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钤印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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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代的，在书画中经常使用的印玺，在《中国书画家印鉴》中收录了172方。故宫博物院的一些古代绘画精品，其中大多数是清乾隆皇帝最珍爱的收藏。乾隆皇帝印玺成为鉴定乾隆皇帝御览、御笔书画真伪和断代的重要依据。乾隆帝印玺在书画上的钤用与他的政治态度、文化修养、文人情趣是紧密相连的，乾隆皇帝自诩文采风流，对历朝书画艺术珍品无不广为搜罗、精心收藏，过目书画之多、收藏钤印之繁，罕有可相匹者。能过他眼的，多在上面“涂鸦”和钤印。中国古典书画艺术，除了那些不被乾隆看好的作品，如果不排除乾隆那些印玺的干扰，便难以欣赏，难以让人获得审美的愉悦。从这个角度来说，乾隆朝大规模肇始的收藏、整理工作，既让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得到了认真的对待、很好的保存，也遭遇了空前的保护性劫难。
乾隆钤印收藏与使用
乾隆钤印收藏
清代各朝皇帝的印玺均有印谱，称宝薮。《乾隆宝薮》记录了乾隆印玺1000余方，根据《乾隆宝薮》（线1）统计：
两套从乾隆御制诗文中选出带的《宝典福书》和带寿字的《圆音寿耋》各120方，计480方；其中一套寿山石印为进献，一套铜镀金印为金简进献的。另外，还有两套《宝典福书》和《圆音寿耋》各60方，计240方，共有720方未集入《乾隆宝薮》中，所以，一生制作印玺有1800余方。现存乾隆皇帝印玺1000余方，、等也有收藏，佚失的有数百方。
（2）材质与钮式
乾隆时代的印玺，玉质印玺的数量多达半数以上，主要有，青玉、碧玉、寿山石、、及各种宝石；除此之外，还有木、金、银、铜等20余种材质。
乾隆宝石料闲章套印，16方共装一木匣，分别是：碧玉虎钮连珠文“宝亲王宝”“长春居士”印，碧玉螭钮“爱竹学心虚”，白玉螭钮“”长方印，紫晶椭圆螭钮“乐善堂”印，青玉兽钮“千潭月印”长方印，粉玛瑙龟钮“抑斋”长方印，白玉螭钮“追逐其章”长方印，玛瑙兽钮“齐物”长方印，红玛瑙螭钮“经训”方印，青金石螭钮“大块假我以文章”方印，青金石螭钮“月明满地相思”方印，青玉螭钮“众花胜处松千尺”长方印，白玉螭钮“如如”方印，白玉螭钮“落花满地皆文章”长方印，红玛瑙螭钮“半榻琴书”方印，白红玛瑙螭钮“随安室”长方印。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月封弘历宝亲王，印应在此后制造。乾隆即位后仍继续使用，说明对这套印的喜爱。
根据天秀先生在《乾隆的图章》中所述，经常使用的印章有500余方。这些印玺均收录于《乾隆宝薮》中。在《乾隆宝薮》中印玺有大、中、小、方、圆之分，乾隆帝经常使用的印章钮式有交龙，盘龙、蹲龙、螭、凤、龟、麒麟、狮、牛、羊、马、象、虎、鹤、鸳鸯、松、竹、梅、菊、桃、荷花、葡萄、石榴等，另外，还有乾卦、、等，图画类有松亭、楼阁等。如：黄寿山“乾隆救命之宝”，寿山石螭纽方形玺，四周仿刻商周青铜器纹饰。随形雕鸳鸯荷花“乾隆宸翰”印，此印通体青黄色，中有血斑，随形雕鸳鸯荷花，使整个印章四面非常紧凑。此印将昌化石的色彩与西湖的美景相结合，篆刻刀工圆润、流畅，是一件很好的工艺品，深得乾隆皇帝的喜爱。明代以前，田黄石统称“黄石”，并不为世人所重。清代开始，人们才逐渐认识，其身价剧增，名扬四海。如：石料的“所宝唯贤”玺，瑞兽钮，阳文篆书。
白玉乾隆印章
乾隆皇帝的许多印文均出自经史典籍，历代诗文中的名篇佳句，皇帝有感而发的所作诗文。他处处效仿其祖父，他当太子时就刻有印章70余方。乾隆前期经常使用的代表印有：昌化石随形雕鸳鸯荷花方形“乾隆宸翰”玺，阳文篆书“乾隆宸翰”，钤于御笔书画上。宸：原指北极，即，后借指帝王居所；翰：古以羽翰为笔，凡用笔所书者日翰，宸翰专指帝王笔墨之迹。此玺通体青黄色，中有血斑。随形雕鸳鸯，印面四周诗文三首。乾隆“”玺，此玺为雕山石河流、树木花卉随形方形玺，阴文篆书。出自《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乾隆以此言为君治民之法。他认为：为人君者，应“精一”兼执，修行己身。此玺与“乾隆宸翰”玺一起用于御笔书画上。此印巧妙利用昌化石的颜色，随石色彩安排画面，雕刻线条有利，做工细巧。
好大喜功，号称“武功十全”，乾隆自称“文治武功”为古今第一人。晚年乾隆印中有“”“八徵耄念之宝”“”等。
“古稀天子之宝”玺，在统治社会天子就是指皇帝，他享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乾隆帝在《古稀说》曰：“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乾隆帝借此夸耀自己是古稀全人。他还刻制了“古稀天子之宝”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圣寿时，乾隆帝把自己看成是千古之中唯一年登古稀的英明君主，为此他特撰写《古稀说》，曰：“余以今年登七秩，因用杜甫句刻‘古稀天子之宝’，其次章而即继之曰‘犹日孜孜’，盖予宿政有年，至八旬有六即归政而颐志于，其未归政以前，不敢驰乾惕。犹日孜孜，所以答天庥而励己躬也。”表明虽然自负但不自满。另刻“犹日孜孜”玺，作为“”的副章相配使用。
