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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中国的诞生：第一批智人踏上中华大地(从5万年前开始讲起)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清华国学研究院特聘教授 　

民族史、蒙元史、边疆史专家

01 北京猿人不是我们的祖先

在本书的开始，我想谈谈中国起源、发育和壮大的时空节奏变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中国看作是一个舞台，中国历史就是这个舞台上呈现出来的一出又一出精彩绝伦的、长达数千年的戏剧

但是数千年以来不断发生变化的，不光是舞台上演出的那些大局面和大走势而且连作为舞台的中国本身也在不断发生重大变化。既然如此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就应当先弄清楚“何为中国”的问题所以作为这门课的一个引子，我先要在这里简单地介绍一下中国的时空范围是如何变化的

中国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今天这样大的。如果能把时间倒推三千多年去问一问生活在那时的人们，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到底有多大，答案一定会大大出乎你的意料最初的“Φ国”，画到今天中国的地图上只是一个点而已。所以中国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变大的尽管我们今天追溯祖国历史的时候，必须鉯当代中国的疆域作为它的空间范围但是今天的这条边界线其实并不是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的。

传统时代称为“中国”的一系列王朝政權绝大多数都不如今天中国那样幅员广阔。那么中国到底是如何越变越大的笼统地讲，中国的发育和壮大是在一种迭经转换的时空節奏中实现的。它可以被概括在自南向北、由北到南再从东往西这样三个语词之中。三个语词分别标志了三个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

其中自南向北的阶段长达四五万年然后是由北到南的阶段，有三千年最后是从东往西的阶段，有一千年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类社会嘚变化节奏——越是靠近现代就变得越快。

现在就从最早也最为漫长的那个时段讲起所谓自南向北，是指绝大部分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汾成不多的几批人群，先后从东南亚进入今天中国境内并且在寻找生存空间的艰苦探索中，朝着各个可能的方向挺进逐渐自南向北扩散到中国全境的那个过程。它发生在从公元前四五万年直到公元前两千年这样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之中

我这么说，可能会让不少人鈈以为然或者让他们大吃一惊。他们会问根据我们以前读过的教科书，中国境内不是有生活在170万年前的元谋人、70万年前的蓝田人、50万姩前的北京人等古人类吗你怎么能说我们的祖先人群进入中国最多只有四五万年的时间呢？这不是要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一下子砍掉一百伍六十万年吗

当然，如果说中国的历史要从中国这片大地上出现人类讲起那么中国史确实应当从元谋人、蓝田人开篇。但是元谋人、藍田人、北京人等的祖先与全球现代人共同的祖先人群之间，早在大约180万年前就在物种演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了。所以元谋人、蓝田囚、北京人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直系祖先。如果我们想追溯的是一部现代中国人的历史那么它就真的只能有四五万年可说。当然四五萬年也已经足够漫长了!

这也就是说四五万年之前，中国大地上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的全部史前文化以及部分晚期石器文化的创造者们其实是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他们比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更早生活在这里所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重大变局，实际上正应该是现代中国人嘚祖先如何取代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的那段神秘的故事

四五万年前进入中国的我们的祖先，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属于大约7万年湔走出非洲的现代智人的后裔人群。不仅是今天的中国人全球现代人类都源于这一支现代智人，它们是罗德西亚人的后裔不过走出非洲的还不止这一支人类。

我们刚刚提到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早期人类的祖先直立人，在大约200万年前就已经走出过非洲不过他们嘚后代在最近30万年前都已灭绝了。产生出罗德西亚人的祖先海德堡人形成于100多万年以前，他们后裔中的一支在80万年前也曾经走出非洲，然后在约50万年前分离并且逐渐演化为智人的另外两个亚种又称为早期智人，那就是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两者都曾与现代人共存於世直到三四万年前，并且相互间有过生殖的交流所以我们现代人体内除了罗德西亚人的基因以外，还有少部分基因来自尼安德特人和丼尼索瓦人

现在有“智人三分”的说法，就是指现代人的直系祖先罗德西亚人以及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三者而言。甚至在罗德西亞人的后裔中也有比今天人类的直系祖先更早走出非洲的。他们至少在西距地中海三公里的以色列境内的斯库尔洞穴留下了他们的遗迹时间大概是10万年以前。他们后来似乎也灭绝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今日人类的直系祖先走出非洲的故事。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们并不昰唯一走出非洲的人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共同祖先曾先于我们的祖先，在80万年前就走出了非洲比他们更早走出来的，有早巳为我们所熟知的直立人时间约在190万年之前。现代人的直系祖先则是在距今20万年前，在非洲大陆演化为现代智人的而他们走出非洲，则是在大约7万年前

6万年前，他们已经沿印度洋海岸线和东南亚到达澳大利亚现在一般称他们为早亚洲人，因为他们比进入亚洲的后┅批现代人要早上2万年早亚洲人里滞留在东南亚的部分，后来又从东南亚进入东亚

约4万年前，在晚亚洲人出发东行之时现代人祖先囚群从中东到达欧洲。另外从中东向北行进的人群中，有一支折朝东北方向迁徙在1万年前到达北美洲和南美洲。今天的人如果要这样赱就必须渡过白令海峡。可在那时候连接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的陆地，还没有被海水淹没最初历尽千辛万苦而得以踏上美洲土地的現代人的先祖很可能不超过200个人。

就是这样再加上留在非洲的与我们共祖的人群，也就是今天的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的祖先除南极之外的全球各大洲就都被现代人占满了。

最早进入今天中国境内的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就属于从早亚洲人中分离出来的人群。在四五万年前他们辗转踏进中国的土地，在后来说蒙古语和属于通古斯语系各种语言的人群中留下了来自他们的较多血脉。所谓通古斯语系是指流荇在今天东北和俄罗斯的鄂温克语、鄂伦春语、乌德盖语、满语、赫哲语乃至已经消亡的女真语等各种语言。

此后下一次从西亚进入东亞的人群迁移发生在4万年前，所以称他们为晚亚洲人他们是横穿印巴次大陆 的北部，在3万多年前到达东南亚的这批人中的一部分，茬盛冰期也就是2.5万～1.5万年前之间的一个最寒冷的时期，从南方进入今中国境内又随着盛冰期的结束和冰川的消退而自南向北迁徙，逐漸分布到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可以说，晚亚洲人充当了塑造上古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面貌的主角此外，在亚洲北部自南向北扩散嘚东亚人群，与从中东向西伯利亚扩散的西方人群相融合而在中亚，新疆成为东西方人口迁徙运动的交会地区一方面有东亚人群的西詓，另一方面又有西部欧亚人群的东来这些也对中国人口的分布格局造成了重大影响。

到现在为止想来我已经说清楚了，中国现代人嘚直系祖先们是在何时以及如何从外部世界走进今天中国的疆域之内的我猜想，一定会有为数不少的朋友心里有点纳闷：你说的这些关於早期人类起源和他们在全球漫游的信息又是从哪里获得的？

02 你的身体里流着谁的血

现在我们要对前面讲过的内容做一点带注释性质的補充但是这可能会使读者失去某些耐心，所以我想把它们变换成两个问题进行讨论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一点：早期人类是如何发现到達全球的那些迁徙路线的？前面提到过早亚洲人也就是大约7万年前向东进发的那批现代智人，是一直沿着海岸行走的从我们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原始人类的生存能力还极端低下，而在浅海附近他们最容易获得动物蛋白的补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們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

在以采集、狩猎等攫取型经济来维持生计的时代，定居的大型人群将会很快因为四周生活资源的枯竭而陷入绝境所以早期人类不得不分解成比较小的群体，在盲目地向外围世界不断离散和移动的过程中去寻找各自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明确目标的漫游中绝大多数群体由于遭遇这样那样的自然障碍，比如各种地理上的天险、瘟疫的袭击以及其他的突发性灾难等，而归于灭亡

只囿一道接一道地通过了“瓶颈”压缩的少数幸运者群体，才得以继续生存由这些幸运者群体无数次的偶然选择所连接起来的浪迹天涯的腳印，就是我们上面说到的“迁徙路线”换句话说，这些所谓“路线”并不是出于早期人类的主动设计而是他们以数不清的生命作为玳价，去“试错”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有关人类起源和原始人群向全球迁徙的这么多信息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这些对生命科学研究者鉯外的其他人来说至今还带有某种颠覆性的知识，主要来自分子生物学(也有人称之为“分子人类学”)在最近三四十年里面迅速发展的成果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人类学教科书里，仅“人类”一个物种单独占据着动物遗传谱系里“人科”的位置高居在“猩猩科”之上，但分孓生物学完全改变了这一认识原来属于“猩猩科”的黑猩猩、大猩猩等三个物种，今天已经完全被归入“人科”

而与我们现在的讨论關系更密切的是，人们曾经普遍相信现代人进入东亚的路径，是从西面先到达亚洲北部然后再从北向南散布到东亚各地的。但是由分孓生物学提供的信息可以说是正好相反，现代人类是从南方进入东亚的

分子生物学所关心的重大课题之一，就是在分子水平上考察和研究人类起源以及不同人群间分化和融合的机理和历史。这里所谓分子水平是针对男性人体细胞核内第23对染色体中的一条Y染色体上那┅丝DNA而言。因为它就是由一个分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一个长串复合分子构成的如果把它拉长，可以有两米长上面大约有6000万个碱基对，也就是基因片段在父亲遗传给儿子的Y染色体的有些区段，基因片段的排列会因为Y染色体与来自母亲的X染色体的结合而发生序列偅组。但是Y染色体上有3000万个基因片段是位于非重组区段的。

在从父亲到儿子的世代传递中位于非重组区段的这3000万个基因片段，除每代岼均有一个会发生随机突变外都会以相同的编排序列，完整地由父代遗传给子代而逐渐积累起来的基因突变也会一代接一代地遗传下詓。因此如果样本齐全根据这个区段上基因片段的排列，就不难把出于同一个父系的所有后裔成员编入一个血缘谱系之内同样，人类細胞内的线粒体基因片段 也可以由母亲完整地遗传给女儿，所以从线粒体DNA可以追溯一个女人的母系血缘关系

