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新娘”宋慧乔封面照曝光，乔妹一改平时风格，披散着卷发在乡间漫步。
不论是低头还是回眸，都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不过网友都有点欣赏不来乔妹的这种风格，觉得卷发并没有直发好看
其实在我看来这并不能一杆子打死说乔妹卷发不好看，比如短发时候这种荷叶型的卷发，从直发到卷发，从路人变女神，女人味噌噌的往上升。卷发还有很多的作用哦比如卷发能提升气场
范爷现在已经是国内外有名的“国际范”，承包了各种红毯质量的检测，本来气场十足的她，变成卷发后，比直发的时候是不是更胜一筹呢。卷发还能让人变的妩媚
AB在跑男中一直都是古灵精怪鬼马可爱，抛开演技不说，卷发的时候和平时比起来，是不是妩媚了不少呢。最关键的是卷发可以修饰脸型
的脸型比较圆润，还有一些婴儿肥，虽然也算瓜子脸，但是过于饱满。但是卷发后脸型就变成了尖型瓜子，看起来非常很显瘦。其实卷发还能保护头皮，而且头发比较少的如果卷起来，会更蓬松蓬松，会显得更厚。今天就教大家自己在家就能卷出性感的大波浪的方法：首先：准备一个直径为32毫米的电卷棒，温度我选择是180~200度，有点偏高，烫卷的速度快，但极易伤发！我也不建议天天用，这个可比你去理发店烫次头发伤害大多了！
第一步：分区将头发梳理整齐后拿出尖尾梳进行头发分区。头顶到耳尖分三个区。
为了方便卷发，留下要卷的那一区剩下2区用皮筋固定住。第二步：内卷从脸颊上 的发区开始将卷发棒与地面平行，取出一束头发从距离发根1/3 处往发尾拉，要记得这一束头发一定要梳自然在卷哦。
然后用另外一手抓发束往内绕一圈，当卷发棒快接近发尾的时候，用手将发尾往内绕一圈。在卷了大概5秒之后就可以将卷发棒稍稍开，紧接着让卷发棒自然下滑就好了记得不管头发长短，都要把发尾也卷一下哦。第三步：外卷同样取出一束头发从距离发根1/3 处往发尾拉，反手拿卷发棒，然后将发束从外往里卷并一层一层的缠到卷棒上
发尾同样也用手将发尾往内绕一圈记得不管头发长短，都要把发尾也卷一下哦其实手势很多，大家怎么顺手怎么来吧~~
很有瘦脸的效果的波浪卷发这样卷出来的卷度会非常自然甜美。最后卷完之后可以在手上涂抹一些发蜡，伸手进去，从发根的地方轻轻挑开，可以让头发的卷度更持久无论什么长相什么发型的女孩，都可以试着方法改变一下千年不变的发型吧～END每天分享最有趣的化妆教程～最好学的化妆技巧～最冷门的化妆知识～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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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ingyue.nosdn.127.net/j9t5xlgqUJIpebFkaIq4mP3rjFwpkcepBcObfafHgFGkp8compressflag.jpeg[转载]《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下
第二十九节 怀念贝尔博士
　　我在华盛顿的演讲到底是安排在威尔逊总统就职典礼之前或之后，已经不复记忆了，可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当时贝尔博士和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最愉快的时光。
　　其实那一次在华盛顿，并不是我第一次与贝尔博士同时站在讲台上，早在我10岁时，就曾与贝尔博士一起出席聋哑教育促进大会了。
　　对于一般人而言，一提到贝尔博士，大家就联想到电话的发明者，或者致力于聋哑教育的大慈善家。可是对我个人来说，他却是一位至亲至爱的好朋友。真的，贝尔博士与我的交往历史最为长久，感情也最好。
　　我之所以如此喜欢贝尔博士，可能因为他在我的生命中比莎莉文老师出现得更早。当时的我仍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却对我伸出了温暖的友谊之手。也由于贝尔博士之助，安那诺斯先生才会把莎莉文老师介绍给我，因为博士自始就非常赞赏老师的教导方式，他曾经钦佩地对老师表示：“你对海伦的教育方式，我认为可以作为所有教育家们最宝贵的参考资料。”
　　贝尔博士对聋哑教育的热心可以说是众所皆知，这种热心还是家传的呢！原来贝尔博士的祖父正是口吃矫正法的创始者，而他的父亲梅尔。贝尔先生则发明了聋哑教育上的读唇法。梅尔。贝尔先生相当幽默，他从不因为自己对聋哑人的贡献而沾沾自喜，反而轻描淡写地对儿子说：“这种发明一点都不赚钱。”
　　贝尔博士则一本正经地答道：“可是这种发明却比电话的发明更重要。”
　　贝尔博士更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父子间感情之深之笃，知者莫不敬佩羡慕。
　　博士只要有一两天没有见到父亲，就会说：“我得去看看我父亲了，因为每次跟他聊天都会有所收获。”
　　博士那幢典雅美观的住宅正好位于波多马克河人海口的河畔，风景十分优美。
　　我曾见到他们父子二人并肩坐在河边，边抽着烟，边望着过往的船只，十分悠闲。
　　偶尔有较稀罕的鸟声传来时，贝尔博士就说：“爸，这种鸟声应该用什么记号来代表比较好呢？”于是父子二人便展开了忘我的发声学研究。他们父子分析任何一种声音，然后将之转换成手语表达出来。或许由于他们专门研究声音，因此父子二人的发音都非常清晰，也极为动人，倾听他们的谈话可以说是一大享受。
　　不仅对父亲，贝尔博士对母亲也是非常孝顺。在我认识他时，他的母亲患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几乎都快聋了。
　　有一天，贝尔博士驾车带我和莎莉文老师到郊外去玩，采了许多漂亮的野花。
　　归途中，贝尔博士忽然想到要把野花送给母亲。他俏皮地对我们说：“我们就从大门直冲进去，让我爸妈大吃一惊。”
　　话是这么说，可是当我们下了车，将要登上大门的台阶时，博士忽然抓住我的手，告诉我：“我的双亲好像都在睡觉，请大家安静点，轻轻地走进去。”
　　我们三人都以脚尖着地悄悄地向前走，把花插在花瓶里又折回来。当时，他的父母安详沉睡的神态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两张并排的安乐椅上，博士的母亲伏在椅子的靠手上，因此看不到脸，只见到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而他的父亲则仰头靠在椅子背上，神态庄严，有如一位君王。
　　mpanel（1）；我很庆幸自己能结识这样一家人，而且常常去拜访他们。老太太喜欢编织，尤其擅长花草的图案，她抓着我的手，亲切而耐心地教我。贝尔博士有两位女儿，年纪与我相近，我每次去的时候，她们都把我当成自家人一般看待。
　　贝尔博士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有不少知名的科学家常常是他的座上客，如果我正好也在场的话，贝尔博士就会把他们的对话——一写在我的手上。贝尔博士以为：“世界上的事情无所谓难易，只要你用心去学习，一定可以了解的。”我用心倾听，乐此不疲，不管是否真的听懂了。
　　贝尔博士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雄辩家，只要他进入房间，短短的两分钟之内，就一定能够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每个人都乐于听他讲话，这是他异于常人的魅力所在。虽然如此，贝尔博士并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他人，相反地，他非常虚心，对于不同的意见，往往很客气地说：“是吗？也许你的想法是对的，我要再好好思考。”
　　惟有一项他十分坚持的，就是在聋哑教育上，他坚持口述法比手语法更好，理由是：“当一个聋哑者以手语来表达时，必然引来一般人异样的眼光而产生隔阂，也因此使他们很难达到普通人的知识水准。”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种意见，但相信每个从事聋哑教育的人，一定都不会不敬仰贝尔博士在聋哑教育上的伟大贡献。他没有任何野心，更不企望任何回报，只有本着科学的态度，大力推广聋哑教育事业。他曾自费从事各种研究，还一度创办过学校，英国聋哑教育促进协会就是他创立的。由于发明电话而得到一笔钱，他把这些钱用来作为聋哑者的奖学金。为了使聋哑的孩子们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贝尔博士尽了最大的心力。
　　贝尔博士本是苏格兰某一偏远地区的人，但移居美国已经很久，所以算是真正的美国人了。他热诚开朗、秉性善良、待人亲切，因此深获朋友们的敬爱。
　　在日常的闲谈中，他常把话题转到与科学有关的方面去。某次贝尔博士告诉我们，打从他年纪还小时就想铺设海底电缆，不过直到1866年此梦成真之前，他失败过不计其数次。当时，我年仅12岁，所以把他的话当成神话故事般听得人了神，尤其听到他说人们将可经由深海里的电缆与遥远的东方通话时，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贝尔博士曾经带我到首次把电话应用在日常用途上的那栋建筑物里面去，他告诉我说：“如果没有助手汤玛斯。华生的帮忙，也许电话的发明不会像目前这么完备。”
　　在1876年3 月10日，贝尔博士对在另一个房间工作的华生先生说道：“华生，我有事，请你过来一下。”。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启用电话时所说的就是这句话。突然听到这句话的华生，当场吓了一大跳。
　　“第一次通话应该说些更有意义的话才对呀！”我听完了贝尔博士的描述后，说出自己的意见。贝尔博士马上回答：“你错了！海伦，这个世界必将越来越繁忙，利用电话来传送的应该是像‘我有事，请你来一下’这类有实际需要的话。”
　　除了电话之外，贝尔博士还发明了对讲机、感应天平等许多有用的东西。如果不是由于贝尔博士所发明的电话探针，恐怕无法找到谋杀加富尔总统的凶手吧！
　　在我的记忆里，有关贝尔博士的事情太多太多，很难说得完，尤其是他所留给我的都是最美好的回忆。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匹兹堡去看烟火，当烟火冲上天空的那一瞬间，我们竟高兴得又笑又叫：“哇！看哪！河水着火了！”
　　现在，仍然可以很清楚地回忆出贝尔博士与他的女儿们一起坐在游艇的甲板上赏月的情景。
　　那天晚上，与我们同住在船上的还有一位纽康博士，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大谈月蚀、流星及彗星的种种情况。
　　贝尔博士对我的关心不亚于我的父母，他时常对我说：“海伦，你还年轻，来日方长，所以应该考虑一下婚姻问题。莎莉文老师总有一天会结婚的。那时候，又有谁来陪伴你呢？”
　　我总是回答：“可是我觉得自己目前很幸福，何况有谁愿意和我这样的人结婚呢？”
　　话虽然这么说，但我可以感觉出贝尔博士是真心地在为我的未来担心。当莎莉文老师与梅西先生结婚时，贝尔博士再次提到这件事：“你看，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吗？不过现在还不算迟，你应该听我的话，赶快建立一个家庭了。”
　　“您的好意我完全了解，可是一个男人若娶了我这样的妻子，岂不是太可怜了吗？我根本不能做任何事，只会徒然增加丈夫的重担。”
　　“也许你不能做很多家事，但我相信会有善良的男孩子喜欢你的，如果他不计较这些而同你结婚的话，你可能会改变主意吧？”
