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系各支人群扩张之背景 华夏族 百越族 石家河文化 石峁
陶寺 中原 华南 江浙 福建 台湾 东南亚 第二部分有问题，上知乎。知乎作为中文互联网最大的知识分享平台，以「知识连接一切」为愿景，致力于构建一个人人都可以便捷接入的知识分享网络，让人们便捷地与世界分享知识、经验和见解，发现更大的世界。汉语和藏缅语，O系各支人群扩张路线发表于
18:41 但按照很多人的说法，碾子坡并不是先周，因此究竟如何，尚难定论不管怎么说，二里头的源头文化确有石家河的影子，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如果是石家河是被征服者，除非石家河文化高出征服者许多，否则征服者怎么会在葬俗这种大问题上改就亡国之俗呢那么示癸是谁？为什么桀叫履癸？我不知道先有桀还是先有履癸，本来都是后起的东西（比如桀是啥时出现的记载？），春秋战国时的人比商周的人更了解先代的历史吗？可能他们的了解程度未必比先代人强呢（他们知道仰韶，龙山等诸文化的迁徙，变迁吗？我估计他们也不知道，所以他们知道的未必比我们多，又何以能据晚出的东西去论证很上古的历史呢？）发表于
石家河与煤山不是一个时代的。与煤山同时代的是后石家河。石家河到煤山政治中心逐渐北移。可能后石家河时代长江中游形成了3个藩王（抑或是3个平民政权）谓之三苗。3个藩王作乱，北徙的中央王朝遂伐之。汉朝有七国之乱，晋朝有八王之乱。
奋斗 关键，良诸的O1和现代江浙的主流O1差多少年代。差个几千年和几百年是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这样比较还是不一样，蒙古时期匈奴柔然突厥都已经消失几百年，蒙古自然不会记得，但杞国延续到战国初期，宋国延续到战国末期，春秋时人谈他们，是在谈论同时期诸侯和他们的祖先，所以情况还是不同。其他诸侯贵族可
...Lep1dus 发表于
明代时期蒙古还有吉尔吉斯贵族存在，一度影响蒙古政局，蒙古人记得黠戛斯汗国存在不？蒙古毕竟和匈奴柔然突厥同处一片土地，既然蒙古不记得，有什么理由中原人就要记得同处一片土地，而族系不同的更早历史呢。杞国和宋国不可同日而语，本身就是极微小的国家，很可能是周人承认原有地方酋长的产物。夏如果是二里头文化，那么按照目前的考古发现，从二里头到二里岗之间并无缺环，二里头最后时期铁定进入二里岗时期了，看来假如二里头是夏，夏人并未迁徙，在河南西部。杞国在哪里？它为什么分布在那里，有什么原因？再说二里头文化时期过于短暂，有学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的某些类型可能也是夏，这就更奇怪了。按照现在的发现，龙山时期，河南实际上相当落后，四千多年前明明是石家河北上，哪里看出河南在龙山时期有什么王朝了？看来有些学者为了证史，宁愿硬凑，也要凑出“夏朝”来
近年面世的遂公盨属西周中期，其上有“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的字样。由于上引传世文献的成书年代都早不到西周时期，所以这是关于大禹故事的最早记述。但文中绝无“夏”的字样，禹似乎还具有神格而非人王，因而这篇铭文似乎并不能被看作是（夏代）“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李学勤：《遂公盨与大禹治水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日）。
《夏商卷》“第一章 夏文化探索”论述到：
“传宋代宣和年间临淄出土的一组春秋时期青铜器叔夷钟（作器者叔夷乃宋穆公后裔，齐灵公时任齐国正卿）有铭文追述宋人祖业说：‘□□成唐，又严在帝所，尃受天命，翦伐夏祀。……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这段铭文同西周以来文献中关于夏和殷（商）是前后承替的两个王朝、‘殷革夏命’的说法完全一致，成为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22页）。
鉴于记述夏王朝与夏商更替的文献史籍没有早到西周者，所以这里介绍的春秋铜器叔夷钟恐怕还是无法成为“西周以来”或“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
无论从传世文献还是金文材料，都还只能得出“夏”最早见于东周时期的结论。无论遂公盨还是叔夷钟，都还推翻不了以往学者关于“禹”和“夏”到了东周时期才结合在一起的观察结果。
《夏商卷》继续论述到：
“殷墟卜辞所记商汤以前之先王及其辅臣中，有的就是夏代的人物，譬如伊尹，春秋铜器叔夷钟铭文、《国语·晋语》、《孟子·万章上》、《墨子·尚贤下》、《楚辞·天问》、《吕氏春秋·本味篇》及《吕氏春秋·慎大览》等说他是有莘氏女之媵臣，协助商汤灭夏，立了大功。而据殷墟卜辞记载，后世商王室不断地隆重祭祀伊尹。由传世古籍与出土卜辞的相合，更可证夏代的存在乃不争之史实”（22-23页）。
传世古籍与出土卜辞相合的是伊尹而不是“夏”，“夏”还是仅见于东周的金文与传世文献而不见于商代的甲骨文，因而“夏代的存在乃不争之史实”似乎还可以再讨论。
本节中最后的话是：
“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从考古学上去探讨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其最终目的，是以考古学材料为主要根据，并结合文献记载，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23页）。
这一目标，目前看来，还是任重道远的。
从甲金文再思考诗经中禹的形象
杞国迁居山东问题
杞国，是夏禹的后裔建立的姒姓国家，自夏代立国，夏朝亡后，商汤封杞国，以奉夏后氏祀。周武王克商，求禹后裔东楼公，为方国，封之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因其是夏之延续，保存有夏礼，所以《史记》将其列为《世家》，孔子为了了解夏礼，也曾经到过杞国。约在春秋之季，杞都由雍丘东迁。“先春秋时徙鲁东北”（《汉书·地理志》）。春秋末年的孔子就曾经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有关杞国的资料，是比较少的。春秋末年的孔子就曾经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汉代的司马迁也有类似看法，他说：“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不过，有关杞国历史的几个方面，还是比较清楚的，
其一，它是夏禹后裔所建的一个国家，而且建国时间较早。《大戴礼·少间》：“成汤既受天命，乃放夏桀，散亡其佐，乃迁姒姓于杞。”在甲骨文中，有杞这个地名，据后人考证，此杞的位置，即在今河南杞县一带。甲骨文中又有杞侯这个称号，证明了《大戴礼》的记载是可靠的。
其二，杞建国后的世系，除了商代一段时间没有任何资料可资考察外，在周代，从大体上来说，其世系还是比较清楚的，由《史记·陈杞世家》可以得到证明。
其三，杞国灭亡的时间，文献资料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即在鲁悼公二十一年，楚惠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45年）为楚国所灭。
由甲骨文及文献资料证明，商与西周时代的杞国，均位于今河南杞县一带，但《左传》所载杞国事迹，却发生在今山东省境内。那么，杞何时迁居山东，迁徙的原因和过程又是怎样？凡此种种问题，并不十分清楚。本文拟就此诸问题，提出几点粗浅看法。
一、杞迁居山东的时间杞国迁居山东的时间，已往的注释家均以为在春秋之前，至于在春秋前何时，各家均无说明。值得庆幸的是，自清道光、光绪以来，在三个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都出土了杞伯每亡所作的铜器，这些铜器的被发现，给解决杞迁山东的时间问题，提供了线索。
清道光、光绪年间，在山东新泰出土了一批杞国铜器，共有鼎、簋、壶、匜等十件。各器铭文基本相同，均为杞伯每亡为其妻邾曹所作之器。簋的铭文是：“杞伯每亡作邾曹宝簋，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按郑即春秋时代位在今山东邹县一带的朱国，邾为曹姓，铭文中之邾曹，即郑国之女嫁于杞伯每亡为妻者。
1962年春，武汉市文物商店收购杞伯鼎一件，铭文与新泰所出杞伯器相同。④
1966年秋，又在山东滕县木石一带出土杞伯鼎一件，铭文亦与上引杞伯簋铭文基本相同⑤。
杞伯每亡为其妻邾曹所作之器，在武汉、滕县、新泰三个地区出土或发现，这说明了杞伯每亡与此三个地区当有某些关系。其关系可能是这样：当杞伯每亡居今河南杞县时，其所作之器，曾有一器辗转流至武汉；当其居住于岳家邾国时，曾有一器流落于滕县木石一带；而当其迁居新泰时，自然会把全部铜器带至新泰。杞伯每亡所作之器，在新泰出土最多，原因在此。因此，可以这样肯定：杞伯每亡原居今河南杞县，后迁今邹滕一带，最后又迁至今山东新泰定居。
据郭沫若的意见，杞伯每亡即《陈杞世家》中的谋娶公。他说：“《说文》谋，古文作若，与每同从母声。”是每谋可以互通。至于亡字，郭沫若认为：“亡乃剥之或作，与娶同属侯部。”⑥因之可假为娶。郭老的意见是正确的。又据《陈杞世家》：“题公生谋娶公，谋娶公当厉王时。”
由此可证明，杞迁居山东，当在谋娶公时。因为杞之迁居山东如果在谋娶公之前，那么，谋娶公所作之铜器，是不会在武汉一带出现的，只有把杞迁山东的时间，定在谋娶公时代，亦即周厉王时代，这个问题才能解释得通。
二、杞迁山东的原因关于杞迁山东的原因，文献资料是有所记载的。问题在于，有的资料，确实反映了某些历史真实，而有些资料，反把问题搞乱了。请看下引几项资料：（一）《管子·大匡》：“宋不听，果伐杞，桓公筑缘陵以封之，予车百乘，卒千人。”（二）《管子·霸形》，“宋伐杞，因命以车百乘，卒千人。”（三）《左传》僖公十四年春：“诸侯城缘陵而迁焉。”杨伯竣注曰：“去年《传》云：‘淮夷病杞’，则杞之迁，由于淮夷之侵伐。”（四）《公羊传》僖公十四年：“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盖徐莒胁之。”
在上引几项资料中，所谓“宋不听，果伐杞。”“宋伐杞”，“淮夷病杞”以及“徐营胁杞”等等，可能都是事实。
但鲁僖公十四年之“诸侯城缘陵而迁杞”，恐怕不是为了避免宋与淮夷的侵略。因为这时的杞国，早已迁至今山东诸城、寿光一带，《春秋》隐公四年之“莒人伐杞，取牟娄”可证。宋都商丘，淮夷处淮北，均距杞甚远，是不可能病杞的。
因之所谓宋及淮夷病杞，其时间当在杞居河南杞县时。如果把迁杞于缘陵的原因，归之为宋与淮夷病杞，恐与史实不符。
至于徐莒胁杞，恐亦不发生于同一时间，隐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娄，自然是胁杞的证明。但那是杞迁山东以后的事，决不会是杞迁山东的原因。而徐胁杞的时间，亦应在春秋之前，而不在城缘陵之时。《春秋》僖公十五年，“楚人败徐于娄林”，杨注：“娄林在今安徽泗县东北。”这一资料说明，徐距杞旧都较近，当时徐曾对杞进行过侵略，是十分可能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知，当杞国未迁山东之前，宋、淮夷与徐均曾对杞进行过侵略，均予杞带来灾难。由于杞不堪上述诸国的侵略，因而才被迫迁到山东来的。
至于《左传》僖公十三年的“夏，会于咸，淮夷病杞故”，那是由于诸侯为了讨伐淮夷，以淮夷曾经病杞为理由而已。这正象齐桓公伐楚以“昭王南征而不复”为理由是一样的，决不是如杨伯峻所云：“城缘陵而迁杞”，是由于淮夷病杞的缘故。
另外，《后汉书·东夷传》载：“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伐之，不克。”《虢仲盨》铭文：“虢仲以（与）王南征淮夷。”
这些资料说明，在厉王时代，淮夷确曾趁周王朝大乱之际，入侵过周王朝。淮夷既敢于向周王朝入寇，在周王朝扶植下，位于今河南杞县的杞国，自然亦在被侵之列。虢仲伐淮夷不克，杞国难以自保，迫使杞国不得不迁往山东。
三、杞迁山东的经过关于杞迁山东的经过，王献唐先生认为：“东楼公未封杞前，早在山东之诸城自有其国，封杞而后，旧国仍在，迨杞不守，其后嗣仍回本土耳。”国都所在，即东楼公封杞之前之本土所在。东楼公封杞前之本土，即诸城之娄乡城。在王先生看来，杞迁山东，开始即迁至今诸城一带。其实这与史实不符。
因为杞初迁山东时，所居之地是在今山东新泰一带，决不是初迁时即迁至今诸城一带，请看下面论证。
