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军网编者按：这些年来，有关中共历史的书籍和文章大量涌现，光是对林彪“九一三”事件的研究就卷帙浩繁。此时有人传来张国焘的传记，相比之下，这位中共建党元老的回忆录似乎更有价值，史料更丰富，它可以使人们从不同角度来更好地了解历史，从而理解历史。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让故人各抒己见吧。由于此书篇幅太长，本网刊载时进行了删减。特做说明。】
发件人：&meisunyu& &&&
16:15:15 +0800 收件人： && 抄送：标题：张国焘传记《我的回忆》
（全1-3册）
东方出版社
五四时期的张国焘
张国焘在北大
张国焘在莫斯科
张国焘在延安
张国焘在延安
毛泽东与张国焘
红军时期的张国焘
张国焘晚年照
张国焘撰写《我的回忆》
张国焘晚年在加拿大全家照
张国焘与妻子杨子烈的合葬墓 安葬在加拿大
编辑说明...............................................9
出版说明...............................................10
出版者的话.............................................11
张国焘先生的略历.......................................12
《我的回忆》第一册
第一篇 生长于革命动乱之中...........................16
第一章洪江会造反......................................16
第二章在萍乡小学校....................................22
第三章民国成立以后....................................26
第四章与革命党人的最初接触...........................28
第五章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大.......................30
第六章 “救国第一”..................................33
第七章五四运动........................................35
第八章为维护北大而奋斗................................40
第九章第一次会晤孙中山先生............................42
第十章在北大图书馆中.................................48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的诞生..........................53
第一章陈独秀的最初策划..............................53
第二章北京小组的组成...................................58
第三章职工运动的最初发动............................61
第四章与威金斯基的初步接触........................64
第五章共产运动的嫩芽到处滋生.......................66
第六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69
第三篇万事起头难....................................78
第一章中共中央第一次大争吵...........................78
第二章被捕、谅解和团结...............................83
第四篇远东劳苦人民大会...............................88
第一章第一次踏入苏俄国境..............................88
第二章在伊尔库次克..................................92
第三章莫斯科与列宁格勒.............................96
第四章我对这次大会的观感...............................101
第五篇国共合作的开端.................................104
第一章中共开始了实际政治活动...........................104
第二章在广州的会议..................................106
第三章从联合战线到加入国民党.....................111
第四章孙中山与越飞................................120
第六篇国共合作的发展..............................124
第一章二七罢工的失败...............................124
第二章第三次代表大会......................133
第三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42
第四章国共初期的纠纷...........................150
第七篇五个月的监狱生活................................156
第一章被捕后第一道鬼门关......................156
第二章受军法审判....................................159
第三章狱中的见闻与苦思..........................163
第八篇孙中山北上及逝世...............................168
第一章党内对孙北上的争执......................168
第二章国民党在北京的政治会议.........................171
《我的回忆》第二册
第九篇 工运与反帝............179
第一章重返中共中央................................179
第二章职工运动的复苏..............................185
第三章在“五卅”运动中............................188
第十篇孙中山逝世后的国民党........................198
第一章国民政府建立的前夕..........................198
第二章革命阵容的分化.............................203
第三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207
第十一篇三月二十日前后......................216
第一章中共中央的烦恼..........................216
第二章 “三二○”事变以后....................220
第三章北伐的前奏...............................232
第十二篇武汉政府时期.........................237
第一章军事占领下的武汉初期....................237
第二章鲍罗庭到达武汉以后.......................247
第三章清党与宁汉对立............................254
第四章农民运动.................................265
第五章中共内部的混乱.............................273
第六章分裂.....................................277
第十三篇 从机会主义到盲动主义......................301
第一章南昌暴动.....................................301
第二章八个月的地下生活.............................318
第十四篇在莫斯科....................................336
第一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336
第二章中山大学的风波...............................343
第三章斯大林与立三路线...............................354
第十五篇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371
第一章白区党的团结工作.............................371
第二章移向苏维埃区域..................................382
《我的回忆》第三册
第十六篇 鄂豫皖苏区................................388
第一章到鄂豫皖的途中.................388
第二章初次参加游击战......................391
第三章推行新政策.......................397
第四章金家寨之行...............................405
第五章新集的盛会.......................................416
第六章整肃.........................425
第七章 鄂豫皖区的末期发展.........................433
第十七篇川北苏区.........................442
第一章四次围剿与西行五千里.................442
第二章入川之初..........................452
第三章关于苏维埃的争执............................459
第四章建立苏区以后.............................464
第十八篇会师与内争..................................475
第一章渡过嘉陵江.....................................475
第二章懋功之会.................................478
第三章毛儿盖会议.............................491
第四章分裂......................................499
第十九篇 由分到合..........................504
第一章在西康.....................................504
第二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10
第三章北上.......................................516
第二十篇 国共和解........................................
第一章西安事变................................
第二章延安百态...
第二十一篇抗日战争
第一章洛川会议
第二章边区政府
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并与中共同人商榷抗战建国诸问题
一九六六年，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的张国焘《我的回忆》，是中共重要的历史资料。一九八零年三月，现代史料编刊社曾以内部发行形式出版，共分三册。东方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二零零四年，又以《现代稀见史料书系》丛书系列重新出版，分成三册和上下两册。目前，该书早已脱销。网络上能见到的，仅是本书港版及东方出版社的扫描本。为让广大读者阅读方便，特将其加工为pdf格式电子书，并附部分图片，以飨读者，若有网友感兴趣者，可以将其反编译进行进一步精编。
