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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红旗早期造反领袖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中部：文革风云（六）
作者:戴维堤
日期: 11:14:09
　　进738厂后的1969年元旦，我和尹聚平便遭遇了一场真正的劫难。　　那天晚上下大雪，我和尹聚平骑自行车去北京站送亲友后往回返，到达东直门外牛王庙时，遇上了7个劫匪。　　两个家伙持刀拦住了尹聚平，五个家伙各拿一把匕首围住了我。为首的一个家伙拿着刀子在我的脸前挥舞着，差点碰到了我的鼻子。　　“你们想干什么？”我大声喊。　　“老子们是去山西插队的，回来过年，没有钱花，帮帮忙吧！”为首的说。　　原来他们是上山下乡的“知青”。这时，我突然想起了1968年春节在山西的火车上碰到的几个“知青”。虽然他们不是同一帮人，但我当时的谈话可能得罪了“知青”，今天得到了报应。　　“我也没有钱，口袋里有盒烟，拿去吧！”我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好话好说。　　口袋被翻遍了，没找到钱，对方大怒。　　“他妈的穷光蛋，把大衣脱下来！”　　“这么冷的天，脱下来我穿什么？这件破大衣值几个钱？棉花的，还破了一个洞。我说小伙子客气点好不好，我很同情你们的遭遇，上山下乡确实太苦了，本人若有钱，一定赞助你们。要不留下地址，我以后寄点给你们。”我想拖延时间等待前后过路行人，可当时是深夜，又下大雪，路上一个人也没有。　　“少他妈废话！”两个家伙用刀子顶着我的前胸，两个家伙顶着我的后背，我动弹不得。为首的家伙抢走了我戴的单军帽，又拉断了表链抢走了我的“上海”牌手表。　　不知为什么他们不要自行车。　　这时，前面围着尹聚平的两个家伙也抢走了她的手表，并扎伤了她的手。　　正在这时，远处来了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可能是下夜班的工人。一个家伙吹了声口哨，7个人一下子跑进了马路旁边的松林里。最后一个家伙照我屁股上捅了一刀，当时可能心情紧张，一点也没觉得疼。　　我拦住了几个过路的工人，他们一听对方是7个人，吓得立即骑车走了，我赶紧和尹聚平骑上车往厂里赶。　　骑了一会，感到右腿发麻，用手一摸，啊！全是血。我咬着牙，骑车赶到了酒仙桥医院包扎了伤口。伤口不深，没有伤到骨头。随后，我们又到派出所报了案。后来破了案，我去市朝阳分局领回了手表。据公安局的同志说，这些家伙是东直门中学的山西插队生，在北京疯狂作案。第二天，他们窜到红庙，大白天抢了一个中学生的军大衣，并把中学生扎死了，现已全被抓住了。　　我想见见这几个可恨又可怜的家伙，公安局的人不同意。这是我一生遇到的又一次劫难，谢天谢地，没有捅死我，后来想起来，确实有点害怕。 关于“批清运动”
　　1970年的中国，红卫兵学生们早已被赶下了文革历史的舞台，但文革并未停止。我所在的738厂又派来了新的军管会，奉上级指示，展开了批判极左思潮，清查“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批清运动”。　　关于批清运动，历时数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运动，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大张旗鼓地搞了数年，被整的干部群众何止成千上万。光一个小小的738厂就抓出了一千多个“ 5。16”分子。据资料载，江苏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就抓出了27万、一个六千人的工厂就抓出了二千多个“5。16”分子。许多地方和单位抓“5。16”中关“牛棚”的人数近乎天文数字，施行的刑讯逼供手段令人发指。据有人粗略估算，“批清运动”中，全国起码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分子，被关押、致死、致残、“发配充军”、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这么大一个运动，整了这么多人，最后不了了之。如果说文革中最大的冤假错案，这绝对是其中之一。可是，某些党史、文革史“权威”和“御用文人”们至今对此事连“屁”也没有放一个，甚至有人至今认为抓“5。16”整的是“造反派”，好得很。据说只有和抓“5。16”毫无关系的伟大的邓小平说过，抓“5。16”是错误的，应当平反。　　笔者有感而发。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人不是皇帝佬儿和文官武将，而是正派有骨气的文人，如屈原、杜甫、文天祥、鲁迅等人；同样，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家伙不是小偷、流氓、土匪、强盗，而是历代的某些御用文人。中国的某些文人要么是权势者的哈巴狗，要么专吃同类，且不吐骨头，比豺狼过之。单从这一点上，笔者很赞同秦始皇和毛泽东的作法，把许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丧尽天良的秀才们全杀掉，免得他们当面说人话，背后说鬼话。　　多少年来，在抓“5。16”运动中被伤害的干部群众忍气吞声，忍辱负重，没有说三道四，更没有闹事。为了国家的大局，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局，他们忍了，他们认了。他们没有搞报复，没有把整过他们的人置于死地，更没有挖他们的祖坟。中国人多好呀！这些可敬的我的同类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我向他们三鞠躬。　　或许我没有同类们那么大的气量。不，这不是气量大小的问题，也不是个人恩怨问题，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是血写的历史。不是要“全盘否定和控诉文革”吗？笔者也来助助阵。为了披露历史真相，揭露丑恶，吸取历史教训，教育子孙万代记住黑暗年代里的黑暗故事，我有义务重温历史，来讲讲抓“5。16”的故事。　　蒯大富在挨整时，曾发牢骚哀叹：红卫兵是一年香，二年臭。我追加两句是：三年就挨斗，四年、五年成了“5。16”。　　“批清” 运动一开始，就来势汹猛。伟大领袖又发了最高指示：“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阴谋集团‘5。16'。”林彪老贼不甘示弱，杀气腾腾地跳了出来，象疯狗一样狂吠：“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5。16’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锦上添花，火上加油：“查“5。16”，不但查组织，也要查罪行，罪行够了，就是‘5。16’。”　　看来，“5。16”这个宝贝儿确实存在，不但存在，还很了不起，惹得领袖们如临大敌，草木皆兵。　　30多年过去了，人们要问：“5。16”啊“5。16”，你这个宝贝在哪里？　　30多年来，对莫须有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没有人站出来说个清楚。那些制造了“5。16”大骗局的的政客们上欺领袖，下压庶民。然而，在他们（当然是林彪、四人帮之流）受审的时侯，竟然没有一条“利用抓‘5。16'运动迫害干部群众”的罪名。（注：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那个所谓的“历史的审判”是多么“偷工减料”、派性十足。）那么，只能解释，抓“5。16”运动好得很，不是问题。那么请问苍天：错误地整了上千万人，牵连了家属、亲友数亿人的大运动谁来负责呢？　　（注：文革中全国各种造反派组织、保守派组织和逍遥派成员按各占三分之一计算约3亿人。造反派组织中起码有50%的人被怀疑、审查和关押，起码有10%的人即一千五百万人被打成“516”分子。这个计算绝对是偏保守的，当时连农村生产队里也抓了许多“516”分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很“赞同”国外某些法西斯恐怖组织的做法，他们干了坏事之后，立即声称对该事件负责，省得人们疑神疑鬼。这大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味道。可是林彪、“四人帮”之流，（注：这种说法很时髦，也很保险。）连恐怖分子都不如。　　对于“5。16”这只冷冻了30多年的“螃蟹”，既然某些人怕吃坏肚子至今不想动筷子，那笔者就不客气了。现在，且听听笔者一家之言。　　笔者认为，1967年武汉“7.20”事件之后，在手握军权的林彪和“中央文革”之流的煽动下，全国到处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军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毛泽东看事不好，怒斥“毁我长城”。（注：有文革研究者认为有“还我军权”之意，另论。）中央文革看事不好，急忙把王力等人抛出来当了“替罪羊”。但军界的老帅们和各大军区的将军们不买帐，继续指责中央文革，并对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怨声载道。这时（1967年春、夏季），正巧有一些极左思潮严重的学生（北京钢铁学院张建奇和外语学院刘令楷等人）以“5。16兵团”的名义贴出了给周总理提意见的大字报，刮起了一股反总理的“妖风”。这些人数不多能量很大的家伙们很快被谢富治抓了起来，周总理知道后让把他们放了。这件事很快就平息了。　　这就是说，“516兵团”确实存在，但仅局限于北京几所大专院校的几十至上百人，大部分被抓过，且事情早已平息。　　面对当时全国纷乱的局势，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十分着急。武汉“7.20”事件军队“造反”和有人反周总理这两件事对毛泽东震动很大。（注：有人说这时周恩来同毛泽东多次密谈，并以辞职向毛泽东施加压力，要毛泽东抓‘5。16’云云。笔者没有证据，不敢妄谈。）没有军队的支持，没有周恩来的支撑，共和国的大厦将倾覆，文化大革命将以失败告终。毛泽东权衡利弊，考虑再三，认为保住枪杆子、保住周恩来是头等大事，其他都是次要的，于是决定“安抚”周总理和军界（用军管会抓反总理的“5。16”就是铁证）。这样必须忍痛割爱，继续“丢卒保车”。“卒”者，“王、关、戚”和红卫兵、造反派也！“车”者，中央文革也！中央文革的政客们也认为，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利用价值已不大了，何不把自己干的许多坏事都推到他们身上，以平息一下“老家伙”们的怨气，取得“老家伙”们的谅解，保住自己已经到手的权力和地位呢？但这样干，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借口，而反周总理的“5。16”兵团正是一个好“宝贝”，尽管事情很简单且早已经平息了，但中央文革的政客们仿佛拣到了救命的“稻草”。于是，他们无中生有，小题大做，把只有几十个人且早已被抓起来了的“5。16”兵团“招兵买马”，“增员扩军”，然后煞有介事地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谎报军情，把“5。16”兵团说成是以肖华、“杨、余、傅”和“王、关、戚”为后台的（后来又加上陈伯达）、遍布全国的、文武结合的、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政客们知道毛泽东一辈子最讨厌别人搞阴谋），如不清查和打击，十分危险。可悲的是，领袖们和中央文革的“政客”们“英雄所见略同”。