根据杞伯器铭文，谋娶公曾娶邾国女邾曹为妻，这说明杞与邾有婚姻关系。当杞人遭受宋与淮夷的侵略，不能在原地安居时，暂时迁往邾地避难，当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1966年滕县木石一带出土一件杞伯每亡所做之器，当为杞在此暂时所遗。今之木石，当年正属于邾国辖区。1934年该地曾出土一批邾国铜器，可为证明。杞暂迁于邾以避外敌之侵，当是杞国迁徙的第一个阶段。由于邾为一小国，杞国统治者势不能在此长期定居，因而只好继续北迁。
清道光、光绪年间，山东新泰附近出土了大批杞伯器，清人许瀚认为，新泰即杞都所在。许氏的这一推断是正确的，因为新泰附近一带，确留有杞人活动的足迹。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弗尽归也。”又：昭公七年，“晋人来治杞田，季孙欲以成予之。”晋人之所以多次派人向鲁索还杞田，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第一，所索之田，原为杞有，后被鲁国占去；第二，晋平公之母，乃杞国之女，她为了帮助杞国向鲁讨还失地，故让其子晋平公多次派人向鲁交涉归还杞田。
“季孙欲以成与之”之成，这时已为鲁国孟孙氏所有，其位置约在今山东宁阳城东北九十华里处。成与今新泰县相距甚近，证明了杞国曾经在今山东新泰一带停留过一个阶段。至于当时杞国何以会把今新泰作为国都，从当时形势来看，其原因是当时新泰一带，为齐鲁两国交界处，齐鲁两国均难以绝对控制这一地区，因而才把杞国置于此处，作为齐鲁两国的缓冲地带。杞国定居新泰，应为杞迁山东的第二个阶段。
后来，由于鲁国向杞扩充疆土，侵占杞田，迫使杞国不得不继续向东迁徙。从《春秋》隐公四年所载“莒人伐杞，取牟娄”一事来看，这次迁徙的时间，亦当在春秋之前；所迁的地点，亦当距牟娄不远。关于牟娄的地望，《清一统志》以牟娄为两邑，牟城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北二十里，娄乡城在今诸城县西南四十里。而杜预则以牟娄为一邑，即诸城之娄乡。据宣公十五年《春秋》：“仲孙蔑会高固于牟娄，”昭公五年《春秋》及《左传》：“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牟娄实为一地，杜预之说可从。
由此资料，只能证明杞东迁后的大概地望，杞迁居东方后，究都于今之何处，实难考知，这是杞迁居的第三个阶段。《左传》僖公十四年（公元前646年）载：“诸侯城缘陵而迁杞”，据《汉书·地理志》北海郡营陵下注引臣瓒曰：“营陵，春秋之缘陵。”此说自郦道元以来多从之。地在今山东昌乐县南十余里。
杞迁缘陵，应为杞迁居的第四个阶段。至鲁襄公二十九年，由于杞为晋平公母家之故，晋侯又会诸侯城淳于以居杞。至此，杞便在淳于定居下来。所都之淳于城，即今山东安丘县东北之杞城。直至公元前445年为楚所灭。
中国的某些学人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当时二里头的年代还相对比较早，就已经填不满夏了，现在看来二里头的年代比人们想象得要更晚一些，而且不可能二里头一二三四期都属于夏时期。河南龙山文化的年代自然也更晚。二里头本身势力范围也并不大，而其建筑本身气势也比后来的差远了。所谓宫殿，宗庙。文字游戏而已，也可以说成宅邸，祠堂。再加上势力范围小，最多就是一个有点势力的部族而已，而且该部族还可能是从石家河来的，是南人北上的结果。否定了二里头文化是早期夏文化，惟一的可能就只有从河南龙山文化中去寻找了。关于早期夏文化 ——从夏商周王朝更迭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谈起 00:01:32
阅读(6291)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研究其建立与更迭过程及其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三代文明的特质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史籍记载，夏、商、周三个王朝建立的模式是不同的。　　关于夏朝的建立，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是这样记述的：　　“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避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由这段记载，我们不难看出，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还处在部落联盟阶段。　　部落联盟首长职位的更迭，采用的还是“选贤与能”的禅让制。按照常规，禹本是把部落联盟首长职位传给了东方部落的益，只是因为参加联盟的部落诸侯拥戴禹的儿子启，启才继承父位，建立了夏朝。尽管《古本竹书纪年》对此有不同说法，认为启是强行继位，“益干启位，启杀之”，但不论哪种观点，都不能抹杀这样的事实：即启的继位，结束了联盟首长职位的禅让制，开始了王权的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制，从而导致了部落联盟的解体和新型王国的诞生。这一重大变化，无论采取和平方式还是武力方式，都是在原来部落联盟内部实现的，并非异族入侵的结果。　　如果司马迁《史记·夏本纪》等史籍的记载不违事实，不违常理，那么，夏王朝的建立便只能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政治事件，固然不排除后来历代改朝换代时常有的“易服色”、“改正朔”等一类涉及到某些礼仪制度的改变。而作为特定人位群体生产、生活等各种活动的物质遗留的考古学文化，当然也不大可能突然中断，发生突变。夏王朝的建立，不会在“夏”文化和作为其渊源的“先夏”文化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　　相比之下，商王朝的建立却是另一种情形。　　商族原居豫北冀南，夏族本在豫西晋南，二者地域不同，族系亦别。夏代末年，国势渐衰，而商族则日益强盛，遂生代夏之心。《孟子·滕文公》云“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诗经·商颂·长发》写汤伐桀之进军路线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显然，夏、商王朝的更迭，商王朝的建立，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一个部族大规模武力征伐另一个部族的结果。其震动之大，变化之快，必然会在考古学文化上强烈地反映出来。　　由武王伐纣带来的商、周政权的更迭，十分类似夏、商王朝的废兴，周王朝的建立，也是大规模武力征伐的结果。　　《史记·周本纪》详细、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惨烈的过程：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华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孟津。……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居二年……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孟津，诸侯咸会。……〔第二年〕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拒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春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　　西周王朝建立的过程，虽如同汤伐桀建立商朝一样，是异族入侵，是经过激烈的大规模的战斗而实现，但细细分析起来，两者之间在大同之中还有小异。汤伐桀灭夏之后，商族全部、彻底地占据了夏族原来居住的地区，商汤所建的国都--亳，无论是指考古上发现的郑州商城还是偃师商城，均在原来夏族统治的中心。而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却“罢兵西归”，仍将统治中枢安在偏远的镐京。为控制新夺得的庞大的国土，武王和成王虽也曾营建东都成周，实行封邦建国，“以藩屏周”，但毕竟不同于商王对夏遗民直接的统治。商、周政权更迭和夏、商政权更迭之间这种大同之间的小异，不能不在各自的考古学文化变迁上打上不同的烙印。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夏王朝的建立是发生在本部落联盟内部，虽也有小的武力冲突，但不超出本族的范围。而商和西周王朝的建立，却是异族入侵，通过族际间的战争实现的，但在统治方式上也还有所区别。这种不同的政权建立和更迭模式，不同的统治策略，对于其考古学文化变迁究竟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呢？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夏、商王朝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影响。　　经过几十年考古工作的辛勤探索，特别是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来对偃师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商城遗址新的发掘和研究，学术界在以下几个重要问题上已基本取得共识：　　1.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一、二、三、四期遗存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2.分布在豫北冀南以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是与夏文化基本同时的先商文化。　　3.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文化，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基本同时或略有先后，均是早商都邑遗址。郑州商城宫殿区的始建和偃师商城小城的始建可以作为夏、商分界的界标。　　以上述论断为依据，比较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二里岗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　　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于豫西晋南一带，作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于豫北冀南地区，两者以沁河为界，分处东西，虽存在文化交往关系，但面貌基本不同，是两支各自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作为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和作为早商文化的二里岗文化，两者虽有一定的内在文化传承关系，例如均以鬲、甗为主要炊器，反映出基本的生活习俗没有改变。但从总体来看，两者之间的文化构成因素还是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文化分布的地域，二里岗文化已大大超过了下七垣文化分布的范围，覆盖了包括下七垣文化、二里头文化在内的更为广大的区域，两者应是存在文化蝉联关系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至于作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和作为早商文化的二里岗文化之间，多处地点包括郑州商城宫殿区在内，均发现了两者在层位上的地层叠压关系，表明两者在时间上一早一晚，紧相衔接。在文化内涵上，二里岗早商文化确也从二里头夏文化接收了诸如铸铜、琢玉技术等先进因素，但整体面貌却大不相同，很难认为二里岗早商文化是二里头夏文化的自然延续。　　