，唐代称之为唐官桂思陀部，宋代为大理国&三十七蛮部&之一，辖地极广，包括今天红河、绿春大部。明洪武年间，思陀首领遮比归附并捍御安南（越南）有功，赐姓李,授长官司副长官，司治今红河县乐育乡，隶临安府，民国隶石屏。有村落95个，民户4200余户，传 22代，历500余年。1950年，末代土司李呈祥向人民政府投诚，思陀土司结束。　　　 　　落恐土司：哈尼族，原属思陀，后划分出来，唐代称伴溪落恐部。宋代为&三十七蛮部&之一。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首领他有纳款归附，赐姓名陈开基，授副长官司，司治为今红河县宝华乡，隶临安府。有村落14个，居民600余户，传34代 ，500余年。　& 左能土司：哈尼族，，&左能亦旧思陀属也，后以其地有左能山，改曰左能寨。明洪武中，有夷民吴蚌颇，率众开辟荒山，众推为长，寻调御安南有功，即以开辟地为一甸，授副长官司世袭，隶临安。&注③司治今红河县宝华乡 。左能土司共管辖村落36个，户口800户。传22代，500余年。 　　瓦渣土司：哈尼族 ，原为官桂思陀土司的一部分，后别为一甸。 明洪武十五年，土司阿因归附，赐姓钱，名钱因，授副长官司世袭，辖地为今红河县甲寅乡、阿扎河乡及绿春的戈奎乡大部分地区，明隶临安府，民国隶石屏县。1950年，红河县解放，末代土司钱祯祥携眷外逃出国。管辖村落124个，居民8300余户，传26代， 500余年。　 溪处土司：哈尼族，宋代为大理国&三十七蛮部&之一。明洪武15年，首领自恩调御安南有功，授副长官司，隶临安府，司治今红河县石头寨乡。后代子孙之名，以恩字相承，明弘治年间，知府陈晟始教其姓赵。民国时，隶建水县。管辖村落120余个，传23代，500余年。　 亏容土司： 傣族。唐代称铁容甸部，宋代为大理国&三十七蛮部&之一。元初，其部长阿附，授世职，隶元江路。明洪武15年，后裔阿普纳款投效，为明将金朝兴作向导，平定元江 ，招抚五土司投诚，立下功劳，赐姓孙，授正长官司，隶临安府，辖地为今红河县上、下亏容一带，司治今红河县牛多乐。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改授副长官司。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土司族内争位不已，由临安知府胡泰福裁决，以勐龙河为界，河之北为上亏容土司，河之南为下亏容土司。至1950年，亏容土司传22代，500余年。&& 另外还有众多的土官、土舍、头人、寨长不计其数。清朝沿袭了这些统治。，采取&江外宜土不宜流&的统治政策。大部份土司虽改土含，但土司制度原封不动。&&& 民国初年，国民政府在土司地区推行&改土归流&，采取&土流兼治&，曾在溪处土司设行政委员和县佐。民国22年（1933年），云南省主席龙云将瓦渣，思陀、落恐、左能，上下亏容土司改设为石屏县第六区，每个土司地为一个乡，由石屏县府分别委任区，乡长。但因鞭长莫及，&改土归流&终未彻底实现，地方实权仍操于土司手中。土司制度的建立，对于开发红河，发展社会经济，&保境安民&，抵抗外来侵略，稳定祖国边疆，促进各民族的联系，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各土司长期实行封建世袭，权力逐渐彭胀，苛捐日益加重；他们互相争权夺利，鱼肉百姓，勾心斗角，争战频繁，百姓深受其苦，加上土司施行愚民政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为反抗土司的压迫剥削，为推翻土司的统治，各族人民曾进行过多次反土司的英勇斗争。如：瓦渣人民持续6年的反土司斗争；把土司钱祯祥驱逐出境。落恐人民的两次反土司斗争，共杀土司叔侄，兄弟和心腹8人，缴获枪支20余支，并查抄了土司所有的粮谷分给穷苦人民。&&& 1950年红河县解放后，贯彻中央对边疆地区&慎重稳进&的方针，对民族上层人士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政治上给以信任，生活上给予照顾，工作适当安置。建立起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人民政权的建立，彻底结束了长达500余年的土司制度，全县各族人民走上了民族团结、平等、进步、发展道路。&&& 1．政权制度&&& （1）、承袭制度：土司世守本土，世代相传，为土司主要特征之一。其承袭法规定，长子承袭无子弟袭。即父死子承，子死孙袭；先嫡后庶，嫡系无子，庶系继承，庶系无后，近支继承，嫡系年幼，由母亲和叔伯代办；庶系虽长，只称老爷，不以袭职，更不得乱系跳袭。应承袭者，必预先勘定，造册在高一级官府。