于是，上演并制造了文革史甚至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惨剧”和“冤狱”。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当年希特勒为了致德国共产党于死地，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对共产党栽赃陷害并大开杀戒。“中央文革”经过一番秘谋，由姚文员出面，先造舆论，抛出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了一段话：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席卷全国的“批清”运动从天而降，全国范围全面开花。结果是，几乎一夜之间，全国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分子，为毛泽东充当了一年多“炮灰”且倍受其宠爱的“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们一下子变成了“过街老鼠”，成了“罪大恶极”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分子。　　伟大、英明领袖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万万没有料到，这场抓“5。16”运动的结果丢的不仅仅是“卒子”，连“马、炮、士、象”也丢了，“四人帮”这些“车”们最后也没有保住。丢了“车、马、炮、士、象”，文革这盘棋还下个屁？光杆司令纵有天大本事，也无回天之力。想当年，“西楚霸王”项羽大势已去，众叛亲离，成了光杆司令，面对四面楚歌，只好挥泪别姬。伟大、英明领袖毛泽东一生运筹帷幄，百战百胜，“笑傲江湖”，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蒋介石之辈为“小把戏”，然而晚年却“败走麦城”，“挥泪别姬”，何故也？盖因“文革”这盘棋走错了“步”也！而单从战术来说，由于人老了犯糊涂，抓“5。16”一步棋走错，步步皆错：如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批“周公”，三落三起邓小平，最后导致全军覆没，不能不说是势在必然也！看来毛泽东的确是人不是神。　　有文革研究学者戏言，光看晚年的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很难相信他就是那个打败了国民党80万军队的英明统帅。其文革战略战术很难恭维，逻辑思维充满了矛盾和混乱，偏听偏信，优柔寡断，朝秦暮楚，出尔反尔，有许多重大失误和失策。在对待刘少奇（不该那样整，更不该整死）、林彪（不该逼上梁山）、周恩来（活活累死）、邓小平（要么早重用，要么不用）、王洪文（花花公子兼小丑）、华国锋（草包一个）和红卫兵造反派（斩尽杀绝，自毁“长城”）等重大问题上，他犯了“老年痴呆症”。　　以上所述，虽是一家之言，但恐怕不无道理。读者若另有高见，笔者洗耳恭听。 隔离审查进“牛棚”
　　不到三年，历史重演，真是何其相似乃尔！正如1966年红卫兵、造反派们响应伟大领袖“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积极造反，把许多老干部们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一样，1970年，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按照正、副统帅的命令，派出一个个军管会，积极展开了大规模的“批清运动”，矛头直指向文革中为毛泽东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红卫兵、造反派们，并把他们一个个打成了“5。16”分子和坏人。　　利用学生整干部，利用工人整学生，利用军人整工人，又利用一部分军人整另一部分军人，最后联合起来整学生，这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变成了一部绞肉机”，这话忘了谁说的了，说这话的人活该当死，但这句话让他说对了。　　自古枪打出头乌，造反没有好下场，政治斗争无诚实，宫廷里面无真理，胜者王候败者贼，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些民间俗语小时侯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时也略知一二，怎奈到了关键时刻，忘了。　　既然造过反，就应付出代价。果然，历史的惩罚到来了，绞肉机的刀片很快地转到了我辈的脖子上。　　日伟大领袖生日这天，我和738厂的造反派头头们一个个地被关了起来。当然，“私设监狱”名称不雅，美其名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没过几天，尹聚平也被作为所谓王力的“黑秘书”和“7.20”事件的参加者被隔离审查。那天正好是我儿子的一周岁。在这一点上，军管会还真是有政策水平，因为据说世界各国在母亲被关押时，孩子不能小于365天。　　与尹聚平同时被隔离审查的一个从部队转业来738厂的男子汉钱直平，不几天便被军管会逼得上了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以上这些，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一千多个“五一六”分子
　　我被隔离审查后不久，就被拉到厂里陪斗一次。这天是1971年的3月17日，738厂的军管会组织了本地区的批斗“5。16“分子大会。也不知军管会用什么神通广大的魔术，几天之间，便撬开了738厂许多人的嘴。他们一个个被押上台去，低头弯腰三鞠躬，痛苦流涕而又口苦悬河。不但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填了反革命登记表的“5。16”分子，而且交待出了几十、几百个发展对象。我想起那天的场景，真是滑稽。文革中我几乎什么场面都见过，可唯独未见这种场面。　　在军管会的安排下，已经缴械投降的头头们一个个走上台去交代问题。站在台上的交待人在交待他发展的“5。16”分子时，显然是按军管会的要求，用×××（念某某某）代替姓名。这样坦白交待者只好说：“我发展了XXX，XXX，XX，XXX，XX，XXX……”。会场的高音喇叭有放大功能，这种绕口令的美妙声音响彻了738厂的上空，陶醉了坐在主席台上的军管会首长们，但却吓坏了台下的数千名职工，也惊呆了周围马路上的一切行人和车辆。于是，一切都凝固了，人们侧耳静听，不知道738厂大院里上演什么好戏。我站在台下看着手表，洗耳恭听着这一连串的迟迟不停的“某某某”。我的天哪！有一个头头竟然连续说了十分钟的“某某某”。按两秒钟说一个计算，他一口气交待出了300多个“5。16”分子。　　此后不久，在军管会的强大攻势下，那些“某某某”们也一个个乖乖地“缴械投降”了。不几天，738厂就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军管会主任“王大刀”在全厂大会上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伸出四个手指大喊：“同志们，谁说738厂没有‘5。16’分子？现在已经四位数了！四位数了！同志们！”　　我的好友张君，是厂革委会人事组织负责人，与我在北航的身份差不多，不过他不管保卫工作。张君为人忠厚老实，甚至有些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他无造反派的气魄，但有造反派的观点，如此而已。他为人正派，被委以重任。抓“5。16”一开始，我曾对他说过不要怕，更不要胡说八道。　　张君患有慢性心脏病，被军管会关起来后，身心压力都很大。他是个孝子，家有多病的老母。军管会抓住他急于想回家的心理拿他开刀，对他进行逼供。开始几天，张君尚能顶得住，拒不承认“5。16”问题。随着逼供的加剧和压力的增大，他顶不住了，终于痛哭流涕地向军管会承认自己参加了“5。16”反革命阴谋集团。他幻想着承认了就能放他回家。　　军管会很高兴，因为除我和尹聚平等外来户外，张君是738厂内抓出的第一个“5。16”分子。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个就不愁第二个，第三个……打过仗的军管会负责人知道突破口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张君可能是一条大鱼。他是管人事组织工作的，他既是“5。16”分子，一定发展了不少人。738厂的“5。16”之鱼一定少不了。于是，军管会负责人在全厂大会上洋洋得意地说：“庙小神通大，池浅王八多。738厂这座庙不小，水也很多很深，‘5。16’这些王八、游鱼少不了。林副统帅要求我们‘一个不漏’，我门的办法就是‘网大眼小’。‘5。16’分子这次一个也跑不了。不把738厂的‘5。16’分子抓干净，我们决不收兵。我们还是那句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张君既然开了口，下面的事就由不得他了。这正如长江、黄河大堤一样，只要开了一个小口子，就很难堵上了。　　“要想早点回家，就要竹筒倒豆子。说吧，是谁发展你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军管会的人边问边记录。　　“67年我去北航串连时，认识了戴维堤，是他发展我参加‘5。16’的。他让我在工厂里发展‘5。16’成员，并交代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张君此时的嘴吧已经象决口的黄河大堤。　　军管会的人又惊又喜，立即紧追不舍。　　“你发展谁参加了‘5。16’？”　　“我是管人事组织工作的，认识的人多，发展的人也多，让我好好想一想。不过，你们要替我保密。”　　“这点你放心，我们会替你保密的。你一边想，一边写出来，记错了也不要紧，但不要漏掉，一个都不要漏掉。我们不搞蒋介石那一套，宁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我们是一个不杀，但一个也不放过。你老实交代吧！交代的好，可以从宽处理。”　　于是，张君把厂里300多个干部、工人的名字写了出来，其中包括文革初期挨过批斗的原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等一批老干部都成了‘5。16’分子。　　于是，一批批干部、工人被谈话、审查。不承认怎么办？很好办，关押，逼供。“发展你的人都交代了，被你发展的人也交代了，你还等什么？”这是军管会的诱供秘决。　　于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许多人便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对于某些交代问题不太痛快象挤牙膏一样的人，军管会便让某些工人看守们练练拳脚，并长期关着不放。　　一年多后我被放出来见到张君时，他的心脏病已很历害。他含着泪向我说明了一切，并表示对不起我。他说他当时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甚至不想活了，天天思念老母亲和妻女，以泪洗面，心脏病常犯，差点死在“学习班”里。我谅解老张，劝他不要难过，好好养病。我调侃说：“老张你真有两下子。你这叫曲线救国，故意引导军管会犯错误。承认‘5。16’的人越多越好，法不治众。你事实上帮了大家的忙，军管会搞了扩大化，才草草收了场，否则把我们整得还历害。你干得漂亮。”　　漂亮归漂亮，张君此后却高兴不起来。他是老实人，心胸不宽，总感到有愧于人，内心十分痛苦。他的心脏病越来越历害，不久，他就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死时刚40多岁。我至今十分怀念张君，我敢说，如果没有抓‘5。16’运动，如果没有军管会的法西斯逼供、迫害，张君不至于死得这样早。 逃出“牛棚”看娇儿