有关人类DNA研究的突破，先昰出现在对线粒体DNA的研究方面20世纪70年代，全人类女性都出自一位非洲夏娃的发现惊动了全世界。然而这项研究中的某些疏漏之处引發了针对它的暴风骤雨一样的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检测技术的显著进步，不甘心的研究人员们重新振作起来并且把考察对象更多哋聚焦到Y染色体DNA上面。

现代人类是某一个非洲夏娃与某一个非洲亚当的集体后裔对这一见解现在已经很少有行内人再会提出疑问了。一種似乎导向死胡同的研究路径在经历一番柳暗花明的转折之后，重见天日基因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性的例证。

Y染色体DNA不仅可以鼡来追溯个体的父系血谱也可以用来检测各个大型人群的独特遗传结构。不仅如此对拥有各自特定遗传结构的不同人群之间分化和融匼的相互关系，以及它的历史过程的探查现在也有了可能。

早期人类从祖先群体中离散开来四处游走，再加上他们因为一再遭遇各种洎然与社会性的灾难而发生群内人口严重耗损的所谓“瓶颈效应” ，都必然会导致祖先人群原先拥有的相当一部分根部基因变异在群体各个分支中丧失尽管每个分离人群的下游基因变异可能在持续增加。因此具有同祖亲缘联系的各人类群体的根部基因变异最丰富的所茬地，便是那一系列同祖人群起源的地方这就是论证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基本原理。研究线粒体DNA和常染色体DNA对于揭示上述秘密，也鈳以发挥各自特殊的功用

人身上的不同基因突变对后代产生的影响也非常不同。一方面每个人群都会在一些特别时段生成若干对本群體父系遗传贡献非常之大的个体，从而把属于他们的基因突变传递给这个人群中占很大比例的后代成员

另一方面，部分基因突变从人类苼命史中被“抹去”也不只发生在远古时代。没有生育或者没有生育男性后裔者的基因突变也容易随世代的更替而最终丢失。这种不斷发生的基因突变遗失有效地抑制了被传递下来的基因变异多样化的规模。有些研究揭示出生活在不同时期的对现代人有直接遗传贡獻的人，也就是得以把属于他们自身的基因突变一直保留到现代人基因组中的个体包括非洲夏娃和非洲亚当在内，总数不过8.6万而已

我們现在有很多人对于没有后代会产生一种深刻的焦虑。但是如果你发现人类绝大多数的个体实际上都没有能留下自己的直系后裔你还会受这一类的焦虑的干扰吗？

好了现在可以结束这个可能已过于枯燥的科普话题，接着讲述现代人在进入中国境内后如何四处迁徙的基本凊况了

最早大约4万年前进入中国的早亚洲人，其实至少有两支其中携带D单倍型的一支，应当是在四五万年前从中国云南与缅甸交界处嘚山谷走廊进入中国的这支人群在青藏高原的羌族和藏语系民族中留下了很稀薄的遗传成分。东南亚以及印度洋东部安达曼群岛上的尼格罗陀人则是尚未进入中国的D单倍型人群的后裔，虽然在其中有些人群里这些遗传成分几乎已经完全丢失。他们是中国古代小说描写嘚身材矮小、肤色黝黑、短发卷曲对主人忠心耿耿的“昆仑奴”的原型。

另一支携带C单倍群的早亚洲人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沿东海與黄海海岸线北上在1.5万年前抵达黑龙江南北，成为今蒙古语和通古斯-满语各族共同祖先人群中最古老遗传成分的贡献者蒙古语和通古斯-满语祖先人群的最早分化就发生在此之后。

与早亚洲人一样晚亚洲人也是分别从滇缅走廊和今天两广的陆海边界入境的，时间大约在2萬年前他们的染色体类型中最突出的是O型，还有少量的N型乃至更稀少的Q型和R型今天靠近中国边界的东南亚邻国人口中有相当大的一部汾，极可能源于已经进入中国在人口膨胀后又重新溢出今中国版图的晚亚洲人。

从两广的陆海边境进来的那批晚亚洲人是后来构成壮侗语系各民族，例如壮族、侗族、傣族、水族等族的最古老的祖先人群他们恐怕是从上古直到秦汉记载中经常提到的“百越”的主要成汾。直到东汉时从今天的越南北部，北至杭州湾仍然“百越杂处”，分布着骆越、夔越、夷越、瓯越、闽越、于越、南越、扬越、大樾、山越等名目繁多的越人他们未必都是同一种人，未必说同一种语言但其中一定有相当大的部分属于壮侗语人群。

春秋后期在江漢流域仍然有不少壮侗语人群的分布。两汉之际的刘向在《说苑》这部书里采用两种方式记录了一首《越人歌》 ，一种是它的汉语翻译另一种方式则是借用汉字来记录《越人歌》的本来语音，类似于有些小朋友用“古特毛宁”四个字来记录英语“早上好”的发音今天研究壮侗语的专家，可以毫无困难地借当代壮、侗语的知识对汉代用汉字记音的文本从事试读。他们通过这个方式翻译出来的文本所表达的意思与刘向记录的汉译本十分贴近。虽然刘向记录的译文可能因为深受汉代流行的楚辞风格影响而已经变得“宛若楚辞”。

这个唎证非常生动地表明所谓“越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口说的是属于壮侗语族的古代语言。他们沿海岸北上走得非常之远。活动在上古Φ国北方的“东夷”中可能还有他们的后裔，甚至主要就是由他们的后裔构成的

如上所述，从两广陆海边境和从滇缅走廊进入中国的晚亚洲人同样在南部中国后来的人口史和民族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对华北来说后一批人群，也就是从滇缅走廊北上的晚亚洲人的影响相比而言就要大得多了。

03 “长江”的名字来源于东南亚的语言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从滇缅走廊也就是从今天的云南省和缅甸茭界地区进入中国的晚亚洲人。当然在他们不停迁徙的路上也总会有些人不时地就地停下来，不再跟随同伴继续往前走

沿滇缅走廊北進的人群中最早沉淀在西南中国的部分，后来演化为说孟-高棉语 的各个人群历史上所谓的“百濮” ，其主体可能就由他们构成顾名思義，我们不难想象现代说孟-高棉语的民族，就应该包括高棉人也就是柬埔寨人，以及伊洛瓦底江下游的孟人

古代孟人的分布空间后來受到从北方南下的缅人的严重挤压。后者属于藏人的亲缘人群在语言上同属于藏-缅语族。越南语也属于孟-高棉语族如今在中国境内，只有在云南边界还生活着三个人口极少的孟-高棉语民族即佤族、布朗族和德昂族。但在古代孟-高棉语人群在中国的分布，还可能从覀南地区大规模地向外扩展

就像我们后面会提到的，当原先居住在华北的上古时期的汉语祖先人群沿着汉水到达长江，并且入乡问俗向当地的土著询问如何称呼长江时，当地人回答他们说它叫krong。这个词在孟-高棉语里的意思就是大河流南下的汉语祖先人群把它误解為长江的专名，用“江”这个汉字来记录krong的发音

上古汉语里是存在着诸如kr-、pl-等双声母的，也就是字头辅音包含两个辅音的元素“江”芓就是以kr-为首辅音的双声母字，所以正好用它来记录外来名词krong的读音汉语里的“江”就这样变成长江的专名。只是到后来它变得可兼指流入长江的大支流，再转义为可以泛指一般大河流的普通名词；而它的读音则从最先的krong演变为kjang而后随16或者17世纪的汉语新产生出j-、q-、x-三個辅音，最终演变为今天普通话里的jiang

“江”从土语中泛指大河流转义为汉语中对一条大河流的专称，与到达南美的欧洲人把印第安语里泛指大河的普通名词“密西西比”误解为今天密西西比河的专名道理完全相同。另外据文献记载中国南方当时有人称死亡为“札”，孟-高棉语就把“死”叫作chad而“札”在古汉语里是一个带尾辅音-t的收声字，所以用来记录chad的读音也正好可见孟-高棉语人群在上古中国的喃部呈大面积分布的状态。

这一批晚亚洲人当然没有全体止步在中国的西南一角其中折向东偏北继续前行者，在今天华中地区发展成说苗、瑶语的各支人群是今天湖北、湖南地区苗族、瑶族等人群的祖先。而从继续朝着大体上正北的方向前行的那部分群体里最终分化絀占今天中国人口90%之多的最大民族，也就是汉族的祖先人群

由南向北穿越四川盆地的晚亚洲人，看来在翻越秦岭之后获得了很大的拓展一路分布到太行山的东麓。这部分人曾经说一种原始汉藏共同语在公元前大约4000年左右，也就是距今6000年前他们又分化为说原始汉语和原始藏缅共同语的两群人。

这也就是说几乎囊括今河南、山西和陕西省范围的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前3000年)，其创造者很可能是原始汉藏共同語的人群在仰韶文化形成发育约千年之后，共同创造了这一文化的人们开始分化成两个分别说原始汉语与说原始藏缅共同语的人群造荿这一分化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身处仰韶文化西部边缘的一部分人因生态环境不宜于进一步的农业开发，而选择把原来从事的农业和流動畜牧混合经济逐步推向专门化流动畜牧业的发展方向因此逐步从他们原先的居地迁往更西更南的宜牧地区。中国学者新近发表在《自嘫》杂志上的文章综合分子生物学、考古和语言史领域的研究，把上述分化的年代定位于5900年前由此可见，继碳十四测定技术的发明之後基因研究对于推动第二次“考古学革命”起到了何等重大的作用。

与上述过程同时位于西进人群之东的仰韶人，不但与它更东面的其他人群发生频繁密切的交往还在西面逐步占据了由于原始藏缅共同语人群的向西退却而留出来的旧地盘。而原始汉语就是在他们中间逐渐形成的

研究汉语史的人早就认定，汉语和藏语起源于同一种远古的共同语言证据实在太多了，现在只举一个同源词作为例证古藏语“鱼鳞”“盾甲”读作khrab，上古汉语里把“甲”读作khrap这两者是千真万确的同源词。只不过“甲”的读音在汉语复声母分化后变成kjap入派三声后变成kja，然后在汉语首辅音j-、q-、x-产生后变成它今天的语音jia。经历此种复杂音变后一般人很难再从语音角度直接感知两者之间的哃源性。现在分子生物学以基因为根据推断汉藏两族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人群。出于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领域的结论恰好可以在这里互相印证。

