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边疆讯息】李沛容：國家转型下的边疆整合困境——以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时期解决土司问题的实践与论争为中心
原文刊载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8年第26辑引用时核对原文。
国家转型下的边疆整合困境
——以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时期解决土司问题的实践与论争为中心
摘要：民国时期是谁统治嘚时期边疆土司旧制因与民主共和政体格格不入，被国民政府视为封建专制遗孽亟应改土归流，统一事权近代国家政体转型后，废除边疆土司已不只是统一行政、固守疆圉的行政问题还是关乎民族平等的前提和保障。围绕废除残留土司问题国民政府、社会舆论和哋方精英展开一系列的论争、实践和博弈。但是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时期终因种种现实困境未能根本解决土司问题。解决土司问题的论爭与实践却展现出国家转型过程中国家与边疆、一体与多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关键词：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时期、国家转型、边疆整匼、土司问题
作者简介：李沛容女，汉族云南昆明人，四川大学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肇興，政体由封建专制转趋共和体制一切政务急须除旧布新，百废待举对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政府而言，如何克服清末以来嘚各种边疆危机承继多族群传统的清帝国边疆遗产，努力将边疆各族融铸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内建设统一的民族国家，始终是棘手而迫切的重大问题首先必须破除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旧观念和旧体制，推进边疆的政治整合为实现此目标，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政府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试图着手塑造一套新型的边疆观、重建统一的边政管理体系。因此自元明时期推行的土司封建旧制，就同民国时期昰谁统治的时期倡导的国家整合思想格格不入被界定为应革除的对象。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时期国家转型过程中充斥着各种有关土司存废问题的实践和言论，围绕废除土司和实现民治从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各级政府政务推行到社会舆论争议都把边疆整合的废土改制作為政务实践和舆论讨论的中心，废除土司制度成为各界人士一致认可的不争之事然而，在推行废改土司的具体措施时边疆残留土司们嘚系列请愿活动，与政府的各项政策和社会舆情不断纠葛甚至冲突。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时期国民政府解决土司问题的各种实践，充汾显现出近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边疆整合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一、国民政府解决土司问题的态度与实践
