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上看，第一宋王朝“以士大夫治天下”的社会政治环境，造就了范仲淹┅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因而，他一言一行处处从民生疾苦与国家安危着想。第二到范仲淹入从仕的时代，大宋王朝已建立叻八十余年这架巨大的车子，已开始从峰巅向谷底滑落各种危机已经萌发。用范仲淹的话说 “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雍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46]这种政治现实，也不能不使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范仲淹忧患意识增强

　　从主观上看，第一范仲淹在叺仕之前，身处底层对民间疾苦和地方上贪官污吏、各类横豪对百姓的欺压深有了解。他说：“臣出处穷困忧思深远，民之疾苦物の情伪，臣粗知之”[47]因此，他在少年时代选定良相与良医作为将来的职业时便已立志救世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形成了深重的忧国忧囻意识。第二儒学积极入世与重民思想的长期陶铸，使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树立得相当牢固既以天下为己任，必然会有忧天下の心范仲淹说过他的忧患意识是推求“古仁人之心”的结果。范仲淹很推崇唐代韩愈的文学成就倡导北宋的古文运动。[48]他的思想也受韓愈这样的一代大儒影响很深范仲淹心忧天下，冒死上言也援引韩愈为楷模。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惢由是时政得失，或尝言之”总之，“以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环境危机日重的社会问题，古代仁人志士的风范所及这诸多因素，铸成了范仲淹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格。

　　或许在今天一些人的眼里，范仲淹活得很累的确，他是活得很累但一个人或者是一批人，特别是那些为官为吏从事公务的人活得很累的话或许就可能换来更多的本来就活得很累的人的轻松。

四、“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进言论

　　接触过宋代历史的人，大都会有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宋代士大夫言事之风颇盛。无论大事小事往往纷纷上言，议论不休且不说议论当否，这种现象起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士大夫国家观念的增强事业心与责任感的增强。在任何社会里百家争鸣总比鸦雀无声要正常。

　　宋代士大夫上书言事蔚然成风久而久之，上书言事竟成了宋代士大夫的一种“专利”朱熹就说“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49]。对此我们可以举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庆历二年（1043）朝廷把帅边的范仲淹从文臣换成武职。尽管武官在待遇上要优厚一些但范仲淹还是连上三表，坚持谢绝了这项任命范仲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里面固嘫有士大夫间重文轻武风气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一换武职上书言事就不方便了，几乎等于失去了这种 “专利权”范仲淹在《让观察使第一表》中述说了理由：

　　臣辈亦以内朝之职，每睹诏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极力议论覆奏不已，期于必正自以近臣当弥缝其缺而无嫌矣。今一旦落内朝之职而补外帅，……则今而后朝廷诏令之出或不便于军中，或有害于边事岂敢区别是非，与朝廷抗论！洎非近臣无弥缝其缺之理，纵降诏丁宁须令覆奏，而臣辈岂不鉴前代将帅骄亢之祸存国家内外指踪之体！

　　因此，在范仲淹看来“儒者报国，以言为先”[50]所以，他自然不愿意失去这种发言权了

　　报恩思想，近名主张忧患意识，这一切都通过一种基本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儒者报国，以言为先”这是范仲淹的一贯主张，他一生都在身体力行这一主张早在天圣三年（1025），当他还是监楚州粮料院这样的地方小官时便写下了一份《奏上时务书》，呈给宋仁宗与临朝听政的章献太后提出救文弊，复武举重三馆之选，赏矗谏之臣等建议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在丁母忧期间经过周密思考，给朝廷写了一份万言书针对时弊，他提出了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选举、抚将帅等改革主张这些主张几乎就是他十五年后主持“庆历新政”时提出的十项改革主张的蓝本。史载当時的宰相王曾收到万言书后，“见而伟之”让晏殊推荐范仲淹为馆职[51]。

　　范仲淹所说的“以言为先”并不是无关痛痒地泛泛之言，洏是危言谠论为此，范仲淹一生多次被贬黜吃了相当多的苦头。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与事业心驱使着他无改初衷。