　　正如贝尔博士所说，我后来确实曾经动过心，这些暂且不谈。
　　我最后一次见到贝尔博士是在1920年，当时他刚从苏格兰回来，对我说：“虽然应该算是回到故乡去，可是内心里却有一种身处异国的落寞感。”
　　然后他又谈到飞机，一副非常感兴趣的样子，而且表示要研究飞机的制作。他预测，不出10年，纽约与伦敦之间就会开辟航线，而且在大建筑的顶上会有小型飞机场，就像现在家家有车库一样，以飞机当交通工具的时代将来临。博士还说，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会以空中为主要战场，而潜水艇在海上的地位将比巡洋舰更重要。
　　他的另一项预言是：“学者们将来会发明出冷却热带空气的方法，或者是使热气流到寒冷地带去，然后让南、北极的冷空气流到热带来调节冷热，使地球上的每个地方都适合人类居住。”
　　我每次听到这类乐观的科学预言总是倍感兴奋，不过我没想到预言会那么快应验。因此，当我在6
年后听说法国的学者们真的利用海洋来调节气候时，还着实吃了了惊呢！
　　那一次会面，当我与他挥别时竟格外感到依依不舍，似乎已预感到这将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的预感竟不幸成真！
　　贝尔博士在1922年8 月3
日去世，遗体就葬在本市雷山顶上，说起来这个地方还是他自己选的，记得某次他指着山顶说：“海伦，那就是我长眠的地方。”
　　他很坦然地说了这句话后，还随口朗诵了一段布朗宁的诗句：流星飞，在云际雷电闪，星云交会处当我从报纸上读到贝尔博士去世的消息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丧失了一生最珍贵的友人。
　　当我们结束长程的演讲旅行后，疲累地回到连杉，我和莎莉文老师都不禁对未来感到茫然而不安。我们的经济越来越桔据了。过去，洛奇先生定期支助我们生活费，在老师结婚之后，这笔生活费便减少了一半。我们本希望靠稿费来弥补，可是无法如愿。
　　我们的贫困并不是秘密，有人自动表示要帮助我们，钢铁大王卡内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不知从哪里听到我们的事情，1911年他获悉我们在经济上有困难时，曾对我的朋友法拉表示可以赠给我们一笔款项。
　　法拉把这件事转告了我，我请他在不失礼的情形下予以婉拒。当时的我年轻气盛，心想不必倚仗他人，照样可以活得下去。
　　虽然我拒绝了，可是卡内基先生仍然非常客气地请我好好考虑一下，只要我认为需要，他随时愿意提供给我一笔款项。
　　又过了两年，一次我与老师前往纽约，卡内基夫妇请我们到他们家里去。卡内基夫妇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他们的掌上明珠玛格丽特小姐当时年仅16岁，是一个人见人爱的美丽少女。我们正在谈话时，这位小姐跑进房中，卡内基先生又爱又怜地望着爱女，笑着说：“这就是我们家的小慈善家，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耳边嘀咕着，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们一面喝着红茶，一面很轻松地聊天，卡内基先生忽然想起来问道：“你现在还是不想接受我过去对你的提议吗？”
　　我笑着回答：“是的，我还不肯认输。”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你有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一想呢？如果你能体会到对方被拒后的感受时，你还会坚持已见吗？”
　　他的这番话，使我大感意外，因为我从来没想到大富翁也有他的义务。他如此重视家人的感受与快乐，更是令我感动！
　　随后卡内基先生再次强调，只要我有需要，请不要客气，随时可以向他开口。
　　他又谈到我与老师的演讲，问我们要说些什么，人场券一张多少钱等等。
　　“我打算以‘幸福’为题发表演讲，人场券大概在1 至1.5
美元左右。”我如此回答时，没想到他竟说：“啊！这种票价太贵了，我想如果一张5
毛钱的话，就可以有更多收入。对了！就是这样，票价一定不能高过7 毛5.”
　　我与老师仍然继续着我们的演讲生涯。那一年秋天，老师接受了一次大手术，由于身体太虚，无法再继续旅行演讲了。幸好我在夏天写了五六篇文章，因此短期内不必求助于人。我苦撑了一段时间以后，却面临不得不投降的困境了。
　　那是隔年的4
月，我们前往缅因州演讲。我们自己开车进城，天气忽然间变得很冷。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发觉老师生病了，而且相当严重。这个地方我们第一次来，人生地不熟，附近又没有朋友，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好不容易才想到请旅馆的人派车送我们回家。一星期之后，我只好写信给卡内基先生求援。
　　他的回信很快就来了，同时附了一张支票。他在信上说：“老实说，我觉得命运对我太优厚了。你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如此崇高而德善，竟然肯给我这种机会，我觉得太幸福了。施比受更幸福，因此，应该说感谢的是我而不是你呀！”
　　就这样，我与老师暂时可以不必为金钱伤脑筋了，可是却发生了一件令我伤心的事——梅西先生和老师分居了。
　　梅西先生确实也很辛苦，不过导致这种结果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对于这些，我是不便发表任何意见的。
第三十节 热烈的反战运动
　　1913年秋，我们又开始忙碌于访问和演讲旅行。在华盛顿，我们乘过摇摇晃晃的乡下电车；在纽约州，我们搭过第一班早车，这班车子每经一处农舍就停下来收牛奶，一路上不知停了多少次。
　　我们到德克萨斯与路易斯安那时，正值洪水刚过不久，路面仍有不少积水。我们虽然安坐车内，仍然可以感受到汹涌的洪水冲打着车厢。忽然间传来“砰！”的一声巨响，乘客们纷纷探头外望，原来有一截粗大的浮木撞在车厢上。水面上飘着许多牛马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搭乘的那列火车的车头，竟然拖着一株连根拔起的树木走了好长一段距离。
　　邀请我们去演讲的有城市里的学校、妇女团体，也有乡村和矿区的组织，有时也到工业都市去对劳工团体演讲。如此深入各阶层后，我对人生又有了一番不同的认识，而且觉悟到自己过去的想法过于天真了。以往我常想，虽然我又育又聋，可是仍然可以获得相当幸福的生活，可见天下无难事，只要肯认真去做，所谓的命运是奈何不了我们的。可是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我之所以能克服许多困难都得力于别人的帮助。我如此幸运，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有疼爱我的父母亲，然后又得到莎莉文老师及许多好友的协助，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可是一开始时我并没有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现在，我深深懂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地达成自己的愿望，环境的影响仍然很大。在看过工业区、矿区中那些贫苦的劳工后，我尤其深刻地体会到环境对一个人所造成的压力。
　　这种想法逐渐变成了一种很深的信仰，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悲观，只是更加强了认为人类应该自助助人的观念。现实环境固然可怕，但人类应该抱持希望，不断奋斗，至于那些处于顺境的人更是有义务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914年1
月，我首次有机会横越美国大陆。尤其令我高兴的是母亲能够与我同行，给我带来不少方便。母亲喜欢旅行，而我终于有机会让她一览东起大西洋滨、面迄太平洋岸的美国大陆风光了。
　　演讲旅行的第一站从加拿大的握大华开始，然后是俄亥俄州。途中曾一度转往伦敦，再回到密西根州，随后是明尼苏达、爱荷华，如此一路向中西部行进。
　　母亲在旅行中的兴致一直都很高昂，只是不时担心我会太劳累了。我们能到加州也令母亲欣喜异常，因为她特别喜欢加州，尤其爱上了旧金山的海滨，经常在黄昏时倘祥于沙滩上。她一再对我表示加州的气候是如此迷人，海边风光更是令人流连忘反。
　　我和母亲曾搭汽船出海，母亲又爱上了尾随在船后的海鸥。她拿出食物来喂它们，引诱它们停下来。母亲还是个天生的诗人，她以吟诗般的口吻向我描述落日余晖下的金门桥。她以崇敬的口气告诉我，美国杉是“自然界的王者”，因为美国杉的庄严肃穆令人折服，尤甚于那些山川大泽。
　　我现在一面写作，一面重温当时的愉悦，那一点一滴的快乐又浮现在眼前。我仿佛又看到“崖之家”，看到我与母亲在用过早餐后走出“崖之家”，来到奇岩林立的海边嬉戏，足迹踏遍那些长满蓝色、黄色小花的可爱沙丘。
　　当我站在双子海角享受大自然的清爽空气时，母亲把我拉到她的身边，无限感慨地对我说：“看了如此宜人的景色后，我过去的悲哀、不快都一扫而空了。”
　　由这个海岬，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以及从海岬沿着海岸延展着的繁华街道。
　　我们还可以从海岬上望见街市上的钟楼，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班渡轮从海港中鸣着汽笛缓缓驶出。
　　我第二次横越大陆的演讲旅行是在1914年10月开始的，这一次是由秘书汤姆斯小姐陪着我。
　　秘书的工作委实不轻松，从演讲的接洽、订约，乃至修改日程，收拾善后等等各类事情，无论巨细皆由秘书一手包办。这些事情有时相当烦人，幸好汤姆斯小姐非常能干，做事利落，处理问题井井有条，如有余力还能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整理内务。我真不敢想像，如果没有汤姆斯小姐的帮忙，我们将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虽然我们由卡内基先生那儿得到一笔款项，但仍不能放弃自己认真工作的原则，再说我们的开销也相当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我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到各地走动演讲了。我只要一想到正在进行中的战争浩劫，而且有越演越炽的趋势时，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说些慈善的话了。这段时期，我常常在梦里看到流血、目睹杀戮而惊醒过来。就在同时，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向我索稿，希望我写一些比较新潮有趣的文章，可是满脑子充满着机枪响声与军民惨状的我，哪里有心情写这些文章呢？
　　当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说得难听点，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还要靠四处旅行演讲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热烈的反战运动，希望能阻止美国加入这场世界大战。可是也有与我们持相反立场的团体，他们为了促使美国参战不遗余力，为首的就是过去的老罗斯福总统。
