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街59号院秘闻　　　　崇拜偶像是人类的天性。　　看看天下众生多少人跪倒在上帝、佛祖、真主、玉皇面前，以及对领袖、学者、英雄，甚至影星歌星舞星的狂热追捧就明白了，还不要说什么“生殖崇拜”、“强权崇拜”、“金钱崇拜”等等啦。　　一位先哲曾归纳出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四大基本欲望：占有财富、长生不老、预知未来和自由飞翔。其中，人的生老病死充满了种种迷茫和神秘，医学大腕就是人体生老病死的破解者和拯救者。　　这个神圣群体，从中世纪就是上至贵族、下至贱民的崇拜对象，现在，名医、大家、高手仍然是社会各界趋之若骛的显赫人物。　　半年前，为纪念协和医院诞辰90周年，网上一篇《外交部街59号院的孩子们》的文章引起人们热捧。　　此文挺有意思，扯出了协和的历史沿革，以及中国上世纪部分顶级医学大腕的活动痕迹，讲述了五、六十年代发生在协和宿舍院子里的许多趣闻轶事，塑造了王二苏、冯瞎子、胡疯子这样的典型人物，以及吴北玲、梁端、刘如光、金蕾、刘伟民、张宪乐、高宪、张克君、宋业亮等一群孩子生动、活泼的生活经历，勾起不少人的童年回忆。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59号院的知名度，就像发热门诊里病人的体温，热得烫手。　　既然大家这么稀罕这个院子、稀罕医学和医学大腕们，咱就接着再唠唠那些事，保管您有许多是不曾知道的。　　坐稳啦，听好了您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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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号院里的高级宴请　　1956年5月，北京东单外交部街59号院里春意盎然，一嘟噜一嘟噜的藤萝花，紫里透白，喷吐着浓郁的香气，招引得无数蜂蝶盘旋飞舞。大门口东一别墅（28号楼）主人林巧稚大夫种植在房子周围的蔷薇，开得如火如荼，白色、黄色、红色、粉色的花朵争奇斗艳，娇媚可人，仿佛向世界展示自身的华贵，诉说春天的美好。　　一天，百余人涌进这个树茂花繁、平时十分静谧的院子，他们中有的是协和工人，有的是医学院学生，手里拿着各样劳动工具，开始了该院空前绝后、最彻底的一次大扫除。　　枯枝、落叶和垃圾全部清运，水泥道路上的坑、缝填平补好，并用自来水冲洗、擦净，花坛草坪拔除杂草、修剪一新，路灯洗净灯罩、更换灯泡；院里百来户住家的杂物，一律不准堆放在外，用不着的，一水儿拉走处理。
　　卫生清理的重点是1921年老协和建成的8幢美式乡村别墅和8门连体美式别墅，重中之重是西三别墅楼（41号楼）。打扫那叫一个细，门窗、玻璃及阳台反复擦洗，木地板上油、打蜡，连外墙上“爬山虎”的叶子都水淋、布擦。本已繁花似锦的院子，又运进众多的各色盆花，搞得真像要举办花卉博览会。　　这么劳师费力地紧着忙活，到底为什么？　　原来，英国一个医学代表团访问北京，其中有不少著名学者是41号别墅楼主人李宗恩的故知，他们希望与李爷重聚，一叙旧情二谈学术三议合作。　　在家接待客人，对于外国人来说，这是很高的礼节，是友好和尊重的表示。政府和组织上也同意安排李宗恩在别墅招待英国客人。　　为了一个多小时的午宴，整个协和大院都动了起来，59号更是做了一番全面修整，林巧稚教授见此，用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调侃地说：“就差没把房顶也洗一遍了，大家都沾了外国人的光！”　　李爷原想让夫人何晋阿姨做些江南的菜和点心来款待旧友，结果组织上非但派了专门厨师，还派了专业接待员。上桌的菜肴，除凉菜外，基本都是饭店做好送来的淮扬菜系十二大招牌菜，外加北京烤鸭，葡萄酒、沉缸酒、茅台酒一应俱全，餐具是北京饭店借来的全套纯银西餐刀、叉、勺。　　好家伙，一顿饭，弄得烽火高燃、人困马乏。　　英国代表团的先生倒是开了眼，这么漂亮的院子、这么好的别墅、这么可口的酒菜，宾主频频举杯，交杯换盏，好几个洋人都喝高了，站着直打晃儿，但李爷在英国养成的、讲究简练、快捷、效率的“洋脾气”，终于在自己家中的这次“便宴”中受到重挫。李爷挺郁闷，好几天拉着脸。　　李爷李宗恩何许人也？　　他是江苏武进人，热带病学医学家及医学教育家，当过协和医学院院长。 　　李爷生于1894 年的中秋节（日－1962年），正值甲午战争爆发。西太后慈禧为了庆祝自己的六十寿辰，特开甲午恩科，其父李祖年就在这一科中进士，入翰林，曾任山东知县，所以祖父就给刚出生的长房长孙起名“宗恩”。　　李爷幼时就读于其父所办之新式小学，后来进入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文。1911年夏季赴英国留学，初入预备学校，进格拉斯哥大学医学院，1920年毕业，1921年参加英国皇家丝虫病委员会赴西印度考察热带病。　　在英国的最后几年，父亲一封封家书催李宗恩归国完婚（出国时已同表妹何晋订婚）；宗恩却一再推拖，在生活了13年的异国，他已经有了难以割舍的东西：一是对于热带病学的兴趣，他还想多学一些知识；另一个是感情上的。表妹何晋比他小一岁，漂亮並进过洋学堂。宗恩出国前求祖母为他定下了与何晋的婚约。留学多年，当初孩子气朦胧的爱，自然会被现实淡化。何况，他当时还爱上了一位英国女同学，他很矛盾，自觉对一直在等待他的未婚妻负有责任；同时，他也认为自己这个封建大家庭的长子，倘若娶回一位外国女子，就很再难面对这个家庭。考虑再三，他向英国女友做了表白，取得了她的谅解。但他们的友谊一直没有中断。　　　　未婚妻何晋对李爷的韵事早已风闻的，一听说他回来就拔腿找上门。在取得何晋谅解后，他们在1923年中秋节结婚了。何阿姨虽然在事业上，不可能成为他的伙伴，但对李爷的研究工作，她从来都只有支持，没有干扰。　　从 1923 年归国到 1937 年芦沟桥事变，李爷在协和工作了14年，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襄教授、教授。研究疟疾、丝虫病、黑热病等热带病，蚊子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在协和，李宗恩有一个很大的实验室，玻璃器皿中养着各类蚊子，还有供实验用的小白鼠，以及各种仪器。当时李宗恩和梅勒尼所领导的热带病研究所发的流行病论文，科学性强，在国内外颇有影响。　　当时他家住西库司胡同的旧王府、一座破败的大宅院，地段特别荒凉。李爷带着全家修整园子，栽花、植树、建微型高尔夫球场，把个荒废的园子收拾得象模象样。　　　
抗战爆发后，李爷去西南组建了贵阳医学院。他与知名教育家周诒春博士，也就是周华康的父亲私交甚好，周是清华学堂的第一任校长，清华大学的第二任校长，同时，还兼任协和医学院的董事长。战时，重庆政府委派吴鼎昌为贵州省主席，吴把以清廉着称、桃李满天下的周诒春硬拉去当财政厅长。周诒春成了省里的“财神爷”，办学中，李爷得到周诒春很多帮助。 　　战后，在中国的协和医学院基金会于46年2月召开工作会议。聘任胡适、巴乐和威尔逊组成三人委员会，负责探讨新院长的人选并提名推荐。一个月后，胡适接替施肇基任协和医学院董事会主席。47年3月12日，董事会接受了三人小组的建议，聘任李宗恩为协和医学院院长。 　　这是协和历史上第一位有实权的中国籍院长。“虽然董事会本来还希望在复校的关键时刻，仍由一位美国人来担任副院长”，执掌大权，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局势”，物色不到合适的人选，于是李爷掌了实权。　　李爷回到北京后，住进协和宿舍北院（现外交部街59号院）41号别墅里，一座宽敞的两层美式楼房，客厅、卧室、储物间、卫生间、厨房和阁楼布局合理、实用，讲究的地板和楼梯全是硬木，窗户五金件、下水道全是黄铜制作，甚至阳台上的纱窗也是细铜丝密密编制而成。周围绿树草坪，显得非常安静。大儿子李寿复、小儿子李寿白与他们同住，只有二儿子李寿晋不在身边。　　李爷主政协和时，管理很严格。工作人员每天早上七点准时上班，不得迟到。规定走路声音要轻，说话声音要低，绝对不允许穿硬底鞋，特别是高跟鞋。所有协和员工，上班不许吃大蒜、韭菜，也不准吸烟。有人去厕所偷着吸烟被发现后，当即就被开除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宗恩留任原职。1949年9月受中国科协推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在行使学院院长职权时，明确要求“三权”，即：人事调动权，财务支配权和行政管理权，这就犯了大忌了。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两个月内，李爷受到了十几次大小辩论会的批判，批斗他的罪行包括说协和今不如昔，企图以资本主义医学教育方向代替社会主义医学教育方向等。　　据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所说，毛泽东当时对协和特别关注，曾叫他去了解运动情况。他参加了批判李宗恩的大会，会上发言者都斥责其向党夺权的罪行。李志绥回来向毛汇报。毛泽东说：这三权是党领导的具体表现，将这三权交出去，党还领导什么？稍停后毛又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的人，共产党才从国民党手里夺来这三权，他们要争这三权，谈何容易。　　后来，李爷由协和去了云南，到昆明医学院，先是在门诊部看诊，之后又转到图书馆整理外文杂志，1962年死于昆明。　　六十年代初，重建八年制医科大学，从上海请来黄家驷（1933年毕业于协和）当院长，黄搬进了41号楼。虽然这座别墅里再没出过现开头说的那种高级宴请，但放映110分钟，由滕文骥编剧，滕文骥、吴天明导演，1979年西安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故事片《生活的颤音》（反“四人帮”题材），却是在黄家驷住的西三别墅楼（41号楼）里真真儿拍摄的。　　　　　　
