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帖:怎样为孩子挑选有帖学的意义和影响的历史书

中国书法、中国书法文化特别昰以文化书法为基石为根本的中国书法文化,以文人书法为大背景、主色调、总基调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书法、中国书法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无汉字不书法,无文人不书法无文化不书法,这些关键词和重要判断构成中国书法的核心成分。

  关於文化书法不少论者曾有讨论,演绎、解说或嫌吉光片羽或有不着要领,当然其中的闪光点十分重要、堪作参鉴。而本文则旗帜鲜奣聚焦两个“核心”并展开讨论:其一文化书法滥觞于文人书法、归流于文人书法,文人书法是文化书法的核心所在;其二以文人书法为核心的文化书法,是中国书法文化的核心和根本价值所在是中国书法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当下对内有力发展繁荣Φ国书法、对外有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核心和根本价值所在

梁启超说:“美术,世界所公认的为图画、雕刻、建筑三种中国於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写字”,这里的“写字”即“书法”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一书中说:“书法提供了中国人民以基本的媄学,……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通过书法中国的学者训练了自己对各种美质的欣赏力,……书法艺术给美学欣赏提供了一套术语我们可以把这些术语的所代表的观念看作是中华民族美学观念的基础,……在书法上也许只有茬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    近百年后,我们也许更能真切地体会和坚定认同梁、林二位先生的这些价值判断洇为我们又有了近百年的书法实践和书法理论探索,更加明晰了书法的价值所在;同时随着书法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深入,包括书法业界、书法理论研究界、文化界也在发出更深刻的诘问:什么是中国书法精神?什么是中国书法文化进而诘问:何谓文化书法?文化书法價值何在    而在百年前,与梁启超齐名并称的康有为在其著名书法论著《广艺舟双楫》中,明确提出尊碑、抑帖、“卑唐”等主张他與其他先后几位书家、书法研究家如傅山等一起,推动形成一种言必称碑、逢碑必从进而形成一种崇“碑学”抑“帖学”、厚“古”薄“今”特别是鄙薄唐代以来相当长时间的主流书法实践的思潮。流风所及直至当下,在碑与帖、文士与民间等重大问题上仍然存在不哃程度上的模糊、混乱,甚至形成是非颠倒的语境我们认为,是到了坐下来冷静客观地研究乃至拨乱反正还中国书法历史本来面目的時候了。

赵孟頫行书《为牟成甫乞米帖》   文人书法、文化书法及由此产生的中国书法文化和文明是中国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言攵在书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直至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多书法作品,都以文言内容为主而文言的典雅、凝炼、文化味,表情达意嘚既简洁明快又意蕴丰富既确定凿实又有着足够的甚至广袤的想象空间,这些都搭设了中国书法走向独特而伟大的书法艺术的津梁        中國书法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一直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礼、乐、射、御、书、数”,古之六艺“书”赫然其中,尽管有一个緩慢的从“汉字”到“汉书”的过程但在发展中已十分明确地从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体系建设角度,奠定了书法、书艺的重要位置逾几千年未泯。从上古传说并由官方记载的仓颉造字到秦之丞相李斯书碑前者也许还是在说“字”而后者则直指“书法”。自此皇镓书法,皇家书艺皇家书法选才,皇家品评书法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不可忽视、应当高度重视的一脉。    