备案，待年满5岁以上，勘定立案，15岁以上准许袭职。土司袭职，以朝廷颁发的仰信、玺章、号纸为凭证。&&& （2）、司署规章&&& 司署亦称土司衙门，司长即为最高土官，集军，政、财权于一身的土皇帝。司署内设司爷1～2人，办理对内对外文牍及协助司长处理民事案件，门公1人，负责管理司暑日常事务；值班里长1人，负责司署杂事；管家1～2人，分管收租，征税，食堂和伙食开支及招待宾客；差头1人，辖小差10～20人负责通讯联络，外出侦探情况讯息；待从5～10人，为司长护卫；大队长1人，中队长2～3人辖常备兵30～50人，负责司署执勤及军事应急；班房官1人负责看守监狱，剑子手一人专事行刑；厨师2～3人，专为土司家人和司署人员做饭菜；菜司1～2人，负责种菜放水；马锅头1～2人，辖&& 数人，负责饲养和驮运物资专管司长坐骑。土司衙门内设有监牢和刑具，有吊打，顶水、烙铁、顶石、跪香、水牢、地窑、无脚枋、木枷、断指、挖眼、抽筋、杀头等多种刑罚。&&& 司署下设里，管数村至数十村不等。每里设里长1人，兵丁5～10人，里下设招坝，辖1村至数村，每个招坝有兵丁2～3人。各自然村设立约1人，三伙头1人，负责打锣、传讯。里长一职多系以金银财物缴纳土司取得，个别土司亲信者例外。如瓦渣司他撒里长王国旗，因在人民反土司斗争中为土司效力，得以世袭。落恐司个别里长均为土司亲系家族成员。&&& 思陀司有别于其他土司，专设门宫里长1人，管理其余6个里长，权力在里长之上。&&& （3）、定例、法规&&& 各土司约定例法规虽无成文规定，但已约定俗成。&&& （4）、土司出巡&&& 土司官每年正月择日出巡。&&& ①出巡时，土司官身着龙袍马褂（当地人称皇服），乘座龙轿（思陀土司为16人抬大轿），旗锣伞盖，前呼后拥。随行人员手持刀剑，呜锣开道。轿前有一心腹里长，用仁绸身系土司大印，其余里长挂剑抬刀，骑马伴行。沿途百姓，路过村压男丁到路口焚香叩头，呜放鞭炮迎送。此为司署一年一度之庆曲也是土司向辖区人民显威，唯我独尊的表现。&&& ②土司祭出（祭阴兵）每年春季祭山1次，是日全司百姓停止劳动，违者罚款。祭山时附近成年男性全体参加（汉族参加者禁止讲汉话）以牛、猪、鸡、鸭祭献，由贝玛向天地山神祈祷保佑司域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仪式完毕，就地进餐，祭山全部开支，均由百姓分担。&&& ③土司巡视：司长巡察村寨时，百姓需摆香案，叩头迎接，口称&祖爷&表示承服，并要杀猪摆酒款待。猪脚要割下即时派人送进土司衙门孝敬土司家眷。&&& ④土司审案：土司官审理案件，无论民事刑事。先由门公（官名）查问，再交师爷审问，最后由土司判决执行（包括斩杀权），民事案件不分原告被告必须选送猪一头作为礼物，并交纳礼银。（诉讼费不管多少都要带 &六&字，（如3元6角、36元、66元）以示&福禄&之意。衙门八字开有礼无钱没进进来。&&& ⑤乡规民约：思陀土司乡规：思陀土司规定，每年农历正月初六或初八，逢双黄道吉日，司长要到辖域出巡，旅途村寨要设香案迎送，全村男性老幼依序跪拜。即日农民不能下田地劳动生产，商人不开张营业，赶马人不出门。违者罚款半开三元六角，米一升，（三斤）酒一壶（三斤）鸡一只。&&& 每年正月十六（元宵节）以后，实行&崩鸡&忌日子，届时把公鸡皮，狗皮剥下、蹉两根草绳，捆上柳树木刀、木箭，淋上狗血挂在寨子头和寨脚，龙巴门上。从十二属中选择当年祭日，制定九不准；①忌日不准下田地干活。②不准挑水只准手提。③不准踩碓磨磨。④不准拿绿树叶子进村。⑤不准砍柴背柴进村。⑥不准妇女梳头。⑦不准织布纺线。⑧不准领新人（外乡人）进村。⑨人准妇女在门前做针线。&&& 违者罚款三元六角，香油一斤、米一升、鸡一只、酒一壶。瓦渣土司对内对外严格遵守一般封建社会的常规，父死子承，子死孙继，嫡系无子、庶系方能承袭。嫡系有子、庶系虽长，只能称老爷，享受物质特权，不能管理参予及涉及地方事务。对外制度，指对平民百姓的规定：（1）百姓路遇土司要让路在下边，低头背手待土司和随员过完才能上路，妇人在路上碰见土司要跪下磕头。（2）百姓有事去会见土司要三跪九拜，人民对土司要称老爷或司长，对老土司称老太爷，百姓对土司说话要自称&小的&以表示低下人对上司的尊敬。（3）土司巡视地方或有事外出路途经过的村寨，必须在路口或寨门摆设香案迎送。（4）土司到各村寨百姓要杀猪、鸡、鸭招待，猪前腿要派夫快速送进衙门孝敬土司妻室儿女。（5）人民对土司必须负担&三帮&（纳款）土司（结婚、承袭、丧葬）要摊派百姓出钱出力。送猪、送米挑水背柴等义务工。&&& 6、买官，在土司辖地谋官者，须用钱向土司买官。里长一般要800～1000元（半开）；招坝500元；侍候100～200元，交钱后经土司考察任命。里长，招坝取得官位后，千方百计搜刮百姓，侍候更是依仗土司权势，为所欲为。