　　2、“风汉”风波　　　 “风汉”是个朝鲜人，全名叫金风汉，归金胖子金日成管。当年是朝鲜平壤医科大学教生理的教员，也是该校经络研究组的首席成员。　　这哥们心忒大、胆忒肥，老琢磨着拿诺贝尔医学奖。一天，也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了地方，捍然宣布，他在显微镜下找到了人类的经络实体。并立马把他所谓的“发现”，命名为“风汉小体”和“风汉管”。　　金风汉在《关于经络实态的研究》一文中，是这样描述他所发现的经络实态：“经穴是与周围组织有明确区别的硬度较软的卵圆形结构物，它存在于表皮下及其他各种组织上，它的周围有许多毛细血管所包绕”。　　后来朝鲜平壤外国文出版社，还出版了金风汉所著的《关于经络系统的研究》，这本书挺厚，讲了一大堆痴人说梦、似是而非的东西。　　这事儿，好家伙，弄得动静忒大。请看日我国《人民日报》第三版的报道：　　“朝鲜科学家经过多年研究发现人体经络实质　　新华社平壤2日电　据此间报纸报道，朝鲜平壤医科大学以金风汉为首的经络研究组，根据多年研究宣布，他们已经发现了经络的实质，并且认为在人体中存在着一种独立于神经系统、血液淋巴系统之外的经络系统。　　据报道，金风汉等是在研究了经络的生物电以后得出这一见解的。他发现，经穴的生物电特性同其周围的机体组织不同，而身体某些器官发生变化则会影响到相应经穴的生物电特性的变化。他们根据这一原理确定的经穴分布情况，同医学经典著作中的叙述大体相同，并且还发现了一些过去不知的经穴位。　　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1日写信给金风汉和平壤医科大学经络研究组的科学工作者，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朝鲜国家学位学职授予委员会1月30日决定授予金风汉以博士学位和教授学职，人民奖金授予委员会2月2日决定授予金风汉人民奖金，以表彰他所获得的这一科学成就。”　　看看，多牛，多么振奋人心，多长朝鲜人的志气灭世界人的威风啊！　　中医老鼻祖在战国时期写成的《黄帝内经》中阐述的“经络”概念，二千五百年来，多少人研究、揣摩和运用，但“经络”到底是“嘛玩意”，医家们争论不休，成了著名的“千年之谜”。现在，到我朝鲜金风汉这儿，这码子公案算是结了，咱金大侠就是经络疑谜的揭宝人和终结者。　　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才、划时代”的发现，真是轰动朝鲜，轰动全世界。我们跟朝鲜是鲜血凝成的友谊，生死之交的友邦，国家出于政治考虑，也认可了他的发明，当时特别派出一个专家小组赴朝学习。里面有一位专家叫李兆特，他去后，一眼就看出来是伪科学，完全是假的，根本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出于政治考虑，不准往外讲。出于友邦关系，我国也曾大力宣传，一些专家学者出于政治考虑，也跟风吹捧这一“伟大发现”。　　对金风汉的所谓“发现”，协和医院里也展开了争论。生理学家张锡钧等持肯定态度，而解剖学家张鋆和病理学家胡正祥等持反对意见。　　张锡钧先生也住外交部街，但没在59号院，而是在路南的48号小院里。48号院，别看是不起眼儿的小门儿，但它比59号院建得早。是当时修建协和医院前，预先建的一个建筑小样，因为协和医院是中西合璧的建筑，负责设计和施工的美国人也无这种经验，是想让参与建造的人员都在此找找感觉、练练手儿，这个48号院就是这么留下的，也归协和房管科管理。　　当时那场争论很激烈，住外交部街59号院西二别墅楼（42号楼）的胡正祥教授都瞪眼、拍了桌子。　　张锡鈞先生认为：有！并称他还观察到了“风汉小体”。　　一辈子搞病理的胡正祥则认为，人们用显微镜观察人体组织已近百年，早把人体组织了解的清楚极了。如果没有新的技术进步，单用显微镜是不可能发现的。　　发起火来的胡爷说话火药味十足，脾气倍儿冲：“世界上别人都看不见的东西，就朝鲜人金风汉和你看见了？！你们长得不是人眼睛啊？蒙谁呐？根本不可能”！　　住59号院连排36号别墅楼的张鋆教授也一点儿不客气，手杖在地板上一跺，“老夫一辈子搞解剖，自是人身上的东西，还有什么没有研究过的？！要真有经络实体，二十年前我就发现了，还会搁到现在，轮得着一朝鲜人去鼓捣吗”？他指着张锡鈞，用浓重的温州口音一句一顿地说，“不要跟风，不要瞎说，更不要讨好谁。科学就是科学，是要用事实说话的”！　　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　　后来此事被揭穿是造假。1964年国内经过大量的实验研究、深入地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于当年4月彻底证明所谓“风汉小体”不是什么新发现，而是科学早已知道的其它组织结构。这个结论的提出完全否定了“风汉系统”是经络的物质结构。日本、欧美许多国家的医学家也反复实验，证明“风汉结构”根本不存在。　　国际上质疑金凤汉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句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这哥们实在拿不出货真价实的科研实证，后来干脆跳楼自杀了。　　无独有偶，半个世纪后，高丽民族又出了个黄禹锡，黄大师是韩国首尔大学教授。2004年和2005年，他领导的研究团队宣布克隆成功人类胚胎干细胞和患者匹配型干细胞，号称“干细胞研究先锋”。　　2005年年底，有关黄禹锡干细胞学术造假的丑闻被揭露。首尔大学最终认定黄禹锡学术造假，解除了他的教授职务。韩国政府也取消了授予他的“最高科学家”称号。日，韩国法院裁定，黄禹锡侵吞政府研究经费、非法买卖卵子罪成，被判刑2年，缓刑3年。　　　　　　
　　3、“小便宜”和她的父亲　　“小便宜”大名张初虹，女性，当年三十大几，一直未婚，也没工作，住连排别墅36号。按现在的标准，是地道的“剩女”和“啃老族”。　　初姐张初虹从不打扮，穿着很朴素，每天干点儿家务活，对59号院居委会主任王二苏交代的任务，如发灭蚊灭鼠药、送开会通知、统计住家人口等完成的挺积极。居委会开会，那是准时出席，前排就座，有时还出面维持个秩序，但二苏一直没拿她像对待胡疯子胡启胜、金蕾家男保姆冯瞎子那样，当成自己的“嫡系”。关键是，初姐爱贪小利，群众威信实在不咋地。说个最典型的事儿您听听。　　住户订牛奶，由牛奶公司每天早晨派车按数送到59号院三个大门洞外。当时的牛奶，装在广口玻璃瓶里，瓶脖子处盖有一大小合适的圆形防水纸卡，瓶口再用印刷有奶牛标志的防水纸包上，纸外箍一橡皮筋。牛奶分一磅的、半磅的两种，分别按箱码放在地上。住户送回头天的空瓶子，取走当天的奶瓶。　　59号院里对牛奶特别上心的是初姐，以及一帮小孩儿。严格地说，孩子并不关注“奶”，他们关注的是箍在瓶口纸上的橡皮筋儿，因为皮筋儿是做弹弓和玩跳皮筋的的主要材料，所以送奶的卸下木箱刚走，孩子们就把皮筋摘得一个不剩。　　别人拿奶，有没有皮筋无所谓，到初姐这不成了，她喜欢挑，就是将牛奶瓶倒过来，看气泡大小，认为气泡小的牛奶多，总是拣没气泡或气泡小的拿。牛奶瓶子倒过来，口上没了皮筋，稍不小心整瓶牛奶就会一泻而出。初姐骂孩子们，孩子们也不示弱，送她一个外号“小便宜儿”，并且越传越广，连院里大人们也叫顺了嘴，她张初虹的大名反而没人称呼了。　　别看初姐挺窝囊，她爸爸可是位知名人物。　　张初虹家老爷子叫张鋆。解剖学教授，当过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张爷生于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上河村。　　平阳是个出人物的地方，近代两个人很有名，一个是百岁棋王谢侠逊，还有一个是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中国有句俗话：虎落平阳被犬欺。所以外地人到平阳，得格外小心，是虎您得卧着，是龙您得盘着。　　张爷就在这么个宝地生长，他小时读过私塾，又在县高等小学毕业。1905年春，张爷带着家乡父老资助的100元钱，东渡日本求学。先在东京海成中学读书，主要补习日语及数、理、化知识。1906年，考入日本慈惠医科大学。当时张鋆年仅16岁，且身材瘦小，却坚持勤工俭学，每天比别人起得早，睡得晚，边读书边工作。在整整6年的时间里，他各科成绩优秀，年年名列前茅，誉满全校。　　1911年，张鋆在慈惠医科大学毕业。这年辛亥革命成功，张鋆欢欣鼓舞，当即返国。回国后，他在家乡做了一年多的耳鼻喉科医生。1913年离开家乡，应聘到江西医专任教，从此开始了他60余年的医学教育生涯。　　1915年，张爷与家乡姑娘余韵芳结婚。妻子生于小康之家，祖父思想开明，她从小不缠足并读书识字，她一生对张鋆帮助很大。　　1921年，张鋆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由学校保送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在著名解剖学家W.H.Lewis指导下专攻人体胚胎学。　　1923年，张鋆在美国进修结束，如期返校。此时，张爷已积累了10年的教学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　　一个出色的教师，必须要有几招绝活儿。张爷国文功底深厚，且精通日、德、英三国文字，讲课时不仅表达自如，而且能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十分枯燥的解剖学等课程经他讲授，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尤其是他在黑板上画图更是堪称一绝。他授课时不看书本、不带挂图，讲到什么地方需要图象表示，即用彩色粉笔两手左右开弓，一一准确地画在黑板上。他对学生要求很严，每堂课前必要口试，并将成绩记人成绩册，中国现代著名解剖学家张岩、齐登科、王有琪、郑思竞等均出其门下。　　1933年，张鋆再度赴美留学，在美国纽约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做科研，主攻人体组织学，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论文。1934年他回到中国，在上海任教。1947年10月来到北平，张鋆作为借用教授到刚复校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他以娴熟的英语、高超的教学独自开设了人体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局部解剖学、人类学等课程，不到一年就被学校正式聘为主任教授，成为协和医学院解剖学系的第一位中国籍系主任。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北京协和医学院。五十年代初，他作为慰问团第一分团团长赴朝慰问，除支援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外，还积极组织解剖学系的工作人员，亲自制做教学用的组织切片出售，并将全部收入捐给国家。　　张爷为人耿直，治学认真，一贯实事求是，从来没有说过违心的话，办过违心的事。五十年代苏联的“活质学说”风行一时，他却不以为然。这时他正担任《中国解剖学报》主编。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刊载了一篇论点不同的论文，有人为他捏了一把汗，他坚定地说：“科学理论岂能人云亦云？只有实事求是，才能无所畏惧”。后来风靡一时的“活质学说”果然站不住脚，苏联科学界最后也否定了它。六十年代，友好邻邦朝鲜的金风汉博士，声称发现了经络的“小管”和“小体”，曾轰动一时，获得过最高的发明奖。我国《人民日报》也曾给予报导。但张鋆根据亲身实验，认为那不过是“淋巴结”而已。后来经过广泛研究，所谓“风汉管”，“风汉小体”终于被否定了。　　“文革”初期，张爷就被宣布靠边站了，但由于他清廉、正直，全所的“财”权仍交他管理。一次，一个造反组织找他报销单据，他认为经费使用去向不明，坚决不予报销，造反派楞是一点儿牙啃没有。　　“走资派”难住了造反派，在当时真是件天大的怪事。　　“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他以高龄扶杖出席中华医学会座谈会，积极建议恢复中国解剖学会。日，张鋆与世长辞，享年87岁。　　张鋆教授毕生取得30余项科研成果，为中国解剖学教育奋斗60余年。如今，中国解剖学界已达4000余人。中国解剖学会、《解剖学报》、《解剖学通报》相继恢复和复刊。　　张爷一生简朴，严以律己，廉洁自持，不抽烟，不喝酒，从来不带家人上菜馆。他坚持自己为儿女们理发，自己修补家里的生活用具，从不沾公家的便宜。　　“小便宜”初姐，过日子倒是学得张爷些许家教真传，不过好象做得有点儿走样，用得也不大对地方。　　　　　　