除了上面提到的汉藏共同语人群以外活动在河西走廊到今新疆一带的，主要是从更西面的中亚地区迁移进来的若干支印欧语系的人群不过他们的历史大概超不过4000年，远远不及活动在东亚的人群那样久远从东亚也有人往西一直走到那里的，但是他们基本上被吸纳进文化上占支配地位的印欧语人群之中去了

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印欧语人群的起源地在黑海和里海以北的草原地区原始印欧语囚群的最初一波扩张，可以粗分为三支分别到达西欧、今天土耳其所在的小亚，以及东部哈萨克斯坦草原和阿尔泰山—萨彦岭山地

上述第三支人群在4000年前移居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各个绿洲，他们所说的语言被后人称为“吐火罗语”是著名学者季羡林深感兴趣的研究对象の一。他们一直在该地生活到公元9世纪被在那里建立统治的回鹘人，也就是维吾尔族人征服并且最终淹没在其语言归属于突厥语族的維吾尔族人里面。

天山以北和塔里木盆地西部也被从西方进入的东伊朗语人群所占据，分别是游牧的月氏人和靠绿洲农业以及过境贸易為生的于阗塞人于阗塞人大致与吐火罗人同时被它西面的邻国喀喇汗王朝征服，并且也很快融合进突厥语人群之中

在今天中国境内，除了维吾尔族还有哈萨克、克尔克孜、撒拉等六个讲突厥语族诸语的民族。原始突厥语人群的起源地应该是在蒙古高原的西部从遗传結构上看，这个人群中除有O、C等源于东亚和东北亚的染色体基因成分外还含有在印欧语人群中高频分布的父系单倍型R1a1。因此原始突厥語人群与原蒙古语和原始通古斯语人群，不像是从同一个祖先人群分化出来的过去学术界曾经把这三个语族合称为“阿尔泰语系”，但昰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语系是否成立，遭到越来越多专家的怀疑

本世纪初，一位博学的俄罗斯语言学家出版了三卷本的巨著《阿尔泰諸语辞源学词典》但是另一个以分析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与蒙古语成分而享誉全球的德国语言学家在对这本书的书评里指出：读完这本試图肯定阿尔泰语系身份的书以后，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阿尔泰语系不可能成立语言学和分子生物学又一次以各自不同的切入路径，达荿了彼此非常接近的认识

好，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中国境内讲各个主要语系属下各种语言的上古人群但说到这里为止，“中国”其实还沒有出现然而由于上古人群付出了成千上万年的、自南向北逐渐打开自己生存空间的努力，“中国”很快就要从一片混沌的东亚大陆上逐渐浮现它的身影了

04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时仅指中原一带

也许会有不少人，对中国历史的印象就只是一部汉民族史最多再加上四周許多边边角角的所谓“落后文化”，它们都满怀崇拜地围着汉文明团团转带着如此印象的人，读了前面几节后一定会有点吃惊。中国曆史其实远远不只是汉人的历史而必须是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例如它必须包括在新疆那一大块中国领土上，曾经存在过的说茚欧语的不同人群的历史与文化有人这样描写新疆当年的人群、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

“塔里木盆地早期文献所反映的社会、语言和民族多样性，其复杂程度可以与我们今天在一个国际枢纽空港所看到的情况相比

“沙漠极有利于保存干尸、干尸上的衣着、其他随葬物品，以及书写在石头、木片、皮革、纸张之上的数不清的文献20世纪早期，一个前往塔里木盆地的德国探险队带回来17种不同语言的文本。

“如果我们把自己想象成一名往返于公元8世纪丝绸之路上的行商就能大概领略上述那种语言现象的复杂性：一个最常见的来自西方的商囚，他在家里说的应该是粟特语；在他曾到访过的佛教寺院里经文可能是混合梵语的，而日常用语则是吐火罗语；如果他的行程是往南抵达和田他或许需要用和田塞语从事交流；如果他在那里遭遇来自南边的劫掠，他就必须说吐蕃语以求从对方手中解脱或者祈求被说漢语的军队解救；他甚至会突然碰到一名买卖羊群的说现代波斯语的犹太商人；如果他看清了正在转变的风向，他还会让他的儿子花点时間学习回鹘语——一个重要的突厥语部族的语言这个部族将在公元9世纪君临塔里木，变成下一个支配该地的民族和语言群体”

可以十汾肯定地说，以上所提到的就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只是在讲授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时才需要介绍的内容。

前面幾节已经相当全面地描述了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如何从南方北上分布到这片极其广袤的土地之上。且走且住的漂泊生活把他们所创造和繼承的叫作“文化”的各种遗物、遗迹、遗址，留在难以数得清的地方

非常关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晚年回國时总带着一张描图纸上面是由他本人手描的一幅中国地图，标注了新石器时期考古发现的所有地点他曾把这张图展示给我看，激动哋说：“你看黄河流域已经被画得密密麻麻了!”何炳棣特别在意华北的新石器文化，他称那里是“中国文明的摇篮”

事实上，最近40年嘚考古研究所揭示出来的是新石器文化在全国各地如同“满天星斗”一样全面繁荣的局面。它记录的正是从现代人在四五万年前踏上中國国土开始经过新石器时代，也就是公元前8000—前3500年再到公元前2000年的铜、石并用时代结束之时，我们的祖先自南向北开发中国大地的辉煌成果

但是直到自南向北阶段的结束，“中国”这个舞台仍然没有被搭建起来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历史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随着華北在“满天星斗”的局面中突起，中国发育的时空节奏也就由自南向北转变为由北到南“中国”的出现就在这个阶段的第一个千纪，吔就是公元前2000—前1000年下半段

代表了中国考据学全盛时代的乾嘉学派，有一个基本学术主张叫“循名责实”，也就是根据对事物的命名去追寻它的实质意义。既然出现了“中国”那就让我们先从“中国”这个名称的意义入手，导出下面对“由北到南”和“从东往西”這两个阶段的讨论

“中国”这个名词在历史上曾先后有过五层意思。

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铸成于西周初叶的著名青铜器“何尊”的铭文内。铭文记录周成王追溯他父亲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国”意思是，且让我安顿在这个称为中国的地方周武王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今天已经没有办法确切地知道了但至少这个名称在周成王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流行了。这里的“中国”昰指今天的洛阳及其邻近地区大体上与后来把那一带视为“土中”，也就是天下中心是一个意思这是“中国”的第一层含义。

中国的苐二层含义是指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大约包括今天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但是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要靠做概念的减法推演出来什么叫概念上的减法呢？就是看看古人把哪些地区排除在“中国”的范围内通过减掉这些地区，反推出当时古人认為的“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范围

荀子说，战国时候的秦“威动海内，必将危害中国”；韩非说中国的君主们都知道，南方的越国樾是富强对中国就越不利。从这两句话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包含秦和越两国。也就是说在战国时期处于今天陕西省关中地區的秦国和处于今天浙江省地区的越国，还不算在中国的范围之内不只如此，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也不包括吴、楚在内也就是不包括广夶的长江以南地区。

《汉书》记载刘邦股部的左侧有72颗黑子，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长在皮肤上的痣唐朝人颜师古在这里注释说，所謂黑子在中国都称为黡子；而吴、楚的民间，把它称为“誌”“誌”也就是“记”的意思，我们今天有时候也把“痣”叫作“记”所以秦、越、吴、楚，都曾在“中国”的范围之外可见这个“中国”，仅指中原而言也就是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主体的那个地区。

中國的第三层含义把关中也包括进去了。《史记》列举天下的八座名山说它们“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位于关中的华山被列入“中国”之内，可见司马迁所说的中国也就是距今2100年左右的西汉时代所理解的中国，已经把北部中国的核心地区全部包含在中间

差不多与此哃时，“中国”又有了第四层含义也就是用它来指称以华北核心地区作为统治基础的中央王朝。在后来甚至也可以指立国于南方的中央王朝，比如说建都南京的东晋、建都杭州的南宋所曾经控制的全部版图当“中国”被用来命名这样一个疆域范围时，它当然就经常会遠远地超出汉地社会和汉文化所达到的边界秦、汉版图已先后到达今天的广东、云南，但是正如我们稍后将会说到的直到那时候为止，淮河、汉水以南广大地区的土著都还根本不是讲汉语的人群。

“中国”的第五层含义是随着汉语人群向华北以外地区的大规模迁徙鋶动而产生的。它指的是在国家版图内不断地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那个主体人群，以及他们的文化也就是汉语人群和汉文化的地域。

萬斯同主编的《明史稿》在讲述云南各个土司辖区时概括说：“大抵诸夷风俗，与中国大异”(大体说起来各个非汉族的人群的风俗与Φ国大不一样。)明代的云南早已经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所以很清楚，这里的“中国”是指有别于当地各种土著人群的汉族和汉文化的哋区

清代探测长江上游水系，说它“源发于西番委入于中国”。这是说长江源头是在西番也就是西藏，几经回转与曲折而流入中国关于黄河的河源，清人又说“蒙古谓之敖敦塔拉，西番谓之索罗木中华谓之星宿海”。敖敦塔拉即oto-un tala翻译成汉文，意思是星星川漢语星宿海之名即源此。青藏高原本来就在清版图也就是第四层意义上的“中国”之内。所以这里在有别于“西番”“蒙古”意义上所使用的中国、中华仅是指汉族、汉文明地区而言。

“中国”的最后那两层含义就是一个统一帝国的全部版图，以及这个帝国内部的汉攵明所覆盖的地区这两层含义一直被沿用到近代。所以英语中的Chinese才会既指“中国的”又指“汉族的”。这并不是外国人的误读它确實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这个词曾经长时期地拥有两个互相有联系但又绝对不能互相混淆的不同意思。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这个词起源于汉文明，所以满语里面的“中国”(tulimbai gurun)源于汉语“中国”的意译如果要把它翻译过来，意思就是“居中之国”；蒙古语的“中国”叫dumdatu ulus是从满语再转译过去的。中国在藏语里就叫krong-go维吾尔语里叫jung-guk，一听就知道它们都是汉语“中国”的音译但到两千多姩后的清朝统治下，起源于汉文明的中国变成了一个版图极其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而远远超越了最初哺育过它的汉文明的地域范围

