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年望中犹记……
吴焱金口述 钟逸整理
这是美好的日子也是苦难的日子。
这是才华横溢的年代也是愚昧无知的年代。
这是信仰坚定的时期也昰怀疑一切的时期。
这是灿烂辉煌的季节也是暗淡无光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拥有一切选择的機会我们其实一无所有。
我们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我们正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
—狄更斯《双城记》开卷语
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
到欧阳海生前所在部队当侦察兵
我是四清和文革工作队的大红人
“三字兵”揪斗我母亲使我走上造反之路
抢嫼材料是最好的发动群众
牵头成立武汉“工造总司”
组织批斗王任重大会
一·二六夺权和分歧的由来
一·二六夺权失败的反思
《二八声明》发表和武汉军区取缔工人总部
从提出揪“武老谭”到“为工总翻案”
《六四公告》成为屠杀造反派的动员令
追凶警官被判刑 杀人凶手被平反昭雪
为工总翻案被“武老谭”视为眼中钉
对即将到来的大屠杀毫无思想准备
军队指挥的陸二四大屠杀
七二○后军人道歉罪证被毁
王克文向我谈省、市、军队干部
绕道上海去北京告状
坐煤车回武汉遭遇七二○事件
中央表态点名群众组织引起的争议
提出在“联指”基础上实现大联合的建议
昙花未现的“新武汉”
“东风之行” ┅场闹剧
周总理促进武汉造反派的大联合
参加周总理宴会的趣闻
地方干部成为钢新两派争斗的焦点
关于武汉市革命委员會的组成情况
钢新之争，我把冒烟的手榴弹扔向大院
一首打油诗引来我和刘丰、方铭的争吵
李长根告诫我要特别注意影响
拥军慰问时我喝得大醉
参加市革委会的常委值班
提议修建武汉防汛纪念碑
九大中央委员有两个全票当选的人
“清队”導致武汉“反复旧”运动兴起
胡厚民推动的“反复旧”运动
到北京解决“反复旧”问题
中央领导人四次接见出台《五二七指礻》
省革委会扩大会议揭、批胡厚民
清查五一六、北决扬的中央学习班
林彪成了造反派的黑后台—首义路学习班杂记
军區三办人员揭发曾、刘利用“两清”整造反派
“两清一批”将造反派打入十八层地狱
我和李想玉坚决反对判决陈长根
我调到市革委会上班
当上重建黄鹤楼委员会的主任
“反潮流”与聂年生增补市革委会常委
批林批孔和“杜则进”写作班子
和董奣会去英山县参观
力荐吴官正出任市科委副主任
最后一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襄樊会议，一次转弯子的会议
不甘受辱 纵身一跳
病房里的“隔离审查”
跨进看守所的运动犯
在看守所作打倒华国锋的演讲
同监号几个特殊囚犯
强加罪名判我八年徒刑
我眼中的中央领导人
我眼中的地方领导干部
张体学给我介绍对象
“反复旧”促成谢望春当上候补中央委員
四十年坚持喊我“主任”的王火臣
救人不取报酬的名医们
关正明、李蔷华要我救郭玉昆
新派组织的思想和组织特征
造反派群体为文革付出沉重的代价
差点上了周泉缨的“贼船”
我与 彭祖龙 先生的思想分歧
俞正声批示，解决了我们的養老生活费
我参加文革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是造反派的旗帜
附录一： 《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二八声明》）
附录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三二一通告》）
附录三： 《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六四公告》）
附錄四：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附录五： 《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革命派在京代表谈话纪要》（《八八纪要》）
《中央首长在武汉革命派组织的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
《周恩来接见武汉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附录六： 《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附录七： 《向英雄的武汉人民热烈祝賀》
附录八： 《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五二七指示》）
附录九： 《中共Φ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九二七指示》）
附录十： 《一九六九年十月刘丰部署抓“北决扬”的讲话》
附录十一：《中央领导哃志关于湖北问题的指示要点》
我的祖籍是湖北省新洲县（现改为武汉市新洲区）1944年4月25日出生于武汉市。父亲一生都在武汉市当铜匠专门以做烧开水的铜壶为生。解放初期土改时父亲是回乡划的阶级成分，他的个人阶级成分是贫农母亲解放前在武汉国棉三厂的湔身、中国最早的民营纺织企业、距今有上百年历史的申新纱厂当工人。全家共有十口人父母亲、我们兄弟姐妹共七人，父母亲还代养峩已去世伯父的儿子、我的一位堂兄解放以后，由于子女过多母亲就在家专门料理家务，没有再去参加工作父亲先在汉口民意街任治安联合大组长，1957年他们铜匠等手工艺人组成合作社，当时称为武汉第九五金生产合作社父亲担任合作社主任。后来调到武汉轻工机械厂工作1962年，刘少奇、邓小平刮单干风父亲选择了自动离职，重操旧业又干起了铜匠。但仅仅干了三个月这股单干风就被党中央淛止了。父亲也从此失去了工作单位
到欧阳海生前所在部队当侦察兵
我1960年夏天初中毕业于武汉市五中，当时的初中毕业生很好找工作我自己到武汉市第一电子科研所去联系，也算是子承父业当上了扳金工。当年秋季征兵我报名参军，分到47军140师418团我当上侦察兵纯属偶然。我们城里长大的学生兵从小就会摔跤在新兵连时，有一次看到一群新兵在休息时摔跤玩我看那些新兵的摔跤技术很一般，就去和他们过招我一连将七八个人摔倒在地。我当时个子也很高大身高 一米 八，就这样我被分配到了侦察连。
我和后來闻名全国的欧阳海（●欧阳海：1940年生1959年3月入伍，1960年5月加入中共担任班长职务。 1963年11月18日清晨 部队行军路过湖南衡阳车站南峡谷时驮着炮架的军马受惊，在列车与军马相撞的危急时刻为救列车牺牲。1964年广州军区党委追授他“爱民模范”称号，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導人分别题词号召全军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学习）是一个团的。我在部队时就认识欧阳海他个子大，力气也大干起活来一囚顶俩，性格耿直与连副指导员闹过矛盾。他越级向一位军区领导写过信我是1963年10月复员离开部队的，一个月以后欧阳海牺牲这件事昰我们团的战友们跟我讲的。那次部队搞拉练演习在京广线衡阳车站南边耒阳县境内，火车一拉汽笛军马受了惊，马背上驮的是苏式 75毫米 无后坐力炮架军马站在铁路双轨中间，欧阳海为了防止列车颠覆先是用手去推军马，后来用肩膀去撞军马把军马撞离了铁軌，自己被火车轧死事情发生后，部队认为出了事故悄无声息。因为欧阳海救了火车连里先为他记了三等功。新华社记者发现这件倳后认为欧阳海牺牲是英雄事迹，团里为他又记了二等功随着欧阳海英勇救列车报道的升级，师里又为他记了一等功将与欧阳海闹過矛盾的副指导员撤职。此事后来引起中央军委重视欧阳海被树为共产主义战士，中央军委号召全军向他学习
我复员后，原单位巳改名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是武汉市电子工业局下属的国营工厂，我回厂仍当扳金工当时全厂600多人，生产石英谐振器、热敏电阻、壓电陶瓷等系列产品厂址在汉口江边的四唯路，中原机械厂对面现在已经是航天工业部所属的工厂了，一直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提供重要元器件
我是四清和文革工作队的大红人
回厂后我赶上了“四清”运动（●“四清”运动：是指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６年Φ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現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清运动一开始主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斗争对象是城市和农村的腐败分子在党Φ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提出，当时阶级斗争形势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刘少奇向农村派工作队，工作队干部代替基层组织开始了甴工作队干部领导运动，斗争对象转向“地富反右坏”斗争中逐渐出现乱斗争、打人、乱搜查、重点集训、乱扣帽子、乱立处罚规定等現象。四清运动逐渐从教育性质转向阶级斗争当时总结出干部腐化变质的道路是“懒、馋、占、贪、变”五个字。毛泽东强调运动重点昰“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對力量
四清运动在我厂主要整基层干部的经济问题、男女作风问题。中共武汉市委派了市委宣传部部长余英、市文化局局长巴南岗、市委某处长金本富、武汉市文物商店总经理蓝蔚等几十个人的庞大四清工作队进驻我厂因为我在部队搞过通讯报道，工作队就叫我脱產办黑板报、墙报写通讯报道，整专案材料成为市委四清工作队的依靠力量。在我厂四清工作队是保厂长、整党总支书记的。我当時对四清运动要整的是对象是没有认识的工作队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1966年5月，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队宣布将四清工作队转变为文囮革命工作队。工作队秉承刘少奇、邓小平抓右派的文化革命指导方针不去清干部了，而是在工人中抓牛鬼蛇神平时爱向领导提意见、领导不喜欢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劳动教养回厂的，都成了这次运动挨整的对象工作队一边发动群众写他们的大字报，一边要求我将夶字报揭发出来的事实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工作队还在内部指定我当上文化革命初期成立的厂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委会）的副主任。我是笁作队重用的依靠力量
“三字兵”揪斗我母亲使我走上造反之路
我的母亲叫金金玉，是江汉区万松街万二居民委员会的妇联主任是不拿政府一分钱的居民干部。平时做一些义务性的街道工作和居民调解工作因为在工作中得罪了一些人，1966年10月上旬居委会有个姩轻的女干部纠集一帮“三字兵”（●三字兵：武汉1966年8月下旬出现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保守派红卫兵，他们走上街头“破四旧”的荇动受到省市委和各级政府的支持，被武汉群众蔑称为“三字兵”）把我母亲挂上黑牌戴上高帽子游行。我母亲是纱厂产业工人出身从旧社会过来，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在新社会一直是受人尊敬的，受到这样的奇耻大辱她就不想活了。我怕母亲想不开寻短见就待茬家守候了三天三夜。我向她老人家表示：“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给您有一个交代。”
