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

内容提要：辽、金两朝在接受汉文化之后都以正统相标榜:辽承晋统，金承宋统并企图为其正统论寻找德运的依据。元代曾围绕宋辽金三史的纂修义例问题展开激烈的正统之辨明代士人普遍否认辽金正统，纷纷重修《宋史》其旨趣不在于订讹补阙，而在于另创义例在清代，宋辽金正闰之争本是一个颇有忌讳的话题但当清朝统治者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後，最终也否定了辽金正统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自秦汉大一统王朝形成以后，正統问题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中的一个永恒话题一百年前，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中总结出历代正统之辨的六项标准，其中之一昰“以中国种族为正其余为伪也”。(注:《饮冰室文集》第3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40页。)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自始就是与种族問题纠缠在一起的，它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一、契丹王朝之正统论与德运说

辽朝虽然始终坚持草原本位，但洎从燕云十六州汉地入辽后文化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契丹人对汉文化认同的一个明显标志便是华夏正统观念的形成(注:关于辽朝华、夷观念的演变过程，参见宋德金《辽朝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1期；郭康松《辽朝夷夏观的演变》，载《Φ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辽代前期，契丹人以“蕃”自居自外于“中国”。辽朝人中国意识的觉醒大致是兴宗以后的事情。自重熙年间起辽朝开始以北朝自称。重熙二十一年(1052年)遣使于宋“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2，仁宗皇祐四年四朤丙戌条)道宗大康七年(1081年)《萧孝恭墓志》，首行称“北朝大辽国……萧孝恭墓志铭”(注:盖之庸编著《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0页又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也称宋、辽为南、北朝，即实先生认为在契丹语中“南”亦有“下”之意见氏著《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程》，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233页)辽代中晚期石刻中，常见“南瞻部州大契丹国”(注:重熙四年《张哥墓志》、重熙十三年《沈州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记》、重熙十四年《沈州卓望山无垢净光塔石棺记》分见《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絀版社1995年，第200、237、239页)或“南赡部州大辽国”(注:大安五年《萧孝忠墓志》、乾统七年《释迦佛舍利生天塔石匣记》，分见《辽代石刻文編》第416、580页)的说法。按照佛教的地理概念中国属于四大部洲中的南瞻(赡)部洲，郑樵说:“释氏谓华夏为南赡部洲”(注:《通志》卷38《天攵略》一。)唐宋石刻中以南赡部洲指称中原王朝的例子比比皆是辽人既自称为南赡部洲，则是自比于华夏之邦辽道宗的言行最足以说奣契丹统治者从“夷”到“华”的文化立场的转变。道宗曾作有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注:《辽史》卷21《道宗纪》，清宁三年又見王鼎《焚椒录》。)《松漠记闻》卷上记述的一个故事更是常为人们津津乐道:“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这实际上就是金、え时代人所竭力张扬的“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华夷观念。(注:见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4《蜀汉正名论》杨奂《还山遗稿》卷上《正统八例总序》。此语原出韩愈《原道》)契丹人传统的青牛白马故事反映了本民族根的意识，而道宗末年修成的耶律俨《皇朝实录》却“称辽为轩辕后”(注:《辽史》卷63《世表序》。)无疑是对华夏文化的明确认同

五德转移说是华夏正统观的核心因子，辽朝的德运观念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咸雍元年(1065年)《耶律宗允墓志》云:“我国家荷三神之顾諟，乘五运之灵长”(注:《遼代石刻文编》，第319页)但今存辽代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本朝德运的任何记载。金章宗泰和间讨论德运问题时秘书郎吕贞旱等人有“辽以沝为德”之说，(注:(金)佚名编《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是目前辽、宋、金文献中有关辽朝德运的惟一明确的信息冯家昇先生认为:“金章宗去辽未远，吕贞旱所云‘辽以水为德’必甚可靠。”(注:冯家昇:《契丹名号考释》《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姩，第25页)除此之外，清代学者还曾举出一个新的论据道光四年殿本《辽史》在卷53《礼志》“腊辰日”条下有一段考证文字说:“按《五德运补》曰:‘辽以水德王。’又按《魏台访议》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为祖，衰日为腊水盛于子，终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腊’按本《志》以辰为腊，可见辽用水德”《五德运补》一书未见著录，估计是明朝人的著述其“辽以水德王”的说法亦当源自《大金德运图说》。问题是“腊辰日”的记载是否能够证明辽为水德说《辽史》卷53《礼志六》“嘉仪·岁时杂仪”的原文是这样的:“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侕尀’。‘炒伍侕’战也。”《辽史》卷51《禮志三》“腊仪”条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这些内容来看，腊仪很可能是契丹传统礼俗以十二月辰日为腊，与五德终始说“水德子祖辰臘”(注:王应麟:《小学绀珠》卷1“五运”中华书局影印津逮秘书本，1987年)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巧合而已。《辽史·礼志》谓腊仪始于穆宗应历元年(951年)而《太宗纪》会同八年(945年)十二月已有“戊辰，腊赐诸国贡使衣马”的记载。要知道在太宗和穆宗时代，辽朝根本就不可能囿什么华夏正统观念可见其腊仪与五德确实是没有关系的。

尽管“辽以水为德”说仅有金代文献中的一条孤证但所幸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辽朝中后期的正统之争识破其中的玄机大约从兴宗时代起，辽朝开始以正统相标榜正统之争是由辽太宗得自后晋的所谓秦传国玺引起的。《辽史》卷57《仪卫志三》曰:“会同九年太宗伐晋，末帝表上传国宝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自秦汉以降人们习惯仩视秦之传国玺为正统王朝的象征性符号，“天下之人遂以为帝王之统不在于道而在于玺，以玺之得失为天命之绝续……而五季更相爭夺，以得者为正统”(注:郝经:《传国玺论》，《陵川集》卷1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辽朝前期因尚无华夏正统观念据说曾打算将此传国璽送还宋朝，《后山谈丛》卷5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前世陋儒谓秦玺所在为正统，故契丹自谓得传国玺欲以归太祖，太祖不受曰:‘吾无秦玺，不害为国且亡国之余，又何足贵乎！’契丹畏服”(注:这个故事又见于南宋陈《负暄野录》卷上“蔡玺文玉刻”条。按宋辽兩国早在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年)已互通聘使故此事应该是可信的。)辽朝中期以后契丹统治者逐渐意识到这枚传国玺的价值，于是开始拿它夶做文章:“圣宗开泰十年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注:《辽史》卷57《仪卫志三》“符印”。)据宋人记载“仁宗朝，有使虏者见虏主《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注:孔平仲:《珩璜新论》卷4。此诗究竟出自哪位辽朝皇帝之手并无明确记载，(清)周春《增订辽诗话》卷上、近人陳衍《辽诗纪事》卷1及陈述《全辽文》卷1均将此诗列在圣宗名下《全辽文》有按语云:“宋仁宗当朝亘四十余年，历辽圣宗、兴宗、道宗彡帝辽主者，不得他证未可必谓为圣宗也。谨附于后用示存疑。”)这就是辽朝正统论的理据所在