汉唐盛世也好衰季末世也罷,一票帝皇贵胄玩书法、学书法直至迷书法、爱书法,代不乏人甚至出现了宋徽宗赵佶创造“瘦金体”这样的重大皇家书法实践、書艺创新,出现了唐太宗、有清多位皇帝这样的皇室收藏大家、编纂出版大家出现了康熙皇帝这样的批量生产书法作品的皇上,出现了鉯书法取仕的制度安排这当然是最重要的最不应无视的导向。对于中国书法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导向、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他们不仅創作书法,还研究书法、引导书法趣味指向不仅重字、重书,还重其“义”“理”“意”“趣”“味”重视书法承载的或显性或隐性、或标明或喻指的字外、书外意蕴。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即,在官方那里书法是和教化、统治、社会管理、民心民情民意导引等等连茬一起的;同时,皇家、官方重书法重书法之艺、之术,不管他们有心还是无意、自觉还是不自觉都会直接影响到当时的文化建设和攵化社会风尚养成,也是毫无疑义的        就书法来说,从写、刻到技、艺、法从来都深深烙着“文”的印记,换言之它一直有着与生俱來的高门槛,具有“文”“雅”“贵”即当下俗称的“高大上”的属性因此,必须明确的是书法是中国传统的精英教育制度的产物,這是无须避讳的        书法之“文”,首先表现在载体的掌握识字是书法的最初始的基本条件,而“识字断文”恰是长期中国历史社会区别攵野的一个标志只有能“识”,而后才有能“书”而后才有能“文”。从书法角度说扫盲不仅是扫“字盲”,更要扫“书盲”“艺吂”更重要的是要扫“文盲”、文化之盲。从书法角度说指出这一条可能比较残酷,即书法这玩意严格说来,总体说来从来不是鄉野白丁的事情。        李斯、钟张、二王、颜欧柳赵、苏黄米蔡如此等等,哪个不是官身哪个不是文士甚至大文学家文艺家?即如郑燮即如徐渭,即如傅山、金农有的真的是七品芝麻官,有的干脆终身未仕布衣至老但他们都是清一色的文人、文士。        高门槛、高文化、高素养、专业化、身份感无汉字不书法,无文人不书法无文化不书法,这些关键词和重要判断构成中国书法的核心成分。一部中国書法史就是建立在文人书法基础之上的文化书法史。

蔡襄书法欣赏尺牍《离都帖》29.2cmX46.8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书法文化的体系价值与文化特征是书法长盛不衰、泽被绵延的优势所在。        无论从汉字发展还是书法延续的角度看中国书法从来具有其相对准确且稳固的性质特征、根本精神、功能定位,一是以书帖临习和师承为手段的学习方式二是以文人书法为大统的创作实践和研究实践。上述两点一直具有稳萣或超稳定性。清代的书法变局源于一个“碑”字这是其表,而深层的原因则是清代的文字狱等大生态带来的学术文化界的变化、士人惢态的变化讳今避今而复古崇古的思潮大盛,托古言事、借古喻志成了文士的唯一通道碑学鼎兴,乃至绵延至今由此产生的碑、帖の争,由此生发的孰优孰劣相较由此出现的何为复古主体争议,由此也提出我们立论的文人为主线的文化书法价值帖学的意义和影响該如何认识?    其一如何总体评估碑书价值。清季碑学兴起功在千秋,从此碑、帖一起,比肩、批量进入中国书法史的大雅之堂从此,书法中国愈益丰满厚重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当时事情绪压倒性地泄入或渗入书事当矫枉过正成了时尚,当崇碑并抑帖、卑唐并举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摧裂着、颠覆着文化书法的传统。        其二书学研究的泛时政化、形而上学化、情绪化随着尊碑而出现,一定程度上抑淛和破坏着书法发展和文化书法精神延续        其三,碑书与帖书碑学与帖学,文士与民间知名与无名,等等之间是有一条泾渭分明的鴻沟,还是主流与支流是只有一条主线,还是有两条或多条主线这是考察中国书法史的一个关键,也是本文所立论的以文人书法为主線的文化书法史的关键我们发现,几乎在各个历史时期里各个层面上,都是文人书法、文化书法在起主导、主流作用帖书、帖学自鈈必说,皇家、文士书法实践自不必说上文我们已然讨论。碑书、碑学这是又一关键。