显然，无论是从下七垣先商文化到二里岗早商文化，还是从二里头夏文化到二里岗早商文化，都出现了文化中断现象，产生了文化性质上的突变。出现这种夏文化急剧衰亡，先商文化飞速膨胀转化为早商文化并取夏文化而代之的原因，只能是实现夏、商王朝更迭的大规模战争行为。正是从汤开始的“十一征”到夏桀被推翻的激烈战争，才造成了如此空前的文化突变。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夏桀的都城所在地，偃师商城是汤灭夏后最早建立的商城之一，相距仅十多华里，两者一兴一废，其间反映的文化变迁之剧烈，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商、周政权的更迭如同夏、商政权的更迭一样，也是通过大规模战争实现的。但分析其对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影响却不像夏、商政权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变迁影响之强烈。　　河南安阳小屯殷墟，是“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商后期国都遗址，从1928年至今已进行了七十多年的考古工作，其文化面貌早已为大家所熟知。引起大家关注的是在殷墟迄今尚未发现西周早期的遗存。有人认为，殷墟文化第四期偏晚遗存的绝对年代有可能已进入西周纪年。如果事实的确如此，则表明武王灭商，商都并未被毁，《史记·殷本纪》所云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是确有其事。即使武王死后，武庚叛乱被诛，成王也只是砍了武庚的头，另封微子启于宋续殷后，对商都未“扫穴犁庭”，也未派周人武装彻底占领。这应该是殷墟范围内迄今没有发现西周早期周人遗存的根本原因。　　在其他地点除叔虞所封的晋，通过天马一曲村遗址的发掘，证明晋文化是西周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外，成王在洛阳兴建的东都成周、召公封燕的北京房山燕都、康叔所封的淇县卫都、周公之子所封的邢台邢都等，却是另一种情形，与殷墟颇有某些相似之处。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在发现的贵族墓地中虽可以分辨出代表典型周人礼制和习俗的因素，但居址和手工业作坊址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由商代延续下来的代表商人习俗的因素或当地土著的因素，代表周人的西周宗周文化在这些封国中并不像商灭夏后代表商人的早商文化彻底排斥夏文化那样，到处居于统治地位，而是星星点点，与后商文化因素及其他土著文化因素共处一域，看不出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这种文化格局是怎样形成的？我认为，一方面可能是灭商前先周文化发展水平远低于商文化发展水平，但更为重要的恐怕是与灭商后周人未将统治中心直接建在殷人的腹心地区有关。夏商王朝更迭抑或商周王朝更迭，都是通过异族入侵和大规模战争而实现，但政权建立后，推行了不同的统治方略，却对考古文化变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是很值得细细玩味的。　　由汤代桀、武王伐纣引发的夏、商王朝和商、周王朝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带来的不同影响，对于我们认识夏王朝建立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将十分有益。　　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遗存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桀的都城遗址，现已成为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但二里头一期文化是否是最早的夏文化，学术界仍存在争论。过去我曾提出过二里头文化是“后羿代夏”、“少康中兴”后形成的夏文化，以临汝煤山二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有可能是早期夏文化的观点。现在重新予以审视，这种看法似乎仍有一些道理。　　考古发现的层位关系证明，二里头一期遗存常常叠压在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之上，二者时间上紧密相接，其间不可能再有什么缺环。但比较它们的文化面貌，却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一点许多人都有觉察，我们在文章中也有具体的论证。事实情况是：从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出现过文化中断现象，产生过突变。二里头文化不是河南龙山文化的自然延续，河南龙山文化也不是形成二里头文化的全部来源。　　考古学文化演进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文化突变现象，原因可能很多，但从夏商王朝更迭、商周王朝更迭对考古学文化变迁带来的影响来看，恐怕只有大规模的战争、部族迁徙等重大社会变动才能如此。而正如前面我们曾经指出的，根据《史记·夏本纪》等史籍记载，夏王朝的建立是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必然，是部落联盟首领职位由禅让制过渡为传子制实现的，即使曾经发生过矛盾和斗争，但也是本族内部的事情，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异族入侵和战争。因此从这一角度分析，由河南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之间发生的文化突变，不会是夏王朝建立引发的结果。而更大可能则是我们曾经主张的是由“后羿代夏”这一夏初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所引起，二里头文化不是最早的夏文化。　　否定了二里头文化是早期夏文化，惟一的可能就只有从河南龙山文化中去寻找了。河南龙山文化从早到晚一脉相承，以划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准，我们很难将河南龙山文化一刀两断，像区分二里头夏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商文化与西周文化、下七垣先商文化与二里岗早商文化那样，将其区别分为两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河南龙山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确实不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聚落分级趋势愈演愈烈，冶金术逐步得到推广，大型显贵墓葬和设防的城市不断涌现，每一位研究者都强烈地感到龙山时代正处于社会重大变动时期。在这里我们不能不重视在众多新现象中，位于登封告成镇王城岗龙山城堡的发现。这座城堡在同时代出现的城堡中的确不能算大，但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这正是先秦古籍中“禹居阳城”的所在地，而且恰恰就在其东不远处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阳城城址，过去安金槐先生首倡王城岗龙山城堡“禹都阳城”说，不少人以该城面积太小，时代过早而加以否定。不过细细研究有关文献记载，说的都是“禹居阳城”、“禹都阳城”、“禹避商均于阳城”，还没有一处是说“禹筑阳城”。因此我们不能排除禹受舜禅之前阳城已经存在的可能。如果允许作这种推测，那么将王城岗古城使用期的晚期遗存作为最早的夏文化，便不无道理。作出这一推论，从夏王朝的建立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角度考虑，可能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禹和越上古音很接近，禹 gwa 越 gwad，而且按他的说法 禹字就是一条蛇。如果是这样，南方潮湿水乡，容易崇蛇吧。而且一般来说南方也更容易遭受水患。也许大禹的传说本身是一个南方传说，周代时传入中原宋也不在殷商故地，这本身也不能说明什么Lep1dus 发表于
不一样，宋是特意封的，而杞则不是，是承认旧有势力的结果，并非分封，周初部分分封就是这样的性质，和真正的分封是不同的夏如果是大国，不会仅仅局限于豫西，杞有可能只是夏人的一支，商人为了便于管理，把夏人都迁到杞国集中控制，当然这是我猜的
夏如果是大国，二里头的实际势力范围并不大
再说了，杞是小国，非常小，至微极陋，不知有没有发现商代杞县有点气势的遗址，若是没有发现，那么所谓大国夏也太可疑了，怎么会微贱到如此地步？殷人也是由周室分开统领，管蔡之乱似乎也有其参与。同时，宋国作为商室后裔也仅是统领一部分。不能因为宋国占地小，民众少就推定商朝也是小国寡民。
杞人最起码是有国的，有些前朝遗民连国都没有，那是不是说明他的大前朝微贱已极呢。
如果三苗是石家河的话，禹征三苗应该对应石家河的消亡，此时应该是夏的上限435# sahaliyan 谢谢你的转载，个人觉得此文是有道理的，如果三苗是石家河的话，禹征三苗应该对应石家河的消亡，此时应该是夏的上限Lep1dus 发表于
但这与我们看到的考古现象不一致，如果我们抛弃这些晚出的文献，只能得出石家河北上，并且是二里头源头的结论而且需要注意，河南龙山文化似乎极少用鬲，煤山类型更少用鬲，王湾的鬲也不算多，二里头早期也基本没什么鬲。二里头三期的鬲据说来自晋中游遨。相反当时北方的文化普遍用鬲，商周先民都用鬲，夏家店也用鬲，朱开沟文化也用鬲，与河南以及东方南方的文化大异其趣看了下时间，二里头三期和偃师郑州商城时间能重合上，断代工程也认为夏商之交在1600BC前后，所以此时可能已经是北方殷商南下影响的了夏商之交可能更晚一些，当然这个不影响结论，二里头本身和东方以及南方的关系更大一些。而且我不认为现在一味贬低长江流域文明的做法，实事求是，就应该承认，二里头的前身煤山确实有可能是石家河北上的结果。当然后来文献出现三苗在江淮间为乱，上古圣王击败三苗的说法，对于这些晚出的文献不可轻信，还是应该实事求是，承认长江流域文明的影响发表于 当然我个人是相信商人崛起的时候是征服了河南的一些有势力的部族，但我不相信商之前有一个王朝，商人征服祝融八姓的韦顾昆吾我还是相信的，至于二里头是什么，是不是传说中的夏王朝，我则不相信，我相信他们也是一个强盛的部族，从南方而来，但并不存在统一王朝上古汉语有很多南方成分，以前YINGCHUAN不是举过很多例子吗，比如我，就有和藏缅同源的，也有和南方同源的予ra，我认为这些都是南方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北上和当地仰韶文化混合，以及山东龙山文化人群西迁（不管岳石文化人群是否外来，山东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之间人口锐减是事实，其中有相当部分是西迁进入河南），这些人相互混合形成了汉语，汉语的形成地点就在龙山时期的河南。商人的祖先则并不在其中，他们征服了这些讲汉语的民众，自己也成了汉语的使用者，并因为商人的扩张而扩张，商人扩张到关中，汉语也传入关中，并被周的先民采用一般甚少有人把壮侗语的起源追溯到石家河文化区域，这个区域大多数认为还是苗瑶的苗瑶语的起源地可能在湖南，而且分化年代很年轻，三千多年。石家河应该不是苗瑶，当然他们有可能是南亚，苗瑶的形成自然是南亚受到汉语以及其他语言影响形成的。而壮侗也有很强的南亚成分。因此归根结底，我认为汉语和这些语言共享的成分来自南亚语系发表于
我觉得也不要忽略北方民族对汉语族形成的影响。二里头虽然文化上可能接近东方或南方，但母系单倍群聚类分析显示他们最接近的是现代山东辽宁汉族，西北汉族，和内蒙东部蒙古族。偃师的母系也比较偏北。至于父系单倍群，倗国测出了Q，临沂晋墓测出了C3，大堡山也测出了N和C3。这些证据都说明古华夏族是南北混合民族，甚至可能有相当比例的北方成分，而不是纯粹的南方民族。
