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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长征丨中央为何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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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解码长征丨中央为何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
为何率红一主力先行 这是张国焘坚持错误方针，主张南下的电文（资料照片）。
新华社北京9月5日新媒体专电题：中央为何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
李赟、李兵峰、马艺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两支部队拥有10余万之众，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苏区根据地”。8月3日，红军总部颁布《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兵分两路经草地北上，左路由朱德、张国焘指挥，右路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底右路军走出茫茫大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巴西地区，等待左路军靠拢，共同北上。但是，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突然率红一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为什么中共中央要在与左路军会合之前，率领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呢？
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顽固坚持南下
张国焘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举手同意北上，但后来却出尔反尔，一再企图南下，准备在地瘠民贫的川康边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想避开国民党中央军，偏安一隅。
为此，他百般拖延部队北上行动，致使松潘战役计划被迫放弃。在红军总部颁布《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兵分两路北上之后，他仍几次三番想带部队南下。
后来，中共中央和前敌指挥部联名致电左路军领导人，规劝张国焘“立下决心，改道北进”，并历陈南下的诸多弊端。张国焘对中央再三劝告置若罔闻，顽固坚持“乘势南打”的错误主张，并命令所属立即部署南下。
张国焘大肆向党要权，不服从中央指挥
在已经被增补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情况下，张国焘倚仗枪多人多，以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继续肆无忌惮地向中央要权，甚至借陈昌浩之口提出让自己担任军委主席，还要求大批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
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中央满足了张国焘部分要求，任命张为红军总政委，部分红四方面军干部增补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但张国焘还不满足，继续拖延北上。
9月初，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才不得不继续前进。但当左路军先头部队进至嘎曲河时，张国焘又借口河水上涨，停止了前进，并电告中央和右路军领导人，公开反对北上，提出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
在此情况下，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和刘伯承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朱德亲自到河边观察，并派警卫员下河探测水深，发现队伍完全可以涉水通过，据此多次提出要部队过河北上。但张国焘不仅继续按兵不动，还煽动个别人员对朱老总施压。
为贯彻既定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冲突
张国焘为实现南下目标，对中央决定置若罔闻，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
早在两军会师后的7月，张国焘就在红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9月8日，他电令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服从，则将其扣留。
9月9日，张国焘电令，要求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经紧急磋商，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
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后，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和随其行动的红一方面军第5军和第32军南下，于10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为“主席”，并通过其“中央”的组织决议，公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对于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的决策，日至31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总而言之，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是在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以武力胁迫中央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党中央的被迫之举。
历史证明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一是避免了红军间可能的武装冲突，保存了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力量，维护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建军原则；二是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并最终落脚陕北，为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三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先行北上的成功实践，使广大红军官兵，在事实面前，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和分裂党、红军图谋的本质，为实现全军的集中统一指挥，创造了根本条件。
(原标题：解码长征丨中央为何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
本文来源：新华社新媒体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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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北上”还是“南下”：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抉择与转折
经济观察报书评马维
