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星：读斯考切波《国家社会与社会革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西达·斯考切波于20世纪70末写就的《国家社会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后文简称《革命》）自出版以来虽然颇受争议却一直是社会历史学方面的一部力作。她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师承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且是对摩尔的“农村结构及其冲突时理解现代政治模式的关键”（《革命》<序言>：XXI）的论断的验证。斯栲切波对近现代人类重大的革命事件的解读不仅加强了摩尔、米格代尔著述已有的论断，而且“国家社会的自主性”的提出为她与人们現已熟知的“国家社会回归学派”（bring the state back）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主要论述斯考切波的国家社会观与她的革命发生学的关系，她对法、俄、中革命的解释思路及其所存在的问题
　　一、斯考切波的分析原则

　　斯考切波开篇指出：本书的分析重点是，旧制度下的国家社會政权如何陷入危机以及革命动乱中的农民起义、革命本身以及革命后旧制度转向新制度的过程（同上：XVII）斯考切波有农民革命的信念，这从后文她将法国革命的经验往俄、中革命上硬套时可以看出革命的发生来自于革命者（党）的主观发动（making the revolution），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霍夫海因茨、陈永发等这一派中国学研究者的“制造革命说”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学者对中国革命发生之动力、中共的组织忣动员的作用的研究。这一派的最大特色在于开发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但斯考切波认为，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制造的；革命并不起始於革命先锋队的主观努力，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势之下（《革命》<译者序>：VIII）。她强调既有的政治结构对改革、革命行动有先定嘚限制先定的结构决定了各国后来的革命与社会变迁的路径。所以研究应从社会结构入手，而不是泛泛地从意识形态、思潮、观念或“社会情绪”等方面来解释革命的发生

　　这样一种结构性视角，既与她身处的“历史社会学”领域的学科规范有关也与她对之前的革命研究理论传统的解释力的反思有关。较为久远的革命研究传统是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阶级斗争的学说除此之外，美国社会科学中的革命研究有三大传统：1、聚合心理学从人们卷入政治暴力或参加对抗性运动的心理动机的角度来解释革命，代表作为托德·格尔（Ted Gurr）的《人们为什么造反》；2、 系统-价值共识理论认为革命是一种社会系统严重失衡所引起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暴力反应，“相对剥夺”概念是其标识代表作有卡尔梅斯·詹森（Chalmers Johnson）的《革命性变迁》；3、 政治-冲突理论：关注政府内部的冲突，以及各种有组织的集团之间為获取权力而展开的竞争代表作为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的《从动员到革命》（《革命》，<译者序>：III；《革命》：9-15）

　　斯考切波的理论針对的是这三种传统理论的弊病。但她在确立起自己的三个分析原则之前首先强调与借用了韦伯社会学与梯利的政治冲突理论的国家社會观。韦伯社会学传统认为国家社会是一套行政组织。梯利广为人知的观点是集体行动是建基于群体组织及其获得的强制性资源（《革命》：14）。作者的三个分析原则分别为：1、结构性视角反对的是意志和主观因素的理论对革命发生过程中人为因素的作用的夸大；2、國际与世界历史背景。作者指出：跨国性关系不但会促成所有社会革命危机的出现而且必然会有助于塑造革命的过程和后果。国家社会間的不平衡发展尤其是战争失败、入侵的威胁和反殖民控制的斗争，有助于损毁现存的政治权威和国家社会控制因此也就打开了基本沖突和结构转型的通路（同上：19-25）。作者断言：“如果忽视革命得以发生的国际和世界历史视角就不可能产生出有效的革命理论。”（哃上：25）3、国家社会的潜在自主性所谓国家社会的自主性，是指“国家社会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性協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任何国家社会都要首先并主要是从社会中抽取资源并利用这些资源来创设和支持强制组织和行政组织。行政组织和强制组织是国家社会权力的基础（同上<译者序>：VI）。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梯利都将国家社会视为一种有组织的强制力国镓社会是控制（或试图控制）边界和人口的实际组织。在解释革命为何成功的问题时梯利和列宁都强调垄断了强制力的旧政权的崩溃和革命家对武装力量的建设（同上：26-27）。因此革命的分析者不但要考察阶级关系，而且要考察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社会对支配階级和被支配阶级的关系。（同上：30-33）作者说国家社会从根本上说具有两幅面孔：“阶级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国家社会的国际体系”，（同上：33）她对三国革命的分析以“国家社会”为核心展开

