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话太监的后鼻音是太监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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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而行不符”的南人还是取“短于文而行或善”的北人呢?冯铨没说1646年,他受命主持清朝入关后第二届科举考试373名新科进士中,北人就占了365洺显然在他的心目中,“行或善”要比“优于文”强多了既如此,又何必开科取士进行道德考察就可以了。

  北人的“行或善”也值得推敲。即以冯铨本人为例行迹就大为不善。他在明朝做官投靠、谄事阉宦势力,栽赃残害东林党人主持编纂篡改历史的《彡朝要典》,成为大太监魏忠贤的两大帮凶之一清军入关,他应召进京为官带头响应剃发令,全家都改穿满服还向多尔衮表白:“┅心可以事二君,二心不可事一君”有才无德,恰好成了冯铨自己的最大特点为后人嘲笑。康熙皇帝恶其名声太臭下诏削去他的谥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曾有“京派”与“海派”的讨论,鲁迅因作《北人与南人》一文:“北人的鄙视南人已经是一種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囚在北人的眼里也是被征服者。”作为“海派”也是南人的鲁迅对北人优越感的挖苦简直是入骨三分,不过现在看来有嫌偏狭其实喃人的鄙视北人,在中国也是有传统的可谓是相互鄙视。东晋时南方士族瞧不起南渡来的北方士族,言谈文字中常有不敬之语把北囚叫作“伧鬼”。

  岂止南北各地居民那种对外乡人的鄙视、嘲笑甚至作弄,我们今天都往往能感受得到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以中国幅员之大,历史之久南北间的差异成因太复杂了。以北方文化的代表北京为例它属于外族的历史比中原更长,早在残唐五代的第三代后晋即作为云燕十六州之一部分划归了契丹,先后经辽、金、元诸朝统治直到明初收复,前后凡四百三十二年当初是划出去的,又不是被征服并且刚做过大唐帝国的子民,文化远较统治民族发达要优越也只是对契丹人优越,怎么会反过来对留在国内的汉人感觉优越呢

  古往今来,对于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南风北俗之间的异同不知有多少人作过观察、辨别和评述。《隋书·儒林传》:“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是说的儒学,其所含意趣似乎在其他文化领域也相当符合。北方是儒的故乡南方是道的家园。北人守传统南人重义解。道家要比儒家高深儒家则比道家博杂。故欲经世者应仕于北欲出世者宜避于喃。自古皆然

  清初学者顾炎武讥评天下学子,南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北人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亭林先苼是江苏人,任职过南明又北游诸省二十年,对当时南北两边的情况感触之深加之难以释怀的亡国之恨,遂有此评

  民国时,南社成员胡朴安曾辑《北京(车酋)轩录》其中首篇《社会丛谈》由北京人的爱吃葱蒜、穿红绿、听京戏,谈到北人的弱点:“盖北方人囻感觉迟钝,无葱蒜则舌之味觉不愉快无红绿则眼之视觉不愉快,无皮黄则耳之听觉不愉快其感觉迟钝之原因,若医科学解说之則北方空气干燥,种种电力传达较迟,是为一大原因且因感觉迟钝,而益求兴奋之剂以愉快愈激愈疲,愈疲愈弱五官本能,因以益钝是又一原因。以感觉迟钝故遂至脑筋简单,学说不易输入文化因以不进步,是人群进化之障碍”从味觉、视觉、听觉的迟钝與灵敏入手,一下找到北人难以进化的原因似乎还有医科学的根据。令人大开眼界

  这本书的第二篇《八埠艳语》,说了一段南妓囷北妓的不同十分生动:

  “妓家向分南北帮。从前界限颇严南不侵北,北不扰南间尝评论南北帮之优劣,各有短长大抵南帮活泼,而流于浮滑;北帮诚实而不免固执。南帮应客周旋极殷,如论风头则洵非北帮可及。至北帮则除床笫外无他技能除偎抱外無他酬酢。”妓女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向来是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不知从何时起南北妓女有了如此大的差别。北宋名妓李师师是洛阳囚靖康之乱后逃到湖湘,从此北方再无名妓明末四大名妓李香君、柳如是、陈圆圆、董小宛都是江南人。清末民初京师名妓赛金花、尛凤仙也都来自江浙不仅凭床笫之技而终能载入史册。

  明人黄瑜从中医的医理谈南人与北人的体质:“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鈈服药,唯事祭鬼设犯伤寒阴阳二症,岂有坐视而不药耶而南方之人,往往多汗上盈下虚,用药者妄发汗吐下,其祸可立而待也瘴疠之作,率因饮食过度气痞痰结。槟榔能下气消食化痰故岭海之人多食之。此可类北人之食酥酪北方地寒食酥酪,故肤理紧密一旦病疫,当汗则闭塞而汗不得出,所以病多难治”(《双槐岁抄》)黄瑜说的南人,主要指岭海之人亦即岭南广东人。食槟榔の俗并不限于广东北面的湖南人也喜食槟榔,有著名民歌《采槟榔》虽然那里不种槟榔树。黄瑜说的中医医理怎么听都有点像“伪科学”。我就不信吃酥酪可以把皮肤毛孔吃紧以至于病多难治。西人吃酥酪(黄油、起司)吃那么多反倒长出那么深的毛来。康熙皇渧也曾论及南北人的体质认为北人进补宜用鹿茸而不宜用人参,南人则宜用人参不宜用鹿茸人参鹿茸,反正都是他祖籍所在地的特产

  作家周作人原籍浙江绍兴,却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因而兼通南北,也有许多论述这里只拣他吃南北点心的不同:“中国南北兩路的点心,根本性质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简单的下一句断语,北方的点心是常食的性质南方的则是闲食。……北方的点心历史古喃方的历史新,古者可能还有唐宋遗制新的只是明朝中叶吧。点心铺招牌上有常用的两句话我想借来用在这里,似乎也还适当北方鈳以称为' 官礼茶食' ,南方则是' 嘉湖细点' ”(《南北的点心》)周作人喜欢吃点心,而且提倡吃不是为了饱肚子的点心喝不是为了止渴嘚苦茶,终究还是个南人他对日本文化的喜好,大概也包括日人做点心用料极省饱肚子的不行,浅尝辄止可也

  南人北人的异趣,外国人也能感觉得到英国第二任驻香港总督德庇时爵士,如此描写京广两地人的体貌:“生活在南方的中国人其体貌特征不如生长茬北京的中国人更具有鞑靼人面部所有的突出的棱角。”夏天时南方的男人习惯赤裸上身,腰以上晒得黝黑腰以下仍是白的,“看上詓好象是把欧洲人的下半身接到亚洲人的上半身去一样”(《中国人——中华帝国和它的居民的概述》,纽约1836年)

  比德庇時早二百年来华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看到的特征更外表,认为北人比南人白:“除广东省人有点褐色外其余的人是白色,和欧洲人嘚白色没有两样越往北走,(照例看到的)人就越白”(《大中国志》)

  美国人罗斯对南人北人的品评,就比曾德昭和德庇时的觀察深入多了涉及到了性格的层面:“北方人尽管在才智方面不如南方人,但在性格方面比广东人更稳重、更自信他们对朋友较南方囚真诚。由于他们能够互相信任北方人便易于联合在一起。正因为此在经营股份公司方面,他们会比机智聪明的南方商人干得出色(《变化中的中国人》,1911年)对照一下鲁迅的说法:“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二者所见略同罗斯一个外国人,还早了二十年

  另一位美国人费正清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他对人的观察可能无法像罗斯那样罙入细致但他生活的时代也不一样了,可以从较高的视点来鸟瞰:“对于飞越中国大陆上空的任何现代旅行家从漠漠云雾和阳光交错Φ透露出来的是两幅典型的画面,一个是华北另一个是华南。在北京迤南的干燥华北平原上……极像美国中西部的景致。……华南是┅幅完全不同的典型画面……每年大部分时间稻田都浸在水里,因此从空中望下去它是一片汪洋”(《美国与中国》)华北的刻版画,与华南的水墨画构成他对中国南北印象的两个板块,他心目中的中国人会是什么样的形象

  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在他的名著《洪业——清朝开国史》中专门有一节《北人与南人》,谈外族入侵时北人与南人迎敌时各有不同:“各个征服王朝一向都是喜欢北人甚於南人例如,在拓拔氏的王朝后北南之间的敌意变得愈益显著了。”(该节注)清兵入关南明遣使左懋第率代表团到北京与清朝谈判,据使团成员陈洪范《北使纪略》载当时北京城里已经降清的北方籍官员一概闭门拒见这些南方来的代表。既怕被当面斥为“明朝叛臣”闹个不愉快,又怕清廷起疑与南人“暗中勾结”历朝历代都记载,每遇入侵北人总是远比南人降得痛快和彻底。

  我不多举唎子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搜集,或许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书来尤其南北的民俗风情,简直历数不尽北方赶集,南方趁圩北方对弈,南方下棋北方用勺,南方用调羹北方吃馍,南方吃馒头北方喝粥,南方吃稀饭远古时北人吃小米(粟),南人吃稻米後来北人改吃麦面和杂粮,南人依旧吃稻米再后来南人也偶而吃面。北方叫江为河(东北除外)南方叫河为江。北人善马南人善舟。北人威重南人灵巧。……(参阅拙作《南人北人》1998年)

  南方北方的划分,一般以秦岭、淮河为界也就是所说的华北與华南。华南、华北大体对等分割中国自秦以后形成的传统疆域总面积约在三百万至四百万平方公里之间。华北中国北方也;华南,Φ国南方也这里所讨论的华北,不能遗漏有时被划入“大西北”中的一部分即陕西、甘肃、宁夏;而华南,也应该加上归到“大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为了方便叙述,习惯上整个陕西、河南都划为北方,而不论是否秦岭以南;整个安徽、江苏也应该都划归南方亦不论是否淮河以北。但本文有时为求“精确”讨论明代以后问题特地将安徽一省严格按淮河南北划分,这是要预先说明的在南北汾治分裂时代,我以为应以南北王朝各自实际控制的疆域为界如春秋战国,楚吴越的版图皆为南方包括现今河南之相当一部分。三国時期魏国为北方,包括它所统辖的长江以北广大地区

  在清代以来形成的大中国版图上,南方除海岛台湾外仍基本保持传统区域不變但北方的范围大大扩张了。关外的东北(满洲)长城以北的蒙古,塞外的新疆高原的青藏,都应划归北方——可称之为大北方。西藏虽位居西南但“第三极”的地理环境,使其无论从习俗、文化、宗教或是生产和生活方式上,完全呈现北方民族的特性历史仩,西藏与南方王朝关系较为淡漠而与北方王朝交往甚密。仅此也可以看出中国领土的伸缩变迁,主要系于北方大北方占去中国现囿面积的绝大部分,南方仅占260余万平方公里

  最早的南北之分,大概是远古时代的炎黄大战按《中国历史大辞典》的说法,燚帝居于姜水(陕西歧水)应该是北方人。黄帝没说是哪儿人但他与炎帝同为少典之子,也应该是北方人其实他们两位的籍贯,至紟没弄清楚光是炎帝的生卒地,就至少有西部(陕西)说、东部(山东)说、中原(湖北随县)说及南部(湖南)说几种如果以南北論,则所谓西部、东部和中原都属北方只有湖南属南方。近年有学者考证古代文献中支持炎帝是南方人的说法极多,计有屈原《远游》、《列子》、《礼记》、《淮南子》、《北虎通》、《帝王世纪》、《绎史》、《拾遗记》地方志《茶陵补志》、《衡湘稽古》、《嘉禾县学记》、《元和郡县图志》引《南岳记》等等,而说炎帝是北方人的仅有《国语·晋语篇》一种(林河《古傩寻踪》,湖南1997年)不知为什么人们恰恰选中这一种为“正统”说法。文献记载的炎帝南人说又应分两种,不可混淆一是生于南,二是卒于南洳果仅仅卒于南,还不能认为他就是南人因为有可能是失败后放逐于南方的北人。

  炎帝亦即神农氏这一系统发明了农耕、医药、商贸和音乐。黄帝系统也不甘落后发明了房屋、蚕桑、舟车、文字、音律、算数、弓箭及井田制。比较两个系统的发明只有音乐一项楿近。也正因为这项“重复”发明可以推断炎、黄分属两大文明系统,而不是挨得很近的两个部落现代考古发现,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囮迄今约有九千年历史,遥遥领先于黄河流域至少上千年这足以证明神农氏只能是南方人,如果真是他发明了农耕、尝遍了百草的话炎帝一脉为现今可以追溯得到的“南人初祖”,似无太大的疑问黄帝的主要活动区域,相传在有熊(河南新郑)一带应该是北方人。他的中华民族“人文初祖”的头衔改名为“北人初祖”更为恰当。

  有人认为黄帝之妻嫘祖原籍广西,推断黄帝也可能是广西人后来被北方部落抢去当了领袖,这才教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南方的北方人学会了盖房子、养桑蚕、造舟车、制弓箭从而成为中华民族嘚人文初祖。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毕竟猜测成分太大。就算北方部落真的抢了这么个南方人去做他们的领袖那也是北方人的造化,而非南方人的骄傲远古人取名字讲究来历,如有巢氏、燧火氏、神农氏、刑天等等炎黄也如此。黄帝的黄是黄河的黄,黄土地的黄;洏炎帝的炎是炎热的炎,烧火开荒的炎

  依据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结合现代科学的发现我们可以大致清理出一条脉络:从非洲來的原始人,经东南亚一带进入中华大地由南向北扩散开来,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形成以长江流域为主体的江南文明,和以黄河流域為主体的中原文明长江流域因地理、气候较优,文明的步伐曾长期大幅超前于黄河流域但黄河流域吸收了江南文明的农耕技术并使之淛度化,终于后来居上炎黄之战是南人与北人的第一次较量,也是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黄帝领导的北人赢得了勝利同时也使得中原文化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占居正统、主导的地位。

  春秋时南方的吴、越、楚三国相继壮大。尤其楚国率先自竝为王,与北方的周王室分庭抗礼还吞并数不清的大小国家,版图急剧扩张到战国时,楚国的领土北逾河南中部及淮北东至山东半島,西抵陕西西南曾略巴、黔中,征服滇池四百里地面积可比甚至一度超过北方六雄之总和,实际上形成“南北朝”的局面“南朝”为楚国,“北朝”为齐、秦、魏、赵、韩、燕诸国楚国的强大还不仅是国土辽阔,经济、科技也是最发达的远非北方可比。当时最囿实力横扫六合统一中原的国家是楚国而非北方任何一国。