大溪文化三大类型，三元宫、关庙山、油子岭，自前大溪文化就有区别。3个类型可能说不同的语言。湖南的三元宫类型发展成为苗瑶的祖先，油子岭发展成为夏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汉藏语之外，苗瑶人常染、语言都接近汉人，很可能两者本属于同一个大文化区，后来分化为不同的民族。苗瑶和汉确实是很接近的，相比其他民族，但双方分离这个时间点恐怕未必是在石家河，而是更早对夏和石家河的关系将信将疑，雅言又叫夏言，若如此现代的汉语应该属于苗瑶语族才对，而且二里头的母系特色是D5较多，这个特点既不北也不南。苗瑶和汉自前大溪文化始语言就开始分化。因为距离近所以一直有接触，到石家河时代的差距远没有现在那么大。当年还没有汉族这个民族共同体，汉族的形成要晚得多。苗汉类似很可能是因为后来汉族同化了不少中原华东或长江中游的三苗人群，而未必是两者有共同的起源。关键是这里说的是石家河和二里头的关系，而不是石家河和夏。毕竟并不存在二里头等于夏的前提另外苗瑶的形成应该是晚于石家河的。就是说二里头或者说当时的中原人，你们提供的文献里不是认为当时的河南大部分包括王湾三期都属于后石家河文化吗？若此为何没有对当时中原的语言和血统产生重大影响？D5还是偏北的，在蒙古语族的一些族群，还有雅库特，以及日韩都有一定比例的分布。在南方除了福建沿海的一小块地区略微高频一点之外，剩下的地区都不高。发表于
472# sahaliyan 就是说二里头或者说当时的中原人，你们提供的文献里不是认为当时的河南大部分包括王湾三期都属于后石家河文化吗？若此为何没有对当时中原的语言和血统产生重大影响？剪径者 发表于
有重大影响，所以汉语有很多南方成分。从K12b来看，北方汉人的东南亚成分没有低于20%的，包括四分之一蒙古族BUGZ也在20%以上，而外蒙古人的东南亚成分为0，哈萨克人的东南亚成分几乎为0.但这些民族的东亚成分却很多，多于西伯利亚成分
母系方面，背景是屈家岭、石家河不断北迁。根据经验迁入的男人会比女人多，可能存在男女不对称现象。待Y测出来，自见分晓。我所说的血统是指二里头的母系，若是如此文献所言，二里头的数据应该对比两湖人有明显的痕迹。存在几种可能：1、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是由北边迁入的原汉人融合当地大溪文化形成的；2、汉藏语源自汉水东岸，藏缅人祖先从这里迁徙出去；3、屈家岭、石家河说苗瑶语，而他们的北迁没有改变当地的语言。如果是1、2,
这样中原的汉语是由多个层次的汉藏人群复合形成的。二里头也有不少B4，M7，F啊，现代河北人父系，常染和河南人差别不大，但母系D4就多了不少，可见母系可能更有稳定性我说的D5不北不南是和二里头临近的地区对比，倒是有点东，因为D5的高发区在苏鲁豫交界处。那为什么汉语不属于苗瑶语族呢？
从古DNA来看，蒙古国的母系也很稳定，父系嘛，变化可以用天翻地覆形容了。河北的MT特点是D4特多，但是河北人父系和其他北方中原汉人是很接近的，常染也基本接近
关于苗瑶、汉藏的关系，贴过一篇文章提出，两者远古同源关系。那么同源的地点是在哪里，分离时间是？至于，汉与苗瑶的常染接近，是早期同源造成的？还是后期接触造成的？我的看法，苗瑶也是由苗与瑶混合而成的，至于苗的y，最早应该是以M7为主，后期逐渐混了许多其他类型如002611、F888、M95等。汉与藏谈不上发生学的同源（或者传统观念的线性树状同源），但是二者的确共享一种可称之为‘原羌’的成分，仅此而已。汉族其实就是一个大杂烩，融合了许多族源成分，其中毫无疑问East
Asian是主成分，而恰好华中一带的土家苗畲也是这种为主成分，因此这几个民族相互接近非常正常，不接近才不正常吧（至于西南地区的傣族也接近，这个倒是值得研究的）。现在Lipson改变观念，提出地区民系血统的矩阵关系观念，我看就符合历史的真相，与之前李葆嘉提出的‘东亚语言的语网观念’，其实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存在几种可能：1、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是由北边迁入的原汉人融合当地大溪文化形成的；2、汉藏语源自汉水东岸，藏缅人祖先从这里迁徙出去；3、屈家岭、石家河说苗瑶语，而他们的北迁没有改变当地的语言。...guwei0001 发表于
1、3都不好解释汉、苗瑶同源。还有可能苗瑶起源于北方，后来才南迁的。以前提到过，石家河晚期受到中原龙山文化侵入，所以虽然一段时间内和良渚在技术文化水平层次上超过中原地区，但对中原的影响，特别是血统上可能没有各位想的那么大，不知道各位对这段历史是否了解煤山的葬俗是跑不掉的，石家河的北上也是跑不掉的，至于北方汉人20%以上的东南亚成分当然也是跑不掉的，除非认为这些成分是中原固有的（即仰韶等文化本来就有那么多的东南亚成分），否则只能是南方的某种文化带来的，至于汉语的南方成分，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这和藏语等语言有较大的区别至于说中原人的南下，这当然是存在的，后来的湖北地区崛起的芈楚就是中原南下的，没有人会反对。芈楚本在中原北部，还和三千多年从阿尔泰南下的鬼方氏有过密切接触（商人也有，上甲微中兴所依靠的就是河伯之师，河伯者，鬼方氏大宗主也）。芈楚南下应该是气候干冷化的情况下受更北方族群的逼迫所致（殷商崛起的大背景也在于此，车马器的传播也在这一环上），当然祝融八姓受山西等地族群的影响，也用起了鬲，和二里头大不相同从陶器看陕北地区考古文化与陶寺文化的关系　　通过考察龙山时代陕北地区和晋西南地区之间陶寺文化的交流状况，笔者经过研究发现，陶寺文化早、中、晚3期之间的陶器组合存在很大区别。具体来说，中期以后突然大量出现的各种形态的鬲改变了早期的陶器组合。　　关于这些鬲的发源地有几种说法，可能性最大的是老虎山文化所在的岱海地区以及晋中北地区。笔者认为正是这些地区的文化因素影响到晋西南地区，才使临汾盆地出现形态各异的鬲，特别是临汾盆地以外不出土的肥足鬲。从形态来看，这种鬲应该是在陶寺文化内形成的。　　但是，在神木新华遗址的报告里可以看到和陶寺文化晚期的肥足鬲类似的鬲，以及陶寺文化特有的圈足罐，这些现象可能表示在这一时期临汾盆地对陕北地区存在着影响。而且，鬲这类炊器的传播一般表示地区之间人的移动，说明两个区域之间曾经有过比较直接的交流。　　陕北地区和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之间虽然有着密切的关系，陕北地区的主要陶器器类在陶寺文化中没有发现，瓮棺葬的葬制也与后者不同，说明两个地区之间的交流应该是有限的。不过，暂且不谈交流的局限性，上述陶寺文化晚期的陶器传播现象十分引人注目，这种现象是否和陶寺文化晚期的暴力现象有关，是今后需要讨论的重要课题。　　(久保田慎二 日本金泽大学）石破天惊 石峁古城——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组发言节选
来源：神木新闻网
发布时间： 08:37
　　“早期石城和文明化进程——中国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神木圆满闭幕，为期三天的研讨中，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阐述了石峁遗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石峁遗址的地理位置及其地缘影响，以及石峁遗址出土的玉器、陶器、青铜器等方面的最新研究，对于解释石峁遗址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拓展中国早期城市化道路的研究视野，推动石峁遗址保护开发具有重大意义。　　本报选登研讨会中部分专家学者的讨论内容，让广大读者对这一项“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石峁遗址年度出土动物遗存研究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山粱上。年，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发掘了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及城内部分遗迹，根据清理出年代特征明显的陶器和玉器，并结合地层关系和测年数据，专家初步认定石峁遗址形成时代为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按照出土单位对所有的动物骨骼进行了科学的收集以及分类、测量和鉴定。通过系统的分类和研究表明至少代表3纲7目15个属种的145个个体，包括扬子鳄、环颈雉、褐家鼠、中华鼢鼠、草兔、狗、马、家猪、野猪、狍、梅花鹿、山羊亚科、山羊、绵阳、黄牛。根据对出土动物骨骼的分析结果表明：当时石峁遗址周围的环境是一个以草原为主，草原上有各种羊、牛、马、兔等食草动物，不远处有小片树林、灌丛的环境，梅花鹿、狍子和野猪生活在其中。家养动物猪、牛、羊的肉量比例占到了整个实用动物群的95.67%,表明了石峁人除了大量饲养家畜外，捕猎野生动物也是当时人们的肉食来源之一。从石峁人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情况可见他们同时从事畜牧、农业生产和狩猎活动，其中以羊和牛这两种草原性动物的畜养为主占56.92%
,其次为代表农业生产和食物剩余的猪占38.75% ，狩猎仅占4.33% 。　　(胡松梅 杨苗苗 孙周勇 邵 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关于石峁出土一些青铜器的问题　　相对于长城地带以铜剑为中心的武器和装饰品较为发达的现象，中原则在二里头文化以后，武器等青铜彝器特别发达，这是由于使用青铜彝器的仪礼及礼制等祭仪是国家制度中心的缘故。而中原青铜器的起源，则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在陶寺遗址出土红铜铃，砷青铜齿轮形器和砷青铜容器口沿残片。这些青铜器很可能来自赛马-图尔宾诺文化(林梅村2015)。　　这次，在石峁遗址也出土了青铜齿轮形器，而陶寺文化青铜器应该跟陕北的石峁文化有关，赛马-图尔宾诺文化业从萨颜-阿尔泰山传播通过甘肃四坝文化到石峁。可是从陶器分析来说，相当二里头早期的花边鬲从陕北到蒙古中部到贝克尔盆地，蒙古也有赛马-图尔宾诺文化的传播路线的可能性。　　虽然赛马-图尔宾诺文化开始影响石峁和陶寺青铜器，可是青铜齿轮形器、铜铃和青铜容器是在当地开发出的青铜器。　　（官本一夫 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石峁遗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　　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内外城以石城垣为周界，气势恢宏，构筑精良，城内面积逾400万平方米，为国内同时期遗址所罕见。内、外城城墙总长度约10千米，宽度约在2.5米，目前地表所见残高约l米左右。城内密集分布着宫殿建筑、房址、墓葬、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早期遗迹。　　年，石峁考古队对遗址开展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复查，重点发掘了外城东城门址及城内后阳湾、呼家洼、韩家圪旦等地点以及城外樊家庄子“祭坛(？)”，揭露了规模宏大、建筑精良的外城东门址、成排成列分布的房址、高等级墓葬等遗迹，出土了一批具有断代意义的陶、玉、石、骨等遗物。2016年正在发掘“皇城台”门道，收获重大。上述发现为石峁的年代关系、文化性质、聚落布局等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学证据。此次演讲重点介绍了东门址、韩家圪旦、后阳湾及2016年皇城台考古新发现及初步认识，并对总结了近年来石峁遗址所在秃尾河流域龙山时代遗址考古调查战果。　　石峁城址是公元前两千年前后中国所见规模最大的城址，结构清晰、形制完备、保存良好，被誉为本世纪最为重要的史前考古发现之一，先后荣获“中国考古新发现”、“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及“世界重要田野考古发现”及“田野考古奖一等奖”等称号。　　