&&& 2、经济制度&&& （1）、土地制度：明朝年间，内境封任各甸长官司后，土司即成为土地占有者及最高统治者，各土司区已出现租佃关系，逐步由甸部酋长制过渡为封建领主土地制度。开初由大伙头。（一个家族的族长）向土司取得整架山梁和整个坝子的开垦权（即原主权），以定应上交定额，头三年免征。即率其族人垦植开发。随着人口的繁衍，耕地增多，收入逐渐增加。除上缴土司部份外，均为大伙头所得，大伙头进而向外招揽劳动力。扩大开垦，突破原来一族一姓聚居垦植界线。至请乾隆时期，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封建地主经济开始萌芽，出现土地典档和买卖。典当一般称为活卖，作为土地当有权（有的包括使用权）转让，但土地所有权仍属于土司，原主随时有权赎回（银到房还），人们称之为&卖马不卖笼&。典当时，双方寻一块与典银价等重的石头（偿付用银子&对夺&）为凭证，称&科立&交由典人户收存，赎取时并按石头重量退回典主银两。开垦荒地，须向土司申报获准，方能进行，新开荒地3年不交官租，期满后如愿意固定耕作，再向土司要求发给耕作执照，即为土地原主，此后须年年秋后向土司交纳地租（二五分边，或三七开），有权使用土地或典当租佃。典当买卖土地，须经司署批准，并交纳手续费，土司只认租子。如买卖双方发生争执，则由土司收回，随着买卖土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典当，兼并日益频繁，出现了新兴地主和富农阶级，封建领主经济逐步向封建地主经济转化。土司将土地划分为若干小块。民国时期，土司地区仍然保留着封建领主经济成分，但封建地主经济已占了主要地位。&&& （2）、财政制度&&& 土司财政收入有官帮，三帮、地租、街捐门户捐，人头税、过桥费、保路钱、乐（鸦片烟捐）捐，猎捐，农户粮等数十种苛捐杂派，各土司按其费用开支，巧立名目，有定期的或不定期的，定额和不定额的各种征收方法。如土司家的婚丧、庆寿、承袭等开支，列入三帮，官帮项目进行摊派。土司生活用费及署内支出，在官租、地租、农户粮，街捐，门户捐内收支。大烟（鸦片）捐为土司最大的一笔特种财政收入，一年一征。如瓦渣司每年征大烟捐5～6万两，按中等价格计算，合30多万元（半开）；左能司最少年份也要征1万两。各司的烟捐，大部份用于购置枪支弹药，扩充武装实力，以维护和加强世袭统治。&&& 3、兵役制度&&& （1）、常备兵：土司兵，分常备兵和临时兵两种。常备兵为土司的常设武装，分大枪班、小枪班、负责土司警卫和应付日常不测事件，直接受土司官指挥，其人员须经土司严格审查。编制各额各土司不等，有的十余人，有的三五人，一般变动较小。土司官发现不忠实或有嫌疑者，立即革黜。小枪班3～5人，侍候司长，护卫司长安全。大枪班一二十人，由大队长率领，常驻司署，警卫司署，维护治安，抓捕人犯，摧租派款，或应付其它突然事变。&&& （2）、临时兵，即门户兵，按户口抽调，凡年满18岁以上的男子，都在应征之列。其数量多少或训练时间的长短，由土司根据需要而定。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让其回家生产，作后备兵役。一旦司境发生兵事，即征召其入伍。土司与土司之间，常常通过借调门户兵以壮大自己的势力。民国以后，大规模征调门户兵有抗日战争时期，江外土司建立边疆抗日游击司令部，由各土司抽调数百名兵员，组成2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加强训练、保卫国防；民国37年（1948年）各土司参加建石元12乡镇联防总队，征调上千名门口兵，组成反共武装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红河。　　土司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建立和设置，是红河地区二千多年来处于历代中央政权统治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祖国内地密切联系和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土司制度大大加强了封建王朝对红河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红河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红河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司在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土司的本质是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是反动的，它保持了土司的特权和落后的生产方式。