　　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是坚决的反战者，认为应该极力让美国避免卷人战争的漩涡中。因此，从1916年开始，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西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四处做反战演讲，可惜的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我们前往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去鼓吹我们的想法，有时在最豪华的大礼堂，有时在临时搭设的帐篷里。当然，有不少听众与我们起了共鸣，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却多半不支援我们的立场，其中某些报刊态度的转变令人感慨万千。过去他们总极力夸大其辞，赞美我是“时代的奇迹”，或称我为“盲人的救世主”，可在这个时候，只要我的内容稍有涉及社会或政治时，他们就视我为左翼走狗而大肆抨击。
　　听众里当然免不了有些人不同意我们的反战论调，再加上大众传播战争思想，因此，全美各地都在迅速地弥漫着参战热潮。
　　当时我的失望真是无法形容！1916年秋，我终于沮丧地回到连杉的家中，想抚慰一下疲惫的身心。可是连杉也无法令人愉快，因为汤姆斯小姐请假回苏格兰去了，梅西先生也已离开（编者按：梅西先生于1914年与莎莉文分居），只有女仆易安很高兴地迎接我归来。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装饰了一下，要我静待满园的花开，可是她哪里知道我连一点赏花的兴致也没有。最后，我想到打电话请母亲来，才多少排遣了些寂寞的心绪。
　　又过了不久，莎莉文老师由于长期疲劳与烦忧交逼，再度病倒了。她咳个不停，医生劝她在冬天时搬到布拉夕度湖畔去住。如果老师再离开的话，这个家将是人各一方，再也没有能力雇用易安了，而我们又这么喜欢易安，舍不得让她走，她再一走，连杉的生活必定整个停顿。
　　我一直为了这事感到烦恼，以致无心工作，甚至不能静下来好好地思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乏味。
　　我常常恐惧地自问：“如果老师也像我有这种悲观的想法，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莎莉文老师，将会是多么寂寞无趣呀！她不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做的？每思及此，我就更为不安。
　　我之所以对一位青年动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极端无助的心情下发生的。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在书房里沉思，那位暂代汤姆斯小姐的年轻秘书忽然走了进来。他以平静温柔的态度向我倾吐对我的关怀，我当然深感意外，但随即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表示：如果我们结了婚，他将随时伴着我，为我阅读，为我搜集写作资料。总之，原先莎莉文老师为我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做到。
　　我静静领会了对方这一份爱意后，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几乎无法自持地发抖。我从内心里已经打算要把这件事对老师和母亲公开，可是他却阻止我说：“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停顿了一会，他又说道：“你知道，莎莉文老师目前正在生病，而你的母亲又不喜欢我，如果这样贸然地就去告诉她们，可以想像得到，一定会遭到反对。我看我们还是慢慢来，以后再找机会对她们说吧。”
　　此后，我俩共同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有时并肩在森林里散步，有时则静坐书房，由他念书给我听。
　　直到一天早晨，我醒来后正在换衣服，母亲忽然急匆匆地跑进房来问我：“今天的报纸上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海伦，你已经答应要和人订婚了？”
　　母亲说话时双手微微地发抖。这时我一方面由于没有心理准备，相当惊骇，另一方面想替对方掩饰，因此随口就撒了谎：“根本是胡说八道，报纸上每次都登载一些荒唐的消息，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情。”
　　不仅对母亲如此说，连对老师我都不敢承认。母亲迅速地辞退了他。我现在想起仍觉得很纳闷，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撒谎，以致使母亲、老师和那位年轻人都感到痛苦。我的一场恋爱便如此终结了。
　　这一年虽然充满了烦恼，但终于也过去了。
　　布拉夕度湖的气候相当寒冷，老师的病并没有多大起色，因此，到了12月底，老师就和汤姆斯小姐一起前往暖和的波多黎各，一直待到翌年的4
月。她们在波多黎各其间，每个星期都写信给我。
　　信上常常提到波多黎各的美丽风光、宜人气候，还兴奋地描述她们从未见过的各类花卉。就在这时候，美国参战了！老师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因此提早在4
月回到连杉。不过老师的健康却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才真正完全康复，因此，人虽然回到连杉，但仍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四处演讲。
　　没有工作，我们存款当然一天天减少，我们计划把连杉的房子卖掉，另外找一幢较小的房子。
　　当真要离开一个居住多年的环境，那份依依之情真是令人鼻酸！室内的一桌一椅忽然都变得分外可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那张我常常在上面写作的书桌，以及书橱，还有我经常仁立面对庭园的大落地窗、樱花树下的安乐椅等，更是让我难舍。
　　然而，离别的时刻一旦来临，也只有酒泪挥别，而把它们装在我记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角了。
　　我们带着感伤与无奈离开这幢住了13年之久的屋子，心中惟一感到安慰的是，虽然不住在此地，但这幢可爱的屋子仍将对另一家人发挥它的用途。
　　目前，这房子成为波士顿的约丹。马许百货公司的女职员宿舍。虽然房子已经易主，但对于它，我仍然怀有一份主人的关爱。因为，那儿有我太多值得回味的往事，它代表了我生命中最精华的10年，有笑有泪，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第三十一节 拍摄电影
　　离开连杉，在国内旅行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后，我们最后决定住在纽约市郊长岛的佛拉斯特丘陵区。在这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买下一栋外表不俗的小屋，它有着类似古代城堡的外貌，到处是凸出的棱角，我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沼泽之城”。
　　在此所说的“我们”是指莎莉文老师、汤姆斯、我，以及一只名叫吉兰的小狗。
　　经过长期的奔波劳顿，我们都渴望能过一段平静的生活。我学习在院子里亲手栽植树木。屋子的二楼隔出一间专属于我的小书房，四面都有窗户。我开始学习意大利文，为的是想读但丁作品的原文。
　　新居还没完全安顿好，我们却接到了一封十分意外的信。
　　信是法兰西斯。米拉博士所写，他表示有意将我的《少女时代》拍成电影，而且希望我参加。我接到信后满心欢喜，因为我认为把自己个人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而且能在这个互相憎恶、充满暴戾之气的世界里引起深省。如此好的机会我怎能放过？改编后的电影名为《救济》。
　　当年不辞跋涉、千里迢迢跑到好莱坞去拍片的那股劲儿，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或许因为我当时太天真了，一心以为自己的故事感人至深，观众们在欣赏此片时必然聚精会神，连呵欠都不敢打。那种过分的自信自大，使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电影公司的建议。奇怪的是，我当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以我这样一个残缺的人，怎能担任电影的主角呢？
　　一般的女明星莫不身材健美，如花似玉，而我呢？又肥又胖，长得又不好看，根本无法跟一般女明星相提并论。而且我又缺乏能赚观众眼泪，或者逗观众发笑的演技，凭什么去演戏呢？不过，撇开这些不谈，我在好莱坞的那段日子倒过得多彩多姿。老实说，我对于那段拍戏的经历一点也不觉得后悔。
　　在好莱坞，我经历了许多过去从未遭遇的事情，那种刺激的生活，时时都带给我惊喜，从来不知道踏出大门后将会遇到什么事。每当我漫步在开满天竺葵的小径上，会突然有一个骑士从斜地里冲出；我走在马路上，会见到一辆卖冰的车子猛然四脚朝天；在远处的山丘半腰上，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有一栋被熊熊烈火包围的小木屋……
　　总之，来到此地以后的所见所闻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头顶炎热的太阳，坐着车子到沙漠里去，阳光下的沙漠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仙人掌和灌木丛。当我们来到一个小小村落的拐角处时，忽然有人惊呼：“看啊！有印第安人！真正的印第安人……”
　　大家都很兴奋，马上从车上下来，想看个究竟。果真有一个印第安人在那儿，别无旁人。
　　这时，在我身旁的一位向导向前迈出一步，请求那位印第安人让我摸摸他头上的羽毛饰物，因为他头上戴着色泽美丽的老鹰羽毛，非常神气。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前去，再度以手语向他示意。可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印第安人以流利的英语开口道：“让这位女士尽量摸好了，多少次都无所谓。”
　　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后来才搞清楚，原来这是一位正在等待摄影师到来的演员，哪里是什么真正的印第安人呢！
　　汤姆斯小姐与我时常在天没亮前就出去骑马，在露珠晶莹的草原上可以闻到麝香草及尤加利树的芳香，清晨的徐风令人心旷神恰，好不舒畅！就这样，我在比佛利山的小路上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清晨。
　　以《少女时代》为剧本的《救济》一片终于要开拍了，导演是因《青鸟》一片而闻名的乔治。郝斯特。普拉特先生。首先进行片头摄影，普拉特先生以敲打桌子为信号与我沟通。我们工作的过程通常是：汤姆斯小姐看过剧本后，并听取导演的指示，然后把这些写在我手上，等我完全了解后，再听导演敲桌子指挥进行。