[摘要]八十年之后，人们对于这段被历史教科书笼统地称作为“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仍然知之甚少，这段历史，似乎总给人以扑朔迷离的印象。1960年10月，与毛泽东阔别二十四年之久的记者埃德加·斯诺再次来到中国。这位最早向全世界报道“长征”的西方人，很快就以其职业的敏锐，感到中国经济的运转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尽管毛泽东与他进行了数次兴致勃勃的长谈，但这位大人物却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担忧。的确，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农村的情况自不必说，即使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严苛的粮食和食用油定量，也常会令普通人感受到饥饿的困扰。于是，斯诺问了毛泽东这样一个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埃德加·斯诺不能不说，这个问题提得颇为聪明：既不露声色地透露了自己“已经发现某些实情”，又在试探对方的反应，以便在不让对方过于难堪的情形下，设法获得更多可用于报道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毛泽东显然是听懂了弦外之音，但以他的个性，自然不会承认“出了问题”，所以，他干脆直接将话锋一转，让对方跟着自己重回长征时代——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尽管毛泽东针对斯诺问题的回答确乎是在掩饰着什么，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说实话。正如在此前一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在谈到与张国焘的分裂时所说的：“那时候靠（叶）剑英，不忘记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或许，对他个人而言，这次与张国焘的斗争，其惊心动魄程度远超其它时刻，毕竟，当年长征路上的这场争论和斗争，是自他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权之后，面临的第一个“危机时刻”，而且这还是一场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斗争，这样想来，它能令毛泽东如此刻骨铭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不过，八十年之后，人们对于这段被历史教科书笼统地称作为“北上还是南下”的斗争，仍然知之甚少，这段历史，似乎总给人以扑朔迷离的印象。例如，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为何在短暂会合后分道扬镳？毛泽东所说的“中央当俘虏”是什么意思？当时，四方面军的实际最高指挥者张国焘，是否曾发出过“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而与之相关的问题还有，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主要由红四方面军人员组成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受极为严重的挫折和极其惨烈的牺牲，以几乎全军覆灭的代价结束了失败的西征呢？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一般读者的能力范围，而只能依靠可以接触到原始档案并拥有良好的档案解读能力的学者来作答。刘统教授的《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一书，就是这样一部既能解决史学专业领域问题，又能让普通读者读来不感枯燥的现代史作品。红一、四方面军：从会和到分手事情还得从中央红军的长征开始说起。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各支队伍中，当时驻扎于江西境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方面军，又被称为“中央红军”，因为中央军委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都是随着这支部队一起行动的。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决定开始长征，这也是最先踏上长征之路的一支红军队伍。这支队伍出发时人数有十万之多，经过湘江一战，已损失过半，而当他们按照与红四方面军约定，于1935年6月到达位于川西北的懋功时，只剩下不到两万人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整个队伍“拖得只剩下了一幅骨头架子”，而且个个衣衫褴褛，苦不堪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张国焘领导下的四方面军，这支原先一直转战于鄂豫皖根据地的部队，尽管从士兵到军官，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但每个人看起来都精神抖擞、穿着整洁。这种军容和装备上的显著反差，显然会不由自主地投射到这两支红军队伍的领导人毛泽东与张国焘身上。因此，几乎从张国焘出现在第一方面军面前的那一刻开始，中央领导人对他的情感就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索尔兹伯里后来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张的面色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饥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或许，正是这种直观的对比，让毛首先在心理上产生了不快，当看到一个战士夸奖张国焘卫队的高头大马时，毛泽东训斥他说：“别羡慕那些马！”晚上的聚餐会上，双方领导人同样话不投机。而最关键的是，在会师之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张国焘提出的红军应向甘肃南部发展（即“南下”）的设想，就与中央多名领导人一致赞同的“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不能相容。不久之后的某天早晨，受中央派遣，将要跟随张国焘一起返回四方面军的刘伯承，亲眼看见张国焘正在同毛泽东大声吵架：“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啊?”也难怪，张国焘早在北大读预科时，就作为陈独秀的私人代表，直接参与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此后一直被委以重任。而相比之下，毛泽东早年的经历却远不如他风光，党内地位也远不及他显赫，他自然从来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谁知此次重逢，毛泽东已经掌握了军政大权，张国焘心里当然不会很舒服。不过，考虑到中央红军在前期损失过大，两军会合后，的确非常需要依靠张国焘手下的八万人马来实现中央的战略目标，经过反复磋商，中央军委和红军领导做出决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老部下陈昌浩等人也进入了中央军委和红军的决策层。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认为，这已经是对张国焘做出的尺度很大妥协让步，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全力支持中央的战略方针。可事情似乎并未如中央预想的那样发展，张国焘仍坚持南下。按照后来叶剑英的回忆，“当时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意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进，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 突然有一天，形势急转直下。据叶剑英回忆，此事的起因是，张国焘私下给陈昌浩发了一封电报，被他偶然看见了，电报“语气很强硬。我看到这个报告后，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毛泽东“看完电报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这天夜里，中央机关就和一方面军三军团一起开拔，与四方面军不辞而别了。那么，这份电报上究竟写了什么内容，让毛泽东最终决定与四方面军分道扬镳且趁夜离开呢？按照毛泽东后来在批判张国焘时的说法，电报上有“南下，彻夜开展党内斗争”的表述。不过，多年来，虽然研究者一直在寻找这份“密电”原件，而且长征期间所有的往来电报都完好地保存在了中央档案馆里，其中尤其包括了事件发生时期的1935年9月间每天的往来电报，但却唯独没有找到这封9月9日张国焘致陈昌浩的“密电”。也许，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事件的真实起因，也将成为一个永恒的历史之谜了。西路军：悲歌与谁说 西路军以后，由于张国焘坚持的南下战略并不成功，加之刚从共产国际归来的林育英，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对张国焘声称，斯大林本人及共产国际皆赞同北上而非南下计划（实际并无此表态），终于迫使张同意北上，自然也就使张放弃了他曾一度设想的建立临时中央的计划。