“八徵耄念之宝”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八十圣寿之时制作。同时又镌刻“自强不息”玺作为“八徵耄念之宝”的副章，进一步表明了他的用意。“之宝”的“十全”是指乾隆在位期间，十次远征边疆，全部取得的重大胜利。此玺既是乾隆自己的功勋纪念之物，也是他的自励之玺。“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其含义是：颂祝八十圣寿，享受五代同堂的天伦之乐。“”玺，刻于乾隆归政之后。乾隆六十年（1795年）九月初三，在乾隆即位周甲之年，宣布立皇十五子为皇太子，待第二年新正时举行授受大典。乾隆成为清代唯一的太上皇帝，并刻制了“太上皇帝之宝”玺，但乾隆退位仍，直到三年十一月他去世为止。
“五福五代堂”的“五福”指《尚书·洪范篇》中第九畴之第九“向用五福”，即：一日寿、二日富、三日康宁、四日、五日。乾隆帝在74岁时已是五代同堂，但当时并没有题堂，到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才在紫禁城内景福宫增书“五福五代堂”之额，同时刻制了“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玺。其含义是：颂祝八十圣寿，享受五代同堂的天伦之乐。在《》等书上钤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念之宝”“”玺。
乾隆钤印使用
在书画经常使用的印玺在《中国书画家印鉴》中收录了172方，这些印玺有的不在故宫，但从《乾隆宝薮》中，我们得知它们的一些信息，现将有特点的几方归纳如下：
有多方“乾隆御览之宝”，书画上经常钤用的有两方椭圆形“乾隆御览之宝”，一方正方形“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形“乾隆御览之宝”，一方为寿山石，尺寸为4.1×3.4cm，在《卷》钤用此印；另外一方为4.2×3.5cm，在《金陵十八景册》中钤用。两方在镌刻上略有不同：在乾字的“乙”、之字，御字、览字的“臣”等多处镌法不同，正方形“乾隆御览之宝”为寿山石，7.9cm见方；经常钤用的还有汉玉“乾隆鉴赏”圆形印，直径2.8cm，；“寿”字，长方形汉玉，阴文，4.2×2.5cm。即位后镌刻的第一方印玺就是“乾隆御览之宝”，在《乾隆宝薮》中著录。乾隆元年正月初四日档案记载，“司库刘山久来说，太监毛团、胡世杰交出铜宝一方，传旨：着刻‘乾隆御览之宝’，。于正月初十日篆得阴文、字样二张，司库刘山久持进交太监毛团呈览。奉旨：着准阴文，钦此。于二月二十日司库刘山久、催总理白世杰将刻完字铜宝一方交太监胡世杰、高玉讫。”
宫殿玺：“乾清官鉴藏宝”，长方印，3.5x2.3cm；“鉴藏宝”，长方印，4×2.8cm；“鉴藏宝”，长方印，3.6×2.6cm；“鉴藏宝”，椭圆印，4.4×3cm；均为，阳文；四方印为一匣。
书画常用两方“石渠宝笈”长方形印，尺寸为2.7×2cm；椭圆印2.4×1.2cm，“”2×1.3印为洞石，“秘殿珠林所藏”长方印，尺寸为1.9x2cm，阳文；“秘殿新编”力印，2×2cm，阳文；“珠林重定，方印，2×2cm，阴文，均青汉玉。圆印“石渠定鉴”，直径2.6厘米，阳文；方印“宝笈重编”，2.3×2.3cm，阴文，为。
故宫现存有两套“玺“，‘宜子孙”印玺。一套为乾隆青玉螭纽“三希堂精鉴玺”（4×2.2cm），阳文；汉玉“宜子孙”方玺（2.4X2.4cm），阴文；与“乾隆鉴赏”一起在《》《》初、续编上钤用。一套为兽纽嘉庆“三希堂精鉴玺”（4.4×2.3cm）和青玉纽“宜子孙”（方2.9cm）玺，与“嘉庆鉴赏”一起在《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三编上钤用。这套印是仿乾隆印，尺寸稍大，镌刻略有不同。故宫现存“续入石渠宝笈”玺，青玉交龙钮，方3.35cm，通高6.1cm，钮8.7cm。乾隆晚期制作了“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玺。
故宫博物院现藏“乾隆宸翰”9方，“惟精惟一”4方。“乾隆宸翰”与“惟精惟一”在一起使用有两种：一种是“乾隆宸翰”印阳文在上边，“惟精惟一”阴文古篆书在下边边；二种是“惟精惟一”印阴文粗道篆书在上边，“乾隆宸翰”印阳文篆书在下边。另外，在元代钱选《孤山图卷》（元人仿）有：“乾隆宸翰”印文。乾隆皇帝的田黄石三连印曾经被末代皇帝溥仪带出宫，其印文为“乾隆宸翰”“惟精惟一”和“乐天”，1950年归还，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乾隆晚年在书画上常用的有：“五代堂古稀”“”“”“”“太上皇帝”“古希”等。
这里要特别说明“古希天子”圆印，在书画中经常钤用，因为乾隆“古稀天子”印有多方，笔者根据此印钤在书画上的尺寸和镌字大小，与《乾隆宝薮》对照；此印直径为4.5cm，汉玉。印谱文下有这样一段文字：“古玉轴头，长二寸，围一寸有分寸五，截为二。一则琢襟（射音），一则就刻宝+宝文日：‘古希天子’，用以抑埴书画。可蝶则做之，觉太粗，中规削半留半，取削者玉质乃全呈留者缛华，原作玉或者用之，日以长受汗气，仍珍磷吐，既思臂病，用不数刻咏何为意，徵怃。乾隆秋御题。（下镌乾隆连珠小玺）”乾隆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从文中我们看到在书画中经常钤用“古希天子”圆印，原来是古玉轴头改制而成，一半制成印，一半制成班指。为乾隆四十七年镌刻，此印为鉴定书画的一个重要依据。