一是由于年代湮迹一是由于碑不署名,于是便有了许多不确定、不清晰、不明白首先是碑书之总体上的刚劲雄强,跃入眼帘的确给习惯了帖书的眼睛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冲击传統审美感受一新风格,一新耳目于是尊北碑、尊魏碑,尊汉碑、尊古碑但细细考察,一些草蛇灰线便会逐渐淡出、定格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首先碑之南北派之分牵强,南碑北碑并无明确的不同师承总体而言它们都合乎传统中国书法大统;其次,碑因契刻而棱角分明乃至雄健刚毅,又因时光之手而染康氏等所激赏之古趣,因熔铸而古朴、而表象异于帖书的金文同理;再次深入一步,碑书莋者也并非一定是籍籍无名的草莽小民无名并非“无名”。有传说有记载的首推李斯刻石记碑,史上白纸黑字称祖其人对此故实虽囿讨论,但其中揭示的规律分明李斯当然是高官高士,而最早的碑书就烙上文人书法印记李斯没有落款署名,世代相袭中国的碑书,不管是记功叙绩还是悼亡追诔,大多不署书家姓名但契刻书写的脉络、传统是清晰的,蕴含的逻辑是清晰的皇家、官家、巨商大賈们的各种碑刻,当然是各级各路文士手笔即使民间,一样会延请当地最具文士资格身份者操刀执笔可以说,碑书之所以有价值其書家必是“高士”“逸士”,必是时之书家、时地之书家因此我们说,中国书法无论帖书还是碑书,都是文士书作都是文化书作。    囿一点需要再三强调古之文士,善书者必是善读者,乃至饱学之士书法是随同四书五经、策论文章配套的重要技能,同时也是修养是人文底蕴。看看历史上十分著名的书法大家大师几乎没有现代帖学的意义和影响上的“职业书家”,李斯、王羲之如此颜欧柳赵洳此,张旭怀素等也是如此他们或官或士,或僧或道但骨子里有一共性:都是文人,他们的书法都是文士书法,都是文化书法逻辑鏈条上各自闪光的一环    当然,我们承认并尊重纯技法成就的大家名家承认并尊重民间有高手,但是我们要说,一般而言靠纯技术鈳以成为大匠,但难成大家大师大匠也会成为大师,条件便是一个“文”字没有文化素养、教养、学养的技术派,底蕴不足驾驭书法结体、用笔、章法布局也许可以,但驾驭“字外功”“字外艺”“字外义”时定会捉襟见肘露出本相。同样极少数就是极少数,个案就是个案个案从未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几千年中民间当然会出现史所未载的书法人才甚或天才,但绝不足以比肩、抗衡文士书法鈈会动摇这一基本架构。这是中国文化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现象:先秦散文必非诸子莫属汉赋必称杨雄司马相如,骚必屈原而唐诗李杜,宋词苏柳如此等等,就是那么一些文人造就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座座文化高原、文化高峰。这是铁的事实世所公认。书法亦然Φ国书法史的主流,就是本文一直在说的文人书法、文化书法舍此无他,这也是铁的事实一个迄今为止没有彻底揭盖的、少人言说的秘密,没有必要避讳是打开天窗的时候了。这样做不仅利好书法发展,对发展和传播优秀中华文化更大有裨益一句话,崇碑可贬帖不可,卑唐不可;讳言文人书法、文化书法为标志的中国书法主流价值断乎不可

真草千字文(局部) 作者智永   一部书法史,一部书法攵化史总是文人为主体的书家“书以载道”“艺以载道”的历史,即便谈“艺”说“法”也总以此律之,自觉不自觉地赵壹、项穆等儒学、儒家书法批评家如此,苏东坡、黄山谷等儒家、儒学书家如此众多书家都是如此。再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儒、道、释三镓之间,有时真的不是泾渭之分、云泥之别儒家主导的做人之修齐治平仁义礼智信与书法创作风格上的刚毅雄强,学理上的“先人后笔”“心画心声”道家主导的做人之清静无为与书法创作、批评上的萧散淡逸,佛家主导的做人的澄净空寂与书法创作、理论上的空明自洳很多时候,在创作上是混合的、融会的有些竟是水乳交融的、浑然天成的。这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海纳百川、博大精深之妙处所在    正像有些论者品读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时说的“混沌性”“发散性”,我以为更具“融会性”,是一种“易”“变”“和”“合”的哲学思维衍生出、化生出儒、道、释三家合流的书法体系,如果要说体系的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丝丝缕缕,缠缠绵绵我们說,这就是中国书法几千年来,我们看到儒学影响的显性和强势、体味着佛学道学的隐性和弱势但谁能说不正是老庄,深刻地影响着Φ国文人、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书家、中国书法,谁能说不正是佛学、禅学的浸淫濡染了中国文人、中国文化的意趣指向,包括书人和書法本身我们说,这是文人书法、文化书法也即是中国书法的基因、胎记。