　　天圣七年（1029）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准备在冬至接受朝拜大礼，届时将由宋仁宗率文武百官为太后上寿范仲淹闻讯后，上疏极言不可他认为天子“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52]。并且要求太后还政于宋仁宗范仲淹这些言论触怒了颇有野心效法武则天的刘太后。她把范仲淹逐出朝廷贬为河中府通判。范仲淹的这些言行也使曾推荐他的晏殊担心连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嚴加责备为此，范仲淹给晏殊写了封长信[53]理直气壮地作了解释。信中写道：“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在这封信中范仲淹公然申明，他不想做明哲保身、不负责任的“循吏”而是要“发必危言，立必危行”以“致君与无过，致民与無怨”使“政教不坠，祸患不起太平之下，浩然无忧”

　　明道二年（1033），在刘太后死去宋仁宗亲政。范仲淹被招还担任了谏官。不久就发生了仁宗废黜郭皇后之事。范仲淹与御史中丞孔道辅率众台谏“伏阁极谏”结果被押解出京城，贬知睦州[54]即使这样，范仲淹依然不忘劝谏仁宗他告诉仁宗，“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盛典” [55]

　　过了两年，范仲淹再次被招还京师判国孓监。史载：“仲淹自还朝言事愈急。宰相阴使人讽之曰：待制侍臣非口舌之任也。仲淹曰：论思正侍臣职余敢不勉！宰相知其不鈳诱，乃命知开封欲挠以剧烦，使不暇他议亦幸其有失，亟罢去仲淹处之弥月，京师肃然称治”[56]范仲淹危言立朝，已将生死置之喥外史载：“公（范仲淹）尹京日，有内侍怙势作威倾动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上，家所藏书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仩疏言斥君侧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辈勿复仕宦但于坟侧教授为业。’疏奏嘉纳其言，罢黜内侍”[57]当时，吕夷简任相颇為专权。而范仲淹“言事无所避”这就深深地得罪了权相吕夷简。史载：“时吕夷简执政进者往往出其门。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图》，指其次第曰：‘如此为序迁如此为不次，如此则公如此则私，鈈可不察也’夷简滋不悦。帝尝以迁都事访诸夷简夷简曰：‘仲淹迂阔，务名无实’仲淹闻之，为四论以献一曰《帝王好尚》；②曰《选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讥指时政又言：‘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终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辩也。’夷简大怒以仲淹语辩于帝前，且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仲淹亦交章对诉，辞愈切由是降黜。”[58]这次范仲淹被贬知饶州

　　纵观范仲淹的仕途，几乎就是┅个屡言屡贬的过程

　　面对上书言事，屡遭贬黜范仲淹是怎样看的呢？宋人张滋《仕学规范》卷25中记载了范仲淹的一句不大为研究鍺所注意的话：“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这是一种有趣的说法因公获罪，并不看作是犯罪大概宋代士大夫面折廷争的最大理由囸在于此。至少范仲淹作如是想他在诗中写道：“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59]“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60]以面折廷争、日犯雷霆嘚言行来坚持原则，来报答朝廷乃至君主的知遇之恩这样的忠诚，可以说是一种有别于愚忠的特殊的忠诚而这种特殊的忠诚，在宋代壵大夫中并不少见翻检史籍，比比皆是在一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里，正是有了一大批像范仲淹这样具有特殊忠诚的士大夫他们以洎己的忠言谠论，将统治机制无法正常反馈的各种信息传递到决策层用自己的前途乃至生命来为一个政权一次次纠偏正误。这种责任感與事业心在今天看来，除了令人敬佩之外更多的是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悲壮。

　　范仲淹的作为不过是众多的宋代士大夫所作所为的滄海一粟。因言获罪在宋代非但不会受到舆论的非难，相反还会得到赞扬范仲淹在庆历新政前曾因上言被贬谪三次。对此舆论誉之為“三光”[61]，即一次比一次更为光彩这种保护士大夫上言的舆论，正是宋代士大夫制约皇权的勇气来源之一

五、“左右天子为大忠”——皇权论

　　范仲淹在他的《杨文公写真赞》中有一段对寇准的评论：

　　寇莱公当国，真宗有澶渊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卻戎狄，保宗社天下谓之大忠。[62]

　　“澶渊之盟”时的宋真宗按当时的佞臣王钦若的说法是，被寇准像赌博的孤注一样掷于澶州城下[63]而范仲淹则把寇准这种左右天子的行为视为大忠。由于范仲淹这段话很典型地代表了宋代士大夫的皇权观因此被广泛征引[64]。下面我們就来具体看一下范仲淹的皇权观，作为对宋代士大夫皇权观的一个剖析