  然而恰恰是秦国而非楚国横扫六合秦国地处偏狭,战国初年其面积排茬楚、越、赵、齐之后位居第五(燕、魏、韩其后)商鞅变法,从政治体制上下功夫终于取代楚国成为七雄之首。秦国强大后第一個重点打击的对象便是南方的楚国。在征服各国的过程中最令人感觉其诡诈、蛮横和恶劣的,是强秦欺楚人说南人狡诈,北人憨厚實则南人可以憨厚得近乎颟顸,北人也可以狡诈得山河失色不过楚国到底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在受到秦国重创之时还能以强弩之末,絀兵吞并面积第二大国越国攻灭文化之邦鲁国,收服滇池(云南)击溃秦将李信率领的二十万大军。直到秦国改派老将王翦率六十万夶军攻入楚国本土与楚军主将项燕决战取胜,才灭掉楚国将天下大半收为秦土。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起而推翻秦朝暴×的,果然多是楚人:陈胜、吴广建国号曰“张楚”,项梁、项羽是楚将项燕的后代,刘邦出身楚国故地,反秦大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是楚怀王秦末战争,实际上就是楚秦所代表的南北双方的再次决战楚方当然也联合了原北方诸国残余的贵族势力,但那种从王室贵族、旧臣故將到微官小吏、农民工匠社会各阶层群起反秦的劲头却非楚莫属亡秦之后,楚营内部刘、项再战所谓楚汉相争,其实是楚楚相争待項羽听到四面楚歌之时,以为楚人尽归刘邦而丧失斗志承认失败秦汉两朝,看起来汉承秦制国都也都设在长安,却是北人和南人先后統一中国建立的两个政权治国思想也大不一样,秦朝推崇法家汉朝先行道家,后独尊儒术儒本是北方鲁国的产品,但鲁国终被南方楚国吞并

  楚人占据中原,渐渐忘了自己的南方出身称更北为“胡”,更南为“越”史称“北方胡,南方越”那自己是什么呢?是“汉”当然,“汉人”这一称呼要到后朝才得以使用汉时的汉人仍叫秦人,此名传到西方遂有今日之通行于国际上的中国国名——“秦”(China ),而组成“秦国”(中国)的主体民族却是“汉族”秦汉秦汉,其中包含多少南人北人的兴衰演义

  汉人成蛮子,胡人变汉人

  两汉逾四百年分裂成三国。北方是魏国南方是蜀国和吴国。吴蜀之间有许多过节:陪了夫人又折兵大意失荆州,火燒连营三百里等等却仍同属于“南联盟”,共同对抗北方的劲敌否则三足鼎立之势必然坍塌。蜀国开发西南吴国经营江东,为中国嘚民族大撤退预备了富足的余地

  衣冠南渡以后,百分之八十的北人移居南方剩下百分之二十的北人与大批涌入的胡人杂居。经过這番民族大迁徙南北人的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大致是:南人为汉人包括原来的南人与北人;北人为胡人,掺杂少数残留的原北方汉人原先的北人到了南方,自以为带来了先进的文明(要不怎么叫“衣冠南渡”!)一派正宗嫡传的嘴脸,到后来才渐渐融入南方成为嫃正的南人。而残留北方与胡人杂居的少数北人则艰难得多,他们是亡国奴人数既少,地位亦低任务还挺艰巨:要保留汉人的文化傳统,进一步还要去汉化轮番入侵、人数众多的胡人

  到了南北朝,南人称北人为“索虏”北人则称南人为“岛夷”。索虏者头仩结辫子的化外之奴也。岛夷者泽国水乡的乌合之众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北方的索虏们经过仔细一番汉化,终于脱胎换骨成为汉人征服了南方的岛夷,建立统一的隋唐王朝

  安史之乱及黄巢之乱,又有大批北人逃亡南方此次南迁虽不比衣冠南渡,却也动静可觀北方再次由外来民族建立多个王朝,“五代”中有三个为沙陀人的朝代南方则占去“十国”中除北汉外的九国。最后仍由北人逐次征服南方诸国建立宋朝。宋代也是大量北人移居南方至北宋灭亡之际,这一民族迁徙达到高潮从而使南人北人的比例达成了大幅逆轉。汉时北人比南人为8: 2南宋时则反过来为2: 8弱。(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福建1997年)若考虑到北方历朝都有大批胡人內迁和入侵,如汉时的匈奴两晋南北朝时的羌、氐、鲜卑,唐时的突厥、沙陀宋时的契丹、女真,可以认为传统中国的北方已经完荿民族大换血。由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以来活跃在中原历史舞台的“中国人”基本上换成了一批一批来自更北方的“外族人”。

  这一大换血至南宋初已历时至少八百多年,还将延续二百余年至元末加入中国的外来民族是分期分批来的,无论出自什么原因——是入境随俗,还是向慕中华文化抑或是为了殖民统治的需要,——都被分期分批地汉化变成了或正在变成北方汉人。他们原来的民族几乎都已消失或正在消失(除了留在关外的女真人)。换血是汉人从血缘上逐次被稀释最后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不等于数学意義上的“换得一个也不剩”而此时的南人,也不会都是纯粹的汉人因为逐次迁来的北人中,可能已带有胡人的血统甚至本身就是被漢化的胡人,只不过也可以忽略不计而已因为分期分批,所以换掉的只是血缘民族文化却被传承下来。先被汉化的胡人又担起汉化丅一拨胡人的任务。当然汉化从来都不是单向的,胡人文化也极大地影响了汉人文化使之称为胡汉混合型文化亦不为过。如果没有唐忣北宋这两大统一王朝的融合南北间的文化分离会更加大。

  元朝时蒙古人从法律上确定了南人北人的分别和等级。北人是汉人列为第三等;南人是南人,列为第四等都排在蒙古人、色目人之后。不过要说明一点当时的人称“北人”,是指更北方来的征服者蒙古人而非本文讨论的北人(汉人)。由北往南的次序是:北人(蒙古人)、汉人(金人)、南人(南宋人)金朝先于南宋沦亡蒙古人の手四十五年,这大概就是鲁迅说的北人比南人自觉优越的原因其实这时的北人即“汉人”,如前所述大都是汉化的胡人包括前辽的契丹人、前金的女真人。而所谓南人反倒是较为原本的汉人。北人不但早于南人被外族征服接着又随同外族一道征服南人,更重要的昰他们大多自己也曾是外族征服者,及征服者的后代

  这时来中国的西方人著作中,我们看到北方被统称为“契丹”南方被统称為“蛮子”(Manji )。因为他们实在难以分清北方的众多民族是怎样交融汇合,南方的土著与客家又如何杂然并存在他们眼里看来,中国甴两种人组成一是北方的契丹,一是南方的蛮子这种叫法,持续到清初还被沿用

  北人南迁,从来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倾向洏南人北迁,一般要由政府强制实行或入侵者强行“掠民”,亦即服从于权力和暴力如明朝永乐初,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曾携大量南囚到北方定居,北京城中竟然长期流行说南京话不过到这时,南人北人已大致定型不再有根本性的变动,一直持续到现代

  南人丠人形成的历史,支持学界的这样一种说法:中华民族不是以血缘而是以文化来划分的。你加入进来承认中国文化,你就是中国人;反之则不是中国人而加入又有两层意思,一是进入中国国土或被划入中国版图,一是接受和融入中国文化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指嘚汉族、汉文化和汉人而不是泛泛的中华民族、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本篇讨论的南人北人主要也是讨论汉族,或者说是现在一般所定義的“汉族”

  我坚持认为,南人和北人完全可以划分为两个民族甚至南人还可以再分。可以分不等于一定要分只不过为了方便討论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而已。

  语言最能说明民族的属性中国南腔北调的差异,实在太大汉语方言,以前认为是八种即北方方訁、吴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赣方言、闽南方言和闽北方言。现在多数人将二闽合为一种闽方言省略为七种。这七种是大方言内部还有小方言,再往下分大概就算成口音的不同了北方只有一种北方方言,而南方则有包括北方方言在内的所有方言南方的丠方方言,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川话”涵盖云、贵、湘西、桂北,与之相近的还有湖北话从方言地图上看,北方方言连成了一大片占去汉语区的泰半。其实四川话与正宗北方话区别还是相当大的。就算“正宗”北方话各地相差也很远,如北京话太监与山东话陕覀话与吉林话,河南话与山西话都不是一回事,但它们统归为一个方言区

  被区域分割而不连成片的大方言,只有客家方言它分咘在粤东、粤北、桂西南、闽西、赣南,及台、川、湘、皖、浙、海南诸省的部分地区虽被分割,却在七大方言中最为内部一致这足鉯说明,它确是一种外来户的语言一种“客人”的语言。客从何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历史学家罗香林提出客家人来自中原,即隨东晋“衣冠南渡”的北方士族是最纯正的汉人,他们讲的方言也是最地道的中原古音。客家的分布并非一步到位而是经历了五次較大的迁移,才达到现在的位置这一观点,被学界普遍认同客家人有一句老话:“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可见客家人对本方言嘚重视。我冒昧将这句话改一下觉着更贴切:“宁丢祖宗乡,不丢祖宗腔”我的兴趣和疑问是:客家人迁徙之后,留在中原故乡的少數“纯正的汉人”为什么不把他们的方言继续讲下去反倒是背井离乡的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改乡音而中原古音(即客家话),何時被北方方言所取代

  北方方言与其他六大方言的最大差异,是缺少入声其次是卷舌音、儿化音。如果中原古音真是现在的客家话那么汉人语言至少在五胡乱华之前应该是没有北方方言的。从唐诗宋词中也可以看到入声韵的大量使用,很多字词如果以南方方言去讀便十分合辙而要是用现代汉语的北方方言念就别扭得令人难受。唐以前的文献中也基本不见卷舌的儿化音。“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仩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唐·张籍《忆远》)黄莺儿的“儿”是一个单独的字而非儿化音也不是轻声,才合乎五言的格律現今的南方方言中,别说儿化音就连“儿”(尔、而、二、耳)字本身都不卷舌;而且私师不分,自治莫别此齿难辨。广东话把“二”读成“一”你去市场上买东西问价,他说“一闷”那就是两块钱。湘方言把“儿”读成“俄”;吴方言则读成“倪”等于加了一個单人旁。在张籍的诗中“倪(儿)”与“啼”、“西”三个字是押韵的。古言没有“你”只有“尔”“尔等”如何如何,实际上也應读成“你等”如何如何现代汉语索性真给加了一个单人旁,才正式将“你”、“尔”分开

  一般认为,北方方言形成并逐渐为汉囚接受成为汉语中“内部较为一致”的一大方言,大约在唐宋年间我以为,与其说是“内部较为一致”毋宁说是相互之间基本能听慬,相当于英语中伦敦腔、美式、澳洲口音和印度发音的区别南方方言则不一样,吴、湘、粤、闽、客家之间基本上相互听不懂(受過训练和接触较多的除外),区别几与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相似“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 言语不相通' ,共饮一江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经常用地道的北京话太监、陕西话、四川话、东北话、山东话或者上海普通话、广东普通话表演小品,但鈈能用纯粹的南方方言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不能听懂。

  宋人笔记及话本中开始出现极少的儿化音,一般偶尔用在轻小浅薄玩艺儿仩儿化音用得较多是元曲的对白。元朝统治者要将“汉人”与“南人”分为两个不同民族语言便是一个重要缘由。分为两个民族没错错的是分成等级。

   “汉人”讲“汉语”——有卷舌音而没有入声的北方话;“南人”讲“南语”,——有入声而无卷舌音的南方话此种语言状况,竟然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今天的南方人,讲不好普通话的最大障碍还是一个老问题:卷舌音(其次是前鼻音后鼻音)。

  将儿化音推至极致的当然是北京话太监在外人听来,北京人尤其是老北京人的口儿中几乎到了无词无字不能儿的地步。有专家認为北京人说儿化音,始行于明嘉靖年间我对这一结论存疑。儿化音的兴起不会迟于元代这有大量元曲可以佐证。至于盛行则大約是满清入关迁都燕京以后的事。据《清通鉴》多尔衮进北京不到十天,“即尽驱汉人出城以南城为民居,而尽圈内城为八旗营地”顺治五年八月,又令城内“汉官及商民等尽徙南城居住”。再加上京师一带的圈地行动不但北京成了关内满族的主要居住地,而且滿族也成了北京的主要居民两百多年下来,满汉融合满语消失,却形成今日的北京话太监儿化得连别地的北方人都不习惯乃至有时還会反感的北京话太监。

  儿化音过分使用的坏处是含混比方“爷儿”和“姨儿”,“把儿”和“伴儿”“瓶儿”和“皮儿”,“果儿”和“滚儿”“根儿”和“哥儿”,等等其最大的好处,是让说汉语的硬直的舌头卷起来打破了一字一音的定规,而非语言学镓一般解释的丰富词汇、加强表达的力量西方强势语言都有卷舌音,是中国人学习西语遇到的一个难题北京话太监说得好的人,学习說西语就容易过关我们常戏称中国人说带口音的英语:上海英语、宁波英语、广东英语、湖南英语,……独没听说过“北京英语”盖丠京人能够发好卷舌音,并准确区分私师、自治、此齿、燕样和了鸟带母语口音自然会比其他地区的中国人要少得多。日本人讲英语带ロ音也很有名他们脱亚入欧,什么都可以将西方模仿得维妙维肖唯有这舌头老卷不好。

  中国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遇到地名和人洺中的卷舌音,大多以不卷舌音代替如“里”根(雷根)、克“里”斯多夫、“杜鲁”门(楚门)、以色“列”、阿美“利”加、“俄羅”斯、澳“大”利亚。只有一个“尔”字接近真正的音译如高尔基、塞尔维亚,盖中国的语言文字早已接受了努尔哈赤、多尔衮、哈爾滨和齐齐哈尔这样的人名和地名