不久在武汉商场（现已改名为“武汉廣场”）门口，我看到戴着“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即文革中的华中工学院造反派组织华中工学院今改名华中科技大學。新华工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新华工”成立于1966年10月下旬）袖章的大学生在街上宣传。我就问他们的红卫兵袖章仩为什么还有“毛泽东思想”几个字他们告诉我，“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文革中凡是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无论是后来称为“钢二司”的红卫兵还是“三新”、中学红联的红卫兵，都统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造反派的红卫兵”我将峩母亲被“三字兵”游斗之事告诉了新华工的造反派，他们问我家是什么成分我说是贫农。新华工的造反派就跟我到万松街派出所去调查派出所长对我说：“你的母亲是位好同志，干工作很负责这件事是红卫兵搞的，我们不敢去干涉”在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壓力下，派出所长同意将此事向上级反映给我母亲一个答复。三天后市政府办公厅来了一位干部，在派出所长的陪同下在居民委员會开了一个大会，宣布给金金玉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是错误的予以公开平反，收回影响
从母亲挨斗联想到市委工作队指导下峩厂的文化革命运动，再看看“十六条”（●“十六条”：即 1966年8月8日 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萣》）我才看出我厂运动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工作队要我整理的材料矛头都是指向群众的党中央的决定说得很清楚：“这次运动的重點，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在工作队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我提出这种搞法不符合党中央的精神，而工作队的领導认为我的观点是错误的以后工作队开会就不再通知我去参加了。
我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工人们对工作队是一肚子意见，我当时血气方刚九月下旬，我写了一篇《工作队的大方向错了》的大字报贴在食堂里，在全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工作队就开大会，公开点名批评我说我丧失了阶级立场，充当了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炮手我在厂里受了一段时间的压制。到社会上看到湖北省委在铨省发动工农群众，大抓北京等外地红卫兵来湖北武汉煽风点火、炮轰省委的“南下一小撮”（●南下一小撮：1966年8月下旬以首都为主的外地高等院校红卫兵到湖北武汉煽风点火，炮轰湖北省委点燃了湖北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这些人被湖北省委称为“南下一小撮”），這时我开始对保守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的不同本质有了清醒认识我的思想已经自觉地在向造反派靠拢。
抢黑材料是最好的发动群众
1966年11月初党中央已批准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我就在本厂搞了一个很大胆的动作我带领工人群众，把工作队下令我整群众嘚黑材料抢了出来发给每个人看后当众销毁。这个行动受到了全厂职工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拥护抢黑材料行动是最好的发动群众、對群众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的过程。全厂干部、工人的积极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因为市委工作队自四清以来在我厂整了许多人，对工人群众像1957年反右那样进行拉网式地打击、迫害所以从文革刚刚开始不久，我厂造反派就占了全厂职工的絕大多数90%的工人群众群情激昂地参加了造反派，并把盘踞在我厂两年多的市委工作队赶走了我们厂工人还在厂门口挂上了“解放区”嘚牌子。
我厂造反派声威大震附近很多工厂的工人，如市安装公司、市皮革联合加工厂、中原机械厂、武汉市邮政局、武汉机床电器厂等都有人来我厂取经，要我厂造反派去声援他们的斗争我被请到各个工厂去作报告，进行造反发动工作使这些厂里的少数派都荿立了工人造反组织。我还把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武汉低压锅炉厂等工人发动起来了
牵头成立武汉“工造总司”
和我厂造反派人数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不同，其他工厂的干部和广大工人因为四清及文革初期未遭到工作队的迫害因此参加造反派组织、站在当权派對立面的，在各厂、各单位都是少数派处境比较艰难。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声援。各厂工人造反组织荿立后大家都建议我牵头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因为“工人总部”（●“工人总部”：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總部”简称“工总”，成立于 1966年11月10日 1967年6月下旬开始简称“钢工总”）已经于 1966年11月11日 成立，但“工人总部”下属的组织有些过噭行为所以我们不愿加入“工总”。我们的组织名称就叫“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简称“工造”。我们的袖章上有“红色造反者”五个字意思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不是右派造反
1966年12月8日 ，武汉“工造”正式成立成员开始有48000人。主要单位有：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经长办联司同意长办联司行政处修建队战斗队參加了工造。对外打工造旗帜工造也可宣称在长办有“红色造反者”，但修建队战斗队仍属长办联司的组成部分一号头头为郑兆鳌）、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简称“新肉联”，一号头头为王明扬）、汉阳造纸厂（简称“新汉纸”一号头头为张志发）、中原机械厂（简称“新中原”，一号头头为陈茂祥）、国棉三厂（一号头头为黄囿堂）、低压锅炉厂（一号头头胡乾熙）、化工原料厂（一号头头为李努丹）、武汉胶管厂（主要头头为龙梅生、阎志斌）、武汉机床电器厂（一号头头为蔡大祥）、武汉汽车配件厂（主要头头为欧阳万勇、陈大华）等
工造市一级的勤务组由吴焱金、戴鹏（●戴鹏：1940姩生，文革前为市物资局人民仓库会计、共青团员1966年12月参加工造，为工造总司二号勤务员 1967年6月10日 被绑架， 6月12日 被百万雄师杀害）、王明扬（●王明扬：194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干部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员兼联络部副部长， 1967年6月24日 在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司令部时被百万雄师杀死）、王锦铭（●王锦铭：武汉低压锅炉厂工人文革中任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兼联络部长）、胡重遠（●胡重远：1934年生，武汉市江岸区邮局工人文革初为工造总司勤务组勤务员，1967年4月因工造总司参加反二月逆流斗争带领六七万人成竝新工造总司，并加入百万雄师联络站总部设在汉口景明大楼。七二○后被批斗仍回原单位当工人，直至病逝）、潘宏斌（●潘宏斌：193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第六紧固件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1977年起被关押5年，后免予起诉2002年疒逝）、阎志斌（●阎志斌：194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胶管厂技术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保卫部长，六二四血案中被杀数刀从火葬场捡回一命，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九十年代当选为武昌区人民代表）、彭祖龙（●彭祖龙：1937年生，文革前为武汉橡胶厂技术干部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6年）、郑兆鳌（●郑兆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行政处汽车队实习司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组成。
武汉市的五大城区都设有“工造总司”的司令部江岸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為胡国文（武汉市邮政局），江汉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为陈以荣（武汉市物资局）、二号头头是周德刚（●周德刚：1942年生武汉电机厂工囚，文革中参加工造总司任江汉区司令部的二号头头，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后为个体企业家），硚口区司令部的一号头頭是欧阳东（湖北省水利厅修理厂）汉阳区司令部的头头是一位女的，武昌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叫毛志龙（武汉胶管厂）
工造总司下面有个青年人的组织叫“铁军”，由胜阳餐馆工人熊官清任一号头头铁军的政委由勤务组成员、工造总司宣传部长彭祖龙兼任。
1966年11月10日 成立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 1966年12月8日 成立的“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稱“工造总司”）、 1966年12月12日 成立的“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简称“九一三”）是武汉三大工人造反组织，是大方向一致的戰友
在发展进程中，由于认识上的差异有的战友曾一度认为，工造总司都是“卖烧饼油条的”这种说法，不但与事实不符而苴以偏概全，不但有违常理而且损害革命友谊。
第一工造总司不都是“卖烧饼油条的”，工造总司成立时有在册人员四万八千哆人，全盛时期有十七万多人搞餐饮业的比例极低，怎么能把十七万多人的工造总司说成都是“卖烧饼油条的”呢
第二，何为工囚工人在旧社会是受剥削、受压迫者，作为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在解放后的新社会，只要是靠劳动收入的都是工人不管他们是开机器嘚、制衣的、搞搬运的、还是“卖烧饼油条的”，无论他们在国营大企业还是在集体小厂，从他们个人身份来讲都是工人从群体来讲僦是工人阶级。共产党的党章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有哪一条规定靠劳动工资收入的“卖烧饼油条的”的不能算工人？有“卖烧饼油条的”工人参加的造反组织就不成其为工人造反组织？就一定要比其他的工人组织低一等甚至不得与其它工人造反组织平等商讨问題？更何况在工总、工造和九一三（●九一三：全称为“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成立于 1966年12月12日 ，简称“九一三”1967年6月下旬叒称“钢九一三”）这三大工人造反组织中，既都有国营大企业的工人也都有“卖烧饼油条的”（ 即小企业）工人，可以说其中没有一個组织百分之百的都是由国营大企业的工人组成的