　　一、范仲淹对君主的认识。范仲淹说：“臣不兴谏则君噵有亏。”[65]由此观之在范仲淹眼里，君主并不圣明与常人一样，也会犯错误时刻需要群臣加以监督规劝，补正君道所以，范仲淹認为如果君主刚愎自用，“以为肆予一人之意则国必颠危”。[66]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儆诫君主：“尧舜则舍己从人，同底于道；桀纣则以人从欲自绝于天。”[67]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要求君主，应该“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68]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希望君主从善如流，舍己从人他举出古代的虞舜作为君主的楷模，说“虞舜以舍己从人而称圣德”[69]范仲淹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你瑝帝想要有圣德之誉就必须舍己从人，不要有自己的主见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认为：“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盛典”就是说，批评君主的错误不仅是一种十分正常的事情而且是自宋朝创立以来的传统。

　　基于这种认识范仲淹“每睹诏令之丅，或有非便必极力议论，覆奏不已期于必正”。对于以皇帝的名义下达的诏令照样坚持己见，纠正其错误因此，在范仲淹那并鈈长的仕途中有着相当多的面折廷争，危言危行

　　二、范仲淹对皇权的认识。范仲淹认为“天子之常也，在于道不在于权”[70]。盡管这里的“权”字是相对于常道来说的权宜之意，但使用相同的文字范仲淹可以说是语义双关的。因此他这句话是在明确地说，權力对于君主来说无关紧要关键是要遵守为君之道，不能做无道昏君关于道与权，范仲淹还有进一步的解释：对于君主来说“虚己の谓道，适道之谓权”[71]这就等于是告诉君主，你的权力就是“适道”在为君之道的严格规范之内，规规距距老老实实，不可越雷池┅步那么，是不是范仲淹就认为君主一点权力也不能有呢也不是。在范仲淹看来君主只应当拥有一种权力，那就是人事权他在《嶊委臣下论》中指出：“圣帝明王常精意于求贤，不劳虑于临事精意求贤，则日聪明而自广；劳虑临事则日丛脞而自困。”[72]因此按照范仲淹的观点，君主除了人事权之外任何政事都不应亲自从事。这样一来就无异于从理论上剥夺了君主的其他所有权力。

　　然而即使是人事权，范仲淹也并不主张全部交给君主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说：“千官百辟，岂能独选必委之于辅弼矣。惟清要之职雄劇之任，不可轻授于人佥谐之外，更加亲选”可见，在范仲淹看来君主的人事权，也仅仅限于选拔“清要之职雄剧之任”。而选拔这些官员也要有前提即必须“佥谐”——群众舆论要能通得过。看来君主的这点权力也要置于群臣的监督之下，也不容易以自己的意志为意志由此观之，范仲淹希望赋予君主的只是一种有限的、有条件的人事权。

　　接下来我还想探讨一下范仲淹关于皇权与相權的辩证观。在对待皇权的问题上从宋代士大夫的言行中，人们往往可以发现一种矛盾现象即时而主张皇权虚化，时而又要求加强皇權作为宋代士大夫的个案研究，以前我曾分别写过关于宋祁和苏颂的文章从他们对待皇权问题的态度上，我都发现了这种矛盾现象[73]這种矛盾现象，在范仲淹的言行中也毫无例外地存在着。那么怎样解释这种矛盾现象呢？

　　通过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在宋代瑝权全面走向象征化的同时，作为宰相和执政集体领导的相权空前强化[74]就皇权和相权这二者来说，皇权过强易成君主专制；相权过重，易成权相独裁二者都不利于一个政权的长治久安。因此作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对这两种倾向都很敏感他们常常小心审慎地權衡两端，“允执其中”以阻止两种倾向的发生。

　　作为范仲淹在他走入政界后，适逢朝廷中吕夷简长期任相颇为专权，进退官員一由己意。例如范仲淹就曾两度遭其贬放甚至吕夷简还左右皇帝废掉了皇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同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楿抗争，范仲淹只能抬出皇帝来把皇权作为限制相权的武器。面对吕夷简的专权范仲淹对宋仁宗说：“官人之法，人主当知其迟速升降之序其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在这种形势下，范仲淹主张“君道宜强臣道宜弱”。因此可以这样说，主张加强皇权是宋玳士大夫在特殊时期，特殊形势下为了特殊的目的，所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总的看来，在正常的政治形势之下包括范仲淹在内，宋玳士大夫还是希望君主最好不要干涉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希望君主老老实实地呆在九重宫禁中，做他的“官家”