二零一零年七月
为了满足开展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们计划有选择地翻译和翻印少量国外和港台出版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有关研究中共党史的著述和资料，供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参阅。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场、思想观点等原因，这些书籍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些歪曲史实，吹嘘自己，诬蔑、攻击我党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内容。我们均按原文排印，内容没有删节。
《我的回忆》是其中的一种。作者张国焘一九三八年叛党，一九七九年十一月死于加拿大。该书主要记述了他叛党以前的政治经历，对建党前后和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日战争前夕的重大事件均有所述评。全书九十余万字，分三册出版。
一九八○年三月
出版者的话
张国焘先生是中国共产党发起人及组织者之一，曾任中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主席是毛泽东）、中共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等中共要职，后因与中共中央意见不合，脱离共产党．一九四九年以后在香港隐居，近年移居于加拿大。
张国焘先生的自传都一百万言，详述中共创建历程、发展经过及作者和中共诸政要的交往。书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彭德怀等人的言行个性，跃然纸上，可说是关于中共最详尽生动的第一手史料，而历年来中共和苏联党要之间的斗争冲突过程，书中更一一说明来龙去脉。有不少历史事实，从未为人公开透露，但与中国近代政治有极大关系者，例如西安事变的“解决”，竟非当时中共或张少帅等始料所及，亦不决之于国民党方面的军事压力，乃是由于斯大林根据当时国际关系所发出之指示，便是例子之一。
《我的回忆》在《明报月刊》连载以来，受到中外读者的重视，各方面的读者纷纷促请我们印行单行本。现在出版第一册，内容从第一篇到第八篇，由五四运动时期到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以后的篇章将陆续成书出版，敬请海内外读者垂注。
&& 《明报月刊》编辑部
张国焘先生的略历
张国焘先生所著《我的回忆》一书，刻划出“五四运动”时一位急进青年的发展，也描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真实历史。他在中共党内所经历的事，不仅局外人无由知其底蕴，即他的同辈，如毛泽东、董必武、刘少奇、李立三、周恩来诸人，也因各人经历不尽相同，所以对组党的最初策划和早期中共中枢的动态等等，不一定确知其来龙去脉。更难得的是张先生能客观冷静，所述力求其真。读者从苦难的中国，看这位急进人物，再从这位急进的代表人物，去看中国的种种，也许能获得若干启发，去领会今日中国之由来。
我觉得我是张国焘先生这一巨著的最好见证人，因为我也是中共的最初党员。一九二一年秋，中共湖北区组织成立不久，我即加入为正式党员。一九二二年我与国焘先生在北京相识，因常在一块共同奋斗，一九二四年春我们结婚，从此相依为命，历尽艰险，直到现在。不待说他的经历我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每次阅读《我的回忆》，往事如昨，活生生的史实，活跃于我的脑际，常常使我感慨万端，有时为之流泪不已。我常想到中共的老同志们以及现在千万数的后进们，能够读读这本书，当可体会中共当年缔造的艰难，或会大有益处。即海内外中国人士，不论反共亲共，如能平心静气阅读此书，也许对国事能有一种比较平实的看法。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以及同情和关怀中国的人们，参阅一番，也可以鉴往知来，促进世人彼此间的互相了解。
我在这里不拟对张先生著作的内容加以评介，也许我会有机会出版我亲身经历的记载，准备对同一史实有所补充。目前仅应《明报月刊》编辑的要求，说说张先生的略历。
张国焘先生生于一八九七年。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自始即担任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达十八年之久。现在息影香江，不问世事已十余年。他只想留下这本自传，题名《我的回忆》，供世人参考。
首先，张国焘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当年这位不满二十二岁的北大学生，是人所共认的一位奋发有为的青年。由于他的爱国狂热，曾积极参与“五四运动”的发动，成为学生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又由于他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激进分子，因而与当时任北大教授的陈独秀、李大钊两位先生来往密切，而且热心到群众中去，隐然成为当时左倾青年的重镇。
一九二○年夏，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先生等与张先生策划并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随即展开建党工作和职工运动。一九二一年夏，张先生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推为大会主席，旋由大会选为三位中央委员之一。中共的职工运动，可以说是由张先生开创起来的。当时这一运动吸收了中共内最大部份的精英，现在在中共任要职的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陈云等人都是当年张先生主持职工运动时的战友。一九二一年末到一九二二年初，张先生被任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前往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代表大会，是唯一会见过列宁的中共代表。
一九二三年，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张先生因反对中共党员全面加入国民党为党员的政策，曾被开除中央委员，但他仍担任重要的职工运动工作。一九二四年初，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张先生被选为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前往出席，并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委员。张先生之当选，主要是由于孙中山先生对他的赏识。
一九二五年初，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又重选张先生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从此他参与中共的决策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共的“八七会议”。当时由于中共许多活动的失败，尤其南昌暴动的失败，张先生被指为右派机会主义，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间再次被开除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夏，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重选张先生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在莫斯科停留两年半之久。
一九三一年春，张先生回国，对挽救当时中共的严重危机有过很大的贡献。那时中共的工作转移到苏维埃区，张先生被任为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被任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一九三二年，由他所统率的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川北地区，张先生被任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权代表，即他所到之地，中共党政军各地组织均归他领导。
一九三五年，张先生所统率的第四方面军，与毛泽东所统率的第一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合后，因政见不同，引起分裂。一九三六年，张先生又与毛泽东在陕北会合。那时张先生虽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因受到排斥，意态消极。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张先生凛于共赴国难的大义，勉强担任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职务。但他终因形势日非，在无可奈何之中，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离开延安。
抗日战争期间，张先生曾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表示与国人一致抗日之至诚。此后张先生对国内外政争，日益置身事外。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激进思想与爱国热忱，一如往昔，但愿远离这种或那种独裁专政。”张国焘先生饱经沧桑，以近七旬之年，安贫乐道，昔日恩怨得失，早已无意计较。他常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 一九六六年二月于香港
杨子烈(-)，女，出生在湖北枣阳县一个书香世家。1918年夏，杨子烈进入位于武昌黄土坡（即现在的首义路）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受到陈潭秋等的教育，秘密阅读了大量革命书刊，逐步成长为自觉革命者。来自黄陂的陈碧兰（彭述之夫人）、来自应山的庄有义（陆沉夫人）、来自汉阳的徐全直（陈潭秋夫人）、来自武汉的夏之栩（赵世炎夫人）为同班同学，并同时在1922年4月由林育南和刘昌群等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同在1922年10月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11年(1922年)秋，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陈碧兰、庄有义等在女师掀起了一场震撼湖北的学潮。1923年2月杨子烈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同时在北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学习。在北京期间与张国焘相识，1924年2月与张国焘结婚。曾两次赴莫斯科深造，从此就成为早期中共妇女运动活跃人物。1931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安。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