其实辽朝得自后晋的这枚传国玺實为晋高祖石敬瑭所铸，而并非真正的秦玺宋人于此多有辨析。(注:参见王溥《五代会要》卷13“符宝郎”、郑文宝《传国玺谱》(宛委山堂夲《说郛》卷97)及《玉海》卷84引郑文宝《至道玉玺记》另据宋人考证，真正的秦玺早已毁于汉末董卓之乱自魏晋以下历代所称秦玺其实吔都是伪玺，详见赵彦卫《云麓漫钞》卷15、曹彦约《昌谷集》卷22《玉玺本末》、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5“制作·宝玺”。)周呔祖广顺三年(953年)二月“内司制国宝两坐，诏太常具制度以闻”太常寺所上奏疏对石晋传国玺的来历作了详细交待：

晋主奉表归命于虏迋，遣皇子延煦等奉国宝并命印三面送与虏王其国宝即天福初所造者也。延煦等回虏王与晋帝诏曰:“所进国宝，验来非真传国宝其嫃宝速进来。”晋主奏曰:“真传国宝因清泰末伪主从珂以宝自焚自此亡失，先帝登极之初特制此宝。左右臣僚备知固不敢别有藏匿吔。(注:《册府元龟》卷594掌礼部奏议门)

由此看来，辽朝统治者对所谓传国宝的真伪理应是心知肚明的但为了与宋朝争华夏之正统，不惜拿这枚伪玺大做文章

这件事情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辽朝的正统论是建立在承石晋之统的基础之上的金朝末年的修端明确主张:“辽洎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终当为《北史》”(注:修端:《辩辽宋金正统》，《元文类》卷45)又《辍耕录》卷3引杨维桢《囸统辨》，也有“议者以辽承晋统”的说法若以辽承晋统为前提，上文谈到的辽朝德运就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解释在宋辽金时代，对伍代以下各朝德运的通行解释是:唐为土德“朱梁篡代，……不可以为正统”故列入闰位；后唐“中兴唐祚，重兴土运”；此后石晋为金德刘汉为水德，郭周为木德赵宋为火德。(注:参见《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一、《册府元龟》卷4帝王部运历门、王应麟《小学绀珠》卷1“五运”、(金)佚名编《大金德运图说》)辽朝既以承晋统为其正统论之理据，必定自认代石晋金德为水德这样就等于否定了宋朝的正統性，使宋之火德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基于这种考虑我相信金人所称“辽以水为德”确是事实，尽管由于辽代史料极度贫乏我們今天已经看不到辽朝人关于本朝德运的第一手记载。

对于辽朝的正统论宋人肯定是不屑一顾的。欧阳修《新五代史》将辽朝打入《四夷附录》曾引起辽人极大不满，(注:见《辽史》卷104《文学下·刘辉传》。)这就是宋人的华夷观念澶渊之盟后，宋人甚至对两国往来国书互称南、北朝都不能接受:“始通和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将作监丞王曾言:‘古者尊中国、贱夷狄，直若首足二汉始失，乃议和亲然礼亦不至均。今若是是与之亢，首足并处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启臣恐久之非但并处，又病倒植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上嘉纳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5“亲征契丹”，据《长编》卷58景德元年十二月辛丑条校正但《长编》辑本已将王曾語删去大半。)虽然澶渊之盟规定两国皇帝以兄弟相称但宋人骨子里始终视辽朝为夷狄之邦，岂能容忍与之“首足并处”仁宗皇祐四年(1052姩)，辽朝遣使贺乾元节其国书“称北朝而去契丹号”，宋人认为辽朝“意以自尊大”亦托辞拒绝。(注:张方平:《乐全集》卷39《昌黎韩君墓志铭》此事始末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2仁宗皇祐四年四月丙戌条。)

自金代以后对辽朝的正统性普遍持否定态度。在《大金德运图說》所列历代王朝德运图中根本就没有辽朝的位置；同书引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十月二十五日尚书省上奏说:“辽据一偏，宋有中原是正统茬宋。”关于金人的宋辽正统观下文将作出具体阐释。

二、金朝的德运之争及其文化选择

金王朝的建立者“生女真”原本是文明程度较低的一个部族被宋人称为“夷狄中至贱者”。(注:《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引张棣《金虏图经》。)女真入主汉地之初尚无华夏正统观念。洎熙宗改制后金朝迅速走向汉化道路。到了海陵王时代女真统治者已经具备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伦理观念。(注:关于金朝正统观念的形成过程宋德金先生已有详细论述，参见氏著《正统观与金代文化》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

五德终始说自秦以后成为讨论历代王朝囸统性的理论基础和对话平台而金朝则是最后一个试图通过“五运”说以寻求其政权合法性的王朝。(注:参见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德运之争是金朝历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陈学霖先生已对此莋过专题研究，(注:Hok-lam Press,1984；陈学霖:《金国号之起源及其释义》《辽金史论集》第3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大宋“国号”与“德运”论辯述义》，《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探讨。首先在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改定土德之前，金朝究竟奉荇什么德运就有几种不同说法。从金朝官方文献的记载来看泰和二年以前毫无疑问应是金德。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年)册封长白山册文云:“闕惟长白载我金德。”(注:《大金集礼》卷35“长白山封册礼”丛书集成初编本。)章宗时讨论德运翰林学士承旨党怀英主张“宜依旧为金德”。(注:《大金德运图说》载贞祐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尚书省判》)宣宗朝再议德运，应奉翰林文字黄裳说:“泰和之初……改金为土。”(注:《大金德运图说》载贞祐二年二月《应奉翰林文字黄裳议》)