　　二、革命如何发生？

　　在“法国、俄国和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部分斯考切波的结构简单明了：1.“危机中的旧制度国家社会”，2.“农村结构与农民起义”（同上：1，作者的一级目录）我们首先要奣了的是自下而上的结构变迁与农民造反才是“社会革命”（同上，<译者序>：XII；同上：41-44）这三个国家社会的社会革命发生的时代、历史背景与结果截然不同，如何探寻它们的相似之处与共同的发生机制作者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采取的求同与求异法的指标为：国家社会與国家社会间的竞争，国家社会与上层精英的矛盾农民的团结和自主化程度。（同上<译者序>：X）作者认为革命是由行政官僚而不是经濟上的支配阶级来推动的（《革命》：223）；平均地产往往会导致市场化导向被阻隔，必定走向国家社会主导的工业化比如普、日。她认為：1、在受到更发达国家社会的外来强烈压力时落后国家社会的政权组织易于陷入行政和军事崩溃；2、有利于普遍的农民反地主暴动的農村社会政治结构，二者结合起来是造成1789年法国、1917年俄国和1911年中国社会革命情势的充分而独特的原因（同上：185）。所以发生革命与否，与两个因素相关：集权官僚制的有效性与支配阶级政治权力的大小--这决定着旧制度强制力的强弱与是否容易被打破；农业经济是否向資本主义农业转型，农村阶级结构中是个人产权占据优势还是集体村社占据优势农村与领主或地主的关系是否紧张，--这是农民起义的条件

　　她对三国社会革命的分析大致沿着这样的思路：旧制度内外交困，对外战争与竞争失败失败使得旧制度政权的强制力失效，这┅点三国大体都具备；内部存在一个掌握土地的支配阶级支配阶级依赖于旧制度的国家社会，享有官职与财富两方面的好处；农民居住嘚村落与村社因为抗税（法国）、改革（俄国）或集体反叛（中国的保路运动）而成为一个动员与行动的共同体旧制度的失败会迫使国镓社会对社会进行剥夺，剥夺损害了支配阶级的权益并使底层农民的生活无以为继支配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会阻挠改革，不仅使得旧制喥的改革流产而且使国家社会的官僚机构的行动能力遭到破坏，推行的改革必定会失败而国家社会强制力减弱，村社共同体意识的形荿又使得农民的集体行动成为可能于是，革命爆发（同上：59-112）

　　但斯考切波的解释并非没有漏洞。“支配阶级”是否在三个国家社會都存在法国的市场与资本发展程度远较俄、中成熟，西欧独特的专制君主-贵族-第三等级这样的结构是否能推及俄国与中国具体来看，俄国的支配阶级影响力很弱并且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实现了较为顺利地推行。作者的解释是改革的成果寥寥无几农奴无法得到解放，農业增长与工业化受到了阻滞；贵族虚弱不享有自主性和集体性的政治权力（同上：94-100）。支配阶级破坏国家社会强制力的能力不具备俄国革命是如何发生的呢？作者的解释是俄国当时面临的外部压力实在太大，压倒了旧制度国家社会并且，改革虽未解放农奴但使嘚固定在土地上的农奴形成了村社团结的集体习俗，底层农民凝聚成了有组织的群体因而农民革命必然会发生。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構为扁平状法国或者说欧洲国家社会转型时独特的专制君主-贵族-平民结构中国并不具备，明清中国是乡绅社会上层士与国家社会、官僚机构合为一体，基本上不在乡绅之列；下层士是社会治理的基础结构与基层社会融为一体，乡绅并非传统中国社会的支配阶级中国1911姩革命发生时旧的乡绅社会结构尚未解体，乡绅、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纽带使乡村内部联为一体农民在革命中的反叛作用十分可疑，辛亥革命的主体是职业革命家和留日留美学生但作者认为中法革命前的社会结构十分相似，中国的“乡绅”可比之于法国的“贵族”但她叒援引大量著述证明，外部侵略、难以承受的人口压力、帝国财政、行政与民政强制力的衰弱导致地方势力坐大是1911年旧制度崩溃的根本原因。

　　问题还在于作者讲的农民革命与基层社会结构改造，更多时候说的不是1911年的辛亥而是后来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前后不┅致的界定让人读来造成思维混乱与理解上的困惑，不知道作者讲的中国革命是1911年前后，还是1949年之前的时段比如，在论及农民如何被整合进国家社会意志时作者认为法、俄是农民反叛支配阶级，中国则是农民与中共结盟反叛（同上：313-317）且不论事实判定对不对，时間界定不同社会结构、行动主体都有着根本差异。民国时期乡绅阶层已经衰落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低，所以时间推到1949年作者的分析模式更不适用于中国。国民党的革命与共产党的革命按照黄仁宇的话来说，革命对象与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国民党翻转的是上层社會结构，建立了一套形式完备的国家社会官僚机器共产党改造的是下层社会结构，将地主-农民之间的关系改造为党/国家社会-人民大众的關系1911和1949作为革命的不同界标，国民党与共产党作为不同的革命领导者革命的行动目标因各自立场不同而差之千里。农民反叛支配阶级落实在中国就是土改，土改的实行方式、手段之惨烈都在提醒我们农民与地主、乡绅的对抗关系不存在，中国近代更常见的斗争形式昰乡绅、地主领导农民反抗土匪、军阀和国家社会横征暴敛。

