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教师收礼，是从孔子开始的吗？ | 关山远

作者：关山远（新华每日电讯专栏作者）

一年一度教师节。每年教师节的一大话题，是要不要给教师送礼。很多家长在网上“晒”准备送礼的清单，几年前教育部网站刊登了十所知名中小学联合向全国教师发出的倡议书，倡导全国教师反对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自觉抵制有偿家教，自觉抵制请客送礼等庸俗风气，不收受学生、家长的财物”。

在我们这个具有悠久的礼尚往来传统的国家，这个本来不应成为话题的话题，却闹得沸沸扬扬。有的说：“不能送礼”，有的说：“必须送礼，否则……”还有的质问：“教师为什么不能收礼？”更有人认为：教师收礼，从孔子就开始了。

“孔子当年收礼”的铁证是：《论语·述而》中记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后人翻成大白话，就是：孔子说：只要给我送十条咸猪肉，我就收他做学生。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朱子语类》说：“古人空手硬不相见。束脩是至不直（通值）钱底，羔雁是较直钱底。真宗时，讲筵说至此，云：‘圣人教人也要钱’。”一句话“圣人教人也要钱”。当年“批林批孔”时，这十条腊肉成了“孔老二”的一个罪状——一边嘴里说“有教无类”，一边却公开宣称要收礼，嫌贫爱富，孔某人真虚伪！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在谈到孔子时，刻意比较了他与希腊大哲苏格拉底这两位老师的风范。结论之一是：苏格拉底有教无类，并且不收学费；孔子也是有教无类，但是他曾公开声明：拿肉来，就可以成为我的学生。言下之意：苏格拉底更高尚，他才是真正的有教无类。

苏格拉底与孔子基本同处一个时代，苏格拉底生于公元前469年，正是中国孔子逝世后十年的光景，两人活的岁数几乎相同，都年过七旬。孔子当年办学有个固定地方，苏格拉底并没有创办自己的学校。广场、庙宇、街头、商店、作坊、体育馆，等等，都是他施教的场所。青年人、老年人、有钱人、穷人、农民、手艺人、贵族、平民，都是他施教的对象，不论是谁，只要向他求教，他都热情施教。因此苏格拉底一生都很清贫。　

　　孔子是“被收礼”？

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孔子当年真的收礼了吗？质疑者主要围绕“束脩”二字的解释提出不同观点。

《现代汉语词典》中，“脩”有两种用法，一是表示“旧时送给老师的酬金”，组词“束脩”；二是同“修”。在古汉语中，“束脩”多被认为是“十条干肉”，《礼记·少仪》中说：“其以乘壶酒、束脩、一犬赐人。”这里的“束脩”就是“十脡脯也”，十条干肉。

也有人认为是另外一种解释，东汉郑玄为之所下注语即是：“谓年十五已上”（见《后汉书》卷六十四，《延笃传》注）。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孔子的意思转而成为：“从十五岁以上的人，我是没有不教的。”孔子说过：“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十五岁起开始专注读书，因而推己及人。

还有人从古汉语句式来解释孔子是“被收礼”了。这句话的读法若是“自行/束脩/以上”，就可能有“自己带着/薄礼或学费/来见我的”这种意思。但是，由古人说话的句法来看，整部《十三经》里，没有任何一处是以“自行……以上”来表达的。而“自……以上”的句法则出现两次，都是在《周礼·秋官司寇》里，原文是“自/生齿/以上”，亦即从“长出牙齿”（约一岁）以上的小孩，才可以登录在户口上。在此，明明指的是“年龄”。因此，这句话或许应该这么读：“自/行束修/以上”了，也就是说，自十五岁以上。所以说，十条腊肉，很有可能是强加给孔夫子的，实在是后人以小人之心去度君子之腹了。

当然，孔子并不觉得收礼送礼有什么不对。孔子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孔子这句话的意思说：事君及有事求人的人，都应该送礼来尽礼仪，但是人们却往往以为是在献媚巴结。可见，收礼送礼不过只是等闲之事罢了，只要以平常心来对待，便算是有孔子遗风。　

在国外，教师并非不收礼。

例如丹麦，圣诞节或教师过生日，可接受学生5美元以下的小礼品，但严禁向学生索要或有任何形式的暗示行为，同时规定教师要在适当时机以等额礼品回赠学生。在韩国，教师节时可酌情收受学生赠送的手绢、袜子等小礼物。博茨瓦纳教育部门规定，教师因调离工作和学生分别时，可接受学生赠送的咖啡糕等小食品，但须和学生一起分享，吃不完的允许老师带走。