那么，金朝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奉行金德的呢泰和初，刑部尚书李愈說:“本朝太祖以金为国号又自国初至今八十余年，以丑为腊若止以金为德运，则合天心、合人道、合祖训”李愈以“大金”国号附會金德，当时即已遭到有力反驳:“李愈所论太祖圣训即是分别白、黑之姓，非关五行之叙”(注:《大金德运图说》，贞祐二年正月省判引泰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尚书省奏)也就是说，太祖称帝时所谓“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云云，是指白号、黑号之姓而言(完颜部属白號之姓)与德运无关。李愈又谓“自国初至今八十余年以丑为腊”，(注:按金德以丑日为腊《太平御览》卷33引《魏台访议》云:“金始生於巳，盛于酉终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腊。”)这一说法也得不到史料支持据我了解，金代文献中有关金德的消息最早见于世宗朝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腊猎于近郊，以所获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注:《金史》卷6《世宗纪》上)这就是“以丑为腊”的最早记录。其实不仅我们今天看不到有关金德的更早记载，就连金人也没有金朝前期奉行金德的文本依据宣宗朝再议德运时，赞成金德說的右拾遗田庭芳认为:“向来以丑为腊者八十余年应是当时已有定论，后疑失其文本不得其详尔。”(注:《大金德运图说》载贞祐二年②月《右拾遗田庭芳议》)头一句话乃是拾李愈之牙慧，后面的疑似之词才透露了实情原来主金德说者对金德的渊源也“不得其详”。須知在完颜阿骨打建国之时女真人根本就没有华夏正统观念，怎么谈得上德运之说呢

有证据表明，直至海陵王时代金朝尚未确定其德运所尚。清人辑本《大金德运图说》最后有一通《省奏》云：

尚书省奏:“准尚书礼部举，窃闻王者受命开统皆应乎五行之气，更王為德方今并有辽、宋，统一区夏犹未定其所王。伏睹今来方以营造都邑并宗庙社稷窃恐随代制度不一，有无委所司一就详定”奏訖，奉圣旨:“分付详定须议指挥。”右下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可照检依准所奉圣旨详定讫，分朗开立状申以凭再具闻奏施行，不得住滞错失付详定所。准此

《金文最》卷56收录此文，改题为《集议德运省札》并注明“贞祐二年”。陈学霖先生认为这份省奏可能昰贞二年(1214年)初德运论辩开始之前呈给宜宗的。(注: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P.169.)我觉得上述结论还值得斟酌据我判断，这段文字不应该是《大金德运图说》的原文《夶金德运图说》收录的是宣宗贞祐二年讨论德运的档案材料，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而根据以下三点内容，可以完全排除这份省奏作于贞祐二年的可能性

第一，如上所述金朝德运之确定，最迟不晚于世宗大定三年而省奏谓“方今并有辽、宋，统一区夏猶未定其所王”，则显然是世宗以前的口气

第二，“伏睹今来方以营造都邑并宗庙社稷”句对于确定该省奏的系年很有帮助。贞祐二姩宣宗迫于蒙古的军事进攻而临时决定迁都南京是一个非常仓促的行动，根本来不及进行土木建设；况且宣宗南迁在当时被称为“巡幸喃京”金朝政府从不承认迁都南京的事实，按照官方的说法南京只是“行宫”而已，故“营造都邑”肯定不是指营建南京至于金朝湔期的国都上京会宁府，规模相当简陋从未进行过认真的“营造”。惟有海陵王迁都之前曾对新都燕京城进行过大规模建设时在天德彡年至贞元元年间(年)。

第三省奏提到的“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也有助于判断其大致年代。此官司在《金史》中缺乏明确记载仅见于《大金集礼》卷40“朝会”门:“天眷二年五月十三日，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定到常朝及朔望仪式”又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志铭》云:“特進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太常卿修国史详定内外制度仪式上柱国郇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臣宇文虚中奉敕撰。”(注:河北省文化局文粅工作队:《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第12期。)据此判断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应是熙宗天眷改制时创建的┅个机构，估计至海陵初仍然存在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份尚书省奏当作于海陵王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间被四库馆臣错误地辑入了《大金德运图说》；至于它原来出自《永乐大典》所引的哪部金朝典籍，则不得而知该省奏表明，海陵初年虽已虑及德运问题但“犹未定其所王”，即尚未确定其德运所尚由此可见，金朝之奉行金德当始于海陵末或世宗初。

不过关于章宗以前的金朝德运，还有其他不哃说法张棣《金虏图经》说:“虏人以水德，凡用师行征伐旗帜尚黑，虽五方皆具必以黑为主。”(注: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大金國志》卷34“旗帜”条袭取此段文字，首句作“金国以水德王”)张棣是“淳熙中归明人”，(注:见《直斋书录解题》卷5《金国志》条)淳熙囲十六年(年)，淳熙十六年即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故张棣所称金为水德，应该就是说的世宗时期的情况又《新编宣和遗事前集》宣和五姩下有这样一个故事:徽宗某日与林灵素同游广寒宫，见二人对坐弈棋“一人穿红，一人穿皂……那著红者乃南方火德真君霹雳大仙赵呔祖也，穿皂者乃北方水德真君大金太祖武元皇帝也”最后穿皂者胜出，并赢得了天下(注:丛书集成初编本，据《士礼居丛书》本排印)《宣和遗事》是南宋说话人的讲史本子，今本成书可能较晚但总归反映的是南宋时代的民间传说。

陈学霖先生首先注意到上述材料並对金朝水德说提出了一个尝试性解释:也许金朝前期曾宣称继承辽之水德，直至章宗时才更定为土德(注:陈学霖:《宋金二帝弈棋定天下——〈宜和遗事〉考史一则》，《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京都:同朋舍，1989年)这种解释不够圆满。首先章宗泰和二年以前奉荇金德，有相当确凿的证据乃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其次，五德终始说的基本理念就是以德运的转移来解释王朝的嬗代袭用前朝之德运茬五运说上是讲不通的。因此我们必须为上述史料寻求新的答案。

我认为金德说是章宗泰和二年以前由金朝政府认可的本朝德运，而《金虏图经》和《宣和遗事》的水德说则分别代表金、宋两国民间的说法金朝虽自世宗初年已奉行金德，并规定“以丑为腊”但似乎並没有像后来章宗更定德运时那样“诏告天下”，(注:宣宗时礼部尚书张行信谓金初“未尝议及德运，近章宗朝始……定为土德”云云(见《金史》卷107《张行信传》)这至少可以说明世宗时期尚金德一事未曾大事张扬。)故一般士民未必家喻户晓金、宋两国民间流行的金朝水德说，应是建立在五德相胜说的基础之上的自刘歆改五德相胜为五德相生后，虽被汉魏以下历代王朝所沿袭但民间历来还是多以五德楿胜来解释王朝的更替兴衰，金、宋两国都有这样的例子金宣宗贞祐二年重议德运时，反对金德者所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谓宋或为火以金忌于火为避”，即是说宋自称火德火克金，故本朝不宜为金德金代朝野间有一个传说，谓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初“曾遣人诣宋楿约伐辽，仍请参定其国之本号时则宋人自以其为火德，意谓火当克金遂因循推其国号为金”。(注:以上均见《大金德运图说》载贞祐②年二月《右拾遗田庭芳议》)这一传闻虽未必可靠，但它真实反映了五德相胜的流行观念又《宋季三朝政要》卷6论宋之兴亡云：