最终，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了，张国焘最终也与其他领导人一起，顺利到达了陕北。那么，曾经在他指挥之下的四方面军主力，又是怎么会在刚刚会师、部队未及休整的情况下，便匆匆向西北方向的黄河岸边开进，秘密伐木造船，准备渡河西进的呢？过去，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张国焘不愿与中央会合，坚持其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擅自决定四方面军西进。也就是说，西路军的渡河与之后的失败，完全是张国焘个人的责任。不过，根据改革开放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相关辞条的介绍，此次渡河，却是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实施的，目的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开拓一个背靠苏联的根据地，其中前期的具体做法是先消灭马步芳部，再行推进。而恰在此时，西安事变爆发了。其实，早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为了保存军队，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就在不停地写信给国民党各方大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做统一战线工作，并表示愿意同国民党进行和谈，建立抗日救亡统一战线。不过，蒋介石决意要消灭红军，所以，中共中央又不得不决定积极准备宁夏战役。此前，由于跟中央闹了不少别扭，四方面军从张国焘到陈昌浩，再到徐向前，无不赞成积极准备，主动向中央请缨，派主力部队参加宁夏战役。而且，渡河对四方面军来说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找到一块相对独立的安身之地，避免与一方面军的过多接触。并且，张国焘还天真地以为，苏联方面准备了大量武器弹药，等待过河部队去接收，因此他极力催促陈昌浩等人快速出击，期待他们迅速带着苏联装备打回来，自己便可以收获满满了。这下，中央不干了，觉得张国焘又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了。于是中央决定不再实施宁夏战役，而是命令彭德怀抽调原本准备渡河的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去阻击胡宗南对陕北红军的进攻。此时，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四方面军主力早已渡过黄河，一直在盼望着原定后续跟进的一方面军早日与自己会合，却迟迟不见对方踪影。同时，中央又一再发电报，要求四方面军坚持按原计划行事。但其实，一方面，由于兵力匮乏，这样的命令乃是无法执行的；另一方面，中央对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究竟应当作何长期打算也并未考虑成熟。此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各种困难接踵而至，主要还是兵力不足，而军委的指示则总是要求他们坚守。身处一线的陈昌浩，由于背上了过去犯错误的包袱，盲目遵照上级指示指挥部队作战，更是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伤亡。由于不断失利，又想避开蒋介石的军队，西路军只能一路西进，于是自然环境就变得越来越荒凉，部队人员和给养得不到补充，此时他们虽然一直发电报给中央，希望援军能够到来，但由于中央不了解西路军已经惨败的情况，仍希望他们坚持到底，开展对马家军的斗争。西路军遵照命令执行，最终，打光了几乎所有的部队，兵败祁连山，少数幸存者只能分散活动，各奔前程，又一次踏上了充满艰险的生死未卜之路。 西路军女战士在西路军的幸存者中，命运最为悲惨的，还要数那些女战士。在红军各部队中，西路军的女战士本就最多，组成了一个妇女团，其中渡过黄河的有1300多人。西路军失败后，剩下的女战士只好躲避到山里，后来马家军趁她们在树林中熟睡之际，将她们全部俘虏，押送到凉州。关押在监狱期间，这些女战士不断受到马家军的强奸和凌辱，不少人都在监狱里病死了。有些女军官，如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等，则被强行嫁给马家军军官，备受折磨，逃出后找到历经艰辛，重新找到了组织，满以为归队了，谁承想，组织却不再承认其原先的身份，甚至不容其重新加入部队了。还有不少西路军中高级军官，或是部队打光了，或是被诬为有过“不清白”的历史，许多人即使在通过了组织的层层审查之后，仍然只能重新从战士做起。并未结束的故事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在延安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中提到：“被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线路的最后的破产。”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当年被叶剑英截获的张国焘致陈昌浩电报中，有“武力解决中央”的表述。长期以来，对西路军历史的定位基本就是围绕着这两条形成的。直到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终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增加了一条与原文意思并不一致的注释。这条注释明确了，当年西路军乃是遵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指示而非张国焘之个人意志行动的。《北上》这部书中讲述的细节也佐证了这一点：张国焘在到达延安后不久，就听取了林育英的建议，不再过问西路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事情了。至于张国焘是否曾给陈昌浩发过表示要用“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早在1982年，徐向前在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的谈话中就态度鲜明地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是没有看到过（这封电报）的。”加之前文已经提及，这封“密电”至今未曾浮出水面，因此这一曾经广为流传的说法的真实性，也就很值得质疑了。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后，中共中央终于在陕北站稳了脚跟，此时对张国焘的批判也就拉开帷幕了。与此同时，在西路军幸存者集中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兵营里，在陈云、邓发等人的主持下，一场在四方面军内部彻底批判张国焘的斗争也在进行中。经过两次大规模批判的张国焘自觉颜面扫地，希望搬出延安城，后来又听说自己亲手培养的两位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和黄超，被不明不白地杀害于迪化，张就很怕自己步他们的后尘，于是逐渐起了另谋他路的想法。他最终设法离开了延安，投向了国民党，被分配在戴笠手下做事。不过由于无法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戴笠死后，他即遭冷落。1949初，张国焘移居香港，1977年底终老于加拿大的一家老人院。不过，与他留在大陆的“亲密战友”陈昌浩“文革”期间以安眠药自尽相比，如此结局，已经算是得着善终了。（文/马维）《北上》刘统/著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6年9月转自“经济观察报书评”微信公众号（eeo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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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两方面军会合既定北上
张国焘搞分裂却要南下
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