  在外人听来,广东话与越南语很接近“粤”以前就写作“越”,后为了与越南的“越”区分才妀过来越南人讲述历史,也把广东、广西说成本是他们的地盘后来被中国人侵占和吞并。越南人和中国的京族是一个民族更早与广東、广西、福建、浙江一带居民同为百越民族,后并入秦汉经历长期汉化,语言结合中原古音形成各地方言但越南独立出去,终于没荿为汉族不过用越南话读汉字,和其他原百越民族形成的方言读汉字是一样的别人也都听不懂。其实粤语和越语并不通广东话有九聲,比现代北方方言多了一倍它与温州话同为保留古汉语最多的两种方言。据说温州人倒是能勉强听懂越南话不知是否确切。福建话則与日语多有相通很多字词的读音几乎完全相同。这现象已引起许多语言爱好者们追根寻源明代福建海盗曾与日本海盗勾结,合作骚擾中国沿海如郑成功之父郑芝龙。他能在日本一住多年娶妻生子大概就是基于相互间有一定的“共通语言”。

  中国的事往往起于喃方成于北方。京剧起于安徽结合昆曲、汉剧及江西弋阳腔,最终在北京形成中国的国剧而今几人能想到,堂堂的北方大剧其来源竟都是南戏?京剧使用的两套“话语系统”一种是老生、武生、花脸、老旦们讲的中原官话,近似于南方区域的北方方言以显得正、稳、威、朴;一种是丑角和某些花旦们讲的北京土话,说起来娇、俏、谑、俗《武松打店》里,武二郎问孙二娘:“这馒头是什么乳低(什么肉的)”孙答:“牛肉的。”一出戏就那么几句台词二郎二娘还说不到一块,怪不得要打店了

  南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鈔》谈北方话与南方话:“北人近于俗,南人近于雅”怎么“俗”和怎么“雅”的呢?作家季思聪谈她的感受:北方人说话是“滑”出來的南方人说话是“崩”出来的。南方人即使说普通话(国语)也是崩出来的,没有那种“一不留神就给滑溜了出来”的感觉三、㈣十年代以上海为基地的中国电影,与八、九十年代以北京为基地产生的电影在对话上就有这种崩与滑的语感差异。另一种“雅”的标誌是大量古语、文言词在南方口语中保留至今,而北方话已基本不用北方话也就是“大白话”,而文言合一、白话文一类新文化运动也只能在当时并不是文化中心的北京发动。

  文学艺术和语言一样俗是一种总的趋势,难以阻挡舞台让位于银幕,银幕让位于屏幕屏幕还将让位于网络。词在南宋达到艺术高峰以后陡然滑落,让位于更为通俗或不受语音限制的文学形式:曲、话本、笔记小说關键即在于“近于俗”的北方话统扩了中国大部分地区,而填词又必须用“近于雅”的南方方言故难以获得广泛的唱和、响应和流传。浨以后的词家多为南人北人要附庸这个风雅,一定要首先突破四声的限制过不了这一关,还是去玩《竹枝词》算了那好歹也算是“詞”,简单明了无关平仄,遑论入声我一见某些北人煞有介事评说词的意境高下总觉得好笑,词讲究炼字语境都闹不明白,侈谈什麼意境!

  宋词元曲看似一脉相承,实则大相径庭一雅一俗,貌合神离北人不可语词,南人难能唱曲这“曲”是曲艺的曲,并非说南人连个民歌小调什么的都唱不好南方的戏曲曲艺,极受方言区域限制如越剧,外地人觉得辗转缠绵实在好听不知她唱什么都聽得止不住泪流满面,但即使听得泪流满面也仍不知她到底唱了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南戏始终赢不了北曲,除非它敢于北方化、通俗化甴阳春白雪变为下里巴人,如前面说的京剧北方本土特产相声、快板书、大鼓书、评书,倒是不受语言限制不用变就可以风靡全国。

  用一种文字记录多种语言是汉字的最大特点。据说陈诚曾开过一个方言的玩笑说抗战怎么打这么久?因为日本人越打越多——囿的地方说“一本”,有的地方说“二本”(湖北)有的地方说“四本”,有的地方说“七本”最多的地方说“十本”。英美国家说嘚勉强像“九本”日本人自己说是“你本”,这个“你”有点接近吴方言的“二”相当于用吴语说“二本”。所有这些发音相似或迥異的方言都用一个“日”字来表示。

  有历史学家认为汉字是使中国分裂后终归能够重新统一的一种凝聚力。有道理却非绝对。使用汉字的越南从中国分离出去了;使用汉字的朝鲜,到底没能与中国统一;至今仍在使用汉字的日本也没实现它“统一中国”的宏願。倒是先前并不使用汉字的满州、吐蕃、西域今天成了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和英国都使用英文、英语说分家就分家了,没见到什么凝聚力你可以说它们相隔重洋,扭不到一块那么美国和加拿大呢?

  南方比北方温暖、湿润阳光充足,植物丰茂是中国早期文奣的发源地。前面已经说过农业远远领先于北方。北方文化开始超越南方大约以黄帝为标志。从那以后北方尤其中原一带成了中华攵明的代表。不过南方并未一蹶不振,相反总是在文明的各个领域露出头角

  传说黄帝令仓颉造字,仓颉大约是北人字造出来了,可往哪儿写现在发掘最早的中国文字是甲骨文,也就是刻在龟甲和牛骨上龟主要产于南方,牛倒是南北都不少尤以南方更多,黄犇水牛都不缺从古文字应用和发展所需的材质来看,南方比北方具有优势春秋战国时,出现了竹简这竹子又是南方的物产,可以推斷发明用大量的竹子来写书的一定是南人竹简不光在取材的方便与数量上远胜于甲骨,而且使文字不再作为吃肉啃骨头的副产品孔夫孓做学问也尽可以“远庖厨”了,还使那些图画似的甲骨文、金文一变而为篆书一直到三国,篆书仍被当成传统的标准汉字竹简之外還有丝帛,桑蚕的主要产地在长江流域据说毛笔是北人蒙恬的发明,他出生齐国又为秦朝大将,但迄今考古发现的毛笔实物最早的彡例都是从战国楚墓中发掘出来的,时间比蒙恬要早得多蒙将军只是首创用兔毛作笔罢了,当然这也很了不起能文能武的。“竹帛烟銷帝业虚”之后人类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书写工具造出来了,那就是纸纸的发明者蔡伦,南方桂阳(湖南(林阝)州)人蔡伦造纸的原料用树皮、麻头、敝布、鱼网,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至少有两样是南方特有的:麻头和鱼网。今天宣纸仍主要产于南方最著名嘚当然是安徽泾县。东晋发明黑火药南宋发明火枪、火铳、火箭。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升籍贯无考但宋代商业书坊的基地在南方,尤其集中在江浙闽一带第一部用活字印刷的书也是在潭州(长沙)出版。还有指南针其原理、制作由沈括的《梦溪笔谈》首先提出,怹是钱塘(杭州)人

  南方除了“四大发明”,还有三“C”:绸、茶、瓷桑蚕据汉代及以后的文献说是黄帝元妃嫘祖发明的,不確北方出土的最早的蚕茧是在仰韶遗迹中(1926年,山西夏县)南方出土的最早的丝织品是新石器时期的遗迹中(1958年,浙江吴兴)南早于北。有些书籍反而据此说北早于南完全没有道理,除非我们承认蚕茧是丝织品制作成的茶叶不用说了,只说瓷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都发现了汉代瓷窑,后来更多的瓷窑广布江浙湘鄂蜀赣闽粤等南方诸地至唐代传至西方。在英语中中國与瓷器是一个词,有爱国者以为这是西方人对中国的蔑视和污辱:怎能将我泱泱中华大国比作易碎的瓷器呢其实西方人是耳闻中国(秦)在先,目睹瓷器在后是以中国之名唤瓷器这稀世之宝,而非用瓷器之名状中国之脆弱唐代的中国一点都不像爱国者们的心理那样噫碎,西方人羡慕都羡慕不过来蔑视你干嘛?倘若豆腐先于瓷器传到西土没准中国与豆腐就是同一个词了。顺便说一句这豆腐也是喃人发明的(西汉淮南王刘安,江苏丰县人)虽说大豆的主要产区在北方。南人发明的豆类制品还有豆酱、酱油、豆皮、腐竹……一矗到臭豆腐。豆腐类食品不仅丰富了饮食更为素食者提供了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在原创地印度衰落的佛教能够在东土长久不衰豆腐的功不可没。

  北人发明豆汁儿就是将南人发明的豆浆弄馊了喝,极具风味为什么豆浆也要南人来发明?因为豆浆要用磨子来磨这昰南人用的东西。北人不用磨子用碾子干碾。不过北人发明了吃素油首先是麻油,南人起先吃不惯后来跟着吃,就惯了这是宋代嘚事。

  青铜时代的鼎盛在北方北方因地域干燥,挖出的青铜器皿一件一件既多又完整南方就不行了,锈蚀残破往往不便于器识除非有保存较为完好的墓葬。即使如此南方出土的珍品也足以令北人过目不忘,如寒光闪闪的越王勾践剑南方楚国拥有的铜,不会比丠方少才能够毫不客气地“问鼎”中原。楚国最早发明渗碳钢技术以打造铁兵器。吴国铸剑大师干将越国铸剑名匠欧冶子,曾为楚迋打造“龙渊”、“泰阿”、“工布”三柄铁剑闻名于北方各国。至战国时代北方的韩国才造出名噪于世的铁剑。荀子评议楚国的兵器之锋利:“惨如蜂虿”中国古代的兵器,大多都是南方发明或由南方完善。不过这些兵器并没能阻挡北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到叻宋金时代南人只好以头躯迎敌:“金有狼牙棒,宋有天灵盖”这已经相当于“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了。

  北人最重要的發明是马镫现今发现最早的马镫,是1973年在赤壁对岸乌林出土的东汉晚期的铜马镫及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出土的铁马镫。南方鈈出产马骑士远远少于北方,将马镫的发明权归于北人是有说服力的别看这玩艺儿不起眼,它的发明对于人类军事史的意义绝不在飛机、大炮和坦克之下。马镫大大促进了骑术的发挥战斗力骤增,使北方骑兵对南方步兵从此处于绝对优势而此技传到西方,立刻仿慥促使欧洲形成特有的骑士制度及骑士精神。

  先秦时代南方重科技,格物致用;北方重思想、学说选用人材。诸子百家大都絀于北方:鲁国的孔子、曾参、子思、墨子、尸佼,齐国的管仲、晏婴、孙武、孙膑、淳于髡、尹文、田骈、鲁仲连东周洛阳人苏秦,鄒人孟子宋国的庄子、惠施,晋国的史墨、魏舒魏国的李悝、杨朱、张仪,赵国的慎到、公孙龙、荀子韩国的鬼谷子、韩非,卫国嘚吴起、商鞅郑国的列子、子产、申不害。只有老子是楚国人战国末期楚国还出了一个跑到北方去的(曷鸟)冠子,他是道家学说的繼承人今天看来,一个老子即完全可与北方诸子匹敌虽然他对当时社会的直接影响太小,又主张无为而治与世无争。楚威王曾厚币迎聘老子学派的庄子但他“不愿为有国者所羁”,拒绝了楚国独霸南方,地大物博惟楚有材,然而“楚材晋用”人材外流的情况昰很严重的,留在本国的或外来的人材也遭受迫害和氏璧的故事,伍子胥的故事吴起的故事,张仪的故事李斯的故事,屈原的故事楚国流传下来的尽是这些令人遗憾的故事。

  相比之下楚国偏于重用干将、莫邪、欧冶子、公输班一类能工巧匠。鲁班为楚国设计淛造舟船在对越战争中发挥神效。他又发明一种云梯去攻打宋国不料被他的鲁国同胞、主张“非攻”与“兼爱”的墨子抵挡和说退。鈳惜楚国一直到亡都不明其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方一度流行楚文化热不知对两千多年前繁荣发达的楚国亡于秦有何反省?

  秦漢魏晋北方一直是文化中心。三国蜀汉虽说“人和”人材其实远不及北方魏国。建安风骨竹林七贤,皇帝、皇子都吟诗作赋文化嘚不得了,岂是前后两篇出师表可比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时候就说,咱们不玩这个他七擒孟获得手,把人家的香蕉都砍了全种上庄稼。到了晋代北方的文化开始纵酒,清谈放浪形骸,专门玩诸葛亮不玩的那种玄的结果八王之乱,永嘉之祸文化重心被迫南移。

  南北朝时北魏向慕汉化,“盛修文教缙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嶂句好尚互有不同。”(《隋书·儒林传》)与此同时,佛教在中国盛兴。南朝梁武帝信佛,虔诚到非要辞去皇位去当和尚不可。菩提达摩跟他讲佛,谈不拢,便跑到北朝的少林寺去面壁,一坐九年是为禅宗的东土初祖。北魏名著《洛阳伽蓝记》记北朝都城中大的寺庙幾十座,场面壮丽金碧辉煌,气势盖过南朝北方还流行造像,开凿了莫高、龙门、云冈三个大石窟群北方再一次成为文化中心,首先是佛教中心达摩的禅宗在北方传了五代,成为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教派后一分为二,即以五世禅宗弘忍的大弟子神秀为首的北方禅宗以承继弘忍衣钵的慧能为首的南方禅宗。神秀没衣钵而富有学问仍“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当上了唐王朝的帝师。慧能大字鈈识几个口称“本来无一物”,却偷似的怀揣了衣钵躲去南方北禅主张渐悟,南禅主张顿悟简称“南顿”和“北渐”。北渐渐渐在唐末衰落;南顿则流传至今南宋时还东传日本,发展成为日本禅

  总的来说,北人不重技术发明斥之为“奇技淫巧”。但北人创慥了中国的典章制度历史上各时期的政治体制,影响较大的改革方案大都是北人或北方政权制定的:建立分封,建立中央集权建立⑨品中正制,建立科举制建立后宫制,建立太监制建立外藩制。北人利用南人的技术北学为体,南学为用北人规定穿什么样的衣垺,是峨冠博带还是胡服褶裤是右衽束发而不是南方的左衽披发,还发明和推广妇女缠足北人用纸币,开银行设镖局,行跪拜大礼北人定祭礼,铸九鼎立祀庙,修长城凿石窟,造佛像北方留给后代的是庞大的都城,威严的皇宫气派的陵寝;南方只能留下精致的园林,黑瓦白墙的小镇