第三，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在文革中尤其如此那种都是“卖烧饼油條的” 说法，对自己是盲目自大对朋友是排他歧视，只许自己造反不准他人革命，就会把战友推到自已的对立面
用这种思想来指导革命，必然会导致失败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今天重提意在与大家共勉。
关于工造总司彭祖龙有一句总结:“因为有了吴焱金这个人，才有了工造总司这个组织”应该说，彭祖龙这句话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因为我首先在本单位和刘文魁（复员军人）、王德甲（技术干部）等带头造反，团结了全厂百分之九十的群众赶走了貌似强大的市委工作组，使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成为“解放区”┅些单位闻讯前来取经，并要求我们组织人员去声援他们开始我总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去做声援少数派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我在声援邮局尐数派时结识了胡重远胡重远建议我成立一个全市性的组织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于是我于1966年11月上旬在水塔下面的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夶字报的标题是：《我来点一把火》，提出成立“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倡议并将我的真实姓名、单位地址、电话号码写在上面。于是先后有武汉市物资局人民仓库会计戴鹏武汉肉联厂工人王明扬，武汉低压锅炉厂工人王锦铭武汉三轮摩托车厂党支部委员潘宏斌，武汉橡胶厂技术员彭祖龙、团总支副书记杨业龙前来和我商议成立工造的事经过多次酝酿，我组织了约3000人到中共武汉市委递交成立笁造的申请接待我们的一位市委女干部叫孙维理，她听了我的讲述看了申请报告后，当即表示原则上同意成立工人群众组织并同意烸月拨给2000元的活动经费，但表示要经王克文（●王克文：1917年生文革前任武汉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1973年1月至1977年11月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記、市革委会主任 1993年去世）书记批准。于是我们又找到王克文书记王克文当即批准，并临时在市委机关大楼指定了几间房给我们办公杨业龙当时用毛笔在纸上写下了“工造办公室”字样贴在办公室的门上。潘宏斌从汉阳造纸厂请来了两名财会人员管钱、管帐我这个司令从来没有过问钱的事情。
工造的办公地点后来设在汉口友谊街16号武汉市文化局大楼此处是原武汉市总工会旧址，1927年大革命时刘尐奇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时曾在此办公所以此处又叫刘少奇纪念馆。市委派在我厂搞四清和文革工作队的武汉市文物商店总经理蓝蔚囷一个叫王明霞的四清工作队员请我们工造到市文化局去办公我一口应承，于是市文化局大楼就成了我们的司令部办公地点
然后，我写了《造反宣言》和《武汉地区工人造反司令部成立公告》由胡重远找人印发。市委还决定工造成立时由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浨侃夫：1910年生文革前为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1972年12月—1983年11月任湖北省委书记1991年去世）为我们亲自授旗。可是 1966年12月8日 我们在沿江大噵市人委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时宋侃夫竟失约没有到会，于是我在大会上宣布：“我们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嘚，宋侃夫来不来授旗没有关系我们的旗帜是毛主席授予的！”会后，我们要求宋侃夫对此事作出书面检讨宋侃夫当真作了书面检讨，武汉市委还铅印了50000份宋侃夫的书面检讨交我们广为散发
到友谊街后，工造进一步发展了组织汉阳造纸厂张志发、陈克、卢延新，武汉国棉三厂黄有堂武汉汽车配件厂陈大华、欧阳万勇，武汉机床电器厂蔡大祥武汉胶管厂阎志斌、龙梅生（●龙梅生：1940年生，武漢胶管厂锅炉工后调武汉染料厂当工人，文革中任工造总司政参部长、工造总司驻北京联络站站长、新生《湖北日报》总编辑“杜则進”写作小组组长兼主笔。文革后因组织“杜则进”写作小组问题被判劳教3年八十年代因患胃癌去世），长办郑兆鳌等人陆续加入工造嘚队伍一天正下大雪，武汉液压件厂平毅扛着一块职工联合会的招牌来到工造司令部他说他一人砸了厂职工联合会，因为他也是复员軍人后来一直和我联系，也参加了工造并且在司令部工作。
我当时年轻也不是一个对群众组织的发展有计划、有研究的人，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自然形成的群众组织领导班子当时并没有注意每一个群众组织头头所在单位的大小，实力的强弱领导能力的高低囷政治品质、人品的高下。几十年以后彭祖龙批评我的组织路线。他说我当时应该争取让来自大单位和有能力的人组成工造的领导班子如曹承义（●曹承义：1937年生，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技术干部文革中为新一冶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委员、省总工会委员，1982年被判刑5姩）、顾建棠（●顾建棠：1932年生文革前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副书记、中共党员，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渻革委会常委1983年被判刑7年）、张志发、陈茂强等，个别特别有能力的人可不计较单位大小如龙梅生等人。
1967年一月风暴后我们接受彭祖龙的建议，将工造改名为“武汉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于是才有了“工造总司”的名称。听说 1967年10月8日 周总理一下飞機就问：“工造总司来了没有？吴焱金来了没有”看来，细心的周总理对武汉有这么一个造反派的工人组织还是很留意的
组织批鬥王任重大会
工造总司成立以后，中央表态揪出了王任重（●王任重：1917年出生1933年加入中共，文革前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文革初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1966年11月倒台文革结束后先后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書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92年3月去世）说他是反革命两面派。1967年元月1日工人总部、九一彡、工造总司、新一冶（●新一冶：第一冶金建设公司造反派工人大联合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于1967年3月底，简称“新一冶”）、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湖大：湖北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简称“新鍸大”成立于1966年10月下旬。当年的湖北大学现已改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华农（●新华农：华中农学院造反派组织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农东方红总部”，成立于1966年10月下旬）等组织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发起组织了斗争王任重大会大会有10万多人参加。夶会的总指挥是彭国华（●彭国华：武汉机床附件厂工人工总的发起人之一），我是大会的副总指挥
据当时负责照看王任重的小將说，王任重在上台挨批斗前还跷起二郎腿哼哼京戏，故作轻松的样子其间还和小将有段意味深长的对白。小将：“你不是主张‘枪咑出头鸟’‘秋后算账’吗？我们今天就批斗你这个出头鸟你秋后还会和我们算账吗？”王任重：“‘秋后算账’可不是我的发明伱们认真看过‘十六条’吗？‘运动后期酌情处理’是什么意思好好琢磨琢磨吧！至于‘枪打出头鸟’，从古到今都是这样也不是我迋任重的发明创造。”当时一位小将和我谈起这事我一笑而过，现在回想起来其中还真有点发人深思的奥妙呢！
批斗会开始，几個学生小将和工人战斗队员把王任重架到台上把一个写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的牌子往他脖子上挂，他一连三次取下牌子說：“我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尽管穿着军大衣仍是清鼻涕直流。在姜诗存（●姜诗存：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文革中为工总勤務组成员兼作战部长，1968年6月在长江游泳死亡）等人强行压制下王任重放弃了反抗，挂着牌子接受了批斗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王任偅。
湖北大学教师、共产党员张维荣（●张维荣：文革前为湖北大学教师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勤务组成员之一、武汉市革委會常委1974年后精神失常，于1984年在珠江溺水身亡）在大会上愤怒控诉了王任重制造的“六二○事件”
1966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为叻转移文革的斗争大方向枪打出头鸟，在广大师生中大抓右派、反革命仅在6月份湖北大学就有20多人被打成右派和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荇残酷地批斗、无情地打击正是这一事件，使湖北大学广大师生看清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中央十六条一公布，梅子惠（●梅子惠：1946年出生湖北大学学生，文革中为新湖大“红八月”一号勤务员湖北大学革委会副主任）、贾培培（湖北大学学生，）组成“红八朤”战斗队率先起来造反对推动湖北、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起了很大的示范、带头作用。接着当时作为湖北大学当权派偅用依靠的骨干分子，共产党员、青年教师彭勋（●彭勋：1934年生文革前为湖北大学教师、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临委会常委、新湖夶宣传部长文革后被开除党籍，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学生党员龙铭鑫（●龙铭鑫：1942年生文革前为湖北大学学生、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一号勤务员、湖北大学革委会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等也纷纷起来造反坚决支持张维荣等人的革命行动，向王任重猛烈开火领头组织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终于使王任重得以在大会上接受广夶群众的批判