虽然以上印玺有的已经不存在了，但我们从《乾隆宝薮》中依然能够看到乾隆印玺的重要信息，在原印谱中有不同质地、尺寸、几方为一匣的记载，有的还在重要的印谱旁作了注释，为今人鉴定古代书画提供了重要依据。
乾隆钤印钤用规律
书画上最早见于唐代法书上，绘品尚未见；宋代书画用印也很少。元末、明初才渐渐多起来，期以后几乎没有不用印的书画了。绘画有落款的大都钤在款题下，亦有用“起首”印的，另在图前后加钤，挂轴、则在左右下角加钤“押角”印，无款的手卷钤在图前、图末、挂轴和册页钤在左右下角，也有钤在上方空隙处的。书画长卷连接二纸以上钤印，为骑缝印。有些书画上钤用多至一二十方，钤用方法是有规律的。
乾隆对晋唐两宋绘画比较喜欢，用印较多，空白地基本钤满。现存最早的山水画是隋代的《游舂图卷》，开卷有：“”“”“续人石渠宝笈”“乾隆鉴赏”“玺”“宜子孙”，中间有：“乾隆御览之宝”，结尾处有：“古希”“寿”“八徵耄念之宝”等印文。
《春山图卷》开卷有：“乾隆御览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隆御赏之宝”“石渠宝笈”，中间有：“精鉴玺”“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结尾处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等。
北宋王洗《行书自书诗词卷》有乾隆“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三方大印竖排排列，还有“乾隆鉴赏”“乾隆宸翰”“”“”“古稀天子”“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宝笈重编”等印玺。
《临柳公杈兰亭诗卷》开卷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后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长方印）“古希”“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后有：“乾隆鉴赏”“鉴藏宝”“青”“玺”“宜子孙”“”“研露”“即事多所欣”等印玺。
不仅鉴赏名人字画时钤盖玺印，还亲自绘画和在书画上题字作诗，抒发自己的感情，表达文人情趣。故宫现藏书画中很多都钤有乾隆帝的印玺，乾隆皇帝的《盘山图》很有代表性。其上有34处题跋，诗后均有乾隆钤印。它翔实地记录了乾隆帝印玺的钤用情况：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帝在《盘山及行宫总述》后用：“乾隆宸翰”“机暇临池”“奉三无私”印；乾隆十二年，乾隆帝在《花朝游盘山》后用“乾”“隆”印；存《》后用“”“乾隆旋翰”；存《》后用“”“古香”印；在《东竺庵》后用“”“”印；在《》后用“机暇怡情”“得佳趣”印；在《》后用“宸翰”印；在《江山一览阁》后用“絮矩”印；在《》后用“澄观”“朗润”印；在《盘谷*后用“乾隆宸翰”印；存《盘山夜雨》后“”印；在《古中盘》后用“思无邪”印；在《千相寺》后用“古香”印；乾隆十五年，在《天成寺》后用“妙意写清快”印；乾隆十七年，在《西甘涧》后用“聊以观生意”“取意在广求”印；在《古中盘》后用“中心止水静”印；存《云罩寺定光塔》后用“静造化”印；乾隆二十年，在《双峰寺》后用“古香”“”印；乾隆二十五年，在《泛写盘山》后用“朗润”印；乾隆二十八年，在《泛写盘山》后用“机暇怡情”“得佳趣”印；乾隆二十九年，在《盘晓景山》后用“比德”印；乾隆三十一年，在《盘谷夜月》后用“比德”印；乾隆三十四年，在《读画楼》后用“比德”“朗润”印；乾隆三十五年，在《》后用“”“”印；存《得楷轩》后用“朗润”印；乾隆二十二年，存《夜阴》后用“比德”朗润”印；乾隆三十九年，在《老杏》后用“比德”“朗润”印；乾隆四十年，在《》后用“会心不远”“德充符”印；乾隆四十七年，在《膳榆》后用“古稀”“犹日孜孜”印；乾隆五十年，在《梅杏》后用“比德”印；乾隆五十年，在《读画楼》后用“会心不远”“德充符”印；乾隆五十四年，在《受宜届》后用印；“古稀天子”“犹日孜孜”印；乾隆五十六年，在《杏花》后用“八征耄念”“自强不息”印；乾隆五十八年，在《庭松》后用“八征耄念”印。这些题跋和印迹记录了从35岁到83岁近50年的历程。在乾隆十二年，这一年乾降皇帝12次作诗题跋，乾隆十七年3次作诗题跋，乾隆三十五年2次作诗或题跋，题跋后均钤不同的印文。
乾隆对古代艺术非常重视，他在位期间对艺术品进行了饮定，编纂了《》《》《》《宁舟举占》《》等书籍，并将收入书目中的艺术品钤上相应的印玺。如：《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乾隆帝还亲自指挥，从书画的删选，到著录文字的审校，乃至书画的、御玺的钤印，都要过问。《石渠宝笈》《秘殿珠林》，是清代宫廷编纂的两部大型书画著作。两书分初编、续编、三编，是乾隆、二朝相续将内府所藏书画编纂的著录书。全书的编纂过程，前后长达74年，可称我国古代书画收藏史上的巨观。每件书画一经编就，除在本幅加盖“乾隆御览之宝”或“嘉庆鉴赏”等五玺或八玺外，并在书中分别注明该件收贮处所，以重典守。尤以《》初编收录书画的水平最高。