由于封建王朝和土司双管齐下的残酷剥削，使红河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状况。土司制度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立到1956年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土司制度止，在红河地区存在了570多年，在红河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楼主] &[5楼]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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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州禄土司&&禄土司是一官员，姓禄，泛指，土司是旧时的土官元明清时期的宁州，今称华宁。据道光《云南志抄&地理志》载为&汉益州郡地&。蜀汉后主刘禅时，丞相诸葛亮于公元225年分东、中、西三路南征，平定南中，调整郡县，废益州郡，改置建宁、兴古、云南、永昌、朱提、越西、牂牁七郡。东晋成帝司马衍分兴古郡立梁水郡，设梁水县。梁水县属梁水郡七县之一，县辖地除盘溪称毋单县属建宁郡外，大致相当华宁解放前管辖区域。当时梁水郡、县两级政权机构均设在今江川县的旧州。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618)，置南宁州，梁水县属南宁州。七年（624）析南宁州分置西宁州，西宁州仅领二县：梁水县和绛县(江川龙街)。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八年(639)改为黎州，地号浪广，隶属戎州都督府。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五年(737)，支持南诏皮罗阁统一了六诏，黎州为步雄部些么徒蛮所据。五代时，后晋高祖石敬塘天福二年(937)，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联络三十七部首领，率众10万进兵大理，讨灭原南诏权臣杨干贞的&大义宁国&，建立大理国，设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将府、郡部封给有功大臣及当地部族首领。宁州始为步雄部，后属东爨酋，为宁部。大理国后期(南宋末年)，东爨首阿几以浪广割与宁部酋豆圭。豆圭可算华宁豆姓家族有史籍记载的远祖，过去豆氏家庙大殿正中所供奉的最大一块牌位，大概就是豆圭的。华宁豆姓其实并非云南土著。清同治十二年(I837)，甸尾廪生豆瑛字舍章任云南镇雄县教谕时，曾有一寿屏曰：&建武初平险，句町（qu ting）即援疆&，下注：&公远祖本山东人，随马伏波将军前来，遂家焉&。&建武&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年号。马伏波即马援，字元渊，建武十九年(43)拜为伏波将军征平交趾(今越南北部)，斩徵侧，徵贰。随马伏波将军由山东前来云南的豆姓史祖，就是因征交趾有功留在战乱刚平的句町&援疆&的。按《辞源》&句町&条注：句町&汉西南夷之国，今云南蒙自道之地。古句町国，汉武帝置县，仍封其夷人为王，后王莽降其爵为候。句町故城在今通海县东北&。由是可知，豆姓始祖留在句町，就是留在&通海县东北&今天华宁、江川一带，故通海秀山今尚有句町庙。豆圭为宁部酋，成为部族首领，实际是长期和彝族生活在一起，汉族彝化了。今华宁繁衍的豆姓族人，有彝族(多居山区)，也有汉族(多居坝区)，可能和这历史渊源有些关系。曾记得豆氏家庙正殿前有一楹联：&三台锡命传金壁，五马开基自汉唐&，足以佐证豆姓并非土著，而是自汉唐以来，就在云南开创基业，地位显赫，受宠于朝廷，不断得到物质赏赐的。元宪宗蒙哥三年(1253)，蒙哥命同母弟忽必烈率十万大军征云南，以兀良合台总督军事，从临洮(在甘肃省)进兵，过大渡河、金沙江，同年12月破大理国，杀大理相高祥，国主段兴智逃往押赤城(昆明)被执投降。次年(1254)春，忽必烈班师北还，留兀良合台继续征服云南未平之地，共平五城、八府、四郡、三十七部。此时，宁部酋豆圭已逝，其长子普提附元。又次年(1255)，兀良合台在原大理国政权行政区划基础上，将云南分为19个万户府，下设千户、百户，以便军事统治。