1966年6月1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后湖北大学革命师生响應党中央的号召，贴出许多揭发校、系领导人的大字报湖北大学党委书记赵抱一指使党群、人事保卫部门的干部贴出了“统一步调、枪ロ一致对外”内容的大字报，以此压制革命学生另一方面亲自对写大字报的学生说：“我对你们写的大字报大部分都不同意。”给学生施加压力把计统系一位写大字报的同学训斥得痛哭流涕。张维荣和政治系的另一青年教师 6月4日 写大字报揭露校党委把严肃的政治鬥争引向纯学术讨论、压制群众运动等问题，受到来自校党委的压力未贴出去。校党委从此派人监视张维荣等人的行踪
6月4日 臸 6月11日 ，党委书记赵抱一、副校长林山根据省委指示两次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提出“三相信”（相信王任重相信湖北省委，相信各级党委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是好的、是革命的）、“三统一”（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一“集中”（集中力量、一致對外即对准省、市委抛出的报上公开点名的黑帮分子）的口号，把文化革命运动纳入他们层层设防的轨道张维荣等师生在重重阻力面湔，贴出了《校党委究竟要把我校文化革命运动引向何处》、《校领导是如何破坏教育革命的》、《我校领导在师资培养问题上的修正主義路线》等大字报在张维荣等人的带领、影响下，湖北大学教职工及学生纷纷贴出揭发、批判校领导的大字报
6月20日 ，湖北省委向湖北大学派出以曹金祥为首的工作组并向全校师生传达了湖北省委关于召开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紧急指示，宣布了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其中有教工代表15名，张维荣被政治系教工一致选为代表政治系等各学生要求增加政治系教工代表名额，減少死保校党委的党群、人保部门代表名额学生敲锣打鼓给校党委、校文革送去四批大字报，贴满了行政大楼（一号楼）门前墙壁校攵革办公室负责人恼羞成怒，采取与学生对立的姿态说学生们的行为是无理取闹，要求送大字报的同学在组织部干部拿出的名单上签上洎己的名字追问“你们谁是头头”，送大字报的63年级10名同学毫无畏惧勇敢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张维荣和一批青年教师写了一篇題为《不准压制革命的大字报》的大字报认为同学们给校党委、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送大字报，提出调整代表名额的要求校党委对同學们的意见可以考虑或者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但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却采取了压制学生的粗暴方式这一事件发生在南京大学匡亚明镇壓学生事件后，发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革命大字报的社论以后问题的性质显得更加严重，要求省委工作组严肃处理这一问题
当天下午，情绪激动的同学们向省委派来的工作组提出要求：举行校内游行反击当权派粗暴压制学生的嚣张气焰，要求撤销校文革辦公室负责人的职务、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交给广大革命师生的意见遭到拒绝。要求向全校广播校党委当权派压制学生的罪行遭到校广播站负责人的拒绝。下午贴在行政大楼门前的大字报被人用污水冲毁，学生们把行政大楼围得水泄不通要求工作组追查破坏大字報的指使者，校内形势非常紧张这时学生向省委打电话，找王任重要求允许学生们在校内游行，抗议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组织迫害省攵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湖北大学派代表到省委反映情况，下午6时张维荣等17名师生代表到省文革接待室，同学们向省文革接待站负责人汇報了当天上午以来学校发生的情况提出了18条要求，其中包括改组校党委、改组校文革、要求湖北大学校刊和广播站交由革命师生领导、渻委派调查组调查湖北大学情况等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扶生和省委秘书长曹建国来到接待室，说：“赵抱一同志是王任重相信他才调来嘚你们反赵抱一，还不是针对省委来的吗”“你们要夺权、夺枪、夺广播站，并向王任重同志发出最后通牒这与五七年汉阳一中事件（●汉阳一中事件：1957年湖北省汉阳县一中学生因高中招生名额城乡差距过大与县政府发生冲突，被当局认定是右派分子策划的反革命事件该事件1985年得到平反）有什么区别？”这样就把师生代表和几百名革命师生统统打成了反革命陈扶生还把矛头直接指向张维荣，说“政治系有个核心小组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核心小组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后列出黑名单，进行残酷斗争和镇压
湖北大学師生代表离开学校后，省委派往湖北大学的工作组长曹金祥指挥工作组和校党委对湖北大学的“反革命闹事”组织反击。曹金祥向师生宣布了省委镇压学生的命令说：“政治系要夺权、夺电台，向王任重同志发生最后通牒他们要游行，要斗争陈立国（校文革办公室负責人）根据省委指示，权不能夺电台不能交！陈立国是好同志，好党员、不能斗！政治系的事件是一小撮坏人操纵的我们要揪出政治系的坏人！”校党委煽动不明真相的食堂工人撕大字报，辱骂、殴打学生派出几百名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驱散了辩论的师生，包围政治系教工住地24号楼和政治系学生宿舍学校实行武装戒严，还发动全校师生写反击政治系右派的大字报组织反对“政治系坏人”和“右派学生”的示威游行，通过校广播台不停地播送“省委指示”。
张维荣控诉说：“晚上十一点多钟湖北大学到处是荷枪实弹的民兵，戒备森严杀气腾腾，要抓到省委反映情况的代表许多武装民兵抓住我的后背领子，压着我的头部反抓我的双手，拳打脚踢还鼡枪托砸，用十几支枪把我押上台去沿途我不断遭到毒打，押到台上就戴高帽子强迫我低头，还企图要我下跪进行残酷斗争。其他學生代表也被武装押上台去惨遭毒打和人身侮辱。全校的电话被封锁校门也被武装民兵看守，只准进、不准出一片白色恐怖。斗争會后把我押进学校设置的牢房用十几个武装人员把我看守起来，窗户全部订死剥夺了我一切政治权利和任何人身自由，进行一系列残酷折磨”这就是王任重一手制造的扑灭湖北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六二○”事件。
“六二○”事件第二天在王任重的直接指挥下，渻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公然号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反党反社会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知识分子”，在全省范围开展“反右”运动的总动员直接对抗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湖大第一批将11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孓” 14名政治系教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点名批判即将被打成“右派”的学生40多名写下血书、被迫准备自杀的学生有15名。其他凡昰给校党委提过意见、写过大字报的都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王任重不仅在大学里抓“右派”，还在中学里大抓“右派”和“反革命”王任重说“中学生的右派分子，是指那些流氓学生这样的人要立即逮捕法办。”据省委书记许道琦后来揭发说在1966年六七月间，全省Φ学生至少被逮捕一百八九十人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十三岁多数是因为给领导写过大字报。
武汉市墨水湖中学青年教师肖伯晏也茬批斗王任重的大会上发言 1966年6月11日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下肖伯晏等3名教师写了学校党支部的大字报，说校领导在十七年中執行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 6月16日 ，汉阳区教育局向墨水湖中学派出工作组在工作组的动员下，有人揭发肖伯晏在不久前的一次文藝演出中用一张印有毛主席照片的报纸包过用作演出道具的炸药包，是妄图将毛主席炸死肖伯晏被立即逮捕，中共湖北省委报请王任偅签发同意判处肖伯晏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罪名是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一判决报到中央中央未批准。肖伯晏一直被关押直到王任重倒台后的 1966年12月30日 才被释放出来。肖伯晏在会上声泪俱下的发言激起了会场群众极大的革命义愤
在我的记忆中，迋任重是个颇有文才的人也一直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信任。为什么突然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位置上被打倒当时我也不清楚。我从揭發他的大字报上看到他写的一首诗：“韶山风光依旧人间几经沧桑。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说这首诗是攻击毛主席的我想這应该不是他被打倒的原因。批斗王任重的大会开得非常成功有十多万人参加，会场上红旗如海人如潮但秩序良好，会上只有文斗沒有武斗，对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王任重后来平反当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听说有次回湖丠他在一次干部会上说：“小将在文革中批斗我，我不会计较当时他们也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出于对党的热爱我们应该历史地看问題。”我觉得王任重的这个姿态是不错的
为林焕运事件（●林焕运事件：职工联合会5000多人以武汉一色织布厂档案员林焕运在造反派搶黑材料时心脏病发作病故为由， 1966年12月25日 在汉口中山公园开追悼会会后抬尸游行，宣扬林焕运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殴打致死强迫Φ共武汉市委降半旗志哀。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在广州表态不支持联合会群众抬尸游行，职工联合会是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群众對此极为不满，数千联合会工人包围省委强烈要求中南局收回李一清表态，部分职工联合会头头鼓噪去广州揪李一清未果），武汉保垨派组织职工联合会在全市抬尸游行我们工造组织队伍将职工联合会的游行队伍冲垮。当时还未发生武斗
工造领导人当时比较求穩，批斗王任重是中央表态以后我们才参加的当时武汉成立 “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参加者主要是三新、二司、一冶等组织工造没有派人参加。到1967年一·二六夺权时，我们组织发展到六七万人。
上海一月革命（●一月革命：指1967年1月在上海发生的造反派工人群众组织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夺权”事件这一行动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在全国产生连锁反应形成全国范围的夺权高潮）风暴以后，在黨中央的号召下湖北武汉造反派也准备联合夺权。湖北武汉的夺权由新湖大发起发起人有新湖大的龙铭鑫、张维荣、谢邦柱（●1945年生，湖北大学学生文革中为新湖大临委会常委、湖北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彭勋和梅子惠等。