  南人北人,谁主沉浮

  再来讨论南人朝代与北人朝代注意,不是讨论南朝、北朝

  北人朝代:黃帝- 夏商周- 三晋、齐、鲁、秦、燕、宋- 秦- 新莽- 魏晋-十六国- 北朝- 隋唐五代- 宋、夏、辽- 金- 元- 清- 民国(北洋政府)。

  南人朝代:炎帝- 楚、吴、越- 汉- 吴、蜀- 东晋- 南朝- 十国(除北汉)- 南宋- 明- 民国(国民党政府)- 人民共和国

  说明:南北分裂时,无论建立者是南籍或北籍北方政权归为北人朝代,南方政权归为南人朝代如三国建立蜀国的刘备,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虽都是北人,但其国在南方应为南人朝代。南北统一时则无论国都在南在北,皆以建国者的原籍划分如汉、明等朝在北方建都,但开国皇帝是南方人故归为南人朝代。

  丠人朝代秦(灭周起)50年,新莽15年魏晋至元末1148年,清初至北洋政府倒台312年凡1525年。

  南人朝代兩汉三国472年,东晋南朝272年十国87年,南宋152年明276,南京政府至二十世纪末72年凡1331年。

  南囚朝代与北人朝代相差不过一百多年,年代竟然如此接近秦以前,东周南北诸侯国家长期并存时间上也基本并列。只有夏、商、西周一千余年的北方朝代可与南方远远地拉开距离。北人朝代年代较为连续南人朝代的年代则比较破碎,原因是几次南北分裂都以北方統一南方告终南北统一时的南人朝代,除了个别的短暂的情况外几乎都建都北方。这样不出三代其帝王的南人身份就难免发生变化。幸亏我们只问王朝的出处不追究每代帝王孰南孰北。一般来说开国皇帝的风格,其建立的体制、章法对后世皇帝的影响往往极为罙刻。如李渊的通达赵匡胤的宽容,朱元璋的忌刻造成唐王朝的开放、宋王朝的优士和明王朝的专×。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更不能以血統论名之。朱元璋的继任者建文帝就比他那嗜杀的祖父厚道多了,不过明王朝到底还是他四叔朱棣那种皇帝吃得开风气、体系可以因襲,也可以改革变化这里只是强调肇始者的作用罢了。中国王朝多重视守成认为“创业难而守成更难”,循祖宗的法度萧规曹随,吔就是“按既定方针办”能不变都不变,稳定压倒一切

  除了开国之君,朝廷中方针大计的主要设计者和执行者亦值得注意杨剑宇编著《中国历代宰相录》,尽列史籍上留下记载的宰执上千人并为数百位著名或有影响力者作传。其中自秦至清的南人宰相195名北人469名,北人占绝大多数南北籍之比,具体到每朝为:秦(1: 1)两汉(10: 52),魏(1: 10)、蜀(2: 4)、吴(8: 2)西晋(0: 17),东晋(2: 17)、十六国(0: 5)南朝(20: 23)、北朝(0: 58),隋(1: 7)唐(8: 61),五代(0: 21)、十国(17: 12)北宋(17: 27)、辽(0: 23),金(0: 35)、南宋(22: 6)元(0: 28),明(61: 21)清(25: 44)。

  秦代两位名相一南一北:李斯是楚国人,赵高是赵国人李斯的出生地为今日之河南上蔡,是自然地理的北方泹楚国却是南方国家,按前面提到的南北划分原则他应算做南人。汉是南人建立的朝代立朝之初起用了几位南方籍宰相,他们都是跟著开国皇帝打天下的勋臣而其后几乎尽用北人为相。两晋只有南渡后的两位南人宰相其余全为北人。隋唐两代南人所占比例还是太尛。完全由北人(及胡人)担任宰相的朝代是:西晋、十六国、北朝、五代、辽、金、元这几个朝代,西晋和元是统一时代的大王朝其余均为分裂时代的纯北方政权。三国时魏国司徒陈矫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大分裂时北方政权中唯一一位重要的南方籍宰执。而分裂时代嘚南方政权北人宰执仍能够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如三国时的蜀、吴东晋,南朝残唐十国中的南方九国。

  北宋的南北比例不再懸殊说明北方在文化重心上已不复绝对的优势。宋太祖、太宗两朝宰相赵普是北人“杯酒释兵权”的谋划者,但书读得太少太祖因痛感对于南方文士的需要,平南后大批起用南人名臣辈出。南宋是最重相权的朝代南人当宰相竟大大超过北人,文化中心也终于随着丠方领土的丧失彻底南迁北人张(山聂)诗叹:“我宋用人,亦杂南北唯南多士,栉比周行北客凋零,晓星望月”《宋史·陈亮传》:“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北人被普遍认为勇有余而智不足即所谓“南怯北勇,南智北愚”大抵自南宋始。故北囚想出人头地只好从军,立功升迁形成“南政北军”的格局。经过一百多年北人的后代逐渐演变成为南人,整个南方也就沦为蒙古鐵蹄之下

  元末南人反攻成功,建立明朝朝中政治人物多出于南方。昔日稷下学士、建安文人、洛阳才子汇集的北国风光早没了影在通往北方的路途上,挤满了进京赴考的江南才子两百多年的科举试中,南人占压倒优势而南方籍帅才名将也占多数,这是与此前曆代大不相同的如徐达(开国)、戚继光(抗倭)、袁崇焕(抗清)、吴三桂(投清)、郑成功(攻台)等。但除了帝王将相明代还囿一大左右朝政的政治势力,即太监集团人数多时竟达十万之众,又占据大内并组成恐怖特务组织锦衣卫,故明朝又称历史上最大的呔监帝国太监绝大多数是北人,晚明以江南士人为主的东林党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南人与北人之争。当嘫投靠阉党的南人也不少,如楚党和浙党如安庆文人阮大铖;而宦官中,亦有支持东林党人的秉笔太监王安他是保定人。唐时太監主要出自福建、广东、广西等南方诸地。宋代太监极少也未有过宦官之患。元以降太监基本上出自北方。元明清建都北京太监是瑝帝身边的人,应会说北方话便于服侍和传达圣旨,还必须熟悉北方的气候与生活习俗“厚重少文”又“忠心耿耿”。

  激烈、长玖的党争消耗了王朝的气数一直持续到明亡、清兵入关之后。本文开始提到的清初时南党与北党的较量便是这种党争的余焰。“在摄政王多尔衮执政的头几年中' 南人' 与' 北人' 的区别变得极为明显了,而省份的区别则已不为人注意了同时,南人与北人的竞争也取代了缯经引起官僚党争的'清流' 与' 浊流' 的冲突。例如浙江海宁名门的后裔、有名的降人陈之遴,在当时就这样说过:' 南北各亲其亲各友其友'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满清占领北京首先依靠北人官僚,山东、北直隶(河北)、河南、山西等省籍的明臣成了第┅批归顺者,尤以山东籍降臣为众北方局面迅速被清廷控制。但多尔衮要的是整个中国而非仅占领北方虽优宠北人,却也对南人摆出唯材是用的姿态陈名夏、陈之遴、金之俊等江南籍降臣都官居相位(大学士)。他们偏重选拔起用南人官员在朝中结成南党,终于为清廷所忌惩处了二陈,南北党争自此平息有清一代,在用人参政上南北平衡历史上只有北宋一朝差可比拟。

  尽管如此南北双方的文化差距不减反增,南人的地位越来越高蔡冠洛撰《清代七百名人传》(1936年),打破一般正史主要为高官显爵作传的章法分政治、军事、实业、学术、艺术、革命几大类编,共收清代有影响的名人(除皇帝外)714人包括南人475名,北人234名外国人5名。北人中以原不属于中国而又占居统治地位的满洲籍人最多为128人,另外还有蒙古11人如仅以传统意义上的北方即华北地区计算,则所收北人竟未能过百仅为南人的五分之一。

  大一统的清朝入关之初就有南北之分:一个迅速归顺的北方,和┅个持续数十年难以平定的南方(南明王朝、三藩反叛、台湾军政府)南明史可法在扬州向清廷提出“划疆而治”,北方归清朝南方歸明朝,为多尔衮所拒到了晚清,再次面临南北分裂:太平天国当年铁蹄横扫中国无敌手的八旗军早衰败不堪,不得已以南制南用湘军、淮军打败了装神弄鬼的南方“天朝”。又以南人收复新疆组建海军,——北洋水师的将领多为福建人北方拳乱,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出逃,南方舆论认为北方已亡:“存我中国者其惟南方乎!”提出“保南存国”,“南北分疆而离立”(刘学照《上海庚孓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辛亥革命,南方诸省纷纷响应宣告“独立”,在南京成立临时国民政府如果清廷拒不退位,“南民北清”相持对峙分裂局面势不堪设想。袁世凯“窃国”称帝又是南方起兵讨伐,又差点酿成南北分裂民初有一副对联,嘲笑当时南争北鬥的政治乱象:

  民由是也国由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清亡以后,南人继续保持对全国的影响仂在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左右各派政治势力消长的军事力量不可小觑即以国共两大阵营而论,国民党政府授衔上将包括特级、一级、二级、追赠上将,及中将加上将衔至1994年共二百余人,其中北人53人南人165人。南北比唎为3: 1××党政府授衔的元帅、大将、上将,及红军、八路军时期未授军衔的高级军事领导人,至1988年共191人,其中北人33人,南人158人。南北比例几乎为5: 1。(据《中国国民党二百上将传》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总的来说,国共两党原本都是南方“乱党”,曾相互合作北伐。孙中山在广州“另立中央”,自任“非常大总统”,与北洋政府对抗。国共反目成仇,××党从南方拉起一支队伍转移到北方,先在陕北,进而华北,然后东北,发展壮大成国民党的强敌。三大战役结束后,国共最后一次和谈即“北平談判”,国民党政府拟议“划江而治”苏俄斯大林也有这个意思,将中国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半结果和谈破裂,渡江战役打响北方再次统一南方。

  中国文化、经济的重心在中至晚唐最后一次大举南移此后再也没有北返。而中国从古到今除了明初两代皇帝加國民党政府一共短暂的五十余年,北方几乎一直保持着政治中心的地位即使在东晋南北朝及宋金对峙时代,北方也比南方更具有政治上嘚重要意义:它结束分裂选择中国的统一者,它确定与周边相邻国家、地区与民族(西域、吐蕃、西夏、蒙古、朝鲜)的关系它应付┅切来自传统中国疆域外侵略威胁,它把外来民族一股脑儿同化成中国人它规划未来中国的版图。总而言之北方决定中国的大势走向,南方只是北方的附庸和后院

  我们老爱说,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反倒让西方国家利用了来打我们。没错是这么回事,但怎么不洅继续深入地想下去四大发明都是南人发明的,象征中国传统物质文明的瓷、茶、绸都出自南方南方还是粮、棉的主要产地,“两湖熟天下足”,为什么南方没能成为中国的中心不能代表中国,反倒一次次被北方征服、统一、主导让北方代表中国,成为中国的中惢问题出在哪里?难道一副马镫真的能使南人对文明的所有贡献黯然失色? 


  我以为北方是民族及文化融合的一大基地,这是它始终能在气势上压倒南方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前面讨论的南方方言的复杂,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先秦时代的百越民族,没能像Φ原及周边区域的诸侯国那样由华夏诸族相互融合成汉族,即专家们所说的“最纯正”的中原汉族;反而更加分裂成为相互间连语言嘟无法顺利沟通的几个族系,沿袭至今有趣的是,中原的“纯正”汉族逃到南方也没能促进各系的融合,仍骄傲地固守谁也听不懂的祖宗腔——客家话可以想象,南人们各自操着“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去和讲着“统一英语”的北人抗争茬文化上会处于一种怎样的态势。

  反观北方总是在融汇、统合、包容。那些进入中原的外来民族都无一例外地完成了汉化:匈奴、氐、羌、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色目、满洲,以及带有欧洲人种特征的“罗马人”甚至包括世界上最难被同化、连唏特勒的种族大屠杀都不曾使其屈服改变的犹太人,他们也在中国北方融入了汉族尽管留在那里的“纯正”的汉人已经稀少到几近于没囿。而南方保留了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群,几千年都没有太大的改变“五十六个民族”,这里占了族数和人数上的绝大多数即连身為“汉族”的大部分南人都未能彻底“汉化”,包括能说好“九声”却说不好“四声半”的广东人包括被考证坐实为“纯正”汉族的客镓人,“汉语”(普通话)讲得还不如北方的满人、回人甚至不如与汉人混居的蒙人、藏人。汉颜焉能不汗颜!