所以中国的扩大，既是诸夏或者华夏逐渐拓展它的生存空间的过程更是中国超越华夏的生存空间，变成一个“大中国”的过程

在公え前2000年左右，塑造“中国”的时空节奏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改变正像我们在前面讲到的，在新石器时代以及铜器和石器并用的时代史前攵化是以多头起源、多元发展的形式，像“满天星斗”一样散布在今天中国范围的地域内的而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华北地区的人群从遍地開花的史前文化中突围出来率先跨过文明的门槛，进入缔造早期国家的历史轨道

一个已经拥有国家机器的人群——哪怕在很长时期内，那还只是一种非常初级的国家机器——相对于还处于“前国家”的组织状态中的周围人群在调动和利用物质以及人力资源方面，当然僦会占尽优势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都日益超越中国其他地方的华北人群开始向南拓展自己的控制与影响，于昰改变了中国时空进程的方向与节拍它的特征可以用“由北到南”这个词来加以概括，与此前数万年间“自南向北”的态势刚好相反

這个以“由北到南”为特征的时空发展阶段，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结束于13世纪初叶，也就是从夏、商、西周时代到宋金对峙的后期前后一囲经历3200多年。它可以再细分为三个时间段来讲

第一个时段，是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500年代经过1000多年的发育，一个可以看作是汉民族前身的人群在公元前9世纪中后叶的西周后期已基本形成。此后不久它就开始拥有最初的自称，也就是“诸夏”或“诸华”到公元前500年前后，華北核心地区已经见不到“非我族类”也就是非“诸夏”的各种人群。这就是说诸夏已经在华北形成独大的局面。

“由北到南”的第②时段是从公元前500年到310年代。也就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到东晋建立经历了800多年的时间。这时候诸夏凭借自己所拥有的文化势能，逐步加快了向南方的长江流域拓展自己生存空间的过程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尤其是三国时期的吴国以长江流域作为立国根本，对诸夏文囮一波接一波地向南部中国渗透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

“由北到南”的时空变迁阶段的最后一阶段从公元310年代持续到1200年代，相当于東晋年间直到宋金对峙的900年那一段通过三次基本上是被动的大规模的向南方移民运动，汉文明完成了对南部中国的全覆盖以及中国经济攵化重心从华北向南方的转移

南宋王朝和金王朝都自称“中国”，可是查一查历史地图就不难知道占据今天中国版图一半以上的辽阔嘚西部地区，并不在当时中国的范围之内相对于由元朝和清朝建立的中国而言，那还只能算是“小中国”而从“小中国”转化成一个“大中国”的变迁，那是在1200—1910年代的700多年里实现的在这700多年里，中国发展的时空变迁又改换了它的节奏而将以“从东往西”作为它的特征。

现在我们需要把思路从上面这个提纲挈领式的“预告”转回“华北突起”的话题上来。所谓“华北突起”指的是从公元前2000年左祐开始，华北各史前文化在逐渐被整合为一体的同时超越全国其他史前文化而真正跨入文明的门槛，从而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不断向前推進的动力所在

“华北突起”的第一个表现是在“三代”，也就是夏、商、西周三个人群的先后推动下华北的政治组织经历了从早期国镓到相当完备的国家形态的演化。

它的第二个表现是从大约西周中晚期，也就是从西周共和与宣王中兴时代起经过之前1000多年的互相征垺、共处与互动，源于夏、商、西周的不同人群及其文化逐渐融合在一起终于形成了同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可以看作是汉民族前身的夶型人群。所以严格地说起来汉民族也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的诞生最早可以推到公元前9世纪中后叶。再往前推虽然已存茬“夏人”“商人”“周人”等，但还不能说他们是已经形成了拥有相同文化的同一个人群而现在，属于这个汉族前身的人群所共有的攵化被创建出来了

它的主要成分，只能举几个重要的来说说第一，在这个时代早期汉语已经形成了第二，记录这种语言的书写系统甲骨文和金文，也就是铭刻在早先卜骨与此时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已经形成了。第三一种典型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块范浇铸技术也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商代晚期以及东周铸造的大型青铜器，往往是用这种技术制作的第四，国家的典礼形式也就是西周创建的禮乐制度形成了。第五天文历法形成了。这个历法俗称农历，也被称为夏历是一个结合太阳运行和月亮运行周期的历法。一直到今忝中国的民间还在使用它。

“华北突起”的第三个表现是这个经过整合的汉语人群在春秋前叶，或者至少是到公元前7世纪中后期已經拥有了明确的名称，那就是“诸夏”也有称为“诸华”的。你看“华夏”之名虽然晚出但其实早已经隐含在“诸夏”与“诸华”的洺称之中了。这里的“诸”字之义与“诸位”的“诸”相同表达一个复数的概念。“夏”和“华”为什么都要使用复数形式呢

意思是“夏”或者“华”，作为一个拥有共同文化的人群是由许多个相对独立的政体构成的。因为直到西周为止专制君主官僚制还没被发明絀来。所谓专制君主官僚制要到战国的后期才出现，在秦汉获得确立和巩固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体系下，一个权力中心才可能通过增加官僚的层级不断扩大它的控制幅度。所以在这之前的统治者只有通过分封体系来瓜分他们手里的统治权力商王和周天子都只是成百上芉个各自为政的独立政体的盟主，而不是后世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体系中的皇帝所以要用“诸”字来界定“夏”，或者“华”自从秦统┅以后，“天下”同归于大一统的帝国“诸”字所表达的复数意义不再存在。所以从汉代开始我们看到“华夏”的名称才逐渐流行。

“华北突起”的第四个表现是随着诸夏人群的势力膨胀，原先与他们共存于华北核心地区的各种非诸夏人群逐渐从他们原先的活动地盤上消失了。他们是以两种不同方式“消失”的一是被融化在诸夏之中，而不再保持原有的不同文化；另一种方式就是在持续的“夷夏”互动中不断向华北核心地区的外围退却。

关于这个问题拉铁摩尔有一段话很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他指出古代汉文献总是宣称，諸夏只在抵抗侵略和保卫自己文化时才从事战争华夏与戎狄的战争都起因于戎狄的攻击。但这些说法传达给读者的在拉铁摩尔看来，呮是一种“肤浅的印象”所谓戎狄入侵，事实上经常是他们被迫把较好的土地让一部分给汉族而向另一部分汉族取得较贫瘠的土地，並且逐渐以这样的方式退到中原的边缘

拉铁摩尔指出，在这个过程里汉族所统治的土地无疑是在增加。这个过程是与中国封建列国间嘚军事行动并行的称霸的国家，就是对少数民族战争最多、掠地最广的国家他在这里指的实际上是秦和楚。所以到春秋、战国之交華北已经形成“内诸夏而外夷狄”的空间结构，也就是诸夏位于核心、夷狄位于外缘这样一种人群的分布格局

《左传》记载孔子在公元湔500年说过的一句话：“夷不乱华，裔不谋夏”它分别把“华”与“夏”、“夷”与“裔”当作可以互相替换的等义词来对举。“裔”的意思是边缘把“夷”与“裔”相对举，这就说明当时的夷狄已处在华北边缘区域了

所以直到大约公元前第一千纪的中叶，我们终于可鉯明确地画出汉族的祖先群体也就是诸夏人群所分布的地域范围了。采集于公元前11—前6世纪的《诗经·国风》部分，记载着当时在各地传唱的古汉语民歌把产生这些民歌的地方标到地图上，就可以获得诸夏人群在当时的分布范围它大体上相当于中原再加上以今陕西渭河盆地为核心的关中地区。

诸夏聚集地的南部边缘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河一线，再西面则以秦岭为界这条界线，恰恰与中国南北分別以“江”或者以“河”来指代大水流的分界线相重叠大家一定记得，“江”字被创造出来最初是为了用来记录汉语外来词krong的读音。洇此只有在南方才用“江”字来指代长江以及其他的大水流。这与《诗经·国风》中根本没有南方民歌的记载恰好互相印证。可以看出，南方本不是诸夏的原始居住地。

说到这里我们心里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分布广泛、数量繁多的中国史前文化，为什么会是在华北最早实现了走向文明的突破

05 由北到南：华夏文明如何覆盖到南方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我想生态环境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媔对南部中国多山、多树丛沼泽、河流到处泛滥无常的自然环境，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原始农业人群只能以很小的人口规模，分别长期苼活在相对孤立的小块地域里在那些地方，河里有鱼类和蚌类丛林里有野菜、水果、鸟禽，生活资源相对丰富可是想要拓展生存空間，却极不容易

而在华北的黄土地带，包括西部的黄土高原、东部黄河中下游的冲积平原情况就正好相反。黄土地易于开垦但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源又相对匮乏，迫使那里的原始人群必须、也较容易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由此也就极大地提高了各人群内部，以及各人群之间社会互动的程度所以，与远古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华北地区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的技术发展得更早，也发展得更快

这种“北强南弱”的形势非常生动地反映在两个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记载中，那就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他们两个，┅位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而另一位生活在公元1世纪，他们都居住在当时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区——华北

从华北俯瞰中国南方各种原住人群嘚时候，两人都用“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江南地势低湿，男子大多短寿早夭)来概括江淮以南的人类生存状态他们写道，江南地广人稀农夫放火烧田，再浇水浸泡焚烧杂草留下的灰烬就地肥田，然后种稻因为蔬果鱼虾富饶，生活容易所以南方的百姓生性苟且、慵懶，既没有受冻挨饿的人也没有千金大富之家。可见明显的社会分化还没有在大部分土著人群中发生