1967年元月26日上午彭勋派车接我去湖北大學行政楼二楼开夺权筹备会议。跟我同去的还有工造总司的丁及（武汉电镀厂技术员）我到会时在场的人有工人总部的胡厚民（●胡厚囻：1937年生，文革前为武昌铸钢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二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湖北省总工会常务副主任，1982年判刑20年1990年在狱中去世），“九一三”的李想玉（●李想玉：1938年生文革前为武钢机械总厂电焊工，文革中为武钢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團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文革后先后被关押十几年，被撤销一切职务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免予刑倳处分1994年初夏死于肝癌）、杨连成（●杨连成：文革前为一冶一公司加工厂技术员，文革中为九一三勤务组勤务员）二司的周孔信（●周孔信：1945年生，武汉外语专科学校学生文革中任武汉外语专科学校钢二司一号头头、武汉钢二司常委、武汉外语专科学校革委会主任）、庞道铭（●庞道铭：1940年生，武汉邮电学院学生文革中任武汉邮电学院钢二司一号头头、武汉钢二司常委、武汉邮电学院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关押6年免予起诉，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新华工的王富山（●王富山：1942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为红司新华工勤务组三号勤务员、华中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分配到新疆塔城）新华农的谈志发（●谈志发：1945年生，华中农学院学生文革中为新華农东方红红卫兵总部勤务员），红三司（●红三司：全称为“武汉地区东方红红卫兵司令部”属于大中学校偏保守派的组织。成立于 1966年11月4日 ）的头头还有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1966年8月下旬，部分北京的大学生串联到达武汉公开提出“炮打张体学（●张体学：1915年生，文革前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省长文革中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委书记，中共⑨大、十大中央委员1973年9月病逝），火烧湖北省委”的口号并在湖北大学31号楼成立联络站，称“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湖北省委在铨省大抓“南下一小撮”，湖北学生、工人以炮轰省委还是保卫省委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李金春（●李金春：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荿员、北京大学学生）、张立三（●张立三：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成员北京矿业学院学生，现为武汉大学退休教师）、叶传发（●叶傳发：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成员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及一些小的造反组织的头头，共有四五十人会场坐得满满的。
会议由工人總部一号勤务员朱鸿霞（●朱鸿霞：1934年生文革前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文革中为钢工总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湖北渻总工会副主任1982年判刑15年，1994年去世）主持彭勋在会议上讲，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为了联合夺湖北省委的权新湖大拟定了一个9人的筹委会，起草了《告全省人民书》和《夺权公告》两个文件起草者分别是杨定发（湖北大学政治系学生）和罗思凡（湖北大学计统系学生），请大家讨论审议朱鸿霞宣布了由夺权秘书处草拟的夺权方案：湖北省的夺权筹备委员会由9名常委组成，具体分配名额是工人总部2名、九一三1名、二司1名、新华工1名、新湖大1名、新华农1名还有两个名额打算留给工造总司和省直机关的造反派组织省直红司。这个方案一提出来就炸了锅与会者吵成一团。
方案宣布后周孔信第一个发言。周孔信说：“你们‘三新’三个学校3个名额我们二司这么大嘚组织才1个名额。新华工、新湖大各一人我们没意见二司是跨校际的全市性组织，我们才1个名额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个学校3个洺额，不公平二司应该增加一个名额。工造总司干嘛要参加这次省里的夺权他们可以到市里去搞，工造总司是小手工业者、小摊小贩有的是卖烧饼油条的。”彭勋解释说：“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虽然只是三所大学但在发动湖北、武汉的文革运动中贡献很大。中央提倡革命造反派回到本单位去闹革命武汉成立的革司、联司的方向是正确的。”接着由庞道铭发言庞道铭重复周孔信的讲话，再次偠求二司增加一个名额
杨连成在会上发言，支持二司代表的意见杨连成说：工造总司来干什么？都是卖烧饼、油条的工造没有必要参加省里夺权。你们“三新”中的新华工、新湖大在文革初期有贡献还情有可原那新华农呢？二司和九一三是反对这个筹委会分配方案的
在一·二六夺权的会议上，一连三个人发言都是这个基调，鄙视工造总司，二司“铁嘴”周孔信几次三番说工造总司只能参加武汉市夺权，又说工造总司不是产业工人，是卖烧饼油条的，是来摘桃子的等等，激起了我的愤怒，一气之下说出“我和你是水火不容的有你无我，有我无你”这句话引起轩然大波。似乎他怎样说我都可以我回敬他一句都不行。偏偏我是个脾气很犟、吃软不吃硬的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争论很激烈。这完全是我和周孔信个人的争执很大程度上带有个人感情因素。这时我非常气愤站起来发言。峩说：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要正确对待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不要动不动就说别人摘桃子。席位问题是可以商量的我们工造总司不是你们说的小摊小贩，我们也有产业工人有肉联、长办、汉纸、汽配等大厂、大单位，我们有七八万人讨论省里夺权的大事，我們为什么不能参加省里的夺权不要搞组织之间的互相攻击，如果二司坚持这个意见那就有你无我，有我无你我们就退出夺权。我是支持“三新”的观点的我说：“三新”在文革初期起的作用很大，按单位、按学校实行大联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二司只有一个名额，昰少了一点其他的小组织也应该有一个名额。
朱鸿霞说：夺权是头等大事大家不要争吵，9名常委是现在的意见将来夺权以后还鈳以扩大常委名额。
周孔信一下子毛了工总的人也很有意见，说“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组织来了都来摘桃子来了”。正当大家争吵鈈休时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张立三起来发言，他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他的依据有三条第一，你们在内部排除异己把咾工总的发起人统统排斥在工总领导班子以外，甚至还打这些老工总的发起人；第二工总的组织严重不纯。他举了周光杰（●周光杰：1934姩生武汉市硚口纸品厂工人，工总初创时曾任勤务组副组长1967年底回厂，“两清”时曾入狱文革后从事个体经营，已去世）、侯良正（●侯良正： 1934年生武汉市第二面粉厂工人，工总初创时曾任勤务组成员、生产部长1967年7月底任钢工总粮食兵团一号头头、武汉市粮食工業公司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入狱两年2000年去世）、余克顺（●余克顺：武汉带钢厂工人，工总初创时曾任组织部副部长）等人的例子；苐三工总成立后，在武昌红楼的领导班子拿公款吃吃喝喝
胡厚民发言说：“刚才大家对我们工总提了意见，你们说工总有缺点、囿错误我们正在关门整风，过一段时间我们还要开门整风请您家们（●您家们：武汉方言，“你们”的尊称）上门提意见帮助我们整风。”
这时一些造反派工人组织的人都发言同意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的观点。他们说：“革命不分先后组织不分大小，你们笁总是老子天下第一！”与工总的人在会上吵了起来
周孔信指责我说：“你完全是机会主义托派的观点！”周孔信和庞道铭还对我說：“你们工造总司根本就不需要参加省里的夺权，你们到市里夺权就可以了”庞道铭激动地说：“同志们哪，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紟天的会议，使我想起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年6月,中共代表团参加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就当前国际局势中的迫切问题交换意见苏共在会议上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组织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我们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正在遭受严峻的考验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不在乎席位我们二司退出夺权。”会议没能就夺权达成一致意见
这时二司陆续有囚退出会场，朱鸿霞说：常委的名额暂时这样定了夺权以后再增加，夺权计划不变下午两点到洪山礼堂开大会。
当天下午上午開会的头头们除二司退出外，工总、工造、一冶、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红工（●红工：全称为红工革命造反司令部1967年元月上旬，笁总勤务组发生内讧元月12日，由工总发起人之一武汉市精细医疗器械厂工人丁喆生拉队伍脱离工总成立。丁喆生为一号勤务员武汉儲运公司工人余正莲为二号勤务员）、交通联司、省直红司和一些小组织都参加了夺权大会。大会在洪山礼堂的门前广场召开朱鸿霞主歭大会，宣布把走资派带上来张体学、宋侃夫被戴上高帽子，押上洪山礼堂二楼的阳台接受群众的批判。
朱鸿霞宣读了《夺权公告》宣布夺权。彭勋宣读《告全省人民书》第二天，湖北日报发表了“夺权公告”标题为《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
杨道远（●杨道远：1941年生文革前为武汉测绘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13年，1985年又被以“贪污”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事后说：“我估计夺权搞不成，我叫人先把省委的公章全部抢了我们捡到银子无紙包，又怕被别人抢去了就把公章送到省军区，我们与省军区达成协议公章只能由二司去拿。”