　　我被关后，军管会的专案组只让我交待问题，没有逼我交待是不是“5。16”分子。大概他们认为我是条大鱼，不必操之过急。我自己当时也不太在乎。“学习班”嘛！学几天就完了。文化革命中干了那么多事，审查审查也是应该的，反正我文革中也没干什么坏事，经得起审查。至于“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去他妈的！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这是“莫须有”。我是北京市文革的见证人，不算活字典，也算万事通。这么大一个反革命组织，以前闻所未闻，如今突然冒了出来，必定事出有因。　　在738厂这么多人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后，我心里更加明白，这完全是军管会逼供信的结果。工厂里的工人同志大多没见过世面，被军管会一压、一吓就害怕了。他们有妻子老小，承认了可以回家。好汉不吃眼前亏，何乐而不为呢？　　但厂里的造反派头头们，也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并揭发了许多人，这使我十分不解。既当头头，就应有当头头的风度，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老百姓。一挨整就举手投降，乱咬乱供，这要是落到毛人凤、戴笠等人手里，怎么办呢？　　当时我感到困惑的是，抓“5。16”是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亲自下的“圣旨”。究竟是谁欺骗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呢？他老人家为什么这么好骗呢？　　我把自己文革中的一年多的全部所作所为写成了材料，请军管会过目。我要求回家看看儿子。但是，我的材料被退了回来，军管会说那是宣言书和请功表，不是交待材料，要我态度放端正一点，脑袋放聪明一点。至于回家，那就看你自己交待的如何了，一切取决于你自己。　　我真的非常想儿子。他是我戴家先烈的后代。当时，我还不知道尹聚平也已被关了起来。　　一天晚上，我趁着看守们在外面打扑克，偷偷打开了窗子（当时关在平房，窗子还未加固），跑回了家--那间厂子附近农村的小屋。　　一进门，我惊呆了。70多岁的姥姥（尹聚平的外祖母）正在喂我的儿子。儿子站在潮湿的土地上，一边吃东西，一边用两只小手拿着垂到地面的亮着的电灯泡玩。儿子见我回来了，立即哭着让我抱，并喊“妈妈，妈妈！”姥姥哭着告诉我，尹聚平前几天被厂里的人叫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我的热血一下子顶到了脑门上。军管会这几个法西斯军人，真他妈的歹毒，简直不是人。我们犯了什么罪，如此对待我们？我把电灯线弄高，安慰了姥姥几句，亲了儿子一下，立即头也不回的赶回了“学习班”。从我逃跑到返回，前后不到一小时。　　这时军管会正在组织人马抓我，见我自己回来了，松了一口气。不知为什么，他们没有太责难我，只宣布以后不准再跑。　　而我当时正在气头上，怒火难消。我冲着管专案组的军代表，破口大骂道：“我操你妈的姓×的，蒋介石害得我家破人亡，你们害得我妻离子散。老子一家都是当兵的，没有一个象你们这么混蛋的。你们别放我出去，否则我同你一块见闫王。”　　我的嚣张气焰惹火了军管会。第二天，我被押到厂里批斗了一场。批斗完后，军管会副主任周胡砍来到我的牢房训话。“周胡砍”是738厂工人给他起的外号，主任叫“王大刀”。　　“戴维堤，我告诉你，你给我放老实点。老子管过监狱，像你这样的，老子在监狱里见的多了。你的问题很严重，我们有充足的材料。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不化，死路一条。你不要认为你出身好，我们就不敢怎么着你，你的出身我们也要调查，烈士当中也有叛徒。我们现在是挽救你，要是换一个人，这样骂军管会，我们决不轻饶！”　　“我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拿出来，我自己认为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骂军管会不对。可我家里确实有困难，一老一小没人管，出了人命怎么办？就是我和尹聚平有罪，那老人孩子无罪。我儿子绝对是烈士的后代。烈士也有叛徒，这话可是你说的，你是共产党员，不能这样胡说。我要求军管会派人给我看孩子，扣我的工资也可。”　　“你孩子的问题，我们会考虑的。你老实交待问题吧！告诉你，你们学校来了许多材料，你是‘5。16’的头头，问题严重，有许多人检举你。我们给你时间，让你主动交待问题，争取从宽处理。否则就不算你主动交待的了。”周胡砍说完就走了。　　他妈的，活见鬼了！谁检举我是“5。16”？不可能！周胡砍有审犯人的经验，他一定是在诈我，我不会上当的。　　过了几天，军管会派人买了火车票（当然扣了我的工资），把一老一小送到了北京站，打发回了郑州我岳母家。当军代表告诉我这件事的时侯，我已经不再生气，但心里在流血。　　据后来得知，军管会中有人很同情我，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但此人很快就被军管会调走了。 度日如年
　　自从被隔离关押后，我同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窗户被钉死了，还糊上了报纸。屋里有四张床，晚上有三位工人看守陪我睡觉。我身上除了一支笔，没有任何硬物可以“行凶”。白天，我被锁在屋里，看守们在外面打扑克。他们轮流回家。写交待材料发纸，发一张收一张。连一张报纸也不让看，只有一本毛选四卷本，已经快背熟了。我向军管会要书看，要纸写东西，不允许。真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　　我实在没有什么问题可交待了。在北航我除了反过工作组，当头头管组织保卫工作，未干其它任何坏事。我没打过一个人，没参与整过任何一个老干部。北航批斗彭德怀，打死李井泉之子李明清算大事，但与我无关，我还有什么问题可交待呢？我一天到晚没事干，实在无聊，书报不给看，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开始体会到坐牢滋味不很好受，特别是单人牢房。怪不得监狱里惩罚犯人时关“小号”，有道理！　　无聊之极，闲得难受，人不能让尿憋死。“谢天公给我手一双，写写画画磨时光，自古天无绝人路，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从小喜欢诗书绘画，且多少有点这方面的“歪才”，今天派上了用场。没有纸，我让“看守”师傅给我买了一些卷烟纸（吸烟他们不禁止）。这种纸二指宽，白而薄，有韧性，同宣纸差不多。我用圆珠笔在上面画人物头象，从样板戏中的人物，到《水浒》、《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好汉，画了一本又一本。　　画画帮我消磨了许多无聊的日子，后来被一位“看守”发现告了密，军代表带人抄了我的“家”，除了一本《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外，其它东西全抄走了，并宣布只有写交代材料时才发纸张和笔。幸亏我把画好的“作品”早藏在鞋子里，才“幸免于难”。　　又回到了度日如年的日子。　　失去自由--尤其是关在屋里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真难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阳光、蓝天、白云、春风，多好啊！但都不属于我，只有利用上厠所的机会出房门吸收一下新鲜空气，但两个看守始终左右不离。每天，我象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野狼，在屋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历史的巧合是，正如当年捷克革命作家伏契克在法西斯的牢房里得出的结论一样，“从门口到窗子是七步，从窗子到门口也是七步，这点，我很熟悉。”有词《牢房》为证：
　　脚下“生烟”，　　背门面窗七步远。　　头上青天，　　长方八快水泥板。
　　度日如年，　　四卷宝书伴我眠。　　欲穷远目，　　“报告”要去大小便。
　　无聊的时候，我常常盯着天花板发呆。天花板由八块水泥板组成，中间缝隙很大，有几只蜘蛛在上面结了网，网上缠住了几只苍蝇。那几只可怜的苍蝇还没有死，正在垂死挣扎。蜘蛛正在一个一个地把它们吞食。我想，我现在就如同这几只苍蝇，任人宰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没有办法。此时，我不由得想起了“四郎探母”中杨延辉（杨家败类、民族叛徒）唱的那几句“西皮原板”，变一下主人公，我在屋子里哼哼了起来：
　　戴某人坐“牛棚”自思自叹，　　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　　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　　我好比离水鱼任人熬煎，　　我好比离山虎受了孤单 ，　　我好比出水蛟龙被围在沙滩 …… 小伙子看守的故事
　　一天，一个刚进厂不久的17岁的徒工被派来看守我。几个老看守们陪我时间长了，早就烦了。白天总让这个小伙子值班看着我，他们好出去玩。不几天，这个小伙子也烦了，在屋里坐立不安，活象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老虎。　　军管会规定，看守人员须同被看守人员划清界限，不准随便说话。可小伙子实在忍不住了。一天，他又单独陪我时，问我：“你是不是‘5。16'？”　　我一听，十分好笑。但为了不连累他，我没好气地对他说：“你不要同我说话。我是‘5。16'分子，大‘5。16'分子，别连累了你。”　　他神秘地笑着说，“我看你不象‘5。16’分子。厂里的‘5。16’们都承认了，就你一个人还没承认。”　　“我本来就不是什么‘5。16’。你年轻，有些事你不懂。厂里那些人都是群众，承认了就没有大事了，可我不行，我承认了他们也不会放我出去的。”我想试探一下他了解多少情况。　　“对！他们说你是大‘5。16’分子，是高校伸向738厂的黑手，不会放你出去的。”他的回答在我意料之中。　　“厂里抓出多少‘5。16’了？”我问。　　“一千多了，还在抓，办学习班都没有地方了，有些人承认了就放了。”　　“现在还关着多少人？”　　“一百多人，大部分是头头。”　　“知道我老婆的情况吗？”　　“不太了解，只说她是王力的秘书。”　　我不再多问。我沉思起来，心里百感交集。　　小伙子见我不高兴的样子，便说：“不谈这些了，你会下棋吗？咱俩下棋怎么样？”　　“不，不行，别连累你。”我心里一阵热，小伙子真是不错，但我决不能连累他。我说我不会下棋。文革中，忙于革命，我确实不会下棋。　　“没事，他们进城玩去了，晚上才回来，没人知道。不会下我教你。你陪我玩玩吧，我快闷死了。”他一脸稚气地看着我。　　这真是天上掉馅饼，世上还是好人多。我顿时感到鼻子发酸，眼睛发湿，喉咙发干。　　小伙子象变魔术似地，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付小象棋，教我下了起来。　　就这样，我学会了下象棋。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小伙子陪我下棋的事，就被一个姓刁的看守报告了。第二天，小伙子一边整理铺盖卷，一边难过地对我说：“戴师傅，我不能陪你了，你保重吧，我走了。”　　他走了，一个多好的小伙子走了。是我连累了他，我太自私，我恨自己，他才17岁，是我连累了他，我用拳头使劲捶着自己的脑袋。　　后来得知，他回厂后被军管会整了好几天，逼他交待与我说过些什么。后来，让他下车间勞动去了。　　姓刁的看守对我看得很严，我不理他。万没想到的是，不几天，出卖小伙子的刁看守也被人“咬”了，他也成了“5。16”分子，卷起铺盖进了“牛棚”。　　真是好人有好报。多年以后，小伙子已从工人提为干部，入了党，当了处长，如今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我永远忘不了他，他的名字叫张建国。 与军管会的较量