　　4、周爷周华康　　周华康教授日生于北京，祖籍却是安徽休宁。他1934年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1940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并以五年学业成绩最优获北京协和医学院最高奖项——文海奖，毕业后留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工作。1946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儿科进修，1948年归国，1953年任教授。　　周爷大高个，梳背头，衣着齐整，精神矍铄，不苟言笑，为人低调随和，看病十分认真。周爷擅长儿科，尤其是对小儿传染病中的肺炎和腹泻有独到研究，是中国近代儿科学重要奠基人之一。当年外交部街59号院里，不少男女“小鬼头”都受过周爷的恩惠。　　周华康教授家庭背景显赫，他爷爷周聿修是徽帮茶贩的龙头老大，经营的“泰昌茶庄”在上海、天津、汉口、合肥都有分号，一时财源广进，富可敌国。他父亲周诒春就更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了，早年留学海外，曾任孙中山英文翻译，出任过清华大学第二任校长，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八字校训和校园内几处标志性建筑都是周诒春定的。　　周华康夫人林心铿，福建厦门人，是妇产科大腕林巧稚的侄女，他们育有二子一女，两个儿子小名“大弟”、“阿毛”（周志春是否就是“阿毛”？），当年喜欢体育，用大城砖一切两半，中间凿孔穿木棒，做成土杠铃，练举重，惹得院里一帮半大的孩子也跟着比试。女儿周琳，小时长得漂亮水灵，大眼睛、高鼻梁、白皮肤，身材婀娜，一点不输过现在到韩国整过容的那几个“冰冰”们。周爷的孩子个都高，好象全是建国前出生的，与59号院里的那帮孩子很少一起玩，也没在新开路小学上学。倒是经常看见他们在假日里，帮林巧稚老太太种花草。　　周爷人品不错，一辈子兢兢业业看病做学问，不会跟风、不会讨好权贵拉关系、改革开放后也不会想法子弄钱，是个本分人，群众对他十分敬重。周爷做的最大一件善事，就是依照“要让农民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的思路，编写了《农村儿童卫生常识问答》，发行200余万册，还被译为蒙古文、朝鲜文读本，为农村特别是偏僻、贫瘠农村的孩子生存、成长提供了医学知识保障。　　但他在工作、生活中的心情并不总是舒畅的。　　协和对儿科重视不够，周爷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他担任协和儿科主任三十多年，在当时客观环境错综复杂的条件下，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使几度关闭的儿科恢复重建，硬是凭着一股子犟劲儿，牵引协和的儿科事业有了长足发展。　　他1987年退休，到本世纪初退休金才一千多元，生活并不富裕。　　周爷的儿子娶了高级将领叶飞的女儿叶之枫，当年59号院里很多人都传这事。后来叶之枫出事了，公安部门还到周爷住的28号别墅楼调查取证，周爷一家为此吓得不轻。　　请看案情：　　原任国家经济委员会进出口局副处长叶之枫利用职务之便，多次主动地将国家有关进口汽车的重要机密文件告知外商，并与外商、港商谈判进口汽车的过程中，叶之枫利用职权施加压力，要我国有关公司接受某外商提出的价格。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开发总公司职员张常胜则为外商出谋划策。在我有关公司与某港商谈判进口汽车的过程中，在得知国家关于进口商品谈判签约将有变动的情况后，即向港商先后索取贿赂一百九十八万八千港元、二千美元、日产录像机二台、照相机一架。张常胜从中分给了叶之枫二万五千港元。叶之枫除了分得上述贿赂款项和实物外，还直接收受港商贿赂的一台冷暖风机及其他实物。此外，叶之枫于1984年11月至1985年11月，在为深圳中华汽车公司、重庆长安机器制造厂进口汽车散件审批手续的过程中，收受贿赂五千港元和价值一千四百三十元人民币的彩色电视机一台，在为四川华能公司购买北京“212”型吉普车的过程中，收受贿赂三千元人民币。叶之枫收受的贿赂款及实物，总计折合人民币二万五千三百余元。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在1986年审理了张常胜、叶之枫相互勾结，向外商、港商泄露国家重要机密，收受贿赂的重大案件。张常胜被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叶之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张常胜什么来历？　　张常胜父母都在总参工作，他参军并就读于南京解放军工程学院，其女友是原济南军区副司令孙继先中将的女儿孙璐，否则叶之枫也不会与其搞在一起。　　叶之枫出狱后，练习书法、绘画，不久前见到她画的一幅国画《葡萄》，居然是布局缜密，用笔老辣，色彩适宜，栩栩如生。　　晚年周爷受病所累，只能长期卧床。2009年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了《周华康画册》，其中收集了他一生不少重要学术和医疗活动的照片，周爷对此还是高兴和欣慰的。　　周华康教授日中午去世，享年97岁。他的遗体告别仪式，8月23日上午在协和医院举行。当年的几个59号院孩子也参加了遗体告别，他们都已六、七十岁了,在哀乐声中，向周爷遗体三鞠躬并献上黄色白色的菊花时，每个人的眼里都含满了泪水，周爷当年上门到家里床前诊断病情的往事，如同一个一个电影镜头，在他们脑海里不停地闪现、定格。　　遵照周华康教授的遗嘱, 遗体捐给协和医院用以科研。至此，周爷毫无保留地将他的一切，献给了为之奋斗一辈子的医疗事业，献给了协和医院。　　　　　　
　　5、梁爷梁植权　　梁植权教授一家四口：夫人王婉明、女儿梁琪、儿子梁端。全家与人合住在东二别墅楼（29号楼）。　　梁琪、梁端的爸爸梁二爷，院里的孩子见面不多，他家当时有架“克郎棋”，一帮孩子常在他家门口的大阳台上玩，偶尔能见梁教授进出，只记得他脑门大、头顶秃、戴眼睛。　　“克郎棋”现在见不着了，半个四方桌大小，四角四个洞，中间摆圆形棋子，执杆打自己的棋子撞击其它棋子进洞，进者连打，多者为赢（与台球相似），最多四人玩。难度最大的是打跳到洞后棋盘角上的棋子，叫“打台湾”，因为技术不好自己的“老子儿”会掉到洞里，那就彻底输了，梁端却是“打台湾”的高手，几乎每攻必下，赢多输少。　　梁端妈妈王婉明阿姨倒是经常能见到，印象也较深。王阿姨那时没出去做事，在家当全职太太，她长得挺漂亮，高鼻梁、卧鱼眼，烫着头发，动作麻利，喜爱干净，人到中年身材保养得还是很匀称，打扮得清清爽爽且不过分。梁琪、梁端长得都像王阿姨。　　梁植权祖籍广东中山县，日生于山东烟台。父亲梁可先，美国阿默士特农业学院毕业，回国后一直在监督盐税的部门任翻译。母亲邝文芳，出身大家闺秀，当过中学教员。梁爷家境不错，是个不缺银子的主儿。　　梁植权自幼在北京读小学和中学，1931 年进入燕京大学化学系，后入广州岭南大学读研究生，1947年到美国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边工作边读书，1950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在协和医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毕生研究血液。　　中国人把人身上两样东西看得最重，一是心、二是血，要不总说“费尽心血、不惜心血”的。血液对动物都重要，人更是离不开血。血液占人体重的7％-8％，一个体重60公斤的健康成人，总血量在3600ML至4800ML之间，如果失血达到总血量的20％以上就会休克。对血液，一般人都知道血里面有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等，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血液中含有大量的水分，还有血红蛋白、血小板、蛋白质、脂类、激素、各种矿质元素、O2、CO2等等，它们功能各有不同，但都是人体须臾不可离开的好东西。　　梁爷一辈子用显微镜盯住“血液”不放，厚积薄发，潜心研究，算是把中国人的血、血里的蛋白都摸得透透的。鲁迅是“我以我血荐轩辕”，梁爷是“我以我血荐鲜血”，他先后发现了6种国际尚无报道的血红蛋白新类型以及近30种已知类型，大多数在国内是首次报道。鉴于他的杰出成就，1980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植权教授日走完了他辉煌的人生历程，享年92岁。　　更神的是：梁二爷有一比他大二岁的哥哥叫梁树权，按北京人的老称呼，自然应该是“梁大爷”了。　　梁树权教授是我国分析化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科技界的一名大腕。 　　树权曾求学于燕京大学化学系，去德国明兴大学深造过，获得博士学位，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从事过博士后研究。1938年回国。解放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工作，1955年首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院士)。学部委员可以说个顶个都是“铛、铛”硬的，不象现在这几年评出的院士，拖泥带水鱼龙混杂的。　　梁大爷的主要贡献是以化学法精确测出铁的原子量，承担了白云鄂博铁矿的全部分析工作，解决一系列疑难分析问题，参与设计和建立了包头钢铁公司，发现了在低酸度下对稀土具有优良分离性能的萃取剂八碳异烷基膦酸1-甲庚基酯（5712），率先提出新型试剂 -- 高分子显色剂，为有机分析试剂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梁树权教授日生，日逝世，享年94岁。　　可59号院的孩子们，当年谁也不曾从梁琪、梁端口中听说过，他们老梁家还有这么一个为中国人争光长脸的大伯啊！　　大腕、高寿！常人希望企及的二件稀罕事，梁家两位爷都做到了。搁谁还能不服气？！如有不服的，您来一个试试。　　　　　　