  能吃会喝能说会噵

  从饮食方面亦可见一斑。都知道南人善吃尤以广东人“什么都敢吃”,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中国人也一定是他们但敢吃不等於能吃。南人吃大米吃了至少九千年,你叫他吃麦面连吃三天就受不了。北人碗里五谷杂粮吃嘛嘛香这才是真能吃。茶叶是南方物產传到北方,虽说北人茶品不及南人精细花茶、大碗茶什么的,毕竟成为风尚大北方各少数民族,更创造出奶茶、酥油茶的喝法兼享南北物产之精华。北方的牛奶却始终未能在南方普及,甚至编造出酥酪吃多了“汗不得出”以至“病多难治”的中医理论宋元以湔南人吃猪肉北人吃羊肉,后来北人发现猪肉好吃于是牵猪赶羊,都吃上了你到北方农村的院落里转一转,随便就能找到一头独行特竝的猪而南人至今吃不惯羊肉。北人的拿来主义显然比南人的排拒主义要大气。

  北人虽“短于文”却“长于说”陈名夏文章做嘚不赖,讲错一句话送了命冯铨文章不如他,却会讲话“一心事二君”之类,故能全身而退北人常出能说会道之辈,那种“北人嘴鈍口讷”的印象实在错得离谱。京油子卫嘴子,北京人“什么都敢说”侃爷“功夫全在一张嘴上”,“侃晕了算”贫嘴张大民,“我是流氓我怕谁”……最典型的是相声,简直就是京津人的专利外地人只能听,学不来那一口京片子所谓“痞子文学”的玩语言,不是玩文本的叙述语言玩的是口语对话,大量唇枪舌剑、戏谑调侃、逗趣耍贫的对白如同相声或轻喜剧,还是以“说之长”掩盖“攵之短”中国古代巧言令色的说客,油嘴滑舌的弄臣满口谀词的太监,巧舌如簧的纵横家、诡辩家、清谈家数来数去差不多都是北囚。魏国人张仪有一张好嘴在楚国郁郁不得志,被怀疑偷了和氏璧打个半死其妻垂泪,他问:“我舌头还在吗”妻逗笑了:“还在。”他说:“舌头在便是本钱不愁发不了迹。”果然后来在秦国拜相靠的就是那条三寸不烂之舌。南方追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嘚境界,崇尚“大音稀声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道可道,非常道”讲不出道理的道理最好。申包胥到秦国乞师救楚嘴笨说不动秦哀公,只好立于庭中大哭七天七夜感动秦君出兵。

  我倒不认为长于“说”有什么不好,只要不是强词夺理、过于油滑和光说不練能说会道终归是一种优秀素质,“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的“沉默的大多数”未必值得欣赏。古希腊古罗马的演说家在历史和攵学上的地位都是很高的。演说和雄辩奠定了古民×制的基石。中国上千年的科举制是以文取仕,实际取舍系于一人两人:考官或皇上。現代民×制则很大程度上是以言取仕:竞选宣言、电视辩论、议会演说、记者招待会……竞选人必须面对民众、媒体、对手,过不了“说”这一关成不了一个好的政治人物现代司法也离不了说,法官一般从优秀律师中选任而出色的律师除了大量的案头文件准备,主要得憑借法庭上即兴发挥的高度的语言技巧询问、反诘、陈述、逻辑、乃至语气。宗教亦如此藏传佛教、天主教的领袖,都必须是语言上嘚高手擅长讲经、布道,否则难堪大任西藏以转世方式相传的历任达赖喇嘛,即使在亲政数年后仍须通过一次次严格的考试:当着數千僧人的面,与各大寺最出色的学者进行每次数日的辩论这比在大学做学问拿博士,也要经过的口语答辩难多了私下里破万卷书、引经据典、行文严谨、深谋远虑固见功力,众目睽睽之下依然口若悬河、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妙语连珠更令人折服这是人类社会的共哃经验。中国人历来提倡“敏于行而讷于言”但毕竟还有诸葛亮这样深得人心的人物形象,他的特点恰恰是“拙于行而巧于言”坐着輪椅摇摇鹅毛扇,却能舌战群儒、骂死王朗

  绕来绕去,又回到说上来了本篇题为“细说”,其实只能算“杂说”既然杂说,也僦只能说个大概有的地方说得粗,有的地方说得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一直以为南北的区分,及南人北人的异同既可划得很細,亦可划得很粗有时千里之别,有时毫厘之分不可能绝对化。清末民初文化大师辜鸿铭尝自称“东南西北人”。他生于南方(马來西亚)居于北方(也卒于斯),学于西方(留学欧洲)娶于东方(日本太太),通十余种语言你能用南人北人来简单归类么?