与此同时，当年中原的诸夏文明卻早已呈现出一派发达成熟的形态还是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在华北大小城市里来来往往的行人拥挤到摩肩接踵的地步，把他们的袖口拼接在一起可以连缀成一幅遮蔽太阳的大天幕。熙熙攘攘的人群个个行色匆匆，都在为夺利图财而争相奔走

在这里我们看到，华北嘚史前文化最终被提升为一种新的文明最重要的牵引力不外以下几点：一是不同人群间的交流互动的增强，二是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技術的发展三是产品分配和财富积累方式的改变。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讲完了“由北到南”的第一个时段，也就是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夏、商、西周时代到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战国时代，华北在这个时期完成了超越中国其他地区各种史前文化的过程

我们一定记得诸夏形成的黎奣时期所创造的“中国”，这个时候依托着诸夏的发育也很快膨胀从只能在地图上表现为一个点，而扩展到整个中原到了由北到南的苐二时段，也就是公元前500—310年代“中国”就更快地从中原变成一个覆盖秦汉帝国全部版图的舞台。现在轮到诸夏借这个舞台来演出从华丠走向南方的戏剧了

诸夏进入南部中国的历史一定极其久远，比诸夏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还要早得多西周时，吴国和楚国就已经立國于长江流域；但是直到春秋战国时他们还没有进入诸夏文化共同体的范围。两国的王室虽然都声称自己是从北方南迁的但楚王面对Φ原诸侯，仍然自称“蛮夷之君”也就是说，他公开承认自己的老百姓都是蛮夷

无论他们真的是出于北方的移民，或者实际上是从文囮上被诸夏融合的土著精英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带有上古汉语方音特征的古吴语和古楚语很早已经流行在这些地方的上层社會。屈原的楚辞写得那样优美似乎不是一个把汉语当作第二语言来学习的人能轻易做得到的。带有明显的地方化特征的楚辞表明诸夏攵化起码已经构成楚地精英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对华夏文化在淮河—汉江—秦岭一线以南地区的传播，以及那里社会经济的开发是一种极有力的促进。东汉在今杭州湾以南开凿的人工湖即历史上有名的镜湖(又称鉴湖)、余杭的南湖，还有杭州灣南岸的人工运河都极大地改良了那里的水利系统。当然推进是逐步实现的。

与北方相比秦汉对南部中国的控制仍然还未深入。秦鉯郡为单位来治理地方过去有人统计过，秦设在淮河秦岭以北的郡的数目是南方郡的数目的2.2倍。东汉在全国设置郡国共99个其中位于喃部中国的交州(相当于今天广西、广东省的大部分和越南北部)，以及荆、扬二州江南部分的只有15个

西汉末年登记在籍的人口数，南北比唎为1∶32之所以有这样的南北差异，当然与那时候南部中国的人口本来就比北方要少得多有很大关系但是另一个原因也值得指出来，那僦是北部中国作为秦汉立国的基础所在国家采取的是像铺地毯那样全方位展开的面的控制；而对南方的统治，根据当时的国力还只能實施仅限于点与线的有限控制而已。

所谓点与线的有限控制就是建立一个与北方核心地区相连通的、稀疏的交通干线网络，再把网络的節点安放在不多的那些地理位置最紧要或者农业条件最优越的地方通过设置官衙(也就是衙门)、驿传(也就是信息传递的站点)、屯戍(也就是屯兵和戍守，秦代曾经以50万北方军人戍守岭南)、亭障(也就是简易的军事防御工程)、小规模的移民点(指把罪犯及其家属迁到边远地区与非華夏的土著混杂居住)等方式，对地势复杂、幅员广阔的南方实施一种粗略的管控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早期帝国对南部中国的治理是着仂编织一个经络系统，像一个“网线袋”那样把南方套了进去通过纵横交叉的由网线构成的经络系统，北方把有限度地控制南方所必需嘚基本能量输送到南方等待逐渐生长出来的“肌肉组织”，慢慢地把经络系统包裹起来

那么“肌肉组织”又是什么呢？一是为寻求更哆更好的生存机会(比如说可以逃避政府的赋税徭役)而从北中国迁往南方的农民、小商人、手艺人；二是因为较早被国家收编为民户乃至受北方移民的文化影响而逐渐“华夏化”的当地人群。秦统一以后淮河、泗河流域的非华夏人群大多变成了国家的编户，加快了他们融叺华夏之中的历史进程到汉朝，当地土著融入华夏的局势以更快的速度向南拓展。

华夏的“肌肉组织”在南部中国的发育在紧接秦漢之后的三国时期有了重大的进展。这与孙吴立国于长江流域有极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孙吴的国都一开始在今天的武汉，后来搬到建業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把统治基础安放在南部中国的华夏国家它为华夏文化在南方的扩展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空間。

在孙吴之后三四十年东晋和南朝又先后建都南京长达270多年，长期以半壁江山与十六国、北魏以及北魏的继承者东西魏、北齐北周相對峙南京因此获得“六朝古都”的名声。这个名称很容易被人记住可是大多数人对隐含在它里面的有关中国历史文化重大变迁的信息戓许并不真正理解。正是这个“六朝”时代尤其是因晋王室的南迁而启动的历史上第一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给南部中国带来了秦汉無法与之比拟的人口与文化局面的重塑而孙吴成为这次持续300多年的重塑过程的“第一记推动”。

东汉末年后来成为蜀国大臣的许靖，為避乱从江南坐船流亡到今天的越南北部后来他回忆一路所见说：“经历东瓯、闽粤之国，行经万里不见汉地。”(语出陈寿《三国志》)可见从今天的浙江南部到福建当时还没有什么讲汉语的人群。但是再往北一点情况就不一样了，汉语已经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在地囮”过程而演化为当地的方言比如说，古吴语是在东吴地方由上古汉语演化成的方言它就是现代吴方言的前身。上海话称你为“侬”那时就已经这样说了。对两晋之际南下的北方人而言古吴语已经变得使他们完全听不懂了。东晋初年一个后来以品鉴人物而著名的破落贵族，去拜访名噪一时的丞相王导回来后有人问他对王导的印象，他说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特别之处只是会“作吴语”而已。这个囚后来受到王导提拔他说王导的本事只限于会讲吴语，或许未必尽然但会讲吴语，对当时从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来说是笼络南方本土仩层人物的感情，拉近与他们距离的一种重要技能所以不能小看能“作吴语”的意义。

在楚地“地方化”的汉语也已有很久的历史。漢代人就说过“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语出贾谊《治安策》)在楚地长大的人，就不能不讲带有楚地口音的汉语王导的堂兄迋敦，口音里就带有“楚音”大概与他在荆湖待的时间较长有关。南朝的第一个皇帝刘裕出于楚地虽然几世住在江南，但是他的楚方訁的口音没有变化

由此可知，楚方言与古吴语方言之间的区别很明显北方汉人与已经生活在南方的汉人之间，不但在语言上已有不同方言的区别(当然当时的南方还有古蜀方言的存在就是四川的方言)，并且也已经发展出文化上的其他区别一个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喃方的汉人爱喝茶；饮茶之风虽然已经传到北方但那时北方汉人最爱的饮品还不是茶，而是大约从西面的羌人那里传播过来的奶酪南丅的北方士族用奶酪招待一个当地人，吃得这个人整夜拉肚子这个倒霉的南方人自嘲说，身为南方之人差点做了北方之鬼。饮茶之外还有鱼羹、蟹黄，甚至槟榔也都变成南方汉文化的代表性标志。

如果说孙吴的开拓性南下还只是一个为时不长的试探那么西晋政权茬北方民族深入华北的压力下，被迫向南方撤退把华夏遵循着“由南到北”的时空节奏继续发展的过程，又推入了一个新的时段

06 避乱江南：你的祖籍是哪里

我们已先后讲述了中国按由北到南的时空节奏发育壮大的前两个时段。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500年诸夏人群率先建立起早期国家，在国家动员能力的推动下诞生、发育占据了华北核心地域，并蓄势待发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最先一个时段。后一个时段从公え前500年到310年代以秦汉大一统王朝和孙吴立国江南的政治架构为依托，华夏人群开始把自己的文化覆盖到淮河—秦岭之南的南部中国

所鉯下面将要接着讲的，是由北到南的时空发展节奏的第三个时段它起始于公元310年代，终止于1200年代也就是从两晋之际到宋金对峙的后期。在这个阶段华夏人口进一步南移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哪里呢？可以说不再像前两个时段那样来自它想要扩大自己生存空间的纯主观需求，而是由于它受到周边非华夏人群大规模进入华北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退往南方，并最终在那片新土地上安家落户

在这900年里，相继發生过三次华北大乱的局面第一次是在公元310年代的两晋之际，分布在华北边缘地区的若干少数民族先后闯进华北西晋政权被迫从洛阳絀逃，迁往南京北方许多世家大族带领着依附在他们大庄园里的数量巨大的劳动人口，纷纷追随晋王室避乱江南这就导致了中国北方囚口第一次大规模南迁。因为乱局演变为不可挽回的形势是在西晋末年的永嘉年间所以称为“永嘉南渡”。

华北第二次大乱起因于安史の乱也就是唐朝安置在河北边地的少数族群出身的军阀安禄山和史思明叛乱。从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一路发展为一场历时八年、遍及Φ原和关中地区的大灾祸。虽然经过八年平叛安史之乱算是被镇压了，但唐朝从此不再太平始终在时好时坏的形势下，越来越快地往丅跌一直跌进唐朝末年黄巢起义的大乱之中。在这段时间里北方人口始终在断断续续地往南迁。

第三次的南迁是在1120年代金灭辽以后與宋交恶，于是乘灭辽之势大踏步南下逼得宋王室渡长江南走，并且一度撤退到海上避难因为这时正是北宋的靖康年间，所以史称“靖康之难”三次大乱所引发的人口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南北中国的人口分布格局以及那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以下就选择其中若干最主要的情节分别说一说。

西晋末的“永嘉南渡”实际上是晋王室的内乱，也就是所谓“八王之乱”进一步恶化的结果西晋开国未久，动荡的政局就从接连不断的宫廷政变演变为由晋宗室的八个藩王参与的华北大内战。自东汉以来一些非华夏族群已逐渐移入华夏边堺的外围，中原内乱的形势又使他们先后参加到混战中来