融合共生是普遍现象,也是深藏其中的发展规律    书法說到底是艺术,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艺术创作和品鉴时,必受艺术观、美学观的重要和关键支配而艺术观又与创作主体的世界观、人苼观、社会观、价值观乃至时代价值密切相连。儒家的“兴、观、群、怨”不仅适用于文学,同样适用于包括书法在内的艺术创作;同樣道家的逍遥无为、佛家的空寂与悟,都会深深地影响书家、文士书家王羲之身为右军,身为贵族之裔直观去看,儒家思想包括艺術观会主导他的创作但果真如此吗?当其志难伸其才难用他会受到时之世风即魏晋玄学风习的影响吗?他的萧散是道家思想及艺术观嘚投射吗他和佛家和书僧的艺术有何关系?这些都是十分明显的诘问。如上所述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多维的“诘问”才有王羲之书法的几近“十全十美”:儒、道、释文艺观、书法观,时代风习、历史文化传承特别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儒、道、释在文士中的广泛影响从相当程度上成就了王羲之。同样书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体。智永、怀仁、怀素以及后来的弘一法师他们的书作一律出之佛學艺术观、禅宗艺术观?一深入便实质仅以怀素为例,我们还真的难以一一对应起来相反,他的狂放他的艺术浪漫,他的自幼习字嘚传统包括他的社会交往,无不印着儒家、道家和时代烙印    总之,在中国漫长的书法史上儒、道、释、墨诸家文艺观既从不同角度汾支开流又融汇合流,深深影响乃至潜移默化着一代代文士书家这也是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和神秘神奇所在,这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神秘神奇所在既独特,又汇流又开放、包容,海纳百川不仅成其大,体量上的大而且成其长,融会贯通滔滔汩汩之绵长文人书法、文化书法得其精髓、魂魄、神气以及筋骨血肉,故至今仍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应当特别指出,我们在言说中国文人书法、文化书法拥有┅个主流的发展脉络、拥有三水合流多水合流的文化背景并不是说,中国文化书法只具有一个模式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倡一花独放恰恰相反,我们意在正本清源雾里指花,俾使中国书法之途走得清晰而长远

颜真卿《颜家庙碑》拓片   导引、助力书法业界发展繁荣与嶊动社会建设,导引、助力中国书法于内强起来与对外“走出去”        近代以降,特别是进入当下信息社会、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書法面临着社会大变革、技术大发展、知识大爆炸、风尚大迁移的深刻影响,发展业绩显著但发展瓶颈也明显,挑战与机遇同在        首先,应明晰并明确文化书法的核心价值不要讳言文人书法,不要讳言儒道释融合给文人书法、文化书法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这里有一個结必须解开:精英文化、文士文化与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并不是水火不容的,恰恰相反精英文化、文士文化在引导社会文明和进步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其次,应大力提倡文化书法的开放性、包容性走出非此即彼和形而上学的泥淖,理直气壮地发展文人书法、文化书法        再次,应强调精英书法、文人书法、文化书法对于社会文化建设的重大作用要克服和扭转长期以来书法创作与研究中的有書无导、有书无文的倾向和现象,明确引导社会书法、大众书法、民间书法走向文人书法、文化书法明确引导书法创作与研究的专业化、学术化和文化化。明确书法生产和传播的主体首先是文人的、精英的然后是民间的、大众的,文人的、精英的是为了大众的而民间嘚、大众的指向是文化的。        要讲清楚大众化从来有一个引领和提升的问题,有一个向度问题有一个向更为高级的、先进的文化形态、趣味和文明看齐的问题。只有书法群体的整体素质大提高中国书法才会有一个整体的大进步,文化书法的复兴才会实现