石峁遗址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多元性的再反思，对于重新描绘公元前两千年前后的华夏沃土上“万邦林立”的社会图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公元前2300年前后，以石峁城址为核心的北方地区“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形成。石峁遗址的形成，终结了北方地区复杂纷争的割据局面，促成了公元前第三千纪后半叶华夏北缘最为重要的一支政治势力的孕育发展。　　（孙周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石峁遗址生态环境背景重建与分析　　为了重建石峁的环境背景，我们在石峁附近采集了一个全新世剖面，并且进行了粒度和磁化率的分析工作。结合前人已经做的方滩、哨滴沟、锦界和柳家湾等四个剖面的粒度和孢粉数据进行了集成分析。这些剖面均处于毛乌素沙漠地区，距离石峁不远，因此可以用来指代石峁的气候背景。分析结果表明：石峁存在时期，全新世气候最适宜期已经结束，并且正朝向夏季风减弱，平均粒径增加的趋势发展，毛乌素沙地也开始沙漠化。但是，就在气候总体变干冷的大趋势中，4.1—3.7kaBP粒度呈现了一个较小的谷值，表现为一个短暂的夏季风增强，气候回暖的过程。总之，此时树生孢粉浓度较高，总体生物量增多，平均沉积粒径较低，气候仍较为暖湿。但是，其暖湿程度要比全新世最适宜期差，是在总体变凉干趋势中的回暖。从3.8—3.7kaBP开始，气候突然恶化，而石峁遗址也在同期衰落。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相对优越的气候背景为人类活动提供了舞台；但是，大规模的人类活动也会对环境产生影响。锦界剖面的粒度、碳屑分析结果表明：在4.6±0.2ka以及3.3±0.2ka期间发生两次严重沙漠化事件，而此时期人类用火强度增强，人类活动加剧了土地退化以及沙漠化过程。　　（崔建新 陕西师范大学)石峁类玉器与海岱系玉器　　大约在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初期（公元前2300年前），燕辽地区红山文化与小河沿文化、江浙地区良渚文化、两湖地区石家河文化相继衰落，各地方文明发展进程发生了转折，以河南、山西、陕西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此时，东北和东南地区玉器工业已经走向衰落，在吸收和继承了北方、南方、东方地区玉文化的基础上，黄河中上游地区的玉器工业开始崛起，并迅速进入鼎盛时期。该地区的玉器主要以牙璋、戈、刀、圭、各类斧钺等兵器仪仗类以及壁（或环、瑗）、琮祭祀类为特色，形成了邓淑萍先生称之为的华西系玉器。华西系玉器为夏商王朝玉文化的直接来源。目前，华西系玉器包含了石峁类玉器、清凉寺类玉器、陶寺类玉器以及齐家文化类玉器。　　陕北神木石峁遗址是目前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时期到夏代初期规模最大、总面积超过425万平方米的城址。城内含有一套包含城墙、马面、角台在内的完整防御体系，还发现祭坛、祭祀遗迹以及大型夯土基址、池苑等重要遗存。历年来，遗址曾出土成千上百件高质量玉器，制作精细，器类主要有长条型、宽扁型刀，弧刀、平刃钺及牙璋、戈、圭、璇玑、璜、琮、人面形雕像等，尤其是数量较多的、质量上乘的墨玉质牙璋最有特点，成为华西系玉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岱地区发现的早期玉器虽多，但无论是从器物种类、形态，还是玉料来源与使用方式上，一直受燕辽地区、辽东半岛、江浙地区、江淮地区诸文化的影响。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后段开始至龙山文化中期，海岱地区在吸收了和继承了北方、南方玉文化的基础上，才创造出具有本地特色的玉文化，成为史前末期玉器工业的中心之一。　　海岱系玉器部分延续了北方地区和南方大区玉器的种类、样式，但又有一些重大变化，装饰品的种类和数量减少，新出现了代表本地特色的璇玑(原型像飞翔的鸟)、玉戚、刻有兽面纹(族徽符号)的玉圭、宽扁类大型玉刀、鸟形饰、带扉牙的环、玉簪、兽面纹冠形饰。象征军事特权的礼兵器如钺、刀、圭、镞，得到了突出和强调，玉器只集中出现在地域中心聚落遗址的高等级贵族墓葬内，其地位几乎取代了海岱地区传统陶制酒器、盛食器和炊器。　　目前，海岱地区的弧刃、斜弧刃以及平刃钺，宽扁型刀以及璇玑、带有带扉牙的环、钺(戚)等玉器，这些不仅出现在清凉寺和陶寺玉器类，也见于石峁类玉器，应是受到了海岱系玉器的影响。　　(燕生东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石峁牙璋初论　　近几年，陕西省石峁遗址发现规模宏大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备受学术界的注目。石峁城址周围发掘出土20多件玉器，其中就发现了两件玉牙璋，年代被推测为龙山晚期至夏代之间。石峁牙璋风格与二里头文化牙璋显示有一定直接的关系。早在1975年，戴应新在石峁采集一批的牙璋，多达35件之多。其中被分类为雕琢多齿状侧阑型的牙璋共有四件。这些牙璋在扉牙和刻划纹饰上，均与二里头VM3：4牙璋有一定的相似。在扉牙方面，如石峁SSY15牙璋，研究者指出，扉牙“像水牛额部以上正视图，其向两边外撇的齿牙好像水牛的一对大盘角，中间二小齿犹如直竖的一对牛耳。该雕饰前方并有三个等距的直立小齿，构成一组完整的扉牙雕饰，SSY15牙璋通长30.6、首宽9.3、厚0.4厘米”。这种石峁牙璋被形容为水牛角的扉牙，确是和二里头VM3：4的牙璋有一定的相似。林巳奈夫曾把这些扉牙都称作“业字形鉏牙”。　　石峁出土牙璋中SSY16、17、18都有这种“业字形鉏牙”。当然石峁与二里头之间相似扉牙，形态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石峁方面牙璋扉牙整体形状弯曲，两端角尖翘曲向上。而二里头长方形张嘴兽头，只是头上有垂直排列的小齿。从扉牙特征考虑，石峁这种被称业字形鉏牙，肯定是二里头VM3：4牙璋扉牙的前身。在巴黎吉美博物馆、美国明尼苏达博物馆收藏有与二里头VM3：4牙璋扉牙十分相似的玉器，其风格又具备西北地区出土玉器的特征。我们估计，二里头VM3：4牙璋扉牙的特征，有可能是起源于西北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的初期。然而，迄今石峁牙璋绝大部分都是长30公分左右，这和VM3：4牙璋50多公分长的硕大体型，有着明显的差距。总之我们认为二里头VM3：4牙璋有些因素是来源于石峁龙山牙璋，但似乎两者间仍然有着空白。石峁牙璋同样也不是二里头牙璋直接的渊源。　　(邓聪 邓学思 香港中文大学 美国刘易斯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从陶器看陕北地区考古文化与陶寺文化的关系　　通过考察龙山时代陕北地区和晋西南地区之间陶寺文化的交流状况，笔者经过研究发现，陶寺文化早、中、晚3期之间的陶器组合存在很大区别。具体来说，中期以后突然大量出现的各种形态的鬲改变了早期的陶器组合。　　关于这些鬲的发源地有几种说法，可能性最大的是老虎山文化所在的岱海地区以及晋中北地区。笔者认为正是这些地区的文化因素影响到晋西南地区，才使临汾盆地出现形态各异的鬲，特别是临汾盆地以外不出土的肥足鬲。从形态来看，这种鬲应该是在陶寺文化内形成的。　　但是，在神木新华遗址的报告里可以看到和陶寺文化晚期的肥足鬲类似的鬲，以及陶寺文化特有的圈足罐，这些现象可能表示在这一时期临汾盆地对陕北地区存在着影响。而且，鬲这类炊器的传播一般表示地区之间人的移动，说明两个区域之间曾经有过比较直接的交流。　　陕北地区和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之间虽然有着密切的关系，陕北地区的主要陶器器类在陶寺文化中没有发现，瓮棺葬的葬制也与后者不同，说明两个地区之间的交流应该是有限的。不过，暂且不谈交流的局限性，上述陶寺文化晚期的陶器传播现象十分引人注目，这种现象是否和陶寺文化晚期的暴力现象有关，是今后需要讨论的重要课题。　　(久保田慎二 日本金泽大学）
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似乎和大溪系统的文化有很大的区别，边畈文化的陶器以鼎为大宗，特别是墓葬的陶器，而边畈文化同期的汤家岗，以及更早的城背溪的主流是釜，就是圜底器。
本站记者：对于陶寺遗址今后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王巍：另外，对陶寺遗址同石峁遗址的关系，陶寺的衰落是否同石峁人的到达有关等等问题进行探讨。从年代来看，这两个遗址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石峁的兴盛正是陶寺的衰败期。陶寺的衰落是否和石峁的军事征服有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还有很多工作有待开展。
以前的观点认为陶寺晚期社会动荡，主要原因是城内部阶级矛盾，早期和中期不同血缘家族掌权的矛盾埋下了祸根，早期的后人将中期统治推翻。现在，随着陶寺考古资料的进一步丰富和石峁考古的突飞猛进，大家认识到陶寺晚期社会动荡可能内因不是主要的，外来入侵可能性更大。
从考古学文化面貌来说，以石峁遗址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与陶寺遗址中晚期文化遗存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体现在直口肥足鬲、单把方格纹鬲、圈足瓮、粗柄豆、铜齿轮形器等器物上。除此之外，二者均见几何纹壁画、大型墓葬都有侧置壁龛盛放随葬品等现象。这些不见于其他同期遗址的典型器物或现象都暗示着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陶寺遗址早期与中晚期文化面貌迥异，以中晚期为代表的陶寺遗存的分布范围不出临汾盆地。陶寺都邑的兴衰是否和石峁人群的南下存在联系，值得我们深思。
以肥足鬲为代表的外来入侵势力的征服使陶寺国破家亡，虽有短时的复辟，最终其国家政权连同文明还是被彻底摧毁
同学：您刚才讲了陶寺遗址晚期遭遇了政治性报复，那这个政治性报复是谁实施的呢？专家：2012年随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横空出世以及在黄土高原黄河两岸同类石城的陆续发现，给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线索。
它们兴盛的时代在陶寺晚期，最南的遗址已与陶寺遗址接壤，而这些遗址出土的肥足鬲、、遗存与陶寺出土的同类遗存相近，诸多现象使我越来越倾向于陶寺最终应该是被来自石峁的族群所灭中原最早的征服者，神木石峁，陶寺的征服和毁灭者，如果按照石家河被中原毁灭，因此血统影响不大的逻辑，那么陶寺也被石峁毁灭了，陶寺的血统影响会大吗？而石峁的军事性质比什么王湾三期明显多了。何况商周都用陶鬲，连南迁的楚人都用楚式鬲，是不是北方文化的影响更大一些？先是南方人北上，后是北方人南下，当然中原的主体性还在
如上面引用所显示的，随着这几年石峁考古的突飞猛进，包括何驽先生在内的学者已经认同了石峁人的入侵是陶寺毁灭的原因张国硕先生 陶寺文化性质与族属探索，则认为陶寺毁灭与夏人有关，亦可备一说，然而在我看来并不具有说服力。惟其提到陶寺晚期鬲的盛行代表族群变迁确有道理，而以上诸家都认为陶寺毁灭是因为石峁，我也没有不同意见。陶寺晚期的鬲应该是和石峁有关
陶寺文化因1978年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一支分布于晋南地区的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30多年来，有关陶寺文化的重大发现接连不断，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对其文化性质和族属问题产生了诸多认识和争议。如在陶寺遗址发掘之初，有学者认为它是夏文化。随后，李民先生发表不同看法，指出陶寺遗存与尧舜时代文化有关。1990年以后，刘绪等先生以及笔者都明确否定陶寺文化为夏文化之说。
近年来，“陶寺文化非夏文化”的观点已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甚至部分原持“陶寺文化为夏文化说”的学者也转而认为其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目前，有关陶寺文化族属的争论重点集中在唐尧和虞舜上，主要有“唐尧说”、“有虞氏说”和“尧舜说”等三种主流观点。