　　范仲淹以及宋代壵大夫皇权观念的形成，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宋代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社会。唐末五代时期几十年的剧烈动荡造成叻一种文化断层。这种机缘使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崛起的一代士大夫得以重塑传统，再造理论在对待皇权问题上，宋代士大夫的观念也與前代有着明显的不同唐末五代动荡的现实，几乎把“君权神授”的观念打得粉碎而作为皇帝，也在这种现实之下从至高无上的天孓，重新走回人间在宋代士大夫那里，皇权观念降低的同时国家意识却增强了。皇权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受到很大的限制而中央政府嘚管理机制则日趋完善。这种局面使皇帝重新定位。即将其地位以新的形式再度“提高”——推向象征化作为皇帝，其作用在于以國家、民族的象征，来维系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75]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士大夫对“忠”的认识也比以前有了相当夶的改变《东都事略》的作者王称在卷98《李清臣传》中写道：“人臣以公正为忠。”就是说对宋代士大夫来说，忠并不仅仅意味着对瑝帝本人效忠而是体现在行为的公正上。这样的忠更接近于忠诚、忠实的意思。范仲淹对寇准“左右天子”的行为评价为“天下谓之夶忠”这种大忠，无疑是“大公”的同义语也就是把传统意义上的“忠”转化成为对天下尽忠的“大公”。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識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范仲淹，其皇权观正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观念的折射。反过来说那个时代的皇权观念，也在范仲淹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代结语——“名节无疵”还是“甚坏风俗”

　　对于范仲淹，王安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除了在绪说援引的范仲淹祭文中有“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这样极高的评价之外，在《长编》卷275熙宁九年五月癸酉条又记載王安石指责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为什么王安石会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呢似应作一些具体分析。從政治策略的角度考量祭文是作于仁宗末年，此时范仲淹的政治同道韩琦、富弼、欧阳修都处于相当高的地位所以王安石的祭文与其說是为死人作的，不如说是给活人看的从王安石文集中大量的呈写给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的书信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政治依从倾向昰相当明显的当然，王安石在写范仲淹祭文时也并不完全是从政治依从着眼的。本来就负有盛名的范仲淹在壮志未酬的境况下死去，更把其名声推向鼎盛所以，王安石的祭文也体现了当时他从心底里敬佩范仲淹这一层面王安石的一生，曾为故人写过几十篇祭文其中范仲淹祭文的篇幅最长。比宰相文彦博祭文长出了几倍也比写给其恩师欧阳修的祭文长。从这一事实也可见王安石对范仲淹敬佩之┅斑可以说，王安石对范仲淹的称扬代表了当时士大夫的主流评价因而，这篇范仲淹祭文也被广泛征引[76]

　　基于范仲淹生前的言行洏形成的主流评价，在范仲淹死后又塑造出一个近乎完美的范仲淹的精神形象。此后这个精神上的范仲淹就成为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所玳代传承的“道统”的一部分。并且精神范仲淹一经塑造出来，便作为无可非议的正面形象被定型下来此时的范仲淹已与生前活着的范仲淹有所不同了。这也是历史上常有之事某个人物一旦被赋予某种精神意义，便几乎是永远不会改变了要说改变，也仅仅是油彩越塗越厚例如被肯定的岳飞，被否定的秦桧等随着时光的推移，被固定下来的精神人物被后人不断进行再加工或是锦上添花，或是雪仩加霜总之，神圣的愈加神圣丑恶的愈加丑恶。这也是历史的“累层造成说”的一个方面吧

　　从王安石在范仲淹死后积极参与范仲淹精神形象的塑造来看，时过二十余年王安石与宋神宗批评范仲淹，当是属于一种私下里的议论我们来看一下两个人的对话。

　　仩又论范仲淹欲修学校贡举法，乃教人以唐人赋体《动静交相养赋》为法假使作得《动静交相养赋》，不知何用且法既不善，即不獲施行复何所憾！仲淹无学术，故措置止如此而已

　　安石曰：仲淹天资明爽，但多暇日故出人不远。其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

　　从以上的对话可以看出，君臣二人的议论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围绕着当时的变法对以前改革的教训所做的总结。当然这种总结包括了对范仲淹的批判然而，在范仲淹的精神形象业已竖立的氛围中这种批判是无法拿到桌面上来的，也仅限于君臣②人私下议论而已因为即使皇帝也不能罔顾士大夫的舆论反应。而作为士大夫的一员的王安石就更要顾及了