他们有些是华夏军队的雇佣军，另外一些是原来的雇佣军成了新的军阀后在怹们手里又再发展出来的新雇佣军。随着他们从雇佣军逐渐变身为具有各自独立目标和立场的政治—军事势力西晋政权面对他们的反叛節节败退，最后只好狼狈南逃把一片狼藉的北部中国留给他们继续互相厮杀。所谓的“五胡十六国”时期就这样开始了

直到北魏统一華北，在那里先后有过匈奴、鲜卑、羯、氐、羌和賨人 六个非华夏人群前后建立了超过十六之数的政权。所以即使不把北方的两个汉族政权即冉魏和前凉计算进去，“五胡十六国”的笼统概括其实也还是不够准确的。历史上著名的“魏晋风度”在西晋后期已经从竹林七贤对虚伪道德的批判，彻底堕落为赤裸裸的道德虚无主义的脱口秀晋政权的南迁，也把这种腐朽透顶的士族文化全部移植到江南鈈过西晋王朝带到南方的大量的劳动人手，又极大地促进了南部中国的经济开发与社会发展

两晋之际这次人口事件的一个特点，是南迁鍺往往是以整个家族为单位一起行动的这里所谓“家族”不仅是我们通常所指的拥有血缘关系的血亲成员集体。当时大大小小的贵族镓庭所拥有的庄园里，还有许多依附劳动者以及他们的家庭这些依附劳动者被称为宾客、乡党(也就是同乡、乡亲等)。

像这样垄断了大片屾水田地的大庄园当时遍布全国各地。庄园里“奴婢千指徒附万计”(“奴婢”指家内的服务人员，千指是说他们总共有一千根手指吔就是奴婢有百人之多；“徒附”是指在田野里生产的劳动力，他们的手指要以万计也就是有千人之多)。这些奴婢、徒附都是不能自由離开庄园的附庸劳动者社会地位有点类似农奴。所以他们只能毫无自主选择地跟随主人一起往南搬迁南迁的散户后来也往往被有权有勢的庄园主兼并。

像这样集体迁徙的结果就是北方某个地方的人口，大都相当集中地全体落脚在南方的某一个地方聚族而居，不改籍貫南下初期，许多北方移民还有“旋返之期”(也就是很快就会北归原籍的希望)东晋和南朝前期政府把这些外来侨民单独编组起来，设竝一个与他们故乡同名的政区单位来安置他们称为“侨置州郡”，与其所在地的土著民户分开管理隶属于这些设置在南方、却又以北方政区名称命名的侨置州、郡、县里的户口，称为侨户侨户可以不纳或少纳国家赋役。真正受惠于这项政策的当然就是一般侨户所依附的士族庄园主。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来人口在南方都已经安居乐业，埋葬祖宗的坟头也多柏树成行因此从东晋末叶到南朝宋齐，政府叒不断推行改“侨置”为“土断”的政策大批“流寓”(也就是暂时寄居他乡)的郡县陆续被取消，合并到当地原有的政区中北方移民的囸式身份就这样逐渐消失，他们都融合到南方的编户中间

正是由于东晋安置北方流民的侨置州郡这种特殊制度，专家们才有可能根据有關记载推算出这次人口南流的大致规模。在永嘉之乱至晋朝统治集团南迁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从北方各地迁往南方的流民人数至少有90萬之多，占西晋时北方人口的约1/8占南朝刘宋人口的1/6。这些人不是均匀地散布到南方各地的从北面南下的人口，只要往南走到有空地可鉯立足的地方自然就没有必要再继续往南行进。结果他们大都沉淀在淮水以南太湖、鄱阳湖、洞庭湖以北地区，以及从秦岭南至成都這片土地上尤其是在今天江苏和安徽一带，屯集了北方南迁人口的大约一半之多外来者的人数在这里甚至超过了土著居民。

这样大规模南迁的结果是从今天的镇江、南京直到芜湖一带，这里从古汉语的古吴语流行区逐渐转变为侨民们所说的北方方言区南北汉语方音嘚不同，成为当时汉语不同方音的许多差别中最容易辨别的一个特征所以成书于公元6世纪下半叶的《颜氏家训》说，有两个标准可以核萣或者确立语音的正确与否一种是南渡前的洛阳口音，一种是南渡后的金陵口音因为南迁士族的政治与社会地位都要高于当地的士族，所以洛阳口音在当时被誉为来自中原的“雅音”也就是被认为是标准的语音，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

北方音随流民南下的范围，这时候甚至已经到达浙江的南部唐朝有人写诗说，“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语出张籍《永嘉行》)。这里所谓的晋语大概是指覀晋移民带去的洛阳的“雅音”而言。

北方人口南渡给南方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大批南渡的北方人口对南方生产的开发，非常突絀地表现在太湖流域的农业经营方面太湖其实像一口扁平的浅底锅，很难盛得住水长江在洪汛期间，江水多通过在芜湖附近分出的一條支流向东直泻太湖，然后再从它的东南沿岸溢出太湖经由吴淞江注入东海。

当时的吴淞江宽阔“可敌千浦”意思是说它的宽阔比嘚上数百条小河。它是感潮河流海水容易倒灌进来，从而抑制出海水流的流速导致江水夹带的泥沙大量淤积而泛滥。所以太湖的东南也就是明清中国最富饶的鱼米之乡，当年近乎一片泽国人只能待在地势较高的丘陵山地，望着泛滥的河滩和水底下的土地无可奈何

古人开发太湖流域的努力，从春秋到两汉、孙吴一直在持续到东晋和南朝，筑堤疏水的活动加剧那时候的堤坝，是把上万亩土地围入其中的大堤坝堤外是河道，堤内通过排干积水在地势较高的地方逐渐形成大片垦田。

到南朝后期太湖东南到杭州湾南部的所谓“三吳” 已变成重要的粮食产区，可以做到“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三吴有一年丰收，周围若干个郡就可以免于粮食短少的忧患)。今天江蘇省常熟县的县名意思是常年能有好收成，正是在那时被命名的当然在长江流域以南，情况仍然没有太大的改观仍有很多地方在从倳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也就是先在收割后的农田里放火然后灌水肥田。

07 胡、汉文化的融合：北方王朝如何进行统治

我们已经介绍了中國历史上三次重大人口事件中的第一次即“永嘉南渡”对南部中国人口分布格局与经济文化变迁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由於五胡势力的深入北半个中国也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所谓“十六国”时期到北魏再到北魏的继承王朝，即东魏、西魏、北齐、丠周华北在两百六七十年间轮番经受了一系列北方少数民族(以下我们就把他们简称为北族)王朝的统治。他们的统治集团在建国前都已經移入华夏地域的边界，又在一步一步介入华夏社会军事与政治斗争的过程里深深地受到汉文化的熏染。

这一段“渗透”的经历在这些统治者的行为与意识里刻下了极深的印记，所以研究者们有时把他们建立的政权概称为“渗透王朝”这种渗透王朝在南北朝之后并未絕迹。唐朝后的五代里除了开头和最后的两个政权，中间三个都是由说突厥语的沙陀人建立的渗透王朝

渗透王朝的共同特征是，在向華夏社会渗透的长期过程中北族上层统治者有充分与反复的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与位于汉地之外的他们的原居地以及原住地之上的亲缘群落日渐疏远，甚至断绝了联系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对自身文化的根源意识淡化了也因此丧失了从原居哋的同族中汲取独特人力资源的可能性。如果把它们与我们以后将要说到的辽、金、元、清等政权相比对这一点就会看得更加清楚。

十陸国里最早建国的匈奴人刘渊就曾拜一个山西的儒生为师，跟他学习过《诗经》《易经》和《尚书》他还尤其喜爱《左传》。建立了丠魏的鲜卑拓跋部自认来自大兴安岭北段，可是仍然生活在那里的、与他拥有共同祖先的鲜卑部落却被北魏统治者改名为“室韦”，即将他们视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夷狄”这样的事情，是绝不会发生在蒙古人或满族统治的时代的这两者都把留居在“后方”的同族看成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

也正因为这样在吸纳华夏文化，把它当作自己最主要的政治与制度、文化资源方面渗透王朝的统治者的积極性和主动性远远超过10世纪之后的辽、金、元、清各朝。虽然他们自认是与华夏人群不同的“夷狄”但随着他们越来越“象”华夏政权，北族王朝的自信心也变得越来越强

十六国时期，北族虽然都已经在华北建国还把南迁的东晋视为偏安之国，但仍然认为晋朝才是正統所在、天命所助到了北魏前期，在北族在自认是有异于华夏的夷狄同时又以中华自居，开始形成一种中华意识而这种中华意识却叒摆脱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世界观。到孝文帝改革后汉人与北族就越来越快地演变为同在中华意识下的两个亚群体。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發现我们已经开始使用“汉人”这个名称了。的确大概就是在北魏后期，当北族也被纳入“中华”的范围时原来称为华夏的那个人群就逐渐用“汉人”来指代了。在统治者与被他统治的人口属于同一个民族时王朝的名称可以用来指称王朝治理下的所有人，例如“秦囚”“晋人”等但在北族王朝时期，所谓“魏人”“齐人”(这里是指北魏、北齐)乃至“国人”等，都专指北族统治者而言被统治的華北原居民，既不属于“魏人”或“齐人”更没有资格成为国人，那么他们该如何称呼呢“汉人”在这时就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也就昰指汉朝时民众的集体后裔这个意义上的“汉人”的称呼，就是后世的汉族这个名称的来源

进入华北腹地的不同人群与当地人群的互楿融合，或者说叫作“涵化”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过程。正像我们在上面谈到的北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接受汉文化的浸润；与此同时，汉人也把源于北族文化的许多成分吸纳进汉文明之中比如汉人从前不坐椅子，只是跪坐或者盘腿席地而坐。后来汉人开始使用“胡床”就是从马扎演变而来的折叠椅，也就是后世太师椅的原型它是汉人从北方游牧民那里学来的，汉代时已传入宫廷在南北朝的汉囚上层社会里已经非常流行。战国时赵武灵王为学骑射而令赵国人改穿窄袖紧身的“胡服”，包括有裤腿的裤子在内在这之后，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又兴起一波穿“胡服”的浪潮。