任普提为宁部万户，领习峨(峨山)千户和马笼(新平)千户，并在西沙(华宁下村)筑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八年(1271)建国号&元&。十一年(I274)派亲信大臣回回人赛典赤来云南建立行省。十三年(1276)，赛典赤把兀良合台军事统治时期所设立的万户、千户、百户改为府、州、县，改宁部万户为宁海府，普提为宁海府土知府，其弟普永为土知州，准许世袭，从此，宁州建立了土司制度。为了笼络民族上层，还封普提长子阿农为临安路土同知，次子阿只为阿博路(峨山一带)军民总管。同年，改宁海府为宁州，华宁史称宁州即始于此。宁州领三县：&通海、习峨和刚在下村仁善坊内新建立的西沙县，隶属临安路。元英宗硕德八刺至治二年(1322)，撤西沙县并入宁州，州仅领通海、习峨两县。据《雍正志》记载：&宁州城，州治在浪广，元至正年间迁今地。&宣统《宁州志&侨寓帐恭传》说得更具体：&至正二十八年自浪广迁州至于西沙。&就是说宁州由浪广搬到华宁，始于元顺帝二十八年(1368)。元朝共统治中国98年()。元代宁州土司普提、阿农后的情况，史料无从查考，到昆初，土司大约延续了三代左右。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位于应天府(南京)，国号&明&，年号&洪武&，建都南京。同年命徐达为征北大将军，统兵25万北伐，八月攻占大都(元都北京)，元朝灭亡。洪武十四年(1381)八月，又派傅友德为统帅，蓝王、沐英为副，调集30万大军进讨云南。十二月，败元军l0余万于白石江(在曲靖)，活捉元行省丞相达里麻，然后进驻昆明，即分兵滇南临安、滇西威楚(楚雄)，取得胜利。十五年(1382)云南平，将宁州所辖通海、习峨划出，宁、通、习三州县皆直属宁安府。在政策上为了稳定云南政局，对元朝在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府、州、县所设立的土官仍多以原官受职。此时，普提后代弄甥（罗罗族）率众附民。十七年(1384)四月，弄甥赴京(南京)朝觐，贡马及方物(地方土特产)。朱元璋诏赐锦绮钞绽，诰敕冠带，命弄甥世袭宁州知州，并赐姓&禄&。过去甸尾城土司衙门大楼上供奉的一顶明代纱帽，大概就是朱元璋赐给弄甥的&冠&。弄甥为宁州知州，&建城修学&，&先抚字，能通下情，凡州治皆其修创&是一个较有抱负而又开明的土官。其后，禄威（弄甥之兄）、禄宁、禄可袭职土知州，禄可卒，禄庆承袭，其间经历建文、永乐、洪熙三朝约40来年。从以上史实看，华宁今之豆姓，确实姓过豆、普、阿、弄、禄。按明朝制度规定，土官承袭三年或五年后，必须向朝廷&进贡&，叩谢皇息，以示忠诚，不怀二心。明宣宗朱瞻基宣德七年(1432)二月，宁州土官知州禄庄进京(北京)朝觐，贡马。二年(1435)一月，朱瞻基崩，其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年号&正统&。同年十一月，禄庆又一次朝觐，贡马，诏赐钞币等物。禄庆卒，禄英袭；英卒，禄宇明袭；禄宇明卒，禄能安袭；能安卒，禄位袭；位卒，禄俸袭，皆居于龙亩。其间经历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四朝，约七十年左右。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年间，禄俸为宁州土知州。弘治十六年(1503)四月，巡抚都御史陈金奏请增设宁州流官，朝廷从之。&流官&，就是由中央直接派到土官统治地区直掌大印，并有一定任期的大员。这样，土官只能专管夷民，巡捕盗贼，没有多大权力，因而引起了禄俸的极大不满。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朱祐樘驾崩，长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年号&正德&。正德三年(1508)五月，禄俸恶流官碍己，通过云南巡抚都御史吴文度暗中贿赂朝廷司礼监大宦官刘瑾，以&夷方地狭&为由，裁革了流官，从而又增强了土知州禄俸的权力。正德九年(1514)九月，云南镇守太监谷裕、巡按御史李元，因弥勒十八寨(今虹溪镇一带)阿海作乱，奏劾禄俸，等轻率进兵，致启夷衅。兵部命李元将禄俸等逮问。正德十二年(1517)五月，禄俸经历&设流&、&逮问&等折腾，对朝廷失去信心，遂通谋弥勒十八寨，乘险拒敌，大败指挥吴经、孙锐、尚麟，杀死百户牟祯。禄俸被捕，以&纵贼分赃，狭仇挑衅，坐斩&(《武宗正德实录》卷一百四十九)。正德十五年(1520)，弥勒十八寨阿寺、阿匆又联络禄俸长子禄世爵称乱，上命云南巡抚何孟春、巡抚御史陈察讨之，擒夺斩勿，禄世爵以罪论死。