笔者认为，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属的对应关系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在陶寺文化性质和族属研究上，简单化、单一化的思路是不可取的，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或以偏概全，不能笼统地说陶寺文化就是某某时代、某某族群的文化遗存，更不能简单地说陶寺遗址就是某一族群或早期国家的政治中心。
纵览有关材料不难发现，陶寺文化事实上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延续时间比较长，至少达数百年之久，不是某一族群某一首领的生存年代所能涵盖的；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文化总体上看有着连续发展的序列，但早期与中期之间、中期与晚期之间皆发生了大的变异，甚至有明显的暴力倾向显现出来，不应是某单一族群文化的自然、和平之演变；而文献材料表明晋南地区在尧舜禹时代族群关系错综复杂，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周族以及其他族群分布其间，因此这个地区的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也应是复杂多变的，其文化因素的构成应是多元的，且不同时期的民族成分、民族地位当也有一定的发展、变化。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考古和文献资料整合的角度，对陶寺文化不同阶段的性质与族属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在已发现的陶寺文化遗址中，属于早期的遗址相对较少，主要有3处：即襄汾陶寺、丁村曲舌头和临汾下靳遗址A类遗存。
早期陶器的制法以手制为主，轮制少见。陶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为主，有少量的夹砂褐陶、泥质褐陶，有一定数量的黑皮陶。器表除素面和磨光外，主要是绳纹，也有少量篮纹、附加堆纹、方格纹、弦纹和划纹等，有一定数量的彩绘陶器。器形多平底器，主要有釜灶、斝、扁壶、大口罐、小口折肩罐、折腹盆、深腹盆、浅盘豆、单把杯、高领尊、碗、钵等，有深腹罐、盆形鼎、斜腹盆、甑、缸等。斝式样较多，有深腹圜底盆形斝、单耳罐形斝、折腹斝等。
大型城址的发现是陶寺文化的一大特色。在陶寺文化早期，陶寺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建造了早期小城，属于“都邑文化”性质［12］。陶寺早期小城规模巨大，南北长约1000、东西宽约560米，城垣周长约3600米，面积达56万平方米，为同期黄河流域最大的城址之一。该城布局严整，功能完备，显然是经过统一规划设计的。城内中南部有相对独立、封闭的宫殿区，面积大约5万平方米。小城外东南部，有排列有序、等级分明的墓地，已清理出大、中、小各类墓葬1000多座，包括随葬鼍鼓、特磬等高规格礼器的“王”级大墓。这些说明陶寺文化早期已进入了雏形国家的阶段，而陶寺早期小城应为这个时期的都城或政治中心。
?对于陶寺文化早期的文化性质，有学者认为它应属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范畴，为其晚期阶段；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整个陶寺文化(类型)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同属于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前者是后者文化发展序列的“顶峰”或“文化水准较高的阶段”，这些观点很值得商榷。
从文化面貌上看，陶寺文化早期中确实含有斝、釜灶、夹砂罐、鼎、折肩平底瓶等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在陶寺文化之前，晋南地区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布区。通常情况下，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应是其前身。但这些研究者似乎只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共性，而淡化甚至回避了其诸多差异性。
据长期从事晋南考古工作的高天麟先生统计，陶寺遗址发掘简报中，共发表早期陶器35件，其中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未曾见过的器形就多达14种26件，包括矮领深腹瓮、大口折沿罐、筒腹侈沿罐、扁壶、折腹盆、敞口盆、扁足器、泥质单耳罐、单把罐形斝、折腹斝、深腹斝、矮把豆、彩绘壶、彩绘龙盘等；而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近的器形只有4种8～9件，主要是夹砂单耳罐、釜灶、小口折肩罐等。这一统计结果显示，陶寺文化早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应该是“小同而大异”。
对此，何驽先生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统计分析，认为陶寺早期所包含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典型因素约占17?98％，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变体因素约占7?87％，陶寺早期独特的个性因素约占24?72％，其余的摒弃因素约占49?43％。并把变体因素平分，认为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典型类型相比，相似性仅占21?91％，相异性则多达78?09％。
陶寺文化早期与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相信人们是很难把它们归入当地同一支考古学文化之中的，而“陶寺文化”的命名被学界最终认可也正是基于如此考虑。
因此，陶寺文化早期可以定性为：非当地固有文化的自然延续发展，以新文化因素为主体、并融合了当地庙底沟二期文化部分文化因素的外来文化。
?陶寺文化在晋南的形成以及陶寺早期小城的出现当与某一政治实体的迁移、入居有关。陶寺文化早期的分布范围相对较小，主要局限在陶寺一带，而陶寺遗址本身又是整个陶寺文化中最早的遗存，只是到了陶寺文化早期偏晚或早、中期之际以后，陶寺文化才开始向陶寺城址周围的临汾盆地辐射，并逐渐出现了城乡分化。此现象符合外来文化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另外，陶寺城址的形成并不是陶寺遗址自身长期发展的积累，这也符合外来文化的特点。
陶寺遗址目前发现最早的遗存被称作“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发掘者认为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早段。关于这类遗存，有人甚至认为年代更早，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即西王村类型或西王村文化。
虽然认识上有一些分歧，但对其年代的判断基本上还是接近的，即介于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之间，或者说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偏早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年代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偏晚价段、且与陶寺文化早期又有明显承袭关系的文化遗存在陶寺遗址并不存在。
这就是说，在文化因素和年代上，陶寺遗址所谓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与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缺环。
由此可知，当陶寺文化的族群进入陶寺一带时，这里已长时期无人居住生活，陶寺文化的形成与陶寺早期小城的建造是外来文化迁入的结果。至于陶寺文化早期的来源情况，目前还不十分明了，尚未发现哪一支考古学文化与其直接紧密相关。
从现有材料可以看出，部分文化因素可能受到了来自东方河北、山东等地甚至南方长江中下游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影响，对此，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但这还有待考古材料的进一步印证。
?从目前考古与文献材料综合来看，陶寺文化早期属于陶唐氏族群文化、陶寺早期小城为陶唐氏尧都和“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政治中心的可能性最大。
此有三方面的证据。?一是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和陶唐氏尧的生活年代接近。关于陶唐氏尧生活的年代，学界一般认为是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二三百年左右，如翦伯赞等先生曾推定唐尧的年代为公元前2297年；李民先生依据《孟?子·尽心下》、《史记·三代世表》等古史文献，推定尧舜时期应为公元前2300—前2100年之间。
关于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高天麟等先生曾认为其上限约当公元前2500—前2400年，下限为公元前1900年；1991年发表的陶寺文化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多集中在公元前2400—前1900年之间。这些数据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都涵盖了一般认定的尧舜时代的年代区间。
近年主持陶寺考古工作的何驽先生依据第一手材料，结合相关文化遗存研究成果，综合分析碳十四测年数据，提出了说服力较强的看法，
认为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300—前2100年，
中期年代为公元前年，
晚期年代为公元前2000—前1900年。
若此判断无误，那么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与陶唐氏尧所处的年代是大致对应的，皆为大约公元前2300年—前2100年。
?二是文献所载陶唐氏尧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与陶寺文化早期的社会性质相一致。
所谓“尧舜时代”，应是指史前时期以尧为代表的陶唐氏、以舜为代表的有虞氏等族群生活的年代。
学界往往把龙山文化的年代与尧舜时代相联系。尧舜时代处于我国原始社会末期与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或称作“雏形国家”阶段。文献记载中的尧舜时代社会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属定居的农业经济，已组织兴建大型工程；私有制产生，刑罚出现，社会等级形成，统一的决策机构开始建立，最高权威出现，战争接连不断，但尚未出现家天下的奴隶制国家政体。这个时期推行墓穴浅而无坟堆的葬俗；使用陶器、彩绘器、木器和漆器；音乐发达，以龙为图腾之一［。而陶寺文化早期的先民过着长期定居的农业生活，掌握了建造宫殿、城垣等较高的技术；早期墓葬大、中、小类型的差别，说明等级制度已经存在；流行竖穴土坑葬、掘穴浅、有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说明当时埋葬无封土标志；生产的多样化和专业化，使社会产品空前丰富，生产出大量陶制生活用品，能够制造精美的彩绘陶器、木器和漆器，大墓中出土有彩绘木鼓(鼍鼓)、石磬(特磬)和陶异形器(陶鼓)等乐器，出土有彩绘蟠龙纹陶盘等，这些与文献记载尧舜时代的特征十分接近。