《石渠宝笈》初编以书册、画册、书画合册，书卷、画卷、书画合卷，书轴、画轴、书画台轴为次序，编成登记目录，共44卷，于乾隆年完成。书内将每件作品的尺寸、款识、印迹，历代收藏家的题咏跋语及御题等全部记录无遗。《石渠宝笈》所载存贮书画地点按、、重华官、、、学等贮藏之所序列，每一藏处又按书、画、上下等的序列为目；所收录书画的著录内容，上等书画详明，次等书画简要，所收录书画加钤诸。在该书基夺完成之后，又按照的特别喜好，增添了一些书画，并分贮于三希堂、学诗堂、画禅室等处。另列“”一处，附于《石渠》之后。乾隆和时期编纂《》初编、续编、三编后，凡经着录的古代书画都要钤盖印玺。《石架宝笈》所载存贮书画地点共14处。内府藏书画原来分为四等，后归并为上下两等。《石渠宝笈初编》“凡例”中说明：“书画分贮乾清宫、养心殿、、御书房四处，俱各用鉴藏玺以别之。又‘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二玺，册、卷、轴皆同。上等者则益以‘乾隆鉴赏”玺’‘宜子孙’三玺。既分贮四处，所编字号仍分部排次，取其便于观览。”按“凡例”的规定，凡收录书画均钤收藏殿所等三玺，上等书画又加钤“乾隆鉴赏”等三玺。即上等书画钤，次等书画钤三玺。从《石渠宝笈初编》着录的书画看，乾隆用印是有规律的。《》续编、三编的书画钤，少变化。《石渠宝笈续编》著录的书画，不分上下等，除所说的“”外，又加钤了“石渠定鉴”圆印、“宝笈重编”白文方印，并按收藏殿所，加钤“乾清宫精鉴玺”等，共成“八玺”。
鉴藏印记所钤部位也有一定的规律，手卷大都钤在本幅前后下方角上，偶有钤在上边角上的。长卷接缝也往往有鉴藏家骑缝印。此外，前、后贉纸以及绫、绢隔水等处也都可钤印。挂轴、册页等也总钤在本幅左、右下角或兼及上角、裱边上。各代内府鉴藏印所见有成套的，也大都有一定格式。清乾隆内府五玺也有一定规定，大致右上钤“玺”“宜子孙”二印，中上钤“乾隆御览之宝”（椭圆形），左下钤“乾隆鉴赏”（圆形）、“”二印，这是常见的规格，但有时或增或减，变化亦多。而嘉庆在书画上用“嘉庆鉴赏玺”“珠林三编”“宝笈三编”“西清秘赏”“周甲延禧之宝”。
乾隆帝印有人名、地名、鉴赏，等，他当太子时用“皇四子印”“弘历图书”“宝”“长春居士”；当皇帝后，用“”“”等，地名章有“”“”“”“”“五福五代堂”“”等。收藏印用“玺”“宜子孙”“鉴藏宝”“石渠宝笈所藏”“书画记”等。而多用“勤学好问”“存心养性”等等。乾隆70岁以前钤有“乾”“隆”名章；70岁以后钤用“”（阳文）和“犹日孜孜”；80岁后用“”和“自强不息”；嘉庆元年用“太上皇帝”，次年“归政仍训政”。
康熙皇帝用印在《》印谱下面一般注明用途，如：“”在手敕上或有关于政事的御制诗文上用。“康熙御笔之宝”凡旧人画幅手卷于空处写“御览”二字，上用“康熙御笔之宝”，画幅在正届中用。手卷或前或后、看空阔处写御览二字加宝。”宣文之宝”用在内府所藏书籍上并赐臣下书籍法帖上。“康熙御览”旧人之字画用康熙御览宝。“万畿馀暇”几暇摹古宜用于御临旧人字帖上居中及前后俱可用。“稽吉右文之章”稽古右文之章随便可用。而乾隆帝印玺在《乾隆宝薮》中没有具体规定和注明，但从故宫藏书画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出它的使用规律。
关于印玺的钤印部位顺序也并不完全固定，不可能每枚印章都盖得一样清晰，这在清朝宫廷绘画上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乾隆印玺质地多为玉质材料，质地坚密，扣出印文饱满、线条轮廓清晰。一股在骑缝处的大印文多为玉质材料，钤盖时用往印上拓匀，再钤于画上；而石质和木质分量轻，为质地稀疏的印材，在钤盖的时候印材吸收了很多印油，钤在画心上的印文较浅。
故宫博物院的一些古代绘画精品，其中大多数是清最珍爱的收藏。通过对这些绘画作品的鉴赏，可深入了解画中人物的精神及绘画主题和绘画技巧等。乾隆皇帝印玺成为鉴定乾隆皇帝御览、御笔书画真伪和断代的重要依据。书画印玺和收藏鉴赏印，在印文、印形、印质、印色方面，各时期也有一些变化。尽管现在乾隆皇帝的许多印玺已经佚失，但从现存书画中仍然可以欣赏和读到乾隆皇帝的印迹，领会到他的思想情趣和文化内涵。乾隆帝印玺在书画上的钤用与他的政治态度、文化修养、文人情趣是紧密相连的，从他在不同时期、不同书画上用印可以体会到。
乾隆钤印手段的优劣
在善本图书与书画名迹上钤印，以为鉴定、欣赏、收藏之标识，这在中国，可以说是历史悠久。唐太宗自书“贞观”二字，刻子母连珠文印，四处加盖。宋徽宗的“双龙小印”、明代几个皇帝都用的“”也是广为运用。清朝在这方面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鉴藏印很多。除了当皇帝时常用的五玺、八玺，当用的印玺外，他还有用于纪录收藏地点的宫殿玺、用于表达欣赏状态的格言诗文玺，还有放置宫内各殿、、圆明园等处，以方便即兴创作、御题诗文时使用的印玺等等。据说，乾隆钤盖的鉴藏印，少则一方，多则十余方。
乾隆皇帝这些鉴藏玺用于何物、用于何处，都是有规定的。据故宫的专家介绍，《》收录的书画一般钤“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和宫殿玺。如果被鉴定为“上等”的，则加钤“乾隆鉴赏”、“玺”和“宜子孙”诸玺。《石渠宝笈重编》收录的又加钤“石渠定鉴”与“宝笈重编”玺。当了太上皇以后，乾隆又命人在一些作品上加盖了“太上皇帝”、“”和“八徵耄念之宝”诸玺。又据故宫图典经常引用的、清末民初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石渠宝笈所钤之玺》记载，乾隆鉴藏玺的使用格式是：作品“上方之左曰‘乾隆鉴赏’，正圆白文。左曰‘乾隆御览之宝’，椭圆朱文。左下曰‘石渠宝笈’，长方朱文。右下曰‘三希堂精鉴玺’，长方朱文。曰‘宜子孙’，方白文……”如此看来，乾隆鉴藏诸玺的使用是有严格规制的，当年如果有人乱用，是有杀头之虞的。