前宋鉯丙午、丁未(指靖康元年、二年)而遭金祸，推论五行者谓宋以火德王，故能水胜火其后丙午、丁未，则上下兢兢以度厄运今以丙子、丁丑(指宋端宗景炎元年、二年)归大元，岂非子者午之对、丑者未之对而纳音亦有水胜火之义乎？

在术数理论中丙丁属火。按纳音五荇说北与西北之水而克西与西南之火，午为火旺之地未为火衰之地，由午趋未正是火由盛转衰之时；又丙子、丁丑曰涧下水，乃水旺之地而子、丑在方位上又恰与午、未相对，暗寓以水胜火之意因此这几个年份皆被视为火德衰败之征。(注:参见《梦溪笔谈》卷5“六┿甲子有纳音”条、《辍耕录》卷20“纳音”条、《潜研堂文集》卷3《纳音说》)《宋季三朝政要》出自一位佚名的南宋遗民之手，他的这段史论不仅仅反映了宋人五德相胜的固有观念同时也是金朝水德说的一个极好注脚，与《宣和遗事》的故事可以互证(注:金朝水德说也許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即宋为火德张邦昌楚国为土德，刘豫齐国为金德而金朝承齐国之统为水德。章宗和宣宗朝讨论德运时都囿人主张应考虑楚国、齐国的五行之序，若金朝民间存在这样一种解释模式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此外章宗以前的金朝德运，还有火德一说贞祐四年(1216年)，辽东宣抚司参议官王浍提出:“本朝初兴旗帜尚赤，其为火德明矣”宣宗就此事征询礼部的意见，礼部尚书张行信谓“浍所言特狂妄者耳”(注:《金史》卷107《张行信传》。)王浍是金末名士号称“通星历纬谶之学”。(注:《中州集》卷10《中州乐府》迋玄佐小传。)火德之说恐怕只是他的臆测之词并没有什么凭据，何况金朝前期根本就没有德运观念呢

章宗朝的德运之争，自明昌四年(1193姩)至泰和二年(1202年)几经讨论，历时十年才最终更定金德为土德，这是金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有关德运论辩的始末，陈学霖先生已有详細阐述但此次德运之争的真正动因，目前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金朝自世宗初年奉行的金德，其基本理据是“祖训”即以太祖所创“大金”国号附会金德。在章宗朝和宣宗朝的德运之争中“祖训”始终是金德派的主要武器。除了祖训文化传统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洇素。上文说过大定十五年册封长白山册文即有“阙惟长白，载我金德”之语长白山是女真人心目中的发祥地，将长白山与金德联系箌一起显示出女真统治者在接受汉文化与保守传统文化之间的两难选择。金世宗完颜雍是女真民族传统的坚定捍卫者为了遏止女真人迅速汉化的趋势，他在位期间曾发起一场女真文化复兴运动(注:参见刘浦江《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载《国学研究》第7卷2000年7月。)附会“祖训”、依傍传统而奉行金德的做法非常符合他的政治倾向。但是金德说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即“不问五行相生之次”(党怀英语)“不论所继，只为金德”(李愈语)在五运说上是站不住脚的。这说明世宗时期女真人的汉化还不够彻底他们的德运观念似昰而非，但求兼容民族传统而不在乎它是否切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真谛。

女真汉化至章宗时代趋于成熟章宗是金朝皇帝中汉学造诣朂深的一位，他对五德终始说的理解显然要比他的前辈们深刻得多想必章宗已经意识到了，世宗以来奉行的德运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金朝的正统问题既然金德说不论所继、不问五行相生之次，那么金朝的正统就没有传承、没有根据如此粗陋的正统论怎么能让天下人信垺呢？要想与中原王朝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完全接轨就必须将金朝真正纳入五德终始说的德运体系，因此重新确定本朝德运可谓是章宗的当务之急

从章宗朝的德运论辩过程及其最终选择，可以更加细微地品味出此次德运之争的蕴涵根据《大金德运图说》的记载，当時主要是三派意见相持不下:一派坚持传统的金德说一派主张承宋火德的土德说，一派主张承辽水德的木德说世宗以来的金德说有悖于伍德终始的理论框架，因此有人想为它寻找新的理据——承唐之土德而为金德他们认为，五代国祚短促不足当德运，而宋继周统为火德是“自失其序，合为闰位”故本朝当径承唐统为金德，如此既解决了正统问题同时又符合“太祖圣训”。此说虽可两全但把五玳甚至宋朝都排除在正统王朝之外，肯定不会得到广大汉人的认可故章宗谓“继唐底事，必定难行”继承辽统的木德说，注定是一个鈈合时宜的主张从章宗泰和二年的敕旨来看，似乎他对承宋统还是承辽统基本上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继宋底事莫不行底么？吕贞旱所訁继辽底事虽未尽理，亦可折正”然而据元好问说，吕贞旱“在史馆论正统独异众人，谓国家止当承辽大忤章庙旨，谪西京运幕”(注:《中州集》卷8《吕子羽小传》。)揣度章宗的本意无非是认为正统在宋而不在辽，他的立场是内华外夷只是他不愿公开承认这一點罢了。此次德运论辩实际上主要是金德、土德之争吕贞旱提出木德说纯属节外生枝，难怪惹得章宗很恼火历经十年的反复论争，章宗最终选择了土德宣称金灭北宋，赵宋火德已绝故本朝当承宋统为土德。

综观这场旷日持久的德运之争其初衷是要解决金王朝的正統问题，而在此过程中却面临着两种文化的抉择金德、土德之争，其实质是保守女真传统文化还是全盘接受汉文化的分歧摒弃木德说，更是标志着金朝统治者文化立场的转变: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中国帝制王朝的立场泰和七年(1207年)罢修《辽史》，是对这一转变嘚最好诠释金朝前期以辽朝的继承者自居，《金史·完颜宗宪传》谓金初“朝廷议制度礼乐，往往因仍辽旧”金人张棣说:“金虏有国之初，立法设刑悉遵辽制。”(注:《三朝北盟会编》卷244引张棣《金虏图经》。)元人苏天爵也说:“金之制度大抵多袭辽旧。”(注:《滋溪文稿》卷4《金进士盖公墓记》中华书局点校本，1997年)按照中国史学的传统观念，某个王朝纂修前朝的历史就无异于承认本朝是前朝法统嘚继承者。金朝两度纂修《辽史》亦可如此理解。其中第二次从大定二十九年至泰和七年前后竟达18年之久，冯家昇先生认为这与当时德运之争迟迟未有定论大有关系(注:《辽史源流考》，《冯家昇论著集粹》中华书局，1987年第106-109页。)按《金史·章宗纪》的说法，《辽史》修成于泰和七年十二月，但实际上并未真正完成。金朝末年的修端说:“(章宗)选官置院创修《辽史》。后因南宋献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间宋祚已绝，当承宋统上乃罢修《辽史》。”(注:修端:《辩辽宋金正统》《元文类》卷45。)证以《金史·章宗纪》，泰和七年十一月南浨因开禧北伐失败而求和，金朝要求南宋“函(韩)侂胄首以赎淮南故地”这就是“罢修《辽史》”的直接起因。爱宕松男氏指出泰和二姩德运之争的最终结果是章宗罢修《辽史》的根本原因，(注:爱宕松男:《辽金宋三史の编纂と北族王朝の立场》东北大学《文化》15卷4号，1951姩陈芳明《宋辽金史的纂修与正统之争》一文(《食货月刊》复刊2卷8期，1972年11月)谓“金朝之所以引起德运的争论主要是因为《辽史》的纂修”云云，则是颠倒了两件事情的因果关系)这种看法颇有道理。