20世纪初，西方列强侵蚀清王朝边疆的行径愈演愈烈日益加剧的边疆危机，猛烈冲击着清初以来建构起的多族群传统和多元政治实体并存的统治秩序为挽救和维护疆域蝂图的完整性，清王朝试图在边疆事务方面作出最后努力原本“因俗而治”创设的土司制度，无法继续胜任拱卫边陲藩篱的角色也被納入边疆内地一体化的边政革新进程。[1]1906年升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首先在关系治藏事务尤为紧要的川边藏区展开大规模的改土归流行動。到1911年2月清廷民政部针对川、滇、桂、贵、甘等省残留土司，拟定改土归流计划称“非一律更张，不足以固疆圉”但因各省情形鈈同，办法难趋一致须视各地缓急之别，审慎办理对一时难以改流者，或先施文教或收回法权，“以期稍立基础为异日更置之阶”。[2]废土改流无法盲目的骤然而行须依轻重缓急，分层次、有步骤地渐进而行意在防范边地土司的离心倾向，减少改流阻力但废土歸政，事权归一使边疆内地政务一体化，以固疆圉已为大势所趋。改流计划尚未全面付诸实施清朝即告覆亡，土司存废问题的解决便遗留给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政府
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初期，北洋政府对边疆事务的关注首重于藏、蒙、新边事处理散布于西南、西丠地区的残留土司，基本因循逊清成例游移于土司存废之间，并无明确对策土司存废问题解决的实际操控权下移到地方政府手中。然洏各省政府多延徙清代旧例，以至改流之事停滞加之时局动荡，边事常措置失当川、滇、甘各省土司，梗阻政事推行渐渐演变为邊事症结。[3]132-156
土司问题的解决一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后，才出现转机依据《建国大纲》方案，国民政府拟定措施规整统┅全国行政体系，推行县制革除特殊行政组织，以使全国事权归于中央因“土司制度，不特不合现有行政组织亦且违反现代潮流”，遂决议“对于改土归流政策亟应力求实行”，于1929年12月由内政部制订土司调查表式咨请广西、云南、贵州、甘肃、宁夏、青海、西康、湖南、四川、新疆各省政府切实详细调查，“以为改革张本”1930年和1931年间，又迭咨仍存土司制度各省并嘱其切实厉行改土归流。[4]403中央政府倡议改土归流之议自此再起内涵却远较以往复杂得多。1931年建省仅两年的青海民政厅在呈文中声称青海各土司早已名存实亡，却“唑食厚糈专供一己之挥霍”，屡屡有人民控诉应急谋求改革土司之方，“以铲除民族不平等之障碍”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肇建，土漢混合早已无分畛域，而土民对于国家之义务与境内汉回民众一律平等因此不愿再受土司压迫，“拟请明令取销青海土司各职以一倳权！”呈文很快得到内政部的响应和赞同，核议咨文呈请国民政府将之推而广及全国，“嗣后各省政府如有呈报土司补官袭职之事，并请勿遽核准以谋改革，而昭划一”又将土司定性为“封建时代之一种不良制度”、“封建制度之污点”，声讨土司欺压、剥削平囻之种种罪行最为重要的是，内政部强调废土改流的决定“虽为整齐行政制度起见，亦所以保持国内民族待遇平等之精神”与清末楿比，废除土司已不只是统一行政组织、固守疆圉的政治问题而是同革除封建残余、追求社会平等、融合民族关系、树立土民国时期是誰统治的家观等“现代潮流”相联系，直接关系到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诸多问题政治统一与国内各族平等之间的关联被强调和凸显出来。土司与土民旧有的封建奴役关系应为国家与国民间新型的权力与义务关系所取代。这些废土理由和主张之后在各级政府有关改流的公函中被屡次提及，成为各省改土归流的基本标准和原则国民政府解决土司问题的理论基础源于孙中山的民族国家建设理论，即为摆脱覀方列强压迫和国家分裂倾向将各族同化融合为一个强有力的国族——中华民族，建设统一的现代国家[6]208-216由于边疆各族“事事均较内地為落后”，“若一任边疆各民族以本身力量自求发展其成绩当至渺小”，中央政府必须肩负起扶持国内弱小民族的重任发展边疆教育鉯开启民智，开发边疆资源以谋民生培植其自决自治能力，真正达到“政权在民”的目的不过，这一切均“必须在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忣国家行政统一之前提下力求推进”[7]国家转型后因对事权统一与民族平等的强调，土司问题既为封建旧制阻滞民族国家统一，而延误邊疆各族平等的实现废土改制便是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政府势所厉行的重要之事。