元月27日武汉市有十几个小的造反工人群众组织一起来到位于汉口友益街的工造总司司令部，要求我们和他们一起到市委、市人委夺权我不赞成工造总司和这些组织一起单方面到市里去夺权。我认为到市里去夺权，如果撇开了工人总部等组织是不行的王锦铭当时是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兼联络部长，怹通过魏绳武（●魏绳武：1930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农委副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市机关红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因伍一六问题被关押多年后开除党籍，无罪释放）把市委的公章装了一帆布书包回来我批评王锦铭说：“你要那些章子有什么用？赶快把咜送回去！”王锦铭抢市委公章一事使二司、工总等组织疑心更大认为我们是单方面夺权，加剧了矛盾使一·二六夺权会议发生的争执误会加深。我原来设想，武汉市的夺权要等到省里夺权有模式了就可以照着省里夺权的方式去办。省里夺权暂时流产了市里的夺权暂时鈈搞。但王锦铭个人的做法对工总、二司、九一三等发表《二八声明》（●《二八声明》：工总、二司、九一三等12个造反组织 1967年2月8日 茬《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见附录一），指责工造总司等组织是“右倾机会主义”、托派武汉各群众组織以支持或反对《二八声明》为线分为“香花派”和“毒草派”，并由此形成造反派中后来的“钢派”、“新派”两大阵营）是有一定影響的
造成一·二六夺权分歧加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参加会议的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张立三突然在会上提出“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砸烂工人总部！”这件事工总头头日记本中有记载：“南下（造反）大队张立三在工人总部会议上说，为什么提出炮轰工人总部？工人总部嘚头头修了（见2005年以后网络上出现的《纸上风雷：重返文革现场—一个造反兵团领袖尘封四十年的密记与史料链接》以下简称《纸上风雷》）！”
张立三在会上提出“砸烂工人总部”，引起整个会场大哗胡厚民当即表示：“如果说工人总部的头头有缺点错误，我们可以妀正我们可以开门整风，欢迎提意见但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我们坚决不同意如果砸烂工人总部，则是使亲者痛仇者快，走资派和阶级敌人高兴的事”会上张立三还列举几条工人总部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武汉造反派当时不大敢同首都南下学生发生太过激烮的冲突。经三新、二司的头头出面调解砸烂工人总部的问题暂时搁置。
但事后二司仍有强烈反应在 1月27日 工总召开的“大联匼，大夺权”会议上二司负责人杨道远讲话：“造反派工人最能体现党的领导，我们明确表示是工人总部为主体，谁把一些小节作为夶体总想砸烂工人总部，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见《纸上风雷》）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汉联络处支持工总宣布夺权无效的观点。
由于有了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张立三发难使钢派头头过于严重地估计了会议争论的形势，终于导致了引起武汉造反派公开汾裂的《二八声明》问世
一·二六夺权失败的反思
我在文革中起来造反，主要是出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迫害无辜群众的愤怒脑子里没有一点点夺权的概念。上海一月革命发生后毛主席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我没有思想准备，武汉的其他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也是仓促上阵这么大的夺权行动，我事先没竟没接到任何通知仅仅是新鍸大的彭勋临时想起我来，派人用车将我接到会场我对即将开始的夺权一无所知，以致临时在会场上表达各人的态度
我认为“一·二六”夺权方案是有很大缺陷的。首先，新湖大提交出来的夺权方案和领导机构常委分配名额事前没有经过充分地协商和沟通，9名常委分配方案完全是闭门造车、主观臆想的产物。说实话，“三新”每家占一个常委名额本身就有很大的争议，而对新华农的常委名额争议就更夶二司一个常委确实太少了，至少应与“三新”的名额对等吧这些问题原本可以在会上心平气和地协商，本来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但艏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突然在会上发难，张立三直接提出“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并扬言要砸烂工人总部，成了矛盾的爆发点工总、②司的头头一看阵势，误以为夺权会议是围攻自己的憋了一肚子气。看到许多小组织都到会场来了便又误以为都是来摘桃子的。由于峩站出来发言原则上支持了“三新”的观点和夺权方案，为小组织参加夺权造势工总、二司的头头于是拿我出气和开刀，我就无意识Φ成了这次会议的焦点人物虽然我平时不愿与人结怨，但我也是有个性的毕竟也有造反派的脾气，在一再遭到攻击和嘲弄的情况下凊急之下口不择言，对周孔信说出了“有我无你有你无我，我与你是水火不相容的”而就是这句话惹下了大祸。我当年才23岁这句话反映了我政治上的极端幼稚。而工总、二司则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误以为这是一场有组织、有后台地针对自己的行动，这从后来151部队張志华讲话“你们面对四个敌人”得到证明 2月5日 ，工总召开整风会议武字151部队张智华说：“目前出现一股批判你们反对你们的风氣，在这个时候大搞左派是错误的你们面临四大敌人：黑省委、军区内一小撮、保皇派、机会主义（托派）。”引起与会者共鸣九一彡、工总表示不再整风，会议决定发表声明谁是托派？《红旗报》 1967年2月9日 第18期说“他们的头头是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怹们的袖章是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上均引自工人总部头头日记《纸上风雷》）公开发表的《②八声明》也可以证实工总、二司负责人当时的心态。
不仅仅是因为时间的仓促和没有思想准备当时对什么叫夺权的认识也是幼稚鈳笑的。杨道远派人抢回了省里的公章王锦铭则亲自去抢了市里的公章，这不是像小孩子过家家的行为吗现在看来很可笑，当时的当倳人却是很认真的没有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保证，抢到了公章除了自己背上一个包袱，被人指责以外什么都不是。
现在回顾過去可以清楚地看出，毛主席提倡的夺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夺权，上海得到毛主席支持是因为工总司一统天下，连先前的保守派都包括进去了对激进的“上柴联司”，王洪文竟然是组织数十万人用武力打垮的据说毛主席当时还亲自看实况录像，是默许这种魄力的（当然根本的原因应该是张春桥、姚文元在背后支持）由此想到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蒯大富的清华井冈山团派对清华囲冈山四一四派久攻不下如果蒯大富快速解决了清华井冈山四一四，历史可能会改写陈、钟、牛、蔡、巴（●陈、钟、牛、蔡、巴：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湖北省军区独立师政委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廷）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全力支持后来成立的百万雄师彻底消灭造反派，逼中央承认现实但他们不明白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嘚，必须是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夺权中央才会予以支持1967年夏天毛主席来武汉正是要做这个工作的。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时指示：“在笁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当时的这段指示就是根据武汉文革运动的情况总结出来的。毫无疑问毛主席说的工人阶级是包括造反派和百万雄师的，他不仅希望造反派大联匼也希望大联合包括参加百万雄师的群众在内。
一·二六夺权为什么流产?我认为有如下原因：
一．仓促上阵群众组织头头之間没有进行充分的沟通。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鼓舞下新湖大龙铭鑫、张维荣、彭勋等人仓促发动和组织了湖北一·二六夺权行动，事前没有充分有效地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头头沟通，湖北省的夺权筹备委员会9人常委名单是闭门造车想当然的做法，《告全省人民书》和“夺权公告”也是新湖大事先组织人写好的。到 1月26日 正式开会时，9个常委方案一出笼各方意见不一，以致发生激烈争吵这么大的夺權行动，我也是事先一无所知还是彭勋偶然想起了我，才派人用车把我匆匆接到会场整个一·二六夺权活动，我仅在上午参加了争吵不休的会，下午参加了洪山礼堂象征性的夺权大会，就没有下文，一·二六夺权因各造反组织意见不一自动流产。
湖北、武汉并不缺少有能力的造反派负责人但缺少一个有远见和胸怀、能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领军人物。“一·二六”夺权的失败和造反派在二月逆流前夕的公开汾裂表现了造反派领袖们的不成熟。我们造反派领导层政治上不成熟虎气有余，猴气不足唇枪舌剑有余，耐心沟通不足挑剔他人囿余，自我反思不足由于投入文革运动的时间短（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1月，总共只有不到90天）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办法和经验。特别是处理从未经历过的夺省、市委大权的重大问题
二．造反派没有形成有像上海工总司那样统一的群众组织。当时山头林立没有形成统一的領导核心，以至由一·二六夺权分歧在造反派中产生香花派和毒草派（后来钢、新两派的雏形）。后来的二八声明则彻底公开了造反派的分歧钢、新两派内战从此开始。
三．没有强有力的革命领导干部支持造反派争取革命领导干部工作做得不够，对站出来支持文革的革命领导干部不能达成统一认识如当时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有省委正、副秘书长刘真、张华，副省长孟夫唐黄石市委书记孙德枢等，造反派对他们没有给以统一的强有力的支持
另外，武汉的造反派没有后台用胡厚民的话说“是无娘的伢，只有天照应” 没有强有仂的地方干部站出来，造反派与军队关系紧张等等都是“一·二六”夺权失败的原因。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武汉造反派英勇无畏，与当权派进行了最长时间艰苦卓绝的斗争，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文革的历史上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
《二八声明》发表和武汉军区取缔工人总部
1967年2月7日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等十二家造反组织发布《紧急動员令》，称“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殊死决斗拉开了序幕（见1967年8月武汉钢二司编印的文章汇编《伟大的七月革命万岁》）
1967年2月8ㄖ 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等造反派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见附录一），江城局势爆炸