　　有时，导演会亲自在我手上写几句话，例如：“不要害怕，在笼子里的不是狮子，只不过是一只小金丝雀而已。知道了吗？好，再来一次。”导演越是关照我，我越觉得紧张不安。
　　老实说，要在摄影机前自然地表演，着实不容易，不论是站着或坐着，总是有强烈的灯光聚集在身上，老是觉得全身热烘烘的，汗水直往下流，这时还得留意脸上的妆是否已被汗水弄脱，否则银幕上所见的将是界尖太亮，或是额头反光，效果将大打折扣，所以要经常补妆。
　　我一站到摄影机前就浑身不自在，偏偏导演一下子要求我笑，一下子又要我皱眉沉思，我的情绪怎么可能转弯得如此快呢？因此，有时在乍听指令后只有茫然发呆的份了。
　　一开始时，大家都未进入角色，因此，有许多不尽理想的地方。幸好那位扮演我少女时代的女性十分称职，她本人当然既不聋也不哑，可是却能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为此我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而她由于扮演我，也很喜欢我。
　　另一位长得很美，笑起来尤其迷人的女星饰演大学时代的我。这位女星一开始是以闭着眼睛表示眼睛看不见，可是她往往一不留神就霍地张开眼睛，使得场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捧腹大笑，她这时的表情实在太滑稽了。
　　不过这位女演员倒是很乐意演这个角色，而她的演技也不差，尤其在演梦见希腊诸神的那场戏时，表现得最为传神，我个人最喜欢。
　　再下来就要介绍那些在我生命中有重要影响的朋友上场了。问题是，那些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善心朋友如亨利。庄梦德先生、马克。吐温先生以及布鲁克斯大主教等人都已去世，仍然活着的几位也都年事已高，与初遇我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我曾经写信给贝尔博士，他很快就回信了，他在信上表示：“看了你的信，让我回想起在华盛顿的那位小姐，在我眼中，你一直是当年的那位女娃儿。只要你乐意，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去做，只是目前我身处异国，一时之间还无法返美。
　　可是，你绝不能忘了我！想起我们首次见面时，我可不是个月岁的老头子，那时的我头上一根白头发也没有。你呢？当时只有7
岁，如果真要拍写实电影的话，我想非得由别人来饰演不可。请你去找个没有白头发的英俊青年来扮演我。等到拍摄结尾时，我们再以目前的姿态登场好了。如此前后对照，我想一定很有趣吧？“
　　看了信后，我忽然想起一个很好的主意：“对了！何不以象征性的场景介绍我的朋友出场呢？这也许效果更好。例如，安排我在两边都是洋槐的马路上散步，然后偶尔遇见贝尔博士与庄梦德先生，大家边聊边走，既有湖光山色之美，又显得比较自然。”洋槐的树荫下，对又瞎又聋的我而言是最合适不过了，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可惜电影公司没有采纳我的建议，而是安排了一个大聚会的场面，让所有曾经协助过我的人都一起出现在宴会上，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好友在内。
　　其中还有已经死了叨年的我最怀念的父亲。当然，如布鲁克斯主教、霍姆斯博士、亨利。庄梦德博士等都各有“替身”。最令我欣喜的是，我又见到了有近20年不曾碰面的约瑟夫先生，他比我刚认识他时显得更活泼快乐。
　　置身在这样一个场合中，令我感到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到了天国，而与这些又熟悉又亲爱的好友们欢聚一堂。不过，当我与他们握手时，他们的手虽然都很温暖，但他们讲话的语气与神态，却与我熟知的那些朋友完全不一样，当他们猛地开口对我说话时，我有一种刚从梦中被惊醒的错愕感。宴会将结束时，我有一段台词：“目前全国约有8
万名的盲人正处在可怜的景况中，他们孤苦无援，而我们的社会目前又没有完善的制度可以帮助他们……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在从不知生存喜悦的情况下含恨而终！……因此，我们应该决心为这些人谋求更好的生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幸福、更快乐。
　　影片拍完一大半，大家忽然发现这部片子缺乏高潮，换句话说，不够戏剧性。
　　“海伦一辈子没有发生过罗曼史，当然也没有伟大的恋人，她的一生太平淡了！”
　　“是嘛！干脆我们替她捏造一个恋人好了，让他们来上一段恋爱戏如何？因为现在的电影如果没有这些插曲，似乎就注定不受欢迎。
　　不过，导演自始就反对这种论调，认为是画蛇添足，反而会弄巧成拙。几经考虑、斟酌，最后决定穿插几场比较戏剧性的场面。
　　加上去的几场戏，有一场是在一个名为“时间”的洞窟前，有一位脸色苍白、代表“知识”的小姐，与一位身材魁梧、代表“无知”的大汉互博，结果“知识”
　　赢了，抱起了幼小的海伦。
　　另一个场合是莎莉文老师试过各种方法而年幼的海伦仍然听不懂时，她不禁跌人了灰心失望的深渊中，此时基督出现了，他对老师说：“要协助幼小的心灵来到我这儿，不要放弃她。”于是莎莉文老师再度鼓起了勇气。
　　还有不少略嫌牵强的戏，例如：一位伤心的母亲擎着一把火炬出场，目的是为不幸的伤残者请命；又如四大强国的领袖聚集在法国开会，准备决定全世界人类的命运时，海伦出现了，恳求他们千万不要发动战争等等。最后这场戏他们也觉得太牵强，结果又删掉了。
　　由于掺入了各种突发奇想，使得影片的情节越来越离谱，变得缺乏真实感。尤其是结尾的一场戏，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笑，简直是异想天开。他们要我扮成和平使者，像圣女贞德一样骑着白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谁知片场找来的这只白马十分活泼，跑起来的冲劲非常惊人。当时我一手握着喇叭，一手操纵缰绳，好几次都差点被摔下马来，因此我越来越紧张，一颗心七上八下，全身冒汗。头上的太阳又毫不留情地直射下来，额上的汗水像旋开了的水龙头直往下淌，连放在唇边的喇叭都满是汗水，吹起来咸咸的。
　　战战兢兢地骑了段路后，在没有任何前兆，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我胯下的这匹马忽做人立状，一时间把我吓坏了，幸好旁边有位摄影记者眼明手快，一个箭步冲到马前，拉住马，使它再度站好，否则我一定会摔个大跟斗。
第三十二节 杂耍剧院的生涯
　　结果，我所参演的这部片子叫好不叫座。
　　我由绚烂重归平静，再回到佛拉斯特的住所，如此过了两年宁静的日子。这期间，我们当然也动脑筋设法开源节流。朋友们赠送的款项以我在世为限，我必须要考虑替莎莉文老师储下一笔养老金，万一我先她过世，那她的晚年怎么办？
　　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决定从1920年起进入波多大厦的杂耍剧院参加客串演出，这一表演就是将近4 年，直到1924年春。当然，这4
年间我们并不是持续不断地参加演出，一开始，我们只是偶尔参加到纽约、新英格兰或加拿大的巡回演出。1921年至1922年期间，则在美国国内表演。
　　我们在杂耍剧院演出的消息传出后，曾受到某些卫道士的非议：“你们瞧，海伦这个人，为了出名竟不择手段。”
　　有些热心的人则写信忠告我，劝我不要投身演艺圈。其实，我何尝是为名所引诱呢？我有我自己的计划，只不过是依自己的意志去实行罢了，连莎莉文老师都是被我多次劝说才这么做的。
　　在我看来，这种工作比起写稿来，不仅轻松得多，而且收人也丰厚。虽然名为巡回演出，实际上，往往在一个地方一待就是一星期以上，不像我们过去的演讲那样，有时一天要连赶好几个地方，饱受奔波之苦，而且演讲时通常是每到一个地方就得立刻上讲台，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在杂耍剧院的演出只是下午、晚上各一场，每场仅叨分钟。剧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管理规则，相当规范，生活很正常。在这里，我们有完全的私人自由，不必担心受到观众的打扰，连类似演讲观众要求握手的情形都很少发生。
　　从事这种工作，我在身心上都感到很愉快。不过莎莉文老师似乎不像我这样安之若素，她自始就感到有点别扭。也难怪她，因为刚开始时，我们的名字与那些特技人员、驯兽师，乃至猴子、大象、鹦鹉等一起出现在节目单上，不管是谁都会觉得有点不是味道。只是，我自问自己的表演内容一点都不低俗，更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因此，觉得很坦然。
　　在这个圈子里遇到的人，比过去在任何场合遇到的人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他们多半都豪迈爽朗，热诚而讲义气，他们的举动常常令我觉得非常感动。总之，我在杂耍剧院的这段日子确实是快乐的。台下的观众既亲切又热情，他们听到我说话时都表现出真正的赞叹。通常，由莎莉文老师说明教育我的方式，然后由我做简单的自我介绍。最后是由我来回答观众们提出的问题。
　　观众们最常提出的问题有如下几项：“你看不见钟表，如何分辩白天和黑夜呢？”
　　“你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你的眼睛看不见，那么你相信有幽灵吗？”
　　“你会在梦里看见什么东西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有些还更滑稽呢！
　　我一向很关心听观众们对我的反应，难得的是，到这儿来的观众都坦诚而热情，当他们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或者令他们开心时，他们就毫不忸怩地拍手大笑，一点都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因此，我总是很轻松、愉快地给他们最真诚的答案。
　　提到听众们的反应我想起了另一个极端相反的情况，那是一次在教会里的演讲。
　　进入教会的听众当然跟在杂耍院的观众身份不尽相同，心情也迥异。但他们的极端肃静却让我感到手足无措。虽然看不见、听不见，不知道他们的表情，可是我却感觉得出他们对我的话没有反应。台下一片死寂，再加上讲台高高在上，因此，使我产生了一种我是在自言自语的错觉。我到广播电台去演讲时也一样，四周寂然无声，没有人走动，当然也没有掌声，连空气中我闻惯了的烟味和发胶香味都没有，仿佛置身在一个无人的世界里。
　　所以说，我宁可在杂耍剧院中与观众们打成一片，至少不会感到太拘束或太寂寞。
第三十三节 慈母去世
　　我这一生中最哀伤的一刻，莫过于在一次演出前，突闻母亲亡故的噩耗。当时我们正在洛杉矾的某处演出。父亲去世时我才14岁，还不太了解死别的悲痛，因此没有像这次这么伤心。当然，也许是因为我与母亲相处的时日较久，感情较深，有更多的难舍情。康。
　　对我来说，在莎莉文老师来到之前，有关母亲的记忆是一片空白，只知道母亲后来常说：“当你生下来时，我觉得既骄傲又快乐。”
　　母亲的话一定不假，因为她把我患病之前19个月中的大小事情都记得非常清楚，常常如数家珍般地说给我听：“你学会走路以后，最喜欢到院子里去追逐花丛中的蝴蝶，而且胆子比男孩子还大，一点都不怕鸡啊、狗啊这些动物，还常用肥嘟嘟的小手去抱它们。那时，你的眼睛比谁都尖，连一般人不易看到的针、小纽扣等都可以很快找出来，因此是我缝纽扣时的小帮手。”这些事母亲百说不厌，还说某次家中正在编一个有三只脚的竹笼子，笼子四周留了许多小洞，牙牙学语的我又好奇又兴奋，老是爬到母亲膝上，用不流利的儿语问道：“还要做多久？”