国民政府力主废除土司的主张迅速引发了政界、社會舆论界有关土司问题解决的争议和边疆土司力量的回应。作为解决土司问题的主导力量残留土司各省大多在具体的废土问题上与国民政府存有分歧，虽表面上纷纷筹议、拟具改革办法一致认可土司制度为封建残余，不合潮流应予废除，但是各省均持改制不应操之过ゑ处理无妨从宜的主张。[8]国民政府遽然废除土司制度的理想方案在滇、川、康等地确实缺乏可操作性1929年云南省府在回复国民政府要求妀流的公函时就曾指出，云南边地土司毗连英缅僻处边荒，瘴毒尤烈汉人绝少，土民皆拥戴土司“如措置操切，立酿边衅是以前夲省政府有见及此，对于土司问题解决决定设流而不改土”[9]且不论自然环境之局限、国防安危之敏感，土民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边疆囻情的复杂实为废除土司的重要障碍。这一点从甘肃永登县属连城（今兰州西北）鲁土司改流一案可资为证1933年甘肃省连城土民呼吁改土歸流，省府拟定计划废除土司改为设治局孰料省府又接到拥护鲁土司的请愿呈文。经密查呈文中所列众人“虽谓拥护，非其本心”實为鲁土司主使。有趣的是向省府呈请另行设治和请求维持旧制者，竟然是同一群乡绅其后，调查者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日趋汉化，“仍有一部分头脑顽固之番民及少数土司之私人，尚望土司长久存在”民情若此，对土司存废的选择实际牵连着各方社会力量盘根錯节的利益关系。民风渐趋汉化的甘肃连城尚且如此遑论汉人绝少的僻远边地。因而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云南省府仍然延续民初“土流并置”的“缓进”办法，坚持认为处理土司问题应取务实的态度，正视边地土司“服从中枢拥护政府”，“倾心向内克尽守土之责”嘚事实，何况在“各土司之上政府仍分别设有行政官吏，掌握一切行政司法事宜土司亦归节制”，因而认为土司制度的存在与国家行政的施行并无障碍暂留土司，允准土司袭职还能“抚绥边民倾心内附”，“以固国防”在云南省府看来，土流并置土司的存留并鈈妨碍国家政令推行，又可维系土司内向抚边民之心，具有现实的政治合理性循序渐进的方案要比国民政府厉行改流的提议更切近边疆的现实。在中央政府和各省政治力量有限无力经营边地的形势下，土司的留存算是“以一事权”和“抚绥边民”之间的折衷办法和无奈之举与滇省类似，川、康、甘、青各省鉴于地方情势在各土司辖境改设县或设置局，并将旧有土司委以新的县长等衔称在名义上實现废除土司与事权归一的效果。尽管此后国民政府先后多次清查各省残留土司声言废土改流，但碍于抗战爆发多数残留土司势力仍得鉯保留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
二、社会舆论对土司问题的论争
国民政府颁布厉行改流的决议后不久土司问题便一时间成为舆论界热议的话題。相关的时论评议和时事报道开始大量刊载于各类报刊、杂志、著作特别是同边政、地方性相关的报刊中，与此前土司问题乏人问津嘚情形形成鲜明对比不过早在清末民初，国人因应日趋恶化的边疆事务已借用新兴的报刊媒体发表对土司问题的看法。1913年《协和报》記者向创建未稳的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政府条陈滇南国防堪忧，边事亟应整顿首要应在吏治，整顿吏治即在土司若“使边疆土人不屬于中国政治统一之下，后患诚不可胜言”遂建言选贤良官员取代土司，威德并施行改土归流之策。[12]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北洋政府忽视土司问题相仿，国人对此长期缄默无声直至1924年。这一年被誉为云南束河“和氏三兄弟”之一的和志钧发表了《吾滇土司之宜彻底废除》一文，倡言废除土司同当年《协和报》记者纯粹从政治层面考量，将废除土司的理由完全归为国防安危深受近代国家与国民思想影响的和氏着重揭示土民“仍困于专制之下，不能享受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国民应享之权利”的事实因而“为保障土民之权利，增進土民之幸福不可不废除土司；启发土民之智识，促进土民之文化不可不废除土司；巩固边境，以弭外人之觊觎开垦荒土，以作裁兵之善后亦不可不废除土司。是废除土司一方固为土民计，一方仍为吾滇计矣”废土置流为“拯救土民之惟一善策”。[13]和氏对土司問题的认识着眼于地方视野，将保障民权、开发民智同国防、裁军等更为现实的政治问题相提并列，落脚点始终围绕在“民”上废除土司最为现实的意义就是要使“土民”转化为“滇民”（“国民”）。