　　6、宋爷宋儒耀　　宋儒耀教授的大名，“文革”结束前，行业外很少有人知晓，改革开放后国人则如雷贯耳，提起他，大家都翘大拇哥，公认他是行内“大哥大”，一时中国整形专家团队里数他最“牛”，绝对是领军人物。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吃饱了肚子，有房有车有了钱，自然想到了“美”。女人们整容、丰乳、抽脂、嫩肤，出格的男人还想着变女人。整形火了，宋爷能不香吗？！　　宋教授艺高人胆大，不但发明创造出“一次性完成的全耳再造手术”，这种手术在外国则需要经过游离皮瓣、取肋骨、成形等五次手术才能完成，约需一两年，他一次全给搞定，十天半个月就能出院走人。　　他还发明创造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修复腭裂上提手术、新的尿道下裂修复手术、全下肢整张植皮术、一次完成的阴茎再造术、有感觉的阴道再造术等。也就是说，豁子能整成好人，皮肤能成片的种植，男女生殖器能像家电、汽车换零部件一样给你装上，并且还不是样子货，能做到“有感觉”、好使唤。忒不简单了，听着都玄！　　为了后继有人，他后来还推出了自己的儿子、当过整形医院第三任院长的宋业光，带出了方彰林、王炜、高景恒、鲁开化、龙道畴等一批“整人高手”，可谓“瓜果梨桃到处长，徒子徒孙满天下”。　　宋爷日生于辽宁海城县一个医学世家，先后就读于山东齐鲁大学和四川华西协和大学，获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那时他学的专业是牙科，如果宋爷一辈子仅定位在拔牙、补牙和种牙上，兴许就没有后来的辉煌了。　　抗战中，华西大学决定培养自己的整形外科医生。1942年，宋儒耀被送往美国进修，先在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整形外科当住院医生，并从事脑外科工作。这段经历，对他回国后做三叉神经节后根切断手术和处理头脑弹片伤等手术积累了经验。后求教于宾西法尼亚大学——美国整形外科的创始人艾维教授，获得了宾州大学博士学位。美国老头艾维教授在自传中，曾专门提到宋：“在宾州大学进修的学员中，宋儒耀是成绩最突出的学生之一……中国出了这样一个人，是幸运的。”　　1948年，宋爷学成回国，他身材魁梧，精力旺盛，英姿勃发，浓黑的头发上总打着发蜡，油光光的。北京人讲话“有派”！上海人讲话“嘎有腔调”！那年他才33岁，成了中国整形外科的第一位正教授。　　 宋爷事业的第一个高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当时美国佬的鬼怪式飞机厉害，扔下的凝固汽油弹爆炸后沾哪哪着，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宋儒耀率领医疗队奔赴朝鲜战场，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他们一到前线，就开始为伤员开展整形手术，医治了大批志愿军战士，使他们恢复了容貌。中国人民志愿军卫生部为了表彰宋爷的功绩，特给他记大功一次。中国的整形外科也就从“无”到“有”地逐步发展起来了。　　顺便多说一句，不要以为协和历史上的大腕只会在病房、教室和手术室里转悠，真正上过战场、听过枪炮响的爷们也大有人在，宋爷就是其中之一。宋爷穿志愿军军服的照片也很帅气。　　宋儒耀从朝鲜回国后留协和工作，成立了整形外科并担任主任。1957年他创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整形外科专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位于北京市东交民巷39号，“文革”中该院关闭，大部分医务人员下放到江西。　　宋爷的倒霉起于1958年三反五反中开展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这次运动涉及许多知识分子，宋儒耀也被打成了“白旗”,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反动学术权威”,并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被剥夺了操刀手术的权利。　　宋爷是医学精英，但是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他洋派作风重，对人不够谦和、客气，喜欢吃西餐、喜欢听交响乐、还喜欢“团结女同志”。前两个爱好算不了大问题，但在“文革”中也是事儿，后一个爱好，问题就大了点儿。在外面混，女同志不团结不行，团结过了更不行，关键是要掌握好“度”，宋爷这方面差点儿火候，有点儿HOLD不住。　　宋儒耀的夫人王巧璋阿姨()，比宋爷小一岁，是宋爷华西大学的同学，也到美国留学过。建国后任北京协和医院口腔科主任、协和医科大学教授，对龋病的病因及防治有较深研究，出版过《拔牙技术》等专著。　　王阿姨四川自贡人，个不高，说话嗓门大，雷厉风行的作风，干什么事儿都是一个麻利快！典型“不怕辣、辣不怕、怕不辣”的川妹子，眼里从来不揉沙，当然容不得宋爷的歪爱好，家里开了战，硝烟弥漫，并闹到协和领导那里，传的沸沸扬扬，当年59号院里很多人都知道这些事。与他家同住一别墅楼的吴家，讲起这事就摇头。　　话说回来，有瑕疵的珍珠，它不还是珍珠吗？！有缺点的大师他也还是大师，开国领袖不也还有缺点、错误吗！　　记得宋儒耀和王巧璋有二儿一女，大儿子宋业光，小儿子宋业亮，女儿宋业明。　　宋业亮和院里孩子们接触多，所以比较熟悉。那时很多小孩不知道他的名字是“宋业亮”，总管他叫“宋月亮”。一次，几个男孩儿在他家门口玩，王阿姨下班回来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呢”？孩子们说：“找宋月亮玩”。王阿姨摆了摆手，厉声说道：“都赶快回家！宋业亮要做功课，你们少勾搭他，弄得他心都野了，成绩也下来了”。　　“文革”中造反派抄宋爷家，大儿子宋业光与抄家的人发生冲突，几个造反派推推搡搡把他从家里拉到门口外面拳打脚踢，最后倒在地上，院里大人小孩看见十分气愤，但在当时情况下，谁都是敢怒不敢言。　　　　1978年医院恢复，在西山八大处原北京亚非学生疗养院旧址重建整形外科医院，并成立整形外科研究所。1980年宋儒耀任整形外科医院院（研究所）长 。随后宋爷创造了他事业上的第二个高潮，也就是掀起了我国整容美容发展的新篇章。　　宋教授从医50余年，治疗了上千例疑难病患者。副总理方毅，面部右侧长有紫色巨型海绵状血管瘤,来整形外科医院找宋教授治疗。施行手术时，宋教授仅用了五分钟就将额部的血管瘤全部切除，在局部麻醉下，又很快把整个血管瘤全部切除，再从胸上部取下整张皮移植，整个手术圆满结束，外观效果甚好。方毅给宋教授亲笔写了一副对联：“高手创杰作，旧貌换新颜。” 宋爷还编有多部专著，并发表论文300余篇。先后培养了三十余位博士、硕士和数千名整形外科医生。　　
1983年5月，他以中国整形外科学会主席的身份，出席在美国召开的国际整形外科大会，并代表中国作学术报告。大会结束时，通过选举授予对当今世界整形外科事业最有贡献的三个人以最高荣誉——金锯奖，这三个人是中国的宋儒耀、美国的丁曼和巴西的彼坦斯。　　宋爷晚年患淋巴癌，日逝世，享年89岁。他的第二任夫人——陈南萍女士出现在遗体告别仪式上，这位女性59号院的人们就不熟悉了。　　　　　　
　　7、白爷白希清　　白希清1904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县，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3岁。　　白爷是旗人，正黄旗满州贵族后裔，著名的病理学家。当年住59号院新楼北门二层左单元，这套单元由一个门厅和四室一卫一厨组成，门厅里也有一间小房子，供保姆居住。总面积在一百三、四十平米。　　白希清少年时期即酷爱学习，成绩优秀。1921年新民文会中学毕业后，考入奉天医科专门学校学习。这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广泛涉猎各科医学知识，1930年以优异成绩获取医学学士学位，并被留校任病理学助教。1931年，医专送他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学系进修，从此与“协和”结下不解之缘。　　由于学习成绩突出，1933年学校又选派他出国，到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皇家医学院及理茨病理学研究所进修病理学。出国后，他的眼界放宽了，经过两年刻苦钻研，做过大量的病理实验，终于完整地解剖出人体肾单位，并就此项目的研究过程及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著名的《英国解剖学》杂志上。　　完整肾的解剖成功，在当时医学界是一大突破，因此，被选为英国病理学会会员。1935年5月，由英国回国后，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学讲师。1942年任盛京医科大学病理学教授。在这期间，他曾发表论文20余篇，受到广大医学界的称赞和关注。 　　白教授从政，始于1945年经林枫和焦若愚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日寇投降，苏军主政东北，国共两党都在积极运筹东北地区的特殊时期，由于白爷的威望和特殊社会地位，出任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沈阳市人民政府市长和中苏友好协会会长。　　1946年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于本溪创办“东北公学”，任命白希清为校长。2月末，东北局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停办“东北公学”，创办东北大学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服务，并任命张学思兼任校长，白希清、舒群为副校长。 　　　　东北大学创建初期在解放战争的硝烟炮火中辗转东北三省，历时三个月，边行军，边宣传，边学习，经历了千辛万苦。5月22日深夜，从长春北撤时，白爷亲自作紧急动员，号召300多名师生“坚决跟着共产党走！”5月23日，当列车行驶到德惠县丁家园车站时，突遭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轰炸，前后有六、七名学生壮烈牺牲，这就是东北大学建校史上的“五二三”事件。白希清号召全校师生：“把悲愤化作力量，加紧学习，努力工作，艰苦奋斗，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完成烈士们的遗愿。”东北《合江日报》为此还专版发了《“五二三”纪念特刊》。 　　　　1947年5月末，白爷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卫生委员会副主任。1948年2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任职期间他充分发挥在病理学和管理方面的才能，组织防疫队伍，深入疫区，为消灭东北西部的鼠疫作出了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对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细菌战作了深入研究。1952年白爷率领反细菌战代表团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在会上他揭露了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为保家卫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1953年率中华医学会代表团出席了“世界人民卫生与健康大会”，并被选为常务理事。 　　　　1954年白爷调北京后，住进了外交部街59号院的新楼。历任中央卫生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书记。在卫生部与国家科委领导下，他参加并组织医学科学家及有关科学家制定了“医学科学12年远景规划”。