《明史》卷十六武宗本纪也记载：&正德十六年(1521)二月乙亥，巡抚云南副都御史|何孟春讨平弥勒州苗&。同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燳死，无子，其堂弟朱厚熜即位，是为世宗，年号&嘉靖&。嘉靖元年(1522)三月，巡抚请罢袭宁州土官，复设流官，调通安州(今丽江)知州坚昂任宁州知州。嘉靖二年(1523)九月，&巡抚云南都御史王启条奏处置土官事宜，请令今后土官应袭替者，该管府州县并守巡官，即为勘明具呈抚按，批送三司&。吏部批复：&其品官衙门，设在腹里地方宁靖者，照旧赴部袭替，俱免纳谷&(《世宗嘉靖实录》卷三十一)。因而禄俸和禄世爵坐斩论死后，禄俸次子禄世仁袭替宁州土同知，降为流官知州坚昂的佐官，由龙亩移居甸尾。世仁卒，其子禄绍先袭宁州土官同知。禄绍先勇武有略，&父子世笃忠负，家传诗礼，尊重牧守，礼敬学校，统率诸夷有法，不使侵犯汉民，堪称为土官二善守者&(《宁州志&宁州土官考》)。从此记载看，禄绍先可能吸取了祖父禄俸和伯父禄世爵造反的教训，主动和流官知州搞好团结，约束部下，安心做&专管夷民，巡捕盗贼&的佐官，对朝廷也只有温良恭顺，不敢造次，任有司摆布驱使了。坚昂是从民族地区调来的流官，对少数民族的世俗性格风土人情可能有较深的了解，善于团结民族上层，从而使土流关系较为融冷。再加上当时云南各处土司夷兵人马众多，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朝廷对土官采取了笼络政策。禄绍先又勇武善战，可作为&以夷制夷，出夷攻夷&的工具，由是派他征武定，讨习峨，战功卓著，曾得到朝廷多次的嘉勉与赏赉。嘉靖五年(1256)十二月，&武定土舍凤朝文亦起，攻掠城堡，为患孔棘&。因&大礼仪&之争受廷权谪成永昌(保山)的修撰杨升庵叹曰：&此吾效国之日也&。乃戎服率旅童及步骑百余，往援木秘所(寻甸易隆)守御。入城与副使张峨谋固守。明日贼来攻城，宁州土舍陆(禄)绍先率兵(与贼)战城下，公(升庵)促城中兵鼓噪开门出战，以助外兵。贼散去(《杨慎诗选&升庵年谱》205页)。嘉靖七年(1528)三月，凤朝文又杀武定军民府同知以下官史，劫夺府州印信，举兵与寻甸土舍安铨合围云南省城，全滇慌乱。朝廷&令尚书伍文定悬购赏：有能除安铨、凤朝文凶党以一府归者，即以一府予之，以一州一县归者，即以一州一县予之&。黔国公沐绍勋也上疏言：&所调集各土舍，先给予冠带，待后奏请承袭&(《世宗嘉靖实录》卷八十七、八十八)。当时沐绍勋&所调各土舍&中，就有宁州的禄绍先。六月，凤朝文、安铨之乱平。凤朝文逃往沾益、东川间的易汤郎箐为追兵所及，裂其尸而死。安铨则逃驻寻甸故巢，官兵分哨夹击，破寨数十，又逃奔东川，为当地土舍禄庆所执。是役，有功大小官史皆得恩赏或提升，&诏加沐绍勋太子太傅，岁加禄米五十石&，&应袭土舍擒斩首恶者犒赏外，仍照原拟加赏，免其赴京，就彼袭职&(《世宗嘉靖实录》卷八十六&八十九)。禄绍先就可能是在此次平叛中有功而正式&袭职&为土同知的。嘉靖十二年(1533)宁州诸夷错居，旧无城廓，难以威远，巡抚毛凤韶檄(宁州)知州李道全筑土城，周三里三分，高二丈八尺，厚称之，背圆面方，元睥睨(即无城堞)，通覆以瓦，立三门：东曰顺化，西曰会通，南曰宁达，北负以楼，颜曰环翠(《临安志》)。由是可知，解放前华宁的土城墙始筑于明世宗嘉靖十二年。此时，正是禄绍先为宁州土官同知，替明王朝效命，南征北讨的年代。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月，习峨叛酋王行道私称巡捕土舍，为群盗主，行劫临安数郡间，有司屡捕不获。云南布政司右参议卢岐嶷檄禄绍先等往讨，追至临纳山，擒行道而交有司诛之。&赏有功参议卢岐嶷银二十两，宁州土官同知禄绍先银十两&（《嘉靖实录》卷五百三十九）。嘉靖四十四年(1566)十月，云南巡抚吕光洵命因谋杀武定州土舍凤继祖未果而投往省城的土总管郑宏回武定复业。当时，凤继祖已逐土官知府凤索林而据武定，闻之，甚为恚恨，遂执杀郑宏而纠众攻新城。官军往剿遇伏大败，佥事张泽往援亦被执，禄劝州署印知事高心等被杀。吕光洵及镇守云南总兵沐朝弼(沐绍勋次子)调诸道兵并进，继祖惧，杀张泽而遁入四川会理。沐遂调川、贵土汉兵数万人讨，禄绍先亦奉命率宁州土兵前往助战。有司用反问计购以重赏，凤继祖被其党帅者色杀害，献首禄绍先营。吕光洵因绍先有功，奏上先加赏赉，参议卢岐嶷亦提升为贵州按察使(《世宗嘉靖实录》卷五百六十三、六十四，《穆宗隆庆实录》卷五、卷二十三)。同年(1566)十二月，明世宗朱厚熄死，三子朱载厚立，是为穆宗，年号&隆庆&，共在位六年。隆庆六年(1572)五月，朱载厚死，三子朱翊钧立，是为神宗，年号&万历&。禄绍先大约卒于隆庆末年到万历初年。