此外，从《尚书·尧典》等文献材料可知，尧舜时代包括禹时期，在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邻的豫西、陕东、晋南地区，先后形成了以尧、舜、禹为首的区域联盟，其成员包括鲧与禹、契、皋陶、伯夷、夔、龙、垂、益、彭祖、弃(后稷)、朱虎、熊罴、四岳等。
从陶寺文化与其他同期相邻文化的关系来看，龙山文化时期，在今豫陕晋相邻地区广大的范围之内，尽管有诸多山脉、河流等自然屏障阻隔，但三地之间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文化面貌有诸多相似之处。如三地龙山文化皆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都存在轮制、手制和模制等陶器制法，袋足器发达；纹饰都有绳纹、篮纹、方格纹、附加堆纹等；都有鬲、斝、鼎、盆、豆、罐等器类，有些器形十分接近。显然这一地区存在一种较为密切的联盟关系，这与文献记载尧舜时代存在的区域联盟也是完全吻合的。
?三是陶寺遗址所处的晋南临汾一带是陶唐氏尧的重要活动地区和尧都平阳所在。《左传·哀公六年》引《夏书》云：“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杜预注：“唐虞及夏同都冀州。”《史记·夏本纪》集解引郑玄曰：“两河间曰冀州。”《尔雅·释地》郭璞注冀州：“自东河至西河。”《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西河即龙门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西河之东的今山西省境西部，古代也称为“河东”。《史记·货殖列传》说：“昔唐人都河东。”《汉书·地理志》曰：“河东土地平易……本唐尧所居。”从上可知，冀州之范围应主要在今山西境内，是唐尧生活的地方。文献还记载唐尧统治的中心在汾河流域。如《庄子·逍遥游》：“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后帝”(尧)时，“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唐人是因”是说唐尧之族群因袭实沈居于“大夏”。大夏之地望，《史记·郑世家》集解引服虔云：“在汾、浍之间。”此外，一些文献又记载尧的活动中心在“平阳”。《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平阳条下引应劭曰：“尧都也，在平河之阳。”《水经注·汾水》曰：“(汾水)又南径平阳县故城……应劭曰：县在平河之阳，尧舜并都之也。”《史记·外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曰：“平阳故城即晋州城西面，今平阳故城东面也。《城记》云尧筑也。”《史记·晋世家》记叔虞居唐“在河、汾之东”，《正义》说：“封于河、汾二水之东，正合在晋州平阳县。”平阳，春秋时为晋羊舌氏封地，战国时为韩邑，秦汉置平阳县，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与襄汾县相邻，陶寺遗址在其范围之内。二至陶寺文化中期，陶寺文化分布范围有所扩大，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陶寺遗址新建大城和中期小城，并设立新的高规格墓地，具有中心聚落的性质。除陶寺遗址外，属于陶寺文化中期的重要遗址还有襄汾丁村和丁村曲舌头、曲沃东许、翼城南石—曲沃方城等。
中期陶器的制法以手制为主，模制和轮制陶器开始占有一定的比例。陶质仍以夹砂灰陶为主，泥质灰陶次之，灰陶比例增加，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泥质黑皮陶的比例有所下降。纹饰仍以绳纹为主，篮纹、方格纹有所增加，另有附加堆纹、弦纹和划纹等。
器形中，釜灶、夹砂直壁缸趋于衰落，鼎基本不见，鬲开始出现，斝仍有较多的数量，新出现贯耳盆形斝。陶寺早期小城毁弃于早期偏晚阶段。
新修建的中期大城南北长2150、东西宽165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以上，为同期黄河流域规模最大的城址。不仅如此，城址布局更加井然有序，功能更加完备。如宫殿区位置更加突出，且与普通居住区相对隔离。中期小城位于大城南部，面积约10万平方米，城内除发现大片墓地外，还发现具有“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
中期小城内东北部发现中期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大、中、小型墓葬分布密集。已清理22座墓葬，属于中期的有21座，属于晚期的只有1座。其中中期大墓ⅡM22为圆角长方形，填土中有被腰斩的青年男子骨架，出土遗物较为丰富，有玉器、彩绘陶器、漆木器、骨镞、猪骨等。
?相对于早期来说，陶寺文化中期文化因素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异，且明显受到南、北两个方向文化的影响。变化最为明显的是大墓。
如陶寺遗址早期、中期有着不同的茔域，其中早期墓地位于早期小城外东南部，而中期贵族墓葬是被围在中期小城内。
又如陶寺遗址早期大墓随葬品以实用陶器群和木、陶、石质礼器为主，有鼍鼓、特磬、土鼓等；而中期偏晚阶段的大墓随葬品，如ⅡM22则改而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绘陶器，其丧葬习俗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陶器方面，陶寺文化中期也有明显的变化，如新出现了绳纹罐、圈足盘、双耳折腹盆、素面斜腹盆、单耳杯、单耳小罐、圈足盆、浅腹豆、高领圆腹小罐、带环状捉手的陶垫等器物，这些文化因素，尤其是单耳和双耳的作风与来自于南面晋、豫、陕三省交界地区的属于河南(中原)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之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说明三里桥类型在陶寺文化中期的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有学者曾经分析陶寺遗址的文化因素，认为在陶寺文化中期(陶寺三期)，属于当地文化传统的因素“呈衰落趋势”，而来自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则方兴未艾，占据主流地位”。
另外，陶寺文化中期新出现了陶鬲，这种在陶寺文化晚期和商周时期最主要的炊器的出现也显示出一些重要的变化。
鬲的来源，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但从现有的考古材料看，晋中、晋北至内蒙古中南部一带是重点考察区，因在山西石楼岔沟出土了目前发现年代较早的鬲，其时代当在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晚段，有学者认为双鋬斝式鬲最早产生于晋中地区。若此判断不误，则陶寺文化中期又受到来自北方晋中地区文化的直接影响。
由此可知，陶寺文化中期的形成并不是陶寺文化早期自然发展的结果，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外来文化的介入是显而易见的，显示出这时的陶寺文化性质和族属应较为复杂一些，不能仅仅仍以“陶唐氏文化遗存”一言而概之，而应该从多方面加以考虑。
?有证据表明，晋西南以及相邻地区尧舜时代居住的族群是以舜为代表的有虞氏。
关于舜族群的居地，虽然学界有较大的争议，但其曾分布于今晋南地区、后向其他地区迁移的可能性最大。
李民先生根据有关文献记载，明确指出有虞氏舜族群活动的中心地区即在今晋西南的永济一带，舜都蒲坂也在永济。
舜与尧曾是同时代人，并继尧之后担任“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首长，其族群分布区域应与陶唐氏相距不远。
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上承庙底沟二期文化，下接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分布范围位于晋西南与豫西西部，北与陶寺文化地域相邻，又与文献记载有虞氏舜的活动区域十分接近，因此有学者曾考证认为三里桥类型即为有虞氏遗存，这是很有道理的。
?陶寺文化中期发生大的变异的主要原因应与有虞氏舜的强势进入有直接关系。文献有舜夺取尧之“帝位”于平阳的记载。
如《孟子·万章上》孟子曰：“(舜)居尧之宫，逼尧之子，是篡也，非天与也。”《韩非子·说疑》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古本《竹书纪年》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又说：“舜囚尧，复堰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水经注·汾水》引应劭曰：“县在平河之阳，尧、舜并都之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二：“晋州，《禹贡》冀州之域，即尧、舜、禹所都平阳也。”
《尚书·尧典》等文献又有尧“禅让”于舜的记载，但相当多的学者对此并不认同，认为所谓的“禅让”并不真实存在，唐尧与其继任者之间的政权更替是通过暴力手段完成的。因此，有虞氏舜以武力手段进入陶唐氏尧的腹地——平阳并取代尧之“帝位”应是历史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尚书·尧典》记载舜继尧之位后曾经“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这里的“在”字，《尔雅·释诂》云“察也”，观察之意。“璇玑玉衡”涵义有二说：一谓星名，即北斗七星，玉衡是杓，璇玑是魁；一说谓浑天仪一类的天文仪器。无论哪一说，显然与观察天象有关。“齐”，为排比整理。“七政”，指日、月、金、木、水、火、土，泛指星辰。“望”，即望祭，为祭祀山川之礼。“类”、“禋”等也为祭名。意思是说舜观察天象，测定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并举行祭天仪式，遍祭天地四方、名山大川和各种神祇。而陶寺一带东有塔儿山、西有汾水等山川，遗址内发现有年代属于陶寺文化中期且具有“观象授时与祭祀功能”的大型建筑，这些现象与文献记载是完全吻合的。
从考古学上来看，若认同三里桥类型为有虞氏遗存，那么陶寺文化中期出现的诸多三里桥类型文化因素，正说明有虞氏族群曾北上影响临汾盆地文化的发展，并直接导致陶寺文化中期发生大的变异。
从年代上来说，陶寺文化中期的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于陶寺早期的年代，这与有虞氏舜继陶唐氏尧成为“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首长的记载也是一致的。结合上述陶寺中期新建大城和小城、陶寺早期小城被毁弃，陶寺文化中期与早期之间有着不同的茔域，陶寺文化中期与陶寺文化早期丧葬习俗迥异等现象，以及舜曾都“平阳”、平阳在临汾一带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虞氏舜最终取得了对陶寺地带原“尧都”的控制权。由此可知，陶寺文化中期的性质已非单纯的陶唐氏文化遗存，其族属除了陶唐氏以外，至少还应包括有虞氏舜之族群。
?陶寺文化中期出现的陶鬲等文化因素与晋中、晋北地区使用鬲的族群文化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在尧舜时代和夏代，今山西境内居住着多支以陶鬲为炊器的族群，其中之一便是周族。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在定居陕西周原之前，周族最初曾生活在今山西境内。邹衡先生认为先周文化中的联裆鬲来自于晋中地区，周族中一些著名的氏族最早都居住于今山西境内。从《史记·五帝本纪》可以看出，周族始祖弃(后稷)是“豫陕晋相邻地区联盟”的重要成员，与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等族群联系密切，其居地与这些族群当不会相距太远。