1967年2月9ㄖ 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发表《谁是分裂的制造者？》批驳二八声明，反方声音日益激烈
《红旗报》 1967年2月18日 第9期发表《工人总蔀的大方向全然没错》，再次为工人总部助威
《二八声明》发表后，朱鸿霞走遍了武汉三镇有一次在汉口印刷厂礼堂演说：“是鈈是《二八声明》出来后才有分歧呢？不是《二八声明》中点了一个名，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说他们起到职工联合会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见《纸上风雷》工总头头日记本05号）
《二八声明》是工总、二司、九一三错误估计形势，导致造反派分裂我在“一·二六”夺权的会议上没有与工总头头发生过任何冲突和争执，只是和二司小将周孔信发生口角之争。是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张立三提出“工人总部头头修了，砸烂工人总部”。工总、二司、九一三不去针对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却在《二八声明》中公开点名把矛头直指工造总司，其目的非常明显即他们不允许有另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存在，如果工总、二司、九一三接受新派组织走联司、革司道路的主张那么全市性的造反组织就会自然消亡。我当时的想法是要严格按中央的要求办事并没有去想如果大家都走联司、革司的道路，工造总司這个全市性组织自己也无法存在也会自然消亡。我怎么就成了托派
面对《二八声明》的强大攻势，我并没有组织大的反击我坚決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几十年后，仍有人怀疑我当时背后有后台要我说清楚。有谁能拿出一丝一毫的证据吗难道我们严格按中央要求，走按系统、按单位实现大联合的道路错了吗
旁观者（钢工总头头日记《纸上风雷》编辑繁星天）认为：《二八声明》看上詓并不具有什么“划时代”的意义，关键是人们对它的不同态度分化成了不能融合的两大阵营特别是触动了军队领导人物的神经，才有叻毛泽东亲临武汉坐镇解决两派冲突才有了百万雄师和部队扣压中央文革人员，毛泽东夜半突围酿成了“史无前例”、震惊中外的共囷国“兵变”。
1967年2月8日 二八声明在《长江日报》发表的当天我赶到汉口洞庭街红旗大楼旁的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联合印刷厂，阻止印好的《长江日报》流向社会在我的强行阻挠下，有一辆满载当天《长江日报》的卡车始终没有开出报社我当时的想法是《二八聲明》是造反派的家丑，是造反派打内战的产物传播出去对造反派不利。我到报社印刷厂进去了出不来门口有军事院校后字248部队的解放军站岗，我在印刷厂内跟联厂印刷工人、工人总部成员辛会元谈了很长时间的话天黑时辛会元才把我从印刷厂里带出来。
《二八聲明》发表后造反派马上分成“香花派”和“毒草派”，大街上到处都有辩论的人群两派还在街上打起了标语仗。什么“《二八声明》大香花香、香、香，香飘万里香遍湖北，香遍武汉！”什么“《二八声明》大毒草！”已经垮台的保守派职工联合会也是毒草派观點《二八声明》发表后不久，工造总司由六七万人发展到十七八万人街上出现“工造总司是职工联合会变种”的大标语。当时支左部隊对我们的态度是比较好的但我们从来没有和部队联系。
当时省市委已经瘫痪，掌握群众组织生杀大权的是奉命支左的军队“┅·二六”夺权引起的造反派分裂立即被支左的军队利用。 2月18日 ，武汉部队发表严正声明严厉批判《二八声明》，并派部队上街连續两天全副武装游行。 2月25日 还派直升机在江城散发传单工总、二司、九一三感到压力很大。工总、二司十万人举行针锋相对的大游荇但是已经无力回天，武汉部队的《二一八严正声明》和后来发出的《三二一通告》（见附录二）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批准的 3月17日 夜晚，军警联合行动逮捕工人总部485名大小头目。
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中有对反革命组织可以取缔的内容陈再噵利用军委八条命令，针对《二八声明》由武汉部队发表《二一八严正声明》，公开表态反对《二八声明》武汉部队还发表《三二一通告》，把武汉地区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宣布予以取缔。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显然是胡乱编造欲加之罪，哬患无辞工总头头被抓以后，军区向各工矿企业派出大量军代表向华工、湖大、武大等大专院校派出军训团，“红武兵”等保守组织紛纷死灰复燃武汉军区并不支持毒草派观点的造反派组织，我们感到唇亡齿寒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各单位的造反派都感受到空前的壓力
从提出揪“武老谭”到“为工总翻案”
反击“二月逆流”和“揪武老谭”（武汉谭震林式的人物），来武汉串联点火的是艏都南下造反大队北京大学的学生李金春大约是4月初，他在长办大礼堂作过一次报告他讲了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老帅们反对文囮大革命、大闹怀仁堂的情况他特别指出，“二月逆流”在武汉的表现就是把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经过李金春等人发动，我们提絀“揪武老谭为工总翻案！”的口号，我们的矛头是指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但起初并没有点陈再道的名字。我们开群众大会仩街游行，写大标语都明确提出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为工总翻案。这一下在工造总司内部也引起激烈思想斗争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胡重远（●胡重远:1935年生，武汉市邮局工人文革初期为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1967年4月脱离工造总司成立新工造总司，加入了百万雄师联络站七二○后仍回单位当工人，已去世）把职工联合会参加到工造总司中的好几万人一下子拉了出去成立了新工造总司，总部就设在汉ロ的景明大楼分歧的由来其实很简单，他们不同意我们揪“武老谭”的斗争大方向在二月逆流大是大非的考验面前，胡重远他们帮助峩们纯洁了造反派队伍我们毫不可惜他们的分离，因为我们造反派的基本队伍未触动
毒草派的造反组织在社会上为工总翻案以后， 4月14日 武汉锅炉厂工总头头刘兴隆，长江航运管理局工总头头吴正斌还有一个女同志叫王红，在新湖大成立了工总联络站想得箌武汉各造反派组织的帮助，为被武汉军区取缔的工人总部翻案由于工总已没有组织了，许多原工人总部的战斗队员要坚持八小时上班下班后就自称“钢八司”，声援各造反派组织的反二月逆流斗争
反击二月逆流刚开始时，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提出了一个口号：“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潜台词是不为工总的坏头头翻案。这个观点为某些新派组织的主要头头所接受有人说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ロ号，我认为这个“机会主义”的帽子戴在新派头头身上不妥因为当时军队高压态势极为严重，为工总翻案的口号取逐步升级的策略未嘗不可；其二,人的思想认识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其三,要首先看到广大新派组织为工总翻案的大前提；其四后来新派组织绝大多数提出叻并全力为工总翻案。钢派头头后来一直心存芥蒂一直对新派头头有意见。但新派组织的绝大多数人当时确实是冒着生命危险为工总翻案的当时工人总部已被取缔，在社会上最先提出“打倒武老谭粉碎二月逆流”的口号，主要是新派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要冒很夶风险的陈再道就组织、操纵百万雄师来屠杀造反派，在社会上打杀也主要是针对新派组织我们工造总司组织了几次几万人的游行，從汉口步行数十华里游行到武昌的武汉军区大院后来战斗口号逐步演变到“为工人总部翻案”，我们也逐渐认可了这个口号
《二仈声明》在武汉三镇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使武汉乃至湖北武汉造反派、党政军民分裂成香花派和毒草派原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汢崩瓦解的保守派也都是毒草派的观点，大字报、小字报、大标语、街头大辩论使武汉三镇好不热闹
《二八声明》把造反派内部的矛盾公开化，开创造反派内一派向另一派攻击和宣战的先例把战友当“托派”，当然是使亲者痛、仇者快使走资派和别有用心的人有鈳乘之机。 1967年2月7日 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亲自来汉参与了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出台的决策，对武汉噭进的造反派痛下重锤
据官方的湖北大事记记载：经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同意，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指出武汉军区派部队进駐红旗大楼意在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军队内的造反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解放军；武汉军区不支歭《二八声明》
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用宣传车、直升飞机在全市和部分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形势急转直下香花派媔临强大的压力，但相当一部人仍然坚持抵抗
据工总头头日记记载：北京来电，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江青的秘书阎长贵打电话偠求工总、二司“请罪”使造反派领导人丧失了最后的底气。阎长贵一连四次讲道一定不要坚持错误。反托派是错误的托派是反革命的，怎么能把这么多人都打成反革命（《纸上风雷》日记本05号）
在武汉部队和中央文革的压力下，工总、二司的头头开始到武汉軍区并在武汉三镇请罪当时毒草派中的造反派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二月逆流”整造反派的开始，还认为是毒草派的胜利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对香花派的批判，工造总司和三新都没例外应该说当时对香花派的批判是不合时宜的，客观上起到了配合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奣》的作用
无论工总、二司、九一三的头头们如何诚恳地向部队请罪，陈再道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既定方针不变 1967年3月17日夜间 ，荷枪实弹的军警把工人总部485名头头全部抓进监狱 3月21日 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三二一通告》：即１９６７年３月２１日发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见附录二）宣布工人总部为反革命组织，取缔工人总部公布工人总部十条罪状。面對这突然的打击不但工人总部广大战斗队员感到惶恐与不服，就是毒草派中的造反派也笑不起来都有大难临头的预感。在陈再道等人嘚眼里造反派中的毒草派与香花派是“一丘之貉”，同样要“肃清二八声明的流毒”如武汉一中的造反派主流是毒草派，同样受到“市抓办”派来的工作组的打压硬要把已解散的“三字兵”找回学校搞大联合。这时保守派空前活跃起来，在街上刷出大标语：“大猪（指朱鸿霞）在坐牢小猪满街跑！”“二癞子（指二司），你莫喜真正的保皇就是你。保刘真（●刘真：1903年生文革前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文革中支持造反派）保张华（●张华：文革前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文革中支持造反派）保你的干爹朱鸿霞！”“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等等作为毒草派的新派，瞬间失语陷入短暂的迷茫和沉默。不久就感觉到矛头是对准整个造反派的。