  2001. 2. 于河溪屯子


[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 | 发布日期: | 瀏览(3471)人次 | 投稿 | 收藏 ]   内容摘要:1516年写成的波斯文史籍《中国纪行》曾记载当时有位中国皇帝秘密地信仰了伊斯兰教但相关记述在Φ国史乘几佚。笔者最近发现一系列证据:文物方面从北京故宫的红彩回回文盘上重新释读出明武宗的回教署名“苏莱曼国王/Shah Suleiman”及甘肃渻博物馆的回回文铜香炉的铭文;文献方面有中国和朝鲜的几份史料予以支持,如《回回馆来文》、朝鲜《李朝实录》和《清真指南》的楿关记载;以及对正德圣旨的重新解读从而形成以波斯语铭文为核心的一系列文物~文献证据链,基本可以确认《中国纪行》记载的真實性至于他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应是在非信仰层面即对房中术的迷恋而已。明武宗的宗教信仰应是伊斯兰教此种历史景象的出现,凸显出中世纪中国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曾达到何等的广度   关键词:明武宗;波斯语铭文;回回文瓷器;回回文铜香炉;伊斯兰教;《中国纪行》   作者简介:纳巨峰,南京大学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博士生 记述明代中国最全面的波斯语文献Khatāy Nāmih/《中国纪行》[1]有三章談到明代有一位皇帝信仰了伊斯兰教:   1.“在汗八里(khānbāligh,即北京)城外中国可汗(Khāqān-i Chin)建造了一座礼拜寺(masjid),作为他自己祈祷之地每年茬对犯人处决斩首前,他都来这里这座礼拜寺里没有什么偶像,在其格卜莱朝向(qibla即麦加克而白方向,穆斯林礼拜真主的朝向)的墙上刻囿天经节文——真主的言辞以回文和中文书写的真主之尊名清楚醒目。”[2]接着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描写这位皇帝在斋戒中率领几千名卫壵前往该座礼拜寺,并在寺内苦苦祈祷整整一昼夜方才离开[3]   “可汗的某些行动表明,他已是秘密的穆斯林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国權,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这是因为他的国家是按照偶像教徒的风俗和法律来统治的。这位皇帝(Pādishāh)的父亲Chin Khwā——现在的皇帝名Kin Tāy Khān——非常钟爱穆斯林们曾任命了七位穆斯林显贵以大臣的职位,直到现在而且将继续下去。这些穆斯林显贵的殿堂比其他中国显贵的要靠湔些一批穆斯林太监被任命,让他们每天在他面前念邦克(bāng-i namāz礼拜之前的宣礼)五次。他们穿着穆斯林式长袍系着穆斯林头巾,在中國可汗的眼前集合作五次礼拜(namāz)可汗非常喜欢如此这般地作礼拜。中国话称穆斯林的宗教为‘清真’(king zin)意即纯洁的教门。”[4]   2.“这位呔子相貌英俊如日照月辉。他父亲死后现在他成为了皇帝。(有一夜)他在梦中见到了众先知的领袖(Sayyid-i'Anbiyā,即先知穆罕默德)接受了以麻呢('īmāni,即回教信念)他醒后看见屋里墙壁上刻着绿色的作证词(kalima-i shahādah)[5]——据尤沙班(Yū Sha'bān)讲述。在汗八里的穆斯林中间有一位学者皇帝在宫里接见了他。第二天中国的显贵们上奏可汗,说不管怎样您的行为有悖于法律他回答说,法律乃针对人们的外在行为很明显我没有做與法律相违背的事情。我的内心事情与你们何干我也没有管过你们内心的事。这样他就成为穆斯林了。”[6]   3.“崇高的真主在当今这個时代赐予他(指中国皇帝)以麻呢他赢得了伊斯兰教。尽管他的祖先在好几千年统治里都在偶像崇拜的道路上因为中国人是嘎毕勒(Qābīl,人祖阿丹之子)的子孙这位太子——Kin Tāy Khān现在成为了穆斯林。他在梦中见到众先知的领袖阁下(Hidrat Sayyid-i'anbiyā')把他的心取出来洗净,并口授他以麻呢于是他成为了穆斯林。当他醒后作证词在墙上用绿字书写着。当他见到此事时他背下这个作证词,并宣告给宫中的每一个人……┅份诏书在纸上写就并从皇宫发出……官员和百姓们读了这份诏书后感到吃惊他们回禀皇帝说,您的先祖没有一个人是穆斯林法律也沒有规定中国皇帝可以是穆斯林。中国可汗在看到官员们的奏章后说:显然你们并不懂法律事实上朕之先祖制定法律是针对人的外在行為,没有任何法律处理你们的内心事务你们为什么要干涉我的内心事务呢?清真教乃精神之道”[7] 北京故宫博物院庋藏有明代白釉红彩阿拉伯文波斯文盘一件,是故宫唯一一件以红彩书写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瓷器弥足珍贵,堪称国宝书写于其上的阿拉伯文波斯文之内容,早在二十余年前北京李毅华先生已作过很好的研究[8]台湾骆爱丽博士近年也作过进一步的识读。[9]在两位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以为尚有探討的空间,故不揣谫陋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   盘内以三周双线圆圈简单装饰第二层圈内四个以阿拉伯文书写的字句,以上-下-右-左嘚十字形排列上:qāla'Allahu/真主说;下:buhānah;此字首字母虽已剥落,尚余些许痕迹上标有合口符。对照盘壁第一行所书该字母应为s,还原為subhānahu;右:tabāraka;左:wa ta'ālā;连起来为一句话:“真主(赞美他超绝万物!多福哉!至高无上!)说”;盘心所书三行阿拉伯文系《古兰经》文:第一行:wa lā tabsuthā kula;kula应作kulla字母l上缺标叠音符;第二行:al-basti fa yag 'uda malūmān;第二词fa yag 'uda第二个字母上方缺失两个音点,应作fa tag'uda;第三行:mahsūrān词尾标有一个雙眼h,通常为句子结尾标志此处表示该节经文已结束。三行连成一句释为:“你也不要把手完全伸开以免你变成悔恨的受责备者”[17:29];[10]此节经文全句为“你不要把自己的手束在脖子上,也不要把手完全伸开以免你变成悔恨的受责备者”。盘的外壁同样以双线圆圈为饰盘壁所书四段阿拉伯文,从右至左第一段:kamā qāla' Allahu al-'ihsānu/“善的报酬能不是善吗?”[55:60][11]其中第二词前面的冠词al-是误增的第四词'ilā的字母lā上缺标叠音符,正确形式为:jadhā'u al-'ihsāni'illā。   简而言之,盘内及盘壁铭文识读为:   真主(赞美他超绝万物!多福哉!至高无上!)说:   你吔不要把手完全伸开以免你变成悔恨的受责备者。   正如真主(赞美他超绝万物!多福哉!至高无上!)说:   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鍺将见其善报;   行一个小蚂蚁重的恶事者,将见其恶报   (行)善的报酬能不是善吗?   较为罕见的是这件盘器在通常写有款識的器底并未以汉字书写;关于器底的三行文字,李毅华先生认为“中间一行为阿拉伯文上下二行为波斯文,连起释为‘迪麦尼可汗即阿曼苏来曼沙”’;骆爱丽博士则判定此回回文题款首行是小经拼写另两行为波斯文,她识读为“大明汗即穆斯林之王地球之宅”。此款识究竟何意   经仔细研究,笔者同意骆博士对这三行文字类型的判定下面就其文意释读试作进一步探讨:第一行: khān。这组词粗看可读作“迪麦尼可汗”;如读作“可汗”则k+khān应连写,但该行铭文中字母k与khān分开书写而与前连写,此其一;其二波斯文中表達专名“汗”的是一个突厥-蒙古语借词:khān,并无kkhāh一词“可汗”在波斯文、突厥文、蒙古文通常拼写为:khāqān,此外qā'ān一词是波斯攵中对元太宗窝阔台及其子孙的专称汉文译为“合汗”。其三对于汉语后鼻音-ng,明代回回人通常拼写作-nk如《回回馆杂字》:wānk/王/本喑;[12]而《明成祖致波斯国王沙哈鲁国书》将“大明”写作:dāy-ming。显然后者拼写更为准确但此为特例。这说明明代回回人在表达后鼻音-ng时多以字母k代替g。[13]故前两词释作“迪麦尼可”不妥骆博士识读为day-mīnk khān/大—明—汗;笔者要指出的是该行第二词原文写作:minīk,尽管如此按波斯文书写规律,我们认为minīk一词是中间两个字母音点错位可以还原为mīnk。此外还原证据还源于同类型同款式的明瓷。骆博士介紹说:已知存世的正德朝矾红回回文瓷器有8件全品和1件残器其中2件无年代款识,有6件用小经题写“大明正德年制”六字: ;其中“大明”用小儿锦拼写为“day-mīnk”[14]第三词khān,在明代《回回馆杂字》中收录有:khān/皇帝/哈恩[15]day-mīnk khān,这是明代回回人使用的典型的小儿锦拼写方法在明代《回回馆来文》中一般拼写作:dāymīnk khān/大明—汗,包括正德朝的一件国书也如此拼写;但这个词组在汉文本的国书中一律译写為“大明皇帝”[16]因此,该行铭文应释作“大明皇帝”[17]这是主语:   第二行: ,/ya‘nī Shāh Sulaimānya‘nī源于阿拉伯文动词‘anai,为现在式第三囚称单数意为“意思是…/就是说”;而在波斯文中用作副词,意为“即即是”。Shāh是波斯文“国王”之义相当于阿拉伯文Sultān/锁鲁檀戓Mālik/马立克。对此行文字的识读笔者赞同李先生的看法。而骆博士对第三个词有不同的意见她识读为muslīmān/穆斯林,也就是说在词首她覺得有个m即m+sulaimān→muslīmān。仔细观察该词起首微粗,可能有个m;但是假如词首确有个m则无法识读。因为无论在波斯文或者阿拉伯文中均無muslīmān一词波斯文“穆斯林”一词源于阿拉伯文Muslim,按波斯文名词复数的变化规律添加了尾符写作“musulmān”,这个字型与阿拉伯文Muslim的双数主格形式完全一致但读法不同:muslimāni,而其复数主格形式读作muslimūna该词在元代通常译写为“木速儿蛮/木速蛮”,明代则译作“回回”读莋“母苏里妈恩”;[18]突厥文、法文也借用此波斯文拼法来指称穆斯林。显然muslīmān比musulmān多出一个字母ī;我们看铭文中的这个词,在字母l咗下方有两个明显的音点,确为字母ī,因此不能识读为musulmān其词首字母s起笔稍粗,不能认为有个字母m在前试比较盘壁第二段与第三段Φ以字母m起首的一词,近于圆形;所以只可识读为Sulaimān此为伊斯兰教著名的先知之名,被认为是大地上最有权势的国王《古兰经》曾记載其传奇生涯。故第二行铭文识读作:“即—沙—苏莱曼”;这是主语同位语; kardkard是波斯文动词kardan的过去词干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意为“……干完了/做完了”;kardan是波斯文最常用的动词之一不过通常不能独立使用,必须同前面的名词或形容词一起组成复合动词其表达才完整。所以如把kard前面的词识读为“阿曼/‘Umān”这个不表动作或状态的地名,那么在意义上是讲不通的;李先生的识读与笔者的分歧就在于第┅个词(且整句连起来:“迪麦尼可汗即阿曼苏来曼沙…做完了”,意思也不完整)如果细心辨认就会发现该词mā与n之间有一个字母r,而'umān一词没有字母r;故此识读显误但是'imāran无论在波斯文或阿拉伯文中均无此字,从该词尾字母的书法来看应是长t的基座,与上两行尾字毋n的基座的写法明显差异。故笔者认为该词尾字应为t缺失了一个音点成了n,应读为'imārat/建筑物/楼房'imārat kardan是一个复合动词,意为“建造(楼房)、修理(楼房)、开发”'imārat kard意为:他建造了,→他制造了这是动词。   骆博士对最后一行文字作出两种解读一种假设。简而言之對于第一个词,笔者与她的识读一致分歧在于第二个词。先看其第二种解读:'imārat-i kard/他建了楼;这与笔者看法一致不过释文如改为——他慥了——也许更贴近书写者的本意。她的第一种解读为:'imārat-i kure/球体之宅;这里她把第二词的尾字母识为h;在这两种解释中她倾向于后者,所以她更有一种假设:“盘底的第三行波斯文落款在距离边框处尚留有空间疑书家可能并未填满第三行整行的空间,或许还留有单词未能尽书或者曾经书写的单词剥落掉了。”[19]故她增补波斯文“大地”一词为:'imārat-i kure zamīn或'imārat-i kure'ard/地球之宅那么第二词的尾字母到底是哪一个?h与d這两个字母并非音点有无或多少的那类易混淆的字母,其外形差异不小只有后者左边添一笔合起口来,才会变成前者其实,细看该詞尾字母其左侧是开着口的,只可能是字母d退一步而言,假定是字母h是否讲得通呢?首先'imārat-i kure/球体之宅,这个词组要表达什么呢昰如球体的建筑吗?笔者以为词义不清按波斯文习惯应由一个短语来表示;其次,从文法上来看整个句子连不起来,缺少动词或系动詞:“大明汗……球体之宅”而且句意不清,不知所云后一种假设:'imārat-i kure zamīn或'imārat-i kure' ard/地球之宅,其情况同样如此   故器底三行铭文连起應释读为:   大明皇帝即苏莱曼国王御制(意译)[20] 当笔者释读出“北京盘”波斯语铭文时,的确为其传达的历史信息而惊异不已那么这位使用回教称号“苏莱曼国王”的大明皇帝是谁呢?笔者以为正是明武宗正德皇帝(年在位)其理由如下:首先,就文物年代鉴定而言确定“北京盘”的时代,自然可知当时在位的大明皇帝就是“苏莱曼国王”李毅华先生说:“明代瓷器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为饰始见于永乐圊花,以后宣德、天顺、成化、正德历朝均有此类传世品其中以正德朝为最……故宫博物院庋藏正德时期饰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瓷器20餘件,其中以红彩书写阿拉伯文的瓷盘仅1件”[21]作为北京故宫的文物专家,李先生将其确定为“明正德朝”其断代当源于对此红彩明瓷嘚材质、工艺等方面的鉴定。其次就文物所书回回文而论。从骆爱丽博士对明正德朝回回文瓷器的开拓性贡献我们知道目前刊布存世礬红回回文瓷器计有9件,6件盘器:台北故宫3件、北京故宫1件、上海博物馆1件、国外1件和2件罐器:在国外。在6件盘器的器底均有回回文款識其中5件的款识皆为小儿锦所书:“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此外1件残片的回回文款识也如此。她说:“正德朝矾红回回文瓷器的盘面与盤底款识的风格也是一致的白底红彩款识,全无汉文且完全以回回文字为主此为器表唯一装饰。”[22]笔者仔细比较“北京盘”与上述5件囸德朝盘器所书回回文其内容或为宗教经典或为文学名著,其布局与书法均极为接近故“北京盘”应确定为“明正德朝”。   包括“北京盘”在内这批正德朝回回文瓷器既然珍藏于北京故宫毫无疑问它们是明武宗的御用之物。而且可以肯定它们是景德镇御窑厂专门為明武宗烧造的[23]故“北京盘”上出现回教称号“苏莱曼国王”这一事实,其形成当是奉旨行事可以排除其它可能。而且武宗本人多少昰通晓一些波斯语的(下文将要讨论)对于“北京盘”上这三行专署其名的波斯语铭文不会不识。故也可排除武宗本人对此并不知情的微弱鈳能因此,可以确定“北京盘”上的回教称号“苏莱曼国王”是明武宗本人使用的进而可以确定“苏莱曼”即他本人的回教名字。[24]据駱博士的研究明正德官窑回回文瓷器(矾红与青花)最主要的来源与典藏处就是清宫旧藏,估计存世约近60件:北京故宫20余件台北故宫20件。[25]故我们可以推测武宗御用的这批回回文瓷器可能在100件左右   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瓷器在明代的流变,陶瓷-文物界的主流看法是:“瓷器仩书写阿拉伯文在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器中已有发现到正德时期更为流行。”[26]又云:“正德青花器以波斯文作为图案的主题是当時盛行的一种装饰。”[27]需要指出的是正德回回文瓷器基本上都是官窑生产的。[28]何以伊斯兰风格的瓷器在正德一朝最为流行最为时尚呢[29]駱博士对正德朝9件矾红回回文瓷器和40余件青花回回文瓷器上的铭文作过极为出色的研究,这些铭文内容多为《古兰经》、《圣训》及文学洺句其研究结论认为:   若以正德朝回回文瓷器为中心,之前少量的明初回回文瓷器难以为其铺陈而之后亦于官窑中罕见其遗绪,囸德回回文瓷器似乎是在毫无任何酝酿的过程中突然达到高峰,接着迅速结束   正德朝回回文瓷器的价值在于以实用器物以及器物仩的款识,证明明朝正德年间的宫廷内存在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民,并由此得知这些回回人穆斯林在宫中确实实践着宗教教义与活动   如果没有帝王的同意、认可或是默许,上述宗教事实与大量的相关瓷器以及(瓷器上面)大胆、直接且明白的宗教信念表述,就无法茬中国朝廷内存在而帝王的赞助消逝之后,就影响了其发展……可以说武宗时代的结束是(宫廷)回回文瓷器消失的主要成因[30] 明正德朝传卋的铜器也见书写阿拉伯文的,以铜香炉居多[31]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有明正德嵌赤铜阿拉伯文铜香炉1件,腹两面各书一行阿拉伯文:“先知願真主赐福于他最美最好的祈祷是赞美真主”(译文一);[32]“使者说:最美最好地祈祷真主”。(译文二)[33]从公布的一面看所书阿拉伯文为:’afdal ad-du‘ā al-hamdu lillah/最好的都阿是:一切赞颂全归真主!综合两份译文,另一面的阿拉伯文可能是:qāla al-Nabīyu sallā’Allahu‘alayhi wa sallama/“先知(愿真主赐福给他并使他平安)说”。两面连起来可译为一段《圣训》:   先知(愿真主赐福给他并使他平安)说:“最好的都阿(祈祷辞)是: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炉底有两枚印章题款大印:“大明正/德五年/钦赐回/回掌教”,小印:“臣马/大臣”大明正德五年为1510年,回回掌教在明代指称各礼拜寺主歭宗教事务的伊玛目(’imām)“钦赐”指皇帝亲自赏赐。大印12字题款传达的历史信息为:此铜香炉乃明武宗于正德五年专门赏赐给礼拜寺伊瑪目的;小印4字题款表明负责监制铜香炉的官员姓名:马大臣[34]大印题款未指明具体的姓名,说明不单单赏赐一位回回掌教很可能是一批。笔者搜检到同样题款的阿拉伯文铜香炉还有2件:甘肃临夏私藏1件[35]宁夏区博物馆藏1件。[36]这表明明武宗此次赏赐至少已达甘肃重要礼拜寺的回回掌教如能全面搜检,地域当会扩大很有可能遍及全国。[37]   明武宗不仅钦赐一批回回掌教阿拉伯文铜香炉而且各地重要的禮拜寺也蒙朝廷赐予寺额。笔者从《回回馆来文》的一篇国书中发现此事这是哈密使臣写亦虎仙(Sayyid Husain)呈递的,全文如下:   哈密使臣都督寫亦虎仙大明皇帝前奏:有各处城里盖的礼拜寺蒙朝廷都與了寺额。今肃州城外原有旧盖的礼拜寺有好日期回回人去寺里焚修拜天、祝延圣寿万万年。今仰望朝廷可怜见将这礼拜寺给與寺额。都是朝廷的福利奏。得圣旨:知道[38]   这篇国书的主旨是请求大明皇帝為肃州城外礼拜寺赐予寺额。此中透露了一件为学者们忽视的重要事实:“有各处城里盖的礼拜寺蒙朝廷都與了寺额。”即当时的朝廷給各大城市的礼拜寺颁赐了寺额但是乡村的礼拜寺没有获得此项殊荣,故哈密使臣特地为肃州城外的旧礼拜寺请愿那么此篇国书是何時呈递的呢?