杨子烈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做政治教员，她还义务在边区的中央医院做产科医师。尽管杨子烈工作热情积极，受到院长傅连璋的高度评价，但她的党籍仍未能恢复。蔡畅当时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组部工作，参加了对杨子烈脱党后一段历史的审查，虽然蔡畅与杨子烈是相识十多年的熟人，对杨子烈的过往历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决她的党籍问题。直到I938年6月，毛泽东批准杨子烈携子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投奔张国焘时，她的党籍一直未能恢复。
据杨子烈生前回忆，她初到延安时，还看不出毛张之间有什么严重的冲突，当时毛还请张夫妇吃了一顿饭。毛笑说：“国民党有一对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共产党也有一对张杨（指张国焘与杨子烈）”。后来张夫人离开延安时，毛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 张国焘夫妇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来到加拿大多伦多。
杨子烈与张国焘育有三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三位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发展事业。一篇文章透露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张湘楚50年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1968年张国焘夫妇来到多伦多时，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1994年，在张国焘去世15年后，杨子烈以92岁高龄故去，二人合葬于多伦多松山墓园。杨子烈著有《往事如烟》一书，后改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1970年由香港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编辑，自联出版社印行。
《我的回忆》
第一篇 生长于革命动乱之中
第一章 洪江会造反
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原是很安静的上栗市（江西省萍乡县北乡），突然惊慌起来。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播了开来。从四乡来赶集的农民们忙着收拾了买卖，急步离开这个热闹的市场。住在镇上的妇女和小孩们特别慌乱，纷纷向外逃避。店铺的人们陆续关上店门，收藏起货物。约摸下午五时，各街道入口处的木栅门（可以说是轻便的城门）都关上了，市镇和四乡的交通就这样断绝了。更夫忙着通告各商店住户谨防火灾。
我那时才九岁，在这市内一所私塾里读书，自然对这乡村社会里层所发生的事故是茫无所知的。这间私塾是我父亲的朋友廖石溪先生所主办，共有十几名学生，包括廖先生自己的儿子和他的一些亲朋的子弟，其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七岁，都寄住在这私塾里。那天恐慌到来的时候，恰恰廖先生因事下乡去了；我们正在依照他的吩咐，自行温习功课。在这当儿，几个年长的同学好奇的跑到外面去看热闹；多数同学先后由他们的亲属赶来领走了。只有我和几个家居较远的同学仍滞留在塾里，不知如何是好。
镇上木栅门关闭以后，我那年轻的四叔，他是这私塾里一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匆匆从街上跑回塾里；引着我和两个姓文的小学生，沿街走到一个豆腐店里；把我们从豆腐店后面窗口吊下去，指点我们越过小河，循着隔河的大路走向文家。他并且叮嘱我们说：“快走吧！千万莫在路上耽搁，天快黑了！”他瞧着我们涉水渡过这条宽而浅的小河后，他的影子也就消失在那窗户的后面了。
我们三个小孩子一路走去，并未遇着阻拦，沿途也有些来往的行人，空着手和挑着东西的都有，静悄悄的匆忙走过。我们走到约五里路的地方，到了文家所开设的一间小杂货铺，这里离文家尚有一里多路，那店铺里的管店先生认为风声很紧，不可走夜路，而他又因店铺无人看守，无法抽身护送我们；因此留我们在店里吃饭过夜，我们也就答应了。
大约是半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些身背马刀喝醉了酒的大汉，把我们从床上抱起来放在店铺的柜台上。我们从梦中惊醒，看见他们抽出刀来，吓唬我们。有的说：“杀掉这三个小孩祭旗吧！”有的说：“试试刀也好呀！”那位管店先生却急于为我们解脱，请求他们让小孩们好好去睡觉；并邀请他们喝酒吃东西，原来那管店先生和那些大汉竟是同党，他的话因而发生了效力。那些大汉闹了一阵，后来也就离此他往了。我们三个小孩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回到卧室去，惊慌减少下来，重入睡乡。
次日清晨我们醒来，看见店门大开，管店先生已不见了，店内的布匹、食物、草鞋等货物都没有了。我们三人再走出店外一看，大队农民队伍，穿着形形色色的短衫裤，正由大路上成单行的稀稀疏疏的走过。他们手上拿着长枪、鸟枪、锄头、大刀、马刀、木棍、锅盖等等武器，却看不见旗帜，也没有什么叫喊。在这种肃静气氛中，并没有显现出造反的热情。我们三个小孩站在路旁观看，也没有人理睬我们，不一会我们看厌了，才循着一条去文家的岔路继续我们的行程。
我们到达文家大屋，发觉屋内已空无一人。我们到处搜寻，直到我们跑到屋后的山边，高声叫喊，才看见一个人从山上树林里踱了过来，把我们带往山林深处，我们就在那里与文家的大人们会见。文家父兄都急于问我们怎么这个时候跑回家来，市镇上和大路上发生了甚么事情。我们把经过情形都一一告诉他们。他们则说由于得到消息太迟，来不及去接小学生回家，又说了一些他们忙于逃避的情形。文家和我家虽是世交，但我还是惦念着家里。他们对我备加安慰，说到我家远在二十里外，不能回去，就近在这里安身，那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我在文家住了约十天光景，头几天曾有小股“会匪”光临过他家，虽没有发生严重的抢劫，但是文家的人已如惊弓之鸟；带着我一齐躲避在山上，蜗居在山窝里临时支起的帐蓬里面。后来风声缓和下来，我和文家的老少妇女们又悄悄的回到他们的家里住了三四晚。在这段期间，文家大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当前这件造反的事情上，也有一些乡邻戚族们来回报告有关的消息。他们所谈论的无非是那些人参加了“会匪”造反队伍如何集结行进以及怎样遭受失败等类故事。
文家的大人们获得消息，确知他们曾经信托过的那位管店先生竟是洪江会的一个百总，更显得惶惶然，这大概是怕牵连到他家的原故。他们曾有过这样的猜测：“管店先生也许是为了避免地方上歹徒们的罗唆，才加入帮会，以期获得庇荫。”当他们听见邻近的乡人们有些随着造反队伍出发，往往会提出某一个名字说为什么这个安份守己的人也造起反来了。文家这个乡绅人家，不用说对于造反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竟有这许多乡人都卷了进去，实在使他们大惑不解。
经过了这场风暴，我的小心灵中开始印上了许多新奇的情景；知道了这就是所谓“洪江会造反”，而且也模模糊糊的了解了造反是怎么一回事。
在文家躲藏了十天以后，乱事似乎是平静了，交通恢复了，我家派了人来接我回家去。我安然回到木山家里，曾为我耽心的母亲和家里的大人们自然是非常欣慰的。他们对于造反的事，心有余悸。谈到下列的一些要点：我家大人们在阴历十月十九日（即公历一九○六年十二月六日）傍晚已听到风声了，忙着把家里贵重的什物搬到山上去，人也躲藏在山林里。当晚，有一个洪江会的千总就在我家门前的广场上集合了从各村来的党徒上千人，杀猪造饭，吃饱后再行进。屋前屋后都是火把，他们在广场上升旗，叫喊，叫做“誓师前进”。
广布在湘赣一带的洪江会原系洪门圈子里一个后起的较小支派。洪门起于明末清初，为明朝遗老所参与的一个秘密结社，在太平天国时起过重大作用的天地会、哥老会、三点会、三合会等等均系洪门内著名的组织或支派。在清代的各种秘密结社中，洪门是较为进步而又是最有势力的团体。它一直标榜“反清复明”，但为了避免镇压，这一政治目的是埋藏得很严密的，只在必要时，拿出来一用（如洪江会造反时），平时却显得是一个神话和迷信交织而成的江湖义气团体，这样经过二百多年的演变，这团体的政治性被冲淡了，而且逐渐包容了不少为非作歹的分子，常做些包庇营私的勾当。人们统称之为“洪帮”，官厅称之为“帮匪”或“会匪”。
我的家乡成为洪江会的一个重要据点，也不是偶然的。上栗市是江西省萍乡县北乡的中心市镇，离萍乡县城八十里，离湖南省的浏阳、醴陵两县的边境都不过二十里左右，水路能通长沙汉口，那一带正是横亘湘赣交界罗霄山脉的中段，山峦起伏，竹木茂盛。造纸、爆竹和麻布等手工业相当发达。商贾负贩往来湘赣鄂等省的也素称频繁。沿着罗霄山脉更有许多土式的小煤矿。各小煤矿之间和矿工之间常有械斗事件发生。小股土匪也常出没于这一带的山林间。这种两省交界、当局统治力薄弱、而又土产丰富、商业发达、械斗成风、地方不靖的地区，正是江湖团体滋生的温床。
几年以前，洪江会的党徒们即在湘赣边境上开设了一些赌场，这种赌博的性质类似上海的花会，当地名之为“开标”。开标办法是分三十六门下注，如果押中了，赌场就一钱赔三十钱。每天开标一次，上午赌场派人到各乡村去找下注的人，下午四五时开标。洪江会的头目们就利用赌场的“交通”人吸收各地乡民入会。如果湖南的官厅加以取缔，他们就往江西跑；江西官厅取缔，他们就往湖南跑；而湘赣两省的官厅又难于一致行动，所以他们能自由发展。三五年下去，赌场的势力愈形膨胀，加入洪江会的乡民也就多起来了。
洪江会专在下层社会中发展组织，入会的最大多数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和负贩挑夫之类，自然也包括不少地痞流氓。地主绅士和知识分子几乎没有。这个秘密帮会以江湖义气相号召，加入者觉得可以得着一种保障，无论做甚么事都不会受人欺侮。何况加入的人既未受到甚么严格的约束，那时这帮会也没有昭彰的恶名；因此，下层社会多乐于参加。
成为洪江会指挥中心的那一带的赌场，组织算是不坏的。它们很能赚钱而又颇有信用，从没听见赌场有明目张胆欺负乡下人的事发生；所以乡村富户参加这种赌博的也不少。而且赌场和洪江会的活动展开以后，这一带就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小股外路土匪就不敢在这里出没，抢劫的事倒反稀少了。因此，一般人最初预料不到洪江会会有甚么惊人的举动，也不觉得它们的活动对地方上是十分有害的。
一九○六年洪江会起事的前几个月，首脑们开始表现出他们的政治企图，四乡的风声便渐渐紧起来。最初是一些反满的故事和神话在传播着，接着又在暗中传出这样的话：如果有一天洪江会要起事，每家都应在大门上张贴一张用黄纸写上的大“明”字（即明朝的明字），以为标记。那家大门上没有“明”字标记，就是败类。后来洪江会更标榜出两个主要目标：“反清复明”和“铲富济贫”。“反清复明”是洪门的老口号，那时已无“明”可复，其主要含意还是发泄排满的民族意识。“铲富济贫”这口号比“反清复明”的口号渊源还要早些，中国历史上的叛乱都有这种类似的口号。可是这句话的含义，也并不明确。一般说来，只是将富户的钱粮没收过来，发散给那些傲傲待哺的贫民罢了。
洪江会起事逼近了，纪律也宣扬出来了。所谓“三刀六眼气”，是洪江会圈子里一种早已订下的严重处罚，那是说，谁要背叛了洪江会，或者违犯了它的重要会规和纪律，就要被刺上三刀，并且要现出六个眼来；即每一刀要有一个进的眼和一个出的眼。这种帮会的制裁办法虽然从未听见真正实行过，但其残酷性足以吓唬乡下人，也能藉之维系其本身团结，作用是很大的。