　　我又陷入了孤独寂寞之中。一本毛选四卷被我翻了一遍又一遍，许多重要文章我都快背熟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写的多好呀！这是军管会要求每个被审查人员必读的。我联想到军管会已抓出了一千多个“5。16”分子，绝对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军管会打击一大片的错误是犯定了。他们现在骑虎难下，不得人心，进退两难，已同杜聿明差不多。我心血来潮，想说点什么。于是，我给军管会写了一封信，劝他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军管会的首长、同志们，你们好！你们都是好人，老革命，有许多功劳。你们打过淮海战役吧？一定认识杜聿明。但是，功劳归功劳，错误归错误，你们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干革命，打蒋介石、国民党，功劳大大的，你们不愧是解放军的代表。但是，今天你们似乎又老革命又遇到了新问题。今天，你们打击的是革命群众，你们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而错误的责任应由你们个人来负，不能代表解放军。　　你们现在的处境是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同当年的杜聿明差不多。　　听说738厂已经抓出了一千多个‘5。16 ‘分子，这是你们的伟大胜利。但我相信这绝对是逼、供、信的结果。因为据我所知，所谓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就象秦桧整岳飞的罪名一样，叫作“莫须有”。我向你们保证，738厂也好，北京航空学院也好，只要我不是‘5。16’，那任何人不可能是‘5。16’。738厂的这些‘5。16’，是你们生产出来的。怎样生产的，你们自己知道。　　据我所知，文革中，以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个叫张建棋的学生为首的几个学生--最多100个--给周总理贴过大字报，用的是‘5。16兵团’的名字。后来，谢富治抓了他们. 转移“牛棚”
　　我又开始了闭门思过，度日如年的日子。　　1971年清明节前后，大雪纷飞，好一个银白世界。屈指一算，我和厂里的头头们关在这片平房里已半年了。厂里的头头们常去厂里开批斗会，这与他们承认了自己是“5。16”分子有关。他们被军管会当成“鸡”，去惊吓厂里的那些“猴”们。而我什么也没承认，反倒乐得轻松，逍遥自在。军管会同我谈话后，也不把我拉到厂里斗了，只让我闭门思过。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军管会对我的话根本听不进去。我骂军管会和发牢骚的话军管会反复地研究了。军管会内部有人主张给我点颜色瞧瞧，但有人认为我的家庭出身太好了，家里一大堆烈士，不能不考虑影响问题。目前还没有抓到我过硬的问题，把我逼急了万一出人命怎么办？尹聚平也早已关起来了，钱植平已自杀了，再死了人影响不好。北航转来的材料水份很大，需要核实，需要时间。戴维堤这个人又臭又硬，一是因为他出身太好，二是可能最后查不出大问题。为了妥善起见，先关着他再说。直到后来，运动搞了一年多了，军管会中有些人才逐渐认识到我当初的某些话有道理，并初步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加上厂里已有人开始闹翻案，军管会中的有识之士也认为运动搞扩大化了，有没有“5。16”他们中有人也开始怀疑起来。我是唯一一个否定有“5。16”存在的人，我的意见看来不能不考虑一下了。这时，军管会负责人的头脑才开使冷静起来。在厂里，“王大刀”和“周胡砍”讲话也收敛多了，“牛棚”里的待遇和看守们的表情也好了起来。实事求是地说，军管会应该感谢我。　　一天晚上，我在一直亮着灯的平房里睡得正香，忽然被外面一阵阵喝斥声、跑步声吵醒了。同房间的看守们全爬起来跑了出去。我躲在被窝里倾听外边的动静。一会儿，看守们进来了，脸色都很难看。我从被窝里坐了起来，外面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听清，我悲愤至极，大声地说：“逼死人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不准胡说！”看守们大吃一惊，急忙掩饰。　　“我早听清了，蒋某某自杀了，你们逼死人命，该当何罪？”我气愤地说。　　“可惜他没死成，畏罪自杀，死了活该！你想向他学吗？随便。”这个看守一直很坏，常动手打人，但没敢打过我，仅用肩膀撞过我，可能军管会对他们有交待，不准打我。　　“姓张的，你少来这一套。想让我死，没门！有本事你打死我。现在我就写遗书，我死了，就是你小子打死的，你敢签字吗？”我同他大吵起来。　　吵闹声惊动了附近的军代表和看守们，他们进来劝了一顿，我钻进被窝蒙上了头。　　事后知道，头头蒋某某因受不了长期关押和逼供，一时想不开，趁看守不注意，触电自杀未遂，被救活了。　　第二天，突然通知我换地方，从平房搬到楼房去。我分析可能因为这里关着头头们，怕我闹事，扰乱“军心”。　　新“牛棚”在福利区二楼二层。从看守们嘴里，我才知道尹聚平原来关在这里，现在让我俩交换了地方。　　我面对新“牛棚”，百感交集，心血来潮，诗兴大发。我找到几张旧报纸，珍藏了起来，趁看守不在时，记下了一首《浪淘沙--转移》：　　辛亥清明天，　　命令突颁，　　转移来到新房间。　　我来尹往相互换，　　却为哪般？
　　新“牢”似黑棺，　　天日不见，　　两个窗子一对关。　　门对厕所阴风灌，　　臭气冲天。　　（注：1971年是农历辛亥年。）
　　“换防”后，我一开始十分高兴。这是二层楼一套三室的套房，是建厂初期按苏联人的图纸盖的，专供厂领导住的。该杀的“老毛子”，把窗户搞得小小的，尽管在我的抗议下，撕掉了窗子上的报纸，但仍进不了多少光线和阳光。万幸的是，站在窗前，能看到楼下马路上的行人和风景。　　这套房子里有一个一平方米左右的厕所和一个长一米六八、宽一米二的小水房，可以洗冷水澡。谢天谢地，因祸得福，分到738厂后一直没有房住，这次住上了高级房子。　　这次“鸟枪换了炮”，军代表让我单独睡在最里面一间足有15平方米的大屋子里，我可以在里面翻跟斗。看守们住在外面屋里，时间长了，他们百无聊赖，又不读书不看报，白天常常打扑克消磨时间。军管会也不指望我交代什么问题了，就这样关着我。单元门常锁着，我仍然象笼子里的动物，度日如年。 夫妻双双在“牛棚”
　　我后来才知道，在我被关起来不几天，尹聚平也被军管会隔离审查了。　　尽管我后来早已同军管会的同志握手言欢，但我当时骂他们是“法西斯”，实在是事出有因。军管会当时并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问题，怀疑、审查都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在还没有查出问题之前，就把审查对象当敌人对待，采取极不人道的手段对待一个正在吃奶的孩子的妈妈，用对付监狱里犯人的办法进行逼供，这种做法不是法西斯又是什么？　　据说尹聚平的主要罪状是参与了“7.20”事件、反军乱军、王力的黑秘书等等。这真是抬举了尹聚平。给王力当秘书，本人还差不多，她是不够格的。这个该死的王力，害人不浅，据说他是“5。16”反革命集团的黑后台，据说他是个国民党，据说他反周总理，据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他发明的。因此，在“武汉事件”后不久，他就被打倒了。我早就预感到尹聚平等人要受牵连，果然如此。　　按说军管会的某些人是见过世面的。对于一个小小的尹聚平，一个跟着中央代表团出了几天差的青年学生，若怀疑有什么问题，让她交待一下完全可以。要知道，当时王力已被打倒，但谢富治还未打倒。中央至今也没把以谢富治、王力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定为反革命代表团。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江青等人当时都活着，武汉“7.20”事件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清楚。一个小小的学生在中央代表团里又能干什么大事呢？稍有常识的人都不能从这里抓到什么“大鱼”。后来得知，同在一面五星红旗下，其余几个一块赴武汉的北航学生也受过审查，但不过是把事情经过写成材料，上交组织就完了。有的同志很快就解脱了，并入了党，提了干。井岗山、吴介之、胡惠娟三人皆未因“7.20”事件而“获罪”，可是738厂军管会却如临大敌，认为抓大鱼、立大功的时候到了。　　738厂军管会把尹聚平从吃奶的孩子身边押走，召开了全厂批斗大会，宣布抓出了大“5。16”分子，混进中央代表团一级的，王力的黑秘书，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分子，立即隔离审查，关进了“牛棚”。同时宣布隔离审查的是一位刚从部队转业来738厂工作的男子汉钱植平--为了纪念他，此处用真名，请他的家属理解。　　尹聚平的“牛棚”就是我后来的“别墅”。后来我才知道，尹住在这里时远没有我幸运。军代表和女看守们让她住在那间长一米六八、宽一米二、面积一算就知道的阴暗潮湿的小水房里，用木板搭了一个小床，这就是尹聚平的新家。万幸的是，尹聚平身高一米六六，小房的长度还多出两公分，谢谢军管会的长官们！　　军管会专案组长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白面书生，此人姓梁，外号“凉半截”。在他的指挥下，年轻的、立场坚定的女看守们对尹聚平采取了非常“革命”但极不友好的行动。　　“老实交待，你是怎样混进中央代表团的？”“你跟王力干了些什么？”“王力什么时候发展你参加‘5。16’反革命集团的？”“老实交待！你是怎么反军乱军的？”“你的黑手是怎么伸进738厂的？”“戴维堤是坏头头，你老实交待他的罪行！”……　　文革中，中国大陆的“牛棚”多如牛毛，被关的“牛”们也五花八门，各有千秋。否定文革后，制造“牛棚”的人大都下了“地狱”。可是，惟独抓“5。16”时制造“牛棚”和虐待“牛”的人们却立了大功，官运亨通，心安理得。这，就是后文革时代的中国历史。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本书不愿再追述军管会专案人员和女看守们的“革命行动”。我敢保证，他（她）们百分之百是好人。在那个人人发昏的年代里，最最革命的行动就是整人，就是把同类打成反革命，甚至把人咬死后连骨头吃掉。　　感谢那个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的“凉半截”前来暂停了对尹聚平的“革命行动”。他说：“尹聚平，听说你父母是老革命，你生父是革命烈士。我们不管那一套。现在老革命和烈士中叛徒、特务多得很，谁知道你老子是不是叛徒、特务？这很难说，我们不管这些。王力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你给他当秘书，知道的情况一定不少，你要老实交待。看你的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交待好了，可以从宽处理。我们讲人道主义，今后不会再有人打你，也不会不让你喝水，你累了可以坐一会儿，但问题交代不清不能睡觉。革命嘛，需要付出点代价。”　　斗室，小小的斗室，从此成了尹聚平的“家”。其实根本不是家，家可以关上门来睡觉，这个小小的“家”没有门，里面装上了二百度的电灯泡，“光芒万丈”，“主人”没法睡觉。