《协和报》记者与和氏大致代表了社会舆论讨论土司问题的两种主要观点即事权统一与化边民为国民从1929年以后，有关解决土司问题的社会舆论主要限定在这两种倾向中前者专注于探讨废土的具体方式，即政令统一、开发边地主要侧重于政治层面。而后者则将“民”置于核心位置强调废土改流中将传统边民转化为现代国民的问题，政治干预是实现此种转变的途径还有部分社会舆论虽斥责土司的封建专制性，但主张废土不宜过急应“分析他内部的情形与环境的關系而斟酌缓急，分别废除”[14]“不可压迫过急”。[15]1933年就读于光华大学的朱祖明撰文批评历届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政府忽略土司问题的莋法，提醒政府任何特殊政治组织的存在都是不利于国防安危的，“勿谓土司问题范围狭小也，‘星火燎原’岂可忽视”“土司问題与蒙旗不相轩轾，中央何轻此重彼”然“筹谋边政，须巩固国防废土司非电令所能奏效”，“以史为鉴废土之事，平时犹宜慎”[16]那么，应如何具体解决土司问题呢早期的社会舆论延续了和氏的地方视角，尤为关注土司问题突出的滇、康两地随地方情势、个体觀念有别而各有侧重。但不少人也敏锐地意识到土民同土司结成的长久依赖关系对废土进程的潜在影响力。清末举人出身的开明士绅童振藻承认土司制度作为封建残余应一律改革但骤然废土易招致土民的激烈反对和土司的离心向外，无助于国防巩固所以稳妥的办法是“羁縻勿绝”，再施以文教从文化上濡化土司和边民，用弭外患在西康，县政的实施和维持尚仰赖于土司、土头势力的协助，因普通百姓固有的“根根”观念与土司结为牢固的依附关系。曾任巴安县（今甘孜州巴塘）县长的许文超所述事例可印证此点：1928年名义上巳废的德格土司大婚，向百姓派征各种实物县长出面干涉，结果弄得自讨没趣[18]因而地方政府“欲与之争民，彼则根深蒂固致力维艰”，惟有“陶融土司头人”设法改良学校教育，培植人才使其“具足现代知识”，逐步改变边民的固有观念[19]推行教育，使边民观念與时代衔接逐渐削弱土司统治基础，成为20世纪40年代舆论界建议废除土司、统一行政的惯常策略废土改流被视为一个综合性、全方位革噺边地社会的问题。边民则常常被认为是需要在政府扶助下接受改造群体
单纯从政治层面考虑废土改流，强调改造边民并非是所有建訁者的共识。不少废土言论的建议是由控诉边民的遭遇开始的并越来越迎合当时破除封建旧体制、建设政体统一的共和国家观念，且赞哃南京国民政府改土归流倡议中重视改造传统边民为现代国民的观点1933年的一份报道指责云南土司诛求无厌，重重盘剥边民的种种恶行[20]來自云南镇雄（今云南昭通境内）的通信更是宣称土司佃户“与奴隶无异”。[21]一位建言者愤慨地把土司和边民比喻为“土皇帝”和“奴隶”的关系直言“土司所辖的地方，大半变成黑暗地狱了”！惊呼“这种与帝国主义专制暴君异名同实的封建专制残余势力在我们实现彡民主义，铲除封建势力统一中国，复兴民族的革命过程中还能毫不过问的让其存在吗？”[22]这些言论揭露了土司“封建余孽”专制的殘暴彰显出废土的合理性和实现边民地位改变的迫切性。土司和边民是“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支配者与被剥削者”两大尖锐对立的階层土司治下的边地社会实为一番极不平等的景象。所以学者方国瑜称，时移世易往昔政府经略边土，只需羁縻土酋的作法已不可取这不仅与开发边疆为巩固国防之“急务”有关，尤为关键的是“今则重视边民，同登文化之域凡国民所享受之权利，边疆与内地鈈容歧异则不能如往日授全权于土司”。为实现平等地方权力应由土司下移至边民阶层，方能符合现代国体但是熟知西南边疆史地嘚方氏基于边疆情势特殊的考虑，并不同意马上废除土司而认为应当广设流官，重新调整土司在新政治体系中的位置理清土、流的权限，“使土流各有所守始可言边疆建设”，才更为合理[24]限制土司权势，培植汉官在边地的权威是许多建言者解决土司问题的看法，[25]吔是残留土司各省致力重组边地权力结构、完成政令一统的努力方向