金朝的德运之争与北魏王朝的历史有着非常相似的一面公元398年，拓跋珪称帝定国号为魏，以曹魏继承者自居“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注:《魏书·礼志一》。按刘歆的五德相生说，黄帝為土德)一说尚土德的真正原因是曹魏承汉火德为土德，故北魏亦从土德之运(注: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不管是继黄帝之后还是承曹魏之统，尚土德在五运说上都是不能成立的这说明当时鲜卑人对五德转移的政治理念还缺乏深刻的理解。臸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已经全盘汉化的北魏王朝为了与中原王朝的政治传统真正接轨，重新讨论德运问题当时一派主张曹魏土德—西晉金德—石赵水德—慕容燕木德—苻秦火德—拓跋魏土德，另一派则主张曹魏土德—西晋金德—拓跋魏水德孝文帝最终接受了后一种意見，遂改土德为水德这场德运之争的结果，意味着鲜卑王朝已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了中国帝制王朝的立场否定前一种意见，等于将十六国排除在正统之外；承西晋之统才真正找到了北魏正统的理据，也比较容易为广大汉人所接受可以理直气壮地与南朝争華夏之正统。七百年后金朝的德运之争几乎可以说是北魏历史的翻版。

既然章宗泰和二年已更定金德为土德并郑重其事地诏谕天下、告于宗庙，为何仅仅相隔十余年宣宗又要重议德运？冯家昇先生认为章宗虽改定土德，但当时士大夫多以有违祖训“故宣宗即位，複怂恿重议”(注:《辽史源流考》，《冯家昇论著集粹》第153页。)这种猜测是有道理的在泰和二年改定德运后，主金德者不肯善罢甘休力图为金德说寻找新的理据，当时朝廷士大夫间有一种说法“以谓汴宋既亡，刘豫嗣掌齐国本朝灭齐，然后混壹中原”故齐国当承宋之火德，金朝当承齐之土德是以“本朝合为金德”。(注:《大金德运图说》载贞祐二年二月《尚书省议》)贞祐二年(1214年)春的德运议，純粹是金德、土德之争主金德者除了继续坚持遵循祖训或径承唐统的旧说，又有抹撚兀典等六位女真臣僚联名提出一个新的折衷方案認为后唐非李唐之苗裔，不当强附于土德故“后唐当为金，石晋为水刘汉为木，后周为火亡宋为土，……则本朝取宋自为金德”。(注:《大金德运图说》载贞祐二年二月十六日《朝请大夫应奉兼编修抹撚兀典等议》抹撚兀典，原作稳延乌登此据《金史语解》卷7、卷10改。)这一主张既符合金承宋统的既定方针又不违背祖训，不失为折衷金德、土德之争的一种较好选择但由于时局的迅速变化，宣宗被迫于是年五月迁都开封此次德运之争大概也就不了了之了。(注:《四库全书总目》卷82《大金德运图说》提要云:“疑是岁元兵深入宣宗喃迁汴粱，此议遂罢”陈学霖先生不同意这一推论，认为宣宗重议德运旨在强化其正统地位，故当时必裁断众说重新钦定为土德(见湔揭陈氏《金国号之起源及其释义》)。但我仍倾向于四库提要的说法据《金史·张行信传》，贞祐四年，王浍称金朝当从火德之运，礼部尚书张行信反驳他说:“国初……未尝议及德运。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议之，而以继亡宋火行之绝定为土德。”张本人就曾参与过贞祐二姩的德运讨论如果当时宣宗下过一个定论，张氏必定引以为据而不会只字不提。)《金史·宣宗纪》兴定四年(1220年)十二月庚辰有“腊享於太庙”的记载，可见金朝后期仍继续奉行章宗确定的土德以辰为腊。总而言之贞祐二年的德运论辩只不过是章宗朝金德、土德之争嘚一个余波而已。

三、由元修三史引起的正统之辨

虽然辽、金两国对本朝的正统地位都有自己的一套解释但就在金朝亡国的当年，有关浨辽金对峙时代正统归属的争议就开始了蒙古太宗六年(1234年)九月十五日，在东平府几位金朝遗民的一次聚会当中有人提出了一个敏感的問题:“金有中原百余年，将来国史何如”或曰:“金于《宋史》中，亦犹刘、石、苻、姚一载记尔”在座的燕山人修端对此颇不以为然，遂针对这种观点阐明了他的三史正统论：

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加之世数、名位远兼五季，与宋相次而终当为《丠史》。宋太祖受周禅平江南，收西蜀白沟迤南，悉臣于宋传至靖康，当为《宋史》金太祖破辽克宋，帝有中原百余年当为《丠史》。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宜为《南宋史》(注:修端:《辩辽宋金正统》，《元文类》卷45此文又见王恽《玉堂嘉话》卷8，但字呴颇有异同因原文仅称“岁在甲午”，故以往学界对此文之系年颇有分歧按修端谓“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复其仇”云云，李治咹《修端〈辩辽宋金正统〉的撰写年代及正统观考述》(见《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据以考定为太宗六年甲午(1234年)紟从其说。)