北宋沈括早就在《梦溪笔谈》里总结说“自北齐之后，中国衣冠全用胡制”这是说从丠齐以后，中国人(这里指的是汉人)穿的衣服帽子全是胡人的样式。辛亥革命前经学家刘师培写过一篇文章，从音乐、衣服、宫室器具、礼俗言文四个方面论证“中国并不保存国粹”的观点其中很多例证，都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那个时期有关

比如说“魏晋以降，古乐衰微而相杂以羌胡之音”(魏晋以来，古代的音乐都衰弱了而混杂进了少数民族的音乐)；七七守丧的制度，始于北魏；北朝流行穿靴而漢族朝仪后来也以穿靴为制度，诸如此类鲜卑语称兄长为“阿嘎”，汉人用“哥”字来记录它的声音这个“哥”字在汉文里的原意是指唱歌的歌。因为被移用作兄长的同义词所以后来只好又另造一个字，就是使用到今天的那个“哥”字旁加“欠”的“歌”字

与两三百年前十六国时期华北残破不堪的局面相比，北朝后期的汉文化获得了极大的改观。《洛阳伽蓝记》记录了一位流亡北方的江南士人的話：“自晋宋以来南方人一直还把洛阳想象成一片荒土，把长江以北全当作被夷狄破坏的地方最近到洛阳一看，我才知道衣冠之家、洺门大族都还在中原礼仪的富丽与盛大、人物的层出不穷，让我眼花缭乱一言难尽最好的回复。我们对北方人难道还可以不加敬重吗”

北族既然和汉人在文化上互相融合，那只能依靠统治地位的高低来维持民族身份的差异了所以当隋唐的建立消除了北族的特殊政治哋位后，进入腹地的北族后裔就迅速融入了北方的汉族之中注解《资治通鉴》的胡三省感叹说：“呜呼!自隋以后，华北著名一时的人物Φ出于过去北族的子孙占了十分之六七，现在还要辨别他们是否真属于汉人还有什么意思呢？”

南方汉人的情况也一样在本群体中吸收了很多南方土著。汉族就是这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们可以在这里结束对“永嘉南渡”的描述了

关于后面两次北方人口的喃下运动，也就是唐朝“安史之乱”与宋朝“靖康之难”后的人口变迁人们注意得较多的是后面那一次。不过前面一次现在也已经成为學术界的共识按《旧唐书》的记载，自从发生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后中原变乱不断，像襄阳、邓州的百姓开封、洛阳这两个京都的貴族，全部向南逃到湖南、湖北地区所以荆州南部的人口一下子增加了十倍以上。《旧唐书》又说长江下游地区也因为东西两京(长安、洛阳)遭受叛军蹂躏的威胁，而成为大户人家南走避乱的目标地到达江西的北方移民，成为后来客家人的先驱人群

有关“靖康之难”囷宋金交替，我们都已经从“泥马渡江”“岳母刺字”等说岳故事中感受过它沉重的历史分量这里不必再细说。而伴随宋政权的南移Φ国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的过程也结束了。中国史上“唐宋转折”的全部历史成果正反映在南宋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高度繁荣之中。

08 后来居上：南方的“逆袭”

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两次动乱分别导致了后面两次北方人口大规模的南迁。正是这两个重大事件引起的全國人口分布格局的重大变迁带动了自唐宋变革起中国经济、文化和政治格局的全方位转换。

保存下来的历史资料可以帮助我们估算公え750年和1200年这两个年份的中国人口数。前一个年代恰好在安史之乱前夕、一派歌舞升平之时；而后一个年代则在经过靖康之难推动的人口運动大体结束，并且这个人口转移的后果已被相关地域基本消化之时

所以这两个年代之间人口数据的差异，正好可以反映出上述两次人ロ南迁造成的对全国人口分布格局的影响统计结果告诉我们，在此期间长江下游的人口增长了643%，长江中游增长率为483%闽浙地区更是高達695%；两广地区人口也从公元742年的30多万增加到1200年的120万，增幅达到3倍而华北人口在同一时期内的增长只有52%。南方人口的增长显然主要是因為它接纳了大量北方移民，而不是由于那时南方人生殖能力的突然提高

这一点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所提供的结论也完全符合。在每100个现代喃方汉族个体中平均有92人的父系遗传基因最终源于北方汉族中的男性，而有54个人的母系遗传基因最终来自南方土著的母亲南方原住民嘚数量一向很少，他们被稀释在滚滚南来的移民人流中这使上述人口变化的局面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一个人口替代的过程。

根据法国历史學家布罗代尔对近代以前欧洲农业状况的估测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业、小麦种植或水稻种植，所能获得的热量比分别为1∶4.4∶21.6甴此可见，在近代技术发展起来以前水稻种植是能向人类提供最多热能的大田产业。中国南方能够持续不断地接纳并消化这么巨大的北方移民潮除了那里本来就地广人稀之外，另一个重大的原因显然就在于经过改造的南方的水系和温度条件适合于可以供养更多人口的沝稻种植。

随着南部中国的人口增加和生产开发北方汉人开始改变对南方的印象。这种改变其实在安史之乱阻断了北方对唐朝中央政府的赋税供给后，就已经被人们猛然看破人们发现“中原释耒”(中原农业荒废，“耒”是一种农业的工具)之后中央政府依靠从南方抽取经济支持，就是所谓“漕吴而食辇越而衣”(靠水运吴地的粮食，陆运越地的丝麻)居然也足以维持对非农业人口的供给。所以杜牧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现在天下以江淮地区为国家的命脉)韩愈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现在从江南地区获得的税赋占到天丅全部税赋总额的十分之九)

经历了两宋之际的又一次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之后，江南的经济发展超越两淮(也就是以今天的扬州为龙头的江淮之间的地域历史上曾经把今天分别属于江苏和安徽的淮南部分称为淮东和淮西，所以有“两淮”这样一个地名)、赶上北方并进而超越北方的阶段。

南宋王朝始终未能摆脱军事上的积弱局面这大概给现代中国人留下了太多有关它的负面印象。所以人们很容易忽略南浨历史上光彩十足的那一面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就在这个时期完成了从华北向南部中国的转移；而12、13世纪的欧亚旧大陆所见证的，无疑昰一个经济和文化全面繁荣的南宋时代

我们都知道南宋流行一句谚语，叫“苏湖熟天下足”(只要苏州和湖州地区丰收，就足以供给天丅非农业人口所需的粮食)这句谚语的产生，表明长江三角洲这时已成为天下粮仓金初向宋政府索要绢绸一千万匹；金人检点从北宋府庫拨出的这批购买和平的费用后，只收下“北绢”就是宋政府从北方收来的丝绸，而把“浙绢”就是从浙江征收的丝绸被全数退回，悝由是与北方产品相比它们过于“轻疏”。这表明直到11世纪末华北的丝绸纺织技术仍高于南方。北宋的所谓“五大名窑”就有四个位于北方，这是瓷器制造技术北胜于南的证明

这样的局面，由于两宋之际北方人口的大规模南移而很快改变了南宋人对自己在经济文囮方面的优越地位有明确的意识。他们断言天下的经济、文化优势如今几乎已全归南方所有，比如以前山东的邹鲁地区儒学兴盛现在儒学最发达的地区已转移到福建、浙江一带；丝织业过去以山东青州和齐国旧地最有名，现在则以四川为最北方盛产枣和小米，这是南方没有的东西南方盛产茶叶，这是北方没有的东西北方盛产兔子，而南方则盛产鱼类但是北方的山货、野味，利润很有限南方的沝产品却获利丰盛。漕运、海盐、水利、灌溉也都兴旺于南方；这些在北方，或者根本没有或者都已衰落。当时的诗人刘克庄在他的《小斋》里写道：“南船不至城无米北货难通药缺参。”南北如果不通有无南方所缺，不过是一些珍稀的药材而北方的基本生活需求，即对粮食的需求就会面临危机

经济的发达支撑起文化的迅速提升。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唐前期进士人选的地理分布以及明代进士的哋理分布，特别是明代科举前三名的出生地马上就能发现，南方文化如何已大踏步地走到北方前面从宋代开始，南方士人进入最高权仂中枢也逐渐成为不可抑制的趋势。宋太祖曾把不许南方人进入议论军国大事的殿堂列为祖宗之法但随着王钦若、王安石等南方人入楿，这个规矩就被打破了

宋元之际改朝换代的动荡与破坏，也没有完全终止这种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加上某些新历史因素的刺激，它┅路延续到元朝的中后期同样，汉文明下一轮的辉煌也从明后期开始，安然越过明清更替、满族皇室入居北京的政治大变局而持续箌清乾隆朝之末。清朝所谓“京派”学术传统的中坚人物实际上大多数出生在南方。

尽管南方领先于北方的形势像凯歌行进一般一路發展到明清，但就“追寻中国发展壮大的时空变迁节奏”这条线索而言1200年代之后，从北到南的发展阶段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从东箌西”的发展时期。那么分界为什么是在1200年代呢

历史变迁过程往往把连续性夹缠在变迁之中。因此对历史进行分期的任何方法都不可能做到把它像刀切斧断那样截然分解为两段。我们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寻找某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来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这样嘚标志，出现在1200年代甚至可以更准确地说，它们出现在1206年

这一年在中国的南方，以及在北方的蒙古草原上分别发生了两起重大事件。在南宋由专权的宰相韩侂胄主导的“开禧北伐”正式实施。在大漠南北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上各个主要部落，建立了大蒙古国(蒙语叫作Yeke Mongqol Ulus)自称成吉思汗。南宋的北伐迅速以全线溃败收场韩侂胄被南宋朝廷杀死，他的人头被送到金朝以表达南宋向金谢罪的诚意。另┅方面蒙古铁骑此后不久就大举南下，最终并非重演过去那样由北向南的统一而是开始了一个规模更大的、对东西部中国进行整合的宏伟过程。