可是，就是乾隆鉴藏印玺这样的重要标识，在许多宫藏作品上，不仅钤用混乱，而且体现了收藏者在妄自尊大的心理状态下表现出的无知放肆与品位低下。
在东晋所书《》上，应当左右分用的“乾隆御览之宝”与“玺”、“宜子孙”一顺而排在一起，完全没有了规矩。
在唐人摹本《王羲之姨母帖卷》上，“乾隆御览之宝”骑盖在前三行字的上面，中间的空白处，又填上“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十分霸道。
在唐所作《》上，乾隆前后钤盖了至少八方印，把一张不大的作品填得满登登的，让韩滉笔下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消散了许多。
元代所作《浮玉山居图卷》，乾隆不仅在上面题了一首诗，还把他的鉴藏印玺加钤其上，把作品上部的所有空白处，塞得几无插针之处。
连乾隆皇帝喜爱的元代画家也难逃其辱。他的水墨长卷《》不仅被乾隆题了两次“御题”，而且加盖了几乎所有鉴藏玺，多达十余方。
明代所作山水《仿王蒙还丹图》上，“乾隆御览之宝”一方朱红方印，大大咧咧，盖在画蕊顶部正中，无异于当头棒喝。清代宫廷画家的许多作品都享受了这“五雷轰顶”。
长寿的乾隆几乎把宫藏的作品看了个遍，也钤了个遍。清雅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玺盖得满纸乌烟瘴气；清和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玺盖得四处壅塞淤堵；清朗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玺盖得垂头丧气；清逸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玺盖得浊气冲天；清新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玺盖得难以负重；清远的作品，被他的那些印玺盖得暮气沉沉……中国古典书画艺术，除了那些不被乾隆看好的作品，如果不排除乾隆那些鉴藏印玺的干扰，便难以欣赏，难以让人获得审美的愉悦。
从这个角度来说，乾隆朝大规模肇始的收藏、整理工作，既让中国古代书画作品得到了认真的对待、很好的保存，也遭遇了空前的保护性劫难。
如今，在收藏群体浩浩荡荡的时刻，真让人担忧：在某个窗明几净之处，又有一方格调不高的收藏印信，被郑重其事地、难以逆转地强加在某一件前人的书画作品上，又一件艺术珍品被其心爱之人再一次作践，且难以避免。
所以，有必要吁请天底下的收藏家，切莫以乾隆为榜样，意气用事，把一己之喜爱附加在天下人的喜爱之物上。
．盛世收藏网[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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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堂，位于故宫博物馆养心殿的西暖阁，原名温室，后改为三希堂。是清高宗弘历即乾隆帝的书房，也是其作为养心殿主人留下的最明显的标志。乾隆皇帝书写的“三希堂”匾额和《三希堂记》墨迹，至今还悬挂在墙上，匾额两侧对联为“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其中豪素指书法）。按其本意，“三希”有二解；一曰“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即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三希”誓励自己不懈追求，勤奋自勉。第二种解释为“珍惜”。古文“希”同“稀”，“三希”即三件稀世珍宝。在当时，这两层含义是并重的。乾隆帝文韬武略、博学多识，能诗词，尤擅书法，曾多次在全国寻求历代大家的名贴，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在此收藏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的《伯远帖》。这三件古代墨宝，被乾隆帝所珍爱，特意贮存在此，不时把玩。至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时，三希堂收藏了晋以后历代名家一百三十四人，墨迹三百四十件以及拓本四百九十五种。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是三件珍品之一，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另外两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星期还有两院举行院长级会议的新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一衷来都有把三件珍品再放在一起展览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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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