　　母亲又说我最喜欢壁炉中熊熊的火花，时常不肯上床睡觉，望着燃烧着的木材上的火舌发呆。如果看到火舌由烟囱上窜出时，尤其感到兴奋。
　　“唉，那时候我们俩人是多么快乐呀？”母亲在回忆之后，总会满足地叹口了气而下此结论。
　　当我不幸患了一场大病，变成又育又聋时，母亲才23岁。年轻的她从此生活在悲痛的辛苦岁月中，因为天生内向、谨慎，不太开朗的个性使她缺乏朋友。遭此不幸，心情当然更落寞了。长大之后，我尽量学习独立，希望不使母亲操心。母亲与我一起出外旅行或来连杉与我同住时，也许会感到欣慰，可是更多时候，她必然为我这个残疾女儿而暗自饮泣吧！我似乎可以隐隐感觉出母亲在最后几年变得越来越沉默了。
　　母亲自己曾经说过，她常常一早醒来，脑海中第一个闪出的念头就是海伦的问题，晚上临睡前，也经常为此担心。母亲的手患有关节炎，写起信来很吃力，可是为了我，还是常常很费劲地用盲文写信给我。
　　在我之后，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5 年后又生下弟弟菲利浦，他们两人的出生多少为她带来了一些安慰。
　　父亲去世后，母亲独立担负起养育弟妹的重担，日子过得很艰苦。好不容易妹妹长大了，嫁给亚拉巴马州的昆西先生，母亲才算松了一口气。她轮流到妹妹家或我这里走动，探望她挚爱的孩子们。
　　老实说，年轻时候母亲对女红和家务事都不太感兴趣，出嫁以后，却不得不挑起家庭中一半的重担。不但要监督工人做工，又要帮着种菜、喂家畜，还要自己做各种食物，如火腿、熏肉等，孩子的衣服也得自己动手剪裁，此外，还得应付父亲每天带回家的一些客人。反正，属于南方家庭那些繁杂的家务，母亲都得一手包办。
　　母亲做的火腿与腌黄瓜远近闻名，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附近的人总是向母亲要一些带回去。当时我年纪小，一点都不懂得母亲的忙碌与辛劳，总是拉着她的裙摆，跟前跟后，母亲从不嫌烦，默默地承担着一切。
　　以母亲这样一位感触敏锐、神经脆弱的弱女子，怎么能够承受那么多的琐碎而繁重的家务呢？莎莉文老师就常常对此表示不可思议而夸赞母亲。更令人折服的是，我们从未听母亲发过一句牢骚，她总是默默地做着，似乎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要一直做就是了。
　　母亲还是个爱花的好园丁，她知道如何插苗播种，也知道如何照顾那些花草树木。虽然浇水除草等工作很累人，可是她乐此不疲。她对花草的极端迷恋也可以说明她的心思优雅细致。记得有一年的早春，她移植了一株蔷薇，不料几天后遇上寒流来袭，新栽的蔷薇禁不住霜寒死了，母亲在给我的信上十分悲痛地表示：“我就像丧子的大卫王一样，忍不住大声痛哭起来。”
　　鸟类也深为母亲所喜爱。她每次到连杉来时，总爱到附近的森林里去散步，随身还携带些食物去喂鸟。当她看到母鸟在教小鸟飞翔的情景时尤其感兴趣，有时一看就是几小时，自己却浑然不觉。
　　母亲对时事政治问题也很感兴趣，经常阅读书报。她憎恨伪善和愚庸的人——当然指的是那些政治舞台上的人，常常语带讽刺地批评那心怀不轨的议员和政客们。
　　她最欣赏那些头脑敏锐，能机智地评论政事的评论家，例如汤玛斯。卡莱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她曾和卡莱夫人通过信。在作家中，母亲偏爱惠特曼、巴尔扎克等，他们的作品母亲再三阅读，几乎可以背下来。
　　有一年夏季，我们到帕蒙特湖畔的山木屋中去避暑，那里有我们深爱的碧绿的湖水、林木及清幽的羊肠小径。一天黄昏，我们坐在湖畔的石椅上，母亲眺望在湖上划独木舟嬉戏的年轻人，突然间，心有所感，那股莫名的情绪低潮，我当时根本无法体会。
　　世界大战爆发后，母亲闭口不提有关战争的事情，只有一次，母亲在外出途中见到一大群青年在野外帐篷露营，禁不住感慨地说：“哎，真可怜！这些活泼可爱的年轻人眼看就要被送到战场上去。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让他们去呢？”
　　说着说着，不禁黯然泪下。再就是听到俄国提出和平条件时，母亲说：“有勇气说出‘战争是人类的罪恶’这句话的国家真是太了不起了！虽然隔着偌大的海洋，可是我真想伸手去拥抱它。”
　　母亲在世时也常说，希望将来年老的时候，不要太麻烦别人，宁可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母亲去世时正住在妹妹那儿，她安详平静地告别人世，没有惊动任何人，事后才被人发现的。我在临上台表演之前两小时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在此之前，我不曾得到任何母亲生病的消息，因此，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啊！这种时候，我还要上台表演吗？”我马上联想到自己也要死了。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肉几乎都想痛哭出声。可是，我竟然表现得很坚强，当我在台上表演时，没有一个观众知道我刚听到如此不幸的消息，这点令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感到很安慰。
　　当天，我还记得很，有一位观众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我到底多大了呢？”我把这问题对自己问了一遍。在我的感觉上，我已经很大了。但我没有正面答复这个问题，只是反问道：“依你看，我多大岁数呢？”
　　观众席上爆出一阵笑声。
　　然后又有人问：“你幸福吗？”
　　我听了这个问题，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可还是强忍住了，尽量平静地回答：“是的！我很幸福，因为我相信上帝。”
　　这一天的问答大致就是如此。
　　当我回到后台，内心的悲哀再也无法压抑，一下子全爆发了出来，我激动得无法思想，无法动作。虽然，我知道在“永恒的国度”里，总有一天可以见到母亲，可是眼前这个没有母亲的世界是如此寂寞。不论何时何地，每一件事物都会唤起我对母亲的回忆，我在内心里低呼：“啊，如果我能再次收到母亲寄来的盲文家书该多么好啊！”
　　直到次年4 月，我到亚拉巴马的妹妹家里时，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母亲真的已经死了！
　　亲爱的母亲呵！您为我痛苦了一生，现在您到了天堂，应该可以达观些了吧！
　　因为您该明白我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您的心应该得到平静了。
　　这是我最感安慰的事。
第三十四节 意外的喜悦
　　经过长期的组织策划，在许多人都认为有此必要的情形下，一个全国性盲人机构终于成立了，时值1921年。宾夕法尼亚州盲人协会会长是这一计划的发起人，在俄亥俄州举办的美国盲人企业家协会的年度总结会上，正式通过了这项决议。
　　纽约的M .C
.麦格尔先生是该会的首任会长。麦格尔先生在开始时完全靠朋友们的资助经营此协会，1924年起，协会改变方针，决定向社会大众筹募基金，因此希望我和莎莉文老师共襄义举。
　　对于那种为了募一点钱，而必须四处奔波的日子，委实说我实在害怕了。当我获悉他们的计划时，虽然觉得用心良苦，可是心里依然有点不太乐意。然而，不乐意归不乐意，我心里非常清楚，依照当时的情况，如果没有社会大众的捐助，任何慈善团体或教育机构都无法继续生存。为了所有盲人们的福利，我无论如何也得勉为其难地尽力去做。于是我又开始进出于形形色色的高楼大厦，坐着电梯忽上忽下地去演讲了。
　　这笔劝募基金的目的，在于协助盲人们学到能够自立的一技之长，而且提供他们一展所长的场所；另外，也要帮助那些有天赋而家境贫寒的盲人，让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譬如那些有音乐天赋，却因家贫买不起钢琴、小提琴等昂贵乐器的。事实上，这类被埋没的天才委实不少。
　　从那时候开始，前后大约3 年左右，我跑遍了全国的每个角落，访问过123 个大小城市，参加过249
场集会，对20多万听众发表过演讲。此外，还动员了各种团体与组织，如报纸、教会、学校、犹太教会堂、妇女会、少年团体、少女团体、服务社团及狮子会等，他们都经常集会募款，大力赞助我们的运动。尤其是狮子会的会员，他们对残障儿童的照顾真是不遗余力，对盲人也付予同样的关爱，因此，募款工作几乎成为会员的主要活动了。
　　有句俗话说：“年过40岁的人，所有的事情大半都已经历过，再不会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了。”
　　不过上天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就在我度过4D岁生日不久，连续发生了好几件令我感到意外、值得喜悦的事。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创立；另一件是我们发起的募捐运动，得到许多人的大力支持，成果辉煌；第三件喜事是由于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成立，使得原本百家争鸣的盲文得以统一。不仅如此，第一座国立盲人图书馆成立了，政府还拔出一大笔经费来出版盲文书籍。紧接着，各州的红十会也成立附属盲文机构，专门负责把书翻成盲文。其后，又为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幸失明的战士们掀起争取福利的运动。如此，我们长久以来的愿望终于得以—一实现，我感到非常宽慰。
　　1926年冬，我们游说旅行来到了华盛顿，其时正逢国会中通过了有关拨款筹建国立盲人图书馆以及出版盲文书籍的提案，我们闻此喜讯信心大增，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有一天下午，我与老师前往白宫拜会柯立芝总统，他十分热情地欢迎我们，然后又很热心地听取我们向他报告有关盲人协会的情况。最后他拉起我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告诉我：“我觉得你们所做的工作非常了不起，只要我能力所及，一定全力协助。”
　　这位总统果真说到做到，他后来还成为了盲人协会的名誉总裁呢，而且捐了不少钱给基金会，连柯立芝夫人也一再表示要参与我们的服务工作。这位第一夫人果真对聋哑者非常热心，替聋哑者争取了不少福利。
　　我们曾经拜访过盲人议员汤玛斯。希尔先生及赖辛浦夫妇，他们也都鼎力相助。
　　另外，住在华盛顿的好友——贝尔博士的女儿艾露滋夫人也为我们向大众呼吁，使我万分感激。
　　在底特律，当地的残障者保护联盟会长卡米尔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义不容辞地向市民们高呼，结果我们虽然只在该地集会一次，便募得4.2
万美元。不仅如此，会后我们又陆续收到不少捐款，少则1 美元，多则达4500美元，光是这个城市的收获就很可观。
　　费城的募款也很成功，募捐委员会的委员莱克博士十分热心地向民众劝募，仅仅一个星期就募到2.2 万美元。
　　圣路易、芝加哥、水牛城等地的反应比较冷淡，可是在罗契斯特这样的小地方反而募到了1.5 万美元之多。
　　众所周知，电影明星的生活远比一般人富裕，我预计可以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可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我连续寄了无数封信到洛杉矾去，回信却只有一封，那是一位名叫玛丽。白克福的女名星寄回来的，其他人则无片纸只字的反应。为此，我们对于玛丽及其夫婿道格拉斯。费蒙先生的好意格外感激。