在白爷主持下，组建了一系列综合和专科医院，基础和专业研究所，培养了大批医学业务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使医科院的学术研究和科研工作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71年，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医科院总结了建国后17年来的科研成果。他参加了“医科院主要研究成果报告”74项和“各省、市、自治区医学成果汇编”92项的分析、研究对比和审定工作，取得重要成绩。 　　　　1979年10月，白爷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党组书记，19届名誉会长。病理学会主任委员，肿瘤学会名誉主任委员。在他的主持下，中华医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逐渐增多，各种专科医学杂志从十几种增至几十种，质量不断提高。这期间他还率代表团赴法国、丹麦、挪威等国访问，进行学术交流。他组织编辑人员将《美国医学会杂志》中的精华文章译成中文编印成册带回国内，供医学界学习参考。他还担任了该杂志的名誉主编。 　　　　1987年，白爷亲自组织我国病理学专家编写《病理学》。目前该书已成为我国医学院校有关病理学理论知识的重要教科书，为我国病理科学奠定了坚实基础，受到医学界的欢迎。 　　　　白爷还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第二、三届全国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医学专业组副组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白爷一家很受人尊重。老爷子处世、为人十分低调，与院内人员较少交往，他时常头戴呢便帽，穿一身黑色或蓝色的中山装，当时在院里已属年高之辈，出入经常拄根拐杖。夫人年龄也比较大，孩子有好几个，因为与当时院里孩子年龄差距也较大，没有接触。　　只记得白爷家爱吃大白菜，门厅里经常顺墙整齐码放着不少整棵白菜，还都用报纸细心包好、盖好。生活精细认真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8、院里最大的官　　提起钱信忠，中年人没有不知道的，五、六十年代，他一家也在59号院里住着。　　钱爷1911年生人，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现在，共和国的百姓也常见着部长，但基本是在电视屏幕上，那时59号院的大人、小孩几乎天天能见着部长真人。　　钱爷钱信忠知名度高，源自三个亮点：第一，他是开国少将；第二，他是我军历史上的红军三博士之一（另二人为：涂通今、潘世征）；第三，两度出任国家卫生部部长。　　59号院里有一幢灰色二层砖木英式别墅楼，据说原来是英国圣公理教会的办公处，它是该院现存最早的建筑，大约建于十九世纪末，距今有百多岁了。　　这座建筑后来改为宿舍楼，楼的东西各有一个正门，北侧还有边门。为了二楼住户与住一楼的互不干扰，专门修建了两座室外木楼梯，西面的靠北墙，东面的靠东墙，二楼住家直接上木楼梯登堂入室。五十年代后期，钱爷从军队转业到国家卫生部就曾在此楼一层东面居住过。此楼一层的西面，住的是协和放射科主任胡懋华教授。　　钱家当时人口不少，有老人、保姆，有两个二十岁上下的儿子，还有与沈渔村阿姨生育的一个女儿。钱爷的儿子都没考上大学，在院里出出入入，也没听说干什么正经工作。只是每年他家门口北侧两棵大枣树枣子红透后，爬到树上晃枝摇枣儿的必是他们。　　钱爷是上海宝山人，一生经历坎坷，名声显赫。1911年出生后，父母早逝，幼年当过米店学徒。15岁考入同济大学技师学校，学习德文和工艺。后到同济大学附属宝隆医院学医。　　事变后，钱信忠到国民党14军10师任卫生队长。隔年，部队围剿鄂豫皖苏区，钱爷投奔红军，二年后当了红25军医院院长。1935年任红15军团卫生部部长。 成立八路军129师时，任129师军医处长（后称卫生部长）。1945年起任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部长、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第二野战军卫生部部长。建国后，任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　　1951年，钱爷赴苏联第一医学院留学，1956年回国。五年留学生活，收获不少。莫斯科堪称钱爷的福地，在此地他是三喜临门：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苏联医学副博士学位，结识了留学生同学，年轻、美丽的沈渔村小姐，并结为伉俪。　　先介绍一下沈渔村阿姨。沈阿姨，浙江杭州人。日生，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医疗系。1955年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研究生毕业，获苏联医学科学院精神病学副博士学位。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教授。长期从事精神疾病神经生化、社区精粹卫生保健、精神疾病流行学等方面研究。共发表论文100余篇，主编有《精神病学》、《精神疾病流行学调查手册》等专著。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也算医学大腕了。沈阿姨当年身材匀称修长，不加修饰而靓丽，不施粉黛而妩媚，有一种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特有的风度和光彩。　　钱爷1956年回国后，任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兼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1957年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1965年任部长。　　钱爷部长刚干不久，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周恩来召集卫生部领导谈话，对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作了明确阐述，要求动员医疗队下乡，为占人口85％的农民服务。钱部长虽然紧跟形势，还是难逃厄运，不久被彻底打倒。　　“文革”中，卫生部3个“群众组织”要求邓小平交待是如何重用卫生部长钱信忠的。邓日写出说明：“钱信忠在二野的工作历史关系是很久的。我们，主要是我，对他是信任的。我和其他一些负责同志长期认为，他在主持卫生工作方面是较有能力的。他的外科手术在当时条件下是难得的。他的工作，特别是战场救护工作是努力的。所以我过去对他的总的看法是小毛病很多，但大的方面还好，对战争是有功绩的。钱信忠当卫生部长是总理提出来商量的，我是赞成的，对钱信忠任卫生部长一事，我同安子文(“文革”前中组部长)没有什么密谋。”　　1973年钱爷恢复工作，“文革”结束后，担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1979年重新担任部长。以后又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国防治性病艾滋病协会会长。　　59号院的人们，对钱爷的记忆是：身板高条结实，白净脸，小平头根根站，且已花白，行走起来很有军人风度。他经常穿的是改良中山服或染蓝后的军装，特别喜欢将黄色呢子军大衣披在肩上，走起路来，大衣下摆随气流舞动，特别“显酷”。　　一次，钱爷下班回来，顺新楼往家走，不由自主地“砰、砰、砰”连放几个响屁，在旁边蹲在地上正玩弹球的几个男孩，先是面面相觑，接着笑声骤起，一个带头全体跟着齐声吆喝：“一路响屁，节节胜利！一路响屁，节节胜利！”钱爷听到喊声，边走边扭过头来，无可奈何地看着孩子们，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还有一次，孩子们玩“官兵捉强盗”，手心手背后，分配当“强盗”的孩子迅速跑走，寻找藏身之处。其中一个，一脑袋扎在刚从楼房转角走出来的钱爷身上，钱爷吓了一大跳，孩子摔了个大马趴。钱爷丝毫没有责怪孩子，俯下身来，先把孩子从地上扶起，然后慈祥地帮助孩子拍打身上的尘土，还嘱咐说：“玩的时候要当心，千万不要伤了身体”。当时的情景，如同爷爷对待顽皮的孙子，满是爱怜含饴之心，全不见一点儿“大人物”的架子。　　记得钱爷一家是“文革”前从59号院搬到后海独门宅院去的。据说，那里宽敞、清净，院里颇有一派乡野风光，夏季花菜满畦，出门就是后海岸边，便于休闲和锻炼。但我相信，外交部街59号院的生活，钱爷一家肯定不会忘记的。　　　　　　
　　9、郭爷郭少军　　郭爷在协和的最高职务是协和医科大学基础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局级干部。　　京城里的官实在是太多了，有人调侃，上街见着人群，随便喊一声“局长”，肯定有回头的。就是在59号院里，论官位，比不过曾在此住过的钱信忠、白希清、张之强等；论学术，离医学大腕远了去了。　　但郭爷当过基础医学研究所的主官，看看他管过的所里都有哪些名人，就知道他的分量了：谢少文、何观清、梁植权、李士谔、金荫昌、薛社普、王世中、高润泉、张秉常、罗会元、佘铭鹏、王振纲、吴冠芸、王琳芳、王德修、吴安然、陈孟勤、陆钟琦、潘华珍、刘尔翔、陈华粹、薛全福、李昆、杨子彬等，这可都是中国医学科研的尖子啊！　　郭爷是个实诚人，对知识分子很友善，知识分子也把他当朋友；郭爷也是个勤奋认真的人，工作起来一丝不苟，领导也信任他；郭爷对生活充满着热爱，喜欢读书、写短文，1984年2月离休后，又练起了书法绘画，他五十年代写的报道和退休后写的生活文章，网上都能查得到。这样一个有趣的老人，深受大家尊重。　　郭爷一家就住在新楼南门楼上，与吴北玲家、徐国庆家进出一个楼门。我与郭叔叔的小女儿郭晓荣是好朋友，算是“闺密”吧，对她家的事儿就知道的多一些。　　郭爷和夫人王秀珍阿姨都是河北人。郭叔叔是武强县的，王阿姨是河间县的。他们家共三个孩子，大女儿郭晓燕，儿子行三叫郭晓军，晓荣行二。他家孩子，姐姐郭晓燕长的最漂亮，很早就戴了眼睛，文文静静的；郭晓军是男孩儿，身体瘦弱还有病。　　俗话说“大的爱、小的娇、吃苦在中腰”，一点都不假。晓荣杂七杂八的家务活儿干得比较多，衣服也是旧的紧穿，所以性格泼辣，不娇气。在新开路小学上学时，班里女孩，她玩“双杠二人追”最厉害，弹跳、蹿杠那叫“猴快”，蔡姬妤、张丽华、吴北玲、李小莉都不是她的对手，金蕾就更不行了，只有留级到班里的张红艳和她有一拼。　　王阿姨是家里家外一把手，性格外向，见谁都是一副笑模样，经常在新楼门口看见她与别的阿姨站着聊天，声音嘎倍儿脆，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一次，郭晓军与几个男孩玩，传达室张大爷老远喊“郭少军电话”，一个男孩对郭晓军　　讲：“你们家怎么起的名字，你爸郭少军，你叫郭小军，将来你儿子还不得叫‘郭没军’”？！郭晓军听后嘴一撇，“将来我给儿子起名，非得叫郭天军、郭海军、郭壮军”！　　不知晓军弟后来有没有儿子？也不知道他是否真按当年所说的豪言壮语，给儿子起了个　　响亮的名字？　　郭爷一辈子不简单。他1924年出生，今年87岁了。15岁参加抗日，19岁就当了河间县三区区委书记、区游击队政委，驴肉肯定没少吃。他与王阿姨的恋情，产生于躲避日伪清剿的“蛤蟆坑”里。