一生收藏了多少奇珍异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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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乾隆帝一生收藏了多少奇珍异宝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爱好收藏的大多是商人或古玩爱好者，然而在古代的藏家里却出现了一位赫赫有名的收藏大腕，绝对让你意想不到，他就是满清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弘历，即乾隆皇帝。他晚年号称“十全老人”、“古稀天子”，是中国历史上最热爱收藏和最有能力收藏尽天下奇珍异宝的人。他的收藏惠泽百代，直到今天。如今我们去北京、台北的故宫，那里展示的历代传世珍品，许多都是他的收藏。而在世界各大拍卖行上拍卖的最多的，也多有他的藏品。近几年，引起众多争议的鼠首兔首铜像也是乾隆皇帝圆明园的收藏之一，只是后来被八国联军抢去，流失到了海外。
　　乾隆皇帝从其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字画珍玩在内，毕其一生所搜集的稀世珍品数量之巨，举世无双。有些收藏，来自臣仆的贡献。乾隆二度南巡时，礼部尚书沈德潜前往接驾，一次就进献书画七件：董其昌行书两册、文征明山水一卷、唐寅山水一卷、王鉴山水一轴、恽寿平花卉一轴、王山水一轴。和|进的金佛更是硕大无朋，“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以贡品之精备受乾隆青睐的总督李侍尧曾被治罪抄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都是准备呈献的贡品。
　　当然，乾隆的收藏品，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内府制造的。乾隆皇帝尤其爱玉成癖，他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致力于玉器的生产和收藏，因此乾隆朝收藏的玉器甚丰。仅一件“大禹治水”的玉山，将玉料从新疆经水路运到北京，后又转运到扬州，制成后又运回紫禁城，就先后用去10年时间。这座**型玉雕，高九尺五寸，重一万零七百多斤，堪称玉器之王。现在这座玉山就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接受游人们的检阅。同时接受检阅的还有上万件大小玉器，这多半是乾隆时期收藏的。
　　数十年从全国搜剔到的艺术精品，乾隆鉴赏后往往加盖“乾隆御赏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章，以示珍藏之意，然后让各精其道的儒雅词臣，分门别类，编为目录，经皇帝审定，再编印成书，如《西清古鉴》、《宁寿鉴古》系古铜器目录集，《西清砚谱》系古砚目录集。
　　早在乾隆八年，他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撰成目录《秘殿珠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撰。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两千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也是历代帝王收藏的最后规模。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这就是中国古典书画作品当时的最大规模。而乾隆皇帝最引为自豪的，当是数十载如一日地对历代书法名帖的搜集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旬《伯远帖》最为乾隆所钟爱，乾隆十一年他将这三件东西藏在大内养心殿西暖阁内，并以“三希堂”名之。
　　乾隆四十四年，皇帝命将内府珍藏的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和冯承素所摹的《兰亭序》四个真本，《戏鸿堂帖》中“柳公权书兰亭序”原刻本、于敏中奉旨为这个原刻本填补阙笔的全本、董其昌的《兰亭序》临本，以及乾隆手临董其昌《兰亭序》本--一共八种《兰亭序》本墨迹刻石，名“兰亭八柱”。
　　除了书画之外，乾隆皇帝还热衷倡导青铜器的收藏和鉴赏。除了宫廷收藏，官僚士大夫中普遍形成了嗜古收藏的风尚，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收藏大家和古文字学家。他们不仅亲自鉴定考证，而且还著录摹拓，著书立说，相互辩驳，于是随之而来的考据之学又大行其道。此风一起，影响了差不多将近200年的收藏界和知识界。
　　乾隆的收藏之富在历史上堪称空前，单纯从收藏的数量来看，乾隆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皇帝。一份1816年的清单显示，当时有15000幅字画装饰着从北京紫禁城到察哈尔的皇宫，其中有2/3是1644年以后的作品。真的应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句古话了，这不仅记录了那一时代国力的空前强盛，也深深打上了乾隆皇帝追求宏伟气象、艳丽繁复的审美情趣的烙印。