洪江会更将它的党徒按照部队的形式编组起来，乡村地域的区划，每十个壮丁编成一个最小的单位；由洪江会的大头目就十人中指定一人做什长来统率。十个什长之上指派一个百总；十个百总之上指派一个千总；千总之上还有统领等名称。起事前这个区域里洪江会的大头目觉得党徒众多，一切似以准备就绪，又因秘密泄露，乃决定突然发难。发难的日期是非常秘密的，一般人事先毫无所知，官厅方面当然更不知道。那天上栗市惊慌到来的时候，即是洪江会的头目们正在下达集合的命令。这个命令的要点，大致是指示各什长、百总和千总召集部属，配带各人已有的武器，按时向指定地点集合，并向指定地点行进等等。第二天清晨我们三个小孩在文家店铺、门口所看见的农民队伍，也就是依据命令集合起来的一支。
这支造反的队伍究竟用的是甚么名称，其领导人物又用的是甚么头衔，这是一件传说纷歧的事。只知龚春台确是这次起事的首脑，乡间称之为洪江会大头目或大统领，据说他曾出过一些布告，但这一点我已找不出可靠的根据来。
龚春台不过是洪江会萍浏区域的大头目，并不是整个洪江会的最高首领。洪江会的大首领是哥老会的马福益。龚春台的造反计划是将各处集合起来的会众，一起集结在浏阳南部的某个地点，由他统率着浩浩荡荡的杀到浏阳县城去。他心目中大概以为占领浏阳县城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设想只要占领了浏阳县城，将造反的旗帜高高树立起来，散布在各地的洪江会就会闻风响应。
一九○六年夏秋之间，湘赣交界一带地区发生旱灾，十月间这一带的人民已感觉米珠薪桂，人心颇有浮动。龚春台就利用这种饥荒情况，号召党徒，说打下浏阳县城，没收富户的钱粮，大家才有饭吃。据说他的队伍中还有一些挑着箩筐的穷苦人民一同行进，准备打下浏阳县城可以分得粮食，这一点也是他能够号召大家起事的一个主要因素。
龚春台和其他洪江会头目们发展党徒和办理赌场，表现得很能干；但对于作战一事，却缺乏应有的准备。据说龚春台确曾集结了一支两万多人的队伍，声势不为不大。可是他并没有组织起一个有效率的指挥机构，那些大小头目们又都是临时集结起来的新手，显得有些盲人瞎马。因此，这支庞大的队伍在两天的行动中，不能按时合理进餐，有些分不到房屋休息，居住行动又无规律，受尽饥饿、寒冷、疲惫等折磨。而且这支莫名究竟的农民队伍，在造反心理上是没有得着充分鼓舞的。这群人遇到困难就容易发生逃亡回家的想头，也不曾充分警觉到造反失败后的严重后果。
阴历十月二十一日（即公历十二月八日），这支造反队伍进到离浏阳县城很近的地方，就遭遇到少数洋枪队的抵抗。原来城内官方得到消息后，在十分恐慌之中从事戒备，紧闭城门；并派出几十个人的队伍，携带仅有二十六支步枪，出城作无可奈何的堵截。可是这支造反队伍却在洋枪队隔河稀稀疏疏的射击之下，密集在大路两旁乱作一团而动摇起来了，只支持了不久的时间，队伍就因失去了控制开始大批逃亡。据说当时这种逃亡情景有如堤防溃塌、大水奔流一样。头目们在队伍溃退下来之后，曾采取过整饬部队、分股活动等步骤，但大部分党徒已经逃亡了，无法再行集合，剩下来的各小股也觉得形单势孤，士气低落。在官军进剿的风声日益紧急的威胁之下，继续活动了几天，头目们认为大势已去，终于采取了解散队伍、分途躲藏的步骤。事后官方曾大事宣扬说：“十万洪江会被二十六支洋枪打垮了。”
洪江会进攻浏阳之役是这幕造反剧中最主要的表演。龚春台所统率的那一支队伍是其中的主力军。邻近萍北浏南一带的其他地区的洪江会，虽曾有过一些响应和零星的行动；但他们听见浏阳县并没有被打下，主力军业已溃散的消息，也就看风转舵，消声匿迹，不敢再有所活动了。广布在各地的洪江会不能同时发难，显然是这个组织一向缺乏统一领导的原故。这样，一九○六年洪江会的造反，就和历史上若干次未成熟的“会匪”、“教匪”的起事经历相似，宣告流产了。
&&& 洪江会造反的风暴算是过去了，官军的进剿却接踵而来。
当时我的家庭认为乱事虽已过去，但祸害仍将继续，进剿的官军来了又不知会做出一些甚么事情来。家里的大人们吩咐下来：不要乱说话，不可再谈造反的故事，也不要到外面去走动，以免遭受牵连。果然，在我回家后的几天，进剿的官军的一个支队到达了我们的山口村里。这是一支满清的绿营军，俗名叫“绿勇”，每一个大兵身上都穿一件绿色的号褂，背上有一个大“勇”字。那天上午来到我一家里的是一个哨（即一排），大约二十余人，每人都背着一口马刀，还携带了几枝步枪。他们进门之后，声势汹汹。有一个大兵抽出马刀，斫去陈设在木厅里一张古老台桌的一角。哨长立即装腔作势的宣布：“你们这个地方是造反的区域，你们为何不预先报告？现在朝廷有上谕，造反者就地正法，隐瞒不报者同罪。再有甚么叛乱就杀光这里的首姓，烧光这里的房屋。”
我家里的大人们也和乡村中其他一般人一样，对于军队是一向不怀好感的。他们心目中的官兵是剿匪不足、扰民有余、蛮不讲理的可怕人物。他们对于“绿勇”到来，显得惊慌失措，赶紧穿好补服，长袍马褂出来迎接，低声下气的周旋，对于绿勇们的横暴行动却不敢有所抗议；这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的情景。所以穿起补服，固然表示自己是满清的臣民；更重要的是，补服多少有些辟邪的作用。按律，官厅和军队对于有“功名”的人，是不能任意侮辱的。
我家可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租谷的土地；因此，也可以说是地主乡绅之家。我祖父这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可以戴顶子穿补服的。其中两个是由正途秀才出身，另两个则是捐班出身。到我父亲一辈，因科举开始废除，多数人逐渐转入新式学校。我父亲是在满清最末一届的省试中取录的拔贡（他那时不在家，到浙江法政学校去学法律去了）。因此，我父亲这一辈只有两三个人是有所谓“功名”的。我家这些读书人，平时不过问地方上的事情，也不出入当地衙门，他们实在不习于应付绿勇们的骚扰。
随着绿勇之后，当地的保正、闾正等也跟着来到了，他们不仅有责任来从事招待，而且也是应付官兵们的内行。绿勇经过他们的接待和疏通，心理上起了若干变化，我家大约花了不少的钱来满足他们的欲望，而且杀猪宰羊，将那些官兵如上宾一般款待，绿勇在酒醉饭饱之余，初来时的气焰也就消失下去了。
绿勇在我家骚扰了一阵之后，就分途去捉拿“会匪”。他们在路上，在田野中，甚至挨家挨户看见壮丁就抓，捉了许多农民、手工业者以及挑夫等，拘禁在离我家五里的一座庙里。哨长责令地方绅士和保正闾正等前往指认谁是造反的“会匪”，以便就地正法。
这件事对我家大人又是一个大难题。他们知道自身决不能去指认，如果说被捉的人都不是“会匪”可能会犯隐瞒不报之罪；反之，如果真的指认出来，这无异是亲自置人于死地，还可能牵连甚多，实在是一件不愿做和不忍做的事。大概又是“钱能通神”，事情又如此这般安排好了。哨长默认不必由绅士保正们出面指认，可以派一些小孩去代为办理。这种通融办法似乎是再不能推脱了。于是我家大人只有提心吊胆的挑选几个伶俐的小孩去干这冒险的勾当；我也是被挑选的一个。
我们这些小孩事先经过父母的密嘱，随着保正及绿勇走到那庙里，看见满庙都关的是诚惶诚恐的待决之囚。绿勇逐一指着被抓来的人发问：“这是不是造反的会匪？快说。”小孩们都摇摇头说：“不是。”这样串演了一阵之后，总算把他们敷衍过去了。他们在这几天，从各大户和被捉拿来的壮丁手中，所攫取来的果实，大概已塞满了行囊，可以回营去交差。这样，被捉来的人都交由地方上看管而获得保释。但在我家邻近别处村里，所经历的情形并不完全相同。有的地方指认出来了几个“会匪”，当场就被正法！杀了之后，人头还挂在树杆上示众。满清政府派兵在我乡间进行搜剿、镇压、逮捕、正法等等的紧张惊险的一幕，就这样结束了。
事后，乡里人都赞许我家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是十分得体而又非常厚道的。他们陆续来到我家，表示谢意。我这个为他们开脱过的小孩子还多次被他们热烈拥抱起来。其实，这不过是满清末年乡村绅士对于当时的变乱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的一例罢了。
这次乱事发生以后的一段很长的时间里，萍乡浏阳一带的乡间都不能算是安靖的。衙门差役和军队兵勇常到乡间来，明查暗访，捉拿隐藏的“会匪”。乡村中一些土豪劣绅和为非作歹的人也借此敲诈乡民；这些事都弄得乡村中鸡犬不宁。满清末年官厅除了镇压的手段以外，实在也没有其他安抚农村的妥善设施了。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满清末年的革命运动中，具有较广大的群众基础，而其影响也是比较广泛的。这件事成为以后几年间那里人们的谈话资料，我也曾多次被好奇的人们询问过，而我的经历也被他们视为富于传奇性。即使是保皇守旧的人们，目击洪江会在顷刻之间竟能闹出一个大乱子，和官厅应付此事的颇预无能，也不免兴起满清天数将尽的叹惜！
至于那些不满现状的新人物，如我以后在萍乡县小学中所接触的大部分教员和青年的知识分子们，却另有一种急进的想法。他们认为洪江会乱事之所以酿成，主要是由于满清的腐败。单就地方上的情形来说，官厅只知借田赋厘金等税收名目以及其他陋规搜括民财；纵容衙门爪牙在民间骚扰生事，既不能除暴安良，也不问民间疾苦，这无异是官逼民反。
新派人物同样认为洪江会的失败是领导得不好的原故。他们指出：洪江会中没有知识丰富的能干人才；也没有发布一个动人的檄文；“反清复明”这句口号尤其不对，明朝亡了二百六十多年，从何“复”起呢？起事的准备也是不够的，事先没有设法购买军火，单靠几枝鸟枪刀矛，又何能成事？作战策略没有采取偷袭浏阳县城、拆毁铁路、阻止清军的增援，都是失算的事……。这种说法可以证明新派人物并不反对洪江会造反，而是惋惜他们的失败。尽管满清政府认为造反是罪大恶极，常以诛九族等严刑作威胁；但在民间，对于满清统治的悲观失望，轻视敌视的心理是在继续增长中。直到满清灭亡为止，排满心理可说是愈演愈烈。
三年以后，我在萍乡县小学念书时，遇到了这学校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更夫，他的种种表示，也可以象征出当时的情况。那老更夫少年时曾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后来隐姓埋名，从不将他的已往经历泄漏出来，以避免满清的追捕。当反满情绪高涨的那时，那位身材魁伟、强健有力的老军人的精神居然复苏起来了；他竟毫不畏惧的向他认为可靠的学生们谈论他过去造反的故事，他描述他少年时如何参加太平天国造反，如何打仗，说得眉飞色舞。他也批评洪江会造反的领导不当，没有好章程好办法，气派也不如当年的“长毛”。我和其他小学生们对于那位身经百战的“长毛”军人异常敬重，称许他是一位老英雄，常在学校大门口那个小小的更夫室里，请他饮酒吃东西，听他叙述英勇往事。
这次洪江会造反在国民党革命各种史料的记载中，称之为“丙午萍浏之役”是同盟会成立以后所发动的八次革命运动中的第一次；同时是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以前所发动的十次革命运动中的第三次。孙中山先生自己曾指出，同盟会对于萍浏之役的影响是很微弱的。同盟会第三号首领黄兴，在一九○四年时曾与洪江会大龙头马福益联络，图谋起事。龚春台就是马福益的门徒，龚所领导的洪江会也是马福益的部属。很可能那时的着重点，还没有放在革命须近代化这一点上。因此洪江会造反的一切作法，还大部承袭着洪门的传统，并没有表现出革命的近代作风。当时革命的宣传还远没有深入到民间，所以孙中山、黄兴、同盟会等等名词，在那时的萍浏一带是听不见的。
第二章 在萍乡小学校
&&& 一九○八年春，我前往到距家一百里的萍乡县县立小学堂读书，开始了我童年生活的另一页。
萍乡小学堂是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才成立的，学校主持人是本县的一些著名的宿儒，他们往重读经，管理学生也很严格；尤其不让那些“异端邪说”侵入到学生们的脑中；他们希望每一个学生都成为循规蹈矩的“方正之士”。可是学校中担任科学常识一类课程的先生们，多是一些青年新进人物，他们的想法与那些主持人的观念不尽相同，很注重让学生们了解一些新事物。因此，在学生的脑海中，不仅有孔夫子，也有拿破仑、华盛顿、牛顿、瓦特和卢骚等等。学生们确信地球不是平面的，而是球型的；圣人不仅出在东方，也出在西方，而且他们之间的学说也并不是一致的。中西文化的激荡情景，在我们小学堂里就是这样开始的。
满清政府为了镇压这区域中可能再度发生叛乱，在本县增设了一个兵备道衙门，派来了一个新道台，建筑了新道台衙门和新的兵营，并加派了一队新式的洋枪部队，驻扎在城内及其附近各要隘。这批新官新兵的到来，横行霸道，人民负担增加，地方纷扰百出。这兵备道还经常出些镇压造反的告示，也有过杀革命党的行动，这类事曾被一些同学们认为是满清王朝的垂死挣扎，表示痛恨。