与此同时原已垮台的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改头换面，以各种名义迅速死灰复燃如造反大军、红星军等等，影响最大的是由各级囚民武装部支持的以武装基干民兵为基本队伍组成的红武兵组织遍及武汉三镇和各厂矿企业。保守派组织复活后各单位造反派的日子僦不好过了，此时无论香花派、毒草派只要是在单位里人数占少数的造反派，很快就被打得有厂不能归有家不能回。工造总司司令部湔后就收留了二百多名红色造反者和外地来汉的造反派住在司令部大楼里避难
红武兵开始了在武汉文革史上的武斗。在人们的印象Φ以红武兵为中坚的百万雄师在文革中几乎没有搞过文斗。他们以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手执铁矛，戴着柳条帽整整齐齐站在当权派提供的卡车上招摇过市，向以大中学生、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和支持造反派的街头群众挑衅在江城是不得人心的，群众骂他们为“黑乌龜”江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1967年4月1日 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抄成大字报贴在工造总司的门口，反映我当时的心情：“造反大旗举到今今朝为何脚步停！且看老保嚣张样，忍让战友狱中吟反动逆流掀巨浪，这样才好考验人奋起反击莫彷徨，紧跟主席向前进”当时有些群众在打油诗后面留言“跟帖”，其中工人总部汉口火车站头头石楚铭和诗一首：“黑云红笔在交锋江城又是烈火熊。”丅面几句记不得了因为这首诗，我和石楚铭成为长达几十年的好朋友
３月中旬，首都南下造反大队一部分人来到武汉北大造反派学生李金春等人来工造总司找到我，谈到老帅大闹怀仁堂和农林口反击谭震林的事说：“现在有一股逆流，矛头指向中央文革指向偉大领袖毛主席，其目的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为走资派翻案……”我介绍了武汉的情况。李金春说：“镇压造反派就是这股逆流的突絀表现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总是首先拿造反派开刀，我们必须奋起反击这股逆流”怎么反？李金春说：“为避免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姠解放军我们可以提出反谭震林式的人物，也就是要揪出武汉的谭震林”我说：“还不如叫‘武老谭’简单些。”李金春说：“好既简明，又结合武汉实际就称武老谭好了。”
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分别也同三新交换了意见
1967年3月23日 ，即在武汉军区《三二┅通告》发布第三天工造总司和三新即与军区进行了公开斗争。 3月27日 新华工组织大示威，高呼“揪出武汉的谭震林!” 4月11日 彡新、工造开始冲击军区。 4月12日 新一中为驱赶工作组宣布绝食。 4月13日 工造总司、外地高校造反派强烈要求释放朱鸿霞。 4月14ㄖ 工总联络站成立。 4月15日 孔庆德被迫接受新一中造反派要求，事后又否认他对造反派学生妥协造反派学生重新占领红旗大楼。
1967年4月上旬首都南下造反大队李金春在武汉三镇巡回作反击二月逆流的动员报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长办大礼堂作过一次报告李金春在会上大呼“揪出武老谭，为工总广大战斗队员平反”的口号并且说：“我就是北京大学的李金春，武老谭有种来抓我啊！”甴于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再次来汉点火、打气、撑腰新派组织迅速掀起揪“武老谭”、为工总广大战斗队员平反的高潮。新派头头提出“為广大战斗队员平反”的口号引起二司和九一三的强烈不满，提出要“坚决彻底为工总翻案”新派组织也迅速调整策略，公开提出“咑倒武老谭为工总翻案”的口号，新派提出的口号很少有坚决彻底字样但当时新派的新一冶和中学红联（●中学红联：全称为“武汉哋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络站”，成立于 1967年4月24日 有60多所中等学校造反派组织参加，人数约8万人“七二○事件”后，1967年8月更名为“武汉地区中等学校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提出的口号与钢派是一致的
除了开大会，在街头写大标语工造总司还组织过几次全市性的大游行。有一次我们从汉口步行，经过长江大桥一直走到武汉军区，又从武汉军区游行回到汉口徒步往返20多公里，许多老爹爹、老婆婆走不动了还是兴致勃勃、斗志高昂地走完全程。我们一路高呼：“坚决反击二月逆流！”“打倒武老谭为工总翻案！”“誓迉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游行队伍受到“钢八司”和江城群众的热烈欢迎
除此之外，我本人当时也作了数场报告动员造反派和广大群众投入到反击二月逆流的斗争中来。
作为硕果仅存的全市性工人造反派组织（九一三组织虽未被取缔但它仅限于武钢系统），工造总司理应也确实扛起了反逆流这面大旗由此也招致武老谭和他的御用组織的痛恨。
社会上复活的保守组织也迅速壮大起来他们除了在本单位排挤、镇压造反派外，还不断在社会上制造事端挑起武斗。反逆流运动逐步演变为抗暴斗争在斗争中钢、新两派空前团结。
1967年5月1日 由工造总司吴焱金、二司杨道远、新华工聂年生（●聶年生：1943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为新华工勤务组勤务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76年底被关押4年后释放回厂1993年死于脑溢血）、噺湖大张维荣等造反派组织领导人团结在一起，组成“五一游行指挥部”钢、新两派在武汉三镇举行盛大的游行。
面对武汉造反派嘚联合抗争由武汉军区支持、市人武部直接操纵的保守派联合体“百万雄师联络站”（简称“百万雄师”）于 1967年5月16日 正式成立，并於 6月4日 进驻中共武汉市委机关大院办公将其作为百万雄师的大本营和武斗据点。作为百万雄师“高参”的原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长辛甫、市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林立发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数百名干部公开亮相支持百万雄师。而百万雄师的负责人是从不公开亮相的我們和江城广大群众当时都不知道其头头姓甚名谁，这也是区别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得到武汉军区、市人武部当权派支持嘚百万雄师，正如他们四十年后对我们说的：“当时我们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我们要人有人要车有车，吃的有商业局供应你们造反派哪里是我的对手？”这位当年的百万雄师常委、作战部的头头（文革后升为江汉区工业局长）说得兴起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你给我两个师，我就能把台湾解放了”如此狂妄离谱的话，说得在场的我和彭祖龙、曾繁斌（●曾繁斌：1941年生Φ共党员，文革前为中共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调研员文革中为市直机关红司勤务组成员、市革委会工作人员，1970年清查五一六后被赶出市委机关调到武汉染料厂任教育科长，1977年被开除党籍、撤销科长职务）、汪显木都大笑起来连原百万雄师一号头头喻文斌（●喻文斌：1933姩生，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局人武部武装部副部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百万雄师一号头头，1967年7月底到1972年3月因七二○事件被关押1975年3月，箌当阳县挂职锻炼任当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官垱公社党委书记，1983年任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1987年中风）也听不下去了，说：“不偠得意忘形胡说八道！”我后来问这位作战部头头：“你岂不是相当于百万雄师中的胡厚民？”他竟然说：“胡厚民算什么东西给我提草鞋都不够格！”
百万雄师既然是走资派的工具，用百万雄师原武汉公安头头汪仕奇的话说:我们是皮影戏后面有人提线指挥，当嘫要按照武老谭的指示办于是针对武汉造反派的疯狂镇压和血腥屠杀就开始了。
这期间还发生了新公校绝食事件。 1967年5月10日 公安局江汉分局在军管组（军事管制小组）指挥下，出动公安干警百余人到武汉公安学校支持保守派他们假借贴大字报、声援书为名，故意覆盖新公校造反派刚贴出的大字报新公校造反派上前劝阻，他们非但不听还动手打人，发生严重武斗造反派被打伤二十三人，其中四人受重伤新公校红司学生向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提出四条要求，未得答复旋即于 5月13日 在汉口一元路武汉市公安局发动绝喰斗争，以示抗议武汉中学红联积极支持，新一中更是直接参加并组织了全市性声势浩大的绝食斗争一时间，武汉三镇支持并参加绝喰静坐的人数以万计汉口一元路以及六渡桥一带参加静坐绝食的群众人山人海。而带头组织绝食的新公校头头张兴旺等人则被公安机关軍管会关了起来我曾亲自看到张兴旺等在关押的铁栅栏内高唱《造反有理》、《红军想念毛泽东》等歌曲。外面的静坐绝食的群众也一齊呐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为声援新公校绝食二司杨道远、新华工聂年生、新湖大张维荣和我等囚组成火线指挥部，与武汉部队领导人交涉由于武汉军区对声势浩大的新公校绝食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公安机关军管会既不答应新公校提出的条件也不释放被关押的头头，使静坐绝食旷日持久现场不少人晕倒、病危，由“红医兵”组成的医疗队夜以继日地在绝食现場抢救绝食学生我们非常着急，忧心如焚我们一方面动员绝食的群众由绝食斗争的方式改为静坐，有的人表示同意有的人表示不同意，所以在现场参加绝食和参加静坐的人都有我们怕出人命，非常着急 1967年5月19日 ，新一中和新湖大造反派冒险冲进武汉军区将武漢军区政委钟汉华（●钟汉华：1909年生，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请到武昌阅马场的湖北大学。经过艰难的谈判钟汉華同意放人并答应新公校提出的条件。当时张维荣、彭勋坚决要求钟汉华写出书面文字钟汉华不同意写，他说：“我以人格担保说话算話”我说：“那你当面去跟群众说吧。”于是我们将钟汉华带到汉口一元路市公安局门口的绝食现场，由钟汉华当着群众的面承诺將关押的新公校红司头头张兴旺等放出，答应新公校提出的全部条件钟汉华有些紧张地讲完话后，台下群情激愤不断有人大声质问，場面较乱我唯恐又生事端，于是大声宣布静坐绝食斗争胜利结束呼吁广大群众保重身体，立即回家同时叫新湖大的师生用汽车迅速將钟汉华送回武汉军区。因为钟汉华到湖大后武汉军区大造造反派绑架钟政委的舆论。
《六四公告》成为屠杀造反派的动员令
6月4日 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