738厂有的是女工，积极分子们很好找。车轮战术开始了，整天整夜不准尹聚平坐下，更不准睡觉。连续几天轮番逼供，只有到天亮时才让坐下打一会儿盹。接班的看守又来了，立即站起来，又开始了一天的逼供……　　尹聚平头几天加起来一共让睡了三个小时的觉。就算她是个动物，也需要打个盹儿。可是，只要她的头一垂，立即传来女看守们的拍桌子声和喝斥声。由于挂记家中的老人、儿子，她整天以泪洗面，“废寝忘食”，悲愤欲绝。父辈们都是共产党人的烈士后代，一个年轻的孩子妈妈，蒙受如此摧残和奇耻大辱，要不是想到儿子，她真不想活了，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也免得受罪了。　　经过几天的连续折磨，尹聚平已经面目皆非。她欲哭无泪，呆若木鸡，身心受到了极大地摧残。她的内分秘已严重失调，脸上、身上长满了水泡，眼球突出，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迅速地消瘦，几天下来，仿佛换了一个人，“苗条”得几乎皮包骨头。当年不兴减肥，否则军管会的逼供专家们发明的这种减肥秘方足可申请国际专利。　　尹聚平不明白，生父是1946年牺牲的革命烈士，母亲是38年的老党员，继父是1929年入党的老资格共产党人，丈夫戴维堤的亲人中有四位烈士。如今夫妇双双成了“5。16”，反革命，而大打出手的人从军管会到看守有好多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不知道联合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委员会的洋鬼子们死到哪里去了。这些该死的帝修反分子，整天游山玩水，不干正事，也不愿到1971年的中国北京738厂来看一看。　　天要绝人，没有办法。身居中南海游泳池游泳的毛泽东以及忙忙碌碌的周恩来不可能想到，那个在武汉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扎着两条小辫跑来跑去的女学生尹聚平今天不想活了。让她的儿子、丈夫、父母、兄弟姐妹们见鬼去吧！来世再见吧！尹聚平的情绪已经反常，随时可能出事。　　还要感谢军管会“凉半截”，一天，他突然交待女看守们，千万提高警惕，一秒钟也不准离开人，不准她手里有硬物和绳子之类，千万不能让她自杀了。　　当时尹聚平不知道，同时被关的钱植平同志，这位当过兵的男子汉在附近的“牛棚”里经受了数天的折磨之后，一时想不开，在牛棚的厕所里自杀了，抛下了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　　钱植平是从海军转业到738厂的，据说他文革中参加过“冲派”，如此而已。　　钱植平自杀，救了尹聚平一命。军管会似乎感到人死了倒无所谓，弄不出多少口供和材料，如何论功请赏？如何升官？不行，不能让尹聚平也自杀了。那样传出去，军管会逼死了二条人命，听起来不太好听，人家要骂我军管会是笨蛋，是法西斯。　　于是，“凉半截”来到尹聚平面前，皮笑肉不笑地说：“尹聚平，前几天对你的革命行动，你要正确对待。我们共产党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看在你是烈士后代的面子上，今后允许你每天睡一会儿觉。她们不会打你，但你也不要惹她们。你要老实交待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态度好可以从宽处理。”　　从此以后，尹聚平的待遇稍好了一点。　　钱植平呀钱植平，你用你年轻宝贵的生命，救了尹聚平一条命，我代表全家谢谢你了。愿你的冤魂安息吧！你不该死，你应该活下来，顽强地活下来，你怎么那么狠心呢？连老婆孩子也不要了？　　从此以后，小屋里的小床才真正成了尹聚平的“家”，尹聚平可以坐在上面，晚上可以在上面睡几个小时。保持革命警惕性的女看守们一怕尹聚平逃跑，二怕尹聚平行凶，逼供完后就把她赶到小屋里。二百度的电灯泡始终“光芒万丈”，七、八只年轻漂亮而又凶狠残暴的大眼睛24小时轮流盯着她。旁边就是一平方米的厕所，大小便必须开着门，漂亮的大眼睛们继续盯着。　　尹聚平这时是什么？是人吗？不是，尹聚平现在象只母猴。诸位（包括尹的女看守们）到动物园去过，那些漂亮的孩子妈妈领着孩子在观赏铁笼子里的母猴，多好玩呀！那母猴的儿子被人家枪走了，既不可望又不可及。母猴在笼子里撞来撞去，想见自己的儿子一面，谈何容易？老老实实呆着吧，谁让你不是人呢？ 见“故人”——尹聚平还活着
　　一天，“我正在楼上观风景，忽听见楼下乱纷纷。”透过玻璃窗，只见尹聚平被四个女看守押着从楼下马路上走过，可能是进厂批斗刚回来。尹已瘦得皮包骨头，四个女看守前后左右簇拥着她，许多路人围观。　　我自命为男子汉大丈夫，从不婆婆妈妈，但如此面对近一年渺无音讯的妻子，我肝肠欲断，心如刀绞，百感交集，两行热泪流了下来。谢谢苍天，尹聚平还活着。我含着泪水，一气呵成一首七律《见故人》:
　　黄河岸边苦藤瓜，　　烈士遗孤弃黄沙。　　只缘伟人挥巨手，　　红旗阵中一小丫。
　　身陷囹圄两分离，　　妻离子散在天涯。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当年不回家。
　　尹聚平的老家是河南省清丰县，在黄河北岸，是黄泛区。生父曹从之1938年入党，1946年任延津县委组织部长时牺牲，当时她才五个月。母亲也是38年入党的，当时才23岁，抱着她到了冀鲁豫解放区根据地，认识了继父蒋中岳。继父1929年入党，是河南省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当时同万里、吴德、赵紫阳等人同在冀鲁豫工作。尹完全是在革命队伍里长大的，从小靠供给制生活。六六年文革时，她刚20岁，为了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北航红旗”。因随谢富治、王力去了趟武汉，被军管会隔离审查。　　当时738厂夫妇俩同时被关起来审查的，只有我和尹聚平。我是男子汉，虽不算铁石心肠，尽管思念妻儿，但能挺得住。尹聚平作为母亲，孩子刚一岁，就被迫母子分离了。我不知她心里有多难受和痛苦，但她最后也挺过来了，她没有自杀，也没有得神经病，但关了一年半后放出来时，已是皮包骨头，脑子受到了伤害，一直健忘得很，脾气也变怀了。　　唐朝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诗，我从小喜欢，但没有切身体会。尽管有人认为作者当时已经丧妻，但我仍认为，那是描述长期在外的丈夫思念妻子的绝句：秋天的晚上，巴山地区下着大雨，池塘里涨满了水，秋风潇潇，蛙声一片，使人烦燥不安。由于很久未回家了，不知新婚的妻子现在如何，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中，见到久别的妻子？那时两人依偎在西窗前烛光下，剪着灯花，述说着当时巴山夜雨的晚上互相思念的心情，那该多好啊！于是，诗人写道：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每当想起了这首诗，我就思念起尹聚平及我们的儿子。我敢说，我们的思念之情远远超过了巴山诗人，因为我们还有一岁多的儿子远在千里之外，不得相见，其内心的苦楚谁人能知？ 见儿子——欲哭无泪
　　被关押以来，自从刚开始偷跑回家见过儿子一面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儿子，我无时无刻不想念和挂记他。他是我的骨肉，是我们戴家先烈留下的一条根。军管会说老人孩子已经送到郑州，让我安心交代问题。近一年过去了，不知儿子现在什么样了，我实在想他。至于儿子的母亲尹聚平如何想儿子，我就顾不得了。　　“学习班”遥遥无期，不知何时才能恢复自由。整天关在屋里闭门思过，连一张带字的纸也没有，无聊之极，度日如年，我强烈地思念所有的亲人。除老婆孩子外，山东老家年迈的双目失明的老祖母和亲人也令我挂念之极。　　想起自己两岁丧父，从小成了孤儿，那是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我的“照顾”。可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伟大的无产解级文化大革命中，仅仅因为听伟大领袖的话造了几天反，一没杀人放火，二没丧尽天良干坏事，却落得夫妻双双关“牛棚”，“妻离子散”，远在千里的儿子不得相见，不知这是为什么？　　自古监狱可以探监，军管会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却连老人孩子也不准见。古人尚且讲点人性和人权，可是，不知哪个祖宗发明的“学习班”和“隔离审查”却不管把人关多少时间，也不准亲人探望，哪怕是吃奶的孩子。　　1971年秋的一天，我正在屋里“熬钟点”，忽听窗外楼下有哭叫声和喝斥声。我推开窗子往下一看，只见不知何时从河南回来的姥姥和我的儿子坐在地上，对着我的窗子哭喊着。有几个工人看守正在轰老太太走，周围有许多看热闹的人。　　我大吃一惊，想从房门冲下去，可房门反锁着。我只好从窗子探出身子喊着“姥姥”，呼唤着儿子的名字。我心里难过之极，悲愤欲绝。已快两岁的儿子抬头呆呆地望着陌生的我，突然大声的哭喊起来。从儿子的哭叫声中，我分辩出了一声声“爸--爸--”的声音。我悲喜交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有人叫我爸爸，这是我的儿子。谢天谢地，总算见到姥姥和儿子了，尽管这种见法有点残忍。　　70多岁的姥姥哭闹着一定要同孩子上楼来看我。看守们和几个军管会的人如临大敌，喝斥着让老人带孩子赶快离开。围观的人们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有人指责看守人员，有人擦着眼泪离开了。我一狠心，关上了窗子，一屁股坐在屋内的水泥地上，长叹一声，呆若木鸡。　　后来才知道，尹聚平的姥姥和儿子在河南郑州我岳母家住了快一年了，仍不见我和尹聚平的影子和消息，一家人都焦急万分，度日如年。岳父知道我儿子是烈士后代的后代，气得天天破口大骂738厂军管会是法西斯。岳母让弟弟、妹妹们又把姥姥和我儿子送来了北京，希望能见我和尹聚平一面，并幻想能感动军管会尽快释放我们。　　近一年来，军管会的所作所为已引起了全厂干部、群众的公愤。一千多个‘5。16’分子们纷纷翻案，指责军管会的逼、供、信行为。但军管会顽固不化，拒不向被整的干部群众认错并赔理道歉。为了保住他们的运动成绩，为了守住最后一道防线，他们把早已查清问题的几十个头头继续关着不放。这期间，被关的头头们有的家中亲人去世，有的老人卧病在床没人照料，有的家属带着孩子天天在“牛棚”周围转来转去，希望能见到亲人一面。有一天，我从窗子看见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我一个车间的沈师傅在楼下哭。沈师傅要给关在我旁边房间里的丈夫杭某某（也是厂里的造反派头头）送点吃的，看守们不让。趁沈师傅同看守们争吵的时候，小女孩飞快地跑上了楼，见了她爸爸杭某某一面。这个聪明的小女孩后来成了有名的歌星，她就是杭天棋。　　各家有各家难念的经。我家的经最难念，因为我是“夫妻双双在牛棚”，不知道何日“夫妻双双把家还。”　　我强烈要求军管会允许我和尹聚平分别见老人和孩子一面，如不答应，我将绝食，以死抗争。　　看来还是我错了，军管会的“长官”们不是法西斯，不是冷血动物。他们经过研究，认为没有必要为这点儿小事儿让我死，他们同意我见儿子一面。　　“戴维堤，你岳母家纵恿老人孩子回来大闹‘学习班’，这是破坏运动的行为，是错误的，这对你和尹聚平没有好处。好在不是你指使的，就算了。我们军管会还是讲政策、讲人道主义的。看在你是烈士子女面上，我们同意你看看儿子。这是军管会对你的关怀和照顾，是党的温暖，是军管会讲政策的体现。我们不是法西斯，我门是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你再骂军管会，我们就不客气了，你要为你的骂人承担一切后果。”　　“谢谢军管会，只要让我见见儿子，我就不骂军管会是法西斯了。否则我就是法西斯。”　　于是，经过一番周密的安排，只允许我见姥姥和孩子一面，尹聚平仍不让见。会见安排在厂五层大楼招待所一间屋里，军管会早已派人把老人和孩子接来。两个看守领着我来到到了会见房间，并告知我会见时间不能超过半小时，并不准哭。　　我一进屋，只见又苍老了许多的姥姥坐在床边流泪，不懂事的儿子坐在床上吃花生。我一把抱起了儿子，用力亲了一下。谁知儿子可能被我的胡子扎痛了，哭喊着挣扎下来不让我抱。儿子根本不认我，我心里一阵难受。去年底被关时，儿子不到一岁，现在快两岁了，他当然不认得老子。房间里站着几个军代表和工人看守，戒备森严。我强忍着眼泪，拉着姥姥的手，安慰着老人，给她擦去脸上的泪水。儿子不停地吃着花生，傻乎乎地望着我，却始终不肯叫“爸爸”。我急了，不由自主地给了儿子一巴掌，儿子“哇”地一声哭了。姥姥指着我的鼻子骂起来。我双手抱着头，蹲在了地上，偷偷擦去了流出的泪水。　　“戴维堤，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打儿子还是打我们？你要冷静一下。你看到了吧，你老人孩子都很好，这下你该放心了吧？今天希望你做做老人的工作，动员老人带孩子再回河南。在北京不方便，‘学习班’还没完，希望你能配合我们。”　　我站了起来，突然看见一位年轻一点的军代表在擦眼泪。　　我只好劝姥姥再同孩子回河南，不要着急。北京这里没人照顾，我和尹聚平也不放心，我们很快就会出去的。我安慰了姥姥一顿，又抚摸了儿子几下，然后一咬牙，转身出了房间，头也不回地向“牛棚”走去。整个会见大约20分钟，给军管会节约了10分钟。　　这次老人孩子千里探亲却未能见到尹聚平一面。举目无亲的姥姥和儿子只好又哭着返回了河南郑州我岳母家。又过了半年多，当我走出“牛棚”奔赴河南再见到姥姥时，受到严重刺激的老人家已经疯疯颠颠，不久就去世了。我对不住老人家，面对老人家的遗像，我热泪盈眶…… 林彪完蛋了