　　在此次旅行途中，我们曾经走访了圣罗拉的农业试验场，那里的负责人鲁沙。
　　巴本克先生，像创造奇迹般地把过去在此处无法生长的许多种水果、花草、树木等栽植成功，是一位了不起的农艺家。巴本克先生不但慷慨解囊，而且非常热心地引导我们参观试验场。他要我去摸他所培植的仙人掌，并且告诉我，沙漠中的仙人掌有许多刺，一般家庭如果栽植常会刺伤手，他则加以改良，让我摸的这种仙人掌就是没有刺的。果真，摸起来光滑平顺，而且那种充满水分的饱满感觉，令我联想到这东西吃起来一定很可口。
　　近两年来，我为了写书基本上很少外出募捐，但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仍差150万美元才能达到原定的目标，所以我整理完稿就得再度出发。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过去的奔波总算没有白费，虽然两年内没有募款活动，但一般人已经知道我们的存在，因此仍有人陆续汇款过来。以去年为例，大富翁洛克菲勒、麦克尔先生等人，都捐了不少钱。迄今为止，捐款的人已不计其数，已经无法—一列举他们的姓名，然而我们对每一位捐款的善心人的感激都是一致的，他们的爱心将温暖每个盲人的心，而且世代传下去。
　　老实说，募款本来就是无数人点点滴滴的累积，如果不是这么多好心人的帮助，我们的协会就无法像目前这样依照计划推展工作。汤姆斯小姐每次拆信时，都有支票从信封里滑落下来。这些信件来自各个阶层，有学生、劳工、军人等；来自世界各地，包括德国人、意大利人、中国人，其中也不乏与我们同样的残障者。
　　一天早晨，邮差送来一封来自底特律的信，署名是“一位贫苦女工”，她捐了1 美元。
　　孩子们的反应也很热烈，他们一片真诚无邪常常令我感动得落泪。有些人是亲自抱着沉甸甸的储钱罐来的，放在我膝上，当场打开，悉数捐出；有些儿童则写了热情洋溢的信，告诉我，他们是省下了父母给他们买可乐、冰淇淋的钱而捐出来的。
　　记得在纽约的安迪集会时，有位残障的少年捐了500
美元，而且附上一束美丽的玫瑰花。这位少年已经不在人世，那束玫瑰也早已枯萎，可他的一番美意却永远绽开在我心田的花园中。
第三十五节 走出黑暗与寂静
　　“我觉得你所能接触的世界太小了，真可怜！”常有人不胜怜惜地对我说。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这些人不太了解我的生活情形，他们当然也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看过多少书，旅行过多少地方。每当我听到有人说我的生活圈太小时，我总忍不住暗自好笑。
　　那些不是盲文的书报，我就请别人念给我听。例如每天的早报，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先念标题，然后我挑那些感兴趣的部分请她细读。一般杂志也是一样，总是由老师或汤姆斯小姐念给我听，平均每个月我大概要读7
至8 种杂志。此外，我还经常阅读盲文杂志，因为那上面多半会转载一些普通杂志上的好文章。
　　有些人亲自写盲文信函给我，另一些人则请会盲文的人代写，因此我常常可以享受到从指尖传来的友情。对我而言，我确实喜欢读盲文，因为这到底是由自己直接去感受，而且印象也更深刻。
　　有位名叫爱特那。波达的好友，他要去环游世界时设想得很周到，随身携带着盲文字板，每到一处就写信把他的所见所闻告诉我。因此，我就像跟着他四处旅行一般，共同聆听大西洋上冰山进裂的声响；一同搭机飞越英吉利海峡；我们一起在巴黎如梦如幻的大道上漫步；也到了水都威尼斯，在皓月当空的夜晚，一面欣赏月光下的威尼斯，一面静听船夫唱意大利情歌。那种气氛是多么罗曼蒂克啊！在看了维苏威火山与几千年前的罗马竞技场后，就要前往神秘的东方了。
　　我随着波达来到印度、中国，看到许多新奇又有趣的事物。
　　抵达日本时正值樱花纷纷飘落的季节，缤纷的落英交织成一片奇异的世界，清幽肃穆的寺院钟声更引发了我许多遐想。
　　最妙的是，波达竟大惊小怪地对我说：“你瞧！你瞧！日本的妇女都背着小孩在街上走，这儿的男士竟然都足登四寸高的木履，在马路上喀拉喀拉地溜达。”
　　有波达这样的朋友，所谓形体上的不自由其实等于没有了。
　　在许多关切我的朋友中，威廉。苏夫人是最为热心、随时都准备帮助我的人之一。
　　苏夫人赞助过许许多多的慈善团体，只要是与我有关的团体，她捐的钱总是特别多。当我们的想法迥然相异时，她对我说：“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你我的友情是另一回事。”她依然不改初衷地爱护我。
　　佛兰克。克勃特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他在25年前创立了克勃特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传记作品《我的生活》一书。现在，我打算出续集，佛兰克仍如过去那样全力支援。其实早在10年前，佛兰克一再鼓励我写这本书的续集，而我在进行本书的写作时，则总是感到佛兰克似乎就在我的身边。
　　1912年的冬天，《青鸟》一书的作者梅多林克夫人到连杉来，她的态度和善，个性活泼，我们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她回到法国后还寄卡片给我，她在卡片上亲笔写着：“为发现青鸟的少女祈求幸福。”
　　来连杉的名人还真不少，其中之一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诗人泰戈尔先生，这位诗人长得非常高大，蓬松的头发呈灰色，几乎与脸上的落腮胡分不清楚，令我想起圣经上所记载的先知们。我很喜欢泰戈尔诗集，看了不少他的作品，可以深深地感觉出他对人类的那份爱心。看到这位诗人，我引为平生莫大的光荣。
　　当我向这位诗人倾诉我的尊崇与仰慕时，他说：“我很高兴你能在我作品中看到我对人类的爱，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正在等待的，就是出现一位爱神与世人更甚于爱自己的人哪！”
　　泰戈尔先生谈到时局时忧心忡忡，他以哀伤的口吻提到印度、中国以及世界上一些强国的局势：“欧洲各国强迫中国人吸鸦片，如果他们拒绝的话，国土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亚洲民族怎能不重整军备以求自保呢？英国就像一只秃鹰，已经把战火带到了太平洋沿岸，在那儿建立许多军事基地。亚洲各国中，日本已经能够自己站立了，可是，中国大概要等到城门被攻破，盗贼闯进家门时才会惊醒……请记住，一个太爱自己的人，往往就是灭亡自己的人，能解救世人的，大概只有神的爱了。”
　　听了他的话使我联想到甘地，因为甘地先生正是一个不仅在嘴上谈“爱”，而且以行动来实践的人。
　　艺术家们似乎对我特别厚爱，像艾连塔利和约瑟。杰佛逊等优秀演员还特地为我表演了他们的拿手戏，他们让我以手指去追踪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我兴奋得屏息以待，惟恐遗漏任何细节。歌唱家卡罗素、夏列亚宾等允许我把手放在他们的唇上去“听”他们的美妙歌声。
　　我曾手抚钢琴欣赏戈德斯基的演奏，轻触海飞兹的小提琴去领会那美妙琴音。
　　当戈德斯基奏出肖邦的小夜曲时，我深深沉醉了，恍如置身于热带海岛上。
　　有时候，我把手放在收音机的的共鸣板上“听”音乐节目。在乐器中，我觉得竖琴、钢琴、小提琴的声音都非常美妙。不过，对于目前正开始流行的爵士音乐却不敢恭维，那种爆炸性的响声，令我感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正朝着我冲过来似的，每当指尖传给我这种信息时，免不了有一种想转身逃跑的冲动，似乎人类在原始时代潜藏在体内的那种对大自然的恐惧感，再度复生了。
　　实业界的大亨，我曾拜访过电器发明大王汤姆斯。爱迪生先生。在我前往新泽西州演讲时，爱迪生先生曾好意邀我去他家。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相当严肃。据他的夫人告诉我，爱迪生先生常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内通宵工作，当他实验进行到一半时，最讨厌人家去打扰，甚至连吃饭都可以省了。
　　爱迪生先生要我把手放在唱机上，然后很热切地问我听懂没有，可惜我实在听不懂。为了不使爱迪生先生失望，我试着把当时头上戴着的草帽靠近唱机，使声音在草帽上更集中，但仍然无法了解。
　　一起进餐时，爱迪生先生对我说：“你听不见任何声音也有好处，至少比较容易集中心思，不受外界的干扰，像这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是很好吗？”
　　我回答他：“如果我是一位像你这样了不起的发明家，我希望能够发明一种使聋子得到听力的机器。”
　　他有点诧异地说：“幄，你这么想？我可不做这种无聊的事，反正人类说的话多半无关紧要，可听可不听。”
　　我把嘴靠在爱迪生先生耳边，试图直接对他说出我的意思，可是他却说我的声音像水蒸气爆炸时一样，让他无法分辨，他说：“你还是告诉梅西夫人，然后由她转述，她的声音像小提琴般悦耳。”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有命令的味道。
　　至于汽车大王福特先生，是我在内布达斯加演讲后才见到的。
　　福特先生亲自带领我们到工厂里去参观，并且以谦和的态度向我们讲述他成功的经历：“开始时，我的动机是要生产一种连农夫都可以买得起的汽车，几经研究试验，我对汽车就越来越内行了……其实，有好构想的人何其多，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去活用，因此有也等于没有了。”
　　在参观过福特先生的汽车工厂以后，我不禁有一个感想：如果把这个世界视为像福特工厂一般来管理，是否会更有效率呢？那时，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缩短工作时间，却拿到更高的报酬呢？
　　如果人们一天中只须工作几个小时，则衣食住行都不匾乏，还能有四五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岂不是很好吗？不过，我自己也知道这种想法是痴人说梦，福特固然是一个杰出的企业家，但他的方法未必适合整个世界，因为国家毕竟不能视同工厂去管理啊！
　　在那次拜见福特先生10年之后，福特先生在一次盲人大会中捐了一大笔钱，他说他的工厂里雇用了73位盲人，他之所以雇用他们，并非为了怜悯，而是因为他们在工作上表现得相当优异。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当我感受自己的鼻子有些不舒服，心中出现一阵不安时，我就知道我该到纽约去散散心了。纽约市内有各种不同的香味，可以刺激我的鼻子；我也喜欢到热闹嘈杂的地下铁路沿线逛一下。像这样到纽约去一趟回来后，我的活力又可恢复了，因为我感觉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样地活着。
　　从繁华的城市重返宁静的田园，会感觉到自己的庭园分外可爱，虽然有人嫌它像老鼠窝，但对我而言，它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场所。
　　我时常独自从前门的阶梯下来，沿着小径往前走，到尽头时一拐弯，就是我平常散步的马路了。小屋的四周有最宜人的景色，尤其每年的6
月，郁金香与风信子全都展开了笑靥，我们就像住在花海中的小岛上一样。在我走往小凉亭的马路两旁，满是移植自德国或日本的菖薄花。6