离萍乡县城十六里的安源煤矿，是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起由德商创办的。随之，萍乡安源间的铁路于一九○五年延长到湖南的株州，不久延长到长沙。交通和矿业的发展引起了社会上许多变化，其中最显著的是洋货店成为县城里的最大商铺，洋布、洋油、洋钉等货物逐渐向四乡推销，使一般手工业受到重大的威胁。
在落后区域中新式企业和舶来品的侵入，往往要引起旧势力普遍的反抗，这在萍乡也是如此。当时形形色色的谣言在县城内和乡间传播着，不是说铁路破坏了风水，弄到祖宗坟墓不安，就是说每天要用小孩子抛入火车头的烟卤中去祭祀，火车才能行走，煤矿矿井的烟卤每天也一样要用小孩子的肉体去祭……。这些谣言显示出当时一般人对于火车煤矿这类新事物的痛恨心情。
至于洋布、洋油、洋钉等也同样视为可恶的时髦。当我从县城里穿着洋布时装回家时，我祖父见着怒不可遏；我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洋灯和其他洋货，也同样是老人们看不顺眼的。他们根本就讨厌洋货，也不喜欢他们的子弟那种趋时弃旧的举动。他们仍是赞赏苏杭出产的大花绸缎那样的珍品，对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些变化，叹惜“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可是我学堂里一位聪明的地理教员黄先生却有不同的见解。据他看来，火车固然夺去了许多跑脚力的、抬轿子的、划般的人的饭碗；机器煤矿固然打击了许多土式小煤矿，洋货固然排除了土产，但是厌恶咒骂又有什么用呢？中国再不能闭关自守，中国要自强起来，并不是铁路矿场洋货不好，而是要中国人自己能制造机器管理企业就好了。我们学生目击火车、矿场、洋货等新事物的优点，再也不会附和旧的观念，而对于像黄先生这样的议论更是日益倾倒。
反对旧的、腐败的和不合理的东西，中国必须富强起来，以及中国人不再做东亚病夫等观念，大为新进者所向往。小脚、鸦片、迷信、官厅，是当时最受攻击的四大对象。妇女缠足是中国由来已久的恶习，当学生们看见他们自己和别人家里强逼女孩子包脚时往往会跑去大吵大闹一番。声言这是虐待女子，其祸足以弱种亡国。吸食鸦片烟的人在萍乡虽不算多，但学生们偷着去毁坏亲友们吸鸦片用具的举动，也是发生过的。打庙宇、毁神像、反对向泥菩萨求药方、问吉凶等类的事，更是轰轰烈烈的排演着。学生们常常因此与一般善男信女发生龃龉。衙门官吏差役的那种作威作福，鱼肉乡民的凶狠样子，是青年人看不顺眼的，常借故去嘲弄官吏，故意损害衙门的威信。这一切的一切，可说是一种初期的社会改革运动。不过还没形成广泛的有组织的行动，往往只是一哄而起的闹上一阵而已。
反对蓄辫子，是反对满清政府的富有民族意识的重要象征，也是青年们特别起劲的事。一九○八年十一月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我在辫子上戴着一条白布的孝带，从家里回到学堂，曾大受同学们的嘲笑，因此我不得不把孝带立刻除下来。那时同学们不仅反对为帝王戴孝，而且根本讨厌辫子。他们起初说辫子会弄脏衣服，不好看又不方便，后来就简直咒骂为猪尾巴，甚至暗中指它是满清奴仆人的标记。
一九○九年的一个晚上，我们学校里有几个同学准备了几把利剪，首先剪去他们自己的辫子，预备把全体同学的辫子一齐剪掉，如果有可能的话，还预备乘学监（即校长）和所有教职员睡觉的时候，也偷偷的把他们的辫子剪掉。在他们有趣的想像中，大概是想看看全校四百余拖着辫子的师生忽然没有“尾巴”了的奇景。结果他们只剪了二十九个同学的辫子（连他们自己在内），就被发觉禁止了。当时学监舍监们对于这件事忧伤得如丧考妣，认为这是反叛的行动。他们更觉得自己是犯了教导无方，形同叛逆的重罪，恐惧着他们的脑袋有些靠不住了。
我们学堂是属于萍乡教育会管辖的，所以教育会的会长对这件剪辫子的事要负最高的责任。这个会长名叫喻兆藩，翰林出身，曾做过浙江布政使，是一位著名的官员，那时丁忧在家，致力本县教育事业。这位老先生听到这个坏消息，连忙从乡间赶到学堂里来，非常沉痛而严厉的向学生们训话：“剪辫子就是造反，决不许可。”这位会长与我家有亲戚关系，还特别向我和其他几个也是他亲友的子弟们严加告诫，表示他深切关怀的意思。好在这位满清官僚和官厅来往很密切，神通不小，经过他的多方疏通，这宗祸事才算弥缝过去了。剪了辫子的二十九个学生各记大小过各二次，只差一个小过就要开除学籍，而且限制他们在学堂内蓄起头发，恢复辫子后才准出外。从此以后，学堂的管理是更加严格了，学堂当局想尽种种方法，不让“异端邪说”再行侵入，不许学生谈论时事，只是专心致志于经典的攻读。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少数教员和一些亲友中，得到一点有关变法维新和革命排满的消息。一般说来，外间的新书刊是不容易进到这个区域和我们学堂来的，但同学中也有人偶然得到一些从上海、长沙来的片断的违禁书刊。偶然得着了，那我们就如获至宝，暗中传阅，交头接耳的传说开去。
一般青年的思想是在从一点一滴的社会革新，走向更急进的政治改革方向去。日本明治维新、甲午一战，中国屈膝，继之乙巳又败强俄，这种维新强国的例子，确给予了当时积弱的中国的青年们以莫大刺激。他们痛恨满清政府的顽固守旧，腐败不堪，将酿成亡国灭种之祸。如此痛心国事的感触，已为一般青年所共有。
可是天下事，在同一时代背景，同一设想之下，却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论，当时维新论者认为效法日本的维新立宪，就可以自强；而革命排满反足引起长期混乱，招致瓜分亡国之祸。革命论者则认为保皇变法，无异痴人说梦；非根本推翻满清政府，中国无法得救。这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观念和康梁的维新主张在青年们中传播着，并且引起争论。
因变法维新而被幽禁的光绪帝竟死在慈禧的前一天，几乎无人不相信这是后党的恶毒阴谋。这一宫廷可耻悲剧的演出，使维新派失去了保皇的依据。溥仪以三岁稚龄登基。载摄政，亲贵权势反更增加。所谓预备立宪，显然是虚伪的粉饰。清庭以铁路作抵押大借外债。乃公布铁路国有政策。这不特使已缴铁路股款的人民权利为之丧失，且有路亡国亡之痛，终于激起了川湘鄂粤等省的保路风潮。这些演变，表示出满清统治已到了穷途末路。我们学堂里的青年们也就在这种演变中，日益倾向于革命论者的想法。
当时的革命运动是一种以新式知识分子为骨干的青年运动。留学生和国内的新学堂成为革命的温床。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派并进而鼓励革命青年参加满清政府所创立的新军，以便接受军事训练，并掌握军队。于是革命活动的范围由联络会党而扩大到了运动军队。
一九一○―一年间，许许多多同学居然打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进而抱着，“男儿当以马革裹尸还”的志趣，以参加新军为荣。他们瞒着家长和学堂当局，秘密填写志愿书、履历表（有的还伪造保证人的签证）纷纷前往投考新军。甚至有些年龄不合格的幼年同学也偷偷跑去，有些去投考的同学还兴高彩烈的宣称：“参加新军，拿起枪来，才能实行革命。”
学堂当局目击许多思想激烈的同学忽然失踪了，既恐慌又惊奇，他们为了避免将来闹出事来有所牵连，进行严查密访，设法阻止。我当时不过十三四岁，在同学中年龄较小，没有资格去投考新军，而且也被学堂当局视为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其实我对于那些投考新军的同学却同样兴高彩烈的在暗中予以赞助，对于为他们凑旅费、填写报名单等事，是特别热心的。填写证件往往要在全校熄灯就寝之后，在床上把帐被严密遮着，点上一枝小蜡烛，秘密进行。寝室内外还要有些同学担任传递暗号的工作，以防舍监们的查究。
&&& 事态这样演变下去，震动全国的武昌双十起义终于爆发了。
武昌起义以后，萍乡也大为震动。我父亲特地到县城来把我接回家去。十月二十二日湖南长沙宣告独立，江西九江（十月二十三日）和南昌（十月三十一日）也相继独立了。各地都在纷纷响应革命，萍乡的起义也于十一月三日发生，兵备道杨会康、标统齐宝善逃走了。革命派推五十四标二营管带胡标为都督，成立了一个都督府，大出告示，筹饷募兵，虽不免有些混乱，但革命作为也算是有声有色。
我家庭对革命是采取观望态度的，家里的大人们不让青年子弟出外，并且要我们留着辫子，等到大局确定之后，再定方针。他们一面觉得大清帝国有点靠不住了，另一方面根据传说，认为孙文不过是一个草药郎中―即江湖医生―能否主宰中国还是有问题的。
可是我家的年青叔父们和兄弟们常常集在大厅里高谈时事，倾向革命，对于家长们的措施深为不满。结果我家里二十几个青年就在大厅里公然全体将辫子剪掉了，我也是其中之一，这对于家长是一个重大的示威。家长们对这一幕大为尴尬而又无可奈何。他们心中也许想着子弟们的动作是对的，不过做得早一点罢了。我们这群青年觉得占着了上风，有的进而要去参加革命军，有的要为革命宣扬和奔走。这种对满清灭亡的称快和对中华民国诞生的兴奋，充分的流露出来，而再也无法加以抑制了。
革命的浪潮“就如我们前面说的那样”撞击着我那古老的家庭，我的母亲在许多年以后所说的一段话，最足以形容出这些年代中这个家庭所经历的种种变故。
一九三八年冬季的一个月夜里，在桂林的六塘镇上，也正是日本飞机轰炸桂林的时候，我的老母缅怀家园，向我叙起家常来了。她说：“儿呀，你还记得你的外祖母家么？那是你八岁时去过的地方。”我回答说：“妈，还记得一些。”母亲接着说：你还记得外祖母的花园么？那里面有半月形的池塘，茂密的花木，也称得起雅致的，门前有很高的旗杆，厅堂里有几块横匾。那是浏阳县文家市一个善良的念书的人家。家里的人口并不算少，忠厚持家，不愁衣食，经过这三十年的变乱，眼看着这个刘家完全败了，现在只剩下一个你的年青老表，在外面做工营生。
母亲又接着说：我家比起外祖母家来，光景也好不了多少。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的祖宗也不知为了什么原故搬到这两省交界的山区里居住，虽然是客籍，倒也相安无事的住了下来。中经长毛等变乱，听老人们说，我家倒没有遭受到很大的骚扰。这个超过一百人的六房人家，勤俭耕读，从没有人抽鸦片、赌钱，也不过问地方上的是非，倒在本乡做了不少的善事，乡邻戚族，熙来攘往，互相敬爱，安居乐土，一切倒也顺遂。
她接着说，那年洪江会造反，兵勇会众都闹到我们家里来了。从此以后，就没有安宁的日子了。接着革命排满、军阀战争、北伐、闹农民协会、闹共产，一次比一次激烈，我家所受的磨折也就一言难尽了。到了国共对拼的时候，家乡一带更常成为双方争夺的战场。今天什么红军游击队来了，我们家里老是驻扎着什么司令部，还有什么政治保卫局，关犯人、杀反动。明天剿匪军来了，也驻扎在我们家里，同样的在那里关呀！杀呀！这样来来往往，不知有过多少次，我们的老家简直变成了一所凶宅！家里的古老家讯和文物等等已是荡然无存。他们为了搜寻我家窖藏的金银钱财，有的住房的地下被挖穿过三尺，周围的山林都荒芜了，茶油树等等都被他们砍下当柴烧了。
老母亲还说到我那活到八十九岁的老祖父，如何被农民协会公审，以及他晚年逃难时伤感的情景，他特别为他的第二个女儿被游击队绑票勒索的事，大为愤慨。她也说到我那在八年前去世的父亲为我受了许多磨折，晚年郁郁不乐，但仍疼爱我这个做共产党的儿子，不加责备，也无怨言。她说到我这个著名的共产党人的家庭，由于我的牵连，曾受到国民党地方官吏的多次蹂躏。她提到她自己的六个儿女中，有两男一女在这些变乱中夭折了，和她自己在逃避战火中几乎丧失了生命等等遭遇。
老母亲说到这些往事时，已是大为伤感，但仍强自镇定，又絮絮绵绵的说道：这一大家人就在这些动乱中逃亡在外，有的还搬到别的地方去居住，再也不回老家了。只有他自己虽然也常在外面逃难，总是依依不舍，守着这个老家。现在尚在人间的子弟们有抽鸦片的、赌钱的、干帮会的、干国民党的、干共产党的，其中有些境况不坏，也有破落不堪的，可以说是远走四方，各奔前程去了。只有每年她在家过生日的时候、还有二十个上下的子弟们从各处来给她拜寿，还看得出一点旧时风光，但情景究竟今非昔比了。