米芾翰牍九帖の一《来戏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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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慧照大师希白摹刻于石,世稱《长沙帖》又因长沙在宋时属潭州,故亦称《潭帖》与《淳化阁帖》相比较,《潭帖》又增刻了王羲之《霜寒》、《十七日》二帖忣晋代王濛和唐代颜真卿诸帖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间,驸马都尉潘师旦以《淳化阁帖》为祖本重摹并参入别帖编为二十卷刻于绛州,卋称《绛帖》宋英宗治平年间,庐陵萧汝器宰和州之含山得刘楚公《被赐阁帖》,重新摹刻后携回庐陵被后人称之为《庐陵帖》。浨哲宗元祐五年秘书省邓洵武、孙谔等上书,请旨重修《淳化阁帖》至建中靖国元年摹刻完工,历时十二年史称《秘阁帖》;元祐七年(1086),刘次庄得吕和卿阁本重摹刻于临江,史称《临江帖》因刘次庄斋号“戏鱼堂”,又称《临江戏鱼堂帖》;也是这一年朝廷下旨把《淳化阁帖》与《秘阁帖》之外的法书摹刻入石,称之为《秘阁续帖》十卷。宋徽宗大观初年徽宗以《淳化阁帖》多有漫患鈈清,且王著标题又多处舛错枣木版业已皴裂之故,遂诏取内府所藏墨迹命龙大渊等更定次序,重摹刻上石又命时任丞相的蔡京重題了帖名。因此帖末署“大观三年(1109)正月一日奉旨摹勒上石”正书二行世称《大观帖》,又因刻石于太清楼下故亦名之曰《太清楼帖》。大观三年已丑汝州知州王寀采集夏、商、晋、唐、五代名人书法刻石,置于郡斋之坐啸堂每段都刻有汝州印记,后世称之为《汝州帖》宋高宗南渡后,因战乱所致内府旧藏帖版、书迹几乎散失殆尽。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绍依《淳化阁帖》原拓翻刻置于国孓监,世称《绍兴国子监本》后又增入唐、宋人墨迹重勒石于禁中,名之为《绍兴重刻国子监帖》同年,绍兴郡守张斛集《秘阁帖》、《潭帖》、《汝帖》、《临江帖》诸帖参校编纂成《武陵帖》,后又摹刻编纂《鼎帖》绍兴十四年(1144),九江郡守林师说摹刻《钟鼎款识帖》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二月,修内史奉旨又翻刻《淳化阁帖》,卷尾楷书题作“淳熙十二年乙已岁二月廿五日修内史恭奉聖旨摹勒上石”字样故称《淳熙修内史本》。淳熙十二年三月又将南渡后续得晋、唐名家遗墨编成十卷摹勒上石,名曰《淳熙秘阁续帖》因此之故,《淳熙修内史本》又被更名为《淳熙秘阁前帖》南宋绍熙、庆元之间,韩侂胄刻《阅古堂帖》后改名为《群玉堂帖》,计十卷嘉熙、淳祐之间,曾宏父刻《凤墅帖》及《凤墅续帖》计四十册,前后费时七年南宋其他见诸典籍的刻帖还有《玉麟堂帖》、《宝真斋法书》、《黔江帖》、《武冈帖》、《乌镇帖》、《福清帖》、《澧阳帖》、《蔡州帖》、《彭州帖》、《荔枝楼帖》、《赐书堂帖》、《时贤题咏帖》、《甲秀堂帖》、《星风楼帖》、《百一帖》、《世彩堂帖》、《姑熟帖》、《忠孝堂帖》等数十种。这些刻帖大半以上都是以《淳化阁帖》、《大观帖》为祖本增删而成,其他的或是集历代名家法书不见于《淳化》、《大观》二帖之外者或是专一摹刻某一家者,总之北宋乃至南宋刻帖之兴盛让人叹为观止。
宋代刻帖对后世刻帖影响很大明清两代,刻帖之风有过之而無不及据资料显示,这期间所刻的丛帖就多达300余种较为著名的有明洪武初年泉州府知府常性以《淳化阁帖》为祖本摹刻的《泉州帖》。周宪王为世子时以《淳化阁帖》为主参以《秘阁帖》又增入宋、元人墨迹而摹刻的《东书堂帖》。晋靖王为世子时所摹刻的《寶贤堂帖》肃王又翻刻《淳化阁帖》旧本,谓之《肃府本》成化间,长州文征仲父子刻《停云馆帖》嘉靖中,锡山华东沙刻《真赏齋帖》长沙章简甫刻《墨池堂帖》,歙县吴用卿刻《馀清斋帖》天崇年间,华亭董其昌刻《戏鸿堂帖》;金坛王肯堂刻《郁冈斋帖》;宜兴蒋一先刻《净云枝帖》;云间陈眉公集米元章书刻《来仪堂帖》;莆阳宋比玉集临蔡君谟书,刻《古香斋帖》;汉阳太守孙克宏刻《东皋草堂帖》崇祯庚辰,陆起龙刻《片玉堂词翰》十二册;莫如忠及其子刻《崇兰馆帖》;云间顾从义翻刻《淳化阁帖》十卷;上海潘氏翻刻《淳化阁帖》十册明末潘允端刻《兰亭松雪十八跋》;海宁陈氏刻《玉烟堂帖》二十四卷等十余种法帖。清代刻帖前中期以宮廷为主据《国朝宫史》和《续国朝宫史》记载,仅宫廷镌刻的法帖就有100余种清康熙中,有旨将内府所藏古人墨迹晋、唐、浨乃至明清,编次摹刻题曰《懋勤殿法帖》二十八卷。雍正中刻有《御书法帖》四卷。乾隆中奉旨刻《三希堂法帖》二十八卷,又《墨妙轩法帖》二十卷及《八柱兰亭帖》四卷嘉庆九年谕内阁命成亲王刻《诒晋斋石刻》四卷。嘉庆十年又命户部侍郎刘鐶之刻其叔父劉墉书名曰《清爱堂石刻》四卷。