请看郭爷自述：　　“一天，我在西刘庄工作了大半夜，转移到樊庄时已近拂晓，再进村里恐暴露目标，就悄悄溜进住在村外三间土坯屋的王干事家隐蔽一天，晚上再出去工作。可困得上下眼皮直打架，一躺在炕上，即时进入梦乡。　　梦中突然被人推醒：“快！鬼子包围啦！”钟妮儿（王阿姨小名）一把拉起我就往外跑。我从朦胧中一下清醒过来：“你家没地道，往哪里跑？”正感到万劫不复的当儿，她把我拉进做饭用的那个小棚里，令我把那口大铁锅掀开，她拿掉锅底下四块砖头。“哇！原来是……”话没说完，她就把我一把推了下去，自己也跟着跳下。姐姐为我们盖上洞口，作好伪装。　　我俩无奈地等待着敌人的动静。一会儿，果然有人进来，吵吵嚷嚷，敲敲打打，这是敌人搜索地道的惯用办法。此时此刻我们只好听天由命，钟妮儿扑到我怀里，我左手抱住她，右手掏出我的“勃朗宁”手枪，嘴上安慰她，心里却作好了最后一拼的准备。上面敲得越响，我们抱得越紧。两颗心都在咚咚地跳着。　　待到地面上悄无声息后，我才松了一口气。这时才意识到我俩还在紧紧地抱着，我似有触电的异样，全身酥酥的，心在狂跳。但又似乎升华着爱意和激情。当姐姐来喊我们出洞，我俩仍恋恋不舍。”　　战火中的青春和浪漫，够刺激、够惊险、够柔情。搁现在的年轻人，想找这样的感觉当新潮和时尚也不可能了。真羡慕郭爷啊。　　让人不得不羡慕郭爷的还有他“科学养生”的办法。请看他的自述：　　“从抗美援朝战场因病回国就医，住进了协和医院。当即被诊断为重症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及主动脉瓣膜均严重狭窄和闭锁不全。当时我们国家心脏外科尚属空白，心内科对此束手无策，故我的病被称为“不治之症”，专家背后曾评估我只有3～5年寿命。　　当时我是地道的医盲，后来逐渐悟出：有“知” 才能有“行”，唯一的途径就是学点有关心脏病的保健知识，用知识保护和延缓生命。于是下决心利用一切时机和条件刻苦学习，如在诊治过程中和医生交朋友，不耻下问，凡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尽可能多懂点有关心脏功能、结构、发病机理和养护知识。为此还长期订阅了好几种医学方面的通俗报刊杂志，摘要记载有关资料并身体力行，至今数十年常学不辍。　　我用知识保护着这台“生命的发动机”。结果我的生命不仅大大超出3～5年的“大限”，还坚持了30年的正常工作，周围同志和经治医生无不称奇。　　1989年一个严冬的午夜，我突感心慌异常，胸闷憋气，这本是心脏病的常见症状，家人劝我服镇静药，次日晨再去看。但学来的知识告诉我，这可能是急性心衰的征兆，即去医院急诊。不料中途即气急难耐，口鼻喷血。经协和医院急诊紧急抢救，我才从死神手中被夺回。经治医生感慨地说：“幸亏你来得及时，晚一点就可能失去抢救时机”。　　1991年，在山穷水尽的时候，真的迎来了我国心脏外科的柳暗花明，遂入住心脏病专科医院——阜外医院准备接受手术。手术前做心导管检查时又发现两支冠状动脉狭窄达95％，随时会发生致命的心肌梗死。因此，必须在换双瓣的同时再搭双桥，手术难度和风险成倍增加，心内科专家和家属、亲友都劝我保守治疗。怎么办？我对自己的心脏病情况了如指掌，我想与其坐以待毙，何不勇敢一搏。于是力排众议，微笑着上了手术台，手术竟大获成功。　　我有意识地学习有关肿瘤的防治知识，及时发现过一些“险情”：儿子幼时便血，通过目测观察到有块状和条型血迹，我首先想到的不是痔疮，即送儿子到医院做肠镜检查，结果确系癌变率极高的多发性肠息肉，当即做了镜下摘除。还曾发现我大女儿耳廓生一红褐色隆起物，医生曾疑为基底细胞瘤，随即做了外科处理。　　　　常言道：养生重在未病时，患病方悔学知迟。我夫妇二人均为糖尿病患者，都懂得该病可以遗传，因此，三个子女都特别重视生活的合理安排，并购置了血糖仪，定期监测，做到有备无患。　　我和老伴已岁至耄耋，婚至“钻石”，诸多老年病也不期而至，我们将所学知识结合实际参考应用。既不麻痹大意，也未草木皆兵。既牢记医嘱，又能准确地把病情回馈给医生。　　我还主动承担了家庭卫生监督员的任务，不仅帮助老伴买菜购物，还经常提出一些改变不健康烹调方式的建议。通过学习卫生保健知识还促进了家庭和睦，家庭和睦又有利于全家健康。”　　看过郭爷讲的故事，太叫人受启发了，知识使人明智，明智使人健康。　　三国的曹孟德曾在《龟虽寿》一诗中说道：“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郭爷用自己的实践，证明曹操所言不虚。　　我们衷心祝愿郭爷和王阿姨百年好合、百岁偕老，永远健康，天天快乐！　　　　　　
　　10、还是这家牛　　六十年代初，连排别墅楼的32号搬进了一户新人家。32号里本来住着吴蔚然家和另外一户，现在又新加进了大小五口人，使32号楼里立马热闹和拥挤起来。　　新来的人家男主人姓陆，大名陆如山；女主人姓吴，叫吴冠芸。三个十来岁的男孩按年龄大小分别叫陆颂芳、陆颂吴和陆颂联。陆家住在32号第三层的阁楼里，连排别墅与独立别墅不一样，连排的阁楼高，可以住人；独立的阁楼比较低矮，只能存放物品。　　陆爷陆如山，放射生物学专家。日生，浙江宁波人。1943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毕业。1954年留学苏联莫斯科第一医学院研究生院（小儿子陆颂联，名字与此事有关），1957年获生物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四川分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核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放射医学与防护学会副主任委，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1962年与人合作系统阐述了急性放射病出血机制和凝血系统变化的意义、5－ＨＴ在急性放射病出血机制中的作用与体内代谢的途径，证明了5－ＨＴ与血小板的变化关系。　　在瑞士出任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在他担任世界卫生组织(WHO)助理总干事期间，作为联合国系统的一位高级官员为国际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　　1988年就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所所长、图书馆馆长，成为我国医学信息工作的牵头人，积极参与、指导和协调了中国医学信息网络和中文生物医学文献库等的组建。先后发表80多篇论文，撰写、出版数部专著，科技成果获得过全国科学大会奖和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陆爷的夫人吴冠芸阿姨，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大名鼎鼎，也是个人物（二子陆颂吴，名字与此有关）。　　吴阿姨杭州人，日生，小时候就读于上海南屏女中，后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1946年毕业，留校任化学系助教。建国后，她分配至上海华东师大任教（讲师）。1953年她由教有机化学改为教生物化学，由此步入生化领域。1961年调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现在基础医学研究所的前身）生物化学系，在梁植权手下工作，开展核酸研究。经过四年努力，研究工作取得了成绩，1978年获得卫生部嘉奖。 　　吴阿姨的突出贡献集中在二个方面：遗传病的产前基因诊断和中草药抗癌疗效原理的研究。她是在中国首先建立起一系列遗传病基因诊断的新技术、新方法并推广应用，取得显著的社会效益。她也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中医药疗效原理开拓者之一。1987年被世界卫生组织任命为WHO遗传病（地中海贫血）社区控制合作中心主任。她发表论文百余篇、编著出版专著五部，培养了不少有突出成就的人才。　　退休后，吴阿姨热衷于慈善捐助和书法绘画。吴阿姨画得工笔和写意水墨画，意境深远，用笔讲究，有齐白石风骨，承吴昌硕精髓。医科院基础所给她专门开过画展。她还给新长城项目持续捐赠了近10万元人民币，用于帮助贫困学生。她说，“只要我活着，资助就不会停止。我要是不在了，老伴还会坚持下去。他身体比我好。资助这件事总要有人做下去。将来还有我的几个孩子。”吴阿姨说这话，可不是放空炮，咱接茬儿说说陆家的孩子。　　六十年代初，陆爷仨儿子转到北京上学，老大、老二已上中学，老三上小学。他们与外人招呼，都讲带有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兄弟相互交谈，还是叽里呱啦地“阿拉堵乍哈、侬拉格卜”的扯上海方言，为此没少受59号院孩子们笑话。　　陆家哥仨对此全没当回事，尤其老二陆颂吴，风风火火，性情豪爽，很快与张宪乐、张克君、高宪、刘伟民、刘如光、梁端、宋业亮、张峰等厮混在一起，好的如漆似胶、不分彼此。记得陆家在阳台上用床板搭了一个野路子的乒乓球台，一帮孩子经常在那里切磋球艺，比高比低，玩得不亦乐乎，经常忘记回家吃饭。　　68、69年，开始“上山下乡”运动，陆颂芳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分到18团9营88连搞机务，后回到北京，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研究所工作了约30年，又在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工作，直至退休。阿芳一直从事生物医学工程（医疗器械）领域的工作，曾承担参与自然基金、国家攻关、重点课题等项目的研究，也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进修交流，2000年获得正高级职称（阿芳名字与何有关，尚属争议）。　　陆颂吴下乡到了陕北延长县黑家堡镇。那个地方当时经济条件怎么样？穷！贼穷！穷的钢钢的。老百姓日子过得怎么样？苦！忒苦！苦的嘎嘎的。据说阿吴与王克勤的二女儿吴北玲住邻村，知道不少吴北玲在农村当知青的第一手情况。以后就是回城、上学、工作，一路打拼、奋斗。2006年，阿吴以法人身份，注册成立了新疆凯涟捷石化有限公司，出任董事长。该公司由银邦海外有限公司与巴音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注册资金11090万元。以生产销售顺丁烯二酸酐（简称顺酐）为主要经营范围。　　顺酐是干嘛的？告诉您，那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是目前世界上仅次于苯酐和醋酐的第三大酸酐，主要用于生产不饱和聚酯树脂（UPR）、醇酸树脂。此外，还可用于生产一系列重要的化工产品，在农药、医药、涂料、油墨、润滑油添加剂、造纸化学品、纺织品整理剂、食品添加剂以及表面活性剂等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可赚钱了。　　今年以来，他弟弟陆颂联接任公司董事长，出席各种业务活动。　　而阿吴在北京望京大西洋新城小区买了房子，因房屋质量与售房合同问题，前阵子他代表一帮业主维权，正忙着接受媒体采访，与开发商理论呢！　　
小弟弟阿联曾在大连海运学院上学，出任过美国泛洋海运公司总经理、上海北海船务有限公司执行副董事长。日当大连海运学院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后，做为校友的陆颂联，向母校捐赠100万元人民币设立泛洋海运教育基金，用于奖励优秀教职人员和学生。　　　　　　