《史记·周本纪》称尧“封弃于邰”。据《左传·昭公元年》郑子产云：“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这里的“台骀”即有邰氏，亦即周族先人。“宣汾、洮”和“封诸汾川”，说明邰地当在汾河流域。准此，则先周族群在尧舜时代应活动于今山西境内某地。关于有虞氏与周族的关系，古本《竹书纪年》曾记载“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说明二者之间曾发生过矛盾，有学者甚至认为陶寺文化中期出现的陶鬲等文化因素当与这一事件有关，这有待今后进一步加以考证。 李新伟：石峁遗址的新发现引起学界轰动，显示出北方势力很强盛，可能曾和中原发生很多利益的冲突，对中原造成压力，是促成早期国家在中原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吗？　　赵辉先生：石峁城址的发现令我们感到需要重新审视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和北方地区的关系、态势。首先在文化面貌上看，这个时期是北面的文化向南影响更大，而不是以前估计的那样南面影响了北面。在靠近渭河谷底的一些客省庄二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很多蛋形瓮、单把鬲之类的北方地区的陶器，还有窑洞。陶寺遗址中期以来也突然出现了大量肥足鬲之类的北方器形。原来认为红色彩绘的黑陶瓶罐等陶寺典型因素，其实在石峁发现众多，反不如认为是后者对前者的传播、影响。陶寺大墓中挖构壁龛，是很奇特的现象，现在也可在石峁找到同类，说不定也是源头。原来已知陕北地区有很多山城，又发现了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石峁大城，规模一点也不亚于陶寺城址，宏伟的石砌城门和两重城墙、城中心以石墙层层包裹着的高耸的皇城台、精美玉器、大批量杀殉祭祀现象等等，都意味着在社会发达程度上，北方也不亚于中原，反而暗示着北方社会对中原的压力更大一些。还有迹象表明，陕北石峁文化和齐家文化关系十分密切，那么，见于陶寺的铜器技术，或许是经由石峁东传而来的。把这些现象综合考虑，就令人不由得推测中原社会的变迁，北方是个重要的参与者。当然，这还只是个大趋势，内中细节，还有待大量考古工作来解答。　　对长城地带这个“北方”，环境考古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早，使得我们已经知道了仰韶文化晚期以来中原关中地区文化向北扩张和龙山时代晚期北方文化掉头南下，和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北方地区环境好的时候，或许接近中原地区，两地文化上曾经是“一家人”，经济上都是比较粗放的旱作农业，至少也是以旱作农业为主。因此，它们的社会形态比较接近也是有原因的。与这个陕北加上晋北燕北和中原的这个大北方相比，长江流域就不同了，是精耕细作的稻作农业，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分层更加清楚，分了好多等级，更加复杂。第三，河套地区曾经对关中、晋南地区的文化带来过强烈影响，而不是相反，则是学术界最近得出的另一项比较一致的认识。在很长时间里，有关中原、关中地区和河套地区的文化关系上，学界一般将后者视作被动的方面，在有关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宏观思考中，来自北方的作用也始终受到相对忽视。但石峁古城所显示的龙山时代北方社会的发展程度和大量文化因素的比较分析，已然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识，极大丰富了中国文明形成过程的细节。所以，石峁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重点之一，其所蕴含的重大学术意义也促成了国家文物局“十三五”期间重大课题之一的“河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立项。其实，这项研究还涉及到一个更长久的历史过程，即直到秦帝国建立之前，华夏集团和羌、狄、戎、胡等北方民族的反复折冲就是在这一舞台上展开的。龙山时代，可谓是这个长达两千年历史过程的开端。苗族在上古时期就盘踞在中原或华北一带，后来受到华夏和其他民族的挤压才逐渐南迁。苗族的传说中也确实有祖先北来过三江的说法。我也认为华夏文明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北方的影响不少。然而这里有些人总是片面地强调南人北上，而忽略了北方的影响。汉族这个民族共同体是很晚近才形成的，受到了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的影响，有东南亚成分不奇怪。可以通过常染来分析东亚早期历史南北的消长。蒙古和通古斯这些地区的人东亚成分也较高，但几乎没有东南亚成分。可以认为新石器早期的北方人是基本没有东南亚成分的。南方成分可能是随着新石器中晚期长江流域文明的扩张被带到北方的，亦不排除更晚近的影响（比如秦征服巴蜀对巴蜀地区原住民的同化，秦汉对百越的同化将百越原住民北迁，还有据说南北朝的僚人最北曾经迁徙到山西一带）。但青铜时期之后北方文明逐渐变得强势起来，历史时期基本是北人南迁居多。因此，我认为不要片面地强调南人北上，汉族这样庞大的民族共同体很难用单一成分来概括。汉族是南北成分皆有的民族融合体。油子岭类型后来发展成屈家岭文化。边畈文化大概始于7000年前，主要用鼎，这个时间挺早的。目前还不清楚是外来的还是原生的。不论是夏族还是汉朝人都跟现代汉族不是一回事，当时根本就没有汉族的概念，而且现代汉族也融合同化了很多其他成分，特别是南方的很多地区到宋明时期才逐渐汉化。你怎么知道不占多数？我觉得南方部分地区融入的成分可能挺多的，北方一些地区亦然。而且夏代和汉代根本就没有汉族的概念，统一汉民族概念的形成是清末民初受西方民族主义影响才产生的。1. 南方以前那么多越人，僚人，蛮人，濮人，后来都到哪去了呢？难道都凭空消失了？2.
把内地所有省份的人统称汉人，这确实是在清末才有的，之前的文献没有这么叫的。且不说上千年前的夏代或汉代，就说七八百年前的元代，汉人指的只是北方黄河流域原金国统治区的人民。僚人是现在部分壮侗语族群祖先，蛮人是部分苗瑶语族群祖先，濮人是部分南亚语族群祖先，这些应该都是比较正确的，越有百种，应该包括上面一些支系，比如僚人大概就与骆越有关当然南方汉族肯定有不少少数民族汉化的，但如果认为全都是或者大部分是少数民族汉化恐怕也未必是事实，从版友统计的F316分布来看，南方，包括四川，F316不比北方少多少，尽管F316扩张时，这些地方恐怕都未必是汉族人口占多数的地盘M117+F316+姓氏分布以及F316中间值全同数据统计 日更新：发表于
关键是黄金家族对蓝突厥，柔然，匈奴的历史不熟悉，正如周人未必了解商之前的历史一样，很合理啊sahaliyan 发表于
蒙古时期，草原上是否有自称这些民族后裔的族群？很难想象春秋时人承认陈杞起源背景下他们自己否认这一点，所以商之前的族群比如虞舜他们的后代可能仍然存在，承认这一点的其他族群后代也同样存在，所以周人就有可能了解这段历史，甚至不是通过其他族群而是自身就认识到的。所以草原上的情况是，随着旧的民族消失，当然未必是肉体消失而是民族自我认同消失，这些旧的民族历史记忆也随之消失，但在中原恐怕未必是这样一回事
我这里说的是K12b的东南亚成分，与你说的不是一回事。东亚成分和东南亚成分的接近是显而易见的，该两种成分与K12b的西伯利亚成分反倒有点距离从E11来看，北方各族的特点是傣族成分很少，比如本坛的两位哈萨克网友，傣族成分都是0，而各地汉族都有一些傣族成分。而这些北方各族有彝族，东部中国，日本等显然和东亚有关的成分（鄂伦春也是有相当部分是东亚成分），与K12b的结果比较吻合。因此我认为早期旱作农民持续北上是存在的，包括仰韶农民和磁山农民以及山东新石器文化的农民，以及后来的各种文化，但是这些人的特点是没有东南亚成分，东南亚成分是后来的，外蒙古的O虽然仅次于C，但却几乎没有东南亚成分，奥秘就在这里发表于
从商周王朝的起源以及鬲器的传播看，贝塔2，CTS335，F152，L1360，F4249等等F46支系都是长城沿线（包括晋中以及河北部分地区）分化的，因为那个年代只有这里才可能有簇状分化，而中原的土著族群（我认为以M117和部分F11支系为主），当时则看不到簇状爆发的迹象
首先，sahaliyan在本帖提到两个观点，第一，苗瑶语是南亚语与其他语言影响下形成的。第二，这个形成的地点是在长江中游。这两个观点个人都同意的，以前看到论坛上也有一些认为苗瑶实际上就是在汉藏和南亚影响下的中间产物，这应该能取得不少人的共识，所以从荆楚往上石家河屈家岭到大溪甚至更早可能就是从最早南亚语逐渐受汉藏语影响逐渐形成苗瑶语并且最终发展成为汉语楚方言的过程，分歧主要在于，在这个过程中苗瑶语形成的时间，个人以为应该不会很晚，因为南亚语族群的南下时间应该是比较早的，早于南岛语族群南下的时间，这个时间点他们选择南下可能是因为北方已经发生引起他们震动的事件，此外也很难想象当时南亚语能从长江一直延伸到马来半岛，当然这不是核心问题还有一个观点认为，汉语与南方语言相似的地方来自于南亚语系，关于这一点有些不同意见，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大家不觉得南亚语或者苗瑶语相比壮侗语与汉语更接近呢。很多人都察觉汉语有一些接近南方语言的成分，但究竟与哪种语言更接近，其实早期人们的观点既不是南亚语也不是苗瑶语而是壮侗语，几乎全盘搬用了汉语数词，苗瑶就不那么相似，南亚语则完全不像，其他部分词汇也有类似情况。我们知道国外语言学者一般不主张把苗瑶和壮侗划入汉藏语系中，但有个例外就是Shafer把壮侗语划入汉藏语系内，而且与汉语划在一起，而把藏缅划为汉藏语的另一支，显然他当时是认为汉语与壮侗语是非常接近的。后来随着壮侗语与南岛语的联系被发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可能与汉藏和南亚共同影响形成了苗瑶类似，壮侗可能也是汉藏与南岛影响下形成的中间产物。所以不排除大家所见的汉藏语南方成分的来源有可能是壮侗或南岛语当然，也可能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汉语南方成分是由苗瑶语而来的，但是汉语后来强烈影响了壮侗语，使它与自己看上去显得非常相似，这就好比汉语后来可能强烈影响了藏语使得藏语看上去与汉语更相似从而使得Van
Driem把汉语与藏语划在一起而把缅彝语支排除一样。究竟哪种原因个人并不清楚，只是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想法总之，个人观点偏传统，古代广义上的中原分三大块，黄河中上游是华夏汉藏，长江中游是苗蛮南亚，黄河下游东夷可能既有阿尔泰也有南岛，但再往南到长江下游无疑是南岛，此后南亚语区域在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苗瑶语，南岛语区域逐渐形成了壮侗，当然华夏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脱离原始汉藏而向后来汉语发展，所以这个过程中各方都有影响，但如果为了迁就汉语中的南方成分而夸大石家河的影响，比如认为常染能占到2/3个人是不相信的。汉语毕竟是一种汉藏语而且如果认为石家河对现代汉族血统有很大影响的话，不妨讨论到底传入了哪些成分。对mt没有研究，直接说Y了，几乎首先可以排除绝大多数的F444，N北支，应该有一些F845，但F845从之前数据看占不到C3南支一半，而且F845也有可能是某个时候从北方迁入的，N南支和M117应该有一些，但大多数人应该会承认这些支系主要是和仰韶相关，排除了这些以后，还剩M119，002611，南亚中有多少这两种成分，当然按照有些人说法，苗瑶会有一些002611，但像M95和M7，即使在华中汉族中也是不多的，所以个人并不相信石家河对汉族血统影响很大的说法常染方面：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