我当时极力安慰我那七十二岁高龄的老母亲。伤感的事真是太多了，我自己的遭遇和经历也是其中之一，我说：“如果我能返回童年的话，我愿从新经历这半生，也许遗憾要少得多。”母亲听了我的话，反而向我劝解，说她平素极不愿提起那些令人伤感的事情，只因我二十六年没有回过老家，已往又音讯不通，家乡种种我不会完全知道，因此，她略略告诉我一些。她常听人说，这是由于中国处境太坏，时代变迁得太快，和新旧斗争得太激烈的缘故。生在这个时代，苦难惊险是难免的。果真抗日战争胜利了，也许日子将要过得好一些。老母亲于伤感叹惜之余，就这样希望着。
第三章民国成立以后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正式宣告诞生了。这件废除数千年专制政体、创建共和的大业，曾使举国有志之士欢欣若狂，认为是国脉民运的一大转机。可是这中华民国自呱呱堕地的日子起，一直在苦难中挣扎着，中国换了一块招牌，究竟也有些改革。讨厌的辫子是公然剪掉了；专制的礼仪，大部分废除了；言论比较自由了；县知事在名义上已不再是父母官而改称为人民公仆。
辛亥革命虽没有引起重大的破坏，但社会不安，人民疾苦，都没有实质的改善。北京政府除借债渡日外，还辟新税、增税率来从事罗掘。各省又多各自为政，任意发行纸币，就地筹款。因此，民间所遭受的是形形色色的钞票的贬值，过去苛政未除而税捐反更加重，这些切身的痛苦，开始冲淡了初期的美丽憧憬。
一九一二年三四月间，我又回到萍乡县立中学校（这时萍乡小学堂己改称为萍乡县立中学校，并改由所谓新派人物主持）继续我的学业，那时萍乡县的都督衙门已经裁撤；县治仍归江西省都督管辖。城里秩序是恢复了，但还充满革命的特殊气氛。不少满清的遗老遗少们，都摇身一变而成为满口新名词的时髦人物。
不久革命伟人黄兴光临我们的县城。他认为丙午萍浏之役与他本人有密切关系，因此乘着回到湖南家乡之便，特地来凭吊这个首先发难的革命圣地。我们学校的全体师生曾开会欢迎他，县城里许多时髦人物都挤来参加，要一睹这位革命伟人的风采和亲聆他的革命谠论。他仪表堂堂，缺了两个手指，那是他从事革命的光荣标志。但他的那篇演词，并没有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印象，这也许是他的湖南腔不容易听懂吧！
一般说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局势暂时安定了。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参议院在北京开始集会，陆续制定了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及参议院议员选举法，都经北京政府于八月十日公布，这些算是中华民国奠基的工作。一般革命人物多以为破坏业已告终，建设正在开始，应该转而注重于国会的选举运动。这种情势反映到我们学校里来的是：师生们对于国家前途多抱乐观，开始安静下来渡教学生活。只有一次我的同学们捣毁了县城里最大的一所庙宇―城隍庙。可算得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最大的一次“革命行动”。这件事引起社会上一般人的反感，学校主持人也觉得在民国成立以后，不应该继续做这类破坏的事妥纷纷劝诫学生，不可再行如此。
袁世凯一直是抑制国民党的。到了国会选举揭晓以后，可以由国民党操纵的国会，因此成为他的眼中钉，宋教仁更是他的最大政敌。于是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就发生了宋教仁在上海北站被刺身死的事件。，这件事发生之后，袁世凯和他的内阁总理赵秉钧主使谋杀的种种迹象，喧腾中外，革命派更为之大哗。
宋案是国民党与袁世凯公开破裂的起点。袁世凯原是满脑子的帝王思想，与近代民主政治是格格不相入的。不过他那时还不敢为所欲为，有时还采取一些粉饰门面的手段。到了宋案发生以后，就进而执行公开打击国民党的强硬政策。始则不经国会同意，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并即布署军事，撤换赣皖粤三省国民党人的都督。孙中山先生乃奋起号召抵抗，因而发生了第一次讨袁战争的赣宁之役。这年七月十二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江西湖口首先发难，安徽、江苏、广东、湖南和福建等省相继响应；但旋即先后为袁的武力所敉平。
在袁世凯权势炙手可热的形势中，我们县城和学校里一些假冒革命的时髦人物，多转而向袁世凯歌功颂德；但学生中的激进分子和一部分教员却因此更不齿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尤其我们同学在革命前后参加军队的，这时多是李烈钧的部属。他们在湖口之战中有的壮烈牺牲，有的下落不明；这件事曾使我和许多同学感到深深的怀念和同情。
萍乡原是革命势力有基础的地方，革命党人的活动也从没有停止过。我虽没有参加国民党，也不知道他们的内幕详情；但确是一个革命的同情者。当时有一位年龄较长姓陈的同学，混名叫“陈矮子”，在国民党反袁的斗争中担任秘密交通的任务。他住在城内陈家祠堂里，有两间自用的房间，常利用来接待秘密来往的革命党人。因为我和他的见解相同，他也以密友相待，所以这一切都不瞒我；并且常要我帮助他做些送往迎来以及搬运违禁物品的任务。这些事在当时穿着学生制服去做，似乎危险要少些。这样，我开始学着做革命的实际工作。我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天真青年，常因同情孙中山先生革命派的主张与人发生争辩，因此引起反对革命者的注目。
萍乡中学校的学风，在动乱的局势中并不算好；学生们胡闹顽皮赌博等事，常常发生。一九一四年二月间阴历新年，几个小学生作新年赌博游戏被发觉而将受到严重惩罚，我挺身出来辩护，与舍监发生争执。那位颜舍监认为我言语嚣张，侮辱师长，要开除我的学籍。有些师友们劝我向校长表示悔过，以期减轻处罚，我拒绝了，决定到省城我所向往的一所较好的中学去、这样，我就离开了萍乡中学，抵达南昌，插入了心远中学继续学习。
心远中学是熊育锡先生所创办的。这个学校在初创的时候，以培植少数熊家的子弟为主。后来负箕者众，成为江西省城一间颇负盛名的中学校。它的特点是注重科学和英文，奖励学生投考清华或其他新式大学，争取出国留学的机会等等。熊先生貌似猴子，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与严复先生相友善。
我这个初由萍乡中学转来的学生，最初是忙着补习英文和科学的课程，受了学校风气的影响，兴趣偏向于科学的课程，准备将来投考大学工科。严复所译的《天演论》，就是我当时所用心读过的第一本翻译书籍。从这时候开始，我越过了攻读经书的范围，开始来敲近代知识的大门。
这年七月间欧洲大战爆发，学校里宁静的学习生活也被搅乱了。日本于八月二十三日对德宣战，九月二日出兵。在我国山东登陆，十月六日占领济南车站，不顾我外交部的抗议，迳行管理原系德资经营的胶济铁路，十一月七日又占领了原系德国租借地的青岛。这些事曾引起同学们的愤慨，认为是日本别具野心，乘机侵犯中国的权益。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秘密面递二十一条的书面要求。全国各地报纸每天都用大字揭露这一新闻，认为这是日本乘着列强无力东顾的机会，企图灭亡中国的一个重大步骤。我们学校里从校长到全体同学，都为这件新闻大大激动起来，一致认为二十一条关系中国生死存亡，非奋起抗争不可。
就从那时起，我经常阅读报刊，留心时事。同时我在心理上，也觉得自己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成年人了。“追求科学知识”和“热心于国事”两种愿望在我内心发生了冲突；后者占了优势，终于成为一个狂热的爱国者。
这年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本竟向我国提出哀的美敦书，限五月九日下午六时以前对日本要求作满意的答复。北京政府不得已如期屈服了。这件事举国一致认为是莫大的国耻。我和许多同学都十分悲愤，那时还没有学生团体的组织，但大家结伴到街上去，按照报上的记载向市民宣传反日，抵制日货。我开始注意中国的近代史和印度、朝鲜等国亡国经历的记载，常与师友们纵谈当前救国大业，有时想借助于基督精神，有时又想从注重体育入手，一心一意想寻求出一个救国的大道理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袁世凯公开背叛民国，帝制自为。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筹安会宣告成立，通电各省，主张君主立宪。十月八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由所谓国民代表在各该省分别投票，决定“国体问题”。十月二十八日起各省就排演起来，伪造了“一九九三票完全赞成君宪”的结果。
那时各省纷纷组织“筹安分会”、“请愿联合会”等，排演一些假冒民意拥护“袁皇帝”的把戏。在签名劝进的闹剧中，有的为权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有的趋炎附势，甘心附逆。我们的校长熊育锡先生独不顾危险，拒绝签名劝进，真是难能可贵。我和一般同学们看到这些丑剧，都为之齿冷；对于熊校长的义不帝袁，大家一致颂扬，往往竖起大拇指说：“熊猴子毕竟要得！”
当袁世凯兴高采烈的筹备登基大典，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预定于二月九日君临天下的时候，各省反袁的革命行动也就纷纷爆发了。各种打击纷至沓来，他终于在当年的六月五日抱恨而去世。
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军事独裁者的下场。中国的局势似乎又是绝处逢生有些转机了。我们一般同学们，又都怀抱着国家前途和个人学业或能步入佳境的期待。
第四章 与革命党人的最初接触
一九一六年七月间，暑假开始，我到浙江象山县去省视父亲（他原任法官多年，那时任象山县知事）转回上海，投考北京大学。那时袁世凯已死，北京情形有些好转，我所仰慕的蔡元培先生于数星期前被任为北大校长，我想像北大可能有一番新气象，因而决定去投考，父亲也积极支持。由于我二叔的介绍，在上海与革命党人叶伯衡先生同住。在这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与革命党人在一起生活。
叶先生住在法租界八仙桥那杂乱拥挤的首善里内一幢住宅的前楼。屋内陈设简陋，除了几件破旧的家具，棕棚床上只有一张破席；桌上乱七八糟的堆着书籍报纸。他穿着破旧，道貌岸然。他看了我叔父给他的介绍信以后，对于我的到来，显得在高兴之中又有点为难的样子。他亲切的告诉找，他是在过着革命党人穷苦而危险的生涯，对于我这个准备投考学校的学生是颇为不便的。他要我另找地方居住，以便安心温习功课。我说我喜欢革命党人，也乐于尝试这种生活的味道。他高兴得笑起来了，于是张罗来一张床，殷勤的招待我这不速之客。
一九一三年赣宁讨袁之役以后，袁世凯对革命派一直大肆压迫；国民党确也遭受到严重的摧残。不少意志不坚的党人，脱离了革命阵线而消极起来了；有些甚至投靠袁世凯。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孙中山先生为了重整革命阵容，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t；加入者均须按手模宣誓服从孙先生。知名人士多因此不愿参加，革命阵容颇有混乱。那时虽是在云南起义之后，但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们荟集在上海法租界的仍是不少。袁世凯虽死，他的党羽还是继续在上海压迫革命党人。
那位叶先生看来也是中华革命党的一分子。他首先告诉我，袁世凯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爪牙在上海仍然是很猖獗的。他要我立即将英法两租界交界的路径弄清楚，因为陆建章（袁世凯的特务头子）那杀人魔王派来的许多下属都住在英租界，他们不敢在法租界闹事，往往将党人骗到英租界去，再用绑票的方式加以逮捕，如果被逮捕去了，那就有杀头的危险。他特别警告我不要常和革命党人一同在马路上行走；尤其不要和他们一同到英租界去，以免意外。