月真是个奇妙的月份，连树木都舒展了四肢，伸出的技桠似乎想向我们倾吐什么。我有时会觉得，树木真的在对我说：“你们人类何时才能学会这样站着不动呢？”有时则说：“看看那不安分的海伦，在花草丛中不停地穿梭，就像一只风中的蝴蝶。”那横生的小枝桠，无异是对我指指点点的小手指。
　　我常常想：“为什么人不像树木一样，固定站在某一个地点上呢？树木虽然不会移动，不是照样生长得很好吗？甚至比人类活得更快乐更长久呢！
　　近来，我常为了劳资双方对立以及战争的问题而失眠，我奇怪人类为何不把花在战争上的精力转而投注在研究如何改善人类生活、迈向理想境界的方向上去？如此世界不是可以更美好吗？不过我相信，这一天终将来临。
　　我盼望世界能早一天实现和平，让人类过得更幸福，到那时，人们就不必再期待身后的天堂了。
　　最近，我常独坐书房中沉思：“如果当初郝博士不曾设计出这套教育盲聋者的方法，那我的这一生将变成什么样呢？”
　　据说在郝博士想到要教育萝拉时，当时的法律上还明文规定着：盲聋者视同白痴。
　　莎莉文老师在柏金斯盲校时与萝拉同寝室，所以对她的事很清楚，而第一个教莎莉文老师手语的，就是萝拉。
　　当莎莉文老师告诉萝拉，她将前往亚拉巴马州去教一位又盲又哑又聋的女孩时，萝拉很高兴，同时嘱咐她：“不要使这个孩子养成太骄纵的个性，不能因为她有残缺就凡事顺着她，而使她变得太任性。”
　　临走时，盲校中的那些女孩子们一起托莎莉文老师带给我一个洋娃娃，洋娃娃所穿的衣服就是萝拉亲手做的。我就是靠这个洋娃娃而学到“DOLL”这个字的。
　　我初抵柏金斯盲校时，莎莉文老师头一个带我去见的人就是萝拉。当时萝拉正在房中编织，由于很久没有见到莎莉文老师，因此非常欣喜地迎接我们。同时也吻了我。可是当她看我想伸手去摸她所编织的花边时，就很快地把花边移开，并且用手语对我说：“你的手太脏了！”
　　我又想用手去摸她的脸，她向后一闪，暗示我的手太脏。同时还问莎莉文老师：“你没有教这个孩子礼貌吗？”接着，她很慎重地一字一字对我说：“你去访问一位女士时，绝不可大随便。”
　　我一连碰了几个钉子，心里当然很不痛快，因此就使性子一屁股坐在地板上，可是萝拉也不含糊，她立刻毫不客气地一把将我拖起来。
　　“穿漂亮的礼服时绝不可坐在地板上，会把衣服坐脏的。你这个孩子真是任性，一点教养都没有！”
　　我们要告别出来前，吻别她时不小心踩到了她的脚，免不了又被她训了一顿。
　　事后萝拉告诉莎莉文老师：“这个孩子似乎任性了些，可是脑筋倒是很灵活的。”
　　而我对萝拉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她冷酷得犹如铜墙，令人无法亲近。
　　萝拉与我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因此，很多人拿我俩做比较。
　　我们变成盲聋时的年纪相仿，开始时的行动粗鲁，不易管教也很类似；此外，我们两人都是金发碧眼，又同样在7
岁时开始接受教育。相似点仅此而已，因为萝拉用功上进的程度远在我之上。
　　这个暂且不说，萝拉确实是一个既聪明又善良的人，如果她当初也像我一样，有一位像莎莉文这样的老师来教导她，则她的成就必然比我大得多。
　　一想到这点，我就不得不庆幸自己的幸运。可是当我再想到自己已经活到40多岁，而且能和常人一样讲话，但对那些仍生活在黑暗荒漠中的人却一点贡献也没有时。又不禁惭愧不已。
　　该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虽然调查仍继续进行中，但就既有的资料显示，在国内，除去年纪很大或卧病在床的以外，那些又盲又聋在等待指引他们走出黑暗世界的就有379
人，其中15人目前正值学龄阶段，可是却没有学校能收容他们。
　　常有人问我：“我该如何来处理这样的儿童呢？”
　　由于小孩子们智力、环境各异，因此我也不能很肯定地告诉他是该请家教，或是该送到哪一所学校去。我们能说的只是：“在儿童的眼、耳机能未完全丧失前，要尽快送到附近的盲哑学校去，否则这样的儿童日后会不愿意学习的。”
　　在此，我顺便向大家说明一件令许多人感到好奇的事，那就是一个人虽然生活在黑暗或沉寂中，可是他仍像常人一样可以回忆、可以想像，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当然，他要尽量以他可能的方式去接触这个世界，不要自闭在这个世界之外。
　　以我为例，因为我有许多朋友，他们又都热心地把他们耳闻目睹的经验灌输给我，因此，我同样可以生活得多彩多姿。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朋友们对我的帮助，他们给了我许许多多的勇气与快乐。
　　无可讳言，身体上的不自由终究是一种缺憾，这点我也很了解。我不敢说从没有怨天尤人或沮丧的时候，但我更明白这样根本于事无补，因此我总是极力控制自己，使自己的脑子不要去钻这种牛角尖。
　　我时常自勉的一个目标是：我在有生之日，要极力学会自立，在能力范围之内尽量不去增添别人的麻烦。以宗教上的说法来表示就是：带笑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
　　这并不是对命运投降，而是面对命运，进而设法克服它。
　　这种事在口头上说来非常容易，可是要付诸实施的话，如果没有很深刻的信仰、坚强的毅力，再加上友情的温暖、上帝的指引，只怕很难做得到。
　　现在回忆我的过去，值得安慰的是，我至少可以做一只“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所谓“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代表什么？作家爱德华在完成《小洞的故事》这本书后，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我的祖父养了许多鹦鹉却什么也不会，只会模仿猫头鹰鼓翅的样子。来访的客人们总是免不了要兴致勃勃地谈论鹦鹉们的精彩表演，并频频追问它们还会什么新奇花招。此时祖父就会一本正经地说：”快别这么说，否则我们的比利会不高兴的，是吗？比利，来，你来模仿猫头鹰给他们看吧！‘我常常想起小时的这段往事。现在我写了这本书，就像那只只会模仿猫头鹰的鹦鹉一般。“我也把自己比喻成比利，因此很认真地模仿猫头鹰。我的能力太有限，我所能做的只有这件事，就跟小鹦鹉比利一样。
　　我在佛立斯特家中的书房写完自传的最后一行，由于手很酸，暂时停下来休息一下。
　　这儿的院子里有落叶松、山茱萸，但是没有洋槐，至于为什么没有，我也不知道。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出洋槐夹道的小径，因为就在那条小径上，我消磨过许多时光，同时享受着朋友们无限的温情，那几乎可以说是我的人生小径。现在，这些朋友们有的还在人间的小径上走，有的则已倘祥于天国的花园里了，但我对他们的怀念如一。
　　认真说来，我过去曾看过的许多好书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它们代表着许多智者的智慧结晶，我同样对它们怀着敬畏与感恩的心情。
　　我的自传称不上是什么伟大的作品，如果说其中还有些价值的话，并非由于我的才能，而应归功于发生在我身上那些不平常的事情。也许神视我为它的子女而委以重任，希望由于我的盲聋而对其他人发生一点影响吧！
　　神使我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因而也无法说话，是想通过这种残缺而给世上的残弱者一些启示。神待我不薄，因为它为我送来了莎莉文老师，由她带领我离开黑暗而沉寂的世界。
　　莎莉文老师自己的视力从小很差，当她担任我的家庭教师时，也只能看到些许光线而已。一个不太健康的弱女子只身远离她的朋友，来到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村落，这种勇气不能不说是受了冥冥中某种力量的支配。她为了我不辞任何辛劳，以她微弱的视力为我念了许多书，且成为我与这个世界最初也是最主要的桥梁。我与她非亲非故，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岂仅是因为“喜欢我”这句话所可以解释的。
　　直到现在，老师仍然靠着一副度数非常深的特制眼镜来阅读，那副眼镜是贝连博士精心制造的。
　　由于我无法读自己的打字稿，有关事后的修改工作，都是由老师以手语为我复诵。当老师帮我做这些工作时，贝连博士又得伴在老师身边，观察她的视力，随时加以调整。
　　老师为了我，不惜付出一切，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
　　我始终相信，只要莎莉文老师有这个心，她可以轻易地成为妇女运动的领导人物，或是一位知名的女作家。可是她却宁愿把一生的精力花在我的身上。她鼓舞了我服务社会人群的心志，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良好的表现以报答老师的一片苦心。
　　最后，我要说，虽然我的眼前是一片黑暗，但因为老师带给我的爱心与希望，使我踏入了思想的光明世界。我的四周也许是一堵堵厚厚的墙，隔绝了我与外界沟通的道路，但在围墙内的世界却种满了美丽的花草树木，我仍然能够欣赏到大自然的神妙。我的住屋虽小，也没有窗户，但同样可以在夜晚欣赏满天闪烁的繁星。
　　我的身体虽然不自由，但我的心是自由的。且让我的心超脱我的躯体走向人群，沉浸在喜悦中，追求美好的人生吧！
第三十六节 背井离乡
　　安妮心里哼着：“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我就要走了。我不在乎哪里是我的家……”
　　再过几分钟，她就要离开这个家，乘着马车，再转搭火车，远离而去。多么令人兴奋啊！
　　安妮知道乘马车、搭火车这种事对于别人来说是家常便饭，但对于她——安妮。莎莉文——一个小女孩却是一件不平凡而具有特殊意义的事。她只坐过一次马车。
　　辘辘滚动的轴轮在脚下颤震，马儿们向前飞驰……那种奔腾的感觉，真是令人激动不已。而那一次却是在她母亲葬礼的伤心时刻，马车向着母亲将安息的墓园路上奔跑着。
　　今天的情况迥然不同。
　　她不知道她将去何方，但她一点也不介意。她只知道那个地方，比邻镇西乡更远、更远。她父亲曾带她去过离此地5
里路的西乡，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安妮知道今天的路程十分遥远，而且永远不会回来。既然如此，何处是栖身之地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条单行道，不许回头，只有勇往前进。世界是光明的，将来应更有希望，好好努力吧！她把此时此刻无限感触深藏心中。
　　安妮坐在马车前座，环顾四周。空寂的碧绿原野，芳草如茵，乳白的农庄与红色的谷仓相映成趣，烘烟叶的气息随风缕缕飘散。
　　宁静安详的村庄，祥和朴实的家宅，但毕竟都不是她的家。她只是一个暂住此地，寄人篱下，不受欢迎的人。安妮。莎莉文，父亲是个酒鬼，母亲已经去世，她的亲戚们也都不要她。
　　他们留下她只是为了面子和仅有的一点责任心。安妮真开心今天她就要摆脱一直压得她喘不过气的生活阴影了。
　　如果马车不来怎么办？没有马车，她就走不了。怎么还不来呢？安妮目不转睛地眺望着马路，全神贯注，望得两眼发疼了还不见马车的踪影。
　　她先揉揉左眼，再揉揉右眼。有时候，这样做可以看得清楚一些。果真不错？
　　景物清晰了一点，但路上还是空空荡荡，连马车的影子都没有。
　　安妮决定闭上眼睛许愿，数到100
，到那时马车一定会出现的。她开始数，小心翼翼，慢慢地数着，生怕数漏了，因为这样一来，她又得从头开始。这是她自己立下的许愿规矩。
　　不出几秒，苏达希堂嫂就出现，重重地敲门，大声喊道：“原来你在这里。从早餐时就一直找你，躲到哪儿去啦？”
　　安妮不理不睬，继续数着“23，24，25……”堂嫂的叫喊声打断了她的数目，刹那，她又回复心思，聚精会神地期盼。苏达希爱唠唠叨叨、聒噪些没意义的话，安妮置之不理。