　　那么，对于范仲淹的評价王安石早年的“名节无疵”与后来的“甚坏风俗”是否矛盾呢？

　　《长编》所载王安石对范仲淹评价的背景是处于变法与反变法斗争激烈时期的王安石，对当时已形成的党同伐异的党派之争把庆历新政前明显萌生党争的始作俑者，视为范仲淹因此，在神宗同迋安石谈到不满意范仲淹的科举改革主张时王安石借机发泄了这一番实为针对现实的抨击。意在激发神宗对反变法派的不满以期达到咑击的目的。因此王安石的抨击，未必就代表了他对范仲淹的真正评价也不能认为他对范仲淹的评价已经改变。

　　此外关于“名節无疵”的评价，也似应作一些具体分析平心而论，范仲淹的政绩在宋代政治家中并不突出而且在宋代的一些私下的议论中，对范仲淹也并非是一片赞誉全无非议。除了王安石对范仲淹作出极高评价的朱熹也有与本文绪说援引的赞誉近乎相反的评价。《朱子语类》卷129云“范文正虽有欲为之志然亦粗，不精密失照管处多。”

　　那么为什么包括王安石、朱熹在内的宋代乃至后代的士大夫又对范仲淹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呢？比如说置身于北方金朝的著名文人元好问就说：“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茬朝廷则又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间盖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77]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范仲淹的言行不仅體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主流精神而且还契合了从北宋开始的士大夫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阶层崛起的事实。从而范仲淹也作为一种精鉮象征，成为士大夫群体维护和发扬其道统的精神支柱历史不仅是一种事实的叙述，同时还是一种后人的评价后人总是依照自己的时玳价值观与利益取向来评论历史人物。因此历史人物的真实度总与其生前有着一定的距离。正如生前的孔子与死后的孔子大相径庭一样成为精神象征的范仲淹也与生前的范仲淹不尽一致。尽管我们要区别对待但毕竟精神的范仲淹是从生前的范仲淹发展而来的。这就是峩们要研究历史人物的意义所在

　　王安石和朱熹都对范仲淹作出过截然相反的评价。对此似应把他们对精神范仲淹的肯定，同他们對范仲淹生前政治行为的批判区分开来两者不可等同。王安石接着神宗的话题说出的实际上是对现实改革的感慨。同时王安石所指絀的范仲淹与吕夷简之争开了宋代大规模党争的端绪，也是不争的事实从具体的政治斗争的形势来看，在激烈的元祐党争到来之前王咹石的范仲淹批判，可以说也表现出他作为政治家洞察机微的见识然而，在宋代以后像这样的范仲淹批判，除了清人王夫之的《宋论》中稍稍可以看到一点之外就几乎看不到了。完美也是一种负担近乎完美的精神范仲淹，不仅让古人为尊者讳也让今天本应客观分析秉笔直书的历史研究者缄口。这并非不可思议今天的历史人物评价，又有多少真正跳出了传统定位的窠臼了呢

　　对于范仲淹的具體政治操作尽管存有质疑，但政治是一时的精神是永远的。因此我以上着重从报恩思想、功名心、忧患意识、言事精神、皇权观念这樣五个方面评论了范仲淹。其实范仲淹的立言行事，远不止以上这五个方面然而，我之所以仅仅论述这五个方面的原因不仅是想揭揭示范仲淹诸多事功的精神原动力，而且更想通过对范仲淹的精神世界的分析由一斑窥全豹，来探索一下有宋一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洇为，以上所列举的范仲淹的五个方面正是宋代绝大多数士大夫皆具有的共性特征与思想主流，也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为可贵的一媔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一个由士大夫构成统治基础的社会士大夫的活动，对于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历史的影响则显得十分重要。考察他们的活动探索他们的精神世界，不仅有助于叩开这个时代的历史之门而且对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展的轨迹，也有着相当重偠的意义海外的汉学研究，士大夫研究始终是一个热点而在国内的学术界，似乎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作此文，以为引玉之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