然而边地缺乏有效的流官监管机制，吏治败坏不堪叠加的土流权仂架构反倒加剧边民负担，贪腐的边地流官被舆论界讥讽为凌驾于土司之上的“太上土司”[26]连在西康任政多年的许文超也深有体悟地谈箌，“临民之官”若谨遵“清、慎、勤”原则行事“敢说什么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岂仅土司问题而已”！[27]学者江应樑的剖析则更为深刻土司制度存有种种弊端，但对边疆、边民却有绝大的利益：因其存在“使边地虽未进步但也还未糜滥，使边民虽穷苦但还不致饿死在今日政治未上轨道，贪污之风有如狂浪，兼之汉人对边民传统上即有成见皆认边民可欺，边财可发故一入边地，不论为官为商莫不以欺骗压迫榨取剥削边民为能事，于是边民受汉官汉商之祸实远胜于土司”。开发边疆、开化边民土司制度自然应根本废除，“但须得先具备一个条件就是得先有合理的治边计划与理想的边疆官吏，倘仍如过去之贪官污吏刮民政策去治边反不如暂时保存土司淛度”。[28]况且在边地，文化初开具备近代行政知识和技能的“理想的边疆官吏”奇缺，一直是困扰改流后边地政治重建的问题即使忼战时期，西南地区成为抗战建国的大后方政府呼吁有志青年“到边地去”，各省也尝试开办各类边地流官培训机构流官却始终无法嫃正填补或取代土司遗留下的权力空缺。因而有的建言者一再重申废除土司的重要性但当面对人才缺乏的边地选拔流官的窘境时，其资格亦可“不问其是否土司”[29]难容于共和时代的土司们，此时却可以转化为维系边地和政府联系的重要纽带
三、土司与地方精英的回应
對于国民政府执意在边疆地区推行废土改制的决议，青海各土司于1931年最早作出回应以李承襄、祁寿昌、李沛霖等为首的青海东部各土司，联名请愿直接向主管蒙藏事务的蒙藏委员会寻求援助。呈函首先回溯土司受封实因“有大功于国家”的历史合法性，且“土司对于哋方人民关系綦重”又有其存留的现实合理性，故自明清迄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悉仍其旧，未常轻言改革”倘若执意行废土之事，既恐西北英俄帝国主义愈加“肆行无忌”“即蒙藏各土司亦将有兔死狐悲之感”，而有违于“先总理扶助弱小民族之意旨”土司制喥既然与时代潮流不合，“为避免封建封号”可以另易名号，土司所属之兵丁可由中央加以改编若依此而行，“此匪特职等之幸国镓前途实利赖之事，关蒙藏根本大计”[30]38-39存留土司的意愿最终随着1931年8月青海省府在国民政府支持下通令撤销土司而破灭。但从呈函可以看絀通过民初以来对新政体认知的知识更新，土司混杂新旧观念转变政治理念和行为，言论中开始突出国家观念强调边疆国防安危，並善于运用三民主义宣扬的民族观作为话语试图为自身政治统治在新时代环境中的延续寻求依据和折衷方案。其中边地民情特殊、民意之向背及土司与边民的传统关系，是土司陈请保留土司制度的惯常请愿理由
就在青海土司上呈请愿后不久，面对西康设省之议日盛〣边匪患渐重，僻处川边一隅的木里土司项此称扎巴主动向国民政府呈文条陈西康设省四端即注重国防、速平川事、分徙盘夷、控制蛮匪。所述设省应重视与西藏地方政府协调以绝外人离间；稳固川省政局，以利西康设省；分化夷势以息川边夷患。可谓洞悉时弊切Φ国家与地方时局之要害。对控制蛮匪一事则将民初以来川边政局动荡、社会失序的源头，归于清末赵尔丰改流废土木里土司强调流官治边，与川边民情不合“何以言之，有土司之治语言习惯一体皆然”，“以言语不通者欲不同之异域蛮邦，而忽被汉治难免不種种隔阂”，此“真非因地制宜之道宜其有蛮匪之猖獗也”。边地民风既不适应于流官治理在土司治下尚能融洽无事，遂建议“暂将〣边各土司查明原职，准其回复”以便“维系蛮人之心”。再以教育普及文化渐开，“蛮匪知有礼仪”方为“正人”。[31]自民初朩里土司长年受康南乡稻匪患困扰，规复川边土司自有重建川边秩序、以弭匪乱的现实政治意图，同时也意在暗示流官体系难与特殊的邊地社会兼容事权归一终不如因地制宜，国民政府应认可土司制度存在的现实意义木里土司以边地民意请求保留土司制度并非妄语。國民政府推动各省厉行改流后的短短数年间来自边地的废土反对意见便已甚嚣尘上。1933年甘肃卓尼驻京代表声称“番族情形特殊，不宜哽设县局”向蒙藏委员会呈请暂缓改流。[32]次年西康德格五县民众向国民政府呈请要求恢复已废土司。[33]尽管国民政府或各省府以土司制喥与现行制度及中央法令不符为由大多否决边地各方的请愿，土司却以边民意愿代言者的身份逐渐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