假如从嘉靖五年(1562)禄绍先征凤朝文时有20多岁算起，禄绍先死时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有的史料上说，禄绍先&万历间从征陇川岳风有功&，这恐怕不确。岳凤称乱于万历十一年(1583)，被擒献刑部磔首为万历十二年(1584)九月，若此时禄绍先尚健在，应有80来岁，还要带兵到今天的德宏州去征战，可能性甚小。因此，征讨陇川岳凤恐为万历初其子禄华诰承袭宁州土同知后的事。禄华诰为禄绍先长子，诰弟禄明万历举人，投四川广元县知县，卓有政声。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十三年(1585)，&罗平土舍者继荣作乱，都御史刘世曾奉命征讨。临元道文作(人名)率万人由师宗进，夹攻平之&(《徐霞客游记校注》739页)。据《宁州志&人物》载，禄华诰与武勇绝世的甸苴关人者义，率领宁州土兵参与了此次征讨者继荣的军事行动。关于者继荣之乱，刘世曾于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上奏说：&者继荣剽狡铎使，鸷悍狂悖，自以垂手过膝，潜蓄异谍，祭练甲丁，刻镂得传，广招亡命巨奸，鸡鸣狗盗之雄，又蓄养川贵江西等处兵勇三十余众，日演象阵，凡硝黄铁器禁入夷方之物，罔不充盈武库。剽掠领境，以广积储，无一处不遭其凶残。&&有旨：这土夷凶顽叛逆，地方官如何不先制驭，致令猖獗？姑不查处，着令抚镇官相机剿处，以靖地方&(《神宗万历实录》卷一百七十)。五月，奖征讨罗平有功人员：&刘世曾升体一级与应得诰命，与沐昌祚(沐朝弼之子)各赏银四十两，宁丝四表里；舒应龙(贵州巡抚)银二十两，二表里；文作、程丘谊(云南副使)、禄华诰等各有差&(《神宗万历实录》卷一百七十四)。万历十七年(1589)六月，云南副总兵邓子龙所辖姚营兵变，索响汹汹，兵势甚张。所过之处掠抢妇女，前驱后呼，到处骚扰百姓。数千为群，过昆明，飞扬跋扈，劫持广西(泸西)知府漆文昌，逼其为帅，大掳杨林(今属嵩明县)等处。禄华诰和者义往杨林进讨，穿地道出文昌后，将五十骑，斩其五人，大破其众于石羊山下。变兵诡降，次日复叛，冲围出。宁州、武定、临安、寻句等以兵夹攻之，败变兵于土至山，又攻之于大河口，割斩八十四级，擒获四百余人，救出了漆文昌(此人万历二十七年曾提升为贵州副使)。邓子龙因&约束无术&，被提问革职。两年后才念其破缅有功，谙熟夷情，准免勘问，复职副总兵(《神宗万历实历》卷二百十二)。禄华诰大约卒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其子禄重，因华诰&先尝调镇蒙自，故(禄)重据土官村。重溺于酒色，不能驭众&。华诰族叔禄祚，&明嘉靖十六年(1537)，野贼出没州境，调宁州土舍禄祚驻防(石屏)宝秀团山，其孙(禄)如懋夜劫乡官，伏诛&(《新篡云南通志》卷一百七十三《土司考一》《废官一》)。禄加懋可能是后来禄洪死后与禄昌文争袭的禄永命的祖父，其弟会城参将禄加敕是永命的叔祖。所以有的史书说禄永命是&石屏土人&，即以此为据。华诰卒，其另一子禄辱承袭宁州土知州，后又军功升授府同知。禄厚，工书法，尚文艺，有高士之风，善交纳海内名流。曾万里论交，请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院学士、掌詹府事、前南京礼部尚书、实录总裁经筵讲官董其昌和名士陈继儒为其题写诗画。陈继儒在禄洪《北征集&序》中说：&竹居公(禄厚)以好客闻天下，子墨名家，负簦(deng，笠)蹑履(jue，草鞋)，游其门者颇众，经旬弥岁，与其父子相唱和。竹居公赐闲寻乐，咏歌太平，自拟于陇上躬耕者流&，故著有《景竹斋躬耕集》。禄厚的诗，清新典雅，飘逸超脱，醉意于田园山水间。只可惜其《躬耕集》今已散失，仅《宁州志》存诗三首。从《烟萝园》一首可看到当时甸尾城东禄土司园春天宜人的景色：园内松林繁茂，野花四发，黄鹂报春，众鸟应和，盘石幽谷，泉水泠泠，荡花飞越，溪声汩汩，步入其间，真有点远离尘世之感了。此园清乾隆年间刘大绅弟刘大容在《吟玉山房漫题有序》中曾与张海故宅&梦鹤轩&，王元翰别墅&水明楼&及刘氏家塾&吟玉山房&并提，但何时被毁，今已无史书可查，可能是毁于兵灾。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二年(1614)，阿迷州(开远)普名声的祖父普者辂、父亲普维藩&父子为乱三乡(邱北县下寨马头山新城)、维摩(砚山县北)间&。&广西(泸西)郡守萧以裕调宁州禄土司(禄厚)兵合剿，一鼓破之，辂父子俱就戮，始复维摩州，开三乡县，时名声走阿迷(《徐霞客游记校注》723页)。从此，普名声与宁州禄土司家结下深仇大恨，久图报杀父之仇。