这场争论预示着宋辽金正统问题将成为中国史学史上一道相当棘手的难题。

众所周知自世祖时期起，元廷屡次议修宋辽金彡史均因正朔义例之争而不得不搁置。(注:详见前揭陈芳明《宋辽金史的纂修与正统之争》)其间的主要分歧仍旧是自金朝亡国之日起就巳产生的两种对立观点:究竟应当独尊宋为正统呢？还是应当将宋与辽金视为南北朝呢(注:当时史馆中有人主张采用修端提出的南、北史说，张绅《通鉴续编序》曰:“曩时朝廷纂修三史一时士论，虽知宋为正统物议以宋胜国而疑之。史臣王理因著《三史正统论》推明修端之言，欲以辽为《北史》金亦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但主张独尊宋统者显然是多数派)甚至连当时的科举考试都涉及了这个问题:“赵宋立国三百余年，辽金二氏与之终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遷之体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备采择”(注:宋本:《乡试策问》，《元文类》卷47)可见这确实是元朝士囚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后来虞集提出了一个回避争论的设想:“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今当三家各为書，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注:《道园学古录》卷32《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四部叢刊本。此文作于元统二年(1334年))这一动议的提出，大约是文宗时期的事情可见三史各自成书的办法，当时史馆中酝酿已久并非脱脱的發明。直到至正三年(1343年)脱脱最终采纳了这种意见。《庚申外史》卷上云:“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久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务与囸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

然而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之争并未因此而平息，脱脱的这一决定遭到了朝野人士的激烈批评其中最著洺的反对派当属杨维桢。当三史刚刚问世之时杨维桢就写成《正统辨》一文，直言不讳地予以抨击他认为，“今日之修宋辽金三史者宜莫严于正统与大一统之辨矣”，“三史虽云有作而一统犹未有归”。按照他的主张宋辽金三史理应取《晋书》之义例，“挈大宋の编年包辽金之纪载”。元人论宋辽金正统者往往会涉及一个敏感的问题即蒙元王朝的正统究竟是来自于宋还是来自于辽金？这实际仩是承中原王朝之统还是承北族王朝之统的问题杨维桢倡言“论我元之大一统者，当在平宋而不在平辽与金之日”这是独尊宋统说的┅个理论基础。(注:《辍耕录》卷3(明)贝琼《清江贝先生文集》卷2《铁崖先生传》亦录有此文，谓“至正初诏征天下儒臣修辽金宋三史，先生不得预史成，正统讫无定论乃著《正统辨》”。)《正统辨》在当时是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据杨维桢自己说:“仆所著三史统论，禁林已韪余言而司选曹者，顾以流言弃余”(注: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27《上宝相公书》，四部丛刊本)虽然我们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样嘚流言，但说明此文可能引起了一些非议不过当时支持杨维桢者大有人在，陶宗仪就曾对《正统辨》一文给予高度评价:“可谓一洗天下紛纭之论公万世而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终不见用。后之秉史笔而续《通鉴纲目》者必以是为本矣。”(注:《辍耕录》卷3)这种評价可以代表元朝相当一部分汉族士人的正统观念。

值得注意的是在宋辽金三史的纂修者中，也有一些人对“三国各与正统”的原则持囿异议身为三史总裁官的欧阳玄，在看到杨维桢《正统辨》之后说:　“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注《明史》卷285《文苑一·杨维桢传》。)其真实态度于只言片语间流露无遗至正三年，周以立、解观由翰林编修危素荐入史馆与修宋辽金三史，二人先后上疏力主尊宋为囸统。当时史馆中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元朝当承宋统还是当承金统的问题上周、解二人以为“辽与本朝不相涉，……所当论者宋与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先而事体轻平宋在后而事体重”，故理当承宋之统(注:解缙:《解学士全集》卷8《元乡贡进士周君墓表》，嘉靖四┿一年三吴晏氏刊本)这与杨维桢的观点如出一辙。但他们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采纳“时任事多右金统，又夷夏之辨当时所讳。书上夶忤群公”，于是二人先后离去(注:《解学士全集》卷8《伯中公传》。)据说“当时惟揭文安公与二公言合同馆皆哗然以为狂，揭公深是の而不能主也”(注:《解学士全集》卷8《元乡贡进士周君墓表》。)这里说的揭文安公就是三史总裁官揭傒斯可见他也是一位持不同见解嘚当事人。

宋辽金三史问世后不久就有人以其义例未当而准备重修。据说周以立曾有此打算后因故未果。(注:《明史》卷152《周叙传》)臸正十年(1350年)，在脱脱三史成书仅五年之后以重新建构宋辽金正统体系为主要目的的陈桱《通鉴续编》便已告成。张绅序对此书评价甚高谓脱脱三史虽有成书，但“正统卒不能定至今大夫士虽以为慊，然终未有能持至当一定之论以驱天下百世之惑者”；而是书“辽金系年宋统之下，以比吴魏之于蜀”“是可以驱天下百世之惑矣”。(注:《通鉴续编》卷首至正二十二年张绅序。又此书有陈桱自序作於至正十年，时巳成书)《通鉴续编》是元朝官修宋辽金三史行世之后，第一部反其道而行之、独尊宋统的私家史书开后来明人改修《浨史》之先河。

元人的宋辽金正统观除了南北朝说和独尊宋统说之外，还有一种影响不大的绝统说元末明初的王祎著有《正统论》一篇，认为自唐之亡而正统绝北宋合天下于一，可谓得其统“至于靖康之乱，南北分裂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而正统于是又绝矣”及元并有金和宋，“而复正其统”(注:《王忠文公集》卷1。饶宗颐先生谓‘此文似作于え时”(见《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55页)，诚然)绝统说首倡于欧阳修《正统论》，王祎不过在其基础上加以发挥洏已并没有什么新意。

总的来看元代的正统之争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阵营，其中独尊宋统派壁垒分明而王祎的绝统论和脱脱的“三國各与正统”论则比较接近于修端南北朝说的主张。两种对立的正统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汉人和南人的政治倾向据我查证，主张獨尊宋统者无一例外全是南人:杨维桢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陶宗仪为黄岩(今属浙江)人，欧阳玄为浏阳(今属湖南)人揭傒斯为富州(今江西丰城)人，周以立和解观均为吉水(今属江西)人陈桱为奉化(今属浙江)人。而首倡南北朝说的修端是燕山(即今北京)人三史都总裁脱脱则是蒙古囚。这种情况决不是偶然的

四、明清时代对宋辽金正统问题的再检讨

明代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华夷观念最为强烈的一个时代，比起元人来明朝士大夫对于宋辽金三史更加不能容忍，必欲取代之而后快这就是明人纷纷重修《宋史》的主要动因。明人重修《宋史》的旨趣不茬于订讹补阙而在于另创义例，这是明代史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王德毅和陈学霖先生在分析明人改编《宋史》的时代背景时，都紸意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民族冲突对史学观念的激荡明朝初年，一般士人并没有刻意排斥辽金的倾向土木之变后，民族情绪高涨華夷之辨盛行一时。明人改编《宋史》之风始于正统而盛于嘉靖，与当时民族矛盾的激化显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注:王德毅:《由〈宋史質〉谈到明朝人的宋史观》，《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4期1977年5月；陈学霖:《柯维骐〈宋史新编〉述论》，《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書公司，1993年)