　　转眼到了1971年9月。一天，又来了一位新看守，人称小李子。这是位复员军人，山东沂蒙山地区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一来就对我非常同情和友好，说话很随便，直来直去，标准山东人的脾气。我劝他注意，不要对我太友好，以免受牵连。谁知他满不在乎地说：“管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厂里现在闹得很凶，全翻案了。军管会顾不得你们了。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参加过，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在哪儿当过兵？”我问他。　　“福建。”　　“福州军区吗？什么部队？”我有目的地询问。因为68年我去过夏门处理周国怀叛逃事件，到过福建。　　“某某军的，我们是野战军。我们几个老乡都在某某军，驻在樟州。68年大武斗，可热闹了。我们司令支持一派，政委支持一派，后来部队和部队也打了起来。有一天，首长让我们追赶逃敌，是对立派的群众。我们端着刺刀把几个家伙追到稻田里，咱们一个老乡跑在前面，上去一刺刀一个，一刺刀一个，连捅了三个，真过瘾！”山东老乡很随便地说。　　我的天哪？这就是解放军支左？我以前听说过类似的事。外地武斗死人可多了，但听了老乡的话，仍令人吃惊不小。　　“你们随便捅死人，不受处分？”我问。　　“处分？还立了功呢？我们也有战士被他们打死了。当时都红了眼了，大炮隔着山打。我们的司令部差点被对方击中。你不知道，台湾还打过传单来，表扬我们打得好呢？后来我们首长挨了中央批评，给撤了职。”老乡越讲越来劲。　　这就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吗？　　突然，老乡把门插了上来，神密地说：“你知道吗？林彪完蛋了，坐飞机摔死了，现在外面都传遍了。”　　“是吗？”我惊呆了。我每天关在屋里，报纸广播皆没有，与世隔绝，什么也不知道。　　“详细情况不清楚，咱一个老乡在中南海当兵，听说是前天晚上出的事，好象是坐飞机叛逃，被打下来了。”老乡说。　　这真是爆炸新闻，实在没有想到。　　实事求是地说，对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林彪，我们是拥护的。林彪战功赫赫，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三大战役林彪指挥了两个，没人能比。尽管对他文革中整天举着红宝书的作法有看法，但在那个非常的年代，人人如此，也算不了什么，谁让毛主席喜欢这一套呢？从1968年退出文革历史舞台后，对中央和上面的事知之其少，尤其是一年多来关在“牛棚”里，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联系，更是孤陋寡闻。所以，听到林彪出事的消息，确实是没料到，大吃一惊。我对林彪叛逃摔死一事大为不解。　　我请老乡多打听点外边的消息告诉我。　　过了几天，军管会奉命向全厂“革命职工”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文件，据说会场戒备森严。但是，我等被剥夺了听文件的权利和知情权。由于军管会和工人看守们没有任何人告知我关于林彪事件的一个字，连《人民日报》也不准看，我向军管会提出了严重抗议。军代表说：“现在你不能听中央文件，对你不利，将来会让你知道的。”　　“岂有此理！林彪完蛋对你们军管会不利！林彪是你们军管会的老祖宗，你们做贼心虚！”我心里愤愤地想。　　感谢山东老乡“看守”，他随时把外面的情况偷偷地告诉我。　　林彪事件对我震动很大，我预感到中国的局势将会出现重大的动荡。　　林彪完蛋，有一点值得我高兴。738厂军管会按照林彪“一个不漏”的指示，发明了“网大眼小”的战术，搞扩大化，打击一大片，搞逼供信，搞非法关押，私设监狱，剥夺人权，这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行为。林彪倒台了，军管会该收敛点了吧？&关于“反军、乱军”问题
　　从一开始，军管会就拿“反对解放军”的大帽子来吓唬我。文革以来，我从未干过反军乱军的勾当，不料如今却成了“反军”者。由于我的阶级本性和出身，我永远不可能反对解放军。文革中，伟大领袖号召解放军“支左”，事实上军队不同程度地介入了派性斗争。解放军内部也分派，什么“老三军”派、“新三军派”；“空军派、陆军派”；“5。13演出派”、“冲5。13派”；还有“司令派”、“政委派”等等，一应俱全。军管会也观点对立，且一批一批地换。738厂的军管会就换了三批，先是空军军管会，后是通信兵军管会和北京卫戍区军管会，各个军管会皆支一派压一派，彼此互相否定。对群众来说，支持张三就等于反对李四，支持这个军管会就等于反那个军管会，你说让群众怎么办？听谁的？怎么才算反军？　　如今林彪完蛋了，反林彪是不是反军？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对上要谋害毛主席，对下残酷地迫害包括老帅们在内的大批党政军老干部和反对他们的人民群众，其手段之残忍，罄竹难书，古今中外罕见。文革中林彪及其死党们的所作所为完全不能代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忠实地执行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指示，把上到胡耀邦等老干部、下到我辈年轻学生打成“三反分子”、“5。16分子”的军管会某些人，对他们提提意见甚至骂他们几句，难道这就叫反军？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应当是澄清某些历史事实的时候了。文革中和文革后，“反军乱军”的大帽子满天飞，许多人被戴上了这个帽子而敢怒不敢言，这是很悲哀的。这是中国特色的发明，也是天大的笑话。　　什么叫“反军乱军”？文革中究竟是谁反军乱军？有良心的历史学家应当“拨乱反正”，说句实话了。　　笔者认为，古今中外，“反军”者历来有之，因为历史上的反动军队都是镇压老百姓的。老百姓要活命，要造反，只有同反动军队对着干。而“乱军”者却不是平民百姓望而可及的，只有管着军队的人或军中的高官们才能把军队搞乱，这是小儿的常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保卫国家领土完整，抢险救灾，为国为民损躯是他们神圣的职责。这样的军队无人敢反，无人能乱，除非台湾当局和美国、北约之流的政客。　　文化大革命中，最高统帅号召解放军支左，要“支持左派而不是保守派甚至右派”，而毛泽东眼里的左派，当然指的是造反派也。由于许多将军们对文革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所以许多军区不支持造反派，甚至把造反派当成反革命镇压。文革中许多军区事实上介入了派性斗争，有的甚至介入了武斗。有的部队同部队之间也打了起来（如福州军区、昆明军区、大连的陆军和海军等）。当时，中央军委一会儿“八条命令”，一会儿“十条命令”，朝秦暮楚，令军区和群众组织无所适从。一会儿宣布许多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镇压了群众，一会儿又骂造反派们反军乱军，这必然导致造反派和解放军的对立。一些地方的造反派干出了冲击军区机关，静坐、示威、绝食之类的蠢事，最后成了“反军乱军”的罪人。现代法律讲究“作案动机”，现在回想起来，有几个红卫兵学生和造反派是真正的坏人，希望把解放军搞跨、搞乱的呢？“反军乱军”这个词，正象“黑帮”、“走资派”一样，是中国特色的发明，在国外的法典里是找不到的。多年以来，在“反军乱军”这个问题上有许多误区，许多人戴上了“反军乱军”的帽子敢怒不敢言，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这是很悲哀的。　　参加过文革的人都清楚，文革中，真正鼓吹“揪军内一小撮”、“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军乱军”口号的是林彪、江青之流，而伟大领袖毛泽东一开始对“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也是同意了的，后来他老人家看事不好，便出尔反尔，大呼“毁我长城”、“大、大、大毒草”，那只能解释为“放火”和“点灯”的故事。铁的历史事实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始作俑者，正是毛泽东本人也！早在“5。16”通知中，毛泽东就白纸黑字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这种“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必然产生重大的作用和后果。因此，事到如今，应当是实话实说的时候了。文革中真正搞乱了军队的是林彪、“四人帮”之流，而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这个问题上也绝对是有责任的。既然军队里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且还“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那中央文革也好，红卫兵造反派也好，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揪这“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中的“一小撮”，岂不是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吗？结果不但不给记功，反而翻过手来把他们打成“反军乱军”的反革命，这不是千古奇冤吗？多年以来，某些人挥舞着“反军乱军”的大棒子和大帽子，把那么多的同胞致于死地，让人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难道今天不应该忏悔一下吗？难道他们的良心被狗吃了？　　