这些规定极具人情味，既照顾到师生间的礼尚往来和情感表达，又对教师的收礼做了严格限制。

所以，讨论孔子当年是不是收礼了，是件无趣的事，但至少有一个可能：孔子不会因为没有人送十条干肉而将之拒之门外。

退一步讲，即使“束脩”是指十条干肉，但这十条干肉，是礼还是学费？孔子当年办私学，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私立学校、民办学校，没有政府财政拨款，也没有“希望工程”，孔子出身“破落贵族”家庭，估计经济也不宽裕，甚至捉襟见肘，收点学费不是天经地义？在今天，哪个私立学校、民办学校不是高价收费？

当年上学的门槛远远比今天低

那么，“束脩”贵不贵？在网上，有好事者推算了一下：“一条腊肉大约一公斤，十条十公斤。孔子时代恩格尔系数比较高，但弟子们差不多都是农民，家里养猪自制腊肉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样，按一头猪可以出一百公斤（编者注：估值可能偏高）腊肉算，农民交纳给孔子的学费就是一头猪的十分之一。对于家境贫寒的子弟来说，一头猪可能就是全家一年的很大一笔收入，估计应该占到全家收入的二分之一（另一半来自庄稼的收入）。合计来算，十条腊肉，应该是全家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有报道说2005年农民人均年收入为3200元；二十分之一，应为160元。这就是说：现代农民若要到孔子那里去上学，要交纳160元做学费。160元购买现代腊肉，可以买五公斤。大约相当于“束修”的一半。因为恩格尔系数降低，虽然只有一半，但是也许符合当时的实际。这是一种计算方法。另一种计算方法，就是按现代十公斤腊肉的价格计算。这样就要占到农民人均收入的十分之一，为320元。”

这种算法当然不是很严肃的，但不管怎么说，孔子当年即使收学费，学费也是不高的，不然，孔门就不会有那么多出身寒门、生平寒微的穷学生，如颜回、子路、卜商、冉求、仲弓、原宪、伯牛等。例如颜回家，那是相当的穷，住在陋巷里，以“箪食瓢饮”为生，一个灶，一口锅，一两张烂木板床，用土筑成的墙，可谓家徒四壁，穷得连旁人都看不下去。这样的家庭，父子俩都能到孔子那里接受教育，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这样的佳话——“赤贫父子双双成为最牛教授的弟子”，可见当年上学的门槛远远比今天低了。

所以，现在讨论孔子当年是不是收了十条干肉，是不是“教人也要钱”，还不如关注孔子当年对颜回这么一个贫困学生的态度更有意义。

古今中外，除了一些像“文革”这样的荒唐岁月，教师的地位一向很高，中国传统有“天地君亲师”一说，教师地位排序只在天地君亲之后，其地位尊崇，可想而知。地位之尊崇，缘由期望之殷切。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教师学问固然应当足以传道授业，道德亦应为社会之表率。而既然以道德表率来要求教师，就不免以高于常人的道德标准来要求教师。正是因为如此，教师节要不要给教师送礼，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才变得这么复杂。

这种复杂，自然源于大众对师德的复杂态度，或者是过高的道德要求，或者是彻底的道德悲观——正因为此，家长们都陷入一种困境：假如我不送礼，教师会不会给我孩子穿小鞋？所以，才会有种种怪象——一边互相攀比送礼，一边大骂教师收礼。

著名学者何兆武曾写过一本《上学记》，风靡一时，里面写道，西南联大作为抗战时期最好的大学，自然也吸引了不少的“高干子弟”（何先生用语），在书中，何先生又专门的篇章写这些高干子弟同学。这些高干子弟几乎没有人们习惯想象中的纨绔子弟，都和普通人家的子弟一样，刻苦求学，低调做人。如果其中某人成绩不好，就在班里抬不起头，如刘峙的儿子，因为成绩不好，在班上一点地位都没有，老师同学都瞧不起他。

刘峙当时是国民党所谓“五虎上将”之一，权势可想而知，但西南联大不以背景而以成绩来看待一个学生，此中意味，太值得今人细细品味了。

面对当下“教师节不能变成送礼节”的争论，唯有一声长叹：人心不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