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朱翊死，长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年号&泰昌&，但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即死于病疾。常洛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改元&天启&。禄厚大约卒于天启元年(1621)，共有五个儿子：嫡长子禄溥、次子禄洪、三子禄漾和庶出二子禄昌文、禄昌贤(有史书记载此二人为禄洪庶弟)。禄厚卒后，长子禄溥袭。天启二年(1622)一月，永宁(四川叙永)土司奢崇明叛，据重庆，杀明官，分兵围攻合江、纳溪，破泸州，陷遵义，进围成都。二月，水西(贵州黔西)土司安邦彦叛，陷毕节，破安顺、平坝、沾益，围贵阳十余月。贵州巡抚都御史李云、巡按御史史永安罔守。当时，川、湖、云、贵总督张我续请求朝廷以廷绥总兵杜文焕调四川，同新任总兵杨愈懋协力讨永宁；加贵州总兵官张彦芳为平蛮总兵官，随巡抚都御史王三善讨水西。三月，张彦芳飞揭告急，请调附近邻镇精兵救援。兵部命调湖广土汉官兵二万，云南镇臣沐昌祚部下兵马一万，广西一万救援。云南土司普名声、沙源、龙在田、禄洪等得檄往讨。此次征战，禄洪一行军路中吃了大亏，&假道贵筑，士方半渡叠水，正苦驱驰，安酋偶叛，埋伏四起，彼多我寡，力不能支，战亡者半&(禄洪《北征集&战场赋小序》)。同年(1622)十月，&录滇南诸土司忠顺者，那天福复土知府世职，仍加从三品服色；沙源掌安南旧印，世袭长官司；禄溥加多四品服色；龙在田、普名声加土守备职衔，增赐银币，仍给本品服色一袭&(《熹宗天启实录》卷二十二)。天启三年(1623)三月，&东川、乌撒(贵州威宁)暨沾益叛酋，纠合寻(甸)、武(定)悍夷攻滇，一时烽起。&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沈儆介分东西两路进兵，俱受阻。后调集云南土汉兵，配合地方官分路往讨。&当东川逆贼禄千钟之攻寻嵩也，则参将袁善、(寻甸)知府周仕国、(嵩明)知府王有德，督土官沙源等兵杀退。张世良之攻武定也，则参将李思忠、(武定)知府胡其造，总督土官禄溥等杀退。&因而&各郡幸得保全，会城款以无恙&(《熹宗天启实录》卷二十七)。禄溥承袭不久，大约卒于天启四年(1624)，无子，二弟禄洪袭职。此时的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江河日下、内外交困了。内部：明熹宗朱由校不理朝政，成年累月喜学木工，不知厌倦，任随大宦官司礼太监魏忠贤擅权，掌管东厂(特务机关)，肆意诬陷杀戮东林党人及正直大臣，并处死守卫辽东的兵部侍郎熊廷弼。外部：建州女真族人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今辽东新宾县老城)即汗位(国号&大金&)后，起兵反明，连克沈阳、辽阳等辽东70余城镇。天启五年(1625)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改为盛京。六年(1626)正月，兵围宁远(今辽宁兴城县)。八月努尔哈赤死。九月，其雄心勃勃的第八子皇太极即汗位。明王朝已国事日非，岌岌可危。天启七年(1627)八月，年仅22岁的熹宗朱由校驾崩乾清宫，虽生过三位皇子但都早殇，由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思宗，改元&崇祯&。崇祯元年(1628)四月皇太极欲攻锦州，以打通山海关之路。朱由检急命遭魏忠贤迫害回籍的原辽东巡抚袁崇焕回朝，进兵部尚书，督师蓟、辽。皇太极深知袁崇焕善征战，有谋略，是将才，其父努尔哈赤就是因进攻宁远遭袁崇焕坚决反击负伤而死的。崇祯二年(1629)冬，皇太极避开袁崇焕的辽东防区，自沈阳出，绕道辽西，分道喜峰口、龙井关、大安口、洪山口入边。十一月占领遵化，直逼明都北京，京师戒严。朱由检急征天下镇巡官将兵勤王，云南巡抚王伉檄禄洪领兵往北京入卫。为了保卫明王朝，禄洪动色曰：&君父有警，臣子安能束手坐观？赴汤蹈火，亦所不辞。&&提三千精锐，果粮被甲，三月(1630)出滇，六月而抵都下。至则酋骑已遁，奉温旨慰劳，命防守密云墙子岭口'(陈继儒《北征集&序》)，并投参将职。此时，阿迷州(开远)土知州普名声已势力强大，&后十余年，兵顿强，残破诸土司，遂驻州城，尽夺州守权&(《徐霞客游记校注》723页)。天启二年(1622)普名声因征水西有功曾授守备职。五年(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