某些人不是说毛泽东文革中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有罪吗？我看最大的错误就是利用“揪军内一小撮”和“反军乱军”（还有“516”）的大帽子草菅人命，残害生灵。全国真正的“走资派”才整了几个人？而抓“516”整了多少人？有良心的人自有正确的结论。　　文革中我虽然没干任何“反军乱军”的勾当，甚至我还支持解放军镇压过造反派，但我始终认为不应当把解放军和老百姓（包括红卫兵和造反派）人为地对立起来，更不要以“反军乱军”的罪名随便整人。军民本是一家人，万事以和为贵，我就不信有那么多反军乱军的坏人。“反军乱军”不好听，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反民乱民”更难听，因为失民心者失天下。随便给青年学生们扣上“反军乱军”的大帽子，正与随便给整过群众的老干部们（包括军队干部）扣上“反民乱民”的大帽子一样，荒唐可笑。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文革中因为对军队某某领导人（包括老帅、将军们）和当地驻军“支左”有意见或受到驻军压制、打击而对驻军采取过一些过火行为--包括对个别军界领导人写过“炮轰”、“火烧”大字报，在军区门口静坐、示威、喊过口号（例如“打倒陈再道”）等行为的人，尤其是青年学生，只要没有公开抢劫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军方明里暗里送的不算--如中央军委送北航红旗数千支枪，武汉军区送“百万雄师”轻重机关枪、炮，大连陆、海军分别送两派武器甚至鱼雷等等），没有攻打甚至占领军事基地、要塞、机场、舰艇甚至导弹、卫星发射场……没有用武器（包括木头棒子）同解放军打架，就不算反军乱军。对他们的错误可以批评教育，甚至处分，但不能随便定罪为“反军乱军”。如果这种看法不对，那么对文革中造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反的“联动”和“7.20”事件的平反如何解释？难道真理真的有双重标准吗？难道政治真的就是无理可讲的“强权政治”吗？　　今天，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下，从来没有这样强大过，这绝对是中国人民的福音。多少年来，我中华民族受尽了强盗们的欺侮，我父辈的头颅被人砍着玩儿，心肝被人家当酒菜，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国力和军队。面对如今东西南北不太平安的局面和远的、近的反共反华噪音，勒紧裤腰带也要强军，应当成为我们的国策。所谓称霸不称霸，不是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的问题。没有强大的军队，想称霸也称不了。西方国家的军队是政府的工具，绝对不准干预政治，否则就是政变和叛乱行为。中国的军队是老百姓的子弟兵，也是共产党政权的支柱，目前的国情暂时决定了中国的“中央军委”不能不参政，这无可厚非，但任何时候，解放军的枪口和刺刀不能对付老百姓，否则就不叫人民的子弟兵，而叫“法西斯”。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国防”。抵御外国入侵，平息武装叛乱，收复属于自己的领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抢险救灾，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神圣使命。这样的军队，谁能反？谁敢反？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一、谁强奸谁？
　　从山东老乡“看守”口里，我知道了外面抓“5。16”运动中发生的许多“动人”故事。　　故事之一，谁强奸谁？
　　四零一厂有个女干部，徐娘半老，风骚不减当年。抓“5。16”以来，她是积极分子，大打出手，协助军管会抓出了许多“5。16”分子，许多人对她恨之入骨。　　但是，这位白天大干“革命”的女将，晚上却干着见不得人的“改革开放”的勾当。　　她的老头比她大很多，是一个高级干部，很忙，经常出差不在家。徐娘耐不住寂寞，把一零四所一个小伙子请到家中搞“三陪”。　　一天晚上，老头突然出差回来，从爱妻的床底下，揪出了这个小伙子。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权衡利害得失，决定私了。小伙子被放走了。　　不几天，小伙子的单位一零四所党委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控告该小伙子流氓成性，强奸妇女。信写得情节逼真，有凭有据，只是写信人作贼心虚，不敢留真姓大名，只写“受害人”是四零一厂的。　　一零四所党委立即对小伙子审查，让其交待问题，并拿出匿名信作为证据。　　小伙子恍然大悟，大吃一惊，明明讲好私了的事，为什么出尔反尔？你不仁，我不义也。　　于是，小伙子向组织交待了一切。　　原来，该女干部曾到小伙子单位当过宣传队干部，革命之余，孤单无聊，认识了该小伙子。女干部为他织了毛衣，赠了许多礼物，付出了代价，请小伙子陪她解解闷，一来二去，进入了角色。女干部回厂后，不忘“甜蜜的事业”，经常趁老头不在家时，请小伙子来暗渡陈仓。　　一零四所的领导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后，哈哈大笑，批评了小伙子一顿后，给四零一厂党委来了一个电话。　　“不是我们一零四强奸你们四零一，而是你们四零一强奸我们一零四！”　　我听到这个故事后，半信半疑。后来证实确有此事，我笑出了眼泪。
&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二、“五一六”登记表的故事
　　故事之二：“5。16”登记表的故事　　动力科一个头头唐某某，成了“5。16”分子。此人胆小怕事，态度很好，交待问题很痛快。　　“老实交待，你们的‘5。16’登记表什么样子？”　　“是铅印的，第一行是‘5。16’反革命阴谋集团成员登记表，还有编号。下面是纲领和组织纪律。”　　“什么纲领？什么纪律？”　　“纲领是三忠于，四无限，五保卫。就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纪律是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　　“还有什么？”　　“记不清了。”　　“表在哪里？”　　“烧了。”　　“老实交待！”　　“噢，想起来了，运动一开始，让我埋了，全科的‘5。16’登记表都让我埋了。”　　“埋在哪儿了？”　　“埋在东直门桥底下了。”　　于是，军管会调动人马，带着工具，由唐某某带路，连夜赶到了现场。　　当时正是冬季，西北风呼呼地吹，东直门桥下臭水河已结了薄冰，这可苦了那些积极分子们。他们按照唐某某指定的地点，开始了艰苦的挖河泥工作，挖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要找的宝贝。军管会的人火了，拉过唐某某来，追问：“说老实话，到底埋在哪儿了？”　　不知唐某某当时是狗胆包天拿军管会开涮，还是被吓得神经错乱，他摸着脑袋，装腔作势地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似地说：“该死，我该死，我记错了，不在这儿，在前面拐弯的地方。我用尼龙包包着，装上石头，扔在水里了。”　　天哪，前面是一片开阔的臭水河面，半冰半水，那污水估计齐腰深。　　当时那个年代，为了革命，人人不惜一切。为了拿到“5。16”反革命集团的罪证，那真是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点臭水怕什么？于是，军代表一声令下，工人们一个个走进了冰凉的污水里，弯着腰摸起来。他们不停地同污水接着吻，来&抓“五一六”运动中的故事：三、“反革命秘密电台”事件
　　故事之三，“反革命秘密电台”事件　　文革之初，厂里两派总部头头的电话分机都由厂通讯室总机控制。由于通讯室也分两派，于是双方头头的电话常被窃听。“东方红”一派的头头感到这样不安全，便从一墙之隔的兄弟厂总机拉了电话线使用。通讯室反“东方红”的工人怀疑“东方红”的头头们安装了单独的电台。清查“5。16”运动开始后，有人便揭发了这个问题。　　军管会如获至宝，列为“反革命秘密电台”大案进行追查，随后，一些有关人员被关了起来。　　由于逼、供、信的“功劳”，一些人承认了有秘密电台存在过，并且据说有人同当时已调到贵州的一个头头通过话。于是，莫须有的东西变成了有声有色的客观存在。看来逼、供、信确是个好办法。　　军管会的宗旨是，你不承认我就逼，你供了我就信，信了就关人。一时间，受反革命秘密电台案牵连受审查和关押的有好几十人。可笑的是，被定为“黑电台”台长的竟是一位广播站的老工人。此人仅小学文化程度，但会修收音机，扩音机之类。该老工人同我很熟，我一直称他叫张师傅。　　有一天，我在看守们陪同下去食堂打饭，突然发现张师付也来打饭，身后跟着看守。我万没想到他也被关起来，趁看守们不注意，我偷偷地问他：“什么问题？”　　“电台台长。”张师傅悄声地说。　　第二天吃饭时又碰到他。他偷偷地向我手里塞了一团纸。回“牛棚”打开一看，上面写道：“根本没有电台，有人揭发我，就把我关起来了。我老母有病，我回不了家。天天逼我，我受不了了。我想承认了好回家，你看如何？”　　我看了张师傅的条子，心里十分同情，感慨万千。军管会呀军管会，按说你们绝对不是坏蛋，但为什么对好人这样仇恨？象张师付这样老老实实的老工人，你们整起来也毫不手软。你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后来知道军管会的人没有几个人打过仗），为什么这样敌我不分，草木皆兵，残酷无情？难道这么多人都是你们的敌人吗？你们这样整人，难道自己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有人提醒军管会，电台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功率，可以从北京直接同贵州通话，要小心上当受骗。可军管会不听，继续逼、供、信。军管会的人说：“738厂这个厂子很厉害，臭老九很多，什么有本事的人都有。咱们国家控制原子弹爆炸、卫星发射用的电子计算机他们都能造，造个电台还不容易？一定要一查到底，决不手软。”　　可怜那些被关押、被审查的干部、工人倒了霉。他们有苦难言，家中老人孩子病了不能回家。有的人为了过关，军管会需要什么就交待什么，什么都敢承认，什么材料都敢写。政治斗争中有一条策略，叫做引导对方犯错误。738厂的这些干部、工人可怜而又可悲地引导着军管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可是，怪谁呢？　　我在“牢房”里对军管会的这种作法又提出了强烈地抗议，并劝他们放下屠刀，积点阴德。军管会又把我斗了一场。有的好心的看守说：“不关你的事，别人的事你少自找麻烦！”但我认为，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世上有良心的人是多数。　　后来，北京市公安局知道了这件事，哭笑不得。他们告知738厂军管会，别查了，再查就查到我们头上来了。　　原来，除了广播电台，所有的其它电台全归市公安局管理、备案、侦查。若738厂有秘密电台而公安局又不知道，将是公安局的失职和重大事件，公安局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这场闹剧，终于收了场，可是，爱害者的眼泪知多少？　　738厂的清查“5。16”反革命集团运动，在军管会的领导下，搞了两年多，被打成“5。16”分子的职工一千多人，被关押一百多人，关押一年以上30多人，被逼自杀一人，被逼成精神病死亡一人，直接间接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这笔帐不知应算到谁头上。　　