四川懋功会师桥。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这里会师。（资料图片） 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来到云南会理。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会理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决定部队继续北上，到川西北创建新苏区。 之后，中央红军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先遣队，计划经德昌、西昌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然后过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5月21日，先遣队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刘伯承同彝族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帮助沽基家族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红军模范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得到彝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顺利通过彝族地区。 5月24日晚，先遣队赶到大渡河右岸石棉县的安顺场，歼敌二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一团第二连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击溃北岸守敌一个营，巩固了渡河点。安顺场一带水急山陡不能架桥，全军仅有4只小船，难以迅速渡河。军委决定红一师和干部团渡河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直取泸定桥。27日，主力由安顺场出发，29日晨占领泸定桥西桥头。当日下午4时，第二连的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冒着敌军密集火力攀踏铁索链，穿过桥东头敌人燃起的大火，冲入泸定城。后续部队紧跟前进，完全占领泸定城。左岸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击破敌一个团的阻拦后，也顺利到达泸定城。30日，红军继续北进。 6月8日，中央红军占领芦山，接着，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夹金山位于懋功以南，海拔四千多米，一上一下要走七十里路，高山缺氧，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有些人坐下休息就起不来了。同时，红四方面军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李先念率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向懋功疾进，接应中央红军。6月10日，攻占懋功，红四方面军总部号召全军官兵为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筹集粮食、盐、牛、羊、衣服、鞋袜等慰问品。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号召全体指战员每人每天节约半两粮、多编草鞋和毛袜支援中央红军。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见到在此迎接的李先念（从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的红四方面军是在嘉陵江战役胜利后，于1935年3月至4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向西转移，到达理番、懋功一带的）。6月14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稼祥等率部翻过夹金山来到达维，受到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 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立即赶到懋功两河口镇商谈会师后的行动问题。尚在茂县的张国焘带着警卫部队艰难行军来到两河口镇。6月25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中央领导和一方面军指战员，冒雨在镇外会场上欢迎张国焘。朱德致欢迎词，张国焘代表红四方面军讲话。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兵力达到十多万人，红军实力大大增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央领导到达川西北后，看到这里的敌情、地形、气候、给养等不利于红军生存和发展，就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张国焘不服从中央决定，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为了解决这一重大分歧，6月26日，中央在懋功两河口镇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提出，两个方面军都已离开原有的根据地，此时的关键是在什么地区创立新的根据地。还提出，新根据地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好机动；二、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三、经济条件较好。据此，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上无人提出异议，张国焘口头上也表示同意，战略方针获全体通过。6月28日，根据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确立的战略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不久，又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但张国焘却又提出了南下四川、西康的主张。那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人左右。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两河口会议时，他口头上同意北上，会后却处处作梗。取得红军总政委职位后，仍暗中酝酿南下四川、西康。 8月3日，红军总部在《夏洮战役计划》中，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当时，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已改称红一、三、五、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军委纵队大部与新成立的红军大学，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集结北上，经草地到班佑。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开始过大草地。大草地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着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天气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不慎踏进泥潭，就可能被吞没。广大干部战士长途跋涉，又缺粮少盐，冻饿交加，体质十分虚弱，很多人牺牲在草地中。走了六天六夜，右路军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来会合。 可是，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张国焘以种种借口不愿北上，还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背着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紧急磋商后，为了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军、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了这种行为，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之后，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指出：“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张国焘仍一意孤行。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作者系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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