　　11、女孩们的玩意儿　　
玩是孩子的天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59号院的女孩子们都玩什么呢？文章《外交部街59号院的孩子们》写了一些，比如弹钢琴、养蚕等，还有许多没展开、没说全，这就再跟您念叨念叨。　　
女孩们其实最爱的户外活动是“跳皮筋儿”。这既是游戏也是运动，玩起来人可多可少，单呗儿一个也能跳，不过得先得寻摸好两头能挂橡皮筋的小树。当然是人越多越热闹，人越多跳得好的孩子越来劲了。　　院里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两头站着牵引皮筋的女孩，中间是神情贯注、双脚与橡皮筋交错攀缘、全身协调舞动的竞技者，旁边都是围观和等待上场的孩子们。　　“小皮球，香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大家共同诵念着不知从何而来的“皮筋谣”，伴随童谣的节律，跳者完成规定动作后，皮筋高度逐渐从脚腕、膝盖、腰部、肩部到了头部，最高的是将手臂完全向上伸直，皮筋挂在指缝里。这对任何跳皮筋的孩子绝对是个挑战。皮筋跳得好的，首属郭晓荣，吴北玲和李红跳得也不错。郭晓荣能侧身抬腿、轻而一举地用脚尖钩住高高在上的皮筋，引的大家羡慕不已。她还经常教小点儿的孩子跳，带出了好几个徒弟。　　“跳房子”也是女孩儿们喜欢的游戏。这种游戏先用粉笔在地上依序画出格子，表示单脚或双脚进入的区域，其中必得有“井”，跳到井里自然是输了，单脚双脚跳错了步，也是输。最难的是：到达尽头后，要在跳起同时转身再进入单脚站立的“房子”，这是很多孩子做不好的动作，它要求身体具备很好的灵巧性和协调性。李小莉个子比较矮，皮筋跳不过大家，但弹跳好，很灵活，跳房子绝对是把好手，每次“跳房子”她都拔得头筹。在新开路小学同学比赛时，她也是种子选手。自她一出场，别人往往就“没戏”。　　再数下来，女孩子爱玩的就算“chua拐”（即“扔包抓拐”）了。这种游戏得有玩具，就是：四个猪脚上的关节“拐”骨，还有一个比鸡蛋稍大、里面装满小豆或沙粒的圆布兜。具体玩法是：先将拐骨抛撒出，拐落下分“面、背、壁”三种状态，背一个5分、面一个10分、壁一个15分，所以撒拐也是很有技巧的。扔包后，选状态相同、积分最多的抓取，积分多者胜。　　抓取时动作够复杂，要单手向上扔包，还是这只手快速将相同的拐抓住，并及时将包接在手上。没抓全拐或没接住包都算失败，换下一同伴玩。　　这种游戏既练脑子也练手和眼，脑子要算积分，眼睛要看准“拐”的位置和“包”的下降速度，手要灵活、快捷地抓“拐”接“包”。动作一个不到位，要不抓不全拐，要不抓错了拐，要不接不到包，要不接包时掉了拐。总之，玩好玩溜挺不容易。印象里，金蕾玩得好，她撒拐如扇面，抛包一条线，抓拐接包不用看，算分全在心里面，院里没有能玩过她的人。　　至于跳绳、沙包掷人、过家家等，孩子们也都玩，不过最常见、最精彩的，应该还属上面三种游戏。　　　　
　　12、男孩们的玩意儿　　　　59号院的孩子与京西军队大院的孩子不同，也与胡同里的孩子不同。军队大院孩子动不动就比爹妈官儿的大小，对等级制度很敏感，特权味道重；胡同里的孩子，说话一抹京油子味儿，讲究现实和贫富。　　59号院里大知识份子居多，行政、党务干部中不少也是干医改行的，由于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和当时专家教授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子女无形中养成了崇尚知识、追求理想、喜欢模仿、羡慕动手能力的品德，以及既不十分清高也没那么实用的性格，　　80后不少孩子，脾气秉性往往是反的，男孩奶油味重，好多像女的，总喜欢宅在家里，缺少担当和虎气，甚至连淘气劲也看不到了；而女孩又缺少温柔，不会家务，不善体贴，办起事来粗拉拉的，像男人。　　五十年代里，59号院的男孩子可不一样，几乎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谁都有淘气的事，每个人都能写成本有趣的故事书。　　那时，男孩儿最喜欢玩弹弓，因为它制作简便，是发射类的工具，与枪炮有着基本性能，可以打鸟、打蜂窝和知了，也可以打树上结的果子，所以受到很多男孩子的青睐。粗铁丝、皮筋和结实的皮子或帆布是做弹弓的必备材料，东西准备齐全了，用钳子、锤子、剪刀不消半小时，就能做成大方、美观又很实用的弹弓来。　　当然，弹弓性能如何，全在皮筋和弹丸。那时，皮筋主要有两种：猴皮筋、牛皮筋。猴皮筋便宜，色彩多且好看，一分钱五根，但是弹力差、易断裂；牛皮筋是黄色透亮的，一分一根，韧劲大拉得长。一般一边用8根牛皮筋双着一环环连起来，弹射力就很强了。也看到有人用松紧带或气门芯代替皮筋的，实际上都不如皮筋用起来更换着方便。　　弹丸最好当然是废滚珠，其次是合适的石子儿，肯花力气的，用黄胶泥撮成球再晒干，使起来也不错。　　我曾看到刘胖子有一把十分精致的弹弓，弓架很小，弓柄较长，用粗钢丝窝成很漂亮的流线形，中间用红铜丝缠绕数圈，美观光亮，很是吸引眼球。奇怪的是，弹弓每边仅有一根皮筋，包弹丸的皮子也是极窄小的一条。他见我疑问重重，随手从裤袋里摸出几粒子弹，我定睛一看，原来就是用钳子将粗铁丝剪成的小段颗粒。　　他告诉我，院里房子多，到处都是玻璃，没必要把弹弓做得弹力那么大，只要能保证精准有效射程达到15、20米即可。说着，他对着水泥路面射出一发“子弹”，射弹打在地面弹起时，发出悦耳的哨音，可见初速和穿透力是不容小觑的。据说，他曾用这把弹弓打下不少知了和雀鸟。　　弹球、掸三角是男孩间最普遍的游戏了。弹球数张克君、刘伟民、陈韶山玩的好，小小玻璃球在他们手里，如同就是长了眼睛的小炮弹，二、三米内瞄哪打哪。高宪就不行了，虽然爱玩，但他是用大拇指指甲盖弹，俗称“挤豆”，要弹远必得靠手腕去“胬”，所以打不准，输了不少球。　　掸三角是要用自己的“三角”将对手的“三角”掸翻取胜。所谓“三角”，用香烟外包装纸叠成，因此收集香烟包装纸，成了许多孩子的嗜好，家里大人有吸烟的，只要买回香烟，不少外壳就早早让孩子给扒了下来。　　三角的好坏取决于烟壳的质量，中华牌、牡丹牌烟壳厚实、纸质好，大前门、黄金叶、哈德门中等，飞马、大生产最次。张根生和宋业亮总能不时拿出崭新的中华和牡丹三角，把其他孩子手里的杂牌三角赢得一个不剩。　　再下来就属做响炮了。所谓响炮有两种，一种是用自行车轮的辐条对窝后做成，将火柴头置入蜗槽内，用力将辐条一端磕向硬物，火柴药粉在压力和摩擦力作用下发生爆炸，发出鞭炮样响声。　　还有一种是用木质线轴做成，即先将铅质牙膏皮熔化，灌入线轴中孔，再将线轴相对两端的外侧削或烫出凹槽，找三根适度铁钉用皮筋固定在线轴两侧和正对孔眼正中处，线轴尾端连接几根布条当尾翼。只要将火柴头放入铅窝，高高抛起木轴响炮，水泥地面与中间铁钉碰撞，随即发出爆炸声。这种玩具，几乎在59号院的男孩子里人人都有，虽属爆炸物，但能量有限，还是很安全的，没有出现过什么事故。　　再说说“飞刀”和“飞镖”。六十年代初，上海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影片，名叫《飞刀华》。这部片子讲述了杂技艺人华少杰，幼年父母双亡，受地主和儿子牛耀祖的虐待外逃，被义胜班班主收为义子，学得一手飞刀绝技的传奇故事。影片公映后，孩子们被影片主人公的豪爽、绝技所感染，都想成为“飞刀华”式技艺超群的人物，纷纷因陋就简制作出“飞刀”或“飞镖”，对着门板、树干一顿乱剁，还时不时举行比武竞赛，切磋刀法和镖法。　　张宪乐、张峰、张岭对此最热衷，张宪乐哥哥叫张宪民，当时好象考上了政法大学，他对即将成为警官的哥哥很崇拜，对练就一手克敌制胜的飞刀绝活就更着迷了。这仨孩子，用旧铁锹、旧菜刀做成飞刀，刀尾拴上红布条，几把别在腰上，有空就练，不久还真找到了点准头儿。据说，后来有的地方出现伤人事故，学校老师和家里大人严厉制止，这种玩具和游戏才逐渐销声匿迹了。　　当时院里孩子还有感兴趣的事，就是到三个大洞的门口看牲口。北京市周边农村经常有驭手赶着马车，将土豆、、白薯、西红柿、大白菜等农副产品直接拉到外交部街西口内出售。孩子们对农产品没兴趣，但对两样东西很稀罕，那就是牲口和鞭子。　　要分清驴、马、骡，对城市孩子并不是太容易的事，得请教车把式，这时赶车的农村老汉或小伙子，就会操着不同于北京市的口音，指点孩子们观看牲口耳朵和尾巴，大家才明白耳朵最长的是驴，最短的是马，马尾从根部分开，驴尾分得最短。　　赶车的鞭子，拿在车把式手里，甩得“啪、啪”脆响，孩子们总想也试试。乘驭手们中午去街头小饭馆吃饭，拿下插在车辕旁、用细竹子拧成的鞭杆，学着老乡的样儿，轮流甩了起来，可就是发不出任何响声，孩子们明白了一个道理，看起来简单的东西，不掌握诀窍、不经过反复练习，是根本不成的。　　一次，红星人民公社来了一挂马车，着实把院里孩子镇住了。红星公社是北京郊区的示范点儿，国营的。拉车的两匹枣红马又高又大，比农村老乡的马足足大一倍，马蹄都有菜盘大，马车也是四个胶皮轱辘的。　　一帮孩子还有几个大人围在马车前后议论着、指点着，赶车师傅看吸引了这么多人围观，　　也觉得自己挺有面子。他骄傲地指着打着响鼻、前蹄不断刨动的高头大马说，这是苏联顿河的挽重马，是从乌克兰进口的，用于改良我们的马种。这种马力大无比，每匹都有一吨上下，吃的东西也讲究，精草、麸子、黄豆一点儿不能少，鱼粉、鸡蛋和维生素时不时就得加上，洗澡、梳毛、剪鬃、饮溜比人都难伺候。一席话，听得大家都傻了眼。　　至于其它的玩意，如斗蛐蛐、养鸟养蝈蝈、养鱼养蚕，困难时期养鸡养兔，许多孩子都亲自经历过，想必谁都能引发出一段童年生活的记忆和感慨。　　　　
　　13、危险的游戏　　中国是个喜欢建墙的国度，其代表作当属万里长城了。过去县城以上的城市，无不建有厚厚结实的城墙，边远地方的乡绅财主怕别人抢，自家院子也要搞个“干打垒”的墙，俗称“土围子”。　　用墙把自己围在中间，觉得人身、财产挺保险，殊不知，四面是墙中间种树是个“困”字，而四面高墙中间住人则是“囚”了。这种建墙的习惯，按照现代医学心理学的诠释，叫做“安全意识强迫综合症”，有这种毛病的人则是“安全意识强迫症候群”。　　欧洲人从中世纪后，就不怎么垒墙了，美国佬几乎就不搞那“劳什子”，人家连总统住的白宫也没墙。可他们到咱中国搞建筑，不得不入乡随俗，多少都得接受儒家思想和文化的熏陶，也变成了重视建墙，舍得花钱建墙的“墙壁达人”。看看59号院里有多少墙，您就明白了。说点数据您听听：据目测估算，2.8米的外高墙约870米，1.7米的内矮墙约720米，加起来足有三里多地。　　建墙全部用与建别墅一样的赭红色烧结耐火砖，强度高，特结实，就是现在打钻装空调，工人师傅拿着高速钻机还直发憷，硬啊！当年人们管这种砖就叫“钢砖”。有人算过，如果不修墙，用这些上等好砖足足可以再建四幢美式乡村别墅。　　从1921年59号院修得，40多年高、矮围墙都极少上人，可到1963年后，院里五十年代初出生的那帮男孩子，如宋业亮、张克君、梁端、刘如光、钱佳声、陆颂吴、张宪乐、高宪、张峰、张晶、刘伟民、梁小叶、张根生等长成半大小子后，墙上就热闹开了，他们已经不满足在地面玩踢罐、剁刀、弹球、下棋、打球这些普通游戏，楞是把自己的游戏场挪到了几米高甚是危险的墙头上。　　起因在一部电影。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了《铁道游击队》，说的是山东枣庄地区我党领导的一支游击队，行动在铁道线上，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的传奇故事。电影是黑白片，典型人物塑造很成功，主题歌词美曲亢，朗郎上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至今传唱不息。