在我被关押、审查期间，军管会对我展开了大规模地内查外调，除了同北航“联合作战”外，据说还派人去西安、四川、武汉、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贵州、山东等地反复外调。最可笑的是到我老家调查我父亲是不是烈士时是我四叔接待的，我四叔认为要发展我入党或升官，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家史，并要热情招待外调人员，外调人员不好意思，灰溜溜地走了。　　据我后来估算，为审查我一个人，738厂十多年来化费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惊人，全厂、全国加起来更是天文数字，看来文化大革命的确是“祸国殃民”。　　与我一块分配到738厂的几位北航老同学，几乎全部受到了审查、逼供和批判，有的被开除团籍，受到处分。有位老同学在北航时只不过是北航红旗一名普通群众，没干任何坏事，但军管会不知从哪儿得到信息，说该同学是我发展的“5。16”分子，在北航干了许多坏事，几次逼我交待该同学的问题，并准备对他实行隔离审查。我实事求是地告诉军管会，不要听信某些人的胡说八道，该同学在北航时什么坏事也没干过。若连他这样的人也关起来，军管会将被动、后悔的。后来由于厂里有人闹翻案，该同学才幸免于难，但仍受到了怀疑和审查，连女朋友也弃他而去。后来，该同学飞黄腾达，成了权力很大的领导干部。　　据有人粗略调查，在历时数年（当然是文革十年期间）的抓“5。16”运动中，全国大约抓出了一千多万个“5。16”分子（据说这个数字是中央权威部门的人说的），受审查和牵连者不计其数，许多地方在农村的老农民中也大抓特抓“5。16”分子，被整死、自杀、致伤致残、精神失常、家破人亡者数不胜数。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以及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都被说成是“5。16”的黑后台。而据我后来见到肖华、王力等人询问此事时，他们说被关押时从没有人向他们提过“5。16”问题。　　据我所知，全国抓“5。16”的总指挥当然是“四人帮”之流。总后台当然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们，这件事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　　历史证明了我被审查时的预言，所谓“5。16反革命集团”，不过是“四人帮”之流凭空发明的怪物，正象秦桧陷害岳飞的罪状一样，叫作“莫须有”。　　全国轰轰烈烈搞了几年的大运动，整了那么多人，最后不了了之。738厂的军管会撤走时连个屁也没放一下。当初发了那么多中央文件、指示、首长讲话，后来竟然不给全国人民一个明确地交待，更没有向被害者正式赔礼道歉。如果说文革中最大的冤假错案，这绝对是其中之一。后来全盘否定文革时，作为文革的主要组成部分，作为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抓“5。16”运动，某些人也缄口不提，而且至今“金口难开”。 当时就连以平反冤假错案而著名的胡耀邦在这个问题上也“大意失荆洲”。这其中的奥妙，只能苍天知道。 走出“牛棚”
　　日，军代表带几个人来到了我的“思过斋”（这是我为自己的“牛棚”起的雅号）向我宣布，从今天起，改变审查方式，回车间劳动，但审查未完，要继续检查交待问题。最后，军代表拿出了一份材料。　　“戴维堤，你自己看一下，这是揭发你的材料，本来不应该给你看，但已经无所谓了。当初让你交待‘5。16’问题，我们是事出有因的，你不要埋怨我们。”军代表把材料让我看完了交回去。　　我一看，是老同学张海写的“关于戴维堤问题的揭发材料”。他的字写得非常漂亮，工工整整，象印刷的一样。　　张海用了几十张纸，揭发我在北航发展他参加了“5。16兵团”反革命组织。有时间、地点、情节，样样俱全，十分逼真，一般人看了必信无疑。怪不得军管会始终逼我交待“5。16”问题，把我关了这么长时间。　　我看了张海写的材料，心里立刻想到张海同学可能吃的苦头太大了。不知道他的单位是怎么整的他，逼、供、信到什么程度。外地天高皇帝远，整起人来无法无天。张海肯定是被折磨得没有办法了，才不得不这样做。否则，一条7尺的汉子，怎么能这样胡说八道呢？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对张海并无多大的怨恨，我恨那些整他的人。我甚至怀疑，张海可能被整死了，或者被逼疯了。738厂不是也有被整得自杀或疯了的吗？　　我对军代表说：“现在你们怎么看这份材料？”　　军代表笑了笑，说：“给你看材料，就说明我们的态度。‘5。16’组织登记表问题，谁也说不清楚，我们现在也没见到一份。不过，我们重在罪行，罪行够了，也是‘5。16’，这是周总理说的。”　　“周总理是这么说的吗？什么时候，在哪儿说的？”我问。　　“你出去后自己打听去吧！”军代表说。　　当天下午，我恢复了人身自由。从6日被关，到日释放，我失去人身自由五百多天。尹聚平仍未释放，但我知道也快了。　　我回车间报了到。车间书记十分友好，他开始时相信军管会的话，认为我是“5。16”分子，带领工人们批斗过我。但后来，他似乎明白了过来，对我十分同情和客气。他让我休息几天，并借给了我路费，让我回河南接孩子。　　回厂一打听，光受我牵连被审查、批判的人就有好几十人，其中有的被关了好几个月，有的被“发配”到车间去劳动改造。我向他们一一道了歉，表示了感谢和安慰。　　生活中往往有许多无巧不成书的时候。当天晚上，在卫戊区工作的表弟约我去工人体育场看足球。从表弟处得知，厂军管会周主任一直是他的老上级，很熟。我直埋怨表弟为什么不早说。　　到了体育场刚坐下，身边过来了几位军人也来看球。我一看，正是“周胡砍”他们。我表弟作了介绍，不料周主任一反常态，握着我的手哈哈大笑说：“戴维堤，老朋友，不打不相识，不要见怪。哈哈哈哈！”　　当着表弟的而，我只好顺水推舟，“周主任，你关了我一年半，我骂了你一年半，请你也不要见怪。”　　“你表哥真行，骂得我们好苦。全厂一千多人都承认了是“5。16”，就他一个人没承认，好样的。“周主任向我表弟说。我一听，哑言失笑，亏他说得出口。　　又过了些日子，在一位老干部儿子的婚礼上，我遇见了军代表“凉半截”，他有些不好意思。我端起酒杯，敬了他几杯酒，他很高兴，我们握手言和。　　我这人，一般不爱记仇，何况周主任他们也算老革命，与我无冤无仇。事情已经过去了，文化革命中你整我，我整你，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算了。　　可是我算了，738厂挨过整的许多工人不算。有好几次，军管会的人在北京大街上被工人们啐了一身唾味。 黄河大堤抒怀
　　工人体育场看球后第二天，我便乘火车去了郑州。我走后不几天，尹聚平也被放了出来。　　到达郑州岳母家，一家人见我出来了，十分高兴。岳父、岳母是老干部，能理解。但尹聚平的姥姥，这位带着我的儿子受尽了苦难的老人已经神经受了刺激，一边哭，一边唠叨，自言自语，语无伦次。我心里难过之极，反复安慰着老人。　　在郑州住两天，我让两个内弟陪着我去了花园口黄河大堤。　　我之所以要去看黄河，实在是因为关了一年半，天日不见，心里压抑的太厉害了。我要向黄河母亲倾诉心中的积怨。　　黄河花园口是当年蒋介石部队为了阻止日寇南下炸开黄河决口的地方。蒋介石此举没淹死几个鬼子，却使河南、安徽、江苏几十个县、市变成了一片汪洋，近百万人命丧黄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背井离乡，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后来这里成了黄泛区，不长庄稼，每年风沙成灾。风沙害苦了黄泛区人民，也造就出了一个英雄人物--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这是后话。　　我们登上了黄河大堤。　　啊！好伟大呀！我的黄河母亲。宽阔的河面上，滚滚黄水自西天而来，打着漩涡，似万马奔腾，向东流去。天篮篮的，高高的，朵朵白云似懦动的羊群，无穷的视野消失在天际。我的心胸顿时开阔起来。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前几天，我还在牢笼一般的“思过斋”里“思过”，今天，我却来到了黄河母亲的怀抱里。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自由”两个字的宝贵。　　我象小孩子一样在黄河大堤上奔跑着，跳跃着，喊叫着，惹得内弟们哈哈大笑。面对滔滔的黄河，望着天水合一的西天的太阳，我不由得喊起了王之焕的绝句：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看来当年王之焕肯定来过黄河岸边，或者乘船沿河而上，触景生情，才有此感慨，否则，关在书斋里，是写不出这等绝句的。　　我和内弟拿出了“道口烧鸡”和“郑州啤酒”，坐在大堤上对饮了起来。喝酒间，我编了一个顺口溜：
　　近看大河东流去，　　遥望西天不可知。　　人生如梦总有醒，　　逝者如斯莫叹息!
　　人生一世，在许多人看来，大不了吃喝玩乐，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升官发财有时机。为此，千百年来，人们明争暗斗，你死我活，人头落地，尸骨成山，血流成河。这就是历史吗？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吗？回想自己及其同类，不知什么时候迷上了马列主义，迷上了毛泽东思想，迷上了革命无罪，迷上了造反有理。文革之初，自己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一个沂蒙山下农民的儿子，本没有远大的野心和至高的奢望。我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忠心，去追求和捍卫那“圣经”般的真理，为了党和国家不变颜色，为了包括自己父兄在内的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不至于白流，为了中国不复辟资本主义，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不再伦为资本家的奴隶和地主们的长工，我们按照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中央的指示，起来革命、造反。文革中，我们没有“打、砸、抢”，我们没有“反军乱军”，我们不但没有“炮打”而且“死保”周恩来总理和自称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们，我们不是“516”反革命分子，我们何罪之有？可是到头来，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我们本来就没有想得到什么个人的好处，但我们绝对没有当“反革命”的思想准备。使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把我们当作“反革命”来整的人，恰恰是我们“奉若神明”的领袖们和“亲人解放军”们，这不能不令我们万分寒心。以前，我们对许多看破红尘、悲观厌世的人嗤之以鼻；对那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闻政治的逍遥派视如会说话的动物，但折腾了一顿，自己的清高和伟大又在哪里呢？到头来还不仍是一棵小草，一只羔羊，任人践踏，任人宰割吗？“感谢”军管会的“牛棚”，在付出了几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代价之后，自己像被浇了一头冷水的“发烧友”一样，一下子清醒了过来。怪不得过去官至宰相的人告老还乡去修理地球，种花养鸟，或隐入山林，隐居而终，而草民百姓吃喝玩乐，醉死梦生，苟延残喘，了此一生。这大概才是归宿，才是结局，才是绝对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