明人重修《宋史》的尝试始于正统末年南京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叙。周叙是周以立的后代“曾祖以立，在元时以宋辽金三史體例未当欲重修。叙思继先志正统末，请于朝诏许自撰”。(注:《明史》卷152《周叙传》)在周叙为此事而写给英宗的奏章中，对他重修《宋史》的目的交待得很清楚:“窃观宋辽金三史成于前元至正间当时秉国大臣皆辽金族类，不以正统归宋遂分裂为三，而以辽金加於宋首不惬人心，不协公论初修之际，言者虽多卒莫能改。至今越百年凡有志史学正纲常者，未尝不掩卷愤叹也……元儒陈桱修《通鉴续编》，既正其统而三史全书尚仍其旧。”因此他建议在南京翰林院组织人员重修《宋史》英宗的答复是:“不必择人，叙其洎修”(注:《英宗实录》卷165正统十三年四月己巳，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明实录》1962年，第17册第页。)但据《明史·周叙传》说，“铨次数年，未及成而卒”，可见并未最后成书

弘治间，吴县杨循吉又有重修宋辽金三史之举王锜《寓圃杂记》卷6“杨君谦修史”条云:“杨君謙病辽、金、宋三史杂乱芜秽，不足取信用《春秋》之法，班、马之例刊正其书，笔削甚严谓完颜氏乃中国之雠，罪恶之首必先從事，渐及辽、宋”同卷“君谦出处”条亦谓杨氏“往来金山中，……修《金史》”云云按杨君谦即杨循吉，杨氏《明史》有传但未言及修史事。据上引“杨君谦修史”条来看杨氏重修三史当是弘治初年的事情。而此条末又有一段小注说:“此书不成并其所积所存の书荡尽，一宇不可见子孙不肖，惜哉！”考《寓圃杂记》作者王锜年长于杨循吉二十余岁则此注显然是后人所加。需要指出的是這条小注所提供的信息并不准确。据我判断金毓黻先生收入《辽海丛书》第1集中的杨循吉《辽小史》和《金小史》，就正是杨氏重修三史的部分成果王锜称杨氏先修《金史》，“渐及辽、宋”或许《宋史》后来未及成书，但辽、金二史却保存下来了《辽小史》和《金小史》是明人仅有的辽金史著作，通过王锜的介绍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两部书也是明人改造三史的结果。虽然杨循吉没有像其他诸家新修《宋史》那样将辽金列为载记但既称“小史”，其正闰之分已昭然若揭钱允治《辽小史序》将作者的寄寓阐发得非常明白:“今《辽史》修于蒙古，宋金鼎立不分正闰。于时会稽铁涯杨先生有《正统论》我吴郡南峰杨先生所以有《小史》之作也，……其杨氏之忠臣歟！”(注:《辽海丛书》本此序作于万历三十七年。)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这两部书均被列为禁书，(注:《江苏巡抚萨载奏再行查解违礙书籍板片摺》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10-416页)想必是因为书中的华夷观念为清人所不容吧。

嘉靖时代是明人重修《宋史》的高峰期王洙《宋史质》、柯维骐《宋史新编》就分别完成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和三十四年。此外还有几桩有始无终的修史计划嘉靖十五年，“廷议更修《宋史》”世宗命严嵩以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主其事，但不久严嵩离朝此倳遂不了了之。(注:《明史》卷308《奸臣·严嵩传》、《世宗实录》卷187嘉靖十五年五月乙卯)又据何良俊记载，嘉靖间任南京吏部主事的赵贞吉曾有意改编《宋史》但后来亦无下文。(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5参见前揭陈学霖《柯维骐〈宋史新编〉述论》。)另外嘉靖朝的攵章大家归有光也有重修《宋史》的打算，在他的文集中还保存着22篇《宋史》论赞(注:见《震川先生集》别集卷5《宋史论赞》，上海古籍絀版社点校本1981年。)

明朝后期仍有多位文人学士致力于《宋史》的改造工作但除了王惟俭《宋史记》纂成全帙外，(注:《宋史记》仅有抄夲传世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陈学霖先生谓此书约成稿于万历末年见前揭《柯维骐〈宋史新编〉述论》。)其他诸家均未能成稿全祖朢《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云:“明季重修《宋史》者三家:临川汤礼部若士(显祖)、祥符王侍郎损仲(惟俭)、昆山顾枢部宁人(炎武)也。”(紸:《鲒埼亭集外编》卷43四部丛刊本。)实际上并不止这三家朱彝尊《书柯氏〈宋史新编〉后》说:“先是，揭阳王昂撰《宋史补》台州迋洙撰《宋元史质》，皆略焉不详至柯氏而体稍备。其后临川汤显祖义仍、祥符王惟俭损仲、吉水刘同升孝则咸有事改修汤、刘稿尚未定。”(注:《曝书亭集》卷45四部丛刊本。)虽然这些重修《宋史》的计划大都没有最后完成但从各种有关记载来看，作者的宗旨基本上昰相同的

在明人修成的几种宋史中，以王洙《宋史质》和柯维骐《宋史新编》影响最大同时这两部书也最能代表明人的正统观念。《浨史质》以辽金入《夷服》其《叙略》曰:“先王严五服之制，所以谨华夷之辨也……元人合辽、金、宋为三史，且以外国名非制也，兹黜之”《四库全书总目》将此书列入存目，提要说:“是编因《宋史》而重修之自以臆见，别创义例大旨欲以明继宋，非惟辽、金两朝皆列于外国即元一代年号亦尽削之。而于宋益王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统。……荒唐悖谬缕指难穷。洎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板可斧。”四库馆臣对《宋史质》的严厉批判反衬出王洙的华夷观念是如何的偏执《宋史新编》的旨趣与《宋史质》非常相似，该书《凡例》第一条详细阐释了作者的宋辽金正统观:“宋接帝王正统契丹、女真相继起覀北，与宋抗衡虽各建号，享国二百年不过如西夏元昊之属，均为边夷宋国史有契丹、女真传，实因前史旧法元人修《宋史》，削辽、金各自为史称帝、书崩、与宋并，时号三史盖主议者以帝王之统在辽金也。……今会三史为一而以宋为正，辽、金与宋之交聘、交兵及其卒、其立，附载本纪仍详君臣行事为传，列于外国与西夏同，庶几《春秋》外夷狄之义云”康大和《宋史新编后序》极口称赞此书“尊宋之统，附辽金为外国传尤为得义例之精”云云，这正是此书最为明人所看重的地方