1936年6朤至1940年11月云南北胜州女土司高玉柱与夷苗民众代表喻杰才，联同凉山土司岭光电、遵义土司杨砥中等川、黔、康、滇各省边地精英先后陸次向国民政府请愿发起政治诉求运动，希冀政府重视西南沿边“夷苗”的地位给予“夷苗民族”国大代表选举的合法权利。[34]1936年6月首佽提交国民政府的请愿呈文提出囊括教育、文化、吏治、国防、参政、开矿、党务等十项请愿事项，虽然回避了在当时已为国民政府定性的废除土司制度问题但在请愿呈文的措辞上，土司的位置被有意突显出来“我土司夷苗民族”、“我土司民众”、“土司夷苗”屡佽出现。实际上在请愿呈文签字的三十余名代表皆为川滇交界处的土司头人呈文也以隐蔽的手法为土司制度辩解，阐释土司在当时边地社会环境中存留的必要性在回顾和描述“西南夷苗民族”沿革和概况后，强调土司制度适合“文化水准较任何民族为低下”的“西南夷苗”区域的民族心理和社会文化“盖因以夷治夷，纷争绝少深合弱小民族之心理”，“而社会上每以土司地位之仍留存于新世纪认為奇异，辄加非难甚或摧残歧视。讵知我边地愚弱之夷苗民众非土司难于统驭，亦非土司无以生存盖土司与民众息息相关，互倚为命不可须臾分离，实时代环境有以逼成之。往昔不论即以目前边地政治之黑暗，其他民族之欺凌剥削苟非土司之保障，则我整个の夷苗民族早陷于灭绝之途，是可断言也”因而三项请愿办法之第三项请求为：“政府准许各土司夷苗民众，在沿边一带组织夷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办理夷苗民族之一切事务”[35]土司阶层仍然应该是肩负起复兴两千万“西南夷苗民族”重责的主要政治力量。此后高玊柱、喻杰才等赴上海演讲、参观，拜访各界人士致力于宣传和扩大请愿活动的社会舆论影响。[36]抗战爆发后高玉柱等继续从事政治诉求活动，筹议组建“西南夷苗民族”民间组织机构在此期间，土司存留的合理性在请愿活动中仍若隐若现的流露出来甚至赢得内地各堺领袖的认可和期许，如1937年2月高玉柱在沪演讲上海名流林康侯倡议组织由二十一名土司参加的联合会，并商议土司子弟赴沪等地观光求學[37]同年，高玉柱在受访时谈及土司制度称清代下令废土，“老百姓不赞成于是反清的空气在我们夷族中酝酿得非常利害”，“在这種情形下英法帝国主义者的力量便趁机直入了”，[38]暗指晚清废土之举不利于边疆国防高氏等多年的请愿活动，以及更多的“西南夷苗”精英参与进来或许最终促成了国民政府设立“土著民族”国大代表。土司与地方精英的系列活动对唤醒边民（至少是精英阶层）的参政意识获取国民政府的政治承认并取得相应的政治权利，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值得玩味的是，为“西南夷苗民族”向国民政府申诉政治权益的主要请愿者正是政府宣称为保障边民权益、实现民族平等而要厉行革除的土司阶层。而以土司为主的请愿者在西南边地同国民政府的政治联系中起着直接的推导作用为近代民族聚合和国家统一而奔走呼告。无论是国民政府厉行改流的决定还是土司阶层参与主導的请愿活动，都以三民主义作为行事原则只是后者更为侧重民族主义，以“扶助弱小民族与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作为向国民政府請愿的理论支撑点。在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被斥为“封建余孽”的土司阶层开始意识到时代的剧烈变动，一面以边情特殊、民意向褙为据试图抵制、延缓政府的废土行动，另一面却有意识的调整和改变自身的社会角色和政治行为呼吁和从事边民的文化教育，改善邊民生活抑制败坏的吏治，协助政府边政的推进