他向我描述他在上海生活的情形。他困处在法租界，衣物都典尽当光了；有时甚至没有饭吃；向朋友借贷更是常有。他告诉我，亡命在法租界的革命党人有的穷得连长裤子都没有了，往往两三人共有一条长裤，彼此换着穿出去。但干起革命来，还是顶有劲的。他笑着说，他也快穷到连裤子都没得穿了。我听了这些话，对于革命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禁油然而起同情敬佩之心。
到叶先生住所来聊天的革命党人是常有的，我也常随同他去拜访他的革命朋友。那些人大半是江西、湖南、湖北等省人，几乎个个都是十分穷困。其中有些后来在国民政府中位居显要。我那时和他们晚上赤着脚在法租界马路上纳凉散步，有时买些便宜的酒食，回来享乐一番。几杯下肚之后，他们便大发牢骚，畅谈时事，他们痛恨袁世凯及其党羽，毫不厌倦的叙述袁世凯及其家庭的一切丑史秘闻。
对他们的议论听得多了之后，我也曾发出一些问题。我曾问：袁世凯和他那一群军阀既然这样可恶，革命党有甚么办法对付呢？回答往往是：我们有孙先生领导革命。我又问：如何革命呢？回答往往是：运动军队，联络会党，用手枪炸弹对付。当我问到革命成功之后又如何？他们的回答总是不一致的。特别当我问到对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事，革命党持何态度时，他们总是侧重指责袁世凯的卖国。这一点使我觉得他们对于日本的侵略似无足够的重视。
我和叶先生同住了一个多月，主要是在那里准备功课，应付考试。叶先生这个人有点崖岸自高，落落寡合，对革命也不免有些不得意的牢骚。不久，他得到书法大家清道人李瑞清的赞助，到印尼椰加达一间华侨学校去教书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听见他的消息。
这时候，我一位奔走革命、担任过革命军团长，经年未见的表兄杜君来到了上海。他和另外七个青年同住在一间旅社的一个小房间里，大家睡在地板上，真像沙丁鱼一样。我们异地相逢，特别亲热。表兄要我等叶先生走后，搬去和他同住。我很高兴的答应了。于是那个小房间里又多了一条沙丁鱼。
那八位和我同住的青年军人是从武汉、长沙、萍乡一带来的。袁世凯死了，讨袁战争结束；他们的军事活动也已奉命停止。上海孙中山先生的总部派他们暂到日本去学习，待机活动。他们每领到一些旅费，就大玩一阵。他们热情充沛，天真活泼，最爱高谈自己的英勇往事，显然有点目空一切，而追求醇酒美人也是他们特别起劲的事。我虽和他们同住，但在兴趣上并不与他们同调，我喜欢逛书店、浏览搜购爱读的书刊。我有时向他们打趣似的说：“你们这些英雄好汉，为甚么不钻钻书本？”他们往往这样表示：“只要孙先生做大总统，一切就都有办法了。”
他们的行期并不确定，只要船票到手，说走也就立时走了。果然那天下午我从书店归来的时候，他们已全体上了船。我表兄留下了一封信给我，大意说因赶着上船，不能候我回来，又因袋里业已空空，只有借用我箱中的大洋和衣服等以渡难关，日后见面时再行奉还。我打开箱子一看，我的一百余元，仅剩二十元了，衣服也被拿走不少，他们还把一些不要用的东西塞在我的箱内。表兄的这种举动，正是当时一个落魄的革命军人不拘小节的本色。
我已考取北大，可是要去北京，旅费已感不足，只得再回到父亲那里去补充行囊。在这两个月的时间内，我闯入了法租界革命党人的小天地中，其中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豪迈不羁的浪漫色彩。冒险犯难、乐观活泼、共患难、同祸福，是这个圈子内所珍视的品德。我当时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认为这种革命的精神，若再辅以学识和远见，将无事不可为了。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大
&&& 一九一六年十月间，我经上海第一次到达北京。
作为首都的北京，规模宏伟，气象万千。天安门、紫禁城、中南海、天坛，和许多巍巍的宫殿大庙、王公府邸、红墙绿瓦、雕龙绘凤，不愧为旧式建筑艺术的结晶，却也标志出帝王时代的景象。每月初一、十五，许多坐着轿车、戴着大红顶子的过气王公大臣，依旧待漏神武门，向逊清皇帝溥仪朝拜。旗人男女们相见时打千问安，洋车夫满街叫喊着“老爷、太太”。大商店对顾客恭敬迎送，气派十足；这一切都是封建积习的残存。
东交民巷俨然是北京城内的一个特别区；其中使馆、银行、洋行等等大厦林立，四周筑有兵营，由各国军队分区把守，象征着列强势力在中国的地位．尤其是克林德碑矗立在哈德门大街，不免使人触目惊心，回忆起庚子义和团事变的惨痛往事。挂着中华民国招牌的总统府、国务院、国会等机关，散设各处，保留着过去的衙门习气，并没有甚么新气象的表现。北京确是五光十色，古今中外，汉满蒙回藏的特色，各有陈列。如果说他是中国的缩影，却也不十分恰当；在我这个南方人看来，它究竟更富有北方的风趣和保守的色彩。
北京大学①靠近皇城，其旁还驻扎着粗犷武夫张勋的少数辫子军。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成立虽早，但设备仍极简陋。教授多是一些老八股、洋进士之类。其中著名的有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和以国学见重于时而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等人。同学们还多少有一点以“举人”“进士”自况，其中也有一些所谓风流名士的人物。学术在他们心目中不是装饰品，就是猎官工具。当时各地学校乃至北京城里的其他一些学校，多少已流露出一些近代的新风气，而北大却有点古色古香，特别守旧。
一九一六年秋，蔡元培先生就任北大校长，北大的风气才为之一变。他注重提倡学术，不声不响的下工夫，一心一意想将古老的北大变成现代的最高学术机构。他加聘了许多新教授，如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胡适，文学家钱玄同、鲁迅、沈尹默、沈兼士，社会主义者李大钊，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国民党要人高君武、王宠惠等著名人物，先后荟聚一堂，讲授他们的独到之见。北大就在蔡校长这种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政策下，做学问求知识的气氛日渐浓厚起来。
同时北大的新学生也在大t增加。那时北大采取“预科三年、本科三年制”。我被编入理工预科一年级第三班上课。我住在北河沿第三宿舍。宿舍里每间房子都住了好几位同学，大半是新旧同学挟杂着住在一块。我首先接触的，是同学中新旧观念和生活习惯相互抵触的现象。我房间里的八位同学中，有两位是即将毕业的老学生。他们办小报、做诗文、捧女戏子，往往深夜喝醉了酒回来瞎闹一阵；表现出高年级生的自傲心情，并不理会低年级学生的抗议。结果，多数新来同学一致奋起，强迫那些自傲者遵守宿舍的规章。
北大在我初去的时候，还显得很有点乱七八糟。教授与学生之间没有甚么联系，除上课之外，彼此不相闻问。学生各行其好，极端自由。在这个时候，新风气开始抬头了。低年级的学生讥讽老学生的老爷派头、名士作风和守旧习气；我们要求注重公德、努力学习；反对猎取功名的做官观念；提出学以求知、学以致用、学以救国等见解。这是北大一个极重要的转变，与蔡校长的改革政策是互为因果的。
一九一七年春，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他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也在我们学校中和书摊上买得到了。这刊物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创刊。但北大同学知道这刊物的非常少。一九一七年一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接着陈独秀在次一期上又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才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白话文易于以浅显通用的语句，自由而确切的表达作者所见，又便于多数人阅读，比之文言文的多所拘束，好像是文字上的一次放足运动。当时胡适谓为“活文学出现”，陈独秀更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这样就展开了新旧文学的大论战。
我在北大同学中是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我这个一年级生，最初是埋头于功课，成绩还算优良。我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课而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一九一七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当时同学中尊重孔子学说、反对白话文的还占多数。无条件赞成新思潮、彻底拥护白话文者虽占少数，但他们具有蓬蓬勃勃的热烈精神。新旧之争，就在课堂中、宿舍里到处展开着。在争辩之中，守旧论者的论据渐渐动摇起来了，不少的同学陆续转变到赞成新文化运动方面来。新文化运动在北大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站稳了它的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日渐扩大，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风靡一时，是继康有为的大同学说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后，又一高举起来的革新旗帜。《新青年》的发行数量也增多了，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陈独秀又主办了另一政治性的新型刊物――《每周评论》；一九一九年一月，北大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出版响应新文化运动的《新潮》月刊。这在当时被视为《新青年》的两个卫星。此外，上海、北京等地有些著名报刊也在响应这一运动，而各地新生的小型文艺刊物和文学团体也开始滋长起来了。
社会主义运动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活跃起来。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产生较早，其活动亦较为显著。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李石曾、吴推晖、张静江等就在巴黎创办了中文的《新世纪》周刊向国内宣传无政府主义，后来蔡元培也成为其中的要角。到了一九一七―一九年间，在北京、广州等地，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增加起来了，其所发行的小型刊物颇为流行。他们保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特色，也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此外，一九○六年同盟会的《民报》曾发表过朱执信节译的《共产党宣言》；同时，宣扬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往往见之于其他小型刊物。辛亥革命时江亢虎曾组织“中国社会党”从事政治活动，后来因遭受压迫，渐渐默默无闻。经过一段消沉时期，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欧战告终，俄国革命的影响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思想才重新抬头。当时《每周评论》、《新青年》和上海的《星期评论》等刊物常登载一些介绍马克思学说和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