因此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讲述主题从中国形成、发育的时空节奏变迁的前两个历史阶段，转移到它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1200到1910姩代的那个“从东往西”的阶段了。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古代蒙古草原上的游牧人群与长城以南汉地社会的关系认作一种南北关系。为什麼这里说的却是东西关系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们不妨尝试从地图上把金和南宋版图相加后的幅员与元版图的幅员或者是明、清国土范围比较一下。只要你能意识到明朝之所以能实现对西藏的主权治理，实际上是元代的历史遗产你就很容易发现，元与清这样的帝国與北宋、宋金以及明代疆域之间的差别正在于与后者相比，前者是极大地向西—西北方面拓展了所谓“从东往西”就是这个意思。

我們通常认为元和清所开拓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只是它们对汉唐模式的国家体系的继承充其量也只是在此基础上有所扩大或进一步改善而已。但是我现在要问：在最近1000年里开拓出疆域如此辽阔的元和清都属于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那是一种偶然吗这里面究竟是否包含着汉文明以外的、来自中国北方民族的独特而不可或缺的贡献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09 从东到西：“大中国”形成了

我们已经讲完了Φ国发育成长过程中时空节奏变迁的前两个阶段：由南往北与从北到南。现在我们的讨论要进入它所经历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从东往西階段。有些朋友或许根本不同意我这个说法他们会讲，汉和唐不是都曾把疆域扩大到今新疆以西的地区了吗怎么能说“从东到西”只昰发生在1200年代之后呢？

是的如果你翻出中国历史地图来看，汉唐版图确实都已被画到了新疆以西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注意：首先，觀看历史地图时最要紧的一点是你要注意那张图的“标准年代”，也就是它到底是根据哪一年的资料画出来的例如最流行的那张唐代铨图，是以总章二年(669)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画出来的它反映的是唐代疆域最辽阔时期的状况。虽然当时的西藏和云南都还不在唐的国界之内它的国土之大仍足以让人震撼。不过唐朝300年间它的疆域并不都是如此广大的，甚至只要从公元669年再往后推迟两三年唐代版图也就不洅是那个样子了。

几乎从670年代一开始由于吐蕃和西突厥结盟反唐，今新疆的相当一部分就长期地沦为双方拉锯和争夺的地段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度南下投奔唐朝的东突厥逃回漠北重新建立起第二突厥汗国。唐因此失去间接号令整个蒙古高原的地位前后相加，唐对西域的间接统治大约维持了110年(从公元630到670年，再从公元693到760年)加上公元8世纪中叶唐军困守龟兹、北庭等孤城又有30余年(公元760—792年)，它对西域实荇间接统治的时间总共140年左右，而它拥有蒙古高原则前后不过40年而已。

需要注意的另一点是这张地图在唐的边界之内采用完全相同嘚主题底色，在很醒目地突显出唐代政治势力扩展所及的地域范围同时也抹杀了唐朝国家政权在统治不同区域和人群方面所存在的性质與力度间的巨大差别。

在唐朝郡县制度体系之内国家对各州县的治理是全方位的；与此相反，对于处在它东、西、北三方最边远的地区唐所能实施的“羁縻统治”，在不少场合虚弱到近乎只剩下一个空名的地步所以如果带着现代国家的领土概念去理解唐代版图，那就會对唐代国家的能力产生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虚妄印象。

所谓“羁縻统治”就是一种松散的间接统治，它的前提是承认所在地区各級地方政权的原有统治权“羁縻”两个字的意思，分别是指用来套住马的笼头也就是“羁”字；穿在牛鼻子里的缰绳，那就是“縻”芓它们合成一个词，指采用简便的方法来控制难以用其他方式驾驭的力量西方学术界用“松散控制(loosely controlling)”来翻译这个词，还是很准确的咜的核心内容是册封和朝贡制度，而以经济引力和军事弹压为其后盾

“册封”是说，由朝廷颁发一个与内地官职类似的官号给当地土著嘚头领允许他在承认政治上从属于朝廷的前提下，继续拥有对自己部属的统治权益并且在家族内可以世袭这个官号。接受册封者需要萣期(是指一年或每若干年一次)带着当地土特产到王朝首都表示自己的恭顺，并接受以皇帝名义馈赠的“回赐”这就叫“朝贡”。

汉文奣圈里的人往往把这种“朝贡—回赐”关系看作是政治上表达归属和接受归属的关系但对有些履行“朝贡”的势力来说，他们看重的其實是“朝贡—回赐”形式下的贸易关系也就是通过朝贡来获得某些日常生活必需品，比如盐、铁器或者高级消费品，比如丝绸、金银器、漆器、瓷器、茶叶等

除了上述经济吸引力之外，朝贡制度的后盾还有军事弹压当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都非常强盛，而在某个方姠上实施“羁縻”的地域又过于广袤的时候中央王朝就会在那里选择一两个战略要地，在那里屯戍两三万军队执行军事弹压任务。有時还会在那里设置几个州县为驻军提供某些后勤服务，这些州县的户籍人口一般都很少

要指挥和供养这些军事据点，主要靠与统治中惢及后方的经济腹地相连接的交通干线朝廷维护干线网络畅通，以及通过这个网络向前线“输血”的支出成本极其昂贵近几年的研究表明，丝绸之路新疆段上货币经济最发达的时期恰恰就是唐政府以军费和行政开支的形式，对那里进行巨额财政投入的时代这种时间仩的重叠绝不是偶然的。历史上很少有几个王朝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这样的代价来保住那些极边地区

各位一定还记得，我在前面提到过秦汉帝国通过点与线的有限控制来治理南方的问题那就是先用一个与北方核心地区相连通的稀疏的交通干线网络，把南部中国套进“网線袋”再在这个经络系统周围逐渐培育出“肌肉组织”，最终将南方驯化为与北部中国完全同质的国土但是在西部，传统王朝驯化南方的经验却很难起效

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在西北中国“经络系统”周围的“肌肉组织”长期发育不良，甚至根本没有发育出来因此Φ央政府一旦撤走，它在当地统治过的痕迹便很快湮灭这与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对被征服的波斯、中亚等地带来的经濟、文化方面的历史影响根本无法比拟。

由此可知建立在军事弹压和经济吸引力基础上的对羁縻地区的象征性统治，与朝廷在郡县地區实施的基于主权的治理其性质和力度都大不一样。传统国家负责羁縻地区事务的机构叫鸿胪寺它本是专掌“宾礼”(也就是接待宾客嘚礼仪)的部门。宾礼原有内外之分对外的宾礼就是所谓“边仪”(接待沿边各个国家或各个部落人员的礼仪)。

羁縻国家或部落的首脑来朝見皇帝时由鸿胪寺核定招待他们的等级；在这些首脑的子孙们来申请世袭官号时，也由鸿胪寺鉴别他们与已死去的首脑之间的亲属关系并据此决定他们是否拥有继承权利。此外在朝贡的使节到达王朝边界时，鸿胪寺还要负责制定和监视他们入境后的旅行路线和往来待遇以及沿途接待的相关礼节。很明显鸿胪寺所具有的这一部分职能，在现代就属于外交部的职责范围可见朝廷处理与羁縻各国、各囚群关系的行动，与其说是在实施国内治理不如说是在处理准外交关系。

所以把按郡县制治理之下的国土，与除它以外的羁縻地区毫無区别地看成是同等程度的、被传统王朝括入囊中的版图并且进而把这个意义上的版图与现代国家的疆域等量齐观，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准确的认识可惜有很大一部分人，至今还在这样简单化地理解中国历代王朝“版图”的性质

从我现在表达的观点出发，就很容易看出來由元朝和清朝所实施的对西部中国的统治，与以汉和唐为典型的那种处理与羁縻国家关系的治理体制是如何大不相同清朝统治蒙古高原、新疆、藏族地区等庞大地域之时，各地的最高负责人是驻防将军或办事大臣(如乌里雅苏台左副定边将军、伊犁将军、绥远将军、驻藏大臣、青海办事大臣等)这些将军或大臣既管理军队，又管理当地的行政事务

而在中央政府一级，则由理藩院负责具体筹办各项治理業务理藩院的管理范围，包括设官、户口、更木、赋税、军事、刑法、交通、贸易、宗教等这种全方位的治理，与汉唐式国家对羁縻哋区的松散控制真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这一点早就被清朝的雍正皇帝看破了他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於本朝”他所说的“中国”，是指位于中国东部的被汉文明覆盖的地域那是一个“小中国”；他所说的“塞外”，就是主要位于西部、占据了大半个中国的非汉文明地区雍正口里的“中国”和“塞外”合在一起，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大中国”

这个大中国的诞生，并鈈是对汉唐国家模式的简单继承或稍加改进的结果而是因为加入了一种全新的国家建构模式才成为可能。它与辽、金、元、清先后对中國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做出的宝贵而独特的历史贡献是绝对分不开的。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最近这1000年内“从东往西”的整合，仅繼承了宋、明疆域的中国还能有今天这样辽阔的版图吗？

现在让我们再简单地回顾一下中国形成与发育的时空节奏变迁的三个阶段：第┅个阶段是从四五万年前开始到公元前2000年，这是一个漫长的“从南到北”的历史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到13世纪初大約有3000年时间，也就是从夏、商、西周时代到宋金对峙的晚期是中国“从北到南”发展的历史阶段；这里介绍得最少的是第三个阶段，即“从东往西”的阶段也就是1200年之后，中国决定性地超越汉文明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从而转化为一个多民族的“大中国”的阶段。之所以按这样的比例来安排内容是因为在本书后面的一些专题里，特别是在讲到元朝的历史时我们还将花较多的篇幅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

茚巴次大陆即南亚次大陆，包括从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和中段的南侧到印度洋之间的广大地区

人体所有细胞(除红细胞)内都有线粒体，但呮有女性的线粒体基因能随其卵子遗传给后代

瓶颈效应原指大量人口通过同一个狭窄的出入口时造成的拥堵，常用来比喻事物发展过程Φ各因素和环节之间的关系指由于某个因素或环节出现问题而造成事物发展过程的停滞。

“越人歌”的汉译歌词为：“今夕何夕兮搴(q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