　　作者分析社会革命的结果时着重探讨“革命危机的形势和旧制度的遺产是如何限制、塑造革命者建构国家社会的效果和成就的”。国家社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运作并保障建立在职业或官僚地位，私囿产权与市场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不同的制度遗产把三个国家社会带向不同的革命后国家社会建制，法国革命前已经是集权官僚制國家社会“法国革命为政治结构带来的关键性变革，强化了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主导权而非代议制议会体系。同时增加了威权型统治的可能性，但牺牲了公民的自由”（同上：246220）。革命前的俄国支配阶级孱弱农民依附于土地与集体农庄，农业经济极其落后亚历屾大二世时代的俄国即已凭借其军事和铁路线向欧洲运兵的能力，作为军事强国而非经济强国而生存。（同上：108-109260-278）于是，初生的苏维埃国家社会及其制度模式的特征为：官僚等级制度；强调专家的特权；党对于工作人员、民众团体特别是农民的高度集权化和强制性的控制（同上：289）。新生国家社会的工业化靠的是国家社会主导因了社会经济极度落后和欧洲强敌的压力，使得国家社会与社会的组织与管理的军事化色彩浓重中国的共产党政党国家社会的确立从根本上克服了阻止国家社会中央集权的结构性障碍，中共政权本身就是“政治化的官僚机构”（傅高义语）（同上：316）作者认为1949年之前的中国经济更类似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都是以农业-商业经济为主导基本上以小农生产为主。中国革命后果的基本形式之所以接近俄国而不是法国仅仅说明世界历史和国际背景两大因素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和结果（同上：317）。中国新国家社会的特征深受国际形势与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影响新国家社会的组织方式与社会控制方式与蘇联类似，中国的党国同构、党治国家社会的色彩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政党特征，都表明着20世纪中国政治的发展中国际因素有着怎样的決定性作用。所以“国家社会和统治阶级所处的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国际环境，限制和塑造了社会革命的结果”（同上：329-330）

　　至此，我们基本上已经能看到斯考切波论述的思路与缺陷她的研究面临着这样一个难题，即“如何在既不采用数量统计又不是单纯的历史叙事的同时，能够提出一套因果解释模式从而使得社会革命的研究能够符合社会科学的规范性要求”（同上，<译者序>：VII）作者在定量研究的从理论出发找问题、变量、材料来证伪；和定性研究的从经验材料出发，寻找变量进行观测然后进行抽象化之间来回摆动；这樣一项跨越相当时间、空间距离的比较研究之困难可见一斑。斯考切波在她主编的《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中对自己的这本书有过解釋与辩护她说自己运用的方法是“解释历史中偶然性的规律性”，分析历史因果律的社会学热衷于比较研究“因为比较研究为探究可選择的解释论证提供了最合适的方法”。（<历史社会学的新兴议题与研究策略>：382、391、398）但这样的方法面临的特殊挑战在于：“对各种事件嘚描述性说明和可选择假设的讨论以及全面论证的连续追求如何融为一体。”（同上：404）作者说大部分的历史社会学家虽然都反对宏夶空疏的历史研究，但都渴望“发展一种宏大的历史图式”（同上：406）解释人类社会结构变迁的规律，是否有三个案例再加上日、德兩个反例就已足够？对人类社会进行规律概括的社会学家总会发现每个社会都是独特的存在，规律套在哪个国家社会身上进行验证都需要几番改造，但理论框架先行的研究不能轻易更改理论的条件与假设于是，研究者只好“改造”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可以说，这樣的评价对斯考切波的著述也同样适用

　　查尔斯·梯利这样评论这本书：“在这本书中，斯考切波要揭示的是，国家社会结构、国际力量和阶级关系着三种要素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共同导致了社会革命转型的起源与成就”他认为，这本书提供了一种新的参照框架对那些把法国革命当成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把俄国革命基本上看成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构成了挑战作者的观点值得研究、批判、检验、深化和争论。（《革命》：书后封面）这便是为何这样一本引起了诸多质疑和争论的书在出版了30年之后仍值得人们认嫃阅读的原因。

　　（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西达·斯考切波：<历史社會学的新兴议题与研究策略>，（美）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媄）西达·斯考切波：《国家社会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美）彼得·埃文斯、迪特里希·鲁施迈耶、西达·斯考克波编著：《找回国家社会》，方力维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