六十年代初，学校过队日，组织同学看电影，扒火车、骑骏马、打洋行、炸铁轨、飞车搞机枪——刘强、秦汉、小坡那一个个英雄形象深深印入59号院男孩子的心田。　　6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正是“春风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时节，钱佳声、刘如光、张宪乐、张峰、高宪几个聚在29号楼（梁植权家、劳远绣家）北侧聊天，讲到《铁道游击队》这部电影，刘胖子对“得儿乐”说，“飞奔着的火车咱们肯定上不去，上去也扒不住”。　　“那可不一定”，钱佳声不服气地插话，他接着说：“我觉得，只要练上几回，照样能窜上飞车”。　　“得儿乐”、张峰立马接过话茬，指着29号楼的北墙对佳声哄道“上去扒个试试”。　　先介绍一下：59号院的美式别墅都有地下室，地下室高出地面近一米，地下室外墙与一层连接处用花岗岩修建了很窄的弧形肩坡，墙面是清水墙工艺，即直接用砖砌，墙面不再抹灰。搞过建筑的人都晓得，清水墙工艺标准高，砖和粘接物都要上乘，砌工没有经验、手艺不过硬根本弄不成，所以墙上砖与砖之间会有小小的砌缝。　　大家一哄，佳声没了退路，只好上墙一搏。只见他快跑几步，依靠冲力跳到墙上，脚尖蹬在光滑突起的小墙肩上，十个手指紧紧抠住砖墙缝隙，有如一只准备捕捉昆虫的大壁虎稳稳贴上了墙壁，大家齐声叫好，佳声在大伙儿鼓励中沿墙慢慢平行移动，经过几个窗户台，最后终于到达阳台的铁围栏。随后，几个孩子纷纷效法，其中也有中途掉下来的，谁掉下来，肯定不服输，从头再上，直到圆满走到阳台才罢休。很快，这种扒墙游戏传播到院中几乎每个男孩儿，扒墙移动的场所也换到了更长、难度更大的30号楼（黄家驷家）、41号楼（金荫昌家）的北墙。　　一段时间后，大家觉着在墙上扒来扒去不过瘾，尤其是衣服紧贴墙面，经常弄得灰头土脸不够爷们样，正商量换个什么玩法时，陆颂吴站在42号楼（胡正祥家）与41号楼（黄家驷家）之间的墙上大声嚷道“上来看看吧”。呼啦……，一帮哥们儿一个不拉，全上了墙。　　59号院最高的墙2.8米，墙顶面只有约40厘米宽，10到13岁的孩子绝不是个个敢上去的。恐怕今天玩电子游戏长大的宅男也未必敢上墙一试。我在孩子帮中年龄最小，记得那时，刚上去往墙下一看，那么高，地面全是水泥的，也是身上直冒凉气，迈步打哆嗦。“克妞子”张克君告诉我，上墙后眼睛不要往下看，盯准正前方一个东西走直线就没事。按照他的经验，跟着伙伴在墙上趟了几次，胆子越来越大，不但敢迈步行走，后来还敢小步跑着走了。　　最长的高墙在院子西侧靠米市大街那一段，南头是一家卖条帚、铁桶、洋锹的杂货店，北头是一家卖布匹、文具的小商场，距离约有四十几米，上墙就能看到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们，59号院的男孩经常一个接一个地在墙上行走，引得街上的行人不住仰头观望。孩子们把这种危险游戏称为“练胆”，认为是对自身的打磨，也是对英雄人物的一种有效模仿。　　接下来，“墙头行走”又有了新的换代升级版，就是从高墙跳高墙、从高墙跳低墙。　　59号院通道两边的墙距离一米多，从这堵墙飞身跳到那堵墙至少要掌握三个要领，“弹跳力度适当、身体姿势协调、落点把握准确”。如果弹跳力度小，没到对面墙上肯定会摔下来，力度过大也有危险；身体姿势不对，平衡没法保障，即使出现意外也难于防范和补救；最后，落点最关键，必须得眼睛看准、迅速缓冲、站稳脚步，方能完成动作确保平安。钱佳声就是在一次“跳墙”中疏忽了，以至摔断了手臂，整整二个多月胳膊上打着石膏，雪白的绷带绕过脖子吊在胸前，与他同住一楼的梁端关心地问他“疼不疼”，佳声居然昂着头，像上甘岭阵地上的战士似地回答“只是受点儿小伤，离心脏远着呢”！当年那帮孩子们，讲起钱佳声吊绷带的情景，一致认为那既是勇敢的“范儿”，也够爷们的“酷”。　　独子钱佳声受伤，他妈妈劳远绣大夫心痛得不得了，同时也引起了孩子家长们的高度关注，居委会负责人老祝、二苏等看到孩子见天在墙上猫着、活动着，也油然生发出强烈的无产阶级责任感。在家长和居委会双重“打压”下，兴起年把的“扒墙移动”、“墙头行走”、“墙间跳跃”游戏，终于在无音乐伴奏声中快速地落下了帷幕。　　修建在逶迤险峰之颠的万里长城，没能挡住匈奴、蒙古和八旗军的铁骑，梦想守土保国的朝廷最后家国不保；西方列强依靠坚船利炮攻城掠地，一直将自己无形的“墙”延伸到实力所及之处。新时期的中国，依靠改革开放，杂碎思想窠臼，打破观念“墙”的禁锢，面向经济蓝海、知识蓝海和疆域蓝海，与列强们在经济、金融、文化、空间和军事的竞技场上角力，使世人再无敢轻视。　　59号院的孩子，似乎早就懂得“勿墙”的哲理，早就将“墙”置于自己幼嫩的脚下，当作儿时游戏的道具。后来，他们之中有的上山下乡，有的参军做工，有的出国留学，纷纷在各自岗位为民族和国家贡献聪明智慧，成长为专家、教授、领导和CEO，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知道这些，您能不为他们感到骄傲和自豪吗？！　　（看到此文的任何人，尤其是59号院现在的少年儿童们，切记万勿模仿。如有尝试、忆旧的模仿者一旦发生事故，本文概不负责。）
　　14、尘封的秘密　　59号院里，不为人知的事情有多少？恐怕谁也说不清。　　今个儿，咱先掰持二件听听。　　新中国建立后，院里住户迅速增加，近百户住家，好几百口子人，十五六年里，见天在院子进进出出，但许多大人以及所有的孩子，谁也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在十字架上行走，并围绕十字架生活着。　　“十字架”？咋一听吓人一跳！这到底怎么回事？　　“文革”开始后，医学科学院的造反派在发行的小报上刊出了一篇文章，标题是《揭露帝国主义精神毒害和文化侵略的罪证》，披露了59号院整体设计就是个大十字架形、南门三个拱洞代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并对丑恶的美帝、教会及其卑鄙伎俩加以大批特批。　　在院里居住、生活和玩耍多年，相信许多人谁也没仔细寻摸过院子的形状，这一说再一想，可不，还真是个十字样儿。　　从南大门经院中轴线到北后门是十字那一“竖”，联排别墅前水泥道路中间的大草坪构成了十字的“横”。也就是说，院里所有美式乡村别墅楼和英式灰楼是围绕这个大十字布局建设的。　　当年，造反派们并没有展示出原始的建筑规划图，也没有原始建筑设计人员的证言证词，当然那个年代，“爷说咋着就咋着”，是没人敢与他们叫板问究竟的。　　这事儿一搁几十年。　　不久前，网上一哥们重提此事，还带出了院里美式别墅楼用银锭奠基的传闻。　　为了却这一心结，下决心托朋友“大头”，邀请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资深老专家到院里来了一趟，就为一探究竟，解开这个谜。　　周三晌午，一辆白色别克车停到了院门口。下车后，“大头”指着身旁两位介绍说：“邢总工、何博士”。握手时，被称为何博士的上海小伙子赶忙说，“我是邢总的研究生兼助手，邢总是我们这个行道里的知名专家”。　　邢总陕西人，中等个，体形偏瘦，六十大几，头发花白，戴一副黑边眼睛，两眼有神，精神矍铄。　　他握着我的手，如同老相识般热情地说，“你们医学世家有福气，住在这么好的地段，在协和这么有名的医院上班，今后找你看病可得多关照啊”！　　“当然、当然，但最好您还是硬硬朗朗的，别进医院门”，我打着哈哈，调侃地回答。　　说着，进了大院。何博士拿着相机从始至终就没停过，咔嚓、咔嚓照个没完。　　转了一大圈后，老专家脸上笑咪咪的。　　我看着专家轻声问到，“真是按十字架建设的”？　　专家点点头，指着联排别墅说：“美国人自由、平等意识很强，院里空间完全允许将联排别墅中的偶数前移，别墅既可全部成为独栋，私人活动空间也可更大。如果只为创造更大的公用空间，也可将所有独栋楼设计成二户、三户的联体别墅，但这些方案都没采取，反而设计成现在这种状态，你还能说是无意的吗？！肯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　　专家点上烟接着说，“欧美建筑风格有许多种，比较古典的是哥特式、巴洛克式和拜占廷式，其中拜占廷式特别喜欢将建筑设计、修建成平躺的十字形，横竖交汇点处往往建有很高大的穹顶，欧洲和许多曾经的殖民地国家，这种房子并不少见”。　　看着专家香烟上袅袅升起的淡蓝烟雾，我不好意思地发问，“咱们国家有按十字架设计建筑的吗”？　　老专家掸掉烟灰，很干脆地说“有”！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个宏大的大上海建设计划，准备用20年时间，要在现在上海的杨浦区江湾五角场周围建设新的市中心。1930年开始动工，建造了上海市政府、市博物馆、市图书馆、航空博物馆、市医院、体育场、国立音专、江湾机场、虬江码头和一大批住宅。修筑了五十几条道路，开通了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线路。并于1936年，在江湾体育场举行了解放前最大规模的全运会。1937年爆发的日军全面侵华战争，使大上海建设计划中途夭折，十分可惜！”　　“大上海建设计划共要修筑300多条道路，所有道路分别以”民国上海市政府“为路名开头，但到1937年，完工了50多条，以“国”、“民”、“政”、“府”为最多，计有：国权路、国达路，民风路、民生路，政本路、政立路，府学路、府村路等等，构成了上海五角场地区的一个特色，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而整个建筑群设计的核心部分，就是一个严谨且十分艺术化的巨大十字架。”专家咳嗽了一下，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这个大项目是宋美龄主抓，你应该了解，宋女士是虔诚的基督徒”。　　说到这里，何博士插嘴到，“上海博物馆展厅里有当年的设计效果全景图，俯瞰时，建筑物和街道汇集成的大十字历历在目，非常鲜明”。　　“知道基督教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吗”？这回轮到专家问我了。　　“代表救赎呗”，我吃不准地回答。　　“有道理，但不全面”，专家知识十分渊博，他接着说，“人类与十字架结缘很早了，赋予十字架的含义也是多种多样。十字架信仰进入基督教之后，基督教教义相信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随后重新复活。所以它有”生命和复活“的涵义，并因此成为了基督教的象征”。　　“基督教的十字、佛教的卍字、伊斯兰教的新月、道教的八卦和阴阳鱼，是标识，也是信仰的代表，世人对它们均应有足够的尊重。不是有个国家，就把中国李耳（老子）做为教主的道教标识“八卦”弄在了自己的国旗上，该不会哪天又跑到世界什么组织注册成他们的专属专利吧？！”　　站在著名外科专家黄家驷先生住过的40号别墅楼前，邢总工程师对我说，“联想到你刚才介绍院里美式独栋别墅共有8幢、联排别墅共有8门，这是由于基督教对数字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摘下眼睛，边擦拭边侃侃而谈。　　“‘6’是魔鬼数字，在圣经里666意味着邪恶；“7”则是完全数字，因为上帝创世后第七天休息；“8”是新造之数、完美的数字，因为基督在第八日复活，婴儿在第八日受割礼，诺亚一家八口进入洪水后的新世界，大卫排行第八等等。所以8幢、8门，也不是随心所欲弄出来的，这里面渗透着基督教的文化”。　　我没有基督教知识，听邢总讲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