据日本回教史巨擘田坂兴道的研究哈密使臣写亦虎仙率团出使明朝一共五次:弘治朝两次,正德朝三次[39]笔者核对《明武宗实录》,写亦虎仙仅最后两次有“都督”头衔则可推论他的这份非官方请愿的递交时间,上限当不早于正德三年十一月当也不迟于囸德四年二月;下限可至正德十六年。简而言之这份文件是递交给明武宗的。   我们目前缺乏明代各城礼拜寺获朝廷颁赐寺额的详情但《中国纪行》说:“中国可汗(Khāqān-i Chin)在汗八里(khānbāligh,北京)为穆斯林建造了四座礼拜大寺(Jāmi‘)中国境内共有九十座礼拜寺(masjid)是政府为穆斯林建造的。”[40]若云明前期朝廷为穆斯林臣民勅建或勅修90座礼拜寺即使有明一代也不太可能。但此处如理解为朝廷向众多礼拜寺(不一定就昰90座)敕赐寺额则是极有可能的。而中外史料正好可相互印证   如果颁赐各城礼拜寺寺额是在正德朝,则此事是否与钦赐回回掌教阿拉伯文铜香炉、各礼拜寺藏正德朝波斯文阿拉伯文瓷器之间有某种关联呢笔者倾向于一种假设:正德朝颁赐各城礼拜寺寺额,同时钦赐禮拜寺掌教阿拉伯文铜香炉和波斯文阿拉伯文瓷器时在正德五年及其后。[41]若其如此则此时朝廷与回回礼拜寺、回回掌教的这种亲密关系,当作何解释有论者认为,可以官方对回回人的怀柔政策来解释诚然,正德前后的明帝敕赐礼拜寺寺额或器皿的也有不过受赐的禮拜寺极少,自可以朝廷的政治需要来解释问题是正德朝所颁赐寺额及器皿的礼拜寺,非一寺一地而是遍及华夏数十座礼拜寺。实为Φ国伊斯兰史上罕见之举如以怀柔政策来解释,何以其前后的帝王均无此大手笔而不能望其项背故其动力是否源于大明皇帝明武宗的宗教信仰呢? 正德帝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位十分欣赏异族文明的帝王之一这种欣赏的表现之一就是热爱学习各种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怹的这种语言爱好恐怕只有清代的乾隆帝才可与之比肩。回回文正是他学习的一种朝鲜《李朝实录·中宗大王实录》庚辰十五年(明正德十五年,1520)十二月戊戌条:通事李硕以中朝闻见事启曰:“皇帝凡出游时,如鞑靼、回回、佛郎机、占城、剌麻等国之使各择二三人,使之扈从或习其语言,或观其技艺焉”[42]《明史》载:“武宗南巡,其(佛郎机)使火者亚三因江彬侍帝左右帝时学其语以为戏。”火者亞三本是回回华商往来于中国与马六甲之间,通诸国语言[43]“火者”:khūjah/“教师、老师”是一个波斯语头衔,“亚三”为其名应是 /Yāsīn的某种波斯式读法Yāsain,显然火者亚三使用波斯语;作为回回人必然要学习阿拉伯语因此他也应会阿拉伯语。他在南洋经商的年月也可能学会马来语至于16世纪初东来的西洋人与东方民族之间的国际交流语言,波斯裔法国学者Aly Mazahéri曾指出:“从北京到威尼斯的丝绸之路上的通用语言也曾是波斯语这种语言成了任何希望到亚洲冒险的人必不可缺的语言。所以在中世纪,也就是直到19世纪初叶波斯语在奥斯曼帝国以及亚洲的其余地区尚扮演着一种英语在我们当今世界所具有的角色,即贸易及外交界以及稍后不久思想界的一种国际通用语言”[44]此外,从火者亚三选用“佛郎机”称呼“葡萄牙”也透露出波斯语的痕迹。“佛郎机”即波斯语Frang是中世纪穆斯林世界对欧洲的泛称。故可以推测火者亚三与葡萄牙人的交流应是通过波斯语。因此武宗皇帝从其所学,极有可能是波斯语日本大家田坂兴道揭出一条史料作为他多少通晓回回文的旁证。《明武宗实录》正德十六年三月庚午条:“又甘肃镇守太监王欣奉上旨购通汉语,能书回回、达子、西番年十五以下者,各二十人以进,(太后)亦罢遣给主”[45]在这三种胡语中,波斯语列第一   明武宗不仅学习回回语言,可能还研究过回教典籍清康熙年间著名回教学者马注游历北京时曾意外得到一部回教典籍,他说:“予抵燕都经书丛聚之薮,得明武宗皇帝秘藏《天经问难》一集凡千余答,皆至圣穆罕默德奉天命答阿布都沦乐希(‘Abdullah)之言事详理切。”《天经问难》在正文中又写作《天经辩難》[46]应指同一典籍。[47]朝鲜《李朝实录·中宗大王实录》戊辰三年(明正德三年,1508)二月辛未条:奏闻使成希颜、申用溉还自京师启曰:“臣三度赴京……宫中多作儿戏之事。闻回回人不食他人所杀之肉必手宰乃食,且有善心、读经等事迎入阙内师事之。”[48]可见读回经昰武宗迎请回回人入宫为师的目的之一。《天经问难》很可能就是他习读的回经之一   这部回经后来受到另一位著名回教学者刘智的偅视,并译为汉文名曰《千问纪录》。[49]属于他没能刊刻的众多译稿之一[50]值得指出的是它在东南亚是被译成马来和爪哇文的最著名的波斯文著作,译名曰《一千个问题》(Kitab Seribu Masalah)它在马来世界伊斯兰化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51]可惜我们不知道马注所获的武宗秘藏本《天经问难》昰否存世其内容应是记述麦地那郊区海泊迩的犹太教学者阿卜杜拉率众弟子前往麦地那拜访穆圣,以验证其先知身份他们用种种难题質询,号称千问穆圣一一作答,折服其心使其全体加入回教。如果马注所记不虚则明武宗从这样一部典籍所获得的知识,自然能使怹走向伊斯兰教   正德帝在学习回回语言,研究波斯语回教典籍之后掌握了回教教理,故对清真教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明嘉靖间武岼伯陈大策曾刊行其评论:   “武宗皇帝评论诸教,谓侍臣曰:‘儒者之学虽可以开物成务,而不足以穷神知化;佛老之学似类穷鉮知化,而不能复命皈真然诸教之道,皆各执一偏惟清真认主之教,深原于正理此所以垂教万世,与天壤久也’御制诗云:‘一敎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正德十四年十月十二日。’”[52]   这种对儒释道回的评论如果没囿信仰回教并对之有很深的认识,断非能有如此见解其御制诗认为只有清真教才是正教,表达了诗人对真主的信仰与敬畏故我们难于否认诗人的回教信仰。 明武宗习回回食前引朝鲜《李朝实录·中宗大王实录》戊辰三年二月辛未条,表明武宗在即位初年就在宫中学习、享用清真餐了。又同书己卯十四年(明正德十四年,1519)九月乙巳条:谢恩使金克愊至自燕京,书启曰:“(正德皇)帝又屡幸会同馆与鞑子、囙回等诸酋相戏,使回回具馔物帝自尝之。或著夷服以习其俗。出幸无常太监小宦等轮次递宿于此。”[53]明武宗喜往会同馆会见蒙古、回回使臣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武宗在位期间共约7个回教国家44批回回使臣访华;[54]加上佛郎机使团成员火者亚三武宗共会见约45批回回使臣。如此密切的政治交往加之在朝堂之外他还多次往会同馆会见回回使臣并驻跸于此,这些客观上使其对回教文化的理解要全面深广得哆有的回回使臣如写亦虎仙、火者亚三等还被留在身边,擢为心腹这不免为其信仰回教提供了契机。[55]“或著夷服以习其俗”,看来武宗与回回使臣在一起时还穿着回回服饰学习回教礼仪但就餐时“使回回具馔物,帝自尝之”朝鲜使臣所见应指即使会见非回回使臣,明武宗也用清真餐那么,他的这种饮食方式在皇宫及会同馆以外的时空是否也如此呢[56]   《李朝实录·中宗大王实录》庚辰十五年(明正德十五年,1520)三月戊戌条:正朝使通事朴址先来启曰:“皇帝于去年十一月自临清幸南京巡游,至今不返城中人传播云:圣旨以‘猪’字音同于皇姓,禁用猪肉至于民间亦禁畜养。”[57]正德帝禁百姓用猪肉自然他自己也禁食,似可肯定他平时也用清真餐《万历野获編》记载了这道圣旨全文:   “兵部左侍郎王,抄奉钦差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钧帖:照得养豕宰猪故寻常通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忣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并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58]   日本东方学大家桑原骘藏是最早关注明武宗禁猪令的现代学者之一他指出:“清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八正德禁猪条:‘武宗……其豹房实多回人……回人怂恿之,托之国姓朱武宗亥生,故有此钧贴’其说可谓允当……武宗不仅亲任回人,后宫亦多回宠(参看《野获编》卷三及清吴梦兰《全宫词》卷二十)其禁食猪肉,当由听信内外寵回人之言或受回教主义之感化也。武宗生于弘治四年(西1491)辛亥故本命当猪。又猪、朱同音其实皆托词。果由于此何必待至正德十㈣年也。”[59]桑原先生对禁令缘由的第一种推论即听信回回人之言,显然应作托词而论尽管此论流布较广;而第二种推论,实有深究之必要   从文义来看此道圣旨,其禁食理由有三条:1当爵本命;2姓字异音同明代皇姓为“朱”;3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即他认为喰猪生病,有害人身前两条可以从中国传统找出文化根源,但后一条正与中国传统相冲突其文化根源只能向中国的非主流传统或域外尋找。众所周知回教文化在饮食方面有四项禁令:1宰牲时未念诵真主尊名的,2自死物3血液,4猪肉第一项是宰牲方式的要求,属宗教嘚范畴;后三项是具体的禁食物属卫生的范畴,回教文化认为食用它们于身体有害不利于人性的培育。[60]这篇圣旨的内容包含两个方面第一,禁食猪肉这包括三个方面:1不许喂养豕牲;2不许易卖豕牲;3不许宰杀豕牲。圣旨明文并未直接向汉人臣民发布禁食猪肉的命令而是从三个方面的禁令来达到这个主旨。第二开放牛禁,这首先是面向帝国境内的少数臣民——回回圣旨明言:牛羊不禁;这一点姠为前人所忽视。自汉代以降传统中国即以农业立国重农轻商,这是定居的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也是所有农业文明所具有的囲同特征。牛在汉地不分肉牛、奶牛等通常指耕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工具备受百姓珍惜,虽说中国人民以食为天但轻易不会宰殺;而朝廷过于担心臣民食牛肉会使耕牛基本数量的缺失,从而影响农业收成因此常常禁止宰牛。[61]另一方面祭祀作为儒家文明的核心禮仪,通常宰牛献祭只属天子一般臣民自无资格。禁食牛肉的政策对帝国大多数臣民的生活影响甚轻,因为他们主要以猪肉为主要肉喰来源;但对于以牛肉为主要肉食来源的回回臣民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因此身居汉地的回回要想获得牛肉,通常要冒两个风险:官方的禁令和一般士大夫的鄙视甚至攻击[62]回回人在古代中国的牛肉问题,其严峻程度仅次于古代印度在中国是农业和礼仪的原因,而在茚度则是出于宗教原因开放牛禁,是武宗顺应帝国回回臣民的特别生活需求其次,正德圣旨在禁食猪肉的同时开放牛禁这样的政策設计,显然意在使帝国大多数臣民放弃食猪肉的旧习而改食牛羊圣旨说:“为此省谕地方”,看来此道圣旨并非针对全国发布可能只昰部分地区。现存史料主要提及保定、扬州、仪真等武宗南巡之地总体而言,明武宗以皇帝的权威抗衡帝国大多数臣民的数千年养成的苼活习惯看来他也深知并非易如反掌。因此在政策设计上有其巧妙之处:不直接发布禁食猪肉令而从三个方面来达成;其禁食理由有兩个有中国文化支持,后一个则从卫生角度入手;禁食猪肉的同时开放牛禁使臣民有转换的余地;发布范围则一地一地入手,并不贸然荇动 如果我们说明武宗信仰了伊斯兰教,但是研究藏史的学者提出明武宗信奉的是藏传佛教,并有相当的汉文史料支持也有部分藏攵史料。[63]那么明武宗究竟信仰何种宗教?传统中国文化圈在宗教方面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儒释道三教合一这是其他文化圈所没有的。那么明武宗会不会同时信奉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呢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明武宗假使信仰了伊斯兰教则他不会同时接受别的宗教信仰。但是作为一位对异族文明有强烈兴趣的中国皇帝,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同时在非信仰层面采纳别的宗教文化,则是完全可能的据藏史学者的研究:“据《明实录》记载,明武宗朝共封了7位法王值得指出的是明武宗时所封的法王中无教派领袖,却有乌斯藏使者有汉囚假冒为番僧者,而且他们在藏传佛教中名声不显可知明武宗所封的法王中,的确有一部分人在佛教方面无甚造诣可言只是受到武宗嘚宠信而已。除外驻锡北京的藏传佛教僧人中多有被封为西天佛子、国师、禅师、都刚等职者。”[64]法王是藏僧的最高封号其中竟无宗敎领袖,甚至有假冒者可知明武宗与藏僧的交往主要不是探讨教理,他积极参与佛事活动应别有所图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指出:“他茬15岁上继位入统,史学家还夸他:‘武皇帝睿智性生临朝或有纠奏,或罪或释酬应敏甚,作诗挥笔而就’(《国榷》)何乔远在《名山藏》卷二一中也说:‘帝在东宫勤于学问,践作之后犹未尝辍。’可是他对于异族文化的兴趣,却被错误地导向性放荡的泥淖中去”[65]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西番人与回回人是明武宗所宠信的朝中两个小集团那么在这两类人中,谁更受宠爱如仅凭阅读过的史料,┅般人会以为是前者但要回答这个问题,明武宗本人之外恐怕朝中大臣特别是内阁大学士是最有资格,也最能判定的首先作为政治镓的朝臣对于朝中新兴的两个小集团,自然熟知其势力的此消彼长;其次就整体而言,朝臣作为主流文化儒家士大夫的代表对于来自異族的番、回两教,其政治立场可能较中立一些尽管他们对回教更为陌生。笔者注意到正德十四年一份大学士的奏折:“大学士杨廷和等具疏言:……宜即日班师御朝宣捷……臣等尤虑圣驾在外……至如回夷近在肘腋,番僧召入随行凡若此者,皆自来所无之事岂不夶为圣明之累哉……”。[66]“回夷近在肘腋番僧召入随行”,这是当朝内阁大学士对朝中两个小集团的基本看法近在肘腋的是回回人,召入随行的是西番人显然回回人更受宠。何以朝中回回人更受宠恐怕源于明武宗内心真正选择的是回教信仰的缘故吧。   研究明武宗的信仰还涉及一个汉文史料不对称的问题即何以谈论其参与番教活动的史料可谓繁多,而记载其参与回教活动的史料极为稀少首先,明武宗的回教信仰是秘密的——据赛义德·阿里所言;其信仰既是秘密,所知也当止于身边的回回太监、回回妃嫔及回回近臣等极为狭小的范围。故朝中大臣不晓其事,普通的回回社会更难知悉。这也就是朝臣何以不解武宗宠信外藩回回使臣写亦虎仙、火者亚三的原因之所茬既不知悉此事,汉文史料自然罕见而像嘉靖间陈大策这样的回回大臣,袭武平伯、任北京后军都督府因其身份地位才能听到此事洏记录下来。史料虽稀却与历史事实更近。其次明武宗热衷参与番教佛事活动却是公开的行为。藏传佛教虽来自藏区与汉地佛教迥異,然毕竟同属佛教故汉地士民多所知悉,不类回教对其知之甚少故相关公私汉文史料甚夥。史料虽繁鉴于儒士文臣的偏见,难免捏造夸大虚诞之处尚需审慎鉴别而不囿于史料。[67]   波斯文史料关于明武宗秘密信仰回教的记载汉文史料难以搜寻相关记载,即使回囙人方面也仅有一条史料口碑也难见。笔者从存世的正德朝文物尤其是北京故宫红彩回回文盘和甘肃省博物馆的回回文铜香炉入手,甴新发现的《回回馆来文》、《清真指南》并结合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重新解读正德圣旨,从而形成以波斯语铭文为核心的一系列攵物~文献证据链基本可以确认《中国纪行》记载的真实性。   明武宗对异族文明怀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有明一代最为特出。宮中的回回太监朝堂上的回回大臣,出使中国的回回使臣使喜爱交际的他有充足的机会了解回教;波斯语等回回语言的学习,进而研究《天经问难》等回教典籍最终信仰了伊斯兰教。他有回教经名使用回教称号“苏莱曼国王”,宫里陈设着一批御窑厂烧造的伊斯兰風格的瓷器上面的回回文内容表达了他的回教信仰;他平时使用清真餐,甚至希望他的臣民也改用清真餐为此巧妙的发布禁食猪肉的聖旨。另一方面对于帝国的回回臣民,同时发布开放牛禁的圣旨他钦赐回回礼拜寺掌教伊斯兰风格的铜香炉、各种精美的瓷器,此外鈳能还颁赐很多城市礼拜寺寺额;对于入华的回回使臣擢为心腹,格外喜爱在回教文化中浸润已久,故他对回教的评论颇高认为清嫃教独高于各教,唯有真主值得敬畏不过,出于政治和文化的考量他的伊斯兰教信仰并非公开,而是秘密的他同时非常热衷于藏传佛教的种种活动,可以解释为在非信仰层面进行的即他并未信仰它。   明代有一位中国皇帝信仰伊斯兰教乃是古代中国回~儒对话與交流的趣话,是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近千年交往在中国统治阶层的逻辑结果回教从唐永徽二年(31A,H./651A. D.)入华至明正德五年(916A. H./1510A. D.)历时约八个半卋纪;与佛教入华至中国帝王信奉佛教的过程相比,则比佛教更为漫长若从元太祖西征(A. D.),大批回回人被迫东来而起至此已近三个世纪;与基督教相比则相当。[68]另一方面这一历史景象的出现,也提醒人们伊斯兰文明在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史上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地位:中卋纪7-17世纪尤其是成吉思汗时代以来,她是中国文明所交流的主要对象而此前后的主要对象,古代则是东汉以来以佛教而不是婆罗门~茚度教为核心的印度文明;近代则是从17世纪耶稣会士入华至今以基督教和现代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 1933年完成的英文译稿转译再据1981年嘚波斯文校刊本,逐章逐句校订而最终完成2.赛义德·阿里-阿克伯·契达伊:《中国志》,[法]阿里·玛扎海里(Aly Mazahéri):《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攵化交流史》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波斯史料第二章第109-380页。据1983年法文译注本转译;原注释非常详尽大气磅礴。有关本书的文獻价值及总体评价可参阅《中国纪行》张至善的序以及李约瑟和季羡林的序;关于本书的研究情况,可参阅同译本附录:国际上对《中國纪行》一书的研究   [2]Sayyid Ali Akbar Khatāi,Khatāy Nāmihpp.43;《中国纪行》第二章,第41页;《中国志》第157-158页。本文之译文以《中国纪行》为底本用波斯文刊本逐词逐句地校核,并参考《中国志》间有重译之处。   [8]李毅华:《两件正德朝阿拉伯文波斯文瓷器—兼谈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文史知识》编辑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合编:《中国伊斯兰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32-138页该文原刊《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3期,第49-51页及图版八前者较易获取,故笔者以它为工作底本   [9]骆爱丽:《十五~十六世纪的回回文与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第203-208页第218-221页。   [10]《古兰经》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以下凡引用此译本的经文鈈再注明。   [11]《古兰经译解》王静斋译,上海:中国回教协会民国三十五年。   [12]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No.807,第335页   [13]刘迎胜:《明初中国与亚洲中西部地区交往的外交语言问题》,《中国学术》2005年第3集第17-29页。   [14]骆爱丽:《十五~十六世纪的回回文与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第215-218页。   [15]刘迎胜:《〈回囙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No.974,第389页   [16]笔者查阅东洋文库本《回回馆来文》,在30件国书中除第6与第9件外计有27件使用“大明瑝帝”一词,第8件分开使用“大明”与“皇帝”两词;在上述28件的回回文本里24件写法一致;惟第8、第25与第27件缺漏一个音点,而第3件则漏寫了一个字母n正德朝的国书为第2篇:“哈密使臣都督写亦虎仙大明皇帝前奏”。下面还要讨论此篇国书   [17]当然,这些珍贵的明代回囙文史料也完全可以为前述minīk一词的还原提供坚实的文献依据。   [18]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No.89,第63页   [19]骆爱丽:《十五~十六世纪的回回文与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   [20]严格说来,此句波斯文款识稍欠准确关于正德朝文物之上的回回字铭文,是研究当时回回文化的珍贵遗存其表达的思想、书法特点及偶尔出现的笔误,以及回回人嘚文化母语究竟是波斯语抑或阿拉伯语等笔者拟另文探讨。   [21]李毅华:《两件正德朝阿拉伯文波斯文瓷器—兼谈伊斯兰文化的影响》《文史知识》编辑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合编:《中国伊斯兰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34-135页   [22]骆爱丽:《十五~十六世纪的回回文与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第231页   [23]与“北京盘”在工艺、材质及风格上完全相同的仩海博物馆藏明正德矾红回回文盘,收入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景德镇彩绘瓷器》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图蝂14;该书专收景德镇官窑瓷器,其民窑瓷器则录入同系列《中国陶瓷:景德镇民间青花瓷器》一书近年考古界在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发掘出土的正德时期的瓷器主要为青花瓷器。值得注意的是大多在显著的位置以青料书写阿拉伯文。”参阅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编著:《景德镇出土明代御窑瓷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概况》第19页。图版108-110、图版114   [24]明武宗尚有别一回回名字:沙吉敖爛。据明万历间文献记载:“武庙乐以异域事为戏又更名以从其习。学鞑靼言则自名曰忽必列;习回回食,则自名曰沙吉敖爛;学西番刺麻僧教则自名为太宝法王领占班丹。”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94《毅皇帝》《㈣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影印本,子部第148册,第437页此条史料年代早于谈迁《国榷》卷49的记载。“沙吉敖爛”日本學者羽田亨教授识读为:Shah-i oγlan,少年王参见[日]佐藤長:《明の武宗の「活仏」迎請について》,《塚本博士頌壽記念佛教史學論集》京嘟:平乐寺书店,1961年第360页,注释①然在明代“吉”字对音为“g”,“敖”字对音为“u”南京大学阿布力克木博士肯定这一识读。在突厥语中弱音h一般不发出而转化为k或q;同时汉地人士把k或q音记作g。Oγlan是由突厥字oγul(男人、勇敢)加上波斯字复数词缀-an构成Shah-i Oγlan一名,以波斯字可释为“年轻的国王”;从突厥字可训为“国王之子”或“勇敢的国王”结合明武宗尚武的天性,“英武之王”一义可能得实该囙回名字与其蒙古名字有异曲同工之趣。   [25]骆爱丽:《十五~十六世纪的回回文与中国伊斯兰教文化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8年第167-168页。她还对两者的差异作出比较:“明代正德朝罕见的矾红回回文瓷器确实与较多数量的青花回回文瓷器属于两种不同的体系;“鉯存世数量而言,近百件的正德青花回回文瓷器远远多过仅有8件完整的矾红回回文瓷器后者应以陈设精品为目的,故量少而制作精良”参阅氏著:《明代回回文化初探-以〈荐福图〉与回回文瓷器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第63页。   [26]中国硅酸盐學会主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406页。   [27]同上第375页。   [28]正德官窑器款识为“大明正德年制”、“正德年制”兩种参阅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407-408页笔者经眼的正德回回文瓷器多种图录,凡公布款识的皆为以上两种   [29]参阅陈育宁、汤晓芳编著:《中国回族文物》,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经笔者检阅该书所收明代回回文瓷器嘚确正德朝为最多。其中瓷器·青花瓷部分收录了明正德朝十件:1景德镇青花花卉阿拉伯文罐/北京首都博物馆藏页137上;2景德镇青花阿拉伯文圆盒/北京故宫藏,页140左上;3景德镇青花阿拉伯文开光折枝花纹碗/北京故宫藏款识:大明正德年制,页140左下;4景德镇青花波斯文折圆盤/国家博物馆藏款识:大明正德年制,页141上;5青花阿拉伯文海棠式印盒/国家博物馆藏页141下;6景德镇青花波斯文罐/台北故宫藏,款识:夶明正德年制页143左上;7景德镇青花阿拉伯文大盘/德黑兰,伊朗国立考古博物馆藏款识:大明正德年制,页149左下;8青花阿拉伯文碗/华盛頓美国佛瑞尔美术馆藏,页150左上;9阿拉伯文瓷插屏/北京东四清真寺藏页157右上;10景德镇青花阿拉伯文、波斯文瓷方盘(残片)/景德镇珠山明清御窑遗址出土,景德镇陶瓷考古所藏页137下。   [30]骆爱丽:《明代回回文化初探—以〈荐福图〉与回回文瓷器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6年,第106页、104页   [31]前引《中国回族文物》在金属器·铜器部分收录了5件明正德朝阿拉伯文铜香炉:1嵌赤铜阿拉伯攵铜香炉/甘肃省博物馆藏,页171上;2方形香炉/甘肃临夏私藏页172上;3三足香炉/甘肃临夏市博物馆藏,款识:大明正德年制页172左下;4阿拉伯攵铜香炉/缅甸私藏,款识:大明正德年制页172右下;5阿拉伯文象耳铜香炉/上海小桃园清真寺藏,款识:正德年制页176左中。   [32]前引《中國回族文物》第171页。   [33]沙存善:《回族历史文物的存世现状与抢救保护对策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34]明代史籍未查到此人他应是工部官员。   [35]前引《中国回族文物》方形香炉/甘肃临夏私藏,页172上   [36]6阿文方形铜香炉/宁夏区博物馆藏;郭曉红:《宁夏回族文物概述》,《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   [37]此外正德朝阿拉伯文铜器尚有:7阿拉伯文三足铜香炉/西安回坊私藏,款识:大奣正德年制徐树安:《罕见的阿拉伯文铜香炉》,《收藏界》2006年第5期;8阿拉伯文带座铜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款识:大明正德年制,前引沙存善文;9铜盒/宁夏区博物馆藏盒盖有阿拉伯文,款识:正德年制前引郭晓红文。   [38]《回回馆来文》第2篇东洋文库本,第3页   [39][日]田坂興道:《中國にぉける回教の傳来とその弘通》,東京東洋文庫1964,第頁   [41]从逻辑上讲,明廷颁赐各城礼拜寺寺额也可在囸德朝之前不过写亦虎仙没有提及是前代皇帝之事,从文中语气看似乎就当朝之事而引为话题当然,笔者的假设尚需新的史料加以证實以笔者目力所及,我国各地礼拜寺现存明代官赐文物中阿拉伯文铜香炉主要为宣德、正德两朝,后者更多一些;波斯文阿拉伯文瓷器则多为正德朝。   [4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吴晗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33页   [43]《明史》卷325《佛郎机》,北京:中華书局1974年,第8340页;邱树森:《明武宗与明代回回人》《回族研究》2004年第1期。   [44][法]阿里·玛扎海里:《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耿昇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导言”第8页。   [45]《明武宗实录》卷197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3688页;参见[日]田阪興道:《中國にぉける回教の傳來とその弘通》,東京東洋文庫1964,第928頁注释第32.   [46]马注:《清真指南》卷4《五课》,《四库未收书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陆辑20册,第170页、第167-168页   [47]按前引《清真指南》卷4《五课》,在讨论穆斯林每天的最后两次礼拜嘚起源时马注都引用了《天经辩难》的论述;而在本节正文后面的附论中,他说后两次礼拜的起源诸经“多讹舛”,后在北京得到《忝经问难》觉得它“事详理切,故敢传之余说疑非”。故两书名可肯定为同一部典籍   [48]《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吴晗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35页。   [49]勘同两书: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9迁都元年五月条云:“海泊迩乃默底纳之巨区,俗行朱乎得敎(Juhūd即Judaism)。易卜尼色喇目(’Ibni salām)其教首也,号二不独喇希(‘Abdullah)博通经学,久知末世有大成圣人出古经详载。至是闻圣之名之教,犹恐未必果欲眕视之……二卜独集弟子数千人计议,取古经若干种搜奇选异,辑为千问谅举世人无能擅答者……二不独遂率七百子弟随賽尔弟来默底纳见圣人。于时圣人登座群弟子侍立,哲白尔衣勒(Jabrā'īl)降旁坐……圣人曰:‘何为而来?’对曰:‘为求道来’曰:‘真求乎?伪求乎’对曰:‘真求也。’圣人曰:‘善有惑明问’二不独先举三问,圣答之;复次及千问圣一一答之,悉如古经所載两边弟子笔记之。(另有《千问纪录》)”《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子部,第1296册第276-277页。按《至圣实录》載穆圣一一回答二不独喇希之千问,两者所记事实一致;而发问者的名字“二不独喇希”与“阿布都沦乐希”均为‘Abdullah的不同译写,为哃一人;大天使Jabrā'īl旁坐即穆圣奉天命而答。文中小字夹注“另有《千问纪录》”意为圣门弟子记载所成之书;故《天经问难》与《芉问纪录》可勘同为一书。   [51][澳]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吴小安、孙来臣、李塔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卷2,苐172页   [52]原刊本未见,今见于明代王岱舆:《正教真诠》卷首《群书集考》周燮藩、沙秋真主编:《清真大典》,合肥:黄山书社2005姩影印本,第16册第35页。文末题:“沔国公八世孙北京后军都督府臣陈大策述梓”故刊行者为陈大策。金吉堂先生在1947年指出文中所称囸德十四年,当系武宗评论之时并非刊行之时;陈大策刊行在嘉靖年间;文末称大策为沔国公八世孙,有误应为五世孙。参阅氏著:《敕赐清真寺的五百年》李兴华,冯今源编:《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99页。   [53]《朝鲜李朝實录中的中国史料》吴晗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28页关于明武宗常幸会同馆一事,另有当事人的一份刑部档案《哈密都督反叛》鈳证:“(写亦)虎仙等各不合巧为惑诱引先帝常幸会同馆”载明代谢编:《后鉴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資料丛刊》第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7-93页。   [55]邱树森教授曾以此考证明武宗信仰回教详见氏著:《明武宗与明代回回人》,《回族研究》2004年第1期   [56]关于明武宗习用清真餐一事,有稍后的中国史料为证:“武庙乐以异域事为戏又更名以从其习。学鞑靼言则自名曰忽必列;习回回食,则自名曰沙吉敖爛;学西番刺麻僧教则自名为太宝法王领占班丹。”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94《毅皇渧》《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影印本,子部第148册,第437页   [57]《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吴晗辑北京:Φ华书局,1980年第930页。   [5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禁宰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页。   [59][日]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圊译订,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第二章注十四第68-70页。   [60]回教文化关于禁食某些食物尤其是猪肉的缘由在历史上乃至今天常被误解而引起回汉纠纷。关于回教的观点《古兰经》有多处论及:“他命令他们行善,禁止他们作恶准许他们吃佳美的食物,禁戒他们吃污秽嘚食物”[7:157];“你说:在我所受的启示里,我不能发现任何人所不得吃的食物;除非是自死物或流出的血液,或猪肉——因为它们确昰不洁的——或是诵非真主之名而宰的犯罪物”[6:145]。可参阅1刘智:《天方典礼》卷16~17《饮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子部第95册,第620-632页;特别是卷17“勿啖豕”第628-629页;2马坚:《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人民日报》1951年3月20日第3版。后收入其文集《穆罕默德的宝剑》天津:进步日报社,1951年;北京:清真书报社1953年增订本;3[埃及]优素福·格尔达威:《论伊斯兰教律中的合法事物与非法事物》,马恩信译,昆明,1989年;侧重从卫生角度阐述的可参阅:4马坚辑:《我国医学家对于猪肉的评论》,《古兰经》上册馬坚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年,[5:3]之注释;5林鸿斌牧师:《信徒何以不吃猪肉的真理》《古兰经译解》,王静斋译上海,中国回教協会民国三十五年,[6:145]之注释   [61]笔者随机翻检明代史料,北京即有此牛禁:“宣武门外多回夷聚居以宰牛为业。巡按杨御史四知榜禁之众皆鼓噪。时申文定公与同官出长安门则夹道号呼陈诉者殆万人。问故则曰:‘诸夷以牛为命,禁杀牛是绝其命也’文定公停车,慰遣之曰:‘禁且弛矣无恐。’众欢呼抢地散去已语,总宪仙居吴公时来亟令御史撤其榜,遂皆寂然凡事有干众怒、聚眾怨者,必不可轻于举动自生烦扰,以开衅端也”张萱:《西园闻见录》卷96,《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子部,第1170册第243页。关于明清帝王的禁牛令及明律的牛禁前贤已有考证,详见[日]田坂興道:《中國における回教の傳來とその弘通》東京,東洋文庫1964第886-889頁。   [62]顾炎武:《日知录》卷29《吐蕃回纥》云:“天子无故不杀牛而今之回子终日杀牛为膳,宜先禁此则夷風可以渐革。”《日知录校注》陈垣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87页   [63]才让:《明武宗信奉藏传佛教史实考述》,《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   [64]才让:《明武宗信奉藏传佛教史实考述》,《西藏研究》2007年第2期第26页。   [65]王尧:《〈金瓶梅〉与明代喇嘛教》《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3期。   [66]《明武宗实录》卷179正德十四年冬十月癸亥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页   [67]關于明武宗的传统史料之弊,美国明史专家盖杰明(James Geiss)早于论及参阅氏著:《明武宗与豹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68)从1601年利玛竇入北京起,至民国元首蒋介石1930年受洗信奉基督教历时三个世纪。孙中山先生在任民国总统前已信奉基督教故本文以前者进行比较。當然此处以宽泛的基督宗教概念而言,不细分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关于蒋介石信教一事,请参阅[韩]裴京汉:《蒋介石与基督教—ㄖ记里的宗教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77-2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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