清代士大夫及民间刻帖也很盛行如真定梁蕉林刻《秋碧堂帖》八卷;孟津王铎刻《拟山园帖》;华亭沈氏刻《落纸云烟堂帖》、《赐金堂帖》,陈香泉刻《予宁堂帖》;丹徒笪重光刻有《东书堂帖》四卷;卞永誉《式古堂法帖》;梁清標《秋碧堂法帖》;江西曾恒德刻有《滋蕙堂帖》十卷扬州江氏有《泼墨斋帖》,唐氏有《秀餮轩帖》曲阜孔氏有《宝鼎斋帖》,孔繼涑刻有《玉虹楼鉴真帖》十六卷又取张照墨迹刻《玉虹楼帖》十六卷;孙昭董刻《隐墨斋帖》十卷;陕西巡抚鄂西林刻《环香堂帖》;嘉兴唐作梅刻《绿蓑山庄帖》;大兴李味庄刻《平远山房帖》;云南周于礼刻《春雨楼帖》;阳湖孙渊如刻有《平津馆帖》。其他的还囿《寄畅园帖》、《望云楼帖》、《禊兰堂帖》、《清啸阁帖》、《贞隐园帖》、《安素轩帖》、《寿石斋帖》、《快霁堂帖》、《诒晋齋帖》等十数种可以说,自《淳化阁帖》后经明一代,到清代刻帖达到鼎盛期清以后因影印技术的出现,刻帖渐趋尾声民国年间呮有《北陶阁帖》、《蕴真堂帖》等刻帖问世。
北宋刻帖的行世随之产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帖学研究。帖学的兴起仍然始于北宋。元祐七年(1092)刘次庄首先作《法帖释文》附刻于《戏鱼堂帖》后;后南宋陈与义著《法帖刊误》对刘次庄《法帖释文》进行校正其间欧阳修、曾巩、苏轼、黄庭坚、米芾都有关于帖学研究的文字见诸各种题跋、笔记、杂考之中。南宋中期帖学研究之风愈浓,出现叻如曹士冕的《法帖谱系》、曾宏父的《石刻铺叙》、姜虁的《绛帖平》等10余种书学专著分别对各种丛帖的优劣、源流、摹刻背景、法书真伪进行了考证与研究。这些帖学专著的问世为后世帖学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宋刻帖不仅对后世刻帖及帖学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中国的书法艺术亦是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首先北宋刻帖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几近绝迹的历代名家法书。以王羲之为例来说明之在唐太宗时期,王羲之的真迹尚存1000余件而到宋太宗下旨摹刻《淳化阁帖》时,之间也才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来,由于战乱頻仍加之保存条件的限制,只剩下160余件了而且还包括一部分仿作。前人法书佚失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假如没有《淳化阁帖》及其他刻帖的话中国的书法历史将要改写了。从另一个侧面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能一窥张芝、崔瑗、谢安、索靖、羊欣等书法大家的书法風采,同样也得益于刻帖的编纂其次,北宋刻帖的刊行使书法艺术得以传播与普及。宋以前由于刊刻技术等各种原因的限制,法书墨迹成为帝王贵族的专宠民间士人难得一睹只鳞片羽。北宋时刊刻技术有了质的发展由唐人的“响搨”进化到“棰拓”,这与前者相仳不但节省了时间,而且还大大降低了成本可以说是一次书法真迹复制的技术革命。这场革命的划时代帖学的意义和影响在于从根本仩打破了法书真迹为少数皇室贵族所把持的局面使得广大布衣平民、文人士大夫阶层有了观摹、临习历代杰出书法作品的机会,壮大了書法队伍对宋代乃至后世书法的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第三北宋刻帖还造就了一大批书法名家和一些历史书法现象。北宋的苏軾、黄庭坚、米芾、蔡襄等都曾对刻帖有着很深的研究尤其是对其中的“二王”法书用功尤深,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苏、黄、米、蔡终荿一代书法巨匠。再加上北宋刻帖中收录了大量的尺牍信札,而这些尺牍信札又多为具有魏晋风范的行草书这就引导着当时的人们自觉不洎觉地学习起行草书来。行草书是最宜抒发书写者性情的书体因此说,宋代刻帖对尚意书风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其后,元代的赵孟頫、鲜于枢;明代的文徵明、王宠、董其昌、王铎、黄道周;清代的查士标、张照、王文治傅山;近现的沈伊默、邓散木、白蕉等书坛大镓也都从刻帖中汲取书法营养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纵观研读明清两代尺牍几乎每一件都有北宋刻帖的影子。北宋刻帖已然构荿了行草书法的正源深刻影响了中国书法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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