　　作为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四，他收藏艺术品的热情绝不下于乾隆。到路易十五时期，法国民众因无法看到这些珍贵的艺术品而广有不满，纷纷抱怨欧洲大师的画作深藏在光线不良的凡尔赛宫殿中，外面的人既领略不到艺术的美，也起不到鼓舞艺术创作和开启民智的作用。法国政府为了平息民怒，选了110件画作于1750年10月在卢森堡宫公开展览。这是乾隆十五年的事情。
　　到了二十世纪，乾隆皇帝的收藏随着故宫博物馆的成立才公众化，这时欧洲近代化又过去了两百年。
　　狂热的古今艺术品收藏家
　　乾隆皇帝堪称一个狂热的古今艺术品收藏家，连同他从其父祖那里继承来的字画珍玩在内，毕其一生所搜集的稀世珍品数量之巨，举世无双。有些收藏，来自臣仆的贡献。乾隆二度南巡时，以礼部尚书衔在籍食俸的“江南大老”沈德潜前往接驾，一次就进献书画七件：董其昌行书两册、文征明山水一卷、唐寅山水一卷、王鉴山水一轴、恽寿平花卉一轴、王山水一轴。和王申进的金佛更是硕大无朋，“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以贡品之精备受乾隆青睐的总督李侍尧曾被治罪抄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都是准备呈献的贡品。
　　评论：浅谈乾隆及其书画收藏
　　清高宗即爱新觉罗?弘历（年）是清王朝第六位皇帝，入关后第四位皇帝。25岁登基，年号乾隆，寓意“天道昌隆”。其在位六十年，逊位后做了近四年的太上皇，实际掌权长达六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年寿最高的皇帝。
　　乾隆继位以后，首先缓和雍正在位时期所造成的朝野紧张气氛，在政治上改变其父雍正苛严治国之弊，释放了雍正末期因贻误军机而判死罪的重臣岳钟琪、傅尔丹，重新赐予叔父允K、允T的爵位。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还为前睿亲王多尔衮昭雪，恢复其王爵。实行“宽严相济”的国策，整顿吏治，设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汉族知识分子，抚慰在雍正朝备受打压的皇亲国戚；经济上鼓励农耕，兴修水利，豁免钱粮，呈现了强劲的经济发展；军事上为维护领土主权完整镇压西部叛乱，抗击廓尔喀（今尼泊尔）对西藏的入侵，平定台湾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多民族的帝国疆域。
　　乾隆积极鼓励农耕，扩大种植面积，并于每年春季在先农坛亲耕示范。乾隆还效法皇祖康熙皇帝，笼络汉人知识分子。乾隆元年（1736年）模仿康熙朝举行了一次博学鸿词科考试，利用南巡的机会接见汉人知识分子，大量提携汉族士大夫。乾隆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
　　乾隆的汉文化水平很高，能诗善画，精于骑射，可以称得上是文武双全。最为显著的是军事上乾隆的十全武功s两次平定准噶尔o平定大小和卓之乱o两次大小金川之战o剿平台湾林爽文叛乱o平定缅甸o战服安南和两次抗击廓尔喀之战。乾隆因此自称“十全老人”，并设立了十全县，彰显其丰功伟绩。
　　此次争议较大的是乾隆书画方面的收藏与发展，《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是乾隆与其子嘉庆皇帝，历经两朝努力编撰而成，是继宋徽宗以后最重要的内府收藏著录书籍。《秘殿珠林》初编始自乾隆九年（1744年）二月，成于乾隆十年（1745年）十月。由张照、梁诗正、董邦达等奉敕编撰，《石渠宝笈》编纂始于乾隆九年二月，成于乾隆十年十月。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正月开始纂辑《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王杰、董诰、阮元等奉敕编辑。嘉庆二十年（1815年）二月编纂《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闰六月完成，英和、黄钺、胡敬等奉敕汇编，书画作品2000余件。前后历时70余年，将内府收藏书画作品悉数辑录，收录作品计一万二千余件，卷帙浩繁，蔚为壮观。
　　对中国书画贡献当属第二位的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这位满族皇帝对汉文化尤其喜爱，对书画的占有欲极强。在其祖康熙时代就以罚没方式，收缴索额图、明珠藏品；其父雍正抄年羹尧家，得到大批珍贵书画。乾隆通过访求、抄家罚没、捐献纳贡、谕旨洽购等诸多方式，大批历代流传书画名迹，被悉数网罗入藏宫中。宋荦的书画收藏，历经两代相传蔚为可观，到了乾隆时代被迫“献纳”进入内府。安岐父子收藏质量最高，经过沈德潜“斡旋”，不得已“价购”入宫。精明绝顶的高士奇，玩弄康熙进献假画，被康熙孙子乾隆将之书画一网打尽，充入内府库房。冯铨、孙承泽、梁清标、张先山父子收藏，其后人也未能逃过一劫，最终被乾隆收入内府。苏州的古董商归希之、盐商江孟明、陈以谓等人，难逃一道圣旨的勒索，尽被罗至宫中，这是书画收藏的第三高峰。
　　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极力效法其父爱好书画收藏，大肆访求，可惜民间已难求名迹珍品。得知毕沅、毕泷兄弟收藏丰盛，于是就给毕沅兄弟罗织罪名，将其抄家，著名的《清明上河图》等宋元名迹就此入宫。