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到处泛滥，也侵入到我的家庭。我到北京以后，每星期都将我阅读过的报刊和少数新书邮寄给我的父亲。后来我所寄去的书刊就多是《新青年》这类的东西，其中甚至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刊物。我还常写信向我父亲鼓吹新思潮。父亲保持了约一年的沉默，来信中绝不表示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后来他终于开腔了，信中长篇大论的反对新思潮，尤其讥讽白话文，并主张保存国粹。这样就引起了我们父子间各执己见的辩论。
新旧冲突不仅限于思想方面，还演化到具体的事实上来。一九一七年春，我家庭代我订了婚。这是我祖父的主动，父母只是赞成而已。他们依照习俗，代我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未婚妻，事先并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曾去信表示反对，大意是：那个成为我未婚妻的女子也许是很合适的，但我根本不认识她。后来，在我与父亲通信辩论新思潮问题的时候，又提出这一问题，并坚决主张解除婚约，这使父亲大感困难，这僵局后来由我亲戚从中调解，婚约终于解除了。
我父亲于一九一九年春来到北京。我每星期都去看他，照常送给他一些书刊。彼此叙起家常来一样是很亲热的。父亲知道我已是一个活动的急进分子，常在慈爱的颜色中表示不以为然的神情，但不再提起解除婚约和新思潮的问题。父亲在北京住了一个短时期即离京南下，我送他到车站，并诚恳表示：父亲素来是谨言慎行的，儿子却愿与旧社会宣战。父亲为了立身处世的方便，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不妨采取不负联带责任的态度。
&&& 父亲听了这些话后，表现得有点难过，保持沉默。我们父子就这样告别了。
京师大学堂系北京大学的前身，创设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由孙家鼐第一任的管学大臣，学生都是“进士”、“举人”出身的各京曹，所以充满了衙门的气味。宣统元年（一九○九年）十一月筹办分科，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民国成立，改称为北京大学，由严复、胡仁源先后任校长，至民国五年（二九一六年）胡仁源赴美，始由蔡元培继任校长。这是中国一间最早由官办的正式大学。
康有为的《大同书》在一九一三年陆续刊登于《不忍杂志》，主要主张为破除国界、毁灭家族、取消私有财产，以进人类于大同的世界，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最急进了。中华书局有单印本。
第六章“救国第一”
欧战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侵略中国的野心，日甚一日的付诸行动。它为了实现一九一五年的二十一条要求，多方干预中国内政、企图在北京制造出一个亲日政府，这使扰攘不安的中国政局更行混乱，也使中国人民的反日怒潮汹涌澎湃起来。新文花运动以内部革新为主要标志，也曾引起新旧之争，反日则是当时爱国运动的主要内涵，又使人们不计思想分歧，趋于团结。“救国第一”的呼声喊了出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前奏。
袁世凯虽然死了，但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统治着北京政府。段祺瑞继袁世凯而当权，其资望实力不如袁世凯，而专横跋扈则殊不少逊。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明令对德奥宣战。这件事他与日本早有默契。日本企图在共同参战的名义之下，进一步控制中国。段则企图在这一名义之下，扩充他的军事实力，以获得财政上的支持。一九一七―一八年间，段氏先后向日本借款近一亿五千万元，借款条件于中国极端不利。
当时一般青年愤恨日本的侵略，对于段祺瑞的亲日卖国行为，尤为切齿。可是他们目击现实政治的混乱腐败，多表示鄙薄不愿与闻，即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因其内部混乱及反日面目的不够鲜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虽然青年们觉得反日爱国为不可放弃的天职，可是没有组织，发动不起来，甚至有些人惧怕会因此卷入现实政治漩涡中去。一部分青年从事新文化运动，也有不多谈现实政治的倾向。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留日学生因抗议中日东京会议所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个留日学生罢读归国的事件。其中一部分人回到北京，痛陈在东京受辱的情形，引起北京学生的广大同情。少数热心同学发起，在北大第三院举行学生大会，听取归国留日学生代表报告，并商讨响应办法。五月廿一日，北京各大学一千多学生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结队向总统府请愿，反对这一协约的签订。同时以反对向日借款、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为请愿的更广泛目标。这次请愿是十分温和的，类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由四个代表捧着请愿书，恭而且敬的求见总统。我们大队学生则在新华门外肃静等候；既没有人演说，也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们在做甚么。这次请愿毫无结果，四个代表并未见着徐世昌总统，仅由其秘书代见，答应将请愿书转陈。四个代表步出总统府向大队约略报告数语，大伙儿也就跟着朝回走。当时我身历其境、真是觉得太不够味。幸好有一位天津学生代表郭隆贞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顿，表示抗议，才显示了一点热烈的情绪。
因为受了那次请愿的刺激，我和少数热心分子常向同学大声疾呼的指出：北京的学生死气沉沉，有类于冷血动物，爱国热情固比不上留日学生，甚至比之天津一个中学女生郭隆贞也大有逊色。这种说法普引起大批同学的共鸣。然而当时北大同学对于救国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大体有三种看法：第一，不少同学主张由爱国人士逐渐展开活动，获得人民支持，将来这些爱国者能进入国会，掌握政权，形成政治上的新风气，救国才有办法。第二，醉心新文化运动的人物认为还应当加强新文化运动，才是救国的正当途径。第三，一般急进的同学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应当从事彻底革命，推翻亲日派的统治。同学们往往成群的聚集在寝室里辩论这问题，而我的房间也是这风暴的一个中心。结果大致得到“救国第一”的结论。我们认为救国运动是全体同学应该参加的，救国高于一切，从最守旧的人，直到最急进的无政府主义者都应一致奋起“救国”。
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当时这种组织小团体的想法颇为流行，不少有抱负的青年人都想藉以一试身手，登高一鸣，于是我和一些同学们发起组织一个“国民杂志社”，参加这个社的有一百多个同学，多数是北大学生，北京其他高等学校也有少数活动分子参加。我们筹备出版一个名叫《国民杂志》的月刊。我自始即被推担任发行工作，忙着向社员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等业务。这月刊于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创刊，大约出了四期，后来因为五四运动的爆发，社员们都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无暇兼顾出版事务，因而停刊了。
国民杂志社的社员们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却有纷歧，并常因此引起争论。大别之可分为三派：一是少数的保守派，以陈钟凡、黄建中为代表，主张保存国粹，反对白话文；二是几占半数的调和派，以易克嶷为代表，他是国民杂志社的主要发起人，提倡一致救国，同时也是一个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调和论者，三是与调和派几乎势均力敌的急进派，我和许德珩常是这派的发言人，找们主张革命救国，同时拥护新文化运动。
我是国民杂志社的一个要角，很起劲的为它服务，但因上述内部意见的纷歧，已经感觉不满足了。我在欧战结束的时候，与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先生来往密切起来了。由于他的影响，使我增加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兴趣，同时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区声白等同学也来往较密。中文版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如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人的著作我都涉猎过。我脑海中又增加了一些改造社会，到民间去等等观念，于爱国狂热之外，还有点社会革命的意味。
由于这种理想的推动，我于是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同学，组织了一个平民教育会。这个会标榜社会改造，主张从平民教育入手。．最初参加这个会的有北大等校六十几个同学，其中多数是没有参加过国民杂志社的，也有些就因不满足于国民杂志社的单纯爱国，而偏重于社会改造一途的人们。当时这种提倡社会改造的小团体也正盛行，“工读互助团”就是其中主要的一个，在那里打着“试验新生活”的旗号，寻找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
这个平民教育会虽然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但它的成立，确是由于受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到民间去”口号的影响。后来这组织得到学校当局的赞助，改组为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设有北大平民讲演所、平民夜校等组织。北京其他各校也有同样的组织。参加这组织的人均被派往北京城郊各区去丛事街头讲演。不久我们又得到北京市学务局的赞助，供给我们广布在北京各区的通俗讲演会场，趁为我们排好每星期的讲演时间。我们所采用的大半是“国民救国”、“平民疾苦”、“大众文化”之类的新题目，颇具吸引力，听众也逐渐增加起来。我们每星期还分组去访问贫民窟，查询贫民受苦的情形，附带也做些救济的工作。这些新奇事也使我获得一些接触贫苦人民的经验。当时北京各报刊所发布的平民实况等消息，多半就是这组织的参加者和同情者所供给的。这组织还决定，会员们每届寒暑假回到各省各地，都要发展这样的组织和工作。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欧战结束，中国似乎也是一个对德宣战的战胜国。当时各战胜国大事宣传说这是公理战胜强权。北京也在庆祝战争胜利，并将克林德碑拆毁，移置中央公园，改为“公理战胜碑”。我们曾参加这一庆祝大会和奠基典礼，也曾为之兴奋。“强权即公理”的现实，似乎开始有了些修正，中国将因此有转弱为强的机会。在天安门举行的欧战胜利的庆祝大会上，蔡元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