　　“今天要乖一点，听话一点。乖一天吧！这个要求不会太过分吧，安妮！”
　　安妮没有回答，苏达希也并没有期望她的回答。安妮一向沉默不语的。
　　“今天要听话一点，乖一点，安分一点……不要撒野，听到了没有？”
　　“我得告诉你，弟弟吉米还小，听爱莲说，他臀部的疮还没有好。你带着他着时要背他，帮他拿东西，要好好照顾他……”
　　苏达希迟疑了一下，接着说：“还有一件事……”安妮没有注意。“我们是一家人，大家一向都很容忍你。你要好好对待那位好心的汤姆斯先生。”
　　“别忘了，他与我们非亲非故，人家可不欠我们什么，却老远跑来带你去坐火车。”苏达希叽叽喳喳说过不停。“在他面前要表现得体些，不要把咱们的脸都丢光了。还有……”苏达希喋喋不休，而安妮默数着。她们各忙各的，根本没有注意到遥远处传来的马蹄声。
　　“98，99，100 ！”安妮急急地睁开眼睛。马车正好在大门口煞住。
　　“好灵验。”安妮低声自语。
　　神奇地摹然出现的马车，慑住了安妮神魂，她呆呆仁立在门口。“安妮，安妮，我在这儿！”她没有注意到从车厢里探出一个小男孩的头，热切地叫喊。
　　“安——妮——”吉米再一次高喊。亲情涌满心头，哽住她的喉咙。自从家破人亡，离散以后，已经有好几个月他们姐弟俩都不曾相见了。
　　有一个人大步走上大门台阶，堂哥约翰。莎莉文也同时出现在门口。
　　“汤姆斯先生，你好。”
　　“莎莉文先生吗？”
　　两人握手寒暄后，约翰将安妮的小包袱交给汤姆斯。那是安妮仅有的一点财产。
　　这时，苏达希堂嫂突然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动作。她有力的手托住安妮下巴，将安妮的脸往上扳，安妮无法逃避，只好直视苏达希。苏达希泪水汪汪，安妮不喜欢这种亲呢的表现。苏达希用另一只手揽住安妮的腰，拉拢她。
　　安妮想：“她要亲我。”连忙把头甩开。她猜测苏达希堂嫂的真正心意，为什么她要亲我呢？
　　为什么要为我流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哼，最后一天，你总该听话一点吧！”堂嫂不屑地数落起来。
　　听到这熟悉的语调，安妮心里才觉得落实了些。像演戏似的，搞得她浑身不自在。她自我保护的戒意慢慢松懈下来。
　　莎莉文堂哥告诉安妮：“这位汤姆斯先生就是来接你和吉米的。”
　　安妮朝他看了一眼，这人正含笑看着她，安妮微笑点头。
　　堂嫂说：“安妮，给这位先生请个安呀！”苏达希总爱搅民这些毫无意义的话常惹得安妮执拗，像只武装了全身的刺猬。
　　汤姆斯准备和安妮握手。她偏垂下目光，满不在乎地走过去，爬上马车，坐到吉米旁边。哼，谁稀罕！安妮才不跟陌生人握手呢！
　　“安妮，你好。”陌生人很有修养的和她打招呼。
　　安妮不理不睬，侧向弟弟。“吉米，吉米，真是太棒了。”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善感的吉米体会到姐姐的感受。他微笑着，轻轻拍了拍旁边的座位。
　　她再也不要回来了！安妮。莎莉文挺起胸膛，踏上了不归路，头不回，脸不转，奔向人生的新旅程。
　　片刻，马车驶过放牧山，他们走在陌生的乡间小道上。
　　吉米兴奋不已，不时叫安妮东看西望。“安妮，你看！那边湖中的天鹅，它们在水里不冷吗？快看那房子！那个红砖房子，有4
个烟囱！安妮，看到没有？每个角落都有个烟囱。”
　　多半的时候安妮都会焦急地喊着：“在哪儿？快告诉我。”她的眼睛不好，视力时而同常人一样，影像清楚，时而又一片模糊。今天的视力真是令人失望。远远望去一层云雾，朦朦陇脱，看不清东西。她的眼睛有严重的毛病，几乎要瞎了。
　　她聚精会神，一心观望却还是视野茫茫，只能从吉米的赞叹声中想像锦绣的河山。
　　可惜马车跑得太快，还未来得及欣赏沿路风景，他们就到了春田火车站。
　　“统统下车。”汤姆斯先生开心地催促他们下车。
　　身材高大的汤姆斯微笑着轻而易举地用一只手抱下吉米，安妮则自己跃下马车。
　　然后，汤姆斯去买了一长串车票。
　　吉米好奇地问：“都是我们的车票吗？”
　　“那是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汤姆斯告诉吉米，“你要不要保管火车票？”
　　“好哇！”吉米开心地伸出小手抓住身旁魁伟大汉的手。一个大男人带着一个小男孩，手牵着手走下车站的月台，安妮紧跟在后。
　　开始坐火车时的确有趣，但时间一久，兴致慢慢消散了，周围情景就变得平淡乏味了。
　　安妮望着窗外，看久了觉得两眼热辣刺痛，于是她闭上眼睛。
　　吉米开始低声呻吟：“姐，好痛，好痛哟！”汤姆斯问：“怎么回事？”
　　安妮迷迷糊糊几乎睡着了，猛醒过来回答他：“你应该看看他的屁股，长了一个碗大的肿瘤。他们说那是‘结核’。”她毫不含糊地说出那可怕的病名。“你知道吗？我妈就是生这种病死的。”说完又闭上眼睛。
　　汤姆斯顿时同情起这两个小孩来。可怜的小男孩，长了致命的瘤疮，几乎瘫痪了。瘦巴巴的小女孩几乎成了瞎子。一想到他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更是让人怜悯。唉！
　　老天知道那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
　　他由衷地为男孩难过，但是这女孩……他皱了眉头，不觉厌烦地看了安妮一眼——冷冷的一眼。
　　安妮一点也不在意，即使也看穿了汤姆斯的心思，她的心也早披铠穿甲，不会轻易受到伤害了。谁要人们自作多情，同情她？谁叫人们爱管闲事，管到安妮。莎莉文头上来？
　　当列车员巡回叫着：“德士堡到了，请准备下车。”已是日落时分了。他们3个人蹒跚地拖着疲惫的步履走下火车。
　　车站上几乎无人，遥望远处才看到一辆马车停在那里。汤姆斯带着两个疲劳已极的小孩往前走过去。
　　那是一辆破旧不堪的马车，黑色车厢悬在长满铁锈的高轮子上，摇摇欲坠。它没有窗户，真是令人狐疑不安。安妮注意到车厢顶盖留了些气孔，一把链锁牢牢拴住车厢后的一扇窗户上。虽然安妮对马车没有一点知识和概念，但也感到这辆马车不同寻常，气氛阴森诡异。
　　汤姆斯先生拿起一把钥匙打开门，说道：“进去。”
　　安妮看到里面边，有两排木板长凳。安妮不喜欢它，它令人毛骨悚然，她犹犹豫豫不愿意进去，两个小孩子都不肯动。
　　汤姆斯吆喝道：“上去！难道要我抱上去？”他走向吉米。小男孩吓得躲到安妮后面，紧紧抓住安妮裙摆，籁籁发抖。
　　“你们统统过来。”汤姆斯先生想着家里摆在桌上等着他的晚餐要凉了，开始有些不耐烦了。“听着！我得走了，我把你们交给老丁了。你们不用怕，”他指着马车夫说，“他会带你们去的。”
　　脸上布满皱纹的丑老头，向安妮和吉米点头招呼，他露出烟草熏黄稀稀疏疏的大钢牙笑着。
　　看到淳朴善良的笑容，安妮忐忑不安的心才安定下来。
　　除了上车外，别无他法，到此安妮只好认命了。她爬上马车，汤姆斯把吉米抱到她身旁。“再见。”汤姆斯用力砰然关上车门。
　　汤姆斯眉头深锁，目送马车驶去。身为政府官员，他依法执行任务，但他不忍心看着两个天真无辜的小孩坐“黑玛丽”。“黑玛丽”是专载醉汉、小偷、杀人犯等的囚车。钱、钱、钱，凡事都要钱，只怪政府没有经费！好在这两个小孩并不知道马车的来历。想到此，汤姆斯才稍感安慰，掉头离开了。
　　光线难以适人马车气孔，寒气却丝丝袭来。安妮和吉米无心注意，他们全神贯注使自己坐稳在滑溜溜的板凳上。马车在德士堡镇崎岖的马路上颠簸，一不小心就会从凳上摔下来。
　　不久，马车奔向一个大门。大门吱嘎而开，车子驶进，停在里面一个院落里。
　　老丁从座位上跃下打开了车门，两个小孩跌跌撞撞地下了马车。
　　安妮揉揉眼睛，四周暮色苍茫昏暗，黄色大门徐徐而关——将安妮。莎莉文关在里面，与世隔绝。
　　老丁挪转安妮身子，牵着吉米的小手放在她手中。安妮茫然望着老丁。“带他一起进屋，就是最靠近我们的这一栋。”看到安妮一脸凄迷、绝望，老了慈祥地加了一句，“我先去把马儿们放回马廊，马上就回来。”
　　安妮与吉米走上石板台阶。这一天是华盛顿生辰纪念日：1876年2
月12日。安妮。莎莉文走完一段旅程，来到人生的一个中转站。
　　他们将寄身何处？
　　这个地方是马萨诸塞州的德士堡镇。收容他们的机构的正式名称是马萨诸塞救济院，多半人干脆叫它：贫民救济院。
第三十七节 美好时光
　　安妮和吉米匆匆走过前院的一扇大门，来到一间灯光幽暗的大厅。有个人坐在屋子的那头，忙着在写笔记。看到他们开心地叫起来：“乖，过来一点，过来一点，让我看看你们。”
　　他的声音和瘦小的身材活像一只蟋蟀，一只不折不扣快活的英格兰蟋蟀。
　　他不停地翻本子，直到空白的一页才停手。
　　“你们是莎莉文姐弟，对吗？”
　　安妮和吉米点头，背后传来马车夫老丁的脚步声，他们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此时人生地疏、无依无靠，片刻前才见面的老丁仿佛是他们的百年知己。
　　“老丁，来得正好。”那人在桌子后面兴高彩烈地招呼，“你们见过老丁了吧！”
　　安妮和吉米再度点头。
　　“我叫郭兰杰。先让我提出几个问题，再安排你们的房间和床位。”
　　郭兰杰端详了安妮一会儿然后拿起笔。
　　“先从你开始。你叫安妮。莎莉文，对吗？”
　　“是的。”安妮回答。
　　那人写了一阵，又问：“你多大岁数？”
　　郭兰杰等了半天，没有回答，屋里一片寂静。“几岁？”还是同样的问题。
　　“你多大了？生日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生的？”
　　安妮回答：“7 月4 日。”
　　安妮脸不红心不惊地撒着自己编织的谎言。7 月4
日是美国开国纪念日，是一个象征幸福快乐，充满希望的佳节。这一天总是洋溢着兴奋，爆竹烟火劈啪庆祝，小孩娇嫩地欢笑，嘴里冰淇淋缓缓融化，沁出浓郁的甜香……她根本不知自己生辰何时。假设7
月4 日沾个光又何妨？
　　郭兰杰记下。
　　“哪一年的7 月4 日？安妮，你到底几岁？8 岁、9 岁、10岁？”她应该知道自己几岁的。这一次回答没有顺口溜出。
　　“快10岁了吗？”郭兰杰自言自语，“就是大小姐了！老丁，你说呢？”
　　老丁摇摇头看着怀表。
　　“我想8 岁吧！”这些对答都—一记载到那个大本子上。
　　郭兰杰猜错了。依她的年龄，安妮显得又瘦又小，其实再过两个月，4 月14日，她将满10岁。
　　“好，你的资料齐全了。我们问完小弟弟的几个问题就一切完备了。”
　　郭兰杰转向老丁，感慨万分地说道：“这么小小的年纪就到德士堡来，真叫人心疼。这儿除了收容的那些弃婴，他们两个年纪是最小的，真可怜！”
　　郭兰杰最后看了看记载安妮和吉米的那一页。名字、籍贯、出生年月日。“该写的都写了。信不信，除了命运，谁又能安排这两个小孩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呢？”
　　他心中默默地想。
　　这一切都缘于安妮未出生以前。她的父母是爱尔兰人，那年头，爱尔兰闹饥荒，有20多年五谷不收，遍地荒芜。贫困的小佃农家只好把家里东西一样一样地卖掉。
　　卖田、卖地，卖到最后无立锥之地，穷得三餐不继，饥寒交迫。他们只剩下两条路：留下来等着饿死，或远离故乡，飘泊异地另谋生路。
　　1860年，逃荒者像澎湃的海浪般涌进美洲新大陆。年初，莎莉文家族的托马斯和爱丽丝夫妇逃离故乡爱尔兰，移民到新大陆。托马斯务农，他带着妻子到马萨诸塞州的小农村——食禄岗落脚。他听说此地工作机会较多，容易糊口，并且很快在附近农庄找到了打短工的工作。开始时莎莉文夫妇还感到孤单寂寞，不久后，爱尔兰人一批接一批，陆陆续续移民到该地。他们觉得此地虽然不是故乡爱尔兰，日于却比故乡好过得多。
　　1866年4
月14日，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牧师给小孩子洗礼时问给婴儿取什么名字时，爱丽丝虚弱地微笑低语：“简。”“简”是受洗名，但从一开始大家都喊她“安妮”。
　　莎莉文一家幸福快乐，虽然他们还是很穷，没有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