　　经过四代的努力，清宫所积累的书画名迹盛极一时，间接对书画保护起到重大意义。不过这其中却有不少赝品，乾隆与嘉庆在某些书画鉴定上刚愎自用，错定不少书画作品，也成为千古笑谈。相比《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宣和睿览册》近万件收藏，《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已属难能可贵，民间收藏几乎被一网打尽。
　　中国书画收藏史上，北宋徽宗皇帝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对书画的贡献当属第一位，他不仅热爱丹青，还致力于书画家的教育事业。画院的画家遴选，都是由徽宗亲自出题考试；画院的学生也是由他亲自教导，如王希孟就是在徽宗辅导下绘制《千里江山图》卷（北京故宫（微博）收藏）。徽宗亲自绘制一些作品，至今流传于世，如《池塘晚秋图》卷、《五色鹦鹉图》轴等，也有一些代笔之作如《听琴图》轴、《瑞鹤图》卷等。
　　中国书法史上第一部论述书法和收藏的著作《宣和书谱》，也是第一次由官方组织完成的，于北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夏秋之间出版。《宣和书谱》的姊妹篇《宣和画谱》是绘画方面的著作。宋徽宗时代，内府收藏日趋丰富，就将宫中所收藏的历代画家的作品、目录编撰成《宣和画谱》，从魏晋至北宋画家231人，作品总计6396件，其中有一些作品只是记录而无实物。此书是一部绘画著录方面的重要典籍，也是一部传记体的绘画通史。
　　徽宗赵佶被后人称为“丹青皇帝”，不仅是书画大家，更是收藏大家。前面提到《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是徽宗将内府所藏及前人所记载的书画，编撰成书的著作。徽宗还将院画画家的作品，编辑成《宣和睿览册》，累至千件。总的书画收藏件数，应在万件左右，是历代收藏之最。
　　徽宗与乾隆两位皇帝，都是中国书画史上贡献很大的人物，将书画家揽至宫中画院，并将书画收藏编制著作文献，对画院的建设、画家们的绘画格式，都亲自下旨指示，他们二人对书画的垂青超越任何一位帝王。所不同的是徽宗是亡国之君。
　　乾隆在热爱书画艺术的同时，勤政治国不敢偷得片刻闲。上面所述的乾隆文治武功可以称得上是丰功伟绩，无论在文化上、军事上、经济上都领先于当时的世界各国。由于时代的不同，在收藏方面屈居徽宗之下，实属无奈。
　　今天世界各地博物馆关于中国书画的镇馆之宝，大多经过乾隆收藏的，如北京故宫“三希堂”的米芾临王献之的《中秋帖》、王《伯远帖》、展子虔款的《游春图》等；台北故宫镇馆三宝：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和李唐《万壑松风图》，以及下真迹一等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等；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郭熙《树色平远图》、燕文贵《夏山图》、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列传》卷、米芾《吴江舟中诗》卷；波士顿美术馆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卷等；日本京都有邻博物馆黄庭坚书李白诗《忆旧游诗》卷、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等。这正是乾隆收藏最好的证明。2002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七十二件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其中大部分是经过乾隆收藏的，这是对乾隆收藏书画质量予以肯定的重要标志。而现今拍卖场上被热捧的拍品，又有哪家博物馆会垂青呢？即使北京故宫十年来接受十一位书画家捐赠的五十五幅作品，所定级别皆为“级外品”，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在评判乾隆的过失方面，尤其是大兴“文字狱”，的确造成大批冤案，使不少传世文化典籍绝迹于世，一定程度上摧残了文化发展。“文字狱”还使大批知识分子遭受灭门之祸，朝野上下言路从此闭塞，触目惊心！在乾隆晚年，马噶尔尼出使清王朝，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星火，乾隆出于统治的需要，拒绝接受西方先进的硕果，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致使中国社会没有赶上工业革命的快车。
　　无论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判，首先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唯物去对待他们的功与过；其次，要以博大的胸怀面对民族属性，正确解读他们的是与非，去客观、公正认识那个时代的先人。
(责编：赫英海、鲁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