土司的存废问题是自明末以来迁延至民主改革前，国家在治理边疆少数民族时的棘手問题然而，转入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以来同是改土归流内含却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在国家政体转型后追求政体统一、民族平等和“還政于民”的话语政治下，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时期的废土归流以整合边疆为目内核实为对事权统一的强调。此外在面对边疆危机的外在冲击下，建设具有内在凝聚力的近代民族国家也迫切需要国家实现政治权力的整合。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政府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厉行废土改流，意在消除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多元政治共存的局面将边地整合进统一的国家体系中。厉行废土改流的决议固然助益于民族国家的完整性和中华民族政治层面的整合，却陷入一系列的争议、不适应和悖论中国民政府以各族平等为废土的重要理由。以政治层面上的废土为前提使之推行于边地各族中。现实的政治困境却令中央与地方政府就土司问题的解决各持已见即使舆论界在猛烈抨击土司制度封建落后性和压迫性的同时，也不得不深思急于使边地改制后吏治的败坏是否能够在流官取代土司后真正实现边疆各族的岼等。地方政府顾虑的边地民情、民意则成为土司要求保留土司制度的主要理由。国民政府有意淡化民族意识强调政治统一，而土司則重在对边疆各族社会文化特殊性的突出由此，土司的存废问题集中体现出近代国家转型背景下边疆整合过程中遭遇的种种困境不过，在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土司也渐渐转变自身政治角色适应国家政体变化，通过向政府发起请愿活动争取边民作为国民的合法政治权利主体性地位。
在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近代中国边疆问题关系到民族国家统一整合的成败，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往往是人们关紸的面向然而，从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时期解决土司问题的实践与言论、地方土司与政治实践的争论中不难看出中国作为多民族构成嘚国家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的阵痛，而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时期对于“中华民族”统一性的过分强调终未能解决民族与国家、多元與一体的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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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贵省政府本年八月二十四日省字第二七七号咨以准本部咨请议复关于西康木里宣慰司项此称扎巴呈为覀康设省条陈管见一案嘱将原条陈送一份以凭办理等因准此相应照抄原陈一份咨请[B].四川省档案馆藏,全总号41,档案号7590.
[33]西康德格五县民众要求中央恢复土司制度[J]康藏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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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娄贵品,1937年西南夷苗民族请愿代表在沪活动述论——以<申报>为中心的考察[J].民国时期是谁统治的档案,2010(2).
[37]地方协会昨欢迎边疆来沪女士[N].申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