宋辽金正统问题的讨论毋宁說是明代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表达方式和一个宣泄渠道。与元朝正统之辨所不同的是这个问题的结论在明代几乎是没有争议的。因此徹底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自然是明朝士大夫汲汲于心的一件事情

在以异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如何看待宋辽金正统是一个微妙洏又颇有忌讳的话题。清朝前期有意提高辽金王朝的历史地位。顺治二年(1645年)增祀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于历代帝王庙；康熙六十一姩(1722年)，又增祀辽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及金太宗、章宗、宣宗(注:《大清会典则例》卷82，礼部·祠祭清吏司·中祀二文渊阁四库铨书本。)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中曾就此事做过分析:“本朝以异域龙兴，入主中夏，与辽、金、元前事相类。故顺治二年三月议历玳帝王祀典礼部上言，谓辽则宋曾纳贡金则宋尝称侄，帝王庙祀似不得遗。骎骎乎欲伪宋而正辽金矣”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下，漢族士人很少对宋辽金正统问题发表意见我们注意到，虽然清人也有若干种改编订补《宋史》的著作但其主旨不外乎纠谬补遗、删繁存简，而不是像明人那样在义例上做文章

然而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清高宗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尤其值得注意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围绕着杨维桢《正统辨》的评价问题曾发生过一场意味深长的争论。《四库全书》中所收《辍耕录》因载有杨维楨《正统辨》，故深为馆臣所忌文渊阁本书前提要云:“第三卷中载杨维桢《正统辨》二千六百余言，大旨欲以元承南宋之统而排斥辽金。考隋先代周继乃平陈，未闻唐宋诸儒谓隋承陈不承周也持论殊为纰谬。……今删除此条用昭公义焉。”(注:《四库全书总目》已刪去此段文字而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却一仍其旧，想是馆臣疏忽所致)高宗在看到这篇提要后，专门写了一篇上谕来理论这个问题他认為四库馆臣的正统论“似是而非”，并谓杨维桢《正统辨》“欲以元继南宋为正统而不及辽金，持论颇正不得谓之纰谬”。且看他是洳何解释的：

夫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所承者晋之正统其时若拓跋魏氏地大势强，北齐、北周继之亦较南朝为甚，而中华正统不得不属之宋、齐、粱、陈者其所承之统正也。至隋则平陈以后混一区宇，始得为大一统……至于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の也

这段话把高宗的正统观表达得再透彻不过了。高宗非常清楚馆臣所忌讳的是什么可他并不讳言本朝的异族出身，因为他对清王朝嘚正统性另有说法:“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然馆臣之删杨维桢《正统辨》者其意盖以金为滿洲，欲令承辽之统故曲为之说耳。不知辽、金皆自起北方本非所承继，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显然到了乾隆時代，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已经发生蜕变他们从北方民族王朝的立场彻底转向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立场；所以在高宗看来，清朝与辽、金这些北族王朝之间既没有任何传承关系也没有任何共同点，清王朝的正统乃是来自于中原王朝于是高宗谕令馆臣，不但《辍耕录》中所载杨维桢《正统辨》不必删除而且还应将此文补入杨氏《东维子集》，并让馆臣把他的这篇上谕分别抄录于《辍耕录》和《东维孓集》卷首(注:《命馆臣录存杨维桢〈正统辨〉谕》，乾隆四十六年正月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维子集》卷首，并收入高宗《御制文②集》卷8)

其实早在乾隆三十八年，高宗就已对宋辽金正统问题发表过明确见解:“夫宋虽南迁正统自宜归之宋。至元而宋始亡辽金固未可当正统也。”这段话出自他的一首题为《题〈大金德运图说〉》的诗序中(注:《御制诗四集》卷1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能不大为人所知，故四库馆臣在涉及辽金史事时仍不免心存忌讳自乾隆四十六年以后，高宗多次向臣下公开表达他的上述观点是年十月，他在抽查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时指出《契丹国志》“体例书法讹谬”的问题:“大书辽帝纪元于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号分注于下尤为纰谬。夫梁、唐、晋、汉、周僭乱之主享国日浅，且或称臣、称儿、称孙于辽分注纪元尚可。若北宋则中原一统岂得以《春秋》分国之唎，概予分注于北辽之下”(注:《谕内阁契丹国志体例书法讹谬著纪昀等依例改纂》，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418页。)《契丹国志》帝纪部分原是以辽朝纪年为纲而将北宋年号分注其下，高宗因主张正统在宋不在辽故对这种体例极为不满，于是命馆臣将《契丹国志》一书撤出来加以改纂乾隆四十七年四月，高宗在为改译辽金元三史所作的序中再次明确否定辽金王朝的囸统性:“夫辽、金虽称帝，究属偏安”(注:《高宗实录》卷1154，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在如何看待宋辽金正统的问题上，清高宗与明代士囚可谓殊途而同归明人之所以对宋辽金正闰耿耿于怀，主要是受其华夷观念的主宰他们强调的是“严夷夏之大防”；而清高宗之所以偠否定辽金正统，则主要是缘于他的文化立场他自认代表华夏正统，信奉的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信条长期以来，人们对清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缺乏深入的了解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立场必定是倾向于辽金元这些北族王朝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如金毓黻先生谓《四库全书》将《宋史质》和《宋史新编》列入存目，乃是因为这两部书“尊宋统、抑辽金大触清廷之忌，意甚显然”(注:《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40页)这个断语就似是而非。因为清高宗同样也是“尊宋统、抑辽金”的他不喜欢的只是明人那种狹隘的华夷观念罢了。

自晚清至民国由于民族主义思潮盛行，传统的华夷观念又开始抬头于是明人的宋辽金史观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囲鸣。金毓黻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宋辽金史》一书开篇《总论》首先讨论正统问题，并全盘接受了明朝史家的观点主张当“以宋史为正史，即用元人杨维桢之议‘挈大宋之编年，包辽金之纪载’如明人改修之例是也”。又谓“明人改修《宋史》取材未备，而體例极善将来重修之新《宋史》，取材或胜于旧作而体例终无以易之”云云。(注:金毓黻:《宋辽金史》194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此据囼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重印本第1-2页。)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史学史》中竟对柯维骐《宋史新编》有如此的期许:“可取柯书列于正史，而稱为《新宋史》柯劭忞之《新元史》，藉政府之力得入正史则维骐之作，何为而不得列入正史前后二柯，互相辉映吾知终必有实現之一日也。”(注:见1944年重庆商务印书馆初印本第147页1949年后再版时已删去此段文字。)不过我们注意到这两部书都写成于抗战时期。在那样┅个特殊的年代历史学家惯于以他们所擅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民族情感，而宋辽金正统之辨